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体制内部生成的帝国掘墓人

　　这已是本书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主角是王莽。

　　王莽其人，自东汉王充、班固相继称之为“桀纣之恶不若亡秦，亡秦之恶不若王莽”（《论衡·恢国》）；“滔天虐民，穷凶极恶”，是“书传所载”最坏的“乱臣贼子”和“无道之人”（《汉书·王莽传》赞语）以来，一直为传统历史学家的骂声所笼罩，几乎成了“篡盗者”、“伪善者”、“暴虐者”等等一切恶的代名词。大概要到上世纪之初武昌革命用炮声宣布帝王制度终结后，才渐渐有了些不同的评论。我将有关这位“篡窃者”的材料及以往自己做的摘记、随想阅读一过，还没有动笔，却先不由要为他发一声惋叹：可惜！王莽正是生逢其时啊，历史为他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如果他有相应的才具，又如果他身边有几个既有胆识，又各具专门才能的得力辅佐，那么他原本可以成就不亚于汤武或秦始皇那样的功业。遗憾的是，由于他没有上面那两个“如果”，结果因最终失败而不仅他本人背负了近两千年的骂名，也使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少了一条通过从上到下变革以完成国家权力和平传递的成功之路。

　　这一节中的引文凡未注明出处的，皆采自《汉书·王莽传》，恕不另注。

　　用“谦让”之戏搭起一道登极之梯

　　巧得很，平帝即位的元始元年，即现在世界多数国家所采用的公历的元年。这年正月的一个良辰吉时，未央宫前殿奏起钧天大乐，有个来自遥远的南方越裳氏古国的使节，献上了三羽雉鸟，一白两黑。献礼毕，百官同贺，颂声大作。几位大臣向太皇太后上奏，认为应益封王莽三万户，并加尊号。老太后开头弄不懂：王莽不是已封为新都侯，又刚刚就任为大司马吗，因何还要益封加尊呢？群臣中有个熟读诗书的，便引经据典地对太后说起了一千多年前周公与白雉的故事。

　　原来这雉鸟，特别是白雉，古时被视为祥瑞。《尚书大传》称：“交趾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三象重译（因路途遥远而需多次换乘、多次翻译）而献白雉。”当年周公辅佐年幼的成王，如今王莽辅佐年幼的平帝，相隔千余年而同样获得越裳氏献来的白雉，这难道还不是上天降下的祥瑞吗？群臣据此认定王莽就是当世的周公，因而联名上奏称颂王莽“定国安汉”大功，建议尊为“安汉公”，再增加封户，以“上应古制，下准行事，以顺天心”。

　　太皇太后表示认可，并下诏尚书准备赐王莽为安汉公事宜。偏是王莽却上书固辞。他说他的安汉定国之策，是与孔光、王舜、甄丰、甄邯等大臣一起议定的，要封赏也得先封赏这四位大臣，他自己不必列入其中。王莽推让还不止一次，而是多次。头两次，群臣仍坚持要给他益封加尊；到第三、第四次，王莽索性装起病来，不再入朝理事。这下众大臣无法再坚持了，只好奏明太后，说那就尊重大司马本人意愿吧，将他除外，单封赏其余四位大臣。于是下诏——

　　以丞相孔光为太师，增封万户；

　　以车骑将军王舜为太保，增封万户；

　　以右将军甄丰为少傅，封广阳侯，食邑五千户；

　　封奉车都尉甄邯为承阳侯，食邑二千四百户。

　　四辅还缺一太傅，是专为王莽留的。王莽却仍然不肯就任，经群臣反复进言才勉强答应。皇太后再次下诏，以王莽为太傅，总掌四辅之事；益封二万八千户，尊号安汉公，并定著于令，传之无穷。到了这一步，王莽才勉强起而受命，却还要把“谦让”之戏做足：只接受任命和尊号，退还益封的二万八千户，说：如今百姓尚多贫穷，待到将来家给人足时，再加赏给臣吧！

　　但刚刚受任为太师、又增封万户的孔光，却感到了惶恐不安。上一小节已提到因王莽在惩治异己势力时，总是把他推到第一线，因而使他进退两难；现在随着王莽权位日益隆盛，附顺者纷纷得到拔擢，忤违者不断受到杀戳，孔光更感到自己已身临悬崖绝壁，“忧惧不知所出”。在太师任上表面不得不阿顺，内心苦闷、徬徨了两年多，决定退位。先“上书乞骸骨”，继而“常称病，不敢与莽并”；后来索性“固称病辞位”（《汉书》本传）。如此反复多次，终获允准，因太皇太后的下诏而得以荣归故里。数年后病故，享年七十。

　　大概就在王莽加尊为安汉公前后，流传出一个惊人的说法：所谓越裳氏献白雉其实是个骗局！

　　史书对此事的记载有三种版本。《汉书·平帝纪》说是“越裳氏重译献白雉一，黑雉二”；《汉书·王莽传》则记为王莽“风益州令塞外蛮夷献白雉”。风，读为“讽”，暗示。塞外蛮夷，泛指长城外少数部族。照后一记载，献白雉的不是南方越裳氏，而是北方蛮夷；北方蛮夷也不是主动献的，是王莽暗示益州郡官员去叫他们献上来的。这已是一种欺骗，《资治通鉴·汉纪二十七》还记了另一种欺骗：“王莽风益州，令塞外蛮夷自称越裳氏重译献白雉一，黑雉二。”这就是说，来献雉鸟的越裳国人，不仅是王莽“风”来的，而且连这个人也是冒牌货——是北方塞外蛮夷假称的“越裳氏”！

　　细细想想，我倒觉得“风”的可能性似乎不很大。古代的交通、通讯条件与现代不可同日而语。那时你即使存心要“风”，先从长安派出使者去“风”益州郡，再从益州郡派出使者去“风”塞外蛮夷，最后由蛮夷从遥远的塞外把白雉献到长安，即使每个环节都像想象那么顺利，这么个大圈子兜转来，少说也得一年半载。而王莽从受任为大司马到接受越裳氏献白雉，前后不过四五个月时间，要完成这么一个“风”的全过程该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当时之所以有这种传说，历史学家又采信了这种传说，大抵是囿于“正统”观念，对“篡汉”的王莽抱有深深的成见的缘故吧。

　　不过无论如何，王莽确是玩弄权术的一等高手。即使白雉真是越裳氏主动献来的，充其量也只是珍稀动物而已。如果说当年周公把它说成是上天降下的祥瑞，还只是无意识的自我炒作的话，那么现在王莽再来这样做就完全是有意识的，而且是先炒周公、再炒自己的双重炒作。

　　这时候汉帝国的最高权威，名义上依然还是太皇太后王政君。王莽为了挟太后以令宗室及群臣，就要哄住这位作为刘汉皇权象征的老太太。为此，他特地奏请为太后的三个姐妹加尊号：尊大姐君侠为广恩君，大妹君力为广惠君，小妹君弟为广施君；均封有汤沐邑。三姐妹自然欢喜不尽，见到太后就说王莽的好话。想到老姑母长年独处深宫，定是寂寞无趣，王莽又作出安排，让她一年四季择日乘辇到京郊去巡游。登山远眺，临水近览，游景观胜，赏心悦目。老太后玩得开心了，顺便也学学古代那些圣君明主的样，又是访求长老，又是存问贞妇，还少不得赏点钱帛，赐些牛酒。穷百姓们何曾蒙受过如此隆恩，一个个伏地跪谢，齐呼太皇太后万寿无疆。老太后虽贵为天下万民祖母，却也像寻常老人那样容易怀旧。一次出游回来，车过渭桥，漫视着不远在望的皇城宫殿群，忽而喃喃自语说：记得我第一次见到先帝是在太子宫丙殿。一晃都过去五六十年了，那里的亭廊梁柱倒还能记出个大概来。王莽连忙凑上去说：那还不容易吗？太子宫便在近侧，就让臣侍奉太后去一游吧！当这位太皇太后下得凤辇，跨进丙殿那道朱红色的门槛时，自己当年穿着绛红色的大袿衣与还在做太子的元帝猝然相遇那一幕，倏忽间又来到眼前。宫殿依旧，物是人非，怎不教老人感慨不已呢！

　　过了两年多，平帝已长到十二岁，王莽就想为自己还只有九岁的女儿谋个皇后之位，好让自己当上国丈。他上了一道奏章，说是近世汉家多难，皆因无嗣；而之所以无嗣是由于配娶不正。所以这回应当遵照古礼，给天子娶十二位女子，这些女子必须是周公、孔子和二王及列侯之后，那样才可多生贵子，以广汉嗣。这道奏章经太皇太后认可，即诏令有司操办，不过数日已采选到众多女子。王莽一看那名册，自己女儿虽也列于其中，但王氏家族同时应选的还有不少。有着如此众多的竞争对手，女儿的皇后之位还能有望吗？

