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家天子终于获得了上天“授命”
上两章的主要篇幅是围绕着“内修法度”、“外攘夷狄”这个总题来展开的，叙述了武帝在确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方略后，如何用他的铁腕战胜内外敌对势力，消除由秦末战乱和楚汉战争导致的在权力构成、吏治外事等方面的弊病，不断强化集权体制，持续向周边发动征服性的战争，目的就是要建成一个强大、昌盛的大汉帝国。
现在还剩下一个被古人视为关系到帝国能否永世长存的大问题，就是皇权的本源问题，也即帝王权力的根基问题。用现代语言来说，也就是要给帝国权力提供一个法理基础。你总得向世人说明：汉家天子手中那至高无上的权力是怎么来的？凭什么你刘姓一家可以永享天下？
我国古代帝王制对此作出的回答，既不同于现代国家学说，也与同是古代的西方国家大异其趣。
现代国家学说认为，国家权力的基础是法律，是该国全体公民用选票表达出来的意愿。道理很简单：既然国家是一种公共权力，那么它的合法性自然只能由本国国民来决定——这对我国古代帝王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
大体与汉帝国同一时代的罗马帝国，他们的皇帝首先是以军事最高统帅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帝国境内大小城市到处矗立着崇拜他的庙、雕像，他的威武的肖像甚至还镌刻在钱币上，以显示其统治的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中国古代帝王却绝不会这样做。
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让我们再回到武帝初登大位那些日子。大臣们都是那样兴奋；但兴奋中又似乎有些焦急。他们一次次地上奏，希望新皇帝赶快先做两件大事。请看《汉书·郊祀志》的记载——
汉兴已六十余岁矣，天下艾安，缙绅（古代官员装束，代指诸官）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而上乡（通“向”）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
两件大事，一是“封禅”，二是“改正度”，也即改制。
原来在中国古代帝王看来，他们的权力既不必寻求法律支持，也不需依赖民众认可，只要获得上天“授命”就行。大臣们之所以如此急不可待，就因为这两件大事都关系到汉家天子能否获得上天“授命”的大问题。“汉兴已六十余岁”，他们已期待得太久了，再也耽误不得！尽管武帝与大臣们一样，也把封禅和改制看作是大汉帝国赖以永世长存的根本大礼，但在即位之初，他更急于要做的是推崇儒学，以便革故鼎新，确定整个治国方略，因而不得不暂缓举行这两项大礼；待到“内修法度”、“外攘夷狄”相继获得阶段性成就后，再把它们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那么封禅和改制因何可以认证帝王权力获得“授命”，承担我们现在所说的国家权力的法理基础这样一个使命呢？为了说清楚这一点，就需要对我国古代所谓“君权天授”这么一种独特的国家权力本源理论以及相关说法，作一个尽可能简略的追溯和介绍。
从暴力夺取到上天“授命”
实际上我国古代国家和帝王的权力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暴力的产物。
这一点，中华第一帝国的创建者秦始皇说得很坦率：“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史记》本纪）以“兴兵”攻灭六国达到“天下大定”，等于说秦帝国的天下是用暴力争抢来的！
第二帝国的创造者刘邦也有过直露的表白。那是在汉帝国刚建立之时，刘邦因对陆贾老在他面前唠里唠叨说《诗》、《书》如何如何重要，不胜其烦，就脱口骂道：“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史记·陆贾列传》）这也等于说汉帝国的天下是他刘邦骑在马上用刀剑杀出来的！不过要说得确切，最好再补充一句：骑在马上拼杀的不止你刘邦一个人，还有韩信等多位哥们，所以你在称帝前后不得不先封他们为王，然后再一个个将他们收拾干净的！
那么武帝能不能就用这样一种“暴力获得”论来回答呢？
不能，绝对不能！
尽管这样的回答既符合事实，也符合真理，但符合事实、符合真理的东西，有时非但无用，甚至简直可怕！
这倒并非由于暴力总是残忍的，血淋淋的，对帝王形象不利——这只是极次要的一面；更为主要的是，这种“暴力获得”论潜藏着一个爆炸性的内核。设想一下，如果让这种赤裸裸的说法泛滥开来，对业已建立的大汉帝国将是多么严重的威胁啊！人们会说：既然你姓刘的可以骑在马上杀出一个天下来，那我们姓张的、姓王的为什么就不可以也跟着来杀一杀、夺一夺呢？事实上也已经有人这样学过了，此人就是异姓王黥布。黥布谋反，高帝刘邦统兵征讨。两人战场上刀戈相见，刘邦问他为什么要反？黥布回答得很坦率：我也想弄个皇帝当当呀！（《史记》本传原文：“欲为帝耳！”）
所以必须用另外一种说法——不，另外一种理论来回答。
那应当是一种宏大而辉煌的理论，才能确保帝国的永世长存。由于需要确保的是一个帝国，所以这种理论应当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来做依托，这样的依托在人间是找不到的，唯一有资格充当的就是高悬于地国之上的天国，主宰着人世间一切的上帝或天帝。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个明确用“天命”来解说帝王权力由来的人，该是商汤的左相仲虺（huǐ）。
商以前的尧、舜、禹，据传说都是以“禅让”的方式继承帝位的，尽管并不一定可信，我们也姑且不去说它。第一次打破这个“禅让”传统的是汤。他用暴力推翻夏桀建立了商。该是欢庆成功之时，汤却“惟有惭德”：内心深深感到惭愧。惭愧什么呢？“予恐来世以台（yí，我）为口实”，他惭愧的是后世的人把他作为用暴力夺取政权的先例，动不动也来一个“犯上作乱”。仲虺的“天命”说便是为了劝慰汤而特意制造出来的。他把夏桀的罪行归结为“矫诬上天，以布命于下”：欺骗上天和假借天命，向百姓发号施令；又把汤的灭夏兴商也说成上天旨意：“天乃锡王勇智”：上天赐给您大王以勇气和智慧；“式商受命”：让商来受命治理天下。所以仲虺认为一切都是天意，汤根本用不着惭愧，只要始终如一地“钦崇天道”，便可“永保天命”（据《尚书·商书·仲虺之诰》）。你看，经理论家仲虺这么一番阐释和发挥，汤就成了上天“授命”之君，也就是老百姓日夜企盼中的“真命天子”了！
仲虺此说满足了历代帝王神化自己两条最基本的要求：一、帝王权力受自上天，与“骑在马上杀出来”的血腥暴力毫不相干；二、帝王人选系上天择定，绝不容许任何人有非分之想。接照这种理论，原先也该是普通人的中国帝王，一旦打下天下，便忙着与上天拉上血缘关系，使自己成为半神半人的“天子”。这方面先秦及两汉诸子论述极多，总之是帝王越能神化自己，便越是深得南面术真髓。如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有《立元神》篇专论此意。文中说：“为人君者，其要贵神。”怎么做到“神”呢？就是要使臣民“不可得而视也，不可得而听也；是故视而不见其形，听而不闻其声。”一番细致的分析论述过后，这位帝王学大师得出结论说：“故人臣居阳而为阴，人君居阴而为阳；阴道尚形而露情，阳道无端而贵神。”与罗马皇帝到处树立雕像“抛头露面”于大庭广众之中恰好相反，中国帝王偏要作出种种称之为“礼”的规定，把自己遮蔽起来。譬如他们穿戴的冕服，包括前后垂有十二旒和左右两充耳的皇冠，就都有这方面的种种讲究，目的就是要使他的“龙颜”变得高深莫测，以达到对他的臣民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双重统治。
