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蜜月”与“蜜月”终结后的较量

　　文帝刘恒在位二十三年，终年四十六岁，其子刘启继位，是为景帝；景帝在位十六年，终年四十八岁。二帝共在位三十九年（公元前179年～前141年），合称文景之世。对文景之世，班固在《汉书·景帝纪》赞语中有这样一个总评：

　　周秦之敝，罔（通“网”，指法网）密文峻，而奸轨不胜。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

　　班固的这一评价，大体为历代史家所认同。进入近代以来，也许国人因受长期内忧外患而又积重难返的现实的刺激，故在回望历史时，推重的多为能够革故鼎新的强势人物，而对文景一类守成和持重的执政者渐渐有些不屑起来。持此种观点最有代表性的是毛泽东。在西汉诸帝中，毛氏比较欣赏高、武二帝，称前者是一个“能办大事的”“大老粗”（《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第140页），后者“雄才大略，开拓了刘邦的业绩”（《缅怀毛泽东》上册，第206页）；对于文景则颇为鄙薄：“历史上不是提什么‘文景之治’吗？实际上，文帝、景帝只是守，是维持会，庸碌无能。”（《毛泽东之魂》，第351页）毛泽东的这种评价极具个性，表现出他作为一个富有开创性的大政治家的气度。不过我们如果联系一下汉初的历史实际，特别是从当时普通民众渴望能过一段安定日子这个角度想一想，还是应当承认刘恒、刘启是两个难得的好皇帝。司马迁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在《史记·律书》中为我们描画了一幅文景时期那种“鸣鸡吠狗，烟火万里”的小农经济“苍生和乐图”。他说：

　　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忧乱，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通“遨”）嬉戏如小儿状。孔子所称有德君子者邪！

　　在这里司马迁又用了一点文学夸张手法。但不管怎么说，连白发老翁也一个个快活得如同小儿的那种和乐的社会生活，还是让常常处于连年战乱中的后世的人们，产生无限的向往。

　　下文对文、景二世的记述，只能是一个粗线条的轮廓勾勒。按本书预定的写作要求，本章的侧重点同样是各类人物及其命运和人生况味，对施政细节及相关典章制度，只好简而言之或略而不提，尚希读者鉴谅。

　　初登极位的刘恒：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读者诸君想必还记得，当年垓下会战一结束，刘邦就星夜赶赴定陶解除了韩信的兵权，先把军队抓在手里，然后再筹划称帝即位之事。

　　现在刚坐上未央宫大位的文帝刘恒，同样想到必须争分夺秒去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京师的军队和皇宫的警卫力量抓到自己手里来。

　　尽管他知道，这对刚被从代国迎来、在未央宫毫无根基的他来说是一着险棋，倘若大臣们起而抗阻，他就只有束手就擒的份了。但明知险棋也还得走，因为成败在此一举。

　　时间就在他被拥立为帝的当夜，即公元前179年闰九月己酉日之夜；

　　地点是在未央宫前殿。

　　灯火在重重帷幕间晃动，空气里充满着急迫和紧张。

　　护卫着文帝的是那批随同入京的王国官员。他们全都忠诚不二，随时准备为保卫新登极的皇上献出自己的生命。

　　文帝第一次启用了几个时辰前周勃献上的玉玺，颁布了第一道诏书——

　　授任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二军；

　　授任张武为郎中令，巡行殿中。

　　宋昌和张武原来都是王国官员，自然绝对可靠。

　　这两项任命，实际上分割了总管武事的太尉周勃的最重要的一部分权力。

　　授任仪式居然能够顺利进行，宋、张二将已相继跪拜领命退出，文帝这才缓缓放下了那颗一直悬着的心，稍稍有了点安全感。夜已深，在内侍的随从下，他第一次步入了未央宫禁中，第一次睡上了御榻。但，感觉中只是略有一点新鲜和兴奋，更多的却是深深的忧虑。尽管他确信，此时巡行在京城的将士，守护着皇宫的卫士，都已在他亲信的牢牢掌控之中，也还是无法摆脱这种忧虑。

　　因为这位新皇觉得，自己还处在三道阴影交织起来的笼罩中。

　　一、自周以来，“父子相继”和“立嫡立长”已深入人心，几乎已被视为唯一合乎礼制的帝王传承程序。而他这回的被立则是据说只有商代实行过的“兄终弟及”，难免会被人看作异数，不合正统。

　　二、就是“兄终弟及”，他也十分勉强。惠帝刘盈是堂堂正正的高祖皇帝嫡长，而他虽是惠帝之弟，却是庶出。他的母亲薄姬，高帝在世时什么名分也没有给过她。正因为母亲从未得到过父亲宠爱，吕后才对他们母子网开一面，他们才得以去了代国，在那里默默无闻地度过了这么些年。但也因为如此，他在同姓诸侯王中，最多只被看作是宽厚仁孝的“善人”（见《汉书·高五王传》），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声望。如今一朝登临九五之尊，那一个个都以为自己最有资格继位的诸侯王，又如何能臣服于他呢？

　　三、他是在大臣们诛灭诸吕后，被从偏远的代国迎入京师拥立的。这就很有可能，在明天的朝堂上，依班次站立在他面前的，将不是他的惟命是从的臣仆，而是一群趾高气扬，张着布袋、提着斗秤来索要酬报的皇位赐予者！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怎么能主掌朝政、做一个真正的皇帝呢？不仅如此，还可能出现更坏的结局：大臣们既然可以迎立你，那么只要他们继续拥有相当的实力而又认为有必要时，自然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废黜你！

　　在这一夜辗转反侧的思虑中，我估计文帝十有八九会想起幼时熟读过的一首题为《小旻》的诗。诗的主人公一再提醒自己：“不敢暴虎，不敢冯河。”他觉得自己面对的也是一只凶悍的猛虎，一条滔滔的大河；他也要时时提醒自己：不可空手搏虎，不能徒步涉河；他也必须谨慎又谨慎：“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文帝大概就是这样默念着进入了梦乡，度过了他入主未央宫后的第一夜。

　　这天是新皇帝第一次临朝，未及天明，群臣便早早来到未央宫北阙候旨。在百官山呼声中，文帝说他将对列位大臣和诸侯王论功行赏，加官进爵。此话又激起了一阵欢呼，这自然是他期望中的。接着又宣布：“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史记》本纪）