　　王莽来到太皇太后的长乐宫，奉上应选名册，然后做出一副诚恐诚惶的样子说：臣本无德，臣女儿也少才，不堪入选后宫，应将臣女从名册中除去。

　　令人叫绝的是，已经步入垂暮之年的太皇太后果然把侄儿的这番表演当了真，以为尽管王莽此前对傅氏、丁氏及几位大臣的处置都未免过于严苛，这回不让自己女儿入选倒是出自一片至诚，且意在维护汉统，实属难得。于是又欣然下了一道诏令：凡王氏之女，包括太皇太后外家，都不在应选之列。

　　结果出现了老太后没有想到、却很可能是在王莽预期之中的火爆场面——

　　庶民、诸生、郎吏以上守阙上书者，日千余人；公卿大夫或诣廷中，或伏省户下，咸言：“明诏圣德巍巍如彼，安汉公盛勋堂堂若此，今当立后，独奈何废公女？天下安所归命！愿得公女为天下母。”

　　每天上书的、上访的多到成千上百，已经够闹猛了，王莽却偏要再来一个欲扬故抑，煞有介事地派出众多官吏去四处劝阻，结果自然越是劝阻上书者越多。舆情汹涌，朝野汇成一个声音：皇后之位，非安汉公之女莫属！

　　大概要到这时候，老太后才发觉上了侄儿的当。无奈已是群情难违，只好听由众公卿将王莽之女推选为后。王莽则诚请再补选十一女，以应古制天子娶女之数。诸大臣又哪里肯听，都说汉制历来是皇后一人主后宫，另选多女，反会乱了正统。王莽做出一副盛情难却之状，答应让女儿应选，却又再起一番波澜，提出两条：一是要求少府、宗正、尚书令共同相看他的女儿，是否具有母仪天下之才德和姿容；二是再请三公策告宗庙，占卜吉凶，以便最后由列祖列宗和上天来择定。当然，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了的，结果也可想而知：占卜自然大吉大利，几位相看过未来皇后的大臣也都说：贤淑有德，姿容端庄，天生就应承汉统，奉宗庙。

　　元始三年（公元3年）四月，王莽之女终于被策封为皇后。

　　群臣齐贺，颂声满朝。有司奏请依礼赐聘皇后黄金二万斤，合二万万钱。王莽又一再辞谢，勉强收受了四千万钱，还将其中的三千三百万钱分给那十一个陪嫁的媵家，自己实际只收了七百万钱。群臣觉得这样一来皇后与陪嫁诸妾不是相差不多了吗？又纷纷进言应予加赐。太后再次下诏增赐二千三百万，合计三千万钱。王莽又拿出一千万钱来，分给九族中的贫困者。

　　这时有人又搬出《春秋》来说：按照周制，天子立后，应策封后之父地百里，尊而不臣，以示对宗庙的推重。因而还得增封王莽田二万五千六百顷，以合百里之数。所增封之田就在王莽封国新都之西的新野（今河南新野），故称新野田。太后又要下旨，王莽慌忙跪伏，涕泣辞谢，说了这样一番话——

　　臣莽子女诚不足以配至尊，复听众议，益封臣莽。伏自惟念，得托肺腑，获爵土，如使子女诚能奉称圣德，臣莽国邑足以共（通“供”）朝贡，不须复加益地之宠。愿归所益。

　　王莽这番辞受新野田的话，居然不胫而走，很快从朝堂传布到京城，又从京城流传到各郡国，自然也传到了新都和新野。就这样同年夏秋，在广阔的华夏大地上掀起了一股称颂王莽功德的狂潮，其中上书朝廷要求再给王莽加尊号的，竟多达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如果联系一下当时的全国人口总数和还很不发达的交通、通讯条件，你就不能不承认，王莽的自我炒作确实取得了旷古未有的巨大成功。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毕汉斯在评述这段历史时说：中国古代一些开国皇帝都是“实用心理学大师”，而王莽尤其“精通这种狡猾的手法”（见《剑桥中国秦汉史》三章）。的确，王莽自第二次受任为大司马直到称帝以前的七八年时间里，几乎都是在用“这种狡猾的手法”演戏，就连他的日常生活也充满着“戏”的成分。譬如他对人表面上总是那样谦恭，开口闭口也总离不开周公之道。他还动不动献田归农，捐钱济贫；遇有水旱之灾就常常素食，不肯吃肉等等。据《汉书》本传概括，王莽每回演出不外乎这样三部曲：一是目的设定后，先在言谈举止上稍稍作些表露（原文：“欲有所为，微见风采”）；二是让亲信们根据他的暗示去制造舆论，引导群臣上奏（原文：“党羽承其指意而显奏之”）。这样到第三部，他亲自登场，又是跪拜，又是哭泣，怎么也不肯接受封赏（原文：“稽首涕泣，固推让焉”）。这三部曲都是演给上下两类观众看的：“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于众庶。”

　　不妨说，王莽就是用这种一出又一出“谦让”之戏，搭起了一道通向帝位的阶梯。正是在这样的演出过程中，他的权力不断扩展，尊号、官称接受了一个又一个，其权位实际已与帝王无异。

　　他在有了安汉公这个尊号后，又派出王恽等八人分行天下，以观览风俗为名，“诈为郡国造歌谣，颂功德，凡三万言”，“及民上书者八千余人”，众口一致说还要给王莽加尊升位。这样到元始四年（公元4年）又有了个为他一人定制的顶级官称：宰衡。就像秦始皇的“皇帝”之称源于“泰皇”和“五帝”各取一字合并而成那样，这“宰衡”也是由“大宰”（周初辅政大臣姬旦即周公之职）与“阿衡”（商初右相伊尹之号）各取一字合并而成。至此，王莽已有了一大串头衔：爵为新都侯，号为安汉公，官为宰衡、太傅、大司马。御史为他特制一印，曰：“宰衡太傅大司马印”。但王莽还是觉得捧得不够高，继续不断施展他的“谦让”功夫。这样到元始五年（公元5年）又由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及列侯等共九百零二人联名进奏，让他获得了传说中古代帝王加给功臣的最高赏赐和最高荣誉：九命之锡。此前，史书未见有谁曾受此高规格殊荣的记载，王莽当为第一人。

　　王莽原任大司马，并领尚书事，已是秉政大臣，只是名义上尚需奏明太皇太后方可施行。在接受安汉公尊号后，他又让群臣进奏，以照顾太后春秋已高为由，以为小事不必再亲省。于是太后便下诏除封爵之事仍须进奏外，“他事，安汉公、四辅平决”。所谓“四辅平决”，实际上是王莽一人独决。在加尊为宰衡后，又作出了以下这些规定：

　　（一）三公言事，称“敢言之”——据蔡邕《独断》，汉制臣下向皇帝书面或口头进奏，都必须先说一句“昧死言”的导语，才能接着说要说的事。现在三公对王莽进言也规定必须加上“敢言之”这样一句导语。

　　（二）群吏毋得与公同名——这就是说百官起名，都必须避王莽之讳。

　　（三）出从期门二十人，羽林三十人，前后大车十乘——出行有了仪仗。期门、羽林，都是皇帝禁军。

　　（四）署宗官、祝官、卜官、史官，虎贲三百人，家令、丞各一人；宗、祝、卜、史官皆置啬夫——就是特许王莽可以设有自己的官署和官属。

　　（五）在中府外第，虎贲为门卫，当出入者傅籍——还可以在府第设有门卫和门籍。

　　所有这些，都说明王莽已拥有了近似帝王的特权，距南面称帝仅有咫尺之遥。

　　元始五年（公元5年）十二月，平帝忽而病危。一千多年前，当周武王病重时，作为辅佐的周公曾作策向先王祈祷，愿以身代；祷后策书藏于金匮。一千多年后的王莽，也来个依样画葫芦，戴璧秉圭，请命祝祷于泰畤，自己情愿代平帝去死，只求能让平帝早日康复。祷后同样把策书藏于金匮，置于未央宫前殿。这样，倘若此后有人对他辅佐期间的行事产生误解或提出质疑，只要打开金匮取出策书，他的一片忠心便可得到明鉴。

　　过了几天，年仅十四岁、做了五年挂名皇帝的刘衎，骤然身亡。

　　对平帝的死，《汉书》没有留下非正常死亡的正式记载，只是在相关传记中提到当时曾有人指责王莽鸩杀平帝（见《汉书·翟义传》）。至唐代颜师古注《汉书》引了《汉注》的一条材料，认为平帝之死系王莽下毒所致：“腊日上椒酒，置药酒中。”宋代司马光采信此说，写入了《资治通鉴·汉纪二十八》。其后，“王莽毒杀平帝”大体已成为史学界定论。近年也有人不同意此说，如《剑桥中国秦汉史》相关章节就认为对王莽的这一指控“没有证据能证实或否定”，而“旁证”则“有力说明王莽是无辜的”。这些旁证包括王莽“刚把女儿嫁给平帝”，“已经抱着生下的皇位继承人将是自己外孙的希望，所以他所处的地位再也不可能更有利了”；而“谋害皇帝很可能触发一次危机，王莽可能在危机中失败”。

