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颁发“罪己诏”到临终托孤

　　思子宫：“茫茫阴阳隔，幽幽一缕魂”

　　令人担忧的还不止是已经发生的巫蛊之祸。

　　当关中大地纷纷扬扬的飞雪，终于将“征和二年”这个给汉帝国带来了深深伤痛的年份悄然送走时，未央宫又遮起了新的愁云忧雾。

　　武帝病情虽有好转，却越发显出了老态。

　　太子宫人去楼空，宫前花草一片凋零。

　　这一老一空，显示着帝国权力传承机制出现了空缺型和交接型的双重危机。

　　自然也有人因此而显得异常兴奋。

　　于是在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三月，发生了七章三节提到过的刘屈氂与李广利秘密合谋促使武帝立昌邑王刘髆为太子的事，此案很快被揭发，又带出刘屈氂之妻也曾叫巫师在祭祀时诅咒皇上，结果是，刚做了几个月平定刘据谋反功臣的刘屈氂，自己也被腰斩于东市，妻儿枭首于华阳街。正在北击匈奴的李广利，得悉东窗事发，妻儿全遭收捕，自知回京等于送死，几经犹豫后，终于作出了投降匈奴的选择。

　　武帝陷入了此生以来最大的内心痛苦。他一连几个月每天只进一餐，平生喜好的音乐歌舞也不再有任何兴趣。

　　很显然，刘屈氂、李广利之案，起因是东宫缺位；而东宫之所以缺位，是皇太子刘据已在泉鸠里悬梁自缢。

　　在不久前“父子交兵”血染京城的那些日子里，壶关县（今山西长治北）有位名叫茂的乡官，曾跋涉千里来京冒死上书，称刘据是因“困于乱臣”、“冤结而无告”才起而杀江充的，所以“子盗父兵”只是为了“救难自免”，请求武帝“亟罢甲兵，无令太子久亡”（《汉书·武五子传》）。但当时武帝正在盛怒中，虽稍有所思，却并没有下令罢兵。现在他已经知道那些所谓巫蛊之事多不可信，刘据确实是因为恐惧才仓皇兴兵的，实在并无他意。那也就是说，儿子是被他这个做父亲的逼杀的！人死不能复生，他的后悔已成了无法挽回的终天之恨！

　　问题还不止此。

　　作为一个被神化了的皇帝，他已被认定为始终圣明，一贯正确，与悔恨绝缘。因而他的悔恨既不能诉说，也无处诉说，只可埋藏于胸，任由它默默啃啮自己的心。

　　同样，事实上左右近臣也早已看出，他们的皇上正在痛苦地啜饮着自己酿成的苦酒，却谁也不敢去捅破这层窗纸。因为指出皇帝决策有误，那就是触了“逆鳞”，犯了大忌，后果不言自明。

　　这时候的武帝，需要有一个台阶，好让他从高高的神坛上降下来，承认自己也可能犯错误，也需要和可以悔改。

　　只是这个台阶最好不是人间的凡人，而是冥冥之中的神灵给的，那样才能保留他作为至高无上皇帝的最后一点面子。

　　于是在京城东北数十里的高帝陵园附近有个老人便做起梦来了。梦醒后，壮壮胆，给武帝写了封信，绕着弯子，隐隐约约提出逼杀刘据是个冤案。信中说：

　　子弄父兵，罪当笞（鞭打）；天子之子过误杀人，当何罪哉？臣尝梦见一白发翁教臣言。（《汉书·田千秋传》）

　　写信人叫田千秋，祖上是战国齐国王室田氏，汉初被作为豪族强制迁徙来充实京都的，此时任高寝郎，护卫高帝庙寝。

　　田千秋真做了这样一个梦吗？恐怕未必。他想为刘据申冤显然已非一日，只是担心风险太大，不敢贸然。要真有此梦，那也是他日思夜想想出来的。假托梦中神秘的白头老翁的嘴巴说他心里想说的话，这样不仅给自己戴了顶安全帽，也给了武帝一个比较容易接受的台阶。在这里，田千秋借梦中老人说话与董仲舒借孔子《春秋》说话，演的是同一出戏，都是帝王制度下的一种进言术。

　　果然，武帝得信大为感悟，立刻召见田千秋。出现在殿前的是一位身长八尺的老人，鹤发童颜，俨然有长者之风。武帝顿时心生愉悦，尽管素不相识，却像见到了阔别多年的老友，一落座就絮絮叨叨诉起了衷肠。说是老田兄弟呀，爷老子与儿子之间的事，旁人谁个说得清楚呢，只有您老，知道我那儿子不是像别人说的那样坏，他是被冤枉的呀！（原文：“父子之间，人所难言也，公独明其不然。”）所以您老一准是高庙神灵派来指教我的，请您马上来做我的左臂右膀吧。（原文：“此高庙神灵使公教我，公当遂为吾辅佐。”均据《汉书·田千秋传》）