　　一个月后，即文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79年）十月，正式颁诏——

　　加封太尉周勃食邑一万户，赐金五千斤；

　　加封丞相陈平、将军灌婴食邑各三千户，赐金二千斤；

　　加封朱虚侯刘章、襄平侯刘通食邑各二千户，赐金一千斤；

　　封典客刘揭为阳信侯，赐金一千斤。

　　同年十二月和六月，又先后两次发诏——

　　追谥赵王刘友为幽王，赵王刘恢为共王，燕王刘建为灵王。三王中唯刘友有子，特许袭封，以刘友长子刘遂为赵王；

　　改封琅邪王刘泽为燕王；

　　封将军薄昭为轵侯；

　　封力主入京的宋昌为壮武侯，随从入京的张武等六人皆官至九卿；

　　封淮南王刘长舅父赵兼为周阳侯；

　　封齐王刘襄舅父驷钧为靖郭侯；

　　列侯中曾随从高帝入蜀的六十八人，各加封食邑三百户。

　　文帝这一系列意在慰劳、安抚的封赏，使朝政很快进入了正常运作轨道。每日凌晨，从戴着绛帻的鸡人报晓开始，九重开阊阖，旌旗飘龙蛇；剑佩鸣玉墀，朝班袅炉香。未央宫上下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喜庆、祥和气象。接着，文帝又胸有成竹地向全国颁发了一道道有关轻刑、恤民、劝农的诏令，其中包括废除收孥相坐、废除诽谤之罪、赈贷寡鳏孤贫、令郡国无来贡献、劝勉农耕和减免田租等，都表现出新皇帝普施德政的决心。朝廷又派出都吏巡行天下，察视郡县守令，甄别良莠，奏定黜陟。于是君臣协调，上下齐心，海内大定，远近翕然。

　　正是在这样一片喜庆、祥和的氛围中，文帝即位后的第一个春月，大臣们提出了一项奏议：立文帝之子刘启为皇太子。

　　这自然是文帝非常想做的一件事。因为预立太子，正是巩固帝位的一项重要措施。但他不敢贸然从事。

　　最大的顾忌是诸侯王，是他的那些叔伯兄弟子侄们，特别是兄弟们！

　　文帝是依“兄终弟及”继位的，这就为他的那些兄弟或从兄从弟留下了一个口实：既然你可以“兄终弟及”，我们为什么就不可以照着做呢？所以倘要立刘启为太子，首先就得过好这道坎：如何从“兄终弟及”转向“父子相继”？

　　此外还有一个不敢贸然的原因：刘启虽是他现存两个儿子中年长的一个，但却不是嫡长。

　　原来文帝在为代王时，曾与王后生有四子，王后不幸早逝，四男也相继夭折。刘启是他与一个还没有任何名分的宫女生的。对这个宫女需要作点介绍，因为她就是上章二节中提到过的那个被吕后从宫中出放赐给代王刘恒去做侍姬、晚年以黄老之术给朝政带来了巨大影响的窦姬。

　　这位身世极具传奇色彩的窦姬，名猗房，原是清河地方一个贫穷农家女儿，自幼丧失双亲，与都还没有成年的哥哥窦建、弟弟窦广国相依为命，苦度时光。窦姬以良家子身份被选入宫显然并不怎么情愿，因为她放心不下一对都还年幼而又无依无靠的兄弟，听到有人传言说小弟已遭人掠卖，生死不明，她为此不知偷偷哭过多少回。那年吕后宣旨，将原来的部分宫女出放分赐给诸侯王做侍姬，她因想到老家清河属赵国，再三恳求主管遣送的宦官将她发配去赵国，以为那样即使也没有出宫去探望的可能，离家近些心里总会感到稳实一点。谁知那糊涂宦官好忘事，误将她列入了发送去代国的名籍。等到发觉，诏旨已经认可，再也无法更改。她又哭又闹，说什么也不肯走，最后是两个小宦官强力把她架上车的。上了车还是哭，眼泪一路从长安滴到汾河之畔的中都。让她喜出望外的是，一到代国竟是好运连连，不仅很快被那时还在做代王的文帝刘恒一眼看中，而且当年就生下一女，取名刘嫖；接着又先后生下二子，长子就是刘启，次子为刘武。

　　由于四个异母哥哥相继夭折，刘启勉强也可算是文帝长子；但因窦姬至今仍无任何名分，所以还只能被视为庶出。

　　大臣们却认为刘启“敦厚慈仁”，完全可以立为皇太子。

　　从《史记》、《汉书》的记载看，在立储这件事情上，大臣们全都站在文帝这一边。这也很好理解：大臣们都是拥立文帝的功臣，若是再立文帝之子为太子，便能使这笔政治资本不断增值；而如果另立某个诸侯王为后嗣，那就等于自毁前功，再从零开始。

　　聪明的文帝便小心翼翼地暗中利用了大臣们的这种心理，不露痕迹地演了一出戏：他三次推让，大臣们三次劝进。

　　文帝在推让中诚恐诚惶地表示，他被大臣们拥立为帝已经深感与自己的德行不副，倘再预立太子那便是加重他的“不德”。如果要考虑传承人选，诸侯王中贤德之人多的是，若举而“陪朕之不能终”，那才是“社稷之灵，天下之福”。特别耐人寻味的是，他具体提到了楚、吴、淮南三王，说了这样一段话——

　　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阅天下之义理多矣，明于国家之大体。吴王于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岂为不豫者！

　　三王中楚王刘交是刘邦少弟，喜好读书，又多才艺，此时也该已有六七十岁，不会再对皇位有非分之想，文帝提到他，多半出于对长辈的礼貌，并无他意。对吴王刘濞、淮南王刘长，则含义微妙。两人后来相继谋反，刘濞更是吴楚七国之乱的首倡者。他们与朝廷抗礼的迹象应该早有显露，但文帝却仍赞扬前者“惠仁以好德”，后者“秉德以陪朕”，还说“岂为不豫哉”，即把这两个兄弟看作是已经预为安排好了的皇位继承人。这显然并非出自真心，而是有意做出的一种姿态：用戴高帽子和开空头支票的策略，稳住这不那么安分的一兄一弟。

　　大臣们的三次劝进，则引经据典，反复说明“立嗣必子”历史久远，预立太子是“重宗庙社稷，不忘天下”的重大措施。关于不应立诸侯王，则抬出了高祖皇帝。认为当年高帝所以要设置同姓诸侯王，是为了“以抚海内”，诸侯王都只能在自己封国内“子孙继嗣，世世弗绝”，那才是“天下之大义”。如果不以子为嗣而“更选于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

