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情又多事的后宫与东宫

　　从金屋藏娇到长门幽怨

　　后宫，也称后廷，与听政的前廷相对而言，为居住后妃、府藏珍宝之所。汉代的后宫在未央宫北侧，故称北宫。其故址在今陕西西安市未央区和未央宫乡一带。

　　后宫这富有戏剧性的一幕，该是发生在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三月上旬的某个傍晚。其时皇后陈阿娇正慵懒地倚楼闲望。御苑花红，宫墙柳绿，眼前这一派暮春美景，却使她生出无限惆怅来。忽见远处隐隐现出一支盛大的卤簿仪仗，在晚霞映照下是如此绚丽辉煌！她立刻欣喜异常，一面对镜整妆，一面命侍女洒扫庭院，准备迎接御驾。但过不了半刻钟，这位正宫皇后先是气得破口詈骂，随即两眼一闭昏厥了过去。

　　八百多年后，善于将历史感喟融入诗句的唐代诗人刘禹锡，将上面一幕写成了一首《阿娇怨》——

　　望见葳蕤举翠华，

　　试开金屋扫庭花。

　　须叟宫女传来信，

　　言幸平阳公主家。

　　陈皇后是因武帝“幸平阳公主家”，即从他大姐平阳公主家弄来了一个歌女卫子夫（见七章一节）而气得昏厥过去的。《史记》、《汉书》都说由于武帝宠幸卫子夫，陈皇后“几死者数矣”：好几次差点死去。这死，当包括以死相威胁和气得昏厥过去。

　　如果按照民间常情，阿娇与武帝是一对表姐弟，从小一起长大，颇有点青梅竹马的味道。因而当还只有六七岁的刘彻说将来要用金屋来藏阿娇时，周围的人们少不得都要称赞一声：呵，这是多好的一对啊！但这对表姐弟却生长在帝王宫庭这样一个特殊环境里，他们的最初联姻，就像五章末节所叙述的那样，原本就是角逐皇权的伴生物。后来刘彻继位为武帝，作为武帝岳母兼姑母的馆陶长公主刘嫖，因在当年那场东宫变更型危机中推举刘彻有功而恃功倨傲，求请无厌；而阿娇也仗着母亲的这种特殊身份，十余年来一直擅宠骄贵，有时还要对武帝使点小性子。现在却突然在她面前出现了一个争宠对手！更可恨的是这个争宠对手不仅出身卑贱的歌女，而且还是一名奴婢的私生女，这与她这位既有高贵的皇族身份，又与皇上自幼一起长大的阿娇皇后比较起来，相差真是不啻天壤啊，叫她如何忍受得了！

　　但武帝的感受却完全不一样。“青梅竹马”的旧情早已远逝而去，“金屋藏娇”的浪漫也已不复存在。作为一个雄材大略又兼有诗人、哲人气质的皇帝，他如何能长期容忍像阿娇这样一个骄贵的“作女”，更何况还要同枕共寝！而卫子夫尽管出身卑贱，但姿容姣好，且能歌善舞，更多了几分女人的温柔、体贴和谦恭，着实让他心醉神迷。他们第一次见面就偷尝禁果，《史记·外戚世家》对武帝的感受记了两个字：“还坐，欢甚。”就是说欢快至极！

　　后来事情的发展却出现了曲折。卫子夫进宫后等盼了一年多，也还没有受到武帝召见。史书没有记下出现这种曲折的原因。推想起来，自然不排除坐拥六宫粉黛的武帝早把一次邂逅的风流韵事置于脑后的可能，不过更为主要的恐怕还是陈皇后的从中作梗。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武帝母亲王太后的劝阻和告诫。《资治通鉴·汉纪九》记下了她的这样一番话——

　　汝（你）新即位，大臣未服，先为明堂（为尊儒措施之一）太皇太后（指窦太后）已怒，今又忤长主（指馆陶长公主），必得重罪。妇人易悦耳（示意武帝哄哄阿娇），宜深慎之！

　　王太后是从维护皇位这个角度提醒儿子必须搞好与儿媳妇关系的。皇权高于一切，爱情服从政治。于是武帝不得不“深慎之”而与阿娇凑合着过。

　　一年多后，武帝遣散多余无用的宫女，卫子夫也名列其中。这位多情的歌女泪眼盈盈地跪拜在阶下，请求武帝允许她出放。正是这双泪眼，又让武帝顿生哀怜，不仅让她留了下来，还当即召入内宫侍寝。一年后卫子夫产下一女。这一年武帝二十岁，初为人父，首得弄瓦之喜，对卫子夫自然越发宠幸，而陈皇后则愈益遭到冷落。

