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帝：《谥法解》说：“恭仁短折曰哀”

　　历史奇观：四太后同临一朝

　　当刘欣在未央宫前殿坐上皇帝之位，接受文武百官朝拜的时候，按照礼制“为人后者为之子”（见《汉书》之《霍光传》、《孔光传》及《师丹传》）的规定，他也就成了先皇成帝的儿子。因而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颁诏尊他的祖母、成帝的母亲王政君为太皇太后，他的母亲、成帝之后赵飞燕为皇太后。

　　太皇太后王政君为表示谦让，下诏命她的侄儿大司马王莽退位就第，王莽遵旨上书“乞骸骨”。哀帝自然知道这是当不得真的，便命尚书令去诚意挽留王莽，又通过丞相等去向太皇太后表白：如果大司马辞去，皇帝就不敢听政。于是太皇太后来一个顺水推舟，复命王莽辅政。

　　这出开场戏，似乎演得皆大欢喜，但麻烦却接着来了！

　　由于哀帝还有从定陶带来的亲生母亲丁姬和嫡亲祖母傅昭仪，这样加起来，就共有两个祖母、两个母亲。这边长安的祖母、母亲已分别尊为太皇太后和皇太后，那边定陶的祖母、母亲该往哪里搁呀？从这时开始，哀帝在位的大半岁月，几乎都纠缠在傅昭仪和丁姬该住哪个宫、要不要授以尊号、应授怎样的尊号的激烈冲突中，以至群臣也据以形成附傅、排傅两派，整个朝廷被折腾得颠三倒四，风雨飘摇。难怪有人要假借天象，发出“阴盛阳微，金铁为飞”、“屋大柱小，可为寒心”的警告，急呼“宜务崇阳抑阴，以救其咎”（《汉书》之《梅福传》、《李寻传》等）！

　　若问何以竟会出现这样的怪事？原因就在傅氏昭仪实在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人物。

　　这个自幼丧父、母亲又改嫁的女子，应选入宫后，因生得姣好，为当时还在做太子的元帝所爱幸，元帝即位，赐号婕妤，越发有宠。傅氏虽女流，却颇识谋略，又善笼络人。譬如每逢祝酒酹地，她会上至天子、下至宫人一一祝到，因而备受众人感激。不久生下一子，取名刘康，封为定陶王。母以子贵，元帝更号傅婕妤为昭仪。刘康逐渐长大，聪慧多才，又善解音律，元帝颇为看好，一度还像上文已提及的那样，曾有过废已立太子刘骜而另立刘康为太子的打算。元帝去世后，傅昭仪随儿子刘康赴封国定陶（今山东定陶西北），尊为定陶王太后。刘康王后张氏，多年无子，倒是有个丁姬，不久便生下一子，取名刘欣。傅昭仪十分喜欢这个小孙子，越俎代庖，亲自养育，反倒把生母丁姬撂到了一边。刘康病故，刘欣嗣位为定陶王。这期间，由于成帝在位多年而仍然无子，皇室诸亲都在觊觎皇太子这个位置，傅昭仪更想来一个捷足先登。她的办法是两条：一是每回刘康来朝，她总要陪同，一得机会就向人称誉她的小孙子如何聪慧，如何仁孝；二是向德高望重的太皇太后，以及正受着成帝宠爱的赵氏姐妹和掌理朝政的大司马王根等，用奇珍异宝、金银财物展开“统战”攻势。如此积以时日，她终于获得了完全的成功：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刘欣被立为皇太子，一年后，继成帝而为哀帝。

　　但按照礼制所规定的“母从子、妻从夫之义”（见《汉书·师丹传》），尽管刘欣已当上了皇帝，傅昭仪和丁姬，却还是只能以分别是她们儿子和丈夫的定陶王刘康为依归，一个称定陶王太后，一个称定陶王后。因而此时仍然只好住在定陶国设在长安的官邸里。傅昭仪自然决不能让人这样委屈自己。积十余年劬劳和心机，如今小孙子终于当上了皇帝，她觉得自己完全有资格入住内宫，尊为太皇太后，以尽情享受她的成功！

　　这时候，经历了元、成、哀三世，年已六十有六的王政君，依然对朝政在相当程度上起着决定性作用。太皇太后为人颇持重，但喜誉少谋，有时又难免以个人感情处理政事，因而被史家称为仅有“妇人之仁”（《汉书·元后传》赞语）。由于傅昭仪已下足了“公关”功夫，皇太后对这位来自定陶的姐妹已有了些好感，便下旨傅昭仪、丁姬得以十日一至未央宫朝见皇帝。接着又诏问其时分别任丞相、大司空（即御史大夫，成帝末年改）的孔光与何武：傅、丁二人依制当居何宫为好？

　　孔光是孔子十四世孙，通晓经学，明习汉制法令，弟子众多；为人恭谨，不愿阿旨苟合，却也不具那种直面抗争的风骨。他历任谏大夫、尚书令、光禄勋、御史大夫等多职，休假回家，从不向兄弟妻儿言及朝中之事。《汉书》本传记了这样一件小事：一次有人试着问孔光宫中某殿庭中种的是什么树？他先是默然不应，继而来了个王顾左右而言他。此前，成帝召诸臣议立刘欣为太子时，他曾提过不同意见，因而被从御史大夫降为廷尉，至成帝临终，复拜为丞相。这回皇太后诏问，让他着实为难。他知道傅昭仪颇通权谋，当今皇上又是她躬自育养的孙子，一旦入住宫中，旦夕与帝亲近，必然乘机干预朝政；若令长住定陶国邸，她又显然不会答应。思之再三，提出了一个缓冲的折中方案：另选新址，修筑新宫。