　　说一下我的看法。

　　平帝自幼患有一种古时称为“眚（shěng）”的病，据说发作时嘴唇和手足十指都会发青，且无法治愈。所以他到这一年病况恶化或因而致死，也并非没有可能；不过更大的可能似乎还是王莽利用平帝发病的机会，下毒以致其死。原因有三。第一，王莽诛灭卫氏，平帝对他怨尤日增。平帝即位，其生母中山卫姬封为中山王后。王莽鉴于哀帝时傅丁两家乱朝的教训和出于自己独擅朝政的考虑，让卫王后及平帝的两位舅父卫宝、卫玄等仍留中山国，不得迁来京师。后来又借惩处王宇、吕宽“血洒莽第”一案（见下一小节）的机会，将卫氏家族中除平帝生母卫王后外尽行诛灭。孤身一人留居在远离长安的中山国的卫王后，因思念儿子而日夜啼哭。所有这些，自然会引起平帝对王莽的怨愤。第二，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年岁的增长，平帝已渐渐有亲政的意向。偏在这时候，泉陵侯刘庆上了一道奏章，建议应由王莽像当年周公那样“行天子事”，即做摄皇帝。这一奏议肯定会激化平帝与王莽之间原已存在的矛盾。若是在这期间，平帝在言谈举止上有所反抗的表示，也该是情理中事。第三，在这种情况下，就像颜师古所引《汉注》说的那样“莽自知益疏，篡杀之谋由是生”，就很可能利用平帝患病做出孤注一掷的举动。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所谓祝祷泰畤、策藏金匮，便是他在实施密谋前放出的一道烟幕；而在为平帝发丧的诏书中特别提一句平帝弥留时因“气辄上逆，害于言语，故不及有遗诏”（《汉书》本纪），则很可能就是一个“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声明。

　　平帝一死，选择继位新帝又成了一道难题。此时元帝世系已绝，宣帝的曾孙一辈中受封为王或侯者尚有五十三人。由于他们都已成人，选择其中任何一个都将是即位就要亲政。因而王莽以他们皆系与平帝同辈，而“兄弟不得相互为后”为由，否定了这五十三人的入选资格。另外在宣帝的玄孙一辈二十三人中选了个年龄最小的刘婴，立以为嗣。

　　刘婴这年才两岁。一个刚会爬地的孩子怎么当得了君临天下的皇帝呢？正当朝堂上下疑窦丛生、猜测蜂起之时，忽而从百余里外的武功（今陕西郿县东）传来一个消息：有人在浚井时打捞起一块上圆下方的白石，上面刻有八个红色的字：“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王莽就命群臣以此作为上天降下的“符命”去向太皇太后奏报。此时已高龄七十有七的太皇太后，一听却似乎突然清醒了过来。尽管她生于王门，毕竟是因做了汉家天子的皇后才有自己这一生的荣华富贵，王氏一族也才有了十侯五将、富甲天下的今天的，所以维护汉统应是她生命的基点。过去她曾多次为王莽擅权提供过方便，现在却觉得是该向这个贪得无厌的小侄子大喝一声的时候了。她愤愤地对跪伏在殿前的群臣说：莽儿岂可为帝！此议妄诬天下，断断不可施行！

　　朝堂一片肃静。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群臣退去，却有一个时任太保的王舜留了下来。

　　史书没有留下有关王舜此时内心的记载，但从他后面将要提出的调解方案看来，此时他一定想得很多。因为无论对刘氏、对王氏，都是已到了命运攸关的历史时刻。如何对待这块上圆下方白石上的八个红字，不仅将决定两个家族的命运，也将决定大汉帝国的命运。

　　王舜是成帝时曾任大司马骑将军的王音之子，与王莽是同辈，为人恭谨，上和下睦，太皇太后很喜欢这个堂侄子。哀帝死，无子，在议立中山王刘衎为嗣后，太后即任命他为车骑将军，持节赴中山国，去把年仅九岁的刘衎迎入京来即位为平帝。有过那么一次成功的合作，这姑侄俩的关系就更为亲密。尽管王舜并不赞成王莽急于称帝，但他毕竟也姓王，变刘氏天下为王氏天下对他不可能没有吸引力。刚才他已想好了一个调解方案，不妨称之为“折中”或“缓冲”。看看老太太怒气渐消，他先宽慰了几句，然后说：有道时止则止，时行则行。事情到了这一步，想要阻止也已奈何不得。再说我想莽兄也并非真要接替汉统，只是想暂时称摄，以重其权，那样才能镇服天下呀！

　　太后没有听懂，问：你这“称摄”是什么意思？

　　王舜说：称摄就是称摄皇帝。符命上不是说“为皇帝”吗？我想“为皇帝”意思大概也就是称“摄皇帝”吧。

　　这么说摄皇帝还不是真皇帝。老人缓缓叹了口气说：那就照此下诏吧。

　　于是择日举行隆重的典礼，王莽堂而皇之地穿戴起皇帝的冕服，坐上了未央宫正殿。规定赞礼称“假皇帝”，臣民称“摄皇帝”，自称“予”。同时册立刘婴为皇太子，赐号孺子。接着向天下宣告，从第二年（公元6年）起改元，称“居摄元年”。

　　王莽终于当上了皇帝。但还只能说是个代理皇帝。他的头上还戴着两顶帽子：一顶“摄”字帽，一顶“假”字帽。

　　做了皇帝还戴着这样两顶帽子，王莽的感觉如何呢？

　　王莽之政的拥护者与反叛者

　　我们暂且把王莽的感觉放一放，先来说说他的施政。

　　公平地说，王莽也并非一天到晚只在为自己登上极位搭梯子。平帝时期秉政五年，加上居摄三年，在这总共八年时间里，依据当时内外形势，他采取了若干总体上属于宽容平实的举措，还是获得了刘氏宗室和多数臣民的拥护。譬如“立诸侯王后及高祖以来功臣子孙，大者封侯，或赐爵关内侯食邑”，其中宣帝旁系子孙封侯的就有三十六人。又规定，宗室中因犯罪而除去属籍的，允许复属；诸侯王、公、列侯、关内侯中无子但有孙，或收养侄辈为子的，皆得继嗣。同时大赦天下。又特地下诏指出：赦令意在让犯罪人改过自新，此后官府不应对他们赦前之事再揪住不放。选任官吏也不宜苛求。凡已得到荐举的士人，此前小过可不再追究。应鼓励他们奋发上进，“不以小疵妨大材”。诏末特别警告一句：有司若不照此诏令行事者，将以“不道罪”论处。值得一说的还有元始元年、四年（公元1年、4年）两道有关妇女问题的诏令，这在中国古代史上实属难得。前一道容许已定罪女犯每月出钱三百雇人伐木代役，本人可回家居住。后一道规定妇女非本人犯罪不得株连囚禁。诏令指责动不动“拘系犯法者亲属、妇女老弱”，是一种“苛暴吏”行为，“百姓苦之”。为此特“明敕百僚：妇女非身犯法，及男子年八十以上七岁以下，家非坐不道，诏所名捕，它皆无得系。其当验者，即验问。定著令”（《汉书·平帝纪》）！

　　王莽应该是古代一位有理想的、常常以复古为号召的改革家。元始五年（公元5年）提出的奏议可以看作是他的总的理想：“奏为市无二价，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之制，犯者象刑。”所谓“象刑”，是传说中的上古圣帝明君曾经施行过的一种制度，即并不实际执行刑罚，只是衣、巾等与常人有别，以示耻辱和儆戒。《尚书大传》称：“唐虞象刑，犯墨者蒙皂巾，犯劓者赭其衣，犯膑者以墨幪其膑处而画之，犯大辟者布衣无领。”王莽的这个不妨称之为“四无”的社会理想，可能主要源于《礼记》。依据这样的理想，王莽在称帝前的这八年里，还只是对官制和币制作了尝试性的改革；称帝建新后，有关政治、经济、社会等一系列改革才全面展开。尽管这些改革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但我们还是不能因此否定他曾经有过理想。

　　王莽对周制和儒学可谓情有独钟，且一以贯之。元始三年（公元3年）他奏定了有关车乘、服饰等制度，以及供养、送终、婚娶和奴婢、田宅、器械等一系列规定。又设立学官，“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教学体系。元始五年（公元5年）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馆舍万区。又向天下征求精通逸经、古记、天文、历算以及《本草》、《五经》、《论语》、《孝经》等十三类教授来京，至者数千人。又征能治河者，至者以百数。可能就在这一年，古文经学首次立于学官，置有博士，这在中国经学发展史上也该是一件大事。

　　此外在这八年里，与周边国家或部族的关系大体是友好的。如黄支国送来生犀，东夷王进贡国珍，西域良愿等国还献地归汉称臣。尽管也有论者以为这与越裳氏献雉一样是王莽派使者“风”来的，但至少说明边境安宁，双方没有刀戈相向。

　　王莽本人还曾多次献田捐金，固然因出于沽名钓誉动机而带有做戏的成分，但他确实这样做了，作出记载的是对他持否定态度的历史学家，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如元始二年（公元2年），郡国大旱，飞蝗蔽日，灾民遍野。王莽上书，“愿出钱百万，献田三十顷，付大司农助给贫民”。在他的带头下，四辅、三公及卿大夫等起而效之者，共二百三十人。又派出官吏助民捕蝗；百姓捕得蝗虫，可按升斗获得奖励。并辟出一个县来安置灾民，给以田宅、医药，借予犁、牛、种、食。同年下诏：“天下民赀不满二万，及被灾之郡不满十万，勿租税。”王莽的这些做法，自然会赢得民众的称颂和拥戴。

