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

　　从一诏五问说起

　　我国古代长期处于农业社会，农业被视为立国之本，是否重视农业应是衡量一个帝王治绩的首要标准。文帝在位期间，有几年农业收成不好，旱涝之灾不断，致使有些地方“民食寡之”，这使他十分忧虑，特地给丞相、列侯及俸秩在二千石以上的大臣下了一道诏文。他说自己“愚而不明”，想不清楚毛病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因而请大家来议一议，只要对百姓有帮助的，“率意远思，无有所隐”。在诏文中，他对造成“民食寡之”的原因接连提出了五个方面的探问——

　　意在朕之政有失而行过与（同“欤”）？乃天道有不顺，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废不享与？何以致此？将百官之奉养或费，无用之事或多与？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盖寡，而计民未加盖，以口量地，其于古犹有余，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无乃百姓之从事于末（指工商业）以害农者蕃，为酒醪以靡谷者多，六畜之食焉者众与？（《汉书·文帝纪》）

　　这五问首先要问的是自己为政是否有失，行为是否有过；然后是天时、地利、人和是否有不当处，官员俸禄是否过高，耕地面积是否有减；最后是百姓酿造酒醪、饲养六畜是否动用粮食过多等。从这五问可以看出文帝思考问题的特点。在他看来，百姓如果得不到温饱，首先应当检查的是政府及其官员的工作状态，和财政支出状况如何；若是政府官员行为有失、财务政支出靡费，承担责任者只能是秉掌国政的人，在那个时代，就是作为皇帝的他。

　　文帝即位之初，虽然经过了高帝、惠帝、吕后的恢复期，国家经济状况有所好转，但总体上还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文帝即位，躬修俭节，思安百姓。”（《汉书·食货志》）史书上此类记载颇多。譬如一次负责营造的将作少府规划在未央宫内再建一座露台，命工匠预算了一下，大约要花费金一百斤。文帝得知后，不让再建。他说：百金之费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加在一起的财产啊！我居住在先帝营造的宫殿里，已经常常感到羞愧惶恐，还要建造新台做什么！工程停止后，已辟筑的土基则作为前皇节俭的表征物留存了下来，一再被人称道。

　　据说，文帝自己平常穿的是用较为粗糙、厚实的一种叫“绨”的丝绸做的衣服。就是他最宠幸的慎夫人，他也不让她穿长到曳地的衣裙。寝宫的帷帐不许刺绣花纹。在他的临终遗诏中，还一再提出要薄葬轻服。他说：“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他认为自己死了如果还要叫百姓长久地服丧吊临，那就是“离寒暑之数，哀人之父子，伤长幼之志”，“重吾不德也”。为此规定：“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毋禁取（通“娶”）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者”。在此之前，他曾向为他修筑陵墓的将作少府作过明确指示：“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在遗诏中，再次重申：“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均见《史记》本纪）由于文帝坚持薄葬，一百多年后，赤眉军、绿林军先后攻入长安，在混乱中诸陵皆遭掘，唯霸陵因无宝可盗而得以完好保存。据近年考古工作者调查，在陕西关中西汉诸陵中，只有文帝的霸陵（今西安市东）无封土可觅，从已经出土的文物看，也确实仅有瓦器而无金银之属。

　　文帝在位期间，多次采取过重农恤民措施。据《汉书》本纪载录，简摘如下：

　　文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79年）：

　　三月：因正当春和之时，由“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乐”，而想到“吾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diàn，接近）于死亡，而莫之省忧”，命有司对孤贫实施赈贷，并令各郡县都要派人慰问辖境内长老。凡年八十以上，每人每月赐米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九十以上，每人再加帛二匹，絮三斤。规定县令要亲自督办此事，物品由县丞或县尉送至长老家门。

　　六月：下诏，“令郡国无来献。”依旧制，各封国、郡县都需向朝廷按时贡献奇珍异物。封国和郡县自然皆取自民间。文帝下此诏的由来，据《资治通鉴·汉纪五》记载是，因有人向文帝献了一匹千里马。文帝说：我每次出行，“鸾旗在前，属车在后，吉行日五十里，师行三十里”；如果我骑上此马，日行千里，独自一人跑得那么快到前头去做什么呀？便归还了此马，并下了这道免去郡国贡献的诏令。

　　文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78年）：

　　正月：又下了一道诏令，有两方面内容，一是强调农为天下之本，实施“藉田”之制，“朕亲率耕”。所谓亲耕藉田，自然只是举行一个仪式，做个耕作的样子而巳，意在以此劝勉天下努力农耕。二是此前百姓被罚去给官府种田，以及向官府借了种子、粮食没有还或还没有全部还清的，“皆赦之”：一律免除。

　　九月：下诏再次强调农为“天下之大本，民所以恃以生也”。但此时百姓中却还有不少人不务农这个本而去做了工商一类“末业”，结果生活发生了困难，“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同时宣布：减免“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文帝前元十三年（公元前167年）：

　　二月：下诏说：“朕亲率于下农耕以供粢盛（宗庙祭祀用的黍稷，因盛于祭器而有此称），皇后亲桑以奉祭服，其具礼仪。”

　　六月：又一次下诏强调农为“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但现行的政策却是，一面鼓励农耕，一面却又要像向商贾征收赋税那样也向农民征收赋税，“本”与“末”就没有了多少区别。这说明朝廷的“劝农之道”还没有完备。为此宣布：“其除田之租税”并“赐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数”。