　　大司空何武是历仕宣、元、成、哀四世老臣，为人正直持重，好推举后进，然疾恶朋党。他对傅、丁该住何处倒没有孔光想的那么多，只觉得另筑新宫耗费至巨，建议不妨就住现成的北宫。北宫位于未央宫之北，高帝初建，武帝增修。北宫与未央宫之间，有架空的复道可通，行走其中既可隐蔽自己，又可临窗四望。太皇太后也以为可。于是傅氏和丁氏便携带随从，即日浩浩荡荡住进了北宫。

　　果然不出孔光所料，从此傅昭仪便趁着复道之便，经常往来于二宫之间，不断向哀帝发出求请，不仅要求给她加尊号，还要大封傅氏家族。初登极位的哀帝不便擅自作主，颇有些左右为难。

　　这时出来了一个为哀帝解困的人。他叫董宏，父亲董忠因告发霍氏家族谋反有功而受封为高昌侯，父死，由其承嗣为侯。董宏以为终于等到了一个可以邀功请赏的机会，便上了一道奏疏，以战国时秦庄襄王原系夏氏所生，后过继与华阳夫人，庄襄王即位两母共尊太后为据，认为傅昭仪亦应尊为皇太后。哀帝觉得这下倒有了办法：就将董宏的奏书发下，让大臣们去议定吧！谁知刚要依奏下诏，就引来了大司马王莽和左将军师丹的联名反对。反对理由有二：一是太皇太后乃至尊之号，不能有二，只可有一；二是暴秦早已灭亡，岂可引以为据！并认为董宏妄自称引，蛊惑圣听，应以“大不道”罪论处。哀帝对这两个人都颇为敬重：王莽是太皇太后的侄儿，又是秉政大臣；师丹还曾做过自己太傅，论议深博，声誉卓著。加上又觉得他们反对得有理，于是便另诏驳回董宏奏疏，并将其贬为庶人。这就是说，原想借此邀功请赏的董宏，反而丢掉了高昌侯的封号，成了平头百姓。

　　不过且慢！

　　哀帝作出这样处理时，不该忘了自己虽享有九五之尊，但在傅昭仪面前仍是个小孙子。

　　住在北宫的傅昭仪闻讯大怒，经由复道来到未央宫，当面把小孙子狠狠训斥了一顿，并下令速速为她奉上尊号。哀帝还能说什么呢？只好遵命。经太皇太后允准，尊哀帝生父定陶王刘康为定陶共皇（“共”亦作“恭”，为谥号）；再据以尊傅昭仪为定陶共皇太后，丁姬为定陶共皇后。与此同时，傅氏的三个从弟傅喜、傅晏、傅商，包括早已去世的父亲，和丁氏的父亲、哥哥、侄子，全都封了侯。至于董宏的那个案子，自然也翻了过来。不久董宏即被称之为忠孝两全的功臣，恢复了高昌侯的爵号和封土。

　　现在傅昭仪已经争到了“皇太后”的尊号，但这仍无法让她满足。第一，尊号前还缀着“定陶”这个封国名称，说明她还次于朝廷的皇太后；第二，她是当今皇上的祖母，理应是“太皇太后”，而不止是“皇太后”。

　　这一日太皇太后王政君置酒未央宫，拟邀傅太后、赵太后、丁皇后一起会宴，目的无非是想借以修补一下几个太后及其家族间已经出现的裂痕，同时也显示一下自己主动“团结”各方的“高姿态”。不料却因王莽的过于顶真，又闹出了一场风波。

　　王莽作为执掌中枢政务的大司马，开宴前照例要检查一下席位的布置。他发现太皇太后坐席之旁，安排着傅太后的席位，便大声喝斥负责此事的内者令：定陶太后只是一个藩国之妾，岂可与太皇太后至尊并座？还不速速撤去！

　　内者令不敢有违，当即将傅氏席位移置于左侧。

　　正在北宫命侍女为她对镜梳妆、准备赴宴的傅太后，得闻此报勃然大怒，喝令罢妆，拒绝赴宴。其间，侍者几番往来催请，她就是不肯起驾。这一日的四后欢宴，竟不欢而散。傅太后却犹是余怒未消，一再迫令哀帝将王莽逐出朝廷。王莽得知风声，再次上书乞骸骨。哀帝虽有意留任，却也无奈，只好下诏对王莽嘉勉一番，特赐黄金五百斤，安车驷马，罢令就第。后迫于傅太后压力，又诏令“就国”，即强制其回到自己封地去（王莽受封新都侯，其封国故治在今河南新野东）。但此番遭逐，反使王莽在公卿大夫中获得了持正不阿、进退有义的声誉，为几年后再次入朝秉政预备了舆论条件——这是后话。