不过仲虺的这个“天命”说还很粗略，在操作上还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只凭口说，没有通过一种隆重和盛大的仪式来加以确认，并借助这个仪式以祭告天地和昭示天下。后来主要是儒家的学说修补了这个缺陷。儒家倡导的封禅和改制，就被古人视为帝王获得天命的两项具有标志性的重大礼制。那么封禅和改制因何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呢？司马迁、董仲舒分别作了这样回答——
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禅梁父，何？天命以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史记·封禅书》）
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
这就是说，封禅、改制是地国帝王与天国上帝奏报或下旨的一种交流方式，所以是“易姓而王”，也即凡是由推翻另一姓的旧王朝而建立起来的某一姓的新王朝，都必须履行这两项根本大礼。
封禅：登泰山筑坛祭天称“封”；在其旁的梁父山辟基祭地称“禅”。本也只是一种祭祀天地的仪式，但在这里却被说成是上天对主祭帝王获得“天命”的一次资格确认，因而封禅后的帝王就成了当然的圣君明主。
改制：包括更改正朔，也即更改历法，和更改服色以及相关礼仪制度等。改制的作用应包括神化皇权和现实需要两个方面。一个新的国家政权的建立，各个阶层间的关系往往会出现种种变化，这就需要变更、修订相关礼仪制度来加以规范和调节，以维护统治阶层的既得利益，稳定社会秩序。至于历法的修订，更是与农事活动密切相关的。但古人在论述改制时，对现实需要这一点大多略而不提，强调的是它在神化皇权方面的作用，把改制时的祭天说成是受命帝王“莅任”后向上天的第一次“述职”行为，因而经过改制的帝王就成了获得上天认可的地国当然统治者。
但封禅、改制这两项大礼，并不是谁想举行就可以举行的。想当年，鲁国执政者季氏只是打算祭祀下一下泰山，孔子就以为是一种不可容忍的僭越行为，要弟子冉有设法去阻止。还有一个齐桓公，号称春秋第一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何等威风啊！但当这位霸主想要举行封禅时，他的国相管仲立刻站出来谏阻，话虽说得很含蓄，意思却很明白：你根本就没有这个资格！
按照《史记·封禅书》的说法，封禅的资格有两条：一、必须是“受命”统治被称之为“天下”的整个华夏大地的帝王，而不是只治理某一方的诸侯王；二、必须有盛大功业，“虽受命而功不至”也不行。改制的资格要求也大体相同。
这么说来，帝王要封禅或改制必须先“受命”；那么一个帝王要怎样才能获得上天的授命呢？
武帝即位后，自建元至元光的头五六年里，先后两次诏举贤良对策，多次向贤良文学之士征询有关受命的问题，仅就《汉书》董仲舒、公孙弘两传的载录，就下过四道制文，文中一再提问：
天命之符，废兴如何？
三代受命，其符安在？
天人之道，何所本始？……
文中两次提到的“符”也称“符命”，直白地说，就是人间帝王领受到“天命”的一种凭证。但真要将这个神秘的“符命”解释清楚，就不得不把盛行于战国末期的一种称之为“五德终始”的天命归属图式和其中所包含的国家权力由来理论，作一个简略的说明。
驺衍的“五德终始”说与秦始皇的改制、封禅
“五德终始”说的首创者是驺衍。
驺衍，战国齐人，是一位极善于观察风云变幻中的天下大势，并及时推出新型思想产品以供列国君主择取的思想家。其时七国纷战的上空已依稀显露出复归一统的曙光，他的“五德终始”说就是专为未来天下共主设计的。尽管能够杀尽所有对手、成为未来天下共主的只能有一人，但当时的七国君主有谁不想成为这一宝座的主人呢？因而“五德终始”说一问世，就受到列国君主异乎寻常的欢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特地将孔子、孟子与驺衍的不同境遇作了对比。同样为了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周游列国，孔子“菜色（饥饿之色）陈蔡”，孟子“困于齐梁”；而驺衍则完全是另一种景观：他赴齐，齐王引为上宾；他到梁，惠王亲到城郊恭迎；他又去赵、燕，两国君主一个敬以为长者，一个尊之如业师，可谓出足了风头。
驺衍的著作早已亡佚，唯《吕氏春秋·应同》对他的“五德终始”说有个较为完整的转述。五德即金、木、水、火、土五行；终始指五德循环往复、终而复始。其文称：
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蚓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
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
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
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
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
引文共五段，分别说了土、木、金、火、水五德。末段水德排了黑体的，请读者予以特别留意，它的重要性后面再说。
先说引文头里“天必先见祥乎下民”中的“祥”，也称祥瑞，就是武帝制文中两次提到的那个“符”，也称符命。
其实所谓祥瑞或符命，就是引文中说的“大蚓大蝼”、“草木秋冬不杀”、“金刃生于水”、“赤乌衔丹书”等类事物；此外，古籍中经常提到的还有天上的景星祥云、地上的珍稀动植物，以及龙、麟、凤等等。由于它们的稀世罕见或其实只存在于人们想象之中，因而就有了几分神秘色彩，被古人看作吉祥的征兆，成了上天用来向下民传达某种意向或信息的载体。
按照这种“五德终始”的理论，人间谁能成为帝王，要由上天按照五德运行的次序来排定，并以“祥瑞”或称“符命”的形式向人间作出暗示。这么一来，原先骑在马上动刀动枪、你抢我夺的无序状态，已被规整得井然有序；搏杀场上留下的斑斑血迹也已被揩拭得一干二净。只要你获得了五德之中的某一德，便可“奉天承运”，登临极位，尽享人世间的至贵至尊。
现在我们就来说说末段的水德。
在驺衍所生活的战国时代，土、木、金、火四德已分别相继做过黄帝、夏禹、商汤和周文王的受命象征，也就是说它们都已是“过时货”，身价大跌；唯有这个“水德”，正当时令，奇货可居，等待着未来统一列国后的天下共主来发现并据以受命。所以“水德”是“五德终始”说这个新型思想产品之所以受到列国君主那样欢迎的“卖点”所在！下面“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这十二个字，不妨看作是驺衍的一篇广告词：列位君主们，时不我待，你们可得紧紧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切莫眼睁睁看着“水德”数尽，再周而复始地转到“土德”去呀！
后来秦始皇用他的太阿剑削平六国后，就以据说他的先祖秦文公曾猎过一条“黑龙”作为“符命”，向天下宣称他已获得了“水德”，并以水德为标的，对各项相关制度作了改革，也即所谓“改制”。
改制是相对于前朝而言。譬如秦继周而兴，它要改的就是周之制。改制内容，通常包括定国号、迁宫室、改正朔、易服色等项。其中改正朔、易服色最为重要。这两项后文还将屡屡提到，而且我们现代人要了解古代政治、经济以及古人的生活方式等等，就无法绕开这两项制度，所以尽管读起来有些枯燥，还是有必要先说明几句。