　　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

　　这一年春夏，遭遇了旱灾和蝗灾。重申“诸侯无入贡”。并“弛山泽”，即允许百姓进入山林湖泽采挖、打猎和捕捞。又下令开仓济民。

　　上述措施的相继实施，全国农业有了较大发展，农民生活也随之有所改善。但同时也出现了新的问题：谷贱伤农。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时任太子家令的晁错为此提出了“入粟拜爵”的建议，允许包括商贾在内的富人买粟输边，按所输量授爵。如输粟六百石，授二级爵上造；输四千石，授九级爵五大夫；输达一万二千石者，授十八级爵大庶长。文帝认可了这一建议，实施后很快见到了成效，尽管同时也带来了大商人势力膨胀等诸多问题，但谷物的升值还是让农民得到了一些实惠。接着晁错又建议：到边境积粟够用五年，可转而将粟输于郡县；如果郡县的积粟也达到了够用一年以上，便可宣布免除天下田租。

　　继文帝而立的景帝刘启，继续实行文帝之制，并能有所增益。如即位当年（公元前156年）就下诏“民欲徙宽大地者，听之”（《汉书》本纪），即允许百姓迁徙到地区宽广、人口稀少的地方去开发垦植，以扩大耕地面积。第二年又“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汉书·食货志》）。三十税一，即其税率为3.3%，这该是历史上最轻的了。《孟子·滕文公上》有一段话：“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说明夏、商、周三代实行的都是“什一税”制，比汉代文景时要高得多。这样到景帝末年、武帝初年，便出现了本书《引言》中已引过的《史记·平准书》所描述的那种“人给家足”的富庶情况。司马迁用了不无夸张的文学语言说，粮食多到在仓库里年年堆积以至霉烂变质无法食用，铜钱多到长期压库致使穿钱绳子也腐朽了再也无法点数。从人民的安定和经济的繁荣情况来说，这可说是西汉二百多年中一个最好的时期。

　　说到文景之世的刑律和法治，自然不能不提到一个头绾双螺髻的小女孩，她叫缇萦。

　　小女孩缇萦千里跋涉来长安

　　旧时女孩子上学，都要读一本叫《女儿经》的发蒙课本，书中列有多个古代奇女子作为学习的楷模，其中之一便是：“缇萦朝上书，愿婢赎父身。”

　　少女缇萦是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人，父亲淳于意，做过齐国管理粮仓的长官，人称仓公。仓公年轻时就酷爱医术，后来遇到一位年已七十有余、名唤阳庆的高人，受业三年，细心研习黄帝、扁鹊诸医书，五色诊病诸医法，医术大进。仓公为人治病，可以做到预决病人生死，一经投药，无不立愈。一时声闻遐迩，上至王侯公卿，下至黎民百姓，来登门求医者，络绎不绝。但仓公生性放浪，喜好游历，常常不以家为家，致使不少病人等候多时还不能得到治疗，难免引起一些怨言。这一年仓公犯了一桩大案。史书没有载明案子的具体情况，从《史记》记叙的上下文来看，很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医疗事故，诸如重危病人不能得到及时治疗导致死亡等等。按照当时规定，此类大案须将罪犯押至长安，由作为中央最高司法机关的廷尉直接审决。现在，这位本以治病救人为乐的仓公，自己却面临着将被锁入槛车跋山涉水数千里，再去接受或是刀割或是斧劈的厄运。

　　这天仓公被戴上械具押向官府，他的五个女儿一齐撕心悲号，扯着他的衣襟不让走。仓公狠狠心挣脱了，发怒说：生你们这些女娃子有什么用！要是我有个儿子，遇到这样的急事还能派上点用场！

　　后来当仓公被推进槛车上路时才发现，跟随在槛车后面的还有一个头绾双螺髻的女孩子，那竟是他最小的女儿缇萦！

　　原来父亲的那句“生女无用”的话，深深刺痛了小缇萦的心。她先是恨自己不是个男子，继而想：男子能做的事，为什么我就不能做呢？在她多次坚决请求下，官府也受到了感动，破例允准她跟随父亲一起踏上了这漫长的西行路。经过一个月长途跋涉的煎熬，父女俩终于来到了长安。这时已是文帝前十三年（公元前167年）五月。缇萦以一个罪犯的女儿的名义，向当朝皇帝写了一封情愿自己入为官家奴婢以赎父亲刑罪的信——

　　妾父为吏，齐（指齐国）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复生，而刑（指

　　残离肢体的肉刑）者不可复续，虽后欲改过自新，其道莫由，终不可得。妾愿入身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史记·仓公列传》）

　　文帝阅后不禁动了恻隐之心，当即赦免仓公，让父女俩双双回家。后来又下诏给仓公，命他把学医的经历，他所医治的病例一一写出来，以惠后人。仓公那出神入化的医术，那一个个妙手回春的传奇故事，现在我们还可以从《史记·仓公列传》中读到。

　　难得的是，文帝由缇萦上书这个具体案例，想到了治理天下主要依靠的是德教还是刑罚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很可能他有过几个不眠之夜。对罪犯执行肉刑时那种割去鼻子、斩去脚趾的酷烈场景，不时在他眼前展现。几天后，文帝颁发了一道著名的《除肉刑诏》：