　　再说王莽辞去，空缺的大司马一职该由谁来继任，又引起了一场争论。傅氏子弟多骄奢，唯独右将军傅喜行义修洁，恭谨忧国，因而为朝臣所属望，以为应由他来继任。偏偏傅太后反对。原因是她的这位从弟曾多次诤谏，弄得她很不开心。朝臣中附傅、排傅两派各执己见，而太皇太后王氏此时说话又已丧失了往日的权威，争议出现了僵局。在这种情况下，傅喜谦让自退，上书称病归养。夹在两难中的哀帝，这时便出来扮演了一个调和的角色：一面让左将军师丹暂时代行大司马之职，一面又赏赐傅喜黄金百斤，收缴了他的右将军印绶，另以光禄大夫职衔归第养病。但排傅派中仍有不少人感到不满，认为此种处理显然是对傅太后的又一次迁就。其中表现最激烈的是大司空何武，他联合尚书令唐林上奏提出：遣归傅喜使朝野失望，百官莫不为国忧恨；只有让傅喜回来掌理朝政，陛下才能显出至尊光辉，傅氏才有兴盛可能。附傅派却出人意料地从旁侧发起了进攻。有人揭举出何武不久在迎接后母来京途中因故滞留一事，认为事母如此不孝之人，不应再居三公之位。傅太后便以此为由，命哀帝贬黜何武。哀帝也恰好想更换一下三公班子，于是就下诏撤去何武大司空职务，保留汜乡侯封号，罢归就国。过了三两个月，傅太后怨恨已渐渐缓和，于是在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正月，哀帝先将傅喜召回，再改任代行大司马师丹为大司空，同时拜傅喜为大司马，并晋封为高武侯。

　　这回傅太后总算勉强接受了傅喜这个老是不肯跟她一条心的从弟，朝廷上下也好歹过了一段太平日子。

　　不过这位共皇太后还不肯就此罢休。得寸进尺，她还要哀帝进一步再授尊号，直到与太皇太后王政君并起并坐。

　　凭此时傅太后的威势，已经不难做到这一点，即只要她有某种意愿，用不着她开口，臣属中就准会有人心领神会帮她去实现。

　　郎中令泠褒、黄门郎段犹就是这样两个人。这年九月，两人联名奏议，以为傅太后应冠大尊之号，不宜再缀有“定陶”这个藩国之名。哀帝已形同傀儡，当即据奏下了这样一道诏书：

　　汉家之制，推亲亲以显尊尊，定陶恭皇之号不宜复称定陶。其尊恭皇太后为帝太太后，丁后为帝太后。（《汉书·外戚传》）

　　其中“帝太太后”，后来又改为“皇太太后”。

　　中国古代历史上四位皇太后同临一朝的奇观就这样出现了。四太后之名是：

　　太皇太后王政君；

　　皇太太后傅氏；

　　皇太后赵飞燕；

　　帝太后丁氏。

　　满朝文武皆顺旨称贺，唯独位列三公的三位大臣丞相孔光、大司马傅喜和大司空师丹，以为不可。师丹还上了一道奏疏，坚持认为“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之所以“以定陶为号”，是依据“母从子、妻从夫”的礼制，断不可改（据《资治通鉴·汉纪二十五》）。

　　哀帝已越发难以摆脱傅太后的掌控，所以结果可想而知：三位大臣先后皆被罢免。

　　最先撤下的是师丹，罪名自然不难找到。傅、丁子弟指使人上了一道劾奏，说师丹奏书是属下誊抄，还曾向外人传示过，这就是“泄密”，该办他一个“大不敬”罪。哀帝便据此将自己这位老师废归乡里。其间有给事中博士申咸、炔钦为之上书，认为奏书泄密咎在簿书，与师丹无涉。结果二人反招来贬秩二等的处罚。

　　不过哀帝之所以先拿师丹开刀，目的倒是想“丢一保二”。他以为用这个办法警示一下傅喜，只要傅喜能收回前议，顺从傅太后之旨，便可不予惩处。而傅喜若能顺服，相信孔光也会跟着归附。偏偏傅喜不吃这一套。哀帝等待、犹豫再三，最后还是诏令傅喜上缴大司马印绶，即日就国。

　　傅喜既已罢黜，孔光自然也难逃此劫。由于他身居无所不统的相国之位，罪名更是随处可得，譬如几年来阴阳错谬，灾荒频仍，百姓饥馑，盗贼并起等等，全都可以算在他的账上。被解职归家后的孔光，成了一介平民，杜门谢客，以读书自娱，倒也自在。

　　反对声浪既已全被压了下去，昔日的傅昭仪终于坐上了皇太太后的至尊之位。属下设置少府、太仆等多个官署，各有围着她转的大批官员；出入乘玉辂、凤辇，前后有长长的卤簿队伍，真可谓威风八面。虽说四太后临朝，但此时最显赫的还是她这位皇太太后。其余三太后，丁太后是她的儿媳自然不在话下，就连先前对太皇太后亦步亦趋的赵太后，此时也转而傍上了她，做出一副惟命是从的样子。至于那个当初她曾敬执臣妾之礼的太皇太后王政君，如今也身价大跌，她随口叫一声“老妪”，那王氏也只好点头答应。沾了她这位皇太太后的光，傅氏一门封侯六人，大司马二人，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诸曹十余人。众子弟恣意侵占田产，大造府第，广置仆婢，争奢竞侈，富倾朝廷。

　　与此同时，曾经显赫一时的王氏家族则迅速衰落。除上面已提到的王莽被“诏令就国”外，辞职在家的王根也因被人弹劾，不得不抱病离开长安去了他的封地；已故大司马卫将军王商之子成都侯王况，则更被贬为庶人，遣回故郡；包括王氏兄弟在位时所荐举的一些官员，也大都被罢免。《汉书·元后传》记载至此又加了一句：“天下多冤王氏。”人心总是倾向于被压制的一边，傅氏的跋扈张狂，反而使王氏获得了“天下”人的同情。