改正朔：不妨理解为更改历法。正，指每年的首月；朔，指每月的首日。我国古代长期处于农业社会阶段，因而使用的都是与农业密切相关的阴阳历。这种历法一年设二十四节气、十二月，每月的朔、望（即初一、十五）日都要求与月相相合。规定大月为三十日，小月为二十九日，全年十二个月加起来为三百五十四日到五十五日，这比一个太阳年（三百六十五日又五小时略多）要少十日又二十一小时左右。为了弥补这个短缺，又规定每隔二年或三年加一闰月，在十九年内共设置七个闰月。由于这种阴阳历须同时对应于地球围绕太阳和月球围绕地球的运行周期，致使每年四季的区分和寒暑节气以及二分（春分、秋分）、二至（夏至、冬至）等的日期，颇多差异。再加上闰月的是否设置，设置于何月，这些都需要有一个权威机构事先作出统一预告，以便各地来年农事的安排和催种催收政令的下达。此事在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我国古代关系极其重大，因而主持其事也就成了一个正统王朝行使统辖权的一种象征。如周代初期，通常是天子于每年秋冬之交举行隆重仪式，将第二年的历书颁发给诸侯，称“告（ɡù）朔”。至幽王、厉王后，“君不告朔”就成了一个王朝衰落的标志。
易服色：古籍中通常也称“尚”或“上”某一色。所尚之色一经规定，包括帝王和百官的朝正服，以及车马、旗幡、祭祀用牲等的颜色，都须据以划一。历代所尚不同。如《礼记·檀弓上》称“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我没有查到根据，仅是一种猜想，以为夏、殷、周人之所以如此各自崇尚某一色，可能与远古时代的图腾崇拜有关。人类对自己的童年总会带着某种留恋或追忆。如秦帝国以其先祖曾猎获过一条“黑龙”而据以为“符命”，规定“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史记·秦始皇本纪》），就是以他们所崇拜的黑龙之黑，来装饰他们的帝国权力及相关的表征物，使之形成一种充塞于天地之间的强大的整体力量。这种力量，只有当你亲历其境，譬如身处于像大朝会、大会战时那样一片黑色的汹涌海洋之中，才会深切地感受得到。不同的是，别的人可能会感到恐惧，而秦人则会激发起一种强大的氏族自豪感。
关于秦始皇是如何依据驺衍“五德终始”说改制的，我在《大秦帝国》七章一节已作过介绍，读者不妨参阅。这里只说一下改制的几项主要内容——
宣布以水德受命，采用《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
色尚黑，冠服、旗节皆尚黑；
数用六，符、法冠皆六寸，舆长六尺。
改称黄河为“德水”，以为水德之始。
既已宣布以水德受命，又据以进行了改制，作为大一统的秦帝国的第一个皇帝，秦始皇自然具备了举行封禅大典的资格。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二十八年），这位处于顶峰状态中的始皇帝，以大驾千乘万骑出巡东行，举行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第一次封泰山、禅梁父盛典。其详情，《大秦帝国》八章一节已有记述，此处从略。礼毕，又立碑刻石以颂秦德，向世人宣告：“初并天下，罔不宾服”，“施于后嗣，化及无穷”（《史记》本纪）。
但“罔不宾服”、“施于后嗣”云云，只是秦始皇一厢情愿。仅仅过了十五年，陈胜、吴广揭竿一呼而群雄蜂起，最后由原为始皇大帝属下的一个小小泗水亭长刘邦，在历经长达八年战乱的废墟上另建了一个大汉帝国。
从尚黑到尚黄：一波三折的汉初改制
作为胜利者，汉帝国决策层自然觉得自己有充足理由可以傲视秦人。但在他们内心深处，有时又不免惭愧。因为正是他们的这个“胜国”，又是受命、改制，又是封泰山、禅梁父，样样事情办得风风光光。尽管有人想出了一种说法：“始皇上泰山，为暴风雨所击，不得封禅。”（《史记·封禅书》）就是说秦无德，它的封禅上天不承认。但对秦所制定那样盛大而完备的礼制，却不能完全采取鸵鸟政策，视而不见。而堂堂大汉帝国在建立后的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虽几经努力却还拿不出一套像样的礼制来，这对他们不能不是一种沉重的心理压力。
这种心理压力可能是我们现代人难于理解的，那就打个比方吧：某地建立了一个新国家，却得不到联合国的承认。但这样的比方仍然没有把问题的严重性揭示出来，因为联合国再“大”毕竟也还只是个“地国”；而这里说的“命”却是来自上天的，没有举行“授命”仪式和封禅典礼，几乎就是没有获得天国和天帝的承认，这怎能不叫我们的古人感到沉重和不安呢？
汉人对秦的评价常有“秦行暴政，二世而亡”一类隐含不屑的说法，这其实是一种偏见，司马迁讥之为与“耳食无异”。秦帝国虽短暂，但秦作为一个氏族和诸侯国，即使从秦襄公算起，也有着五百余年历史，其间经穆公、孝公和昭襄王等英主的倾力经营，不仅武功卓著，在文化上也积累了丰厚的底蕴。至于秦前的周、商、夏诸朝的建立者，更全都出身于高层，原本就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并积累了丰富的统治经验。而刘邦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来自民间的皇帝。他在秦时仅为亭长，相当于现今一个农村基层干部。这样的出身在他刚起来“打江山”时不仅不会在意，很可能还以此为荣过。但当他一坐上皇帝宝座，却突然为自己的这种“草根”出身感到寒碜起来，这也就是他为什么要那样急急匆匆让他的智囊团替他生拉硬套地与三王五帝续上家谱，把自己说成是“昔陶唐氏之后”的心理动因。不仅是刘邦，汉帝国当它草创于定陶之时，其高层构成也大多原为当年沛县低级官吏以及屠狗、织簿之辈，戍卒、窃盗之徒，还保留着浓厚的草根色彩。《史记·张丞相列传》就说过这样的话：“自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会天下初定，将相公卿皆军吏。”这些军吏出身的公卿将相擅长立马横刀叱咤风云于沙场，却很难学会进退揖让于庙堂。所以要为帝国建立一套完整的礼制并有效地付诸实施，除了须铲除异姓王、削弱同姓王，将帝王集权专制制度建设得较为稳固这个首要条件以外，同时还要求帝国高层逐渐从武将统治过渡到文官统治，彻底脱尽草根色彩，具备一流的文化素养；整个社会的主流意识也要从武力崇拜渐次转向文化崇拜。
汉帝国为解决这个问题，持续了将近一百年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几世帝王和多位公卿大臣都曾为此做过努力。如果我们把《史记》的礼、律、封禅三书和《汉书》的律历、郊祀、天文三志的相关记载作一番梳理，那么就可以连接起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有时焦急，有时仓促，有时欣喜若狂，更多的时候却是无奈以至尴尬的一条心理轨迹线来。
最先想办成这件大事的，是高帝刘邦。
那是在刘邦做泗水亭长的最后一天夜里。他放走了那些该去骊山服徭役的隶徒，在喝得半醉的逃亡途中，挥剑斩杀了一条挡道的大蛇。这件事，后来竟被他的谋臣策士说成是：蛇，是白帝之子；斩蛇的人是赤帝之子。刘邦刚被项羽封为汉王的那一年十月，夜空出现了“五星聚于东井”这一不常见的天象，智囊人物们又说：这是汉王将要受命的符命。于是刘邦兴冲冲急忙宣布：以十月为岁首，服色尚赤。但这样的礼制实在有点不伦不类。以十月为岁首，即以十月一日为元旦，这是沿用秦帝国的《颛顼历》，按说应与秦一样属“五德终始”说中的“水德”系统，服色该尚黑。可这位汉王为了与他据说是赤帝之子这一点相对应，偏偏又来了个属于“火德”系统的服色尚赤，这就落入了牛头不对马嘴的尴尬！
不仅如此，这个草草弄出来的“火德”，后来还落下话柄，至帝国末世，竟被王莽拿去做了覆灭汉帝国的一个法理依据。你刘邦为“火德”，我王莽就来一个“土德”。不是有个“五行相生”说吗？木生火，火生土，所以我王莽继汉建新就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
以上是后话，暂且略过。再接着说刘邦。
又过了一年，刘邦因彭城惨败而重回关中，可能心里一直还挂念着如何获得上天授命这件大事吧，一次问关中官员：秦时祭祀哪些天帝？回答说白、青、黄、赤四帝都有祠。又问：天有五帝，为何只给四帝建祠？对这个问题无人能答得上来。刘邦一阵大笑说：我明白了，上天是在等我再来建一个黑帝祠，使得五帝、五祠俱全吧？