　　这么一番叙谈过后，即拜田千秋为大鸿胪，掌管诸侯及四方归汉蛮夷，已是九卿之一的高官。数月后，又擢任为人臣之极的丞相。见他年事已高，还特许乘小车入宫朝见，故被人称为“车丞相”、“车千秋”。

　　田千秋其人史称“敦厚有智”，居相位十二年，大体还算称职。但武帝一开始就予以如此超越常制的重用和优遇，应是别有用意在的。从后来的行事看，似乎是要用这样一个出格的举动，向他的臣民传递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说的重大信息：他已经承认自己有错，逼杀刘据是一个应予平反的冤案。

　　当然在处理时，必须维护这样一点：皇帝永远绝对正确，永远不可能有错，错全在执行者。于是便有了这样一些诏令和措施——

　　族灭江充全家；

　　将苏文押至渭桥烧死；

　　那个在泉鸠里围捕时最先将剑锋指向刘据的人，当时被认为有功而任为北地太守，此时也处以灭族之刑。

　　与此同时，命掌管修治宫室的将作大匠率领工匠数万，在泉鸠里所在的湖县西侧槃涧水之畔，昼夜兴工，赶造宫殿、高台各一。落成后，武帝赐名“思子宫”和“归来望思台”。由掌管礼仪的太常主持行考室之礼，奏《斯干》之乐。尽管史书没有留下记载，但武帝入住思子宫和登临望思台也该是情理中事。笔者不揣孤陋，试作《登望思台辞》，代武帝抒悲。歌曰：

　　槃水思子宫，巍巍何壮哉！我有千斛悔，颠沛独登台。上接星辰出霄汉，下连江河归瀛海。但见无边蔓草萦荒坟，不闻丝管玉喉奏郑声。茫茫阴阳隔，幽幽一缕魂。凭君归来制新歌，为我唱彻万古愁！

　　上述种种措施，纵然没有明文宣告，实际上已给刘据平了反。一场原来说是谋反与反谋反的京都大战，单是战死的人就多达数万，长乐宫下那一大片血迹也还来不及洗尽，如今却突然被告知说这是一起冤案！这样的事如果发生在现代社会定会引起轩然大波以至动乱，但在当时的长安却似乎依旧“长安”。在帝王制度下，臣属们习惯揣摩“圣意”，惟命是从，不敢逾越雷池一步；至于黎民百姓则通常总是被排斥于政治活动之外，最多只是在茶馆酒肆有些闲言碎语，或村头纳凉、围炉取暖时说些得自传闻的宫中往事而已——这大概也算是这种制度的一点“长处”吧？

　　从记载看，后来也曾发生过一起因此案的平反而引发的谋刺事件，地点是在甘泉宫，时间是在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某个夏日。

　　此时七章一节中提到过的那位原为匈奴休屠王太子、后归顺于汉的金日，已任为例由皇帝亲信充任的侍中驸马都尉，掌管皇帝从车。这一日金日因有小病在当差房里歇息，忽觉心有所动，立刻奔至通向武帝卧室的甬道，恰好瞥见衣袖里藏着利刃的侍中仆射莽何罗闪身而出。四目相对，莽何罗脸色陡变，转身急奔卧室。金日紧追不舍。莽何罗慌乱中因碰撞琴瑟之架而跌倒。金日猛扑过去将其抱住并大声唤叫：莽何罗谋反啦！正在昼寝的武帝被唤叫声惊醒。左右武士一齐拔剑格斗。奉车都尉霍光、未央厩令上官桀也及时赶到，一起将莽何罗制服。

　　原来这莽何罗是江充好友，他的弟弟侍中莽通，曾因在围歼刘据中斩杀反将如侯而受封为重合侯。武帝族灭江充及其党羽，兄弟俩日夜惶恐不安，以为迟早总要轮到自己，经过一番筹划，便有了这样一次不成功的谋刺。结果兄弟俩和他们的同党，其中包括因俘获少傅石德之功而受封为德侯的长安男子景建，全都被诛灭。

　　顺便说一下，不久前因功而封的五侯中的另外三侯，也先后被杀。其中以擒获反将张光而受封为秺侯、又擢任为御史大夫的商丘成，则是“有罪”而自杀的。有什么罪呢？一说是“祝诅”，一说是宗庙之地“醉而歌”。看来无非是在朝廷政治风向陡变的重压下，做了些反常的举动。至此，五侯已无一存活，真正是昙花一现。

　　至于对刘据一生功过的正式评定，则要到他的孙子即那个还在襁褓中就进了大狱的刘病已做了宣帝以后。本始元年（公元前73年）六月，宣帝命大臣为刘据拟谥号。谥为“行之迹”，所以拟谥号也即对受谥者一生行状作出评价。大臣们拟出的是一个“戾”字，称戾太子，即承认刘据仍是皇太子，并“置奉邑二百家”：以二百户人家所缴赋税为其俸禄。但“戾”字仍含有贬意。《谥法解》称：“不悔前过曰戾。”与此同时，曾被武帝收回玺绶废为庶人的卫皇后，也追谥为“思后”。《谥法》对“思”有多解，皆含褒意，其一为“道德纯一曰思”，并重新以礼安葬，“置园邑三百家”：以三百家守护园陵。