　　至此，高坐在永信宫正殿的傅太后该满足了吧？不，还没有。她还有一桩已经忍了三十二年的“一箭之仇”至今没有报。

　　那是建昭元年（公元前38年）的一个初冬，元帝驾临上林苑虎圈观看斗兽，侍从的除最受宠幸的傅昭仪和冯婕妤，还有后宫诸多嫔妃。斑虎舞爪，金狮狂吼，众人看得忽惊忽喜，目眩心摇。就在这时，忽有一野熊跃出圈栏，竟直奔御座而来！傅昭仪惊叫一声，往后逃避，众嫔妃也慌乱四散躲藏。独有冯婕妤却挺身急前几步，当熊岿然而立。元帝不由大惊，正要呼她脱逃，手执兵器的武士已急速赶到，当场将野熊格杀。原来这位冯婕妤，就是本章第二节中提到过的冯野王的姐姐、西汉名将冯奉世的长女冯媛，难怪虽为巾帼却有烈士之风。事后元帝问她何以竟敢只身当熊，冯婕妤的回答是：妾恐这畜生蹿至御座，惊扰陛下，故当之。其实凡兽类大都怕人，只要站立不动，并没有什么危险。元帝听后大为赞叹，不久便赐冯婕妤以昭仪之号。傅昭仪既为自己的逃避恼羞成怒，又为冯媛晋升为昭仪竟与自己并立而心生嫉恨，从此便记下了这“一箭之仇”，数十年来一直伺候着报复的机会。

　　机会终于来到，恰好就在她受尊为皇太太后以后不久。

　　所谓巫蛊、诅祝一类案子，自武帝晚期以来近百年间，总是闹个不休，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十月又闹出了一个，主谋已被认定为就是当年那个只身当熊的冯媛。

　　其实这完全是个冤案。冯媛有子刘兴，封为中山王，她也被尊为中山王太后，随王就国（中山国都卢奴，今河北定县）。不久刘兴去世，未满周岁且患有疾病的儿子箕子承嗣为王。这年八月，哀帝派中郎谒者张由带着医师去给刘箕子看病，不料这个张由自己也患有一种狂易病，中途发作，顾自回了长安，病却忽又痊愈。哀帝遣尚书诘问张由：因何违命而归？这位中郎谒者害怕了，慌乱中胡诌说，他是因为探得中山太后私嘱巫觋诅祝皇上和傅太后，以为事关机密而又重大，才匆匆赶回来奏报的。傅太后获悉此讯大喜，先后派出御史丁玄、中谒者史立等两批官员，昼夜兼程，急赴中山严治此案。邀功心切的丁、史等人，不分青红皂白就将冯氏一门及王国官属百余人全都捕来，分系于洛阳、魏郡、巨鹿三狱，严刑逼供，当庭毙命十余人，其中包括冯太后的妹妹冯习和弟媳吾之。后来，巫师刘吾、医师徐遂成实在打熬不过，一个谎称冯氏确曾命他诅祝，另一个更妄供冯氏曾命他刺杀皇帝，并许以封侯。丁、史逼取了这些口供后，便将冯太后唤出，宣称将以谋反、大逆罪回京劾奏。冯太后自然不肯诬服，拒绝答辞。这时史立便冷笑说：太后当年挺身当熊，何其胆壮！今日面对本官，又何其怯懦呀！

　　冯太后只是回望了他一眼，仍不吐一字。

　　这一日冯太后回到宫里，将珠宝细软悉数散给左右侍女，当夜即饮药自尽。

　　因为她知道，史立既然能说出只身当熊这件数十年前的后宫秘事，就一定领有傅太后密旨，所以绝不可能再有她的活路。

　　此前，皇太后丁氏已于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病亡。

　　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做了四年皇太太后的傅氏，也因病溘然长逝。

　　这样到哀帝在位后期，又回到了他即位之初两位皇太后（太皇太后王政君和皇太后赵飞燕）临朝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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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太后去世后，哀帝还有不到两年在位时间。这位窝囊的皇帝，《汉书》本纪赞语虽称他“文辞博敏，幼有令闻”，似乎还曾想效法武帝、宣帝有一番作为的；在位期间，“屡诛大臣，欲强主威”，实际却是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冤假错案。综观其行事无一可以称道，或许初期的所谓“受命改元”和末年的准备“禅让”两件事，聊可一说。尽管这两件事都被弄成了可笑的闹剧或滑稽剧，但如果我们对哀帝当时所处的内外交困的境遇仔细作些分析，也不难看出他也曾有过多少作点改变的意向，当然更多的还是无奈和无聊。