　　王莽身边有一批专为他吹喇叭抬桥子的谀臣，如王恽等八位使者以观览风俗为名分行天下，而使八千余人上书、献歌三万言等等，便都是。拍马屁拍到极顶的，当数张竦。这张竦便是以“为妇画眉”这一流传极广的典故而被人讥为媚妻典型的张敞的孙子。其实为妻子画眉原属人伦之常，是不应该受到嘲讽的；更何况，张敞以能直言切谏著闻，历任多职，宣帝时曾为京兆尹，在任八年，恩威并用，市无偷盗，号为能吏。不过他的这个孙子张竦，吹捧王莽实在太过出格。张竦博通诸经，善属文。元始三年（公元3年）他在代人起草的一份奏疏中，洋洋数千言，为王莽罗列了十二大功，把当时人们崇拜的偶像虞舜、大禹、周公、孔子等等，全都搬出来比附于王莽一人。在他笔下，王莽简直成了综合众圣人之长的“超级圣人”。我在初读这篇载录于《汉书·王莽传》的奏文时，几次忍不住停下来捧腹大笑。

　　王莽所信用的臣僚，或者说他的基本班底，班固在《王莽传》中用带点贬意的口气作了这样一个概括——

　　王舜、王邑为腹心，甄丰、甄邯主击断，平晏领机事，刘歆典文章，孙建为爪牙。丰子寻、歆子棻、涿郡崔发、南阳陈崇，皆以材能幸于莽。

　　以上列了十一人。他们有的始终忠诚地为王莽效力，有的中途反莽而自杀、被杀或遭流放；“腹心”之一的王邑（王莽从兄弟、成帝曾任大司马卫将军的王商之子）则与王莽建立的新朝共存亡，英勇战斗至死。他们之中多数人后文还将提到。这里先对“典文章”也即负责草拟文书的刘歆作点介绍。

　　刘歆是西汉继董仲舒之后著名大儒刘向之子，其行事上两节已有所提及。刘歆竭诚效忠于王莽有多方面原因。一是他少年时代有两个好友：一为大赋家扬雄，另一个便是王莽。巧的是当时三人一起在中朝做近侍官，同任黄门郎。扬雄历成、哀、平三朝还是个老黄门，而王莽则在几年间自黄门郎一路迁升至大司马，特别是被贬就国后，能杜门自守，韬光养晦，这使刘歆格外钦佩。二是平帝继哀帝而立，王莽复出秉政。从这时起，王莽就一直重用刘歆。先任以为太中大夫，父亲刘向去世，又让他继任父职，迁为中垒校尉，并继绍父亲未竟之业，集六艺群书，撰成《七略》。此书开目录学先河，成为中国历史上首部图书目录典籍。

　　最让刘歆心存感激的是，因有王莽的支持，他才做成了一件平生最得意的事：使古文经学立于学官，置有博士。

　　汉代从武帝独尊儒术开始，所立《五经》博士皆为今文经学。其后一百余年，今文经学一直占据显赫的统治地位，古文经学只是一道主要以“私学”形式存在的默默细流。今文经对学坛的独霸，在相当程度上同时也是对仕途的独霸，这自然会激起主古文经学者强烈不满。古文经学第一次向今文经学霸权地位发起挑战是在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而发起挑战者便是刘歆。

　　与父亲刘向一样，起先刘歆的主要学术倾向也属今文经学派。正是在与父亲一起受诏领校群书过程中，他发现了《左氏春秋传》（简称《左传》），立刻引起极大的兴趣。当时《春秋》有三传，即公羊、榖梁和左氏；前两传属今文经，左氏则为古文经。刘歆认为，左氏早于公羊、榖梁，亲见过孔子，而公羊、榖梁只是传闻而已，因而《左传》更详备，也更可信。经向父亲和一起校书的前辈请教、问难，刘歆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思路，就上了一道奏章，建议将《左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古文经皆列于学官。哀帝命刘歆与属于今文经派的《五经》诸博士讲论其义。博士们霸气十足，根本不把刘歆的挑战放在眼里，不屑置对。一不做，二不休，刘歆索性写了篇措词急切的《让太常博士书》，对博士们“抱残守缺”、“因陋就寡”的学术态度，“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的学术作风，进行了激烈的抨击。这一下招来了在朝诸大儒的一片反对声。大司空师丹上奏称刘歆此举是“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光禄大夫龚胜还上书“愿乞骸骨罢”，即以掼纱帽相要挟。职微位卑且孤立无援，处于绝对劣势的刘歆害怕了，“惧诛，求出补吏”（以上据《汉书》本传）。在此后近十年时间里，他不得不离开京师，先后做了三个郡的太守。直到哀帝去世、平帝继位，约在元始五年（公元5年）前后，刘歆再次上奏，因有此时已复任大司马的王莽的支持，终于将《左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后来又加《乐经》等古文经，立于学官，置有博士，从而结束了自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以来今文经学一统天下的局面。

　　古文经学立于学官，既是中国经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刘歆个人生命史上引以为豪的一页。所以他为王莽“典文章”当有报答知遇之恩的含义。但在当时，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几年后他将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王莽在一步步登向极位的过程中，对有人会出来抗阻以至作乱，该是在他意料之中的；但他万万没有想到，最先起来反叛的，竟会是他的长子王宇！

　　平帝即位后，王莽鉴于哀帝时傅、丁二族乱国的教训，采取了一项“隔绝”措施：封平帝母亲卫姬为中山孝王后，两个舅父卫宝、卫玄为关内侯，但仍令他们留在中山国，不得来京。卫王后见不到儿子，日夜啼哭。王宇觉得这样一直不让平帝与其母相聚，将来平帝长大亲政，王氏就会十分危险。为改变这种状况，他暗中派人致书卫宝，要他设法让卫王后上书朝廷请求来京。但王莽得书，只给卫王后增封了七千户，仍不准入京。王宇又把他的老师吴章、妻兄吕宽找来商量如何使父亲放弃这种隔绝之策。吴章以为单有进谏王莽是不会听的；王莽笃信鬼神，最好先设法用怪异之事吓吓他，再伺机进说，或可奏效。于是就想出了派人乘夜用血去洒王莽府第这样一个办法。不料被门吏察觉。王莽先将儿子王宇下狱，再让甄丰治理此案。元始三年（公元3年），王宇被迫自杀，吕宽受诛，吴章腰斩。王莽趁治此案之机，索性将卫氏全族，除平帝母亲外，全都杀尽。因牵连而受到不同惩处的，多达千人。

　　这桩“血洒莽第”案一传开，朝野论议蜂起。王莽毕竟是王莽。为了重塑自己形象，他发愤“作书八篇，以戒子孙”。又由群臣上奏，将这八篇《戒子书》颁行天下郡国学校，与《孝经》一起教授生员。

　　第一个以武力反叛王莽的是刘崇，时间是在居摄元年（公元6年）四月。

　　刘崇是景帝后裔，嗣封为安众侯。他对他的侯国相张绍说：王莽摄政，天下汹汹。刘氏却无一人起而讨之，这是作为宗室的耻辱。今我帅宗族而先发，海内必然群起响应！刘崇与张绍在没有足够准备的情况下，率领着百余从者仓促攻打宛城（今河南南阳），结果兵败皆死。刘崇有个族父叫刘嘉，张绍有个从兄叫张竦；两人害怕牵连到自己，赶紧一起到长安自首。王莽赦免了他们。上文已提到张竦曾替人写过一份顶级马屁奏疏，这时他来了个故伎重演，又为刘嘉起草了一道奏章，除了继续颂扬王莽为着“厚刘氏”而“无时休息，孳孳不已”的大功大德外，还提出了一个如何狠狠惩罚刘崇等人的建议。他认为依照古制，对反叛的侯国只是斩尽杀绝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将他们的宫室掘地三尺，灌进脏水，使之成为污池，钉上一块木牌，写上两个字：“凶墟”。再在他们社稷的周围砌上土墙，上覆下栈，使之与阴阳隔绝，永远死灭。王莽读到这份奏章果然大喜，当即派人去将刘崇宫室毁为污池，同时增封刘嘉千户，又封张竦为淑德侯。京城小儿编出歌谣来唱道：“欲求封，过伯松（张竦字伯松）；力战斗，不如巧为奏！”