　　这出《三辞三进》的戏主要是演给诸侯王看的，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目的是要为文帝搭一座桥，让他从属于非常态的“兄终弟及”的彼岸回归到正常状态的“父子相继”的此岸来。

　　演出获得了成功。文帝同意立刘启为皇太子。君臣双赢，皆大欢喜。

　　按照母以子贵的古制，同时尊皇太子之生母，于是从未有过任何名分的窦姬，一跃而为后宫之主，称窦皇后。

　　文帝为立皇太子颁诏：“赐天下民当代父后者（即当继承父业者），爵各一级。”

　　因立皇后又颁诏：“赐天下鳏寡孤独穷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儿九岁已下布帛米肉各有数。”

　　喜讯传遍帝国通都僻壤，老少咸贺，普天同庆。

　　对以前的窦姬、如今的窦皇后来说，在这段时间里，更是多喜临门。自己受尊为皇后不久，早已过世的父母也被追封为安成侯和安成夫人。紧接着，离散多年的哥哥窦建也找到，并得蒙特旨，厚赐田宅，移居京都。只是听哥哥说起小弟窦广国还是很伤心，证实确是在她进宫不久就被人掠去卖为童奴，辗转十余家，窦建曾去打听过好些地方也没能找到。后来听说在山里给主人烧炭，夜宿山崖下，山崖突然崩坍，死了好些童奴，也不知小弟是否还活着。忽一日，内侍呈来一信，说是有个自称是“广国小弟”的人求见。命人召进，却分明是一个髭须俨然的美男子，还如何认得！问他何为信，回答说：姐姐进宫离别那天，特地借来木盆，给小弟洗了个浴，又向人家讨了碗饭，让小弟饱餐了一顿……没等那年轻人说完，窦皇后就一把把小弟揽在怀里痛哭起来。此情此景，让当时每个在场的人都激动不已。

　　但突然冒出了两位国舅爷，却使大臣们立刻警觉起来。看看这对窦氏兄弟举止轻率、言语粗鄙的样子，将来会不会又变成吕产、吕禄那样的人物呢？周勃、灌婴等经过商量，特地选了一些有节行的士人与这对兄弟相处，还为他们配了教授诗书的师、傅，使他不以尊贵骄人，懂得谦逊和退让。好在文帝对此事处理也很谨慎，在他在位期间，一直没有封这两位国舅为侯。兄弟俩也尚能自律，以后也没有惹过什么麻烦。

　　从以上记述大略可以看出，文帝即位的最初一段时间，可说是汉帝国建立以来难得的君臣关系“蜜月”期。

　　但蜜月总是短暂的。

　　就在这一年春天，吴王刘濞让他的太子刘贤来京朝见。刘贤大概也还在童稚贪玩的年纪，朝见过后，少不得要找诸皇儿也即他的隔房兄弟姐妹们一起玩个痛快。他与刚立为皇太子的刘启大约年岁相当，玩的是一种稍微要用点智力的博戏，双方各执六子，子分黑白，博时先掷彩，然后行棋。两个都是争强好胜的少年，对博一开始就左冲右突，互不相让。正杀得难解难分时，勇猛的刘贤抢先抢过一子硬要争胜，骄悍的刘启一时怒起，提起那紫檀木制成的博局用力掷去，不意正击中刘贤前额，血流如注，竟就此一命呜呼！

　　《史记》、《汉书》对此事的记载，明显偏袒后来成了景帝的刘启，说是因刘贤“师、傅皆楚人，轻悍，又素骄，博争道，不恭”，刘启才一时怒起“引博局”而“杀之”。但毕竟是刘启施的暴，虽是过失杀人，也该难辞其咎。一个爱子就这么平白无故死于非命，吴王刘濞的悲痛和激愤当在情理之中。因而当刘贤的尸体被送归吴国时，他拒绝接受，传回了一句充满火药味的话：“天下一宗，死长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这样刘贤的尸体又被运回长安，落葬于京郊。从此刘濞对朝廷怨望日深，常常托病不依礼制定期入京朝请，到时就派个使者来应付了事。掌管此事的宗正官员获知刘濞并没有真生病，就拿刘濞派来的使者出气，甚至把他们拘禁起来。刘濞得悉更加震怒，越发有了谋反之心。文帝感到了问题的严重，亲自召问使者吴王生病究竟是怎么回事。使者回答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察见渊中鱼，不祥。”暗示吴王的病确实是假装的，但倘若你直接去揭穿他，处理有不得当，就会带来严重后果。文帝顿有所悟，于是转而对刘濞这位倨傲的堂兄采取慰抚策略：按古代尊敬长老的规制，赐之以几、杖，尊之为“祭酒”，特许可以不按时入朝。到这时，盛怒的刘濞才稍稍缓和下来。但其实谋叛之心既已滋生，就只会积聚，不可能根除。

　　问题还不止此。

　　我们读《资治通鉴·汉纪五》，在文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79年）十月至十二月之间，可以看到记着两件耐人寻味的事。一件是陈平托病要求辞去右丞相职务，文帝问他是否还有疾病以外的原因，陈平回答说：在高帝时，周勃的功劳不如臣；这回诛灭诸吕，臣的功劳不如周勃，所以情愿将右丞相之位让给周勃。第二件事是，周勃接任右丞相后常常面呈骄色，每回朝罢，总是跨着得意的步子大摇大摆退去。文帝却还是礼貌周到，总要目送着周勃走出殿门才转过身来。

　　从博戏事件到周勃任右相而有骄色，表明“蜜月”已经终结，新一轮的帝王与功臣和诸侯王之间的矛盾与斗争，即集权与分权的矛盾与斗争，宣告开始。

　　君臣三人玩起了智力角斗

　　陈平生的当然是政治病，即假病。他也不会真的愿意把上相之位让给周勃。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也许陈平确实是感到了自己在诛灭吕氏中功不及勃而位却居于勃之上，内心有愧，只好让出。这种可能性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极小。陈平是一个曾经屡出奇计而又很会保护自己的智者。依此揣度，很可能这时候他已预见到了某种危险。帝王制度规定的君臣关系，是君至尊，臣至卑，臣子必须绝对服从君王。帝王由大臣拥立，这是帝王制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变数。由这种方式产生的皇帝，开头一段时间自然不能不程度不等地听命于诸大臣，其后的发展方向大略有二：或者永远受制于大臣，那么就只能做一个碌碌无为的庸主；或者从权臣的笼罩中挣脱出来，回归到正常的君臣关系。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之中的才德相当者，就有可能成为一代雄主或明主。问题是：当出现后一种情况的时候，凡是不想功成身退甚或得意忘形的大臣，就将付出严重到直至身家性命的代价。