　　盖闻有虞氏（传说中的上古圣君）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详下文），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与（同“欤”）？吾甚自愧。故夫训道不纯，而愚民陷焉。《诗》曰：“恺弟君子，民之父母。”（见今本《诗经·大雅·酌》。恺弟，和乐平易。君子，此处指周王）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而善，而道亡由之，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同“肢”）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不能再生长，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轻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为令。（《汉书·刑法志》）

　　我之所以要全文引录这道诏令，是因为从中可以看出缇萦上书在文帝内心引起的波澜，和他作出废除肉刑决策的思考过程。诏令中所提出的废除肉刑的理由，几乎全引自缇萦上书，足见文帝对这个小小“草民”的来信有何等重视！

　　这里似需介绍几句我国古代刑罚的简况。

　　诏令中所说的“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即只是在犯罪者衣帽上画上某种图像，或给他穿上式样、颜色与常人不同的衣服，而不处以实际刑罚，恐怕只能产生于原始社会，伴随着国家这个暴力机器的出现而出现的刑罚，一开始就是很残酷的。在周代，刑罚的方式合称“五刑”。《汉书·刑法志》将此五刑概括为：墨——用刀刺刻脸颊，并涂以黑色；劓（yì）——割去鼻子；宫——男性割去其生殖器，女性则破坏其生殖机能，一说禁闭于宫中；刖（yuè）——断足；杀——斩首。至战国秦，在执行死刑的方式中，又增加了凿头顶、抽肋骨、用鼎镬烹煮等残酷的做法，并大兴株连，行夷三族之法。秦末群雄并起，刘邦入关，与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史记》本纪）这简略的“三章”在当时反对嬴秦暴政的斗争中固然可以起到号召民众的作用，但却无法应对复杂的社会生活。后来又由相国萧何删减秦法，取其适宜于当时的条文，定汉律《九章》。根据《九章》，汉初的刑罚，大略分轻刑、中刑、极刑三类。轻刑如髡（kūn，剃去头发）、钳（以铁圈束颈）等。中刑，包括：黥（即墨刑），劓，斩左右脚趾，腐（即宫刑）。极刑，大辟，也即死刑。文帝诏“除肉刑”，就是废除黥、劓等残离肢体的中刑的刑罚，“有以易之”，即要大臣们商议出别的不伤残肉体的刑罚来代替它们。根据《汉书·刑法志》的记载，当时任丞相的张苍和任御史大夫的冯敬，根据文帝的诏令，拟出新的刑罚条例，其中对黥、劓等肉刑更改如下：

　　当黥者，髡钳为城旦、舂——原该处黥刑的，改为髡、钳后再罚做劳役，如筑城、舂谷等。

　　当劓者，笞三百——原该处劓刑的，改为用竹木杖击打臀部三百下。

　　当斩左止，笞五百——原该斩左趾的，改为笞刑五百。止通“趾”。

　　当斩右止……弃市——原该斩右趾的，改为在闹市斩首，并抛尸街头。

　　这个条例经文帝认可后，便付诸实施。

　　在这前后，文帝还废除了收孥相坐令（一人有罪，妻室子女同坐）和诽谤妖言罪（此罪吕后时已废过一次，但不彻底，故又重申废除），赦免官奴婢为庶人（让服役于官府的奴婢恢复正常平民身份）等，这些都应是德政。唯对车骑将军薄昭处理，历史上争议甚多。薄昭是文帝的舅父，且颇为倚重。后因罪当诛，文帝令自杀，薄昭不肯；又命群臣著丧服以辱之，遂自杀。反对这样做的人认为，其时薄太后尚在，薄昭是太后唯一的弟弟，文帝杀之，何以慰母亲之心！宋代司马光则认为：“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亲疏如一，无所不行，则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资治通鉴·汉纪七》）

　　但文帝废除肉刑、代之以笞刑的改革，在实施过程中也不断暴露出了缺陷：有该重的轻了，也有该轻的反而重了（如“当斩右止……弃市”）；总的倾向还是过重。班固甚至评论说：“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汉书·刑法志》）话虽有些过激，却也不无事实依据。譬如笞而多达三百、五百，结果往往是刑未毕而人已死，据《通典·刑法六》一则材料说，击打致死的多到“岁以万数”。继位的景帝针对这一弊病，先后两次下诏减少笞杖次数。第一次当五百减为三百，当三百减为二百。但还是死人，只好再一次分别减为二百、一百。与此同时，还规定竹木杖的长度为五尺，击打的一头不得超过一寸；如果是竹杖，须将节削平。击打的部位也由背部改为臀部。又规定施刑时必须由一人执行完毕，不得中途换人。这以后笞刑一般不再致人以死命。不过倘若遇到酷吏，还是照样要死人。

　　实际上，汉代废除肉刑的时间，也没有延续多久，到武帝时进用酷吏决案，法令又趋于繁苛。此后，自东汉至魏晋、南北朝，对文帝除肉刑之举一直争论不休，肉刑也随之或废或复，废复无常。从总体上看，废除肉刑是对奴隶制社会遗留下来的多种酷刑的一次有限度的突破，是一个不小的进步。尽管在我国古代整个帝王制度时期，肉刑实际上从未真正废除过，但历史的变革总要有人跨出第一步的，文帝就跨了这一步，更何况他的这一步是在两千多年前跨的。