　　让我们再回到正在走向生命终点的武帝。

　　在对刘据一案接连采取了若干带有平反性质的措施后，武帝对自己即位以来行事的“狂悖”之处也渐渐有了悔改之意。据《资治通鉴·汉纪十四》载录，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三月，武帝在第五次也即最后一次修封泰山后，深有感慨地对群臣说：

　　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后来又回想自己大半生以来热衷于寻访神仙、追求长生，实属荒唐。常常自叹说：

　　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而已。

　　武帝的这些话显然是经过长时间反复地以至痛苦地思索后才说出来的。它表明汉帝国这艘大船，在鼓足风帆疾驶了四十余年后，现在已到了需要考虑减速和调整航向的时候了。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桑弘羊等大臣却提出了一个继续扬帆加速开拓西域的《轮台奏议》。武帝以此为契机，亲自制诏，对征伐之战中因自己的“不明”而造成的失误作了反思，并在毅然宣布放弃轮台、罢筑亭障的同时，重新调整了帝国今后总的策略方向，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轮台诏》。

　　《轮台诏》：“哀痛之诏”与“仁圣之所悔”

　　轮台，原为西域的一个城名，今为新疆轮台东南玉古尔地。在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那次气势宏大的西征大宛之战中，轮台为贰师将军李广利所攻占，并置使者校尉屯田于此，为往来汉使提供给养。

　　桑弘羊为武帝最为借重的兴利之臣，本章二节已介绍了他在任治粟都尉和兼领大司农前后推行了盐铁官营和均输、平准等兴利措施，表现出他在财经管理方面的卓越才能。后因子弟犯法受牵连，贬为大司农属官搜粟都尉，专管农耕及屯田之事，曾组织六十万人屯垦备边。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四月，他联合丞相田千秋和御史大夫商丘成上了一道奏章，不妨称之为《轮台奏议》，建议进一步加强西北边防建设。提出，在轮台之东，可扩大屯田五千顷，其处气候温和，土地肥美，适宜播种五谷；在轮台以西，可修筑亭障，选调兵马，严谨斥候，以威镇西域。

　　应当说，若是在武帝大力推进征伐时期，桑弘羊的这道奏章不仅颇有见地，措施也具体得当，似也不难获得成效。但在帝国这条大船业已疲惫不堪，急需减速和转变航向之时，它的出现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武帝借批复这道奏章下的《轮台诏》录于《汉书·西域传》，洋洋七百余言，是至今可以读到的武帝诏文中最长的。从行文、用词和那种痛悔过往的絮絮而谈的语气看，当系出自武帝晚年口授或亲笔。主要内容为对以往失误的反思和对今后帝国策略的总体部署两个方面。由于诏文是以批复桑弘羊的《轮台奏议》形式出现的，所以反思也就从当初征伐西域说起。文中详细回述了攻取车师的经过，其间因路途遥远，给养供应不上，致使“强者尽食畜产，羸者道死数千人”；又由于“朕之不明”，妄信占卜，导致贰师将军李广利败师郁城，“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像桑弘羊等所奏请的那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那就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也就是绝不能再干。诏文最后指出：

　　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这段文字如果套用一下现今通行的语言，不妨说是一个带有“转轨”意义的纲领性文件。文中指出，此后国内的总方针是以发展农业为根本，禁止重赋繁役和严刑峻法，推行轻徭薄赋和缓刑慎罚，与民休息，养民富民；对外关系，则从征伐转变为防守，只须保留适量武备即可，不再主动出兵。

　　对武帝的《轮台诏》无论古代或近现代都有较高评价。我想单就其中班固评之为“哀痛之诏”、“仁圣之所悔”（《汉书·西域传赞》）说几句感想。

　　《轮台诏》可说是被形势逼出来的。汉帝国历经武帝时期数十年的强力举作，已弄得民屈财竭、府库并虚；而武帝的补救之策又往往过多地信用酷吏和兴利之臣，其不可避免的负面效应反而导致矛盾激化，再加上凶年频频，致使民怨沸腾，寇盗蜂起，已到了非痛心改弦易辙不可的地步。这是一个方面，这个方面可说是“外”。还有一个方面是“内”：此时刘据已死，东宫缺位，未来太子久久难定；即使择定，也必然要比刘据幼弱，而武帝自己的有生之年则已是屈指可数。此前武帝曾与刘据安排好了的：“吾当其劳，以逸遗汝”（《资治通鉴·汉纪十四》）；如今却在这外、内两种形势的逼迫下，不得不提前结束“吾当其劳”，并预先作出“以逸待劳”的转变，以使未来幼主能顺利嗣位。这其中的伤痛和无奈，唯武帝一人自知。所以班固说得很对，《轮台诏》是“哀痛之诏”，武帝自己也说“悲痛常在朕心”。