　　陈平凭借他的智力，从文帝即位后一系列有章有法的作为中已经看出，这不可能是一个长期受制于大臣的皇帝，因而他要先来一个激流勇退。

　　不过，如果再深一层想想，与其说陈平是“激流勇退”，不如说他是在“以退为进”。

　　陈平此举，首先当然是做给文帝看的，这使他很快就获得了谦让的声誉，让文帝解除对他的戒心；同时也是做给周勃看的，就等待着这位左相来接受他让出的这个右相之位。如果周勃真的傻乎乎地接受了，那么他让出的是一个右相之位，得到的却会是左右两个相位；而想要做右相的周勃就会连左相也当不成！事情很明显：性格木讷刚强、只会拉拉硬弓却少有文化修养的周勃，高帝时已因战功封为绛侯，在新近的诛灭诸吕和迎立文帝中更立有大功，加上文帝待之甚恭，就难免忘乎所以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再坐上陈平让出的上相之位，顿时感到自己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那“一人”又是由他亲手捧上去的，真所谓“天低吴楚，眼空无物”，老子天下第一了啊！试想抱着这样一种心态还能在宰相这个“高处不胜寒”的位置上存留多久呢？所以陈平的让位恐怕也是一计，那就叫“催败”计。照此说来，陈平不是存心在害周勃吗？是的，恐怕就有那么一点。官场的人际关系是由权力支配的，很难用寻常百姓间的道德伦理去衡量，更何况就像上章末节说的那样，陈、周二人同朝共事却素不相和，是经由陆贾的劝说，在拥刘灭吕的共同政治目标下才暂时联合起来的。不过也不能全怪陈平，你周勃怎么就不知道“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老子·三十三章》）这个普通道理呢？

　　当陈平与周勃演着戏的时候，有一个人在一旁谨慎、细心地观察着，思索着，他就是文帝。

　　性格沉稳而心计甚深的文帝自然懂得，他要摆脱功臣们的笼罩，得运用他的智慧和手段。封赏是一个最主要的手段，其本质是一场政治交易：付出的是职位、爵号和黄金、土地，获得的是皇位和驾驭臣属的权力。

　　他的另一个重要手段是谦恭。

　　不错，谦恭是一种美德，不应被视为手段。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不少情况下，文帝确实是把谦恭作为手段来使用的。自然他也有他的难处：作为一个由大臣们迎立的皇帝，在其地位还没有足够稳固的情况下，似乎也只能这样做。

　　很显然，文帝是看出了陈平让位的真实用意的，但他却佯作不知，还依着陈平之愿，授任明知缺乏上相才具的周勃为右相，接下去便发生了《资治通鉴·汉纪五》所记载的每回朝罢，周勃得意扬扬地迈步而出，文帝则“礼之恭，常目送之”那样有违君臣礼法的事。

　　在《通鉴》的这段话后面，吴三省作了生动而又传神的解说：

　　上（指文帝）礼勃甚恭，其罢朝也，常目送之，待其既出，然后肆体自如。

　　请注意句末“然后肆体自如”六字。这就是说，文帝面对着周勃的傲慢，浑身都不舒服，他的“礼勃甚恭”，是克制着内心的愤慨强迫自己做出来的，周勃一走，他才放松筋骨，通体舒泰。在这里，谦恭就只是一种手段。文帝以此为手段要达到的目的是：让自己获得群臣好感，使周勃陷于孤立，为将来惩处打下舆论基础。

　　果然有个时任中郎将、名叫袁盎的人站出来说话了！他先问文帝在您陛下心目中周勃是个何等样人，文帝欲擒故纵，有意给了一个很高的评价：“社稷之臣”。袁盎不同意。他认为古代的社稷之臣都能做到君在同在，君亡同亡。可周勃呢，在吕氏擅权时，他身为太尉却不能救正；等到吕后崩逝，大臣们共同讨逆，他才出来乘机邀功，所以只能算个功臣。袁盎说：今陛下即位，对周勃封赏特隆，敬礼有加，可他却居功自傲，骄横放纵，陛下依旧对他如此谦让，臣窃为陛下不取也！

　　袁盎的这番说话是在朝堂上当着众位大臣说的，这也正是文帝希望得到的效果。既然众大臣都以为对周勃不应如此谦让，那么改变对他的态度就成了顺应群臣之愿。此后朝见，文帝威仪严正，面容庄重，凛然有九五之尊。周勃第一次感受到了天子之威，不由得畏缩起来。事后他找到袁盎说：我与你哥哥是好朋友，你小子怎么竟敢在朝堂上毁谤我？

　　生性梗直的袁盎根本不予理睬。

　　文帝看到周勃的倨傲之气已经荡然无存，却还不肯终止。也许文帝脑海里一直保留着当初周勃要求先屏退左右再献上玉玺那一幕，因而暗中早就萌发了要除掉这个让他颇为不安的安刘功臣的念头。接下去他又使出了一个极巧妙的办法，迫使周勃不得不把屁股也还没有坐热的上相之位乖乖地让出来。

　　一次临朝听政后，文帝还顾周勃随口问道：一岁之内，天下决狱几何？周勃一愣，回答说：臣不知。文帝又问，一岁之内，天下钱、谷出入几何？周勃仍是茫然，一时汗流浃背，惶恐莫名。文帝转身问此时已改任左相的陈平。陈平当即答道：此二事各有专职，他们均为臣属下。陛下欲知其数，臣可召来问之。文帝说：二事何人专管？陈平说：陛下欲知决狱之数，可召问廷尉；欲问钱、谷几何则可命治粟内史来禀报。文帝作色道：既然诸事都有人专管，足下作为左相还须主管何事呢？陈平跪伏谢罪道：臣诚惶诚恐。陛下不知臣驽钝，使臣待罪于左相之位。臣以为丞相之职，应是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抚百姓，劝农耕，育万物；外镇四夷诸侯，内统百官使之各尽其职。此上、下、内、外，便是丞相之职。倘有不当，陛下可责臣以罪。

　　文帝微微颔首说道：卿言甚是！

　　周勃越发惭愧得无地自容，一等退朝，便几步追上陈平，虎着脸责问道：你只顾自己在皇上面前滔滔不绝，平素因何不先教教我呢？

　　陈平轻松地笑着说道：公居上相之位，难道竟不知自己所任之职为何？

　　周勃回到家里，犹是长吁短叹，寝食难安。偏巧有一故人来访，叙谈间劝说道：公既诛诸吕，立代王，威震天下，爵封万户之侯，位居人臣之极。古人有言，树高招风，功高招忌。为今之计，当及时抽身而退，方可为安；若再恋栈不去，只怕祸在旦夕！周勃听后大为惊恐，旋即上书谢病，请还相印。文帝准奏，免去周勃相职，不再分左右相，专一以陈平为丞相，统领百官，总揽朝政。

