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点提前推出一部《三国演义》
项羽急于找韩信做“合作伙伴”
项羽击退彭越，夺回外黄等十余城，因得报成皋陷落而率师西回。此时汉军正围楚将钟离眜于荥阳之东，一听到项羽领兵奔来，便纷纷逃至深山野林险阻之地，连影子也找不着了。项羽急于与汉军主力交锋，汉军却总是避开锋芒坚壁免战。没奈何，项羽只好驻军于广武东城，与驻扎于广武西城的汉军隔涧对峙。关于二城的间距，胡三省注《资治通鉴》称：“东西二城各在一山头，相去百步，汴水从广涧中东南流。”仅有百步之遥，一抬头便可望到对方，居然驻扎着敌对的两军，这在高科技的现代是不可想象的；但在当时那种技术装备条件下，双方都可凭深涧高崖坚守，却相互奈何不得。
楚与汉，就这样在隔涧相望中对峙了数月。
已经被刘邦、彭越的运动战术东拖西拉弄得疲惫不堪的项羽，这时大概深深感到了孤立和寂寞，感到了结盟互援的重要。他想到了一个人，急于去找这个人做“合作伙伴”。这个人便是韩信。
但对项羽来说，韩信简直是从地缝中突然冒出来的！
项羽派出龙且大将以号称二十万之兵救济，不仅龙且志在必胜，项羽也以为必胜无疑。
项羽以为必胜是有他根据的。一是龙且是他一员勇猛无敌的爱将；二是在楚汉战场上，他还从未用过二十万这样大规模的兵力；第三就要说到韩信这个对手。“韩信”是谁？开头项羽连这个姓名也没有听说过，经左右提醒才想起来：哦，原来就是当年在他身边侍卫过的那个小郎官呀！据说新近在魏、赵打了几个胜仗，但那都是因为他侥幸遇上了像魏豹、陈余这样窝囊废的对手。尽管项羽还从未与韩信直接较量过，但他料定小郎官决不会在他爱将龙且之上——所以必胜无疑！
出乎意料的是，龙且竟然败了，而且败得如此之速，如此之惨：一个早上，全军覆没！
现在项羽不得不换一种眼光来看待这位昨日的小郎官、今日的齐王韩信了。
于是惯于在沙场上大砍大杀的项羽，第一次使用了一个外交策略：派出谋士武涉，企图去说服韩信，结成楚齐联盟以共同抗汉。
武涉其人，在《史记》、《汉书》中仅出现这么一次，并无其他事迹。有一个猜想：项羽之所以择之以为使，很可能武涉与韩信是旧交。武涉是盱眙人，韩信是淮阴人，两地隔破釜塘（唐后改称洪泽湖）而南北相望，可算是大同乡吧。韩信曾在项羽麾下任过郎中一职，两人不难有交往的机会。
如果武涉与韩信真是曾经相识，那么他们的谈话该是以叙旧开篇。为表示亲切，武涉不称韩信“大王”，而称“足下”。当然作为说客的武涉，总是随时寻找契机，往往在你不经意间，他却已切入了主题。几句寒暄，又对新立为齐王的韩信表示祝贺过后，他忽而说道：有一句古训叫作“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不知足下听说过没有？
韩信说：它大概是仲尼之言吧：“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君离故乡盱眙有年，是否因思念双亲而有此问？
武涉说：非也。仆是为足下而喜，为足下而惧。其喜来自汉王刘邦，其惧也来自汉王刘邦。难道足下不想听仆一说？
谈话就这样转入了要说服韩信背汉联楚的正题。
武涉的说辞可见于《史记·淮阴侯列传》。重点是揭露刘邦之贪婪和不可信。武涉认为嬴秦暴政，天下苦久，秦已破，项王分土而王，百姓本可从此休养生息，但汉王却又从汉中兴兵而东，侵人之分，夺人之地，看他那种不餍足的样子，仿佛非完全吞并天下不可！再说汉王其人，他的性命多次被项王握到手心，项王是可怜他才放他一条活路的；但你刚放过了他，他一转身，就又攻击起项王来了，无信无义到了这种地步！接着说到了韩信本人——
今足下虽自以与汉王为厚交，为之尽力用兵，终为之所擒（通“擒”）矣。足下所以得须臾至今者，以项王尚存也。当今二王之事，权在足下。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项王今日亡，则次取足下。足下与项王有故，何不反汉与楚连和，参（同“三”）分天下王之？今释此时，而自必于汉以击楚，且为智者固若此乎？