　　至于将武帝之悔冠以“仁圣”这样高级形容词，班固作为正统的历史学家，他的原意可能只是在皇权观念支配下的一个习惯性的谀词：享有九五之尊的皇帝而能有此悔悟，当然是既“仁”又“圣”的。而我们作为现代人，在帝王集权制历史已作了两千多年充分展示之后的今天，有可能也理应作更深入的思考。这种制度的一大痼疾是，国家最高权力独擅于皇帝一人，且无任何制衡机制。即使国家已濒临崩溃边缘，只要皇帝自我感觉依然良好，多数臣属仍会跟着在“形势大好”的自我陶醉之中。在这样一种体制下，武帝能够主动地，而且是独自地作出反思，实在很不容易；再联系到汉及汉以后的历史，能够像武帝这样做的帝王几乎绝无仅有，差强有所反思的也是凤毛麟角，那就更显出他的难能而可贵。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说《轮台诏》是武帝的“仁圣之所悔”，似也未尝不可，尽管已非班固原意，也许更符合历史真实。

　　但转而细一想，却又不免心生忧虑：倘若武帝没有看到、想到，或者看到、想了却不愿作出反思又将如何呢？答案恐怕只有一个：谁也奈何他不得！

　　所以《轮台诏》是汉帝国之幸，但在相当程度上只能说是一种侥幸。说到底，国家命运应由合理的制度和与之相应的体制来保障，而不能只是仰仗于当国者个人的智慧才具、道德操守或能否自律和是否愿意自律——这就是我读这段历史的一点感想。

　　《轮台诏》颁发后，从记载看，有关实现这个带有“转轨”意义的纲领的措施，主要有两条：一、“不复出军”（《汉书·西域传》）；二、任赵过为搜粟都尉，推行代田之法。赵过当是汉代一位杰出的农业专家，曾主持设计三脚耧等多种器具，既便于操作，又提高了工效。他所创造的代田法成效尤为显著。据马新在《两汉乡村社会史》中解释，代田法也可称轮耕法，即在同一地亩中以垄与沟轮作。这样既能充分发挥土地效用，又使之有足够的轮休时间，蓄养土地肥力。不久，边城及河东、弘农、三辅等地都采用了赵过的这种代田法，结果是“用力少而得谷多”（《汉书·食货志》）。

　　具有戏剧意味的是，在为刘据一案平反中被武帝作为标志来树立的田千秋，在这次“转轨”中再次充当了一回榜样式的人物。武帝特封他为“富民侯”，其用意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汉书·西域传》）。

　　“转轨”纲领中其余“禁苛暴、止擅赋”等方面内容，并未见有相应的贯彻措施。这或可理解为武帝毕竟已老迈年高，不再有先前那种掀天揭地的生命活力，一时已无法顾及。但更为主要的恐怕还有这样一点：此时几乎占据武帝全部心思的，是如何选择和再立皇太子的问题。此事不办妥，他无法安心离开这个世界。

　　此时东宫缺位已有三年，武帝因何迟迟不明确宣布皇太子人选，当时朝堂上下就颇多猜疑，后来史官也没有载明原因，致使我们后人也只好依据某些迹象来作些猜想。

　　我的猜想是：武帝虽无明告谕，实际上在他心中早已择定，那就是幼子刘弗陵。

　　如果说当初弗陵出生时，武帝为其生母宫门赐名“尧母门”或许还只是出于一时高兴，并非真的要以弗陵代刘据的话，那么在刘据死后，他是经过对诸子逐个比较而又深思熟虑后才作出这样选择的。

　　武帝有六子，除长子刘据已死外，其余五子的情况是——

　　次子齐王刘闳，王夫人所生，已早病故。

　　三子燕王刘旦，李姬所生。《汉书·武五子传》说他“好星历数术倡优射猎之事”，又喜欢“招致游士”，这与武帝“转轨”后要选的未来接班人的要求原本有相当距离。偏在这时，刘旦又做了一件最犯忌的傻事。他以为自己已是剩下的兄弟四个人中最年长的一个，“次第当立”；加上东宫缺位已久，很有些迫不及待，于是便来了个“上书求入宿卫”。燕国国都为蓟（今北京城区西南部），“求入宿卫”也就是要求离蓟来京进宫任职。在这个敏感的时刻提这样的要求，无异于公然发出了一个“抢班夺权”的信号。武帝勃然大怒，当即命人将那个为刘旦送信的使者拿下，系狱问罪。接着又查出刘旦竟然还窝藏亡命之徒，图谋不轨。于是下诏削去其三县封地以示警告。真个是弄巧成拙，刘旦就这样彻底丢失了入主东宫的资格。

