远望此地 注 此文原载于《红岩》2017年5月号。

　　很难说，人类何时养成远望的习惯或癖好。像所有今天习以为常的事情一样，开始的时候总少不了一个偶然的小故事：某人在某时某地，意外发现，或突然做出了某个行为——比如登高远望——毫无预见地，或充满先决地，开启了他后代的一个行为模型。他是激动或沮丧的，充满领悟或全然懵懂的，今天的我们唯有少量的好奇与想象，因为这是历史中最为真实的个别性，任何虚妄的对所谓真相的严肃探究都是对它无礼的冒犯。然而，远望，这个行为，必定有某个人在某种我们永不可知的情形下第一次做出了，这是无比真实的推理——虽然它来自人类自以为是的逻辑，但直到此刻，我们仍幸运地，或可悲地无法证实这种逻辑的愚蠢所在——因此它理所当然地表达了我对远望，和第一个远望者的双重敬意。此刻我站在二道沟朝西的窗口，远望夜色中的灯火，我的视线被几幢高楼和夜色本身所阻隔，所谓远望，顶多几公里。那么真的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么？这里似乎包含了今不如昔的种种感慨，和这两句古诗内涵的某种超越性，但对我来说，它们都没有什么意义。我的远望，或者说我手里的远望，和文明的进化、道德的启发没什么关系，和高低远近的物理事实也相关不大。对我来说，远望就是朝远望去——或者朝向身影模糊的少年之我、暮年之我，或者朝向时光无尽处——而当我远望的时候，无论我站在何处，此地必定就是远方，必定是某个他者（自然包括另一时间中的我）的夜色，或是另一他者的发现和惋惜。所以，远望实际上是远望此地。从另一个角度看，此地也只有在远望中才有意义。

　　在时间的某个点上——比如2017年——总有不止一个远望要来到不止一个人类群体面前，因为各种人类群体（诗歌群体、科学群体、体育群体、政治群体等）虽然不靠远望活着，却需要用远望来疏浚和时空的关系，获得某些相对稳定的，在时空中意义存在的指认。“新诗百年”自然就是2017年这个时间点上冒出来的众多远望中的一个，对于作为群体的中国诗歌和它们的读者、研究者来说，它也可能是此一时间点上唯一重要的远望，有着十分广阔而清晰的公共意义空间。然而就像时间点本身有大有小一样，远望的本体也并非铁板一块，对于作为个体的中国诗人来说，“新诗百年”这个远望伸缩性很大，有的诗人甚至可以不去远望，或对别人的此种远望嗤之以鼻，有的诗人对这远望投入大规模的精神，以或正或反的热情“六经注我”或“我注六经”，更多的诗人则可能三五成群地同其同，异其异，友情超乎舆情，清谈之趣甚于实证之苦。实际上任何以重大话题导引的远望情形都差不多，不唯“新诗百年”特异，但在诗歌群体中的确有着别的群体较难比拟，也较难被描述的，巨大规模的公共热情和极小范围的真知灼见之间的，貌似紊乱不谐而实则微妙的结构平衡。就远望的终极意义——假设其有的话——而言，这种结构平衡比远望本身所获取的真知灼见更有启发性，因为远望几乎不具备方法论意义，而仅在一个逻辑的虚壳中纵情于混沌的想象，此种想象天然地趋向结构秘密，和它所可能的被发现能力。

　　重大的远望几乎都是无限的。无论“新诗百年”还是“五千年文明”，它们映照的都是人类公共时间的无限延续——尽管其意义或启发是相对有限的“远望此地”。然而也有一些并非重大的远望，因为其私人性质而不得不局促于有限中，比如失恋者、复仇者的回忆与遐想，或如一位诗人对其个人写作的发现与惋惜。具体到“对其个人写作的发现与惋惜”, “远望此地”必定带有某种程度的假设性质，而不必顾及公共逻辑表面的现实缜密性。简单来说，一位诗人有限的远望至少包含了两个部分：假设他人对此地的远望，假设自己在未来（比如十年后）对此地的远望。前一部分通常不需要过多的想象力，因为每一位“他人”都可以被假设为最苛刻、最恶毒的批评者，同时又是最内行的诗坛翘楚，假设他们对此地的远望，远比让他们说出他们自己的真相要容易得多；后一部分，从某个角度看，则几乎完全由想象构成：那个十年二十年后的自我约等于你推窗望见的任何一位路人，而你的骄傲和雄心又必定要你将他区别于任何一位路人和熟人——包括此刻的你自己。由这样一个未来的自我回望此地，其想象力犹如杠杆一样在你既有的智力坡度和精神速率构成的不定式两边增减着势能，但无论如何，真正的远望绝大部分是由这更加模糊的另一个自我构成的，他的想象图景的游移提供的恰恰是最明确的远望的意义：作为源码的此地，实际上不得不生长于遥远的彼时，或者说，它的创造者不是往昔、现在，而是未来。事实上，也只有未来才有能力对“此地”有所发现，有所惋惜。

　　发现是乐趣，惋惜是纯正的营养。当我们远望此地，我们会感到一首诗，或一些诗，其既有的成败，是如此微不足道。

　　2017年7月19日 远望此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