　　此外，据《汉书·刑法志》载录，汉初曾一度复行秦时“夷三族”之法（其含义见三章四节），至吕后时废除。文帝即位后，又宣布一人犯法、全家治罪的所谓“相坐”“相收”等法也一概废除。但到文帝后元元年（公元前163年），因发生了新垣平一案（详八章一节），结果“复行三族之诛”。

　　对外策略：坚边设候，结和通使

　　文帝即位不久，迎立功臣中柴武等将军曾联名奏议请求对外用武。他们说像南越、朝鲜这样一些周边国家，在秦始皇时期都是内属称臣的，可后来却拥兵据险，蠢蠢欲动。高帝之时，天下初定，人民小安，不便举武。如今陛下惠抚百姓，百姓也乐于为陛下所用，正该趁此时机兴兵“征讨逆党，以一封疆”。文帝作了这样回答：

　　兵，凶器，虽克所愿，动亦耗病，谓百姓远方何？又先帝知劳民不可烦，故不以为意，朕岂自谓能？今匈奴内侵，军吏无功，边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为动心伤痛，无日忘之。今未能销距（通“拒”），愿且坚边设候，结和通使，休宁北陲，为功多矣。且无议军。（《史记·律书》）

　　文帝拒绝对周边国家用兵，而采取“坚边设候，结和通使”的策略：一面巩固边防，多设警候；一面缔结和约，通使交好，这在当时，应该说是颇为明智的。

　　文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79年）人们在纷纷传说，五岭南部的百越之地突然冒出了一个皇帝！

　　越，亦称粤，是中国南方一个古老的部族，支系甚多，战国以来统称百越。据《史记·东越列传》记载，其中不少支系可能就是越王勾践的后裔。

　　很快查清楚了，这个自称为帝的就是南越王赵佗。

　　赵佗是真定（今河北正定南）人。秦始皇时曾为南海龙川县令，后命行南海郡尉事，故又称“尉佗”。秦灭，即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王。高帝命陆贾携印前往，意欲说服赵佗接受汉封。赵佗箕踞而坐，目无汉使，还傲慢地提出了“我与你们那个皇帝刘邦谁贤”这样的问题。是素有辩才的陆贾的一番据理论说，才使赵佗大为悦服，拜受金印，情愿称臣奉汉。吕后称制，曾一度禁止向南越输出铁器和雌性马、牛、羊。赵佗本已有叛意，又风闻他在真定的父母坟墓被毁坏，兄弟宗室被诛灭，一怒之下，索性背汉自称南越武帝，并发兵攻打位于其北侧的长沙国，蹂躏数县，大掠而去。长沙国为汉初异姓七王之一吴芮所立，此时嗣位者是他的曾孙吴若。吴若接连向朝廷飞书奏报，请求发兵支援，吕后特派隆虑侯周灶统兵往讨。偏是南方气候暑湿，士卒多遭疫疠，被阻于南岭一带，不久吕后病殁，周灶就率师回京。这一来，赵佗越发骄横无忌，既用武力威胁，又用钱物利诱，把闽越、西瓯等全都收为自己属国。地跨东西万余里，出入乘黄屋，建左纛，俨然要与华夏中国分庭抗礼，并已多次向长沙国边境发起了试探性的侵忧。

　　对付这位狂傲的南越王，自然也可以发兵征讨，但文帝用的却是上述八字策略。一面下令加强长沙国边防，一面诏令常山郡守及其所属真定县令，为赵佗父母修缮坟墓，依封王的规制，特置守邑，岁时致祭；再将其昆弟召来，尊官厚赐。然后任陆贾为太中大夫，再度持节出使南越。赵佗一见来使竟是多年前的熟客，先已意外高兴；待到陆贾献上文帝馈送的褚衣等礼物，已不由开怀大笑；后来一听文帝特地为他修治了先人阴宅，几位兄弟并得加官晋爵，更着实为之感动起来。不过最终使赵佗傲气顿消并自愿放弃帝号的，还是文帝的一封亲笔御书。

　　此书现在我们可以在《汉书·南粤传》中读到。态度恭谨，行文舒缓、平实，有礼、有理，却也不乏天子之威。书中文帝在谨问南越王安好后，就坦诚地介绍自己是“高皇帝侧室之子”，这样便一下子拉近了与受书人的距离。继而委婉地叙述了吕后时期诸吕乱法的经过，其中隐含着对南越王曾经受到过不公正待遇表示歉疚的意思。渐渐说到正题：“前日闻王发兵于边，为寇灾不止。当其时，长沙苦之，南郡尤甚，虽王之国，庸独利乎？”战争只能给双方人民带来痛苦，那样做“必多杀士卒，伤良将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为也”！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只字不提要赵佗放弃帝号，相反，还说你仍然可以称帝，只是提出一个问题：

　　两帝并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这是“我大汉决不会承认你这个什么皇帝”的一种婉转、含蓄的表达，因不承认，故无使节往来），是争也；争而不让，仁者不为也。愿与王分弃前患，终今以来，通使如故。故使［陆］贾谕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为寇灾矣！

　　赵佗阅毕，沉默良久，忽而对着文帝御书伏地顿首，大声说道：蛮夷老臣赵佗，敬谢大汉皇帝。老臣妄窃帝号，本意聊以自娱，岂敢以闻天王。从今以后，臣愿长为藩臣，永奉贡职！接着又向全国发布了一道《去帝制令》：