　　四子广陵王刘胥，与刘旦是同母兄弟，其言行举止颇似乃兄：“好倡乐逸游”，“动作无法度”（同上）。自然也不可能成为皇储人选。

　　五子刘髆，李夫人所生，就是刘屈氂、李广利使谋欲立以为皇太子的那位昌邑王。此案一被告发，刘髆已处于尴尬地位，哪里还有成为接班人的可能。

　　这样，最后就只剩下了一人：尚在垂髫之年的幼子刘弗陵。

　　巧的是，武帝最喜欢的恰好也是这个小儿子。

　　据《汉书·外戚传》记载，武帝对弗陵还不是一般的喜爱，而是“甚奇爱之”。原因有三：一、“类我”；二、“壮大多智”；三、“感其生与众异”——弗陵像传说中的唐尧那样怀胎十四月而生。这种具有神秘感的巧合，在古代往往被视为天意所在。

　　但这回立储是在极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原因有二：一是君老。武帝此时已是风烛残年，一旦明确宣布太子已立，那就得依制为之配备东宫官属。在这种情况下，部分或大部分臣属便会因君老而急于“改换门庭”，或明或暗地纷纷依附于东宫周围，朝廷很快就会出现两个权力中心。二是子幼。弗陵此时还只有七八岁，无法与几个远比他长大的兄长较量；诸兄若是滋事，就会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所谓极秘密，就是仅武帝一人自知。事实上，立储的意图早在实施中。概括说来已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有限度地为刘据平反，另一件事是颁发《轮台诏》。从根本上说，这两件事都是在为未来幼主顺利嗣位创造条件。

　　接下来要做的第三件事，却是最艰难的一件事：为了立年幼的刘弗陵为皇太子，必须先除掉一个障碍，就是他的亲生母亲钩弋夫人。

　　钩弋夫人之所以成为障碍，就因为她太年轻。据伪托班固作的《武帝故事》称，汉宫选取美女的年龄标准是“十五以上、二十以下”。钩弋夫人虽是武帝自己选来的，大概也总在这个年龄段之内。这么算来，此时可能也还只有二十五六岁。

　　一个年轻的母亲怎么会成为她儿子被立为皇太子的障碍呢？

　　这样的事，按照常情是无法理解的。但如果我们置身于帝王制度的语境中，也许就会明白武帝的担心也并非多余。设想一下不久的将来，当年老的武帝去世时，就会出现三章末节分析过的皇权传承过程中的第四种危机：交接型危机。其态势是：尚在怀抱中的新皇帝天禀未启，世事莫知；而皇太后则正年富力强，以老皇帝遗命执行人和新皇帝代理人的双重身份出现在满朝文武面前，谁也无法制衡；只要她也有权位欲，就不难做成第二个吕后！

　　为了确保刘弗陵将来在亲近大臣的辅佐下顺利嗣位，确保刘汉基业永固长存，武帝做出了一个令大臣们瞠目以对的决定：杀掉钩弋夫人！

　　无法想象，已年近古稀的武帝在做出这个抉择时，内心经受了怎样的痛苦煎熬。要知道直到此时为止，他还深爱着这位带着神秘和诗意从滹沱河紫色雾气中款款走来的赵氏女子；深爱她有多种因素，其中之一，恰恰也就是她的年轻。

　　“立子杀母”与“画图谕臣”

　　最先将钩弋夫人被杀经过公诸于世的，是元帝、成帝年间的一位博士官褚少孙，自称褚先生。此时离钩弋夫人之死已有五六十年。褚先生的记述富有现场感，且颇生动，我们现在还可以从《史记·外戚世家》中读到。那是武帝已经在暗中决定立刘弗陵为皇太子以后。这天突然将钩弋夫人召来，先是莫明来由的一顿责骂，随即喝令左右将她押往后宫掖庭监狱（原名永巷，武帝太初时改）。钩弋夫人慌忙脱簪叩头谢罪，却来不及说上几句话，就被两个内侍挟持着拖去。她频频回头，苦苦哀求，想讨个说法。这时武帝才狠狠向她丢出了一句话：快走，你别想活啦！（原文：“趣行，女不得活！”）

　　钩弋夫人就这样被杀了，时间该是在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秋或冬。据说死于云阳宫，也即甘泉宫。

　　一位贵夫人死得如此不明不白，当时在宫内难免引起一些人暗中议论。有的说：钩弋夫人临死之日，暴风扬尘，迷天蔽日，上苍也像是在发怒呢！有的说：灵柩落葬以后，忽而香闻十里，附近百姓都伤心得一个个泪流满面。后来想必武帝也已耳闻了一些，于是一天闲坐，便与左右侍臣有了以下一番对话：

　　［帝］问左右曰：“人言云何？”

　　左右对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

　　帝曰：“然。是非儿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国家所以乱也，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女（通“汝”）不闻吕后邪？”