　　哀帝受制于傅太后等多位太后的“内困”已如前述，下面再补充说说“外困”。

　　读《汉书》等正史对元、成、哀、平时期，尤其是哀帝时期的记载，会有比其他时期多得多的所谓“灾异”现象，接连不断地跳到你眼前来。除了日蚀、地震、流星、陨石、山崩地裂和旱涝之灾以外，还有天上竟会落下草、鱼、血来；落下的草打着奇怪的结，落下的鱼鲜蹦活跳，落下的血块大如铜钱、小如麻子。还有宫殿、陵园接连火灾，城门门闩不翼而飞，皇陵木柱长出了枝叶，居然还冲破了屋顶；山上岩石忽而怪声大叫，声音像擂鼓又像打雷。还有只鸱鸟把自己的巢给烧了，燕子窝里竟孵出了黄雀，有个浓眉大眼的汉子突然变成了女人，还生了个大胖小子……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罕见的自然现象，其中大部分现代科学已不难作出合理解释，但古代史家之所以郑重其事将这些超出当时认知范围因而带有神秘色彩的自然现象记载下来，是想用以说明：由于帝王和朝廷行事有违于常道，故而上天降下此类警戒，以提醒人间必须及时改过，不然将有更大的灾祸临头。这当然很荒谬。但历史严峻的真相恰恰就隐藏在这种荒谬的背后。正是由于朝政昏乱，贵戚恣肆，官吏勒索，豪强横行，大量土地为少数富豪所兼并，大批破产农民和失业流民沦为奴婢，从而引起了社会动荡，民怨沸腾。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底层民众，也包括众多士大夫阶层，在自古以来的传统观念的导引下，几乎是本能地将自己的情绪依附于种种灾异现象，然后假借至高无上的天威，曲折、间接地来表达他们内心的不安、不满以至愤怒。

　　在这期间还发生了众多群体性事件，则是民众情绪的直接宣泄。除了连年不断的“盗贼并起”，还有因种种谣传而引发的骚乱也层出不穷，其中最典型的当推“西王母行筹”事件。

　　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正月，关东民众突然惊慌起来，纷纷离家出走。他们披头散发，手拿着麻秆或禾草，光着脚在冰天雪地里急急奔跑，见到人就分给一根，说是西王母发下的筹子，可保平安。这样骚动的人群便愈聚愈多，不几日就多达数千，形成了一支散乱的队伍，由东向西进发。他们或斩关逾墙入屋，或强占传驿奔驰，官府也禁阻不得。一路浩浩荡荡，历经二十余郡国，到这年夏天抵达长安。在这里，他们白日聚众击鼓喧哗，夜晚持火上屋呼号。京城百姓也纷纷加入他们行列，在里巷、田野布设帐幕，载歌载舞，祭祀西王母。祭毕，给每人发一符书，说是西王母有告谕：只要佩戴此书，即使大难来临，也可免死。

　　这场规模宏大的骚动，到这年秋天才渐渐止息。

　　读者诸君想必还记得，本书七章四节说到武帝还在少年时代就曾为穆天子与西王母的神奇恢宏的故事所吸引，从而萌发了开拓西域的构想；而同是这个神话故事里的人物西王母，如今却被幻化成了芸芸众生摆脱现实苦难的救世主。前者奋发开拓进取，后者唯求在灾难中自保，这恰好反映了汉人在帝国盛世与末世的两种不同心态。

　　应当说，在当时感受到了这种“内外交困”，又想要改变这种景况的，也不单是哀帝一人，还有更多的朝臣。只是很可惜，他们在提出救世济时的方略时，已不可能再有直面社会危机、作出根本性变革的勇气、胆识和魄力。而此时为帝国所独尊的儒家，大多为董仲舒后学，其学术走向更趋于神学化。尽管他们先后也提出过不少奏议，但大多依托于灾异说事，仿佛对朝政的不满不是来自万千臣民，而是来自神秘的上天；有的还陷入了附傅、排傅两派的矛盾纠葛，灾异学说更成了打派仗中的一个惯用工具。还有人则从“皇权天授”出发，以为刘汉气数中衰，国运将尽，解救的办法不是来一场针对实际存在的社会危机问题的大变革，而是祈求上天来一次“再受命”。

　　成帝时，有个齐人叫甘忠可，撰作《天官历》及《包天太平经》十二卷，赴京上书，自言曾受教于天帝的使者赤精子，宣称“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见《汉书·李寻传》）。此话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尽管朝臣中也不乏有同感者，但毕竟谁也没有这个胆量敢把如此犯大忌的话说出口来。当然，反对这个“再受命”说的，也不乏其人，其中最强烈的便是时任中垒校尉的刘向。尽管刘向作为宗室成员，对刘汉的衰落忧心似焚，多次以灾异说先后向元帝、成帝敲起警钟；但同样意在解救帝国危局的“再受命”说，却被他视为“罔上惑众”，断断不可施行。结果甘忠可被械系论罪，不久病死狱中。哀帝即位，帝国危机更趋严重，再加上哀帝生有一种“痿痹”之病，且日趋严重，二十过后依然无子。到这时，朝臣中或明或暗地将希望寄托于再度受命的人已越来越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甘忠可的弟子夏贺良接过先师衣钵再次鼓吹汉家应重新受命时，就受到了哀帝多次召见，并命其待诏黄门，以便随时应召顾问。夏贺良在一道奏书中说：

　　汉历中衰，当更受命。成帝不应天命，故绝嗣。今陛下久疾，变异屡数，天所以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号，乃得延年益寿，皇子生，灾异息矣。得道不得行，咎殃且亡，不久洪水将出，灾火且起，涤荡民人！（同上）

　　如果能接受我的再度受命的建议，那么不仅帝国有望复兴，还可使皇上本人健身益寿，早生皇子；倘若不然，那么不仅皇上将会像先帝那样“绝嗣”，连天下百姓都将遭受水火等大灾大难！