于是下令修建黑帝祠，称为北畤（zhì）。
这么一来，不就又从“尚赤”变成“尚黑”了吗？
后来垓下一战打败了项羽，建立了汉帝国，就以刘邦乘兴一句话建立起来的北畤祠为据，定汉为水德，色尚黑。
当时掌管这件事的人叫张苍。
《史记》本传说张苍自幼喜好读书，“无所不观，无所不通，而尤善律历”。他又是个老资格，早在秦帝国时就做过御史。后随刘邦反秦，一次坐法当斩，当他脱光衣服、伏在砧板上准备受刑时，恰好从一旁路过的王陵叫起了刀下留人。原来赤条条横躺着的张苍，体躯是那样魁伟，皮肉是那样肥白，王陵吃惊于自己看到了一位罕见的壮美之士，就赶紧跑去找刘邦。王陵原是沛县豪绅，刘邦微贱时幸得其善待，这回自然也要买他一回面子，张苍这才捡回了一条命。张苍一生牢记王陵的救命之恩，敬之如同父兄；王陵死后，张苍每逢休假，总要先去拜请王陵夫人，献上美食，然后才敢回家。
张苍历任常山郡守，赵、代二国之相；汉帝国建立后，任计相（掌管郡国上计）。因同时负责历法之事，所以主要由他认定汉为水德，色尚黑。《史记·历书》记其事称：
汉兴，高祖曰：“北畤待我而起。”亦自以为获水德之瑞。虽明习历及张苍等，咸以为然。是时天下初定，方纲纪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袭秦正朔、服色。
这就是说自高帝至吕后二十余年间，都在忙着“纲纪大基”，而其中关系“大基”最大的一件事，自然就是收拾异姓王及诸吕，所以“皆未遑”，都没有时间来考虑改制、封禅等事。结果什么正朔、服色等等，只好全盘照搬照抄秦帝国的！
但这对堂堂大汉帝国来说，实在是既不体面、也不光彩，尽管不情愿、却又不得不这样做的一种做法！
文帝即位后，决心彻底改变这种局面。
其时那批高帝以来的功臣宿将和同姓诸侯王依然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朝政，而文帝又是由大臣们从代国迎入未央宫来拥立的，他之所以急于改制和封禅，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想以此摆脱功臣们的控制，确立自己至尊至上的地位。
文帝所依靠的，是他自己直接从河南郡守家的一个门客拔擢上来的洛阳才俊贾谊。贾谊关于改制的奏议，据《资治通鉴·汉纪五》载录，是在文帝即位当年就提出来的。《汉书》本传有这样一段记载——
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悉更秦之法。
这里说是“色尚黄”；此前，先是尚赤，后又尚黑，已是三改其制。
不过贾谊奏文中最重要的一点还在“悉更秦之法”，这肯定正中文帝下怀。所以《汉书·礼乐志》说：“天子说（通“悦”）也。”《史记·贾生列传》则谓：“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也。”这种似乎矛盾的记载，恰好反映了文帝当时矛盾的心理：尽管很想这样做，但真要付诸实施，却又顾虑多多。原因自然是朝堂上功臣环立，而自己则座席未暖，羽翼未成，要采取如此大动作岂可唐突！因而“未遑”，急不得，须时机成熟了才能做。文帝在一年之中将年仅二十余岁的贾谊从博士超迁至太中大夫，紧接着又拟议擢升其至公卿之位，以为实施他的有关改制等建议创造条件。这下功臣们和诸侯王发话了！他们毁谤贾谊说：这个洛阳小子，学了点皮毛，啥事也不会，只会擅权、捣乱！而反对派中的带头人，正是在诛灭诸吕和迎立文帝中夺了头功的周勃。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下，文帝只好退却，无奈中选择了以牺牲他最为器重的贾谊来换取自己对局面的掌控。随着贾谊被放逐南下去做了长沙王吴差的太傅，文帝时期的首次改制也就夭折于萌芽状态之中。
但文帝不甘心就此罢休，到了自己地位已颇为稳固的前元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又在朝堂上组织了一次有关改制问题的讨论。当时有个鲁人叫公孙臣的，上书提出了与贾谊相同的主张，认为秦为水德，汉为土德，色应尚黄。而此时已升任为丞相的张苍，则仍坚持水德；关于服色，他又提出了第四种主张：外黑内赤。这次廷议以张苍水德说作为定论而结束，公孙臣的土德说被弃置不用。可过了一年，情势陡变。位于大陇山下的天水郡发来了一份特别奏报，说是辖境内一个叫成纪的地方发现了一条“黄龙”。所谓黄龙自然只能是某种稀有动物的误认，但文帝却因急欲获得“符命”而宁愿信以为真。因五色中之“黄”在五行中属“土”，于是宣告汉为“土德”，同时任主张土德说的公孙臣为博士，以示嘉奖。满朝文武都以汉家天子终于获得了上天授命的符命而欢欣鼓舞，感到沮丧的大概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依旧坚持汉为水德的丞相张苍。此公脾性颇倔，一气之下，居然谢病称老，辞职不干了。据记载，后来老先生高寿竟至一百有余，那倒真要谢谢当年王陵那一声“刀下留人”呢！
紧接着文帝诏命博士及诸生做两件事：一是草拟有关改革历法、服色等文书，以为改制做准备；二是从《六经》中采撷相关礼制而辑成《王制》之篇，以为封禅做准备。
可以想见，在这段时间里，未央宫定是殿阁生辉，台榭歌暖，到处洋溢着喜庆之气。不料偏在这时，却出了一桩煞风景的事！
事情是由一个来自赵地、自称精通“望气”之术、名叫新垣平的人闹起来的。此人抓住文帝急于受命、改制的心理，说是上天既已下达了黄龙的符命，天子应及时作出回报，而他又恰好在长安东北望到了一种状若冠冕的五彩神气，因而奏议在渭水北岸修建五帝之祠，以答谢上天。文帝信以为真，下令择日动工兴建，落成之日举行了隆重的庆典，并亲自前往祭拜，又擢任新垣平为上大夫，先后赏赐多达千金。新垣平想进一步套住文帝，又施出了一计。这天他向文帝奏报说：臣今日清晨见北阙之上有宝玉之气萦绕，三日之内必有持宝者前来向陛下进献！第二天，随着谒者一声传宣，果然有个献宝人跪伏到未央宫前殿，所献的玉杯上面还刻着“人主延寿”四个字呢！被蒙在鼓里的文帝又惊又喜，少不得又有一番赏赐。他哪会想到，其实那献宝人原是新垣平事先暗中让他等候在北宫门外的！
紧接着新垣平又利用“泗水沉鼎”这个当时已流传了数百年的神秘传说，设计了一个更大的骗局。他说他已在与泗水相连的汾水望到了一种金宝之气，那便是沉鼎即将出世的征兆。此鼎为大禹所所铸九鼎之一，谁能得到它，谁就有资格成为上天授命的华夏君主。但沉鼎是不能“捞”的，必须以大礼相迎。当年秦始皇亲临泗水命千人投水打捞也没有捞着，就因为他不懂得这个道理。新垣平建议文帝赶快临水设礼祭祀，迟了就会失去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文帝没有能够挡住这一诱惑，当即派人赴汾水去修建用于祭祀水神的神庙，筹划迎鼎之事。但就在这时，一封告发信揭穿了新垣平耍的把戏，戳破了他的所有肥皂泡，这位风光一时的人物自然也很快被打入了大牢。不过实在说来，此人最多也不过是个骗子，而廷尉一审理，竟定为大逆不道的“谋反罪”，还特地复行早在吕后时就宣布废除的《夷三族》令：“诛夷平”，就是说对新垣平来了个满门抄斩！
此事给了一度热衷于改制、封禅的文帝一个沉重的打击，《汉书·郊祀志》用懊丧的语气记下了这样一句话：“是后，文帝怠于改正服鬼神之事。”他不想再干啦！
景帝自然也很想做成这件大事，但因吴楚七国之乱搅得他焦头烂额，乱平后又百废待兴，所以终其世也没能将此事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这么兜了一大圈，现在我们终于又回到了面前这位雄心勃勃的汉武大帝。
武帝的策问与董仲舒的“三统论”
武帝对改制、封禅的考虑，有他自己的章法。他要先尊儒，广招贤良策问，弄清楚一些理论问题，再在适当时机进入实际运作阶段。于是便有了前面已提到的有关“符命”的一系列策问。
对武帝的策问，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作了全面回答（见六章一节），但对受命、改制等问题还只是原则性提到，并未作系统阐述。后来他又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论述，我们现在可以从他所著的《春秋繁露》中读到有关受命和改制问题的一篇专文《三代改制质文》，后人将其所论概括称之为“三统论”。