　　吾闻两雄不俱立，两贤不并世。［汉］皇帝，贤天子也。自今以后，去帝制黄屋左纛。（《史记·南越列传》）

　　对北边的匈奴，也大体采取相似的策略。但因“自高帝以来，陇西三困于匈奴”（《汉书·晁错传》），文帝时期也多次受侵忧，且烧杀抢掠，愈演愈烈，因而也曾出兵还击或发兵征讨。总体说来，有和有战，还是以和为主。

　　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五月，匈奴右贤王率兵攻略河南等地，文帝一面致书匈奴冒顿单于，说明汉与匈奴已约为昆弟，右贤王之举违背约定；一面命丞相灌婴统领车骑八万五千，将入侵者驱逐出塞。第二年冒顿单于来书对右贤王入侵一事作了辩解，并说已处罚了右贤王，愿意与汉重修前好，世代安乐相处。文帝复书对其愿意“寝兵复约”给于嘉勉，对右贤王之事则表示不必再予深究，但指出：此前“背约离兄弟之亲者，常在匈奴”，请单于“明告诸吏，使无负约，有信”。这样双方又维持了一段时间亲善关系。文帝前元六年（公元前174年）冒顿去世，其子稽粥继位，称老上单于。因其初立，按惯例，文帝将一个宗室女翁主嫁于老上单于为阏氏。这已是汉帝国建立后的第三次“和亲”。前两次分别在高帝、惠帝时期。此次和亲倒也诸事顺遂，但在陪同翁主前往匈奴随行人员中出了个特别人物，后来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此人是宦官，名叫中行说（háng yuè）。临行前，中行说托故不愿随行。考虑到中行说原系燕人，临近朔方，多少了解一点匈奴习俗，对初出远门的翁主可以有点照应，所以文帝依旧命他前往。起程时，中行说怨愤地说：这回是逼着我去的，那就等着瞧吧，我定然要佐助匈奴而为患于汉！众人听着，以为他说的是气话，毕竟远涉大漠，是谁也不愿干的苦差使，发点牢骚也是情理中事。谁知一到匈奴，中行说果然叛降。由于他熟知汉情，又善为巧说，很快博得了老上单于的宠信。他虽也做了一些可以称道的事，如教匈奴人书算，以统计人口、牛羊等，但更多的用心是唆使匈奴上层更加倨傲，与汉人愈益对立。如当时汉天子给匈奴单于的文书用一尺一寸长的简牍，开头的用语是“皇帝敬问大单于无恙”。中行说就教他们回书简牍要用一尺二寸，印封尺寸也要相应放大，开头用语更要压倒汉方，应该写：“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再如，匈奴贵族把汉使所带来的丝织品及食粮视为稀珍，从而对汉帝国有一种仰慕之情。中行说就说，匈奴的人众还抵不过汉的一个郡，之所以能如此强大，就因为有自己独特的衣食来源和生活方式。如果你们有一天吃的穿的都要仰仗汉物，那就只能当汉皇帝的一个属国了！其实，汉人吃的粟米远不如乳酪美味可口。至于那些缯帛，既不能御寒，又很不结实，更不能与你们的毡裘相比。不信你穿上用缯帛做的衣服，骑了马到荆棘丛中去转一圈试试，还不全都成了筋筋条条！

　　更为严重的是，中行说熟知汉境关隘险阻，懂得要害所在，又稍通谋略，常常为单于的进犯出谋划策，致使匈奴为患日烈。

　　面对这一形势，群臣接连上疏，痛陈匈奴之害，其中包括晁错（cù）和此时已被从长沙国征回、改任为梁王刘揖太傅的贾谊。贾谊在他所进的《治安策》中把匈奴之害列为“可为流涕”的痛心之事。他说：方今天下已成“倒悬”之势。在正常情况下，应是天子为首，蛮夷为足；可如今却是汉天子岁岁要向匈奴进贡，“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县（通“悬”）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他大声疾呼请求文帝让他以属国官员的身份去掌管匈奴，他一定会“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笞其背，举匈奴之众唯上之命”（《汉书》本传）。贾谊激愤的心情在当时士大夫阶层中具有一定代表性，但他的建议过于疏阔，无法付诸实施。相比之下，晁错的“守边备塞”之策比较实际可行，大都为文帝所采用。据《汉书·晁错传》的载录，其主要内容包括：

　　（一）改征卒戍边为徙民实边。以往的做法是征调“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但由于匈奴来去无定，这种做法暴露出很大的弱点：“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如此连年，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改为徙民实边，一面农耕一面备“胡”，便可改变那种被动局面。

　　（二）所徙之民主要是罪人和奴婢，不足，再招募一部分平民自愿徙往者。对徙边之民，官府要予以鼓励和优待，为他们修筑“一堂二内”的住宅，“置器物”、“置医巫”等。原为平民者，还可“赐高爵，复其家，予冬夏衣，廪食，能自给而止”。总之要采取多种措施，使他们愿意“久安其处”。

　　（三）在边境的“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要规划建立城邑，修筑高墙深沟，准备一些作战用的石块和铁蒺藜等。对屯戍之民实行军事编制，平时练习骑射，匈奴来犯时便可应战。要“劝以厚赏，威以重罚”，使他们一个个都能奋勇作战，“死不还踵”。