　　但陈平单独为相还不到一年，就因病去世，谥为献侯。这位身经高帝、惠帝和吕后、文帝三世，无论在楚汉战场或宫廷权力角逐中都能纵横自如，即使遇到险情也总可转危为安的智能老臣，在临终回顾自己一生时，却颇有自责之意。他坦诚地说：“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废，亦已矣，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史记》本传）陈平说“吾世即废”，说明他对自己的列侯封号死后不久可能会被废黜已有所预感。后来勉强传了三世，到他的曾孙陈何，因擅夺人妻，坐法弃市，果致绝封。

　　陈平之死，给了周勃一个复出的机会。不久他就获得任命，喜出望外地再次坐上了人臣之极的相位。

　　其实文帝这次对周勃的任命，并非倚重，只是权当一个过渡。有句俗话说得好：一朝天子一朝臣。文帝很清楚，真正能够成为他股肱大臣的不可能是前朝留下的功臣，只能是由他自己去发现和培植的新臣。在这以前，他从对各郡县的考核中，发现河南郡守吴公治绩列为天下第一，就将他征调来京，擢任为廷尉。吴公向文帝推荐了他的一个门客，那便是来自洛阳的卓荦英才贾谊。自汉迄今，贾谊可说是中国青年学子心目中的偶像。单是读一读他那篇行文汪洋恣肆、立论高峻警策的《过秦论》，就会让你一唱三叹，无限神往。文帝与贾谊交谈后，大喜，立授为博士。此后每逢朝议，诸老先生不能言，唯独这个二十出点头的青年博士对答如流，而又能恰如人意，满朝文武一时皆以为能。文帝特予超迁，不到一年，就将他升为九卿之一的郎中令的属官中大夫，职掌议论，秩比二千石，已属高官。英姿勃发的贾谊，又接连提出了改定朝制、修订法令和令列侯赴国等一系列建议。文帝意欲进一步倚重贾谊，拟议任贾谊以公卿之位，使之与诸大臣并列。这一下功臣们发急了，周勃、灌婴等等对贾谊来了个群起而攻之。他们说：这个洛阳来的小青年，刚学了点皮毛，什么都不懂，只会擅权乱事！

　　众怒难犯，文帝不得不将拟议搁下。但同时却颁发了这样一道诏令：

　　朕闻古者诸侯建国千余，各守其地，以时入贡，民不劳苦，上下欢欣，靡有遗德。今列侯多居长安，邑远（指离所封食邑远），吏卒给输费苦，而列侯亦无由教驯（同“训”）其民。其令列侯之国，为吏及诏所止者，遣太子。（《史记》本纪）

　　这份诏令便是根据贾谊建议起草的。诏令规定，所有受封为列侯者都必须离开长安到各自所受之封国去。只有两种人可以例外：一是朝廷现职官员；二是有诏令允许留京者。就是这两种人，也须让他们的太子去封国。文帝之所以这样做，不仅为了摆脱功臣们的掣肘，还有一层更深的考虑：列侯聚集于京，久之必将形成与皇权抗衡的一种力量；各令之国，使其化整为零，就不会再构成威胁。

　　对文帝来说，这既是一次较量，也是一次冒险。他深知自己还远没有获得一言九鼎、一呼百应的权威。但为着建立真正的帝王集权专制制度，他又必须这样做。

　　果然，诏令发出后多日，列侯还是借故拖延，谁也不肯响应。而这时候的贾谊，更成了矢众之的，毁谤四起。

　　文帝看出来了，贾谊的存在，已成了列侯抵制赴国的一个借口。作为皇帝，他必须维护自己诏令的权威性。权衡再三，不得不以贬抑他极为欣赏和器重的少年奇才贾谊，以换取对列侯的控制权。于是便命贾谊离开长安，南下去做长沙王吴差（高帝时异姓七王之一吴芮元孙）的太傅。贾谊襟怀未展，壮志未酬，却也只好被迫离京赴任。长沙国都临湘（今湖南长沙），西有湘江蜿蜒流过，附近又有汨罗江，传为一百多年前遭放逐的楚国三闾大夫屈原投江自沉处。贾谊常常踯躅于湘江之畔，伤屈原之《离骚》而作《离骚赋》，仰天浩叹：“乌呼哀哉兮，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鸮翱翔！”

　　贾谊既已离京，文帝就有了话语权，再把周勃找来，说了这样一番话：

　　前日吾诏列侯就国，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这实际上要作为丞相的周勃扮演一次带头羊的角色，率先赴国。

　　周勃已经别无选择。他一离京，按规定就得交出相权。文帝即以太尉灌婴继任丞相之职。

　　周勃是在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受封为绛侯的。文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78年）十月他从长安起程，经过千里跋涉，终于来到自己封地。绛，春秋时属晋，韩、赵、魏三卿分晋后属魏，其故址在今山西省曲沃县西南。

　　人性的普遍弱点是难以忍受从颠峰到低谷的回落。在我们面前有两个周勃：一个是年少时曾以编织薄曲（一种养蚕器具）为生的周勃，对这个周勃来说，能够当上侯爵，还有自己的封国，已是连做梦也难以想到的荣华富贵的顶点。还有一个是现在的周勃。对这个曾经做过太尉、丞相的周勃来说，叫他如何能接受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突然被“放逐”到这个绛水之畔的小山城来呢？周勃在绛邑住了一年多，就像当年由楚王被贬为淮阴侯的韩信那样，经常处于失落、怨愤的痛苦折磨中。与韩信有所不同的是，这位曾经叱咤沙场的大将军，如今却胆小如鼠，日夜恐慌，总以为有人要来刺杀他。遇到河东守尉巡视各县到绛邑，他甚至会紧张到如临大敌，自己戴盔披甲，令家丁各持兵械，严阵以待。如此反常情况，难免招人猜疑，有好事者上书告以谋反。文帝对周勃本来就存有戒心，得报后即下令械系周勃入京论罪。满朝文武竟没有一个肯为周勃说句公道话。这种情况说明，一是周勃在京时与大臣们的关系似乎不怎么融洽；二是此时文帝的权威已有了很大提高。