　　就像五章末节说的景帝因“少主容不得强臣”而必须杀周亚夫一样，武帝因“少主容不得壮母”而必须杀钩弋夫人。

　　耐人寻味的是，褚先生以后的史书对此事的记载却忽而变得扑朔迷离起来。东汉初期班固的《汉书·外戚传》把立太子与钩弋夫人的死记为互不相干的两件事，而钩弋夫人之所以死则被说成是因其“有过见谴，以忧死”：犯了错误、吃了批评想不开，自己“忧”死的，不是被杀。班固当然不可能没有读过褚先生的补记，那他为什么还要这样说呢？有两种可能：一是不相信；二是相信，但觉得那样写过于残酷，违逆人情，既有碍帝王制度也有损帝王形象。又过了一百多年到东汉末年的荀悦《两汉纪》仍坚守“忧死”说，只是与立太子的事作了一点半遮半掩的联系，行文是这样的：武帝“欲立钩弋子为太子，以其母年少，女主持政，心难之。会钩弋有过，乃谴，以忧死”。请注意文中那个“会”字。会就是适逢、碰巧。原来这两件事本无关涉，是“碰巧”碰出来的！为了维护帝王制度和帝王形象，真是用心良苦啊！

　　待到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钩弋夫人已在地下长眠了将近一千年。这位北宋大史学家自然与班固一样也属正统，但他对这段历史的处理却有较大的突破。是他在《汉纪十四》中第一次采信了褚先生的记载，并直录了武帝那句关键性的话：“趣行，汝不得活！”只是又紧接一句：“卒赐死”。这“赐死”是皇帝杀人的专用词。有句俗话叫作“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显得有点霸道，而“赐死”就要文雅得多。皇帝“恩赐”你死，你还得感激涕零伏地“谢恩”呢！不过无论如何，因有司马光的这一记载，此后学界大多接受“赐死”一说，至少从此认定钩弋夫人是因武帝要立其子为太子而被杀，不是犯了错误、吃了批评想不开，自己活活“忧”杀的！

　　当然也有例外。譬如英国历史学家鲁维一就不相信“立子杀母”这样的事。他在为《剑桥中国秦汉史》撰写的第二章《前汉》中说：“有人甚至假设，为了确保朝廷不再受妇女的影响，他（指刘弗陵）的母亲已悄悄地被处死，但这种主张提不出证据。”中国帝王集权专制制度的完备、成熟程度以及延续时间之长，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特别是其中的所谓帝王南面术玄而又玄，高深莫测。一位单是潜心于书面资料研究而没有呼吸生活其中的外国学者认定“立子杀母”只是一种假设，不相信它是真实，完全可以理解。但如果我们站在维护皇统这个立场上，那就不仅不会否定它的真实性，还应当承认它是一种智慧，而且是很高的智慧，所以武帝说：“非儿曹愚人所知也！”当然同时，这又是一种丑陋、残忍、野蛮，完全丧失人性的智慧，一种理应永远受到谴责的智慧！

　　其实武帝又何尝没有谴责自己呢？《史记正义》引《宫记》说：“武帝思之，为起通灵台于甘泉。”就像当年逼杀刘据后造了个思子宫那样，这回杀钩弋夫人又造了个通灵台。通灵者，希冀能与做了鬼的钩弋夫人相见也！据说后来果然常有一青鸟往来盘旋于灵台之上。不难想象，这个已是老态龙钟的汉家天子，独自艰难地拾级登台，秋风萧瑟，夕阳昏黄，望着那孤伶远去的青鸟，那会是一种怎样的心境啊！

　　顺便说一下，钩弋夫人倒是只过了一年多便得到昭雪的。她儿子刘弗陵一继位为昭帝，即追尊她“为皇太后，发卒二万人起云陵，邑三千户”（《汉书·外戚传》），享有她原该享有的富贵和尊荣。但武帝开了“立子杀母”这么一个很坏的头，此后颇有人效仿，譬如北魏道武帝欲立拓跋嗣为太子，先赐其母刘贵人死，便是一例。

　　冬尽春来。汉帝国自太初改制后，即行《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这年正月便是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也将是武帝生命的终点。

　　杀掉钩弋夫人，已无女后专制之忧。现在，这位行将油尽灯枯的老皇帝，还剩下最后一事必须用他全部残存生命力去做好的事，那就是为未来少主这棵幼苗构建一座暖房。这个比喻我在五章四节中已用过一次。那时是景帝为未来的武帝，这回是武帝为未来的昭帝。当年刘彻已有十六岁，而今的刘弗陵还只有八岁，这就更需要严密防范、加倍呵护才是。

　　将要构建的“暖房”有个专门名称，叫“顾命大臣”。

　　“顾命”是指帝王临终之命。《尚书·周书》有《顾命》篇：“成王将崩，命召公、毕公率诸侯相康王，作《顾命》。”所谓“顾命大臣”，就是一位或多位领受老皇帝遗命辅保和佐助幼主的大臣。