　　但残酷的镇压，反而激起了更大的反叛。一年后，东郡太守翟义等发难于濮阳，槐里男子赵明等响应于京郊，聚众二十余万，海内为之震动。

　　翟义是成帝时曾任丞相的翟方进之子，年二十即为南阳都尉，历任弘农、河内、东郡太守。翟义以捍卫汉室为己任，以为“方今宗室衰弱”，因而须“选宗室子孙辅而立之”。他找了三个姓刘的：严信侯刘信、武平侯刘璜和东郡都尉刘宁。其中刘信、刘璜为景帝后裔。四人经过谋议，选定当年（居摄二年，公元7年）九月间本郡所辖二十三县官吏都到郡治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来考课之日起事。接着他们就在郡内招募勇士，操练车骑，部署将帅。到群官皆集濮阳之日，翟义仗剑登台，立刘信为大汉天子，自号大司马柱天大将军。宣读檄文，声言王莽“鸩杀孝平皇帝，矫摄尊号。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罚”（《汉书·翟义传》）。先杀一县令祭旗，然后号令全体，一路浩荡西进。远近义士，前来附从者络绎不绝，抵达山阳（今河南焦作东南）时，已有十余万之众。

　　警报飞传至长安，王莽大惊，立即派出王邑、孙建等八将，统领关东甲卒，分道奔命，阻击翟义。居住京城四郊可谓近水楼台，总能得风气之先。槐里（今陕西兴平东南）男子赵明、霍鸿等，一听到八将统兵东击的消息，以为长安已是空城一座，此时不反，更待何时！纷纷四出揭竿挽袖登高一呼，不几日居然也聚起了近十万之众。于是发声喊，有的擎着火把，有的荷着铁锄，潮水般涌向未央宫。王莽急以王奇、王级为将，率兵拒之。又命王舜、甄丰统领禁军，日夜巡行宫殿；以甄邯为大将军，左杖节，右把钺，帅兵屯驻城外。

　　正当王莽仓皇地应对着这一切的时候，端坐在长乐宫的太皇太后，却对翟义、赵明等人的反叛说了这样一番话——

　　人心不相远也，我虽是妇人，亦知莽必以是自危，不可！（《汉书·元后传》）

　　这说明老太后对反叛者非但没有斥责，甚至还表示了理解和支持。

　　此时作为刘汉皇权象征的太皇太后王政君，仍然是王莽用来服众的一面旗帜，不难想见，老太后的这番表态，对他造成了多大的压力！

　　王莽知道，翟义、赵明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得到数以十万计的人众的响应，就在于他们都以捍卫汉统为号召。为此，他觉得眼前最要紧的，就是要向天下表明他的归政诚意。接连几日，他抱着刚满三岁的孺子婴，祝祷郊庙，会见群臣，一遍又一遍地表明他“兴我汉国”的一片赤诚。他把当前翟义的反叛与周初管蔡之乱对应起来：把自己与孺子婴比作周公与年幼的周成王，把翟义与刘信比作管蔡与纣王之子禄父。于是便有了这样一篇有情有理的说辞：“昔成王幼，周公摄政，而管蔡挟禄父以畔（通“叛”）；今翟义亦挟刘信而作乱。自古大圣犹惧此，况臣莽之斗筲！”当年周公出师征讨管蔡前特发布《大诰》（见《尚书·周书》），王莽也来个如法炮制，赶写了一篇王氏版《大诰》。此文录于《汉书·翟义传》，用辞古奥，行文曲致，不知是否出自“典文章”的刘歆手笔？从全文看，王莽的策略是强调天命，并把老姑母抬出来作为挡箭牌，说她是上天降下“以佑我帝室，以安我大宗，以绍我后嗣，以继我汉功”的“圣明”的“女主”；是“太皇太后承顺天心”，才成就了“居摄之义”。这样就把他的做代理皇帝说成既是遵太后之旨，也是奉上天之命。他竭诚表示：一旦太皇太后将孺子婴育养成人，行过加冠之礼，他就立即“复子明辟”：将帝君之位归还给孺子婴。但在目前，当反叛者“兴师动众”，妄图“犯祖乱宗”之时，他必须依“天命”予以讨伐，“以为孺子，不身自恤”：为了孺子婴，我王莽可以奋不顾身！

　　让王莽喜外望外的是，前线很快传来了捷报。圉城（今河南杞县西南）一战，翟义全军覆没。王邑、孙建等八将军班师还京，又与王奇、王级合击赵明、霍鸿，也大获全胜。居摄三年（公元8年）二月，王莽置酒未央宫，劳赐凯旋归来将士。接着又大封功臣，采用周制，爵五等、地四等，受封者多达三百九十五人。对反叛者的惩罚，则其严苛和残忍均为历史罕见。如对翟义，本人被尸磔，又灭其三族，污其宅第，毁其祖坟。翟义及赵明部众全都斩尽杀绝。这还不够。王莽又从《左传》找到根据，玩出了一套新花样：下诏将这二十余万具尸体，分别在他们生前曾进驻过的濮阳、槐里等五地的交通要道之旁，各筑一方六丈、高六尺的尸丘，四周种上荆棘，丘前立一高一丈六尺的木表，上写六字：“反虏逆贼鲸鲵”。责令所在地官府派专人巡守，“勿令坏败，以惩淫慝”。

　　短短几个月时间就将二十余万反叛者化为乌有，王莽让他的臣民们看到了一个全新的形象。人们突然发现，原来他们的摄皇帝并非只会春风杨柳似地“谦让”，他还会闪电霹雳般地杀人。于是王莽的威权和在臣民中的声望与日俱增。

　　王莽本人，自我感觉自然更加良好：“莽既灭翟义，自谓威德日盛，获天人助，遂谋即真之事矣！”即真，就是做真皇帝。原来，王莽对头上“摄”、“假”二帽此前已感到很不舒服，现在更无法忍受；他要把这两顶讨厌的帽子统统摘掉，当真皇帝啦！

　　可就在几个月前，王莽在他的《大诰》里，不是还信誓旦旦地向孺子婴许下了“复子明辟”的诺言吗，这该怎么办？

　　没有什么怎么办的，就让它随风飘去好啦！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傻瓜才会把那时说过的话当真！

　　不过麻烦还是有。

　　麻烦就出在王莽分明姓“王”，不姓“刘”。中国历史自夏商至汉，一姓一族的“家天下”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传统。你倘要另换一姓一族，就得像汤武已经做出的先例那样，来一场“吊民伐罪”的“革命”，实际就是用暴力将帝王权力夺到自己手里来。已经做了代理皇帝的王莽自然没有必要再来一场那样的“革命”，何况真要“革”，这个“命”就会“革”到自己头上来。所以他自己不会那样做，更绝不容许别人那样做。

　　可不用暴力夺取，在刘汉当家的未央宫里，姓王的王莽就做不成真皇帝，怎么办？

　　办法总是有的，请看下文。

　　信不信由你：老天居然开口，刘邦竟会复活

　　在汉代，收纳、处理奏章的机构是尚书台。如果把元、成、哀时期与王莽辅政、摄政时期两个尚书台的日常庶务作个比较，那么前者忙于应付的是各地接二连三火急送来的灾异奏报，后者虽是同样忙碌，接纳的却是各地雪片似飞来的发现祥瑞的奏报。祥瑞种类繁多：有长数丈之禾，或垂三穗之粟；有禾不种自生，或茧不蚕自成。还有什么凤凰来仪，神雀降集；甘露从天降，澧水自地出等等。据《汉书·元后传》一篇策书中统计，“麟凤龟龙众祥之瑞”多达“七百余件”。这些所谓祥瑞，即使不是出自王莽暗示，也大多为臣下揣摩上意使然。

　　如果说，此前的那些祥瑞还只是王莽在谋求权力之路上用以作为不断向上攀升的阶梯的话，那么到了居摄三年（公元8年）这个冬天，祥瑞已变成了直接承载着上天命王莽“即真”这样一个“天意”的“符命”。譬如齐郡某县有个亭长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上天派下的使者对他说：摄皇帝当做真皇帝。倘若不信，就去看看你家门前那个亭子，今夜会出现一口新井。亭长晨起出门一看，果然有口新井，还足有十丈深呢！再如，未央宫前殿陈列着各地作为祥瑞献来的石牛等珍稀之物，这日一阵蔽天遮日风沙过后，忽见石牛旁出现了一个铜符和一幅帛图，上面写着这样一行字：“天告帝符，献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王莽就把这些“祥瑞”综合起来，向皇太后上了一道奏章，心里自然急于“即真”，但话又不便直白说出，就打个弯，说这些祥瑞是上天降下的“改元易号”的“符命”。又怕老太太弄不懂改元易号是怎么回事，就搬出哀帝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那次流产的再受命来，让她老人家参考，说那时太早了，如今正当其时。又引了孔子的话：“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紧接一句：“臣莽敢不承用！”最后提出了一个“改元易号”方案：

　　改元：以居摄三年为初始元年。

　　易号：臣请共事神祇宗庙，奏言太皇太后、孝平皇后，皆称“假皇帝”。其号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摄”。