　　民间有一种用举办喜事以抢救临危病人的做法，叫作“冲喜”。近些年来，未央宫上至天子下至群臣，大都笼罩在一种末世的恐慌中，此时听夏贺良这么一说，大概也有了要冲一冲喜的念头。反对者仅有一人，就是上文已提到过的刘向之子刘歆。此时刘向已病故，其子刘歆任奉车都尉。同他父亲一样，刘歆也把“再受命”视为邪术，认为“不合《五经》”，断“不可施行”（《两汉纪·孝哀皇帝纪》）。但哀帝因“灾变数降”、“盗贼并起”而“战战兢兢，唯恐陵夷”（见《汉书·李寻传》），哪还顾得了那么多，即于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六月举行隆重祭天典礼，宣布再度受命，以当年为“太初元年”，自号“陈圣刘太平皇帝”，并颁诏表示皇帝愿与天下百姓一起“自新”，同时大赦天下。至于改制，实在拿不出像样的方案来，只改革了一项漏刻制度：原来一昼夜为一百刻，改为一昼夜为一百二十刻。

　　当年老师甘忠可丢掉性命也没有做成的事，如今学生夏贺良只消三言两语便一举成功，这怎么能不叫他大喜过望呢？人是不能太得意的，一“得意”便会“忘形”。此时的夏贺良竟忘了自己连个正式官职都还没有，居然指手画脚地向哀帝进言，以现任大臣多不知天命为由，要将他们一个个撤下来，另任由他选定的某几个人为三公。这一来自然激起了满朝文武一片反对声。实际上夏贺良并不见得比他老师甘忠可高明。大凡推销此类学说的，都惯于使用宏廓而玄虚的词语，从不作出近期内可以检验的明确承诺。可这位急于求成的预言家，偏是许诺哀帝不久身体便可康复，儿子也可生出，这不等于自己给自己预设了“大限”吗？几个月一过，哀帝疾病依旧，后宫也不闻有怀喜之报，龙颜为之大怒，当即下令廷尉将夏贺良等系狱论罪，同时颁诏除大赦令依旧有效外，其余改元、改号以及更改漏刻制之令，一概作废。结果廷尉以“倾覆国家，诬罔主上”的“大不道”罪，将夏贺良等全都诛杀。

　　这出“冲喜”闹剧至此收场，朝政仍然大半由傅氏掌控着，反映帝国危机日趋深重的种种灾异奏报，也依旧不断由诸郡国向朝廷飞来，哀帝似乎越来越觉得这个皇帝当得实在太没有味道了，这样到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又演了一出准备禅让的滑稽剧。

　　禅让是儒家颂扬的一种理想化权力传承方式，据说尧晚年曾禅位于舜，舜晚年又禅位于禹；但其历史本相究竟如何，已无从稽考。昭帝时有个符节令叫眭（suī）弘，以为汉运将尽，上书建议汉帝应效法尧舜行“禅让”之制；宣帝时还有个司隶校尉盖宽饶，只是在奏书中要求任官以贤，“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也被诬为妄求“禅位”。二人均以“大逆不道”罪诛杀（见《汉书》各自本传）。由此可见，“禅让”在当时是一个动不动就要掉脑袋的“禁区”。

　　不过这回用不着担心。

　　上述两例皆起于臣下奏议，这回可是哀帝自己准备禅让的，难道还能叫皇帝掉脑袋不成！只是令人不解：传说中受禅的舜与禹都是圣人，而哀帝准备禅位的对象竟是他的一个男宠，实际就是同性恋者！

　　这一日，百无聊赖中的哀帝，偶尔在殿下望到一个唇红齿白的少年，忽而心有所动，便叫道：那不是朕的舍人吗？原来这个名叫董贤的少年，哀帝为太子时曾做过太子舍人，此时已转任为郎官，做着些奏报漏刻的杂事。这天两人一番交谈，柔媚乖巧的董贤立即博得了哀帝的好感，从此出则同车陪乘，入则侍从左右，宠爱日隆。旬月之间，由郎官而接连升为黄门郎、驸马都尉、侍中，赏赐累万，贵震朝廷。有个人们经常引用的隐含同性恋之义的典故叫“断袖之癖”，说的就是哀帝与董贤的故事。有次二人一起昼寝，哀帝醒来想要起身，见董贤睡得还香，身子却压着他的衣袖。为了不惊动这个男宠，哀帝小心抽出佩刀，割断衣袖，悄然离身。

　　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在董贤获得超常贵幸的同时，不仅他的父亲当上了少府，赐爵关内侯，他的妻子也得以入籍殿中，住进了官舍，小舅子受任为掌管京城警卫的执金吾，小姨子一进宫立刻晋升为仅次于皇后的昭仪；就连董家的僮仆也都得到了种种珍宝的赏赐。更出格的是，哀帝先授任董贤的岳父为负责修建宫殿的将作大匠，再命他为董贤大兴土木，大造府第，重楼叠阁，穷奢极侈，连柱、槛都披上锦绣。不仅如此，甚至还为年仅二十左右的董贤预筑了坟茔，周垣数里，俨然一座小城。

　　接下来，哀帝还要封董贤为侯。但封侯总得找个由头，譬如立了什么功之类。这时恰好又出了一桩诅祝案，主谋被认定为东平王刘云。此案原是由待诏息夫躬和骑都尉孙宠通过中常侍宋弘上书告发的，哀帝为了封董贤为侯，竟将奏策上“宋弘”之名削去，另外填上“董贤”二字，让原本与此毫不相干的董贤也占有一份告发之功，并据此给他封了个高安侯。