这也算得上是一篇智者之言。权力争战发展到某个特定阶段，有可能成为未来胜利者的便会滋生出一种特别的心理：希望分享成果的人越少越好，少到最好只剩下他一个人。因而在此时的他看来，昔日鞍前马后的合伙者，越来越成为不仅累赘，而且危险，因而必须设法清除掉的东西。现在的韩信在汉王心目中就正在成为这样一件东西。武涉的话是如此尖锐而深刻：你韩信现在之所以暂时还活着，就因为“项王尚存”；如果项王今天亡，明天就会轮到你！后来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武涉的预言，不同的只是远比他想象的要残酷、可怕得多！
但武涉又认为在权力争战的这个特定阶段，却又正是提升自己人生价值的极好时机。韩信只要摆脱受制于人的工具性，成为一个独立的存在，那么就像面对一架已呈水平的天平而你手中还有一枚砝码那样：“当今二王之事，权在足下：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所谓“图穷而匕首见”，武涉最后说出了他此行的目的：劝说韩信“何不反汉与楚连和，参分天下而王之”？
韩信对武涉的那番道理，没有作任何辩说，或许可以理解为他是默认的。但他还是谢绝了武涉的劝说。不想反汉的原因主要是感情上。他说他在项王那里时，职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计不从；而来到汉王这里授为上将，率军数万，且言听计从。他还说了汉王“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这样显然夸张的话。最后说：“夫人深亲信我，我倍（通“背”）之不祥，虽死不易。幸为信谢项王。”
估计像这样的绝密的谈话是不可能有第三个人在场的。
但是有个绝顶聪明的人，还是设法知道了这一切，并且作了细心的研究。令他欣喜不已的是，他不仅发现了武涉说辞中的漏洞，还看出了深藏于韩信内心的矛盾。
武涉说辞中的漏洞只要转念一想便可找到：既然你说刘邦暂时还需要韩信是由于“项王尚存”，那么反过来，项羽此时之所以需要韩信，难道不也是由于“汉王尚存”吗？一旦灭了刘邦，你拿什么保证项羽不会同样要韩信也灭亡呢？
韩信内心的矛盾也是不难被发现的，因为以他的智商，不可能不认识到武涉所揭示的那种危险确实存在！
这个绝顶聪明的人诡谲地眨动着他那一双机灵的眼睛，开始为他的一篇完美无缺的说辞打起了腹稿。他自信自己就是孟轲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那种人，他要凭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去说服韩信，从而创造出一个三分天下的历史奇观！
这个绝顶聪明的人，便是上文已提到过的曾说服韩信攻齐的蒯彻。
且听蒯彻如何说“三分”
韩信因攻打齐国而有了被立为齐王的辉煌，蒯彻自然也从中享受到了成功的喜悦：这么看来，此时两人还该处在蜜月期。
蒯彻几乎是用一种游戏的方式开始了他的精心设计的说辞——
仆少年时曾学过相术，足下大概还不知道吧？
韩信感到了新鲜，说：这倒有趣。先生且说来听听：相人有些什么要诀？
蒯彻道：贵贱在于骨法，忧喜在于容色，成败在于决断。以此参之，万无一失。
韩信说：那就请先生一试：寡人之相贵耶？贱耶？
蒯彻说：足下是相面呢，还是相背？
韩信说：相面如何？相背又如何？
蒯彻略一凝视，缓颜说道：相君之面，不过封侯，且势若累卵；相君之背，则日月合璧，贵不可言。
韩信不由一怔，已听出了一点弦外之音，问道：先生此话怎讲？
蒯彻向左右一瞥说道：请稍作间隔。
于是韩信屏退左右，两人便进入了密谈。