　　文帝前元十四年（公元前166年）老上单于以十四万骑的规模，大举侵犯朝那、萧关，掳掠汉人、畜产甚多，其候骑还深入到雍、甘泉（今陕西境内凤翔、淳化等地）一带。文帝“赫然发愤，遂躬戎服，亲御鞍马，从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驰射上林，讲习战陈”，准备亲自出征。群臣谏阻不听，后来是薄太后固劝才罢休的。作出的部署是：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为将军，发车千乘，骑兵十万，屯军长安，以为警备；又拜东阳侯张相如等五人为大将军、将军，大发车骑分赴迎击。月余后，将匈奴赶出塞外。但此后匈奴依旧骚扰不断，最严重的云中、辽东二郡，被杀掠的人数每郡都在一万以上。文帝多次派出使者，并致书老上单于，希望双方“皆捐细故，俱蹈大道，堕坏前恶，以图长久，使两国之民若一家子”。单于也答书：“二国已和亲，两主欢说（通“悦”），寝兵休卒养马，世世昌乐，翕然更始。”其后直到文帝后的景帝之世，匈奴虽经常有“小入盗边”，幸而“无大寇”。（以上均据《汉书·匈奴传》）

　　但其实，矛盾不仅继续存在着，而且还在积聚。从人们的主观愿意来说，交流与合作，才是民族之间达到双赢的理想途径，但历史的发展往往有其自身的规律。大概到公元前二世纪中叶，汉民族与匈奴族之间的一场带有决定性的大规模战争，已经变得不可避免。这场战争将召唤出像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骁骑将军李广、博望侯张骞、中郎将苏武等等，以及武帝刘彻这样一大批最能体现大汉风骨精神的历史人物来。诸君要结识他们，请读第七章。在这里，还是先让我们由文帝的治绩追溯到他个人的品格，再总起来作一简略介绍。

　　“求诸己”：作为帝王的一种理想品格

　　文帝以后一百四五十年，即本书所要叙述的这个历史阶段内，文帝的一些治绩已被作为前朝理想故事广为流传。只要一谈到治国之策，便会有人想到他们心目中的楷模文帝。如昭帝时杜延年提出“宜修孝文时政”，元帝时贡禹又奏议“醇法太宗（即文帝）之治”。据《汉书·东方朔传》载录，一次武帝问东方朔“化民之道”，东方朔就以“当世耆老皆闻见之”的文帝为范例，说了下面一段话：

　　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绨，足履革舄，以韦带剑，莞蒲为席，兵木无刃，衣缊无文，集上书囊以为殿帷；以道德为丽，以仁义为准。于是天下望风成俗，昭然化之。

　　这段话的意思是，文帝的“化民之道”就是身体力行。凡是要教化民众的，先得自己做到，这样天下才会“望风成俗，昭然化之”。东方朔的话难免有溢美之词，不过如果扳扳指头算算，汉代诸帝中，以至中国古代历史上所有帝王中，文帝还应是做得比较好的一位。先秦诸子对为君之道论述可谓连篇累牍，其中“求诸己”被认为是帝王的一种理想品格。如孔子说：“君子求诸己。”（《论语·卫灵公》）孟子也说：“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孟子·离娄》）“求诸已”有时也说成是“修己”或“先己”。如《论语·宪问》：“修己以安百姓。”《吕氏春秋·十二纪》有《先己》专篇，用多个历史典实证明：君道之本在于“必先治身”。但理想只能是理想，在我国两千多年历代历世帝王中，真正能够做到“求诸己”的，恐怕一个也找不出来。也正因为这样，文帝的一些比较能够自律自省的行为，就格外值得我们重视。

　　文帝曾经说过：“天下治乱，在予一人。”（《汉书》本纪）国有急难，政有失误，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责任。譬如前面引过的，因旱涝不断而“民食寡乏”，使他甚为忧虑，追问自己是否“政有失而行有过”。因“法有肉刑”而奸仍不止，又使他深感愧疚，以为是自己“德之薄而教不明”所致。不久前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两汉全书》，收有文帝诏文共四十一篇，我在通读一过后，第一个感觉是，这个皇帝不仅日夜在为百姓操心，还动不动做检讨，唱“是我错”，活得相当的累。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他是不是在“作秀”？我的回答是，又是又不是。第一，文帝似乎终生都没有忘记，或者说没有摆脱两桩心事：一是对皇室来说，他是“高皇帝的侧室之子”；二是对群臣来说，他是他们从代地迎来京师拥立的。这几乎可以说成了他的一种“原罪”感。正是这种心态，使他“常常战战栗栗，恐事之不终”（《史记·律书》）。他又笃信鬼神，即位后一直在为还没有获得上天“受命”而悚惧惶恐，并为此进行了多种努力（详八章一节）。这多方面的心理压力，会使他不得不付出应有的真诚。第二，事实上文帝也并非只是空言对下层民众的同情，他还采取了不少实际措施，让他的臣民程度不等地获得了实惠。当然，文帝作为当时头号公众人物，他的这一社会角色决定了他的极大多数行为都是做给别人看的，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作秀”。此外很显然，当他在诏令中说他因看到百姓遭到种种苦难而“朕甚忧之”时，他自己当然依旧享受着锦衣美食、前呼后拥的豪华生活，这就难免有了矫情的成分和伪饰的因素。