　　这就是说，王莽遵照“符命”要求摘掉头上那顶让他很不舒服的“摄”字帽，只是在敬神、向太皇太后奏事等场合，暂时不得不仍戴“假”字帽。

　　太皇太后王政君对此作何反应呢？《汉书》只记了一个字：“可”。

　　从以上过程可以看出，王莽摘掉“摄”字帽用的主要办法是：假托“符命”，谎称老天已经开口。有趣的是，后来王莽派人到全国各地去颁发的称为《符命》的文书中，却把这个过程说成是由于他一再谦让，上天不得不接连下达了十二道符命。第一道便是那块上圆下方的“武功丹石”，分明一开始就是“去汉与新”，叫王莽当真皇帝的，但王莽“谦让，以摄居之”，这自然“未当天意”。上天紧接着以“三能文马”再下第二道符命，王莽却“复谦让，未即位”。在这种情况下，上天几乎有些生气了，就连珠炮似地又一连下了十道符命：“三以铁契，四以石龟，五以虞符，六以文圭，七以玄印，八以茂陵石书，九以玄龙石，十以神井，十一以大神石，十二以铜符帛图。”王莽这才“深惟上天之威不可不畏”，勉强“去摄号”，却仍还保留着“假”字帽：“犹尚称假”。

　　这种拖泥带水的做法能让上天满意吗？

　　不，这绝“非皇天所以郑重降符命之意”，所以还得赶快把“假”字帽也摘掉！

　　但要摘这最后一帽，王莽却碰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难题。此前，他的有关权位的要求都是从太皇太后那里得到满足的，这回要当真皇帝，对老太后来说已属“越顶”，也就是说老人家的可利用价值至此已近于零，叫他再到哪里去找一个其权威性更高于太皇太后的新的支持者呢？……

　　也许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王莽想到了被儒家奉为神圣的唐虞禅让，记起了哀帝与他的男宠董贤演到一半便收场的那出禅让滑稽剧。遗憾的是此时哀帝早死，而人死不能复生——不对，谁说人死不能复生？王莽的意识流突兀一跳，跳出了一个妙不可言的想法：我何不就叫已死了两百多年的高祖皇帝刘邦复活过来，履行一次这神圣的禅让使命呢？更为重要的是，只有这位大汉帝国的创建者，才具有把帝国禅让给别人的资格呀！

　　王莽想出这一妙着那一刻，一定很兴奋，很得意。

　　当然，他同时想到，这一意图同样须由别人用“符命”的方式说出来。

　　他祈求上天降下一个能够代他说出这个意图的聪明人来！

　　史书没有明确记载这个人是怎么来的。我估计无非两种可能：或是他自己揣摩上意，主动迎合；或是王莽微示心腹，暗中指使。

　　不管怎么说，这个人果真出现了，他就是被史家称为“素无行，好为大言”的梓潼（即今四川梓潼）人哀章。

　　这一日黄昏，哀章穿着一袭黄袍，捧着一个铜匮，来到皇城内的高祖皇帝宗庙，将铜匮献给掌管庙事的仆射。仆射禀报后，王莽当即沐浴更衣，起驾至高庙拜受这个神秘的铜匮。打开看时，里面是一幅《天帝行玺金匮图》。又有一份策书，题封上写着十二个字：“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

　　“赤帝”、“某”，都是指刘邦。刘邦曾自称赤帝之子；班固记此事为避刘邦的名讳而以“某”代“邦”。“传予黄帝”就是“传予王莽”。黄帝怎么就是王莽呢？原来刘邦一当上皇帝就突然与三王五帝续上了家谱，把自己说成是“昔陶唐氏之后”。陶唐，即尧，陶唐为其国号，因亦称唐尧。唐尧后来把天下禅让给了虞舜。王莽为了使刘邦把汉帝禅让给自己，就临时赶写了个《自本》也即自传，宣布自己是虞舜后裔，而虞舜的八世先祖便是黄帝。（《汉书·元后传》记此事原文：“莽自谓黄帝之后，其《自本》曰：黄帝姓姚氏，八世生虞舜。”）

　　上古时代唐尧把天下禅让给了虞舜；多少世代以后如今，尧的后代刘邦又把汉帝国禅让给了舜的后代王莽——你看，为了把刘汉的江山诓到手，竟然要兜上这么个相隔千年万年的大圈子，真是挖空心思了呢！

　　策书主要内容是这样两句话：

　　王莽为真天子，皇太后如天命。

　　既是“天命”，太皇太后也只好乖乖遵从，自然用不着再像以往那样由大臣或王莽自己上奏请她老人家认可。但王莽却还要再来一番谦让：“为之三夜不御寝，三日不御食。”直到诸公侯卿大夫都说“宜奉如上天威命”，这才穿戴起新的天子冕服，登上未央宫前殿，向肃立在阶前的满朝文武下了这样一道诏书——

　　予以不德，托于皇初祖考黄帝之后，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属。皇天上帝隆显大佑，成命统序，符契图文，金匮策书，神明诏告，属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汉氏高皇帝之灵，承天命，传国金策之书，予甚祗畏，敢不钦受！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殊徽帜，异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为建国元年正月之朔，以鸡鸣为时。服色配德上黄，牺牲应正用白，使节之旄幡皆纯黄，其署曰“新使五威节”，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

　　这篇诏书牵涉到在帝王制度语境下，国家权力嬗替过程中的一些专门理论，如“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殊徽帜，异器制”等等，就源于驺衍的“五德终始”说和董仲舒的“三统论”，本书八章一节已作过介绍，请读者径自参阅。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驺衍“五德终始”说的五行次序是“相胜”关系，它们只适合于暴力夺取的所谓“革命”，不适用于和平过渡的“禅让”。为了说明王莽新王朝的建立同样也是符合天命与天理，就必须对驺衍“五德终始”说作一番改造。做成这件事需有深厚的经学功底和阴阳五行等学说修养，想来不可能是王莽本人，学者们大多以为是刘向之子刘歆做的。刘歆也因此而常常受到后人诟病。人们既已认定王莽为“篡权”的逆贼，那么所有为王莽做事的人便是可耻的“附逆”，而作为刘汉宗室成员的刘歆竟然也这样做，那就是双倍的可耻！

　　在哀章献的金匮“符命”中还附有一份未来新帝辅臣名单，共十一人。八人为上文已提到过的王莽的基本班底，三人则是新加的，其中包括哀章自己。这实际上是哀章事先设计好的与王莽的一场交易：我让你做皇帝，你让我做你的辅政大臣。后来交易顺利做成。王莽依“符命”建新称帝，名单所列十一人也依“符命”加官晋爵。其中原为大臣的王舜等八人除加官外，又各封为公。有趣的是新加的三人中的两人王兴、王盛，是哀章为陪衬自己掩人耳目而随意写上去的。在长安城内一番寻找，竟找出了十几个同名同姓的，只好再据外貌和占卜，最后确定的王兴、王盛，一个是管城门的，一个是卖烧饼的。这一日忽而天上掉下了金饼，二人双双封为公爵，拜为将军。至于哀章本人，除封为美新公外，还受任为国将，成为位列上公的四辅之一。单是这一招，也可见哀章此人有何等聪明和精明！

　　公元9年，即始建国元年。这一年的正月初一，以王莽的这份诏书的颁发为标志，中国帝王集权制度发展史上第一次以和平变革方式实现的王朝更迭，宣告完成；一个名为“新”的新王朝，宣布在华夏大地上建立。不言而喻，新王朝的诞生，同时也标志着历时二百一十年的西汉王朝及其所统治的大汉帝国至此灭亡。

　　在历史上，刘邦用暴力夺取的方式灭秦兴汉从未有人提出过异议，而王莽以和平变革方式革汉建新，却一直备受责难，至今依然众说纷纭。

　　历史开了个大玩笑：从秦王子婴到汉孺子婴

　　王莽既已建新称帝，此时的天下已由刘姓改为王姓，那个姓刘的孺子婴自然就不可能再当皇太子，更无权继位。王莽一道策令，废了孺子婴的皇太子身份，再将这个五岁小男孩改封为定安公，与周的一位后裔一起，成为董仲舒“三统论”中所说的“二王后”，也即成为大新王朝的统战对象，只是在某些礼仪场合才偶尔出现一下的那种徒有虚名的政治摆设。《汉书·王莽传》记载此事后有一段生动的现场描写：“读策毕，莽亲执孺子手，流涕歔欷，曰：“昔周公摄位，终得复子明辟。今予独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说完这番话，犹“哀叹良久”，然后“孺子下殿，北面而称臣。百僚陪位，莫不感动”。

　　事实上，即使孺子婴被废成了“定安公”，王莽还是很不放心。不仅多置门卫监控，还特命奶妈不准与这个孩子说话。致使孺子婴“至于长大，不能名六畜”，连牛羊鸡狗的名称都叫不来。

　　写到这里，不由记起了《史记·高祖本纪》说到汉灭秦时的一段文字：“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轵道旁。”你看事情就有这么巧，前后有两个子婴。前一个叫秦王子婴，后一个叫汉孺子婴。历史在这里开了个大玩笑。前一个秦王子婴向汉开国皇帝刘邦“降轵道旁”，后一个汉孺子婴向新开国皇帝王莽“北面而称臣”。相隔二百一十五年，其间演出了多少出或惨烈，或悲壮，或激人奋起，或令人长叹的人间活剧，最后却完成了这么个大轮回！