　　幸好，当时任廷尉的是一向以持议平正著称的张释之，没有草率将周勃定罪。只是每回审问，生性木讷的周勃又不会自辩，张释之也无由开脱，暂且将其锁入请室。请室即“请罪之室”，是汉代专门惩治官吏犯罪的特种监狱。所谓英雄末路，在这时候的周勃眼中，请室的狱吏威严若天神，凶猛似虎狼，咳嗽一声都会吓得他浑身打抖。后来实在忍受不了种种屈辱，只好暗中令家人以千金贿赂狱吏。果然有钱能使鬼推磨，原先凶神恶煞似的狱吏，突然变得笑容可掬，不仅从此不再凌辱，还给他出了个解救自己的主意，只是不便明告，就在公文的背面写了五个字：“以公主为证。”这使周勃一下开了窍。原来周勃长子周胜之，娶的是一位公主——文帝之女。狱吏就是教他去走这条可以通天的内线。后来周勃正是利用儿子来探监的机会，暗中将此意说出。公主便去找他的舅公薄昭。此前，周勃曾将自己所受赏赐让予薄昭，因而薄昭也很愿意借此机会还个人情债，就去找了他的姐姐薄姬。这么一个圈子兜下来，居然惊动了当时的最高权威薄氏皇太后。太后听说周勃将被以谋反罪诛杀，立刻召见文帝，气得摘下头巾向儿子狠狠掷去，愤愤说道：想当初，周勃手掌皇帝玉玺，身兼北军统帅，却没有造反；如今局居一个边远小城，反倒造起反来了，这能教人相信吗？汝不知是听信谁的谗言，竟做出此等屈害功臣的蠢事来！

　　与此同时，原先曾奏劾周勃居功自傲的袁盎，也不信周勃真会谋反，特地为他作了无罪辩护。更为难得的是贾谊。因受周勃等大臣的排挤，贾谊先被贬为长沙王吴差太傅，后又改任为梁王刘揖太傅。但当周勃被以并不存在的谋反罪械系入狱时，贾谊还是向文帝直言进谏，以为此种做法有违为君之道。他说古之天子必以“廉耻节礼”对待大臣，大臣有过，“废之可也，退之可也，赐之死可也，灭之可也”，但却不能“束缚之，系緤之，输之司寇，编之徒官”。文帝“深纳其言”，“是后大臣有罪，皆自杀，不受刑”（《汉书·贾谊传》）。在这种情况下，文帝才不得不缓和了下来，命人持节至狱，将周勃释免。

　　死里逃生的周勃重回绛邑，从此安分守心享受余生。只是那段噩梦般的被囚禁的日子，依旧无法从记忆中抹去，他常常会一个人对着夕阳喟然自叹：“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史记》本传）明代李贽读史至此，写下了八个字：“英雄到此，真堪堕泪！”（《史纲评要·汉纪》）

　　文帝前元十一年（公元前169年），周勃在默默中死去，谥为武侯。

　　让文帝感到棘手的不仅是功臣，还有诸侯王。由于同姓诸侯王都带着血肉亲情，因而文帝在需要下决心采取重大措施时，往往瞻前顾后，举棋难定。

　　同姓并不一定同心：刘章、刘兴居、刘长

　　先说刘章和刘兴居。

　　这对来自齐王国的兄弟，是灭吕安刘那场政变中的功臣。刘章手刃吕产，当列为第一大功；兴居率兵“清宫”，将后少帝扫地出门，为代王刘恒入主未央宫铺上了红地毯，此功自然也十分重要。所以当时周勃等大臣曾与他们约定：事成后，将推举刘章为赵王，刘兴居为梁王。

　　兄弟俩就是做着即将分别受封为赵王、梁王的美梦，与另外六位大臣一起兴高采烈地共同把代王刘恒拥上了帝位。

　　文帝一即位，刘章就被列入第一批封赏名单：加封食邑二千户，赐金一千斤。

　　这离他的美梦还很远，更何况弟弟兴居还什么都没有捞到。

　　他们继续等着盼着。

　　突然有一天，他们的美梦竟成了一个泡影！

　　原来这时候文帝从一些人的劾奏中，发现在诛吕之初，刘章及其弟兴居曾发给他们哥哥齐王刘襄一封密信，信中透露了事成后将立刘襄为帝的意图。这一突然冒出来的情况，使得大臣们觉得对齐王的首倡发兵讨吕有重新加以评价的必要。既然齐王发兵并非像他在《告诸侯书》中所说的那样只是为了“入诛不当为王者”，实际还有自立为帝的图谋，那么他的全部行动就都有了谋反的嫌疑。

　　这时摆在文帝面前的是一个复杂而又极其敏感的政治问题。诛灭诸吕是他得以入京接受拥立的前提条件，必须充分肯定；但其中曾经出现过的发兵反朝廷这样的事，关系到社稷安危，皇业存亡，又必须明确作出否定性表示，以禁绝此后效仿者。如何做到护其“器”而又投其“鼠”呢？文帝的应对审慎而又颇为高明。他一方面，对已经病故的齐王刘襄，只称道其反诸吕的初衷，反朝廷之事则虽“心照”却“不宣”，仍依制让他的儿子刘则嗣封为齐王；另一方面，对自杀身亡的前齐相召平作了重新认定。召平的率兵围齐宫，原来认为是阻扰诛灭诸吕的叛逆行为，现在则认为是谏阻刘襄谋逆的“勤王”之举，故特予平反，并封其子召奴为黎侯。

　　在文帝作出这些处理的同时，大臣们宣布：撤销此前进呈的封刘章为赵王、刘兴居为梁王的奏议。

　　兄弟俩的美梦就这样成了泡影。这对曾经被视为反吕英雄、在未央宫里风光一时的齐王子弟，现在跌进了人生低谷，他们牢骚满腹，甚至酗酒滋事。一年后，文帝不得不做出了一个抚慰式的表示：封刘章为城阳王，刘兴居为济北王。偏偏这对桀骜不驯的兄弟丝毫没有受到“抚慰”的感觉。城阳、济北都仅有一郡之地，这是什么狗屁王呀？！更让他们愤愤不平的是，这两个郡都是从齐国辖地中分割出来的。如今嗣封齐王的刘则是他们的侄子，这不是存心挑拨离间，要叫我们叔侄不和吗？