需要说明的是，“三统论”只是董仲舒以今文经学为特征的整个学说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董氏的学说，如果用我们现在的语言来概括，大体可以说是以“天人合一”为统摄，以天、地、人和阴阳、五行共“十端”为框架建构起来的，一个包罗万象而又带点神秘气息的哲学体系。他对历史、政治、伦理以至养生等等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而在论述这一切时，无一例外地都要援引天命、天道或天人相应，“三统论”自然也不例外。
很显然，“三统论”是在驺衍“五德终始”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只是前者对后者几乎作了脱胎换骨式的改造。在董仲舒看来，“五德终始”说除了理论上的粗疏、操作层面不完备外，更大的缺陷还在于：一、缺少强有力的权威支持；二、天降“符命”一说偶然因素太多。这两个缺陷的存在，都与汉帝国的宏大气象不相适应。因而董仲舒的《三代改制质文》一开篇就宣告它的全部理论发自当时已被定为一尊的儒家的经典之一《春秋》。由《春秋》经文“王正月”三个字引申出天道，引申出周文王，随即切入了王者受命必改制“作科以奉天地”的主题。
“三统论”排除了天降“符命”这个偶然因素。按照它的观点，任何一个王朝都不能永世长存，新王朝的受命，旧王朝的被“革命”，都是正常的事。这是历史变化的一面。历史还有永远不变的一面，那就是天命的更移，王朝的嬗替，都是在一个恒定的系统内进行的；这个恒定的系统就是体现天意的“道”，即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天人三策》）
在这个不变的天道的统摄下，“三统论”将夏、商、周三代制度作了有序的编排，各以其所选定的正色为名，分别称白统、赤统、黑统，从而形成了一个周而复始的、亘古不息的运行系统。下面将要引录的原文牵涉到若干较为冷僻的文史知识，也许初次接触的读者会因此感到头痛，我只好在此请求诸位鉴谅。不过还是希望能耐心大略读一读。因为从中你将惊奇地发现，我们两千多年前的古人为使帝王集权专制制度千秋万代传承下来，竟做了如此周密和精到的思虑与安排，那可真是“呕心沥血”啊！
下面便是董仲舒对白、赤、黑三统一个轮廓性的描述——
汤受命而王，应天变夏作殷号，时正白统。亲夏，故虞，绌唐，谓之帝尧；以神农为赤帝。作宫邑于下洛之阳，名相官曰尹，作《》乐。制质礼以奉天。
文王受命而王，应天变殷作周号，时正赤统。亲殷，故夏，绌虞，谓之帝舜；以轩辕为黄帝，推神农以为九皇。作宫邑于丰，名相官曰宰，作《武》乐。制文礼以奉天。
《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乐宜亲《招武》，故以虞录亲，爵制宜商，合伯、子、男为一等。
要详细解释上述有关白、赤、黑三统的引文，会占去许多篇幅；好在三统内容是相互对应的，了解了其中一统，另外两统大体也可“触类旁通”。所以姑且以第一段白统为例，分句作一点简略说明。
（一）汤受命而王，应天变夏作殷号，时正白统——商汤受天命称王，变更国号，将原来的夏改称为殷。它的时正，也即历法，以十二月为岁首之月，属白统。有意思的是这个“白统”称谓的来由，在“五德终始”说那里，是由于商汤时发生了“金刃生于水”这样一件奇事，金色白，所以其色尚白。这样的事偶然性太过明显，在号称“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三统论”里，就不再保留。此处白统之“白”来自天地之间，来自大自然本身：“十二月之时，万物始芽而白，白者阴气，故殷为地正，色尚白色。”（《白虎通义·三正》）
（二）亲夏，故虞，绌唐，谓之帝尧；以神农为赤帝——这是对今王与前代诸王远近亲疏关系作出的规定。愈近愈亲，愈远则愈疏。分三个系统：三王、五帝和九皇。白统的今王为殷商，与其前王夏、虞合成三王，再往前推就已属于五帝系统。所以文中说：“亲夏，故虞，绌唐。”绌唐，即指唐应退出三王系统而上升到五帝系统。对作为“亲”、“故”的夏、虞，须封其后裔为王，那就是汉以后史书中经常见到的所谓“二王之后”，指对本朝以前两个王朝的后裔要予以优待，有点类似我们现在说的“统战”对象。对已属五帝系统的唐，则只须在祭祀时列位即可，不需再封其后裔为王。这三个系统是动态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王朝的更替，原先的远近亲疏关系也将作相应的调整。如在下文赤统里，就变为“亲殷，故夏，绌虞”，即依次各向上推进一位，对其“待遇”自然也要作相应改变。
（三）作宫邑于下洛之阳——帝王受命须迁都，白统应定都于洛水之阳。
（四）名相官曰尹——指受命后须更改官名，如辅相称尹。
（五）作《》乐——我国古代每个王朝都有依帝王旨意制作的乐和舞，演奏这些乐舞不仅是宗庙祭祀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权力的标志和象征。乐舞内容多为对历代先王或本朝开国帝王歌功颂德。如《濩》即《大濩》，据《周礼·大司乐》郑玄注，便是为颂扬商汤“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而作。此外还有《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武》等，分别为歌颂黄帝、唐尧、虞舜、夏禹、和周武王之乐舞。
（六）制质礼以奉天——董仲舒对历代历法、服色以及与之相应的朝会、祭祀等制度和冠、婚、丧诸项礼仪的细微差别作了详尽分析，在“三统论”中将它们概括为文、质两个系列。如以人际关系为例，质礼主张“亲亲而多仁朴”，文礼主张“尊尊而多义节”，并由此形成了一系列的差别。又将文、质二礼与夏、商两代相对应，则认为“商质”而“夏文”。据此，董仲舒又建构了“一商一夏、一质一文”的礼制模式。这个礼制模式与白、赤、黑三统相结合，同样是循环往复、永恒不息。如此处白统“制质礼以奉天”，下文赤统就改为“制文礼以奉天”。书中对这一部分的论述详尽而繁复，没有足够的耐心很难卒读，但它所揭示的质、文二礼应当交互为用的道理，还是给人以深刻的启示。一项礼制再好，施行久了总会暴露出一些弊病来，这时就需要提醒为政者应当及时作出更新。这个道理，因毛泽东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多次引用而广为流传的《礼记·杂记》中的一段话，说得最为简要而生动：“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一张一弛”相对于礼制而言便是“一质一文”，二者交互为用，循环往复不息。如夏文、商质，周又回到了文。
细心的读者若是将上面三段引文作个比较，就会在第三段“黑统”里发现两个问题：
一、赤、白二统分别对应于商汤和周文王，黑统对应于哪个帝王呢？
二、《春秋》是孔子修订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它怎么能“应天作新王之事”呢？难道孔子什么时候也做了帝王？
这两个问题都牵涉到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学派的一个主要学术特征，而且颇为有趣，不妨一说。