　　选择顾命大臣同样是在秘密状态中进行的。武帝选定为三位，即奉车都尉霍光、驸马都尉金日和太仆上官桀。然后亲书一诏，以三人都曾在捕杀莽何罗等反贼中有功而封霍光为博陆侯，金日为秺侯，上官桀为安阳侯。命尚符玺郎加玺印封记，妥为保存，待皇帝驾崩后再启封发诏，昭示天下。接着又命黄门画师绘制《周公负成王朝诸侯图》，画成后，特赐予奉车都尉霍光。

　　武帝“赐图”这一意味深长的举动，预示着汉帝国的武帝时代行将结束，代之而起的将是一个由异姓大臣秉政的新时期。

　　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以霍光为主，以金日、上官桀为辅的三位顾命大臣。

　　那还是在二十余年前。年轻的骠骑将军霍去病正霹雳闪电般驰骋于北漠战场，他的每次凯旋而归，都成了京师长安万人空巷出城围观的独特景观。这一日人们惊奇地发现，高高矗立在那匹红鬃烈马上的骠骑将军，一手扬鞭随兴敲着金镫，一手还搂着一个看上去才十岁出点头的男孩子。霍去病因又获大胜而越发意气飞扬，那唇红脸白的小男孩却腼腆得像个小姑娘，面对两旁围观的人群，竟不敢抬头看一眼。

　　很快宫里传出消息说：这回骠骑将军出征恰好路过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在河南太守的帮助下，不仅见到了他离散多年的生父霍仲孺，还让他带来了这么一个可爱的异母弟弟霍光。

　　少年霍光就这样开始了陌生的宫廷生活。先为郎，后迁侍中。霍去病突然因病而亡，武帝悲不自胜，对霍光也越发怜爱，任以为奉车都尉、光禄大夫，出则随车，入则侍从左右。霍光渐渐从少年长到青年、壮年，身躯不高，皮肤白皙，美髯疏眉，双目有神，为人沉稳，举事审慎，入宫侍奉二十余年，从未有过差失。甚至每次出入殿门，上下车马，落脚点都在同一个地方。有人出于好奇给他做了记认，结果证实，误差从未超过一尺。武帝决定立刘弗陵为皇太子时，遍察群臣，觉得“唯霍光任大重，可属社稷”（《汉书》本传）。

　　关于金日，前已有所介绍。也许是原为匈奴休屠王太子后降汉的缘故吧，看他绝无个人欲望、处处小心行事的样子，总觉得似乎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留给武帝第一个印象就是宫内美女如云，他牵着马走过，竟然不敢抬头看一眼。其后数十年也莫不如此。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对自己儿子有违常情的惩处。他有两个儿子都做了武帝的弄儿，其中长子尤为活泼可爱。一次这小淘气从后背搂着武帝的颈脖戏闹，恰好被他看到，以为违礼，就狠狠瞪了他一眼。孩子哭着向武帝撒娇告状说：皇上你看嘛，爹爹动不动向我发脾气！武帝赶忙帮孩子说话，责问金日说：你为什么要欺侮我的小乖乖？孩子渐渐长大，金日越看越觉得举止轻佻，担心会惹出什么事来。一次见他居然在与宫女嬉戏，那不是淫乱吗？不由勃然大怒，竟拔剑杀了这个孩子。不过金日对武帝确实可用“绝对忠实”四个字来概括，武帝对他也是宠信有加。金日母亲病故后，武帝以为这位母亲教子有方，特命画师给她画了幅肖像，并亲署五字：“休屠王阏氏”，挂于甘泉宫。《汉书》本传说：“金日每见画常拜，向之涕泣，然后乃去。”只是我们无法知道，这位昔日休屠王太子在“向之涕泣”时，是否也含有沦落异国他乡的凄凉之感？

　　上官桀，陇西上邽（今甘肃天水西南）人，以善于骑射从军，初为羽林郎。一天随从武帝去甘泉宫，途中忽起大风，御驾顶风而行，越走越慢。武帝命太仆卸下车盖，以减少阻力，偌大的车盖就由上官桀一人扛着，风愈刮愈狂，他扛着沉重的车盖居然还能寸步不离地紧跟在车后。忽又下起了暴雨，上官桀又很快将车盖盖上，用以遮雨。武帝既激赏他的这一身力气，更难得他有这番忠诚，便擢任他为掌管御马的未央厩令。不久武帝生了一场重病。病后宫中随意走走，看到厩中马匹比以前瘦了好多，不由大怒，责问上官桀道：你以为我再也见不到这些马了吧？正要喝令将其投入大牢，机灵的上官桀慌忙跪地叩头哀告：小臣是因为听说圣上龙体欠安，日夜担心忧惧，才没有管好这些马的呀！一边说一边泪如雨下。这副明显含有虚假成分的作派，武帝却不仅信了，还以为忠心可鉴，很快任以为侍中，又晋升为掌管皇帝舆马及马政的太仆，已是银印青绶，俸秩为二千石的九卿高官。