　　年轻气盛的刘章，哪里忍受得住如此屈辱！一年多后饮恨死去。算来，最多不会超过二十六岁。

　　弟弟兴居默默吞下了这一仇恨，他在积蓄力量，窥测时机。

　　一个月后，即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五月，匈奴入侵北地、河南等地，文帝派灌婴率兵出击，自己巡行甘泉、高奴、太原等地。匈奴很快退去。此时已是周勃带头就国之后，刘兴居也已到了自己的封地济北。他以为文帝离开长安，未央宫无主，这是一个不可错失的机会，立即从济北之都卢县（今山东长清西南）发兵起事，准备袭击的目标是荥阳。关于刘兴居谋反，史书没有留下细节记载，推想起来，这个有勇少谋才二十出点头的年轻人，一定干得十分仓促、鲁莽。文帝得报，即诏灌婴罢师，命大将军柴武统兵十万火速开赴济北讨伐，又派祁侯曾贺率军屯荥阳镇守。七月，文帝回到长安，下诏宣布刘兴居为“大逆”，同时指出：“济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军地邑降者，皆赦之，复官爵。”（《史记》本纪）这么军事、政治双向一夹攻，叛军迅即溃败、瓦解，刘兴居也做了俘虏。这个血性的青年国王不堪此辱，挥剑自刎。

　　刘兴居之反，不仅是文帝即位后第一个同室操戈事件，也是高帝为对抗异姓王而分封同姓王后，第一次由同姓王发起的武装叛乱。它给文帝及后来诸帝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并重重击痛了他们的神经。皇位对某些人的诱惑力，不仅不会因同一血缘而有所减弱，有时反而会更加强烈。当初刘邦那个总以为同姓王要比异姓王可以依赖的幻想，至此已被刘氏子弟之间相互血腥残杀的现实彻底粉碎。正是鉴于这些血的教训，武帝时董仲舒作《灭国》论（收入《春秋繁露》），用春秋战国的大量实例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乱之本，存亲内蔽”——动乱的根本原因，在于宗亲内部败坏而自相残杀啊！

　　第二个以武力向朝廷发起挑战的同姓王，是刘长。

　　刘长是高帝的小儿子。他的母亲原是赵王张敖后宫美人。一次高帝由东垣来到赵国邯郸，既是臣属又是女婿的张敖自然要盛情接待。酒宴过后，便献上此美人。谁知就这么一夜，赵美人便有了身孕。从此张敖不敢再纳于自己宫中，特为另筑外宫，小心将她供养起来。几个月后，风云突变，王国官员贯高等人的谋反事发，因案情牵涉到赵王，诛连所及，使这个将要分娩的赵美人也成了阶下囚被押解到了河内。赵美人设法通过狱吏将自己的冤屈报知郡守，再由郡守奏闻高帝。但此时的刘邦正在为赵国谋反一案雷霆大怒，哪里有心思来管此等儿女情事！赵美人又让她的弟弟赵兼赶赴长安通过审食其去找吕后。聪明的赵美人这回犯傻了：生性嫉妒的吕后，怎么肯为自己男人的“外遇”去说情呢？赵兼一脸沮丧回到河内，赵美人知道所有能够尊严地活下去的路全已堵塞，她绝望了，生下儿子后就投缳自尽。郡守派专人将婴儿送到长安，高帝这才因哀怜而后悔不已，命人将赵美人安葬于她的故乡真定（今河北真定南），给儿子取名为长，嘱令吕后抚养。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攻灭淮南王黥布后，还在哑哑学语的刘长被立为淮南王。

　　真所谓人生无常啊！赵美人如果不因绝望而自尽，那么等到吕后一掌政，她很可能就是第二个戚夫人，而刘长大概也很难逃脱类似刘如意的命运。赵美人一死，刘长由吕后抚养，反倒顺顺当当地活了下来。这样到诛灭诸吕，刘长也该已有十七八岁，长得虎头豹脑，一身筋骨，力能扛鼎，俨然有王霸之气。那次拥刘联盟的高层会议在商议谁可为新皇时，不是还把他推举为第二号人选吗？如果不是因为他的生母和养母那种复杂的政治背景，即所谓“母家又恶”（《史记·吕太后本纪》），他也很有可能登上皇帝极位呢！

　　但命运对刘长的这种安排，究竟是幸还是不幸，我们还得看下去。

　　原来刘长懂事后，从周围人们的传言中得悉了自己的身世，就立志要为屈死的母亲报仇。找谁去报呢？按说要找首先就得找高帝，其次是吕后；但此时两人已先后死去，不过估计就是活着，刘长也不会去找他们报。他选定的报复对象是审食其。公平地说，审食其对赵美人的死并不负有任何责任，但刘长却以为，当年我舅父赵兼既然找了你审食其，你就应当为我母亲向吕后强力极谏，可是你却只是应付而已！

　　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淮南王刘长依制来京朝见。此时高帝八子其余先后死去，唯剩下文帝与刘长二人。刘长仗着与文帝的特殊关系倨傲骄纵，多次不依礼法行事，文帝则总是予以宽宥。这回文帝对刘长的来朝，也是热情有加，接见后又挽留他多住了几日，常常同辇出入，并辔游猎，有时还不拘君臣礼节，以兄弟相称。刘长却因此而越发妄自尊大，傲视宗室，睥睨大臣，甚至到了已被立为皇太子的刘启、德高望重的薄太后，见到他都要怕三分的地步！

　　这一日刘长已准备回国了，突然提出要去拜访审食其。此时审食其早被免去左相，只保留了一个辟阳侯爵号，过着胆颤心惊的日子。一听淮南王屈尊来访，顿时受宠若惊，不顾年老体弱，慌忙降阶恭迎。刘长傲然出车，一脸不屑，也不说话，顾自从宽博的袖筒里抽出一柄硕大的铜槌来，手起槌落，看着审食其已应声扑地，抛去手中铜槌，即命随从魏敬去割死者首级，自己跃身上车，急驰至未央宫阙下，跪伏殿阶，肉袒谢罪。文帝忙问何事，刘长说：适才臣已将审食其击杀。文帝大惊，问：何故如此唐突？刘长说：此贼身负三罪，理当受诛。当年，他明知臣母冤屈，却不予力争，便是一罪；赵王如意，母子无辜，他不为之辩白，便是二罪；吕后封诸吕为王，意在侵害刘氏，他默然顺从，便是三罪。今臣谨为天子诛贼，上除国害，下报母仇，惟事前未曾请命，擅诛罪臣，臣也不能无罪，故伏阙自陈，愿受明罚。