　　当年秦子婴向刘邦投降时，不是还奉上一颗皇帝玉玺吗？这颗作为皇权象征的玉玺，自高帝十一传而至平帝；平帝一死，由于当时孺子还只有两岁，玉玺就由太皇太后珍藏于长乐宫。如今王莽已南面称帝，自然急于想把这件传国之宝早点弄到手。但想到自己现在与老姑母的关系已经弄僵，很难说上话，就有劳从兄弟王舜去跑一趟。几个侄儿中，王舜原是最讨老太太喜欢的，但自从那回他劝姑母同意让王莽“称摄”，而王莽得寸进尺接着又来了个“即真”，老人连带对王舜也有了火气。不过王舜对王莽向来唯命是从，这回也只好勉为其难。他刚踏进长乐宫，已猜到来意的老太后就骂了起来：尔等父子兄弟，累世皆受汉恩。如今不思报答，反行篡夺，天下岂有尔等如此忘恩负义之人！狗猪不食的东西，还不快快与我滚出去！王舜驯顺地恭立在一旁，听由老姑母骂，好让她消气。太后又道：尔等既已金匮受命，临朝称帝，也当自制国玺，传至万世呀，还用我这亡国之玺做甚！我，一个汉家老寡妇，旦暮将死，就等着与此玺同葬，谁也别想从我手里取去！一边说一边狠狠捣了几下手中的凤头金杖，老泪纵横，几乎气绝。王舜赶紧上前抚慰，旁边几个女侍也陪着落泪。这么发作了一阵，老人气才渐渐缓了过来。王舜便伺机说道：事已如此，臣等也无可挽回。看来莽是非得此玺不可的。横竖要给，臣以为太后还是早点放手为好。老太后又犹豫半晌，微微抬手示个意，女侍入内捧出了玉玺。太后接过，端详了一会，突然叱道：我老将死，尔等兄弟就等着去族灭吧！说时将玉玺掷之于地。王舜慌忙跪地捧起，奔出宫去献给王莽。王莽大喜，特为太皇太后置酒未央宫渐台，与群臣纵饮同乐。

　　但那传国玉玺却因老太后这么一掷，“玺上螭一角缺”（《汉书补注》引《玉玺记》）。螭为传说中形似蛟龙的动物，此处指雕刻于玺钮的图饰。这颗缺了一只角的玉玺，此后一直被作为“天命所归”的象征，在中国历代帝王权力传承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为争夺对它的拥有权，屡屡引发云谲波诡的奇谋异计，以至刀光剑影的血腥搏杀。直至唐末，其传承线还相当清晰，五代后，则转为扑朔迷离，忽出忽没，且真伪莫辨。

　　接下去就要说到太皇太后王政君的最后结局。

　　这位身经元、成、哀、平四朝的老太后，在长达近六十年的时间内，都是作为刘汉皇权的象征存在的，因而王莽自第二次出任大司马起，就一直把她作为旗帜和保护伞紧抓在手，须臾不离。如今王莽已成为未央宫新主，老太后的名号和地位突然一下变得十分尴尬。如何安置这位老人，已成了王莽面前的一大难题。有个王莽的远房小辈叫王谏的，看准了这一点，上书说：皇太后当随汉而废，以遵从天命。王莽想探探口风，就将这份奏书拿给老姑母去看。老人一看，气得差点昏厥过去，狠狠丢出一句：此人说得极是！王莽连忙紧接说：这是个奸佞小人，其罪当诛！当即下令鸩杀了王谏。

　　人是杀了，难题继续存在，王莽依旧为此日夜不安。

　　忽一日，有个叫张永的人，献来一枚上面刻有符命的铜璧，其文为：“太皇太后当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此文的妙处在于：太皇太后的名号、地位都不变，只是换了个国号：变“汉”为“新”。王莽觉得这倒是个好办法，就据以下诏，称铜璧上的文字“非刻非画，厥性自然”，确系上天所赐。“予祗畏天命，敢不钦承”！于是就给老太后加了一个新的尊号：“新室文母太皇太后”，同时封张永为贡符子。但老人对王莽的革汉立新、废刘兴王仍是怨恨不已，王莽用尽各种办法想哄得老姑母开心，总也无效。新朝宣布以土德受命，服色尚黄，老人却偏要依汉初旧制穿黑貂；不仅自己穿，还定要身边的几个侍女也跟她一样遵旧制，不许她们依新制穿黄貂。读者诸君想必都还记得，当年那个妙龄少女王政君的名字，是与一袭轻柔的绛红色大袿衣同时进入我们视线的。六十多年过去了，如今这位越到老来越固执的老太后，却就这么一直穿着黑貂，又在长乐宫默默地度过了五个春秋，于始建国五年（公元13年）二月病逝，终年八十四岁。这位享尽荣华富贵，但却并不一定比商女村妇幸福多少的老太后，愿她在泉下永远安息。

　　名号和地位都变得十分尴尬的还有另一个女人，那就是王莽的女儿。

　　想当初，为了让九岁的女儿当上平帝的皇后，作为父亲的王莽施出了多少心计啊！平帝一死，以两岁的刘婴为嗣，这个还未生育过的豆蔻少女就做了小婴婴的现成母亲，并因此而被尊为皇太后。可皇后、皇太后这些曾经是那样显贵名号，如今对王莽来说，却突然一下都变成了讽刺，让他无法忍受。既然名义上女儿已成为孺子婴的母亲，现在孺子婴已改封为定安公，那就照着“母从子”的古制办吧，于是改号女儿为“定安公太后”。可女儿却恼火了：你当爹的做了皇帝，反倒把女儿一巴掌打了下去，天下岂有此理！从此就常常不肯依制参加朝会，用这种方式表示她的无声抗议。这下王莽着急了，因为他虽已贵为帝王，毕竟也还是个父亲。眼看女儿已长到青春十八的金色年华，就盘算着是否让她再嫁一次。新郎也初步物色了一个，就是刚刚依“符命”封拜的十一辅臣之一立国将军孙建的大公子。但要嫁人，总不能用什么“定安公太后”这样的名号行聘吧？太后再嫁，岂非天大笑话！于是再次为女儿改号，称黄皇室主。这一日，那位做皇婿心切的大公子，把自己从头到脚打扮了一番，带着医官，以探问病为由，想去看一下未来的新娘。不料黄皇室主一听就火冒三丈，拿起鞭子发疯似地抽打周旁的人。就因这次发作，竟从此卧病不起。到了这一步，王莽也陷入了无奈，只好作罢。此后黄皇室主一直独居于承明殿，直到地皇四年（公元23年）十月，起义军攻入长安城焚烧未央宫，这位已是三十二岁的前朝皇后，留下一声“我有何面目去见汉家啊”的呼喊，投火身亡。

　　王莽生活中的不如意事还不止这些。譬如他的三个儿子、一个孙子和一个侄子，先后被他认为犯法而迫令自杀，妻子为此哭瞎双眼，不久也随之死去。所有这些，都是他为谋求帝位付出的代价。不过无论如何，对王莽来说，灭汉建新的实现，总是标志着他已登上了个人发展史的顶峰。

　　这一年王莽已五十三岁，与刘邦建汉时大体同龄或稍大（刘邦生年有公元前256年和247年二说）。古以六十或五十五称“老”。即将入“老”的王莽，却忽而青春勃发，精力超常旺盛。从这年春天开始，他相继推行了有关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内容之广泛，规模之宏大，仅次于秦帝国创建之时。如提出改天下田为“王田”，改名奴婢为“私属”；对盐、铁、铜、酒等的经营和市场的管理，则实施“六管”、“五均”；对职官、宗庙、社稷、封国、车服、刑罚等制度，各依《周礼》进行更改或调整，包括行政区划以至地名、城门名、宫殿名，也全都作了别出心裁的变更。综观王莽这些改革，其宗旨大体还是为了实现上文已提到过的他的那个“四无”理想（“市无二价，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这个朦胧的社会理想，可能孕育于他孤寂窘迫的青少年时代，至为平帝辅政时以奏书的形式正式提出，建新称帝后，凭借手中至上权力，开始全面实施，以一展其平生之志。