就像“五德终始”说中的“水德”驺衍是专为未来天下共主制作的那样，“三统论”中的这个黑统也是董仲舒专为“新王”设计的，而他之所以没有打出“董氏”这块招牌，是考虑到自己官卑位微，根本没有这个资格，所以就抬出了当时已被定为一尊的《春秋》及其修订者孔子这个大权威。但这却让我们后人感到了奇怪：当年驺衍开头还只是白身一个，却从没有想到要找什么权威来做靠山，不是照样自创“五德终始”之说，而且到处受到诸侯盛礼欢迎吗？为何身为朝官、学问更比驺衍精深的董仲舒反倒如此缺乏自信了呢？要弄清楚这个问题，不能只研究两位学人个人有什么差异，着重点应是二人所处时代的各不相同。驺衍生活于战国时代，学派林立，百家争鸣，学人还享有着较多的自由；而董仲舒则处于帝王集权制业已稳固确立的汉武帝时代，学人侥幸得以入仕，也只是帝王的臣属，尊卑悬殊，已不再有平等对话可言。所以依托于《春秋》和孔子，正是他们争取话语权的一种策略。不过尊儒之初，孔子的权威也还只是学术上的；若论政治地位，他一生做过的最大的官，也不过只是鲁国一个小小的司寇，与帝王之位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为此公羊学派又采取了一个策略：尊孔子为“素王”，意谓孔子虽无帝王之位，却有帝王之德。此说也由董仲舒首创。如他在《天人三策》中就把《春秋》称之为“素王之文”。后来东汉王充在《论衡·定贤》中也说：“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于《春秋》。”既然孔子也是王，自然有资格“应天作新王之事”，为未来“新王”创制出一个黑统来。
那么这个“新王”又是谁呢？从时间顺序看，应是继周而兴的一个帝王。这就又奇怪了：继周而兴不是已经有了秦始皇，还要等待什么未来“新王”呢？回答是，在当时汉人心目中，秦行暴政，不配入统。有两种处理办法：客气一点的，如《汉书·律历志》，说秦属于正统以外的“闰统”，也即打入了另册；干脆一点的，如《两汉纪·高祖皇帝纪》，把秦始皇比作传说中的那个冲撞不周山，致使“天柱折、地维缺”的捣乱分子共工氏，“非其序也”，一句话就把秦一脚踢出了三统外。董仲舒作为汉初的一位大儒，自然不会这样简单化处理。他对此作了细致分析，并给出了似乎颇能自圆其说的理由。他的“三统论”认为，文、质两个系列的礼制各有其长处和短处，在相互承续时，应避其短而扬其长。但秦之政却反其道而行之，因而不是别人把它踢出去的，是它自外于三统。此意曾向董仲舒求教过的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赞语中作了这样解释：
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薄，故救薄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
既然秦已坠入了荒谬，失去了入统的资格，依次递进，那“新王”就该是汉王，汉跳过秦继周之赤统而为黑统。由此可见，三统中的黑统是董仲舒托名《春秋》专为武帝改制而设计的。书中对黑统的正朔、服色及相关礼制表述如下——
正黑统者，历正日月朔于营室，斗建寅（指以十三月也即一月为岁首）。天统气始通化物，物见萌达，其色黑。故朝正服黑，首服藻黑，正路舆质黑（指帝王乘用之车舆以黑色为底色），马黑，大节绶帻尚黑，旗黑，大宝马黑，郊牲黑，牺牲角卵（指祭祀所用牲畜要幼小，其角尚仅有卵大）。冠（指冠礼）于阼，昏礼（即婚礼）逆于庭，丧礼殡于东阶之上。祭牲黑牡（雄性），荐尚肝，乐器黑质。法不刑有怀任（指怀孕）、新产者，是月不杀。听朔废刑发德，具存二王之后也。
如果一切顺利，武帝很可能在即位初期某一年就要改制和封禅的，但后来事情的发展却冲破了他原初的设想。先是初次尊儒的失败，搅乱了他的施政蓝图；其后二十余年，这位正值青春年华的皇帝，在意气飞扬地“内修法度”、“外攘夷狄”，施展他的文治武功，已无心顾及改制、封禅之事。在此期间，稍得闲暇，他的个人兴趣又发生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转向：寻访神仙，追求长生。他命人用丹砂炼金，派人入海求不死之药；又立仙人承露，饮之以求延年益寿；还亲自赴海滩留宿，迎候所谓蓬莱神人。有个以幻术行骗的方士栾大，数月之内，武帝不仅封以五将一侯，身佩六印，还将女儿卫长公主也嫁给了他。另一方士公孙卿，胡吹了一通传说中的黄帝在封禅制鼎后，是如何带着群臣和后妃骑龙上天的；武帝听了不胜神往，感叹说：“嗟乎，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屣耳！”（《汉书·郊祀志》）……简直已经走火入魔！
武帝对改制、封禅的热情，是在先后获得了白麟、宝鼎等一些所谓祥瑞的激励下，重新燃烧起来的。白麟是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十月到雍地祭祀五畤时猎获的；宝鼎是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六月在汾阴出土的。从“元狩”、“元鼎”这两个年号也可以看出，武帝对获麟、得鼎这两件事有何等欣喜和重视。文武百官也都一个个欢欣鼓舞，以上天屡屡下降祥瑞为由，一再向武帝奏议封禅、改制。对武帝促进更大的，还有司马相如临终前写下的一篇恢宏壮阔的《封禅赋》。这样又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筹备，终于迎来了——
等待了近百年的双庆大典
介绍双庆大典前，先对司马相如补叙几句。
我们已在六章一节认识了这位汉初大赋家，读到了他与卓文君的那段风流韵事，后以一篇《子虚赋》获得武帝称赏而受诏进京，任为郎官。此后，他的主要职务便是以文学侍从于武帝左右。相如平生不慕官爵，却颇追求情性的放浪和自在。但在帝王眼里，文学侍从与倡优无异，常需随帝王兴之所至应命作文，文思汪洋的巴蜀才子对这样一种侍从生涯显然是无法逞意的。相如一生中感到风光和自豪的，似乎只有短暂的几个月，那便是约在建元、元光年间先后两次奉诏出使巴蜀期间。此前，原为鄱阳令的唐蒙受命去交通夜郎和西南夷，由于他征发巴蜀吏卒动辄成千上万，执法又严苛，还杀了当地一个头领，因而引起了巴蜀民众的惊恐和骚乱。武帝诏命相如出使，看重的是他在巴蜀的声誉。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此前巴蜀之地不好道德文章而“贵慕权势”；及至“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其后才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因而巴蜀父老把相如视为他们可以自豪的一个文化象征。这次相如赴蜀，充分发挥了他善于辞赋的特长，写了一份《告巴蜀民书》，晓谕全境。文告说明唐蒙那些“发军兴制，惊恐子弟，忧患长老”的做法，皆非“陛下之意”；同时也指出：按规定应征发的人，如果逃亡甚或杀戮作乱，“亦非人臣之节”。文告用语委婉，循循善诱，鼓励巴蜀之民“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切莫做出“耻及父母，为天下笑”的蠢事来。相如这次出使颇受武帝赞赏，再次出使时，即擢任为中郎将，授以符节，配以副使，乘着四匹马拉的传车，好不威风！巴蜀之民皆以相如再次到来为荣，出现了“太守以下郊迎，县令负弩矢先驱”的盛况。具有戏剧意味的是那位当初曾经嫌弃过相如这个穷女婿的临邛富豪卓王孙，这回欣喜之余，不由感叹说：只恨自己同意让女儿嫁给相如太晚啦！经相如在出使期间的斡旋，西夷境内诸君都愿意归汉称臣。还京复命，武帝大喜。
大概就在这期间，这位盛极一时的汉初大赋家却传出了一个“婚变”事件。此事正史未录，而《西京杂记》则言之凿凿：“相如将聘茂陵女为妾，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此事若属实，联想到当年那个《凤求凰》的浪漫故事，不免令人感慨不已。难得的是文君一曲《白头吟》永留人间：“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唱出的是对爱情的始终如一的坚执。
司马相如晚年因受消渴病（即糖尿病）折磨，常称疾闲居，后来索性以病免官，病故于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临终前，因受到白麟、宝鼎等“祥瑞”出现的鼓舞，草就了这篇《封禅赋》，向大汉帝国献出他的最后一点赤诚。