　　文帝原也以为审食其罪已可诛，只是刘长不应如此张狂专擅。转一想，其本意在为母报仇，情或有可原，因而赦而不治，准予回国。刘长辞别登车，昂然出京。

　　刘长此次进京朝见期间种种有违礼法的行为，引起了朝堂上下众人的不满和忧虑。一向敢于直言的中郎将袁盎又一次入宫进谏，以为对淮南王不应再姑息迁就，这回擅杀审食其一事如果仍不绳之以法，那便是养虎遗患，此后他必然愈益骄横，朝廷将再也无法控制。因而建议或夺其国，或削其地，以防患于未发之时。但文帝还是觉得那样做有碍兄弟情面，一时难以下决心。

　　刘长回国后，果然越发不把朝廷放在眼里。按汉制规定，诸侯王不得使用皇帝礼仪，刘长出入却用装有黄屋车盖的乘舆，并实施“警跸”也即清道开路、禁止旁人通行那一套，俨然一副天子派头。又按规定，各诸侯王国必须统一使用汉法；刘长却下令废弃汉法，自定法令。还有，按规定凡丞相及品秩在二千石以上的王国官员，均由朝廷派遣；刘长却硬是赶走了汉官，自行配置。更有甚者，他还将那些来自各诸侯王国的负罪逃亡者等等，实际就是当时朝廷的一些“反对派”全都收留下来，为治家室，赐予爵禄，以形成一股对中央政权的抗衡力量。

　　已经忍无可忍，文帝决定下猛药了。只是觉得自己还是不便出面，由他的舅父、时任车骑将军的薄昭致书刘长，敦促其立即“改操易行”。书中列述了刘长的种种罪错，并断然指出：“王若不改，汉系大王邸，论相以下”，“幸臣皆伏法诛，为天下笑”。书末警告：“行之有疑，祸如发矢，不可追已！”（《汉书·淮南王传》）但刘长根本不吃这一套，索性来一个先发制人，提前谋反。因淮南国都在寿春（今安徽寿县），离长安有数千里之遥，急切难以举事，刘长决定派大夫但等七十余人，潜入关中，联络柴奇，同谋发难。这柴奇，是曾经参加过对项羽的垓下会战、新近又征讨过刘兴居的柴武大将的儿子；柴武受封为棘蒲侯，柴奇被立为太子。大夫但与柴奇一拍即合，双方约定，用四十辆辇车运载武器，在离长安仅有数十里、地势又极为险要的谷口（今陕西礼泉东北）发兵。同时准备以淮南王的名义向闽越、匈奴派出使节，请求配合或支援。柴奇命他的一个名叫开章的门客，急赴寿春去向刘长禀报商议结果。刘长以为可行，当即下令着手筹划。但刘长等人的这些暗中活动，都没有能够逃过朝廷所布下的日夜处于高度警觉中的情报网的监控。密谋被发觉后，文帝仍不忍心缉拿刘长，先命长安县县尉去捕捉开章。这时刘长又玩了个花招：先是把开章藏匿起来，后来索性一刀将他杀了，却教人对县尉说：不知道开章在哪里。随后又在另外一个地方堆了个土坟，树了木牌，上写六个字：“开章死，埋此下。”

　　长安县尉拆穿了刘长的花招，将实情奏报朝廷。文帝遣特使召刘长进京。刘长反事尚未部署就绪，仓促难以抗命，没奈何只好随特使来到长安。未央宫里等待着刘长的是一片喊杀声。由丞相张苍、典客代行御史大夫冯敬以及宗正、廷尉、列侯等四十三人联名上奏，详述刘长谋反经过及种种非法之事，以为依法应将刘长弃市——在闹市处斩，并抛尸街头。但文帝再次下诏，不忍心以法律惩处刘长，命诸大臣重议。经几上几下，最后定下来的处置方案是：所有参与谋反者全都诛杀；刘长则废去王爵，遣送到蜀郡严道县邛邮安置。文帝又特许刘长一路有较好的膳食供应，其标准是每日肉五斤，酒二斗。刘长平日宠幸的嫔妃也可侍从一同前往，其数为十人。

　　文帝前元六年（公元前174年）十月，刘长被载上遮有黑布的辎车，在廷尉所派遣卫士的执戈卫护下，这支遣送队伍就这样走上了逶迤西去的阳关道。大臣们似乎终于放下了心上的一块石头，中郎将袁盎却忽而产生了新的忧虑。他对文帝说：淮南王生性刚烈，且素来骄纵，这回骤遭挫折，一路餐风宿露，只怕难以忍受。倘有不测，陛下反会招来杀弟恶名，这便如何是好？

　　文帝一听又犹豫起来，说：我的本意是让他受点苦就恢复他王位的。如今这个样子，要不要就让他回来？

　　但文帝终于还是没有下令追回。过了一月有余，雍县县令送来的特级奏报却说遣送队伍抵达雍境时，刘长已在辎车中绝食身亡。决定绝食前，刘长对侍从说过一句话：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岂可如此悒郁不快！文帝追悔不已，捶胸痛哭，对袁盎说：悔不听公言，致使亡了吾弟。袁盎说：既已如此，还请陛下节哀自宽。文帝又问如今该如何做才好时，袁盎一心想为文帝开脱杀弟恶名，竟提出了一个诛杀丞相、御史大夫以谢天下的建议。文帝尽管没有听从此议，但还是下令逮捕和查究了沿途各县负责为刘长馈送食物的官吏，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处斩，并枭首示众。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想要给天下人留下一个印象：刘长的死，全是由这些官员渎职所致！

　　但当时民间寻常百姓，却并不理会官方如何宣传，依然按照自己的道德观念来理解此事。他们编出歌谣来唱道：

　　一尺布，尚可缝；

　　一斗粟，尚可舂；

　　兄弟二人，

　　不能相容！（《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文帝听到许多人都在传唱这首歌谣，内心很是不安。他弄不明白：古时候，尧舜放逐作恶的本族人，周公杀死叛乱的管叔、蔡叔，天下人都支持他们这样做，还称赞他们是圣人；而我放逐刘长怎么会受到百姓如此谴责呢？后来他想：大概他们以为我贪图刘长拥有的淮南国那片土地吧？于是下诏不仅追尊刘长为厉王，还将淮南之地一分为三，分别封给刘长的三个儿子：刘安为淮南王，刘勃为衡山王，刘赐为卢江王。

　　文帝在对待诸侯王问题上比较偏重兄弟亲情，这本属人情之常，很可理解；但作为一个皇帝，他的这些应对却都不能算作成功，其严重的负面影响，后文还将提到。在接下去的一节里，还是让我们先来简略介绍一下文景之世的治绩吧！ 大汉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