蒯彻的这篇说辞详录于《史记·淮阴侯传》和《汉书·蒯通传》。与武涉为项羽而说不同，蒯彻是完全从韩信的利害取向进说的。他分析楚汉双方形势具体而尖刻，有很强的现场感，使你不得不认同这是事实。他的结论是，如今双方都陷入了困境：楚迫于西山而三年不能进，汉一日数战而无尺寸之功；而且“其势非天下之贤圣固不能息天下之祸”。这样就把韩信推到了收拾当今天下局势唯一人选的位置上：“当今两主之命县（通“悬”）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接着，又以“披腹心，输肝胆”的忠诚，向韩信进献了他的三分天下之计——
诚能听臣之计，莫若两利而俱存之，参（同“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势莫敢先动。夫以足下之贤圣，有甲兵之众，据强齐，从燕、赵，出空虚之地而制其后，因民之欲，西乡（通“向”）为百姓请命，则天下风走而响应矣，孰敢不听！割大弱强，以立诸侯，诸侯已立，天下服听而归听于齐。案齐之故，有胶、泗之地，怀诸侯以德，深拱揖让，则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于齐矣。盖闻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愿足下孰虑之。
此计中的关键语是：“莫若两利而俱存之。”即对楚与汉既不要归顺、也不要攻取某一方，而是与之互利，和它们一起存在下去，这便是齐、楚、汉三分天下，形成三国鼎立。这是基础的一步，也是目前就可以去实施的一步，不妨就叫“最低纲领”。这一步实现后，有一个互不侵犯的稳定阶段，即所谓“鼎足而居，其势莫敢先动”。而齐国则从各个方面积极准备条件，再走第二步：依据民众的意愿，“西乡为百姓请命”。如何理解“请命”？《史记集解》说：“止楚汉之战斗，士卒不死亡，故云‘请命’。”不是通过流血战争，而是以齐国的实力和声威为后盾，代表民众的意愿发起倡导，使“天下风走而响应”。这其实是蒯彻的一厢情愿：你怎么能保证“孰敢不听”呢？如果有人——实际上是必然有人“敢不听”，又怎么办呢？恐怕还得靠刀戟来说话。第三步，在齐王的主持下，来一次公平公正的再分封。办法是“割大弱强”，将楚、汉这样的大国、强国分割为若干份，使所有封国大小、强弱均等。至此实现了“最高纲领”：诸侯并立，而齐王则成为天下共主。
这就是蒯彻之计的全部内容。其“最低纲领”大体就是几百年后魏、蜀、吴三国鼎立那种格局；其“最高纲领”则是几百年前的周代曾经实行过的帝王封建制，由韩信做作为天下共主的“齐天子”，其下便是并列共存的数十或数百诸侯。
如果韩信接受此计，那么中国历史就会提前几百年推出一部齐、楚、汉《三国演义》，也许时间不会太长，但昙花一现还是极有可能。
但他拒绝接受。
与拒受武涉的建议一样，对蒯彻之计韩信同样没有提出异议，只是由于感情上“汉王遇我甚厚”，所以不忍背汉。
精明的蒯彻高兴地看到，韩信实际上已认同了他的理性的分析和设计，接下去便着重从感情上发起强劲的攻势。他举了两个实例，一个是发生在眼前的张耳、陈余，因多欲而刎颈交变成了相互残杀；一个是发生在三百年前的文种、范蠡与越王勾践，因勾践霸业已成而文种被赐死、范蠡被迫逃亡，从而证明人与人之间的友情，特别是君与臣之间的忠信，是极不可靠的，必须有高度警觉。并直接点明韩信以为自己功高而“汉王不危己”是一种极危险的错觉，其实令人担忧的恰恰就在“功高无二”：“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归乎？夫势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窃为足下危之！”
韩信震悚了！他无法否认那些残酷的厄运也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默思良久，缓缓说：谢谢先生。你不必再说了，我要好好想想。