　　当时担任丞相一职的，是被史家称为“刚直严毅有威重”（《汉书》本传）的王嘉。尽管朝臣大多阿旨，王嘉觉得自己不应保持沉默。在他看来，第一次给一个男宠赐爵已引起人言汹汹，现在又要用这种弄虚作假的办法封以为侯更是违制，何况东平王刘云诅祝一案疑点颇多，很可能还是个冤案呢！他前后多次上书极谏，直至封还诏书，拒绝为董贤加封食邑。哀帝读了王嘉的奏书，起先也像是有点感动，因而犹豫了多日；待到王嘉封还诏书，顿时雷霆大怒，急命中朝诸官及将军以下五位二千石官员与廷尉一起审理此案。面对如虎似狼的衙吏，王嘉仰天长叹一声说：想我王嘉忝居宰相之位，理当进贤士退不肖；可我既不能进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等贤俊之士，又不能退董贤父子等佞邪小人，致使朝纲毁圮，社稷垂危，罪诚当死，死有余辜啊！

　　王嘉在狱中绝食二十余日，呕血而死。

　　董贤及其一家暴得富贵，势压朝廷，这自然引起了傅、丁两大家族的不满。丁太后的哥哥丁明，此时任大司马骠骑将军。他平素很敬重王嘉为人，加上忌恨董贤，因而对王嘉含冤而死深表同情和惋惜，并在公开场合颇有微辞。此时傅太后已死，哀帝显得有些肆无忌惮起来。他还要进一步破例重用董贤，就以丁明不该同情王嘉为由，免去了他的大司马骠骑将军之职，即任董贤为大司马卫将军，让这个年仅二十二岁的小男宠坐上了执掌朝纲的首席大臣之位，百官要向皇帝奏事，都得先经过他这道关。

　　更让满朝文武大为震惊的是，哀帝在授任董贤的策文中竟有这样两行文字：

　　朕承天序，惟稽古建尔于公，以为汉辅。往悉尔心，统辟元戎，折冲绥远，匡正庶事，允执其中。天下之众，受制于朕，以将为命，以兵为威，可不慎与！（《汉书·佞幸传》）

　　饱读经书的大臣们一眼便看出，这段诘屈聱牙的文字，是有意模仿尧禅位于舜、舜禅位于禹时的谈话语气写的，特别是“允执其中”一句，更是直接抄录。他们觉得，授任董贤为大司马卫将军虽是人臣之极位，但也总还是个臣子吧，这同尧与舜、舜与禹的禅位有何相干呢？难道皇上真要禅位给这个小男宠吗？他们越想越害怕，因为如果真是那样，刘氏天下就将变成董氏天下，所有如今的朝臣都将成为“亡国之臣”！

　　忧虑和疑惑很快在未央宫上下弥漫开来，几天后，人们的担心不幸得到了证实。

　　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岁末，哀帝在未央宫麒麟殿大排酒筵，宴请董氏父子及诸外戚和近臣。酒至半酣，哀帝像是已有几分醉意，笑盈盈地盯视了董贤一会儿，忽而说：吾欲效法尧禅故事，卿以为如何？

　　此话一出，全场瞠目。有个叫王闳的中常侍，是太皇太后王政君侄儿、已故平阿侯王谭之子，恰好侍候在哀帝一旁，慌忙跪伏进言，大声说道：天下乃高祖皇帝之天下，非陛下一人所有。陛下承宗庙、继先帝而登大位，理当传诸子子孙孙于无穷，岂可中道禅位于他人！汉室基业至大至重，天子无得戏言！

　　《汉书·佞幸传》记载此事后，接下去有这样一段话：“上（指哀帝）默然不说（通“悦”），左右皆恐。于是遣闳出，后不得复侍宴。”王闳就因为说了那么一番话，不仅被当场逐出麒麟殿，还剥夺了他以后“侍宴”的资格。这或许可以说明哀帝确曾有过禅位于董贤的想法，并非全是酒后戏言。另据《后汉书·王闳列传》说，哀帝临终时确曾将玺绶给了董贤，还嘱咐说“无妄以与人”。后来是王闳禀明太皇太后，带剑至宣德殿从董贤手里将玺绶夺回，持与太皇太后的。

　　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六月，即那次不寻常的麒麟宴后不到半年，长期的疾病折磨过早地结束了哀帝年轻的生命。在位六年，终年二十五岁，谥号为哀。《谥法解》说：“恭仁短折曰哀。”想必读者诸君都会说，其实哀帝可“哀”的远远不止是他只活了二十五岁；可哀的还有他的整个帝王人生，以及名义上在他统治下的整个大汉帝国。

　　值得一提的是，七八年后，这套“再受命”和“禅让”的把戏，又有人以另一种方式作了一番表演，居然真的让刘氏天下换了姓，这大概是已在九泉下的哀帝万万没有想到的吧？

　　哀帝一死，先后受到傅、丁和董氏家族排挤而在朝势力已大为削弱的王氏家族，又趁时以迅猛之势卷土重来。其象征性的领袖人物，便是昔日那位绛衣女子，如今已历经四朝、高寿七十有余的太皇太后王政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老太太身旁多了一位身长七尺五寸、口大脸短、眼珠略呈赤色的壮年汉子，他就是王莽。