　　在王莽的名目繁多的改革中，后人议论最多的，是关于土地制度和奴婢制度的改革。土地被兼并、集中于少数贵族豪强之手，破产农户、失业流民纷纷沦为奴婢，是西汉特别是其后期两个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因而王莽的这两项改革的初衷可谓“对症下药”。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四月直接以王莽发话形式颁布的那道著名的诏书，不仅揭示了“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地”这样深重的社会矛盾，还愤怒地指出：奴婢被像牛马那样在市场卖买，是“逆天道，悖人伦”的野蛮行为，并引录儒家经典，发出了“天地之性人为贵”这样闪烁着人道光芒的呼喊。在中国漫长的古代史上，以帝王诏书形式对被奴役人群表示出如此切实的人道关怀的，仅有两次，这是第一次。很可惜，王莽只是把准了当时社会之“症”，却既不能开出有效的“药方”，更不能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下药”和“施治”。他的那些改革措施，极少从实际出发，大多只是从古老的儒家经典中找些依据，再凭臆想拼凑而成，因而显得空虚失当，软弱无力。如解决土地、奴婢问题的办法是：“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私属’，皆不得卖买，”奴婢改成私属，不准买卖，并没有改变他们被奴役的地位。土地都变为国有的“王田”，采用传说中的所谓“井田制”，每一男丁分一百亩，但谁来分，怎么分，都只有这么一句空话：“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即九百亩）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而政令之出，又常常朝三暮四，反复多变。如币制，前后改了五次，且品式繁多，名目杂乱，使得民众无所适从，苦不堪言。再加上王莽本人，大约在运用“谦让”和“符命”那套路数获得革汉立新的巨大成功后，就开始头脑膨胀，真以为自己“大得天人之助”（见《汉书·翟义传》），狂妄自大，饰非夺是，且食古不化。“他尽信中国古典，真以为金字塔可以倒砌”（王仁宇《中国大历史》中语），只要他一定出制度，“制定，则天下自平”。由于他自己是通过专权取得汉政的，因而对近臣总是猜疑防范，常常“自揽众事，”以至“灯火至明，犹不能胜”。在他左右，几乎没有一个在才识上可以与担负如此宏大改革使命相适应的辅臣。所有这些，都决定了王莽的改革必然失败。关于土地、奴婢制度的改革，勉强施行三年后，不得不承认“违民心”，“虽尧舜复起”“弗能行也”，下诏宣布终止。其余各项改革，有的旋改旋废，有的不了了之，“六管”、“五均”虽强制施行多时，却也无果而终。这些改革的推行，不仅没有解决原已存在的严重的社会问题，反而导致赋役更重，刑法更酷，官吏更恶，加深了民众的苦难，引发了社会大混乱，大动荡。

　　与此同时，王莽对周边国家或部族，也采取了更换印绶、降王为侯、改匈奴单于为“降奴服于”等除了盲目自大、毫无实际意义的改革措施，又几次征发数以十万计的兵员向周边或耀威或出击，结果反而招致匈奴入侵，边患不断。

　　在如此内外交困的逼迫下，曾经对新王朝寄予希望的民众，从失望到绝望，纷纷结伙聚群，奋起反抗。在王莽称帝后的第三年和五年（始建国三年、五年，公元11、13年），黄河接连改道，造成大批灾民，更促使人心浮动。偏在这时，王莽命诸将驻边，调集士卒待命。内郡之民担心自己会被征发，纷纷“弃城郭流亡为盗贼”，其中以“并州、平州尤甚”。从此一发不可收，不仅“四方盗贼多”，连京师附近的三辅之地也“盗贼麻起”。历史走到这里，又演出了秦末那种“群雄逐鹿”的局面，单是被拥立或自称为帝的，就有十人之多。在外部这种形势的激荡下，王朝高层也开始出现裂痕。曾是王莽基本班底的甄丰、甄寻父子等，因不满于以“符命”受重用的哀章及原卖饼出身的王盛等新贵，也想通过“符命”获得非分，结果一个自杀、一个被杀。此案牵连而死者多达数百。更为令人感慨不已的是当年与王莽同任黄门郎的另外两个人。一个是此时已任国师的刘歆，因子女为王莽所害内心怨恨而参与了另一个密谋，欲伺机击杀王莽。事泄，多人被杀，刘歆惶恐自绝。还有一个就是老黄门扬雄。王莽称帝，他已年近古稀，这才补了个大夫之职。这回刘歆案发，事情也牵连到扬雄。一见狱吏来到，他在惶恐中从阁楼跳下，差点丧命。还算王莽开恩，免其一死。地皇二年（公元21年），作为逐鹿群雄中两支主力绿林军和赤眉军相继崛起。短短一年多时间里，二军交替战姑幕，攻无盐，胜棘阳，接着又取得了歼灭官军数十万的昆阳（今河南叶县）大捷，使得诞生不久的新莽政权已处于岌岌可危的风雨飘摇之中。

　　为着维护亲自创建的新王朝，王莽要穷兵黩武，对四方纷起“盗贼”进行残酷镇压，这也当是情理中事；但他除此之外还做出了一些奇特的应对，却令人啼笑皆非。譬如用铜和五色药石铸成象征北斗七星的“威斗”，出行时让人扛在他前面，以此来“厌胜众兵”。为使诸将奋勇杀敌，竟将他们妻儿扣压在宫内为人质。听说各地乱起多以拥刘兴汉为号召，便下令禁用钱币金刀和一种称为“刚卯”的饰物；又命武士到高祖庙去剑劈斧砍，凿穿门窗；又派人去破坏元帝、成帝陵园门屏，在墙人乱涂乱画。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竟以《周礼》等古籍某些字句为据，想用“哭”的办法“殄灭众贼”。王莽亲率群臣至南郊，带头仰天呼号，“搏心大哭气尽，伏而叩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如果《汉书·王莽传》的这些记载全都属实，那么此时的王莽因不堪内外交困和巨大失落的重负，已是一个心理变态严重到近乎癫狂的病人。他又是一个家庭生活极其不幸的人，四个儿子倒有三个先后被他认为犯法而迫令自杀，妻子为此哭瞎了眼睛后来也含恨死去。他称帝已经十四五年，却没有像别的皇帝那样建立庞大的后宫妃嫔队伍，这也应是他的一个不同寻常之处。但现在这个近于癫狂状态的老人却尝到了恐慌和孤独的滋味。这恐慌和孤独又使他做了一件被后人传为笑柄的事。地皇四年（公元23年）三月，他册封了派专人从全国各地征来的淑女中最后选定的杜陵史氏女为皇后，并配以和嫔、美御、和人三，嫔人九，美人二十七，御人八十一，计一百二十人，以按古礼全备后宫之制。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位已是六十八岁的皓首老汉，为当新郎而不得不“染其须发”，强作年少。此举不由使人想起一千九百多年后希特勒在自杀前夕与其情人埃娃举行的那次特殊婚礼。同样的在兵临城下的情势下故作镇静，同样的在欢乐和喜庆中充满着悲凉。半年后，即当年九月，绿林军等起义兵攻入长安，京城民众也纷纷加入烧杀行列。大火已烧到未央宫承明殿，宫女们大呼小叫，慌作一团。王莽率众避火于宣室。他一手持玺绶，一手执匕首，坐在那个象征北斗七星的铜威斗斗柄上，竭力做出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学着孔子当年受困于宋的语调说：“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但很快愤怒的兵民已纷纷冲进宫来，王莽不得不离开宣室，来到太液池渐台，以为有池水为阻，好歹可以躲避些时日。不料转眼间，渐台也已被围困得重重叠叠。十五年前，因获得传国玉玺，王莽曾在此大宴群臣，饮酒纵乐；如今这渐台眼看将成为他的断头台。让他多少感到一点安慰的是，到了这最后时刻，总算还有公卿大夫、侍中、黄门郎等千余人跟随着他。特别是大司空王邑，昼夜为他护战，寸步不离。发觉儿子王睦解下衣冠意欲逃跑，王邑立刻大声喝住，绝不容许他弃主叛变。几天来父子俩总是紧紧守护在他周围，直到最后双双英勇战死。在一片混乱中，不知是一个叫杜吴的商人，还是一个叫杜虞的屠儿，或者二人本一人，只是传说稍有异，杀了王莽，抢走了他的玺绶。紧接着校尉公宾就割下了那颗须发曾漂染过的头颅。在这同一瞬间，数十人一涌而上，又重现了当年乌江畔众将士为争功请赏而抢夺项羽尸体的那种场面。一眨眼工夫，王莽肢体已被扯割成无数小块，史家特地为此创造了一个新词，叫“脔分”。

　　存在十五个年头的新王朝至此灭亡。

　　起义军在与新莽官兵较量中的一次具有决定全局意义的胜利是昆阳大捷，而此役的决策者和指挥者，便是原为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西南）地主、先随其兄聚众反莽后加入绿林军，最后成为后汉王朝开国皇帝的刘秀。

　　刘秀之所以能从逐鹿群雄中胜出，最后一统天下而南面称帝，除了他的胆识和谋略，更为重要的，是他作为刘汉皇室后裔这个在当时具有巨大号召力的特殊身份。

　　刘秀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追溯起来，实在是出于一次偶然。

　　那是一百七八十年前的一个寻常的夜晚，汉景帝刘启要他所宠幸的程姬去侍寝。程姬因恰好在经期有所不便，就命一个叫唐儿的侍女去代她入侍。偏巧那夜景帝多饮了几樽，醉意朦胧，朱紫莫辨。侍女唐儿却就此一夜成孕，产下一子，取名刘发。因生母出身低贱，连累刘发也只封了个贫瘠窄小的长沙国。有一年诸侯王入京朝贺，景帝让他们纵情歌舞作乐。刘发却不敢放肆，只是一边甩动衣袖，一边缩手缩脚走着小步，还有意做出一副滑稽相，逗得众人笑作一团。景帝问他因何如此，他回答说：臣国小地狭，怕跳跃着转起圈来碰着呢！——就是这位当年可怜兮兮的长沙王，下传至五世，出了个光复刘汉基业的刘秀。

　　刘秀创建的王朝也称汉，都洛阳，位于长安之东。史书记载时为区别，称刘邦所建之汉为前汉或西汉，刘秀所建之汉为后汉或东汉。 大汉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