过了几天，蒯彻再次向韩信进说。这回他反复强调的是：时不我待，应当机立断！为了催促韩信赶快行动，他运用了一系列的鲜明对比：齿坚爪利的猛虎如果犹豫畏缩，不如黄蜂、蝎子敢于一刺；千里骏马若是踏步不前，不如瘦弱劣马跨上几步；像孟贲那样的勇士倘若迟疑不决，不如庸常村夫一心去做；即使有舜禹的智慧如果不开口说话，不如聋哑打个手势倒还有点意思。最后诚恳地忠告：“夫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也。时乎时，不再来。愿足下详察之！”
韩信答应要好好想想蒯彻之计，几个昼夜以来，他肯定被这件事搅得寝食难安。最后他终于作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抉择：
韩信犹豫不忍倍（通“背”）汉，又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遂谢蒯通。
对韩信的这个抉择，后世论者大都给予正面的评价。当然评价的出发点有多种：有的基于刘邦是正统的受命帝王的立场，有的基于统一总要优于分裂的立场，也有的出于尽快结束给人民带来苦难的战争的考虑。认为不应该作这样抉择的大概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韩信自己。七年后，他在被告发谋反受戮于长乐宫钟室时，痛心疾首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吾悔不用蒯通之计！”
再说几句关于蒯彻的结局。
《汉书》本传说：“通说不听，惶恐，乃阳（通“佯”）狂为巫。”
因为他的计策不被韩信采用，就害怕得装成疯子做了装神弄鬼的巫觋。他怕什么？怕一个人。这个人不可能是韩信，也不会是项羽，只能是刘邦。蒯彻策动韩信叛汉，对汉王刘邦来说，他便是犯了十恶不赦的大罪！
大祸果然临头了，起因就是韩信临刑前说的“吾悔不用蒯通之计”那句话。已经当上了皇帝的刘邦下诏令把蒯彻找来，阶前已架起了要烹杀他的油锅。刘邦责问道：你几次三番教唆韩信谋反，这是为什么？
真到了这一步，蒯彻反倒不害怕了。他从容答道：有一句俗话，陛下总该知道吧：犬各吠其非主。在那个时候，臣的主人是齐王韩信，所以臣只知有韩信，不知有陛下。再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当时像陛下这样想要夺取天下的人有多少啊！如今陛下已登上了极位，难道能把那时想夺取天下的人一个个全都杀尽吗？
刘邦哑然。后来居然赦免了蒯彻。
刘邦长子刘肥封为齐王，以曹参为相国。爱好黄老思想的曹参为政平和，并能礼贤下士，这样蒯彻便做了曹相国府上的宾客，并得以善终。一个以纵横捭阖行世的游说之士到了帝王集权制业已建立的汉初而能有此结局，应该算是很幸运的了。但历史上，对蒯彻讥刺颇多。如《史记·田儋列传》的“太史公曰”就说：“甚矣，蒯通（即蒯彻）之谋，乱齐骄淮阴，其卒亡此二人（指田横、韩信）！”清代管同作《蒯通论》，认为蒯彻说韩信击已服之齐是不仁、不智之举；向韩信献鼎立之策是“两虎斗中原伤人无算，不足，而又驱一虎继之”，因而“其阴险叵测”（见《续古文辞类纂》）。但民间的观点却有些不同。元代有一出无名氏撰的杂剧《随何赚风魔蒯通》，将蒯彻塑造成了一个智、仁、勇兼备的全新形象。面对公堂上的滚滚油锅，他先是装疯卖傻，极尽喜笑怒骂之能事；后被识破，索性慷慨陈词为韩信辩诬，驳得在场的萧何哑口无言。结果竟出现了奇迹：皇帝下诏恢复已死韩信的官爵，并加封蒯彻“京兆一官”，赐“黄金千两”。但蒯彻却唱道：“这冠带啊，添不得我荣光；这金子啊，铸不得他黄金像”，他拒绝接受这一切，要的只是一个公道。一些反映历史事件的民间文学，常常用普通民众的喜怒爱憎来看待高层政治角逐中的人际纠葛，尽管很难对历史现象作出本质性的说明，但从人性层面却也不无启示。
《汉书》本传说蒯彻著有《隽永》一书，凡八十一篇。《汉书·艺文志》又有《蒯子》五篇，列为纵横家。近年来，有学者甚至认为《战国策》也始作自蒯彻，自然尚待确考。 大汉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