此赋洋洋近千言，上溯五帝，下叙三王，详尽而又夸张地列述大汉之德，以及被视为上天降下的种种祥瑞，据以认为汉天子已完全具备了封禅的资格和条件，如果皇上再谦让，不仅臣属惭愧，神灵不欢，连泰山、梁父山也会感到失望。赋末盛赞封禅为“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壮观，王者之卒业”，恳请“陛下全之”。
武帝读罢，大为感奋，当即作颂诗七章，以志其盛。并说：“俞乎，朕其试哉！”——相如说得对啊，我就来试着做吧！（以上均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消息传出，朝野欢腾。“天下郡国皆豫（通“预”）治道桥，缮故宫，及当治道县，县治官储，设供具，而望以待幸。”（《史记·平准书》）但武帝正式封禅还要在相如去世七八年以后。在这七八年里，主要精力还是集中在平定南越、统一西南夷等方面，对封禅之事只是断断续续作了些筹划和准备。其中有关封禅的具体礼仪，争论了好几年，也还不能定下来。
原来儒家典籍虽对封禅说得神乎其神，具体如何操作，却是语焉不详。连古代究竟有多少君主行过封禅之礼，也是众说不一。其实汉以前真正有明确记载的，只有秦始皇一人。而秦始皇封禅时究竟用了何种礼仪，“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记也”（《史记·封禅书》）。所以武帝问了五十多位儒者，结果是人言人殊，没个定准。儒者又各从《尚书》、《周官》、《王制》等古籍中找根据，有的说封禅要用牺牲，先得学会如何杀牛；有的说还得招来怪物，以便与神相通。少府监好容易做出来的封禅礼器，他们又说不合古制。武帝一怒之下，索性尽罢诸儒不用。
后来武帝又问了左内史兒（ní）宽。
据《汉书》本传记载，兒宽是千乘（今山东高清东北）人，家境贫寒，苦学成才，专治《尚书》。曾为人雇佣，“带经而锄，休息辄读诵”。又“尝为弟子都养”，即为同学们烧饭，类似现今的勤工俭学。初为博士弟子，受到廷尉张汤的器重，擢任为侍御史。一次为张汤起草奏文，武帝阅后甚为奇异，称赞说：如此文采，决非俗吏所能为！于是张汤便乘机将兒宽推举给了武帝。武帝曾与兒宽讨论经学，很欣赏他的见解，后来还就《尚书》问过他一些问题。不久任以为中大夫，又迁左内史，为分掌京畿地区的行政长官。兒宽在出任左内史期间，劝农桑，治水利，缓刑罚，任贤良，务实不求名，深得吏民喜爱。这回武帝问及封禅之事，兒宽作了微妙而又机智的回答。他说封禅非一般常礼，而是帝王盛典，它的礼式经籍上是找不到的，让群臣去拟议也是徒然延误时光，“唯圣主所由”，才能“制其定当”。所以他建议武帝亲自“兼总条贯，金声而玉振之，以顺成天庆，垂万世之基”。也就是说，你皇帝陛下觉得怎么做好就怎么做好了，管它经书上是怎么说的，臣子们又是怎么想的！
这话很对武帝胃口。于是“上然之，乃自制仪，采儒术以文焉”（同上）。
一切筹划停当，等待了近百年的大典终于启动。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十月，武帝颁布特别诏令，随即亲自统兵十八万，行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一路戈戟如林，旌旗蔽日。出长城，登单于台，至朔方，然后临北河。在这里，武帝向匈奴发出了决战书（详七章二节）。同年正月，转而向东南巡行，至桥山而祭黄帝之墓，抵缑氏登中岳太室。四月，正式登泰山举行封禅之礼。司马迁是作为随行臣属参加了这次历史性活动的，他在《史记·封禅书》中作了这样记载：
天子至梁父，礼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荐绅，射牛行事。封泰山下东方，如郊祠太一之礼。封（指所筑土坛）广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则有玉牒书，书秘。礼毕，天子独与侍中奉车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阴（指山之北面）道。丙辰，禅泰山下址东北肃然山，如祭后土礼。天子皆亲拜见，衣上黄而尽用乐焉。江淮间一茅三脊（一种秆子呈三棱形的茅草，被视为灵草）为神藉。五色土益杂封。纵远方奇兽蜚（通“飞”）禽及白雉诸物，颇以加礼。
与秦始皇一样，这次封禅包括所埋藏的玉牒书的内容等等，均严格保密。不同的是，武帝是先禅梁父，然后封泰山，又加禅了肃然山。其中“独与侍中奉车子侯上泰山”值得一说。据《汉书·郊祀志》注，这“子侯”是霍去病之子霍嬗，估计此时仅有十岁左右。武帝破例给了这个孩子如此殊荣，足见他对已经病故了七年多的爱将霍去病有着多么深厚的怀念。
礼成，武帝来到建于泰山之麓的明堂，在这里轮番接受群臣祝贺。接着颁诏改元更新，称封禅之年为元封元年。凡所巡行之县均得减免租赋，同时“加年七十以上孤寡帛，人二匹”，“赐天下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汉书》本纪）。
这年秋天，朝堂上传出了一个惊人的喜讯，人们奔走相告，欢欣鼓舞了好些日子。
喜讯是一个掌管望气的官员叫王朔的传出来的。他说他看到了一颗名叫“填星”的星。那神圣的星初出来时有瓜那么大，一顿饭工夫又隐回去啦！（《汉书·郊祀志》原文：“出如瓜，食顷复入。”）大臣们都兴奋地说：呵，这是一颗“德星”啊，是上天对汉家天子封禅的回报呢！
即使这位望气官观察属实，也只是天体运行中的一种自然现象，与人世间事风马牛不相干。但企盼久久的朝廷上下却还是借以得到了极大的心理满足，觉得大汉帝国终于正式获得了上天“授命”。
其后，依古制还须隔五年封一次，称修封或增封。武帝于元封五年、太初三年、天汉三年、太始四年、征和四年（分别为公元前106年、前102年、前98年、前93年、前89年）先后修封五次。其中太初三年那一次还发生了一个有趣的插曲。有个叫公玉带的方士说古时黄帝在封过泰山后，又去封了东泰山，建议武帝也应这样做。但到那里一看，“东泰山卑小，不称其声”（《汉书·郊祀志》）。武帝大为扫兴，旋转屁股就走。可能他觉得这么一座小山与他这个大汉天子不在一个档次上，就让祠官祭拜一下算啦，自己则仍按旧例去修封主泰山。
封禅礼成后，紧接着就把改制提到了议事日程。
改制主要是正朔也即历法的更改。此事在当时倒不只是为了装潢帝国门面；由于当时所行的《颛顼历》已与实际生活多有乖违，妨碍了政事、农事的有序施行，因而更改历法已显得刻不容缓。
原来《颛顼历》从秦昭襄王至汉初，已沿用了百余年。此历与我国古代先后施行过的《夏》、《殷》、《周》诸历一样，与天体的实际运行周期存在着些许偏差，因而需每隔若干年进行一次校正。秦末战乱，测天校历工作中断；汉初诸事草创，测天机构也迟迟未能健全。如此年复一年，偏差日积月累，到武帝时终于出现了这样的怪事：“朔晦月见，弦望满亏”——不该有月亮的日子却升起了月亮，该是满月的日子看到的却是缺月！
关于在改制中汉应归何统，应尚何色，自高帝至文帝已争议了数十年；武帝也曾“招致儒术之士，令共定仪”，结果儒学之士多强调拟古，又是“十余年不成”。为此武帝特命此时已擢任为御史大夫的兒宽总掌其事，并向他下了这样一道诏令——
盖受命而王，各有所由兴，殊路而同归，谓因民而作，追俗为制也。议者咸称太古，百姓何望？汉亦一家之事，典法不传，谓子孙何？化隆者闳博，治浅者褊狭，可不勉与！（《史记·礼书》）
诏令写得颇有气势，充分表现出武帝革古鼎新，为汉家立法，为子孙传制的决心。
受命制订新历法的，有中大夫公孙卿、詹事壶遂、太史令司马迁，和侍郎尊以及大典星射姓等。后来参与其事的还有邓平、长乐司马可、酒泉侯君宜，和方士唐都、落下闳等。其间又征集了一批来自民间的对历法有造诣的人。历时数年，经反复审慎地观察、校验和精确的计算，终于修订成了新的汉历，称《太初历》。