　　这年二月，武帝离开甘泉宫，南行百余里，至五柞宫暂住。此宫秦时已有，汉为离宫，因宫中有五棵柞树而得此名。位于长安城西侧，故址在今陕西周至县东南。

　　忽一日，武帝病情骤然恶化。于是侍奉病床前的几位大臣与这位临终前的老皇帝便有了以下这番载录于《汉书·霍光传》的对话——

　　光涕泣问曰：“如有不讳（指武帝若死），谁当嗣者？”

　　上曰：“君未谕前画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

　　光顿首让曰：“臣不如金日。”

　　日亦曰：“臣外国人，不如光。”

　　接着武帝就授命霍光、金日、上官桀为顾命大臣，以霍光秉政，领尚书事；其余二人副之。三人在病床前拜受遗诏，立誓竭诚辅佐少主。武帝口授了最后一道诏令：立刘弗陵为皇太子。任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为车骑将军，上官桀为左将军。同时擢任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丞相仍为田千秋。

　　第二天，在位五十四年、享年七十的汉武大帝，在五柞宫与世长辞。

　　同日，八岁的皇太子刘弗陵嗣位，是为昭帝。考虑到过于年幼，又以他的异母姐姐鄂邑公主为供养人，同居禁中。鄂邑长公主嫁与盖侯王受（景帝王皇后兄王信之孙）为妻，故又称盖长公主，简称盖主。此种安排，实际上是让盖主代替已经被杀的钩弋夫人负担一部分抚养弗陵之责。随即布告天下为武帝发丧。十八日后，葬于早在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即武帝十七岁时就开始营建的茂陵，其址在今陕西兴平东北咸阳西端。

　　武帝的死，在当时华夏中国无异于天崩地裂。

　　西谚有云：大树只有倒了才可测量。武帝无疑是棵大树。在他生前，除了汲黯曾用尖刻的语言当面讥刺过他以外，其余满朝文武对他都只有一片颂扬声。待他一死，不过五六年，昭帝时召开的盐铁会议首开评骘先皇功过得失之例，对武帝时期的内政外交都作出了两种完全对立的评价。从那以后两千多年来，汉武与秦皇成了中国历史上两个最有争议的人物，至今依旧众说纷纭。历代有关武帝的诗词不知凡几，也是褒贬不一。我试着填了一阕《浪淘沙令》，来为这位想必已与读者成了朋友的汉武大帝送行——

　　汉家茂陵翁，天降狡童，倒挟神州追罡风。扫空瀚海惊回首，老了英雄。

　　政彻若相逢，坤虎乾龙，轮台犹在悔尤中。直至而今千载后，谁与争功？

　　中国古代帝王发丧有一套极隆重、奢侈和繁复的礼制规定，可见于《通典·礼三十九》。其中死者衣着据《汉旧仪》规定为：“帝崩，含以珠，缠以缇缯十二重。以玉为襦，如铠状，连缝之，以黄金为缕。腰以下以玉为札，长一尺，广二寸半，为柙，下至足，亦缝以黄金缕。”茂陵位于长安西北数十里。灵柩在庞大的仪仗队的前后簇拥下缓缓行进。此刻口含珍珠、身穿金缕玉柙，正端卧在灵柩里的武帝，倘若仍然有知，内心一定很不平静。纵然已作了竭尽所能的安排，但对小儿弗陵能否顺利承续大统，还是让他很不放心：霍光诸臣，能否不辱顾命，担当起重任来呢？刘旦诸儿，能否各安其位，不乘虚妄求非分呢？还有，那被迫蛰居于漠北的胡虏，会不会伺机蠢蠢欲动，甚或再次入侵中原呢？……就为这些，他不能不带着忧伤、怀着不安。因为他无法想象，没有了他的大汉帝国将会是一副什么模样？……

　　接下去将是本书最后一章。

　　我在《引言》中说过，如果把大汉帝国想象为一个活生生的人，那么它的两百余年的历史，就清晰地呈现着从出生、成长直到死亡的生命全过程。紧接武帝之后，虽还有史称“昭宣中兴”的三十余年繁荣，但宣帝晚期重外戚、信宦官的弊政已经显露，其后的元、成、哀、平可说一代不如一代。尽管依然不乏为之尽命的直士和诤臣，演出了一幕幕悲壮的活剧，却再也无力回天。汉帝国这位垂暮老人，在外戚与佞幸的相继纠缠中，最终还是步履蹒跚地走到了生命的终点。

　　下章末节专写王莽。开始出现的是南天之国献来神鸟白雉的喜庆场面。不料这羽神鸟却唱起了苍凉的挽歌。灭亡总是让人伤感的，何况灭亡的是大汉帝国。但如果我们跳出以刘氏为正统的传统观念，不以王莽为篡汉之贼，那么同是这只白雉，是否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为王氏新朝报晓的金鸡呢？ 大汉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