　　文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78年）十一月发生了一次日蚀。在古代有一种由来久远的观点，以为日蚀、月蚀和地震以及旱涝等异常天象、地貌的出现，是上天对人间尤其是对皇帝行为不端发出的某种警戒，因而须“日变修德，月变省刑”（《史记·天官书》），以示对上天警戒的敬畏和回应。上个世纪40年代毛泽东与黄炎培著名的“窑洞对”中提到的那个典故，原文就是针对帝王对待灾异的不同态度而发的：“禹、汤罪己，其兴也悖（通“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左传·庄公十一年》）当灾异出现之时，帝王如果能够“罪己”，国家就会勃然兴盛；倘若“罪人”，那么很快就会灭亡。文帝是按照禹、汤的榜样做的，因而在日蚀发生过后就下了一道《罪己诏》。诏中说：“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他的改正措施有三条：一是恳请百官“悉思朕之过失”，并请推举各地贤良方正之士来“直言极谏”“朕之不逮”；二是，各级官吏都要勤于职守，务必减少徭役之费，施惠百姓；第三条，由于“朕既不能远德”，致使边患未宁，因而边防非但不能停止，还要加强；不过由卫将军宋昌掌管的警卫京师和皇宫的南北二军还是撤了吧，大仆现有马匹过多，只需留下少量常用即可，其余皆拨给驿传使用。

　　尽管在历代帝王中，因发生灾变而作出此类“罪己诏”的间或亦有，但大多不是徒具形式，就是巧为伪饰，更有的诿过于人，甚至还有叫某个大臣给他当替罪羊的，如就在汉代，宣帝和成帝时都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比较起来，还是文帝的这篇《罪己诏》大抵出自真诚，措施也切实可行。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文帝于前元十三年（公元前167年）二月，作出了一个让自己一个人来承担责任的举措：废除秘祝之官。

　　《周礼》有祝官，如大祝、小祝、祝史等，其职都是掌管祭祀之赞词；但无秘祝。秘祝作为祝官的一个分职，很可能至秦才有。《史记·封禅书》说：“祝官有秘官，即有灾祥，辄祝祠移过于下。”《史记正义》对此作了解释：所谓“移过于下”，就是将本来属于帝王的“咎恶”，通过秘祝向上天祝告，将其移于“众官及百姓也”。如此说来，秘祝的职责就是这么一句话：嫁祸于臣民！这样职官，大概也只有在帝王集权专制制度业已建立，皇帝一人至高无上，万千臣民的生命轻如蝼蚁的历史背景下才会设置出来！

　　也许设置者也意识到了这个职务不那么光彩吧，所以称“秘祝”。《汉书注》引应劭曰：“移过于下，国家讳之，故曰秘也。”

　　汉因秦制，也设有秘祝一职。

　　文帝下诏说：“秘祝之官，移过于下，朕甚弗取，其除之。”（《汉书·郊祀志》）

　　后来文帝发现，不仅有为皇帝移过的秘祝，还有专为皇帝祈福的祠官。他认为如果要祈福的话，应为天下百姓祈，而不应单为皇帝一人祈，因而又下诏命祠官改变这种旧制。他说：“夫以朕不德，而躬享独美其福，百姓不与焉，是重吾不德。其令祠官致敬，无有所祈。”（《史记》本纪）

　　帝王制度固有的一大弊病是，对握有国家最高权力的皇帝没有设置相应的监督机制。在这种体制下，当政者能否及时纠正自己的缺失，不能指望于制度，而是取决于他个人是否有听取臣下进谏的自觉或意愿。文帝周围有好几位敢于力谏的直臣，如廷尉张释之，中郎将袁盎，丞相申屠嘉，郎中署长冯唐和贾谊、晁错，以及并不在朝为官却以急切言词不断上书诤谏的颖川（今河南禹县）人贾山等。总的说来，文帝也还比较能够认真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包括有违他原初想法的意见。一次晁错进言对匈奴用兵之策，文末说：“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文帝在答书中说：“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汉书·晁错传》）这种颇为平等的对话态度，在那个时代的君臣之间也是极为难得的。冯唐是赵人，文帝有次与他谈起战国末期赵国名将廉颇、李牧的事，深有感慨地说：吾欲得廉、李为将，何忧匈奴哉！冯唐突兀说：如今即使有这样的良将，只怕陛下也不能用！文帝听了一脸怒色，差点发作。事后对冯唐说：你不该当众羞辱我；有话不可以找个没有别人在场的地方对我说吗？冯唐惶恐谢罪，说粗鄙之人不知忌讳。其实文帝心里是很想知道自己为何真有良将也不能用的道理的。当他再次提问时，冯唐便以当年居边将军李牧如何得到赵惠文王充分信任，而如今同样负有守边责任而又战功卓著的云中太守魏尚，却因细过被免职削爵罚做苦役作为对比，批评文帝说：“愚以为陛下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汉书》本传）文帝很快省悟，当日就拜任冯唐为车骑都尉，并命他持节前去赦免魏尚，恢复他的云中太守之职。类似这样“顶撞”文帝的事，张释之和袁盎也曾有过多次，有时还让文帝颇为难堪。其间，文帝或也发过怒，说过过激的话，但最终还是听从了他们的意见，改变了自己的态度。这里仅举一例：一次御驾过中渭桥，忽而从桥下跑出一个人来，致使乘舆马匹受到了惊吓。此人被捕后，文帝批示下廷尉惩处。按规定，御驾经过前，要清道戒严，称之为“警跸”。审讯时，此人说他原系过路，听到“警跸”就躲于桥下，过了好一会，以为御驾已过，就走了出来，不料桥上还有车骑，心里一怕，两脚就跑个不停，不意惊吓了马匹。鉴于这种情况，张释之以为依据律令当处以“犯跸”罪，罚金四两便可结案。文帝却以为非杀不可。他怒气冲冲地说：此人惊吓了我的马，幸好我的马性子温顺，倘若换上烈马，不就要伤到我身子了吗？张释之不同意文帝这种以为法律可以或轻或重的说法，他说：