《太初历》是我国古代一部较为完备和精密的历法。《颛顼历》岁首为建亥之月，即以十月为一年之始；《太初历》改为岁首建寅，即以正月为一年之始。规定一朔望月为29日，一回归年为365日；19年置7个闰月，并推算出135个朔望月中有23次交日的周期。《太初历》第一次将24节气引入历法，具备了阴阳历合一的特点。《太初历》的施行时间为西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至东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近二百年。但它的一些基本法则，如以正月为岁首，每年有24节气以及闰月的设置等等，一直延用了两千余年，至今正月初一仍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
元封七年五月正式宣布改制，同时改元称此年为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因改制而举行的祭天大礼，是在尚未全部竣工的建章宫进行的。此宫在未央宫之西，班固《两都赋》称它“张千门而立万户，顺阴阳以开阖”；“上反宇以盖戴，激日景而纳光”，穿云插天，壮丽无比。武帝此后及昭帝前期，听政与休寝都在此新宫；昭帝元凤二年（公元前79年）仍迁回未央宫。建章宫故址在今陕西西安汉长城故城之西。
改制的主要内容包括：“正历（即采用《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汉书·武帝纪》）武帝实行的是兼收并蓄的方针。其中，历法的以正月为岁首，采自“三统论”中的黑统，而服色尚黄则用“五德终始”说中的土德。“数用五”也与土德相应。
按照“三统论”的规定，改制中还有一项要依年代远近改变与历代前王的亲疏关系。这种变更，除“存二王后”外，其余只是体现在祭祀时的神位安排上，并无多少实际意义。所谓“存二王后”，就是要优抚前两代帝王的后裔，通常是封以为王或侯，以显示本朝作为华夏正统的气度。按说汉要“存”的“二王后”应是秦与周，但因秦已被一脚踢出三统以外，所以只好再往上推，改为周与殷。不料这一改却带来了大麻烦：周与殷都早成历史，还到哪里去找他们的子孙？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武帝派人到洛阳遍访耆老，总算像挖古董似地挖出了一个，于是下诏：“三代邈绝，远矣难存。其以三十里封周后周子男君，以奉先王祀焉。”（《史记》本纪）这里没有说这个找到而封以三十里地的“周后”姓甚名谁，《汉书》本纪说了，名“嘉”，是个“孽子”，即为妾媵所生，只能说是勉强凑数。至于殷之后，终武帝之世也没能找到。过了一百多年，到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又重提此事，这回连“孽子”也找不到了，只找到了孔子的一个后裔叫孔吉。于是又下诏：“盖闻王者必存二王之后，所以通三统也。昔成汤受命，列为三代，而祭祀废绝。考求其后，莫正孔吉。其封吉为殷绍嘉侯。”（《汉书·成帝纪》）用孔子之后这样的冒牌货来权当殷、周二王之后，倒颇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呢！
在结束这一小节时，有点想法想说一说。
无论“三统论”，还是“五德终始”说，如果用现代观点来看，都可以简单归结为两个字：欺骗。宇宙间，根本不存在有知觉、有意志、能开口说话的天，所谓“上天授命”云云，解释权都在帝王自己，最多加上几个智囊人物，全凭他们嘴唇两张皮，万千臣民如何信得！说到所谓封禅大典，其实泰山的高度仅为海拔1532.8米，还不到珠穆朗玛峰的五分之一。如果拿这个高度与如今人类已实现的探索太空相比，简直可以忽略不计。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尽心上》）在那时可能还被视为真理，现在连小学生也会讥之以幼稚。至于以为登上泰山便可以与上天对话，那更是荒唐到了极点。在现代，国家权力的基础是法律，包括依法用选举形式产生出来的首领人物在内的所有国民都必须忠实于法律；在古代，一个王朝是否有理由存在，也只能看它是否符合历史需要，是否为现实中的臣民所拥护。虚幻的天命或符命，无论古今，都绝不可能成为一个政权存在的依据。——这些都已是常识。
但如果我们置身于中国古代历史之中，体验和感受一下当时的世情人心，这些常识就会有些行不通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是：总不能把所有相关帝王和思想家全都说成是骗子，把所有相信“君权天授”的臣民（那时几乎就是全体，例外极少）全都说成是受骗上当吧？
真要具体弄清楚古人对天的看法几乎已不再可能，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那时人们心目中的天，不会是我们现在说的天宇或天体。人类初期还没有把自己从自然界分离开来，人对天还无法作客观的考察，只能凭自己身心去直觉感受；这就不难理解，他们会把头顶的天看作是也像自己一样有灵性、有意识、有喜怒哀乐感情，甚至也像人一样有五官和四肢。人对天的最初、最直接因而也是最深切的感受，除了温暖的阳光、和煦的春风以外，更多的还是可怕的暴风骤雨、雷鸣电闪和酷暑严寒。人在强大的自然力面前，显得那样无助和渺小。于是他们便想象主宰着这一切的，一定是个巨大无比的、威力无穷的存在，“天”这个汉字的结构就表征着这样的含义。《说文解字》说：“天，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段玉裁注：“天，颠也，丕大也，吏治人者也。”高悬在头顶的天是管人的——这大概就是我们先人在一个长长的历史阶段内对天人关系的认识吧？
人的认识不能超越特定的时间空间，思想家也不能例外。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汉初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他的《六家要旨》至今仍是我们了解、研究先秦诸子必读的经典。但就是这样一位精英人物，也把封禅之事看得神圣无比，以至在随从武帝封禅途中因病不得不滞留于洛阳无缘参与时，伤心得泗涕横流，竟在“命也夫、命也夫”的悲叹声中“发愤而卒”（据《史记·太史公自序》）同样，董仲舒也是那个时代的知识精英，他在创立天人哲学，尤其像“三统论”这样一种学说时，确实明显受到预设政治意图的支配，但我们还是应当相信他的真诚，并非有意在设计骗局。更何况他的“三统论”除了维护帝王制度长存，也还有制约帝王的一面。《三代改制质文》就强调帝王应“明乎天统之义”，“其谓统三正者，曰：正者正也，统致其气，万物皆应而正；统正，其余皆正。”特别是文中对王朝兴亡规律的揭示，还是相当深刻的（详本书《结语》）。即使是帝王，似乎也不能简单地以“欺骗”二字了断；当他举行受命仪式之时，也不能认为全都是在演戏，至少他在意愿上，还得有一个以“统”来端正自己的初衷。至于常受战乱之苦的万千臣民，太平盛世原本就是他们永恒的企盼，当“真命天子”这样一个假象恰好能给他们带来某种慰藉时，理性的思考就很难再有存在的空间。就像顾颉刚先生说的那样：“那时人看皇帝是上帝的官吏，符应是上帝给予他们的除书，封禅是他上任时的奏书，五德和三统的改制是上任后的一套排场。”（《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这样的一种思维模式一旦成为定势，虚幻的天命、符命便转化为维护现存制度的强大力量。中国帝王集权专制制度之所以能够延续达两千余年之久，包括“三统论”在内的一整套意识形态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尽管我们现在知道，这种制度延续得如此久远并不是一件幸事，特别是到了后期更成了我们民族的深重灾难；但历史就是这么发展过来的，谁也无法再改变。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摆脱千百年来的因袭和拘囿，拿出现代人的眼光来，认认真真清理好这笔庞大的文化遗产，不是假借继承传统文化的名义去美化以至复活帝王思想，而是在认识历史中开拓未来，走上真正的现代国家之路。 大汉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