　　上一小节不是说到王莽已被“诏令就国”了吗，他怎么又回来了呢？这里有些戏剧性的情节，不妨一说。

　　原来王莽一到自己封国新都，就谢绝交游，杜门自守，即使与亲友晤叙，也绝不言朝中之事。古人崇尚所谓“忠臣去国，不洁其名”；郡国士大夫以为王莽遭贬黜而仍能执此操守，便是有古直臣之风，因而更敬重其为人。在这期间，王莽的次子王获杀死了一个家奴，这在当时也算不上什么大罪，王莽却严厉责斥了王获，后来还硬是逼他自杀以赎其辜。此事一传开，王莽声望更是与日俱增，郡国吏民纷纷上书朝廷为其申冤，连应举进京的贤良学士，也在对策时竭力称颂他的德行和功业。再加上此时傅太后已疾病缠身，日渐松懈了对朝政的掌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原就对王莽留有好印象的哀帝，便于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正月下诏征王莽还京，但仍只说是召来侍奉他的年事已高的太皇太后的，不敢授以任何官职。不久傅太后病故。又过了一年多，当哀帝去世的噩耗奏报到长乐宫时，太皇太后立刻在王莽的侍从下，从长乐宫起驾来到未央宫，收藏了皇帝的玺绶，随即颁诏，将诸凡皇宫警卫的统领、发兵符节的掌管以及百官奏事等等大权，全都授予她以为最可信赖的侄子王莽。老太太居然也懂得刀把子是皇权命根子的道理，想来是王莽在一旁提醒的结果。凭借强大的武装力量为后盾，整个朝廷已在王氏家族掌控之中，而曾经相继显赫一时的傅、丁、董诸家族则迅速土崩瓦解。对这次毁灭性行动的声势、速度，后来有人作了这样形容：“人不还踵，日不移晷，霍然四除，更为宁朝。”（见《汉书·王莽传》）这不由使人想起《红楼梦》中警幻十二曲唱词：“忽喇喇如大厦倾”，“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为节省篇幅，恕我不一一赘述，只简略说一说对其中几个主要人物的惩处——

　　已故皇太太后傅氏和帝太后丁氏：分别被追贬为定陶共王母和丁姬，并毁冢改葬，取出棺中玺绶付诸一炬。

　　大司马卫将军董贤：被撤去所任一切职务后，自知已无生路，当日回家即与其妻一起自杀。王莽疑其诈死，又命人开棺验尸。董氏家产价值四十三万万，全部充官。

　　皇太后赵飞燕：先被贬为成帝皇后，接着又废去皇后之号，贬为庶人，也即日自杀。有首童谣唱道：“燕飞来，啄皇孙；皇孙死，燕啄矢。”

　　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六月，太皇太后下旨，以王莽为大司马，并领尚书事。

　　紧接着，王莽在培植、重用亲信的同时，便开始了对朝臣中异己势力的清洗，凡不顺从者皆治其罪，甚至睚眦必报。如前将军何武（哀帝时被罢归就国，后征为御史大夫，又迁为前将军）和他的好友左将军公孙禄，当群臣争相拥戴王莽为大司马时，唯独他俩不肯阿从，且相互推举。王莽先将他们免职，后又借故威逼何武自杀。再如红阳侯王立，说起来还是王莽叔父，因此前私占垦草田一案而不再居位，但王莽还是怕他有碍自己专权而奏请太皇太后命他离京就国；太皇太后虽欲庇护也已无奈，只好下诏将其遣出。

　　需要特别提一下孔光。这位孔子十四世孙，曾任丞相，因多次违逆傅太后之旨而被贬为庶人。傅太后去世，哀帝先任以为光禄大夫，不久复任丞相，后改称大司徒。王莽复出，因孔光为太皇太后所敬重，又是当代名儒，故越发加以推崇和礼敬，还让孔光的女婿甄邯也当上了侍中奉车都尉。但孔光很快发觉自己扮演的是一个颇不光彩的角色。原来王莽在一批接一批地清除政敌时，常常不是自己出面，而是通过甄邯将要惩治的名单交给孔光，再让孔光去上奏太皇太后，然后付诸实施。孔光为人谨小慎微，既不敢不上奏，又怕得罪人，弄得他经常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哀帝又是一个绝后的皇帝。同年七月，王莽与诸大臣议定，找了个元帝世系中的小男孩来继位。他原名刘箕子，后改名刘衎（kàn），是成帝的弟弟中山王刘兴的儿子、哀帝的从兄弟；也即那位年轻时曾只身当熊、后被傅太后迫害致死的冯媛的孙子。刘衎继位，便是作为西汉王朝末代皇帝的平帝。

　　年仅九岁、原嗣封为中山王的刘衎，能够从遥远的卢奴（中山国之都，今河北定县）来长安入主未央宫登上皇帝宝座，自然是诸大臣选、迎、拥的结果。这选、迎、拥在当时被认为是安刘汉、定社稷的特等大功，而建此大功者便是王莽。

　　平帝登极，下诏“将与天下更始”，特改元“元始”。实际上，如果说有什么“更始”的话，那就是从此开始了一个王莽时代。《汉书·平帝纪》一开头就记了这样一段话：

　　帝年九岁，太皇太后临朝，大司马王莽秉政，百官总己以听于莽。

　　九岁的皇帝，七十二岁的老太后；而作为辅政大臣的王莽，这一年正好四十五岁，不仅年富力强，而且几经荣辱沉浮的磨炼，无论资历、智力或谋略和权术，在刘氏宗室和未央宫上下都已无人可与匹敌。因而当这颗突然复出的政治新星，以炫目的光芒跃升到华夏大地上空的时候，已被久久的末世梦魇折磨得心灰意冷的万千臣民，很可能又重新燃起了希望；或许，有的觉得还需要观望；当然，也有不少人则产生了新的忧虑。 大汉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