　　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指文帝）使立诛之则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一旦有偏失）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史记》本传）

　　文帝沉默良久，终于开口说了一句话：你的判决是对的。

　　当然作为一个皇帝，文帝也有一般帝王所常有的某些畸形的癖好，譬如他对邓通的宠幸，就常为后人所非议。邓通原是皇城内河一个船工，因其职规定须戴黄帽子而称黄头郎。此公身无长物，说来也是奇事一桩：他的发迹靠的竟就是头上这顶黄帽子！原来文帝曾做过一个想飞上天去却怎么也飞不上去的梦，正在苦苦挣扎时，忽有一黄头郎过来一推，终于让他飘飘悠悠地过了一把上天瘾。梦醒后，便暗中求访这个黄头郎。一次在未央殿西南侧苍池中央的渐台闲游，偶一抬头，眼前赫然一黄头郎在焉！一问才知道那是在苍池里划船的邓通。从此邓通便好运连连，不仅赏赐累万，官至太中大夫，文帝还经常到他家去宴饮，这在当时被视为任何大臣都极难获得的殊荣。一次文帝让相士给邓通看相。相士说他将来会因贫穷而饿死。文帝说我可以叫邓通马上富起来，谁说他会穷？就这么一句话，竟将蜀地一座铜山赐给了邓通，并特许他可以私自铸钱，致使“邓氏钱”遍天下。邓通自然要想出种种办法来讨好文帝，其中突出的一例，便是当文帝患痈疽时，邓通亲口为他吸吮脓血。

　　文帝与邓通之间的这种非正常关系有违君臣之礼，大臣们内心都十分不满。一次入朝，随从在文帝身旁的邓通又有些轻佻动作，罢朝后，当时任丞相的申屠嘉便向文帝进谏说：陛下若是爱幸某个臣子，自然可以富之、贵之，但在朝堂上，君臣之礼则不可不肃！文帝虽然表示接受，却没有真要黜斥邓通的意思，申屠嘉就想到自己来惩治一下这个佞臣。他向邓通发出一令，命他立刻到相府来，否则，格杀勿论！邓通害怕了，跪告文帝该怎么办。文帝说你还是去吧，我自有办法救你。邓通来到相府，脱去帽子，光着脚，伏地跪拜，向丞相请罪。申屠嘉连正眼也没有看他一眼，顾自坐着，大声责问道：朝廷是高祖皇帝的朝廷，你一个小小黄头郎，竟敢在朝堂上如此无礼，还不当斩吗？喝令左右府史：开斩！邓通吓得连连磕头，额头已磕得流血不止，申屠嘉却还不肯饶恕。就在这时，文帝派出的使者持节来到，使者说：皇上向丞相表示歉意。皇上说邓通是他的弄臣，请丞相放他一马吧！

　　文帝于后元七年（公元前157年）六月病逝，他的儿子、三十一岁的刘启继位，是为景帝。此时依旧健在的薄太后被尊为太皇太后，窦皇后尊为皇太后。太子妃薄氏，为薄太后母家女，依制立为皇后。

　　文帝在位二十三年，为他的后继者留下了一个相当稳实的基业，和一种德刑相辅的为政之道；但与此同时，也留下了一个积聚已久、正在日益突现、一遇时机就会爆发的隐患，那就是朝廷与同姓诸侯王的矛盾问题。当初高帝之所以要封宗室诸刘为王，本意是要抗衡和制约异姓诸王。诛灭诸吕后，至文帝后元七年（公元前157年），最后一个异姓王吴芮的玄孙长沙王吴差死，无后，国除，异姓王已不复存在。但同姓王却因文帝的多次分封，其间虽有废有除，其总数仍多达十七八王，远远超过高帝时期同姓王总数。文帝在位期间，先后发生过济北王刘兴居和淮南王刘长两次反叛，文帝的应对都算不上高明，特别是后一次，更显出了他的优柔寡断，从实际效果看，反而诱发了诸侯王的跃跃欲试。

　　应当说同姓诸侯王及其封国在其建立之初，对草创的汉帝国也曾起过颇为重要的稳定作用。《汉书·诸侯王表·序》作了这样评价：“高祖创业，日不暇给；孝惠享国又浅，高后女主摄位，而海内晏如，亡狂狡之忧，卒折诸吕之难，成太宗之业者，也赖之于诸侯也。”但封土建国本身是与帝王集权制相矛盾的；而随着历史发展，一方面诸侯王国因日趋强大而进一步显出独立的倾向，另一方面中央政权则因日益成熟而不断要求集中统一；在双方的合力作用下，这种矛盾就必然变得越来越尖锐和激烈。这样，当景帝初登极位，意欲对日益骄横的诸王采取某些抑制、削弱措施时，一场大规模的武力较量已变得不可避免。 大汉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