　　眼看着自己女儿如此被人欺侮，一向张狂的馆陶长公主刘嫖岂能保持沉默！只是小外甥刘彻如今已是万乘之尊，不便当面发作，只好打个弯，去找她的外甥女、武帝的大姐平阳公主发话道：当初要没有我，皇上能有今天吗？可他倒好，卸磨杀驴，过河拆桥，如今竟要抛弃我的女儿了，做人怎么能这样忘本呢？

　　平阳公主不轻不重回了一句：这也怪不得皇上呀，谁让阿娇生不出子女来呢！

　　这个软钉子着实厉害，馆陶长公主被碰得哑口无言。的确，后宫的规则是母以子贵，不能生育的后妃是不可能有稳固的地位的。长公主赶紧让女儿阿娇设法求子。不知看了多少医生、服了多少药，总共花了九千万钱，结果还是一场空！

　　嫉妒转化为仇恨，仇恨还在不断积聚，已到了非除去卫子夫不可的地步。但这个昔日的歌女已被皇上视为禁脔，投鼠忌器，连她馆陶长公主也已不敢妄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位皇姑做出了七章一节已提到过的把卫子夫同母弟弟卫青抓起来想一刀杀了以解心头之恨，结果却反而弄巧成拙的那样一桩蠢事。

　　在这期间，卫子夫又先后生下两个女儿。尽管到这时为止卫子夫依然什么名号也没有，但陈皇后却已惶恐地预感到，这个下贱的女人正在向她的皇后尊位一步步逼近！每当夕阳西下，她孤单一人倚窗伫望，看到皇上的辇舆正向着卫子夫的内宫缓缓行去的时候，她的破碎的心，就会像被无数毒虫用它们的大钳无情地啮噬着那样一阵阵痛，痛不欲生。

　　也许就是在这种特定的情绪中，这位高贵的皇后决定要用一个卑劣的办法来置她的情敌于死命了，这个办法叫“巫蛊”。

　　巫蛊可能是从匈奴传入的一种邪术，《汉书·西域传》就有匈奴人命巫师埋牛羊于汉军出入之道以诅咒汉军的记载。从字面看，似乎是巫师以术运用“蛊”致对象以死命。蛊为何物？古书记载甚不确切，且说法不一。如《说文解字》：“蛊，腹中虫也”；而《通志·六书三》则说是一种毒虫，由人工培育。其法是：“以百虫置皿中，俾相啖食，其存者为蛊。”若依此说，蛊是众多毒虫相互搏杀后的仅存者也即最强、最毒者。但《史记》、《汉书》所记的几起巫蛊事件都没有使用蛊；只是以木偶作为施术对象的象征，埋入地下，然后诅咒。照这么一种办法是绝对不可能给对象带来灾祸或死亡的，这也就是说，它其实只是一种迷信活动。但当时人们却信以为真，因而一旦案发，就会受到极严厉的惩罚。如《汉书》中的《公孙敖传》：“坐妻为巫蛊，族”；《赵破奴传》：“坐巫蛊，族”。这“族”，就是满门抄斩。

　　陈皇后是命侍女楚服等人对卫子夫施行这种巫蛊之术的。暗中诅咒数日，自然毫无灵验，而密谋却已败露。武帝大怒，以“大逆无道”论罪，特命当时还只是侍御史，但严苛之风已日显的张汤办理此案。陈皇后是窦太后的外孙女。此时窦太后虽已死去五六年，其残余势力却依然存在。因而武帝命张汤“穷治”此案，就暗含有借此机会彻底清除窦太后影响的意图。张汤揣得此意，经过一番深文周纳，锻炼成狱，牵连诛杀者竟多达三百余人，侍女楚服更被枭首于闹市。至于陈阿娇，虽为此案主犯，但因是皇后，自然要另作处理。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七月，武帝命有司向皇后下策文：“其上玺绶，罢退居长门宫。”（《汉书·外戚传》）即废去皇后封号，上缴皇后印玺及绶带，退居长门宫，就是通常所说的打入冷宫。

　　长门宫故址在今陕西西安西北汉长城东南。具有讽喻意义的是，此处原为陈皇后母亲馆陶长公主私家花园，称长门园；她是为着长久保持与男宠董偃的情人关系（见五章末节）而向武帝献出此园的，武帝更名为长门宫。据《汉武故事》说，幽居于长门宫的陈皇后，一切供养如旧，生活待遇仍颇为优厚。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形单影只，晨昏枯坐的时光，实在难以煎熬；而恍若昨日的“金屋藏娇”的甜蜜与浪漫，作为皇后的显赫与尊贵，又不时被记忆勾起，这叫这位自幼被众人娇宠惯了的贵妇人如何不悲痛欲绝呢！于是便有了以黄金百斤求司马相如作赋的传说，意欲借重相如那支独步天下的生花妙笔，希冀武帝读后或能回心转意，使她重新获得宠幸。但此事正史未录，真伪难定。即使陈皇后确有此举，那也只是出于一个幽居人的可悲复可叹的幻想。落花流水，春光不再。事实上就在她黜居长门后一年，卫青以首次出征即立大功而受封为关内侯，卫家成了外戚中最显赫的家族。不可捉摸的命运之神就这样狠狠惩罚了这位旧日的皇后。她在长门宫过了十几年以泪洗面的幽居生活，终于在孤寂和绝望中黯然含恨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曾经藏于金屋的阿娇就这么死了，留下的是一个是否真有“百金买赋”其事的历史悬案。题为《长门赋》的赋文倒确是有的，至今我们还可以从《全汉文》第二十二卷中读到。赋中细腻而又传神地描摩了陈皇后的孤独与哀怨：“日黄昏而望绝兮，怅独托于空堂”；“左右悲而垂泪兮，涕流离而从横”……读来不由为之动容。赋前有以相如口吻写出的序，言之凿凿，似乎确系这位汉代大赋家应陈皇后百金之请而作。但学界经过考证，不少人以为很可能是他人伪托，而之所以要“无中生有”，则大多出于对陈皇后的同情。其后历代同样出于同情陈氏而作的诗、文、词、赋可谓汗牛充栋，不知凡几。也因此之故，“长门事”、“长门隔”、“长门闭”、“长门泣”……成了常用典故，“长门怨”更成为一个乐府曲调的名称。

　　读前人这类诗文，我开头有些困惑。因为在我看来，更值得同情的应该是同案中那完全无辜而被杀的三百多人，和那位被斩首示众的楚服姑娘，可他们却偏偏从未被人提及。后来觉得，这恐怕是属于两个不同领域的评价，即一为道德，一为审美。诗文作者们并不承担道德评判任务，当他们将陈皇后形诸笔端的时候，她已被提炼为一个审美对象，一种耐人咀嚼的人生况味。曾经有过受人仰慕的尊荣富贵，却忽而被贬入孤零凄凉的冷宫，这让无数后人从中读到了人生的无常和无奈，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对违反人性的帝王制度的一种反叛。不知读者诸君以为如何？如果也有同感的话，那就让我们用这样的心态来欣赏一首李白题为《妾薄命》的乐府诗吧——

　　汉帝重阿娇，贮之黄金屋。

　　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

　　宠极爱还歇，妒深情却疏。

　　长门一步地，不肯暂回车。

　　雨落不上天，水覆难再收。

　　君情与妾意，各自东西流。

　　昔日芙蓉花，今成断根草。

　　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

　　新皇后卫子夫与王李二夫人

　　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春天的某个早晨，婴儿的一声啼哭，给未央宫带来了一片喜庆和欢腾。

　　已有了三个女儿的卫子夫，第四次怀妊产下一子，三朝开筵，取名刘据。这一年武帝已二十九岁，终得弄璋之喜，兴奋异常，特命太常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由东方朔撰作《皇子生赋》，在皇城之南修建高禖祠举行隆重的祭祀典礼等。高禖，即媒神，古人相信祭之能赐人以子嗣。《礼记·月令》：仲春之月，“玄鸟至，至之日，以大牢（牛、羊、猪三牲全备）祀于高禖”。但汉以前并不见有设祠以祀高禖的记载，此举当也始于武帝。

　　喜庆接着喜庆。刘据一满月，“母以子贵”，又举行册封卫子夫为皇后的盛典。宣读受册者有权“导师道于六宫，作范仪于四海”（《通典·礼八十二》）的册文，奉进作为权力象征的印玺与绶带，并为这位昔日卑贱的歌女戴上了那顶从陈阿娇头上摘下已空放了二十个月的皇后凤冠。而在此前后，其同母弟卫青和卫青的三个儿子皆封为侯，一时贵震天下。当时有人编出歌谣来唱道：“生男无喜，生女无怒，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史记·外戚世家》）

　　皇后新立，照例是百官进表称贺，全是些阿谀奉承的虚文，毫无新意可言。独有一篇《戒终赋》，题目就特别。进献者署名是：中郎枚皋。

　　这枚皋，原是汉初大赋家枚乘之子。当年，枚乘与邹阳、庄忌等文学之士共仕于吴，煮酒论文，盛极一时。后来吴王刘濞发兵谋反，枚乘等相继力谏，不听，只好离吴赴梁，做了梁王刘武的宾客。待到吴楚七国之乱平息，枚乘因曾多次谏阻过吴王而声名远播，景帝特召拜他为一个郡的都尉，掌管兵戎之事，以示优遇；但与文学好友自由放浪惯了的枚乘，却不愿去当受制于人的郡吏，以多病为由谢绝莅任。到武帝即位，枚乘已老迈年高，武帝倾慕其文名和为人，特派了专用于敬老的安车蒲轮去接他来京，不料枚乘竟在途中溘然去世。问问他的几个儿子，却没有一个善于为文作赋的，武帝只得怅然作罢。

　　忽一日，有一少年，称名枚皋，跪伏于北宫门阙下上书。单是那一篇锦心绣口的文章就让武帝好生喜欢，召来一问，竟是枚乘之子！命他试赋殿中之事，果然是妙笔生花，字字玑珠。武帝大喜，当即任以为郎，因供职于禁中，也称中郎。

　　原来枚皋系枚乘在梁地的小妾所生。枚乘告老欲东归故里淮阴（今江苏淮阴西南），小妾不愿随行，枚乘发怒，只给了她数千钱就顾自离去。从这段经历看，枚皋倒是自幼苦学成材，十七岁便在梁国为郎，一次因与官吏发生争执，遭人谗害获罪，家室全被没收，无奈只好辗转流亡来到长安。枚皋被武帝任为中郎后，包括封泰山、塞宣房、巡狩游猎等等，他都随驾而行。武帝每有所感，他遵旨作赋，下笔千言，倚马可待。据枚皋自己说，他作的赋较之司马相如稍逊一筹，为文之速，则远胜相如。

　　这回枚皋进献的《戒终赋》，是向新皇后提出了如何从眼前辉煌中看到“日中则昃，月满则亏”这样一个深含警示意义的人生课题。古人对人事的始与终作过精细的观察，留下不少极具智慧的提示。如《诗经·大雅·荡》提醒人们：“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所以《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引古逸书特别强调：“慎始而敬终，终以不困”；《老子·六十四章》也说：“慎终如始，则无败事。”枚皋提醒新皇后要“戒”的就是这个“终”。

　　史书没有记下新皇后读过这篇《戒终赋》后有何感想。尽管从卫子夫的出身看，不大可能有那么高的文化修养来理解这个深奥的人生课题，但她既然生活在后宫这样一个特殊环境中，就是单凭直觉，也时刻能感受到想要善始善终有何等困难！就像李白由陈皇后的前后遭逢所发出的感慨那样：“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充塞于后宫的万千妃嫔，谁也无法逃脱“色衰爱弛”这个可怕规律的支配，身为后宫之主的皇后自然更不能例外。

　　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武帝立刚满七岁的刘据为皇太子，并下诏赐中二千石官员以右庶长之爵（二十等爵号中第十一等爵），天下为人父者各一级爵。沾了儿子的光，皇后卫子夫也登上了她一生尊荣的顶点。但也就从这时开始，一位更为年轻美貌因而也更得武帝宠爱的王氏女子，已向她的皇后地位发起了挑战。这也就是说，当年曾给陈皇后带来厄运的那片阴云，也正在向她头顶渐渐遮来。

　　似乎不能责怪卫皇后没有记住枚皋要她“戒终”的提醒，从史书记载看，她还是颇能自律的。实际上，在后宫这样一个特殊环境里，善始者能否善终，个人的能否自律并非主要因素，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后宫这种制度本身。

　　后宫制度是帝王制度的组成部分，其要旨是确保帝王一人享有法定的、无任何制约的性特权。《礼记·昏礼》称：“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这还只是个约略的规定，历代后宫实际要远远超过此数。秦统一六国后，更广建宫殿，以所得诸侯国美人置于其中，致使“后宫列女”多达“万余人”（《史记》本纪正义引《三辅故事》）。女性万余人，作为男性的皇帝只有一个，激烈竞争的结果，能够获得嫔妃一类封号的自然只能是极少数。但即使有了封号，也不一定就能博得皇帝喜爱，甚至见一面也是那样困难：“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杜牧《阿房宫赋》）倘若皇帝高兴起来玩弄了你一回，那实在是你终身大幸，所以专门创造了一个词，就叫作“幸”——正是这个带着血泪的“幸”字，从一个侧面揭露了后宫制度是一种多么违反人道的性霸道！

　　汉承秦制，皇帝的正妻一人称皇后，妾可有多人通称夫人。此下还有十四等。前十三等是：昭仪、婕妤、娥、傛华、美人、八子、充衣、七子、良人、长使、少使、五官、顺常；最后第十四等又分六种称号：无涓、共和、娱灵、保林、良使、夜者。（据《后汉书·班彪列传》注）能够封得这些称号的同样只有极少数幸运者。武帝时期后宫究竟有多少人？元帝时任谏议大夫的贡禹有一个估计：“武帝时，又多取好女数千人，以填后宫。”（《汉书》本传）正如这个数千与一的绝对比例，使武帝与所有帝王一样，在任何年龄段、任何情况下，都不会缺乏供他随便挑挑拣拣的性伴侣。武帝又颇恋女色，这在流行于五代前后的《汉武故事》中有详细描述，如说他“能三日不食，不能一日无妇人”等等。不过从《汉书》的记载看，武帝有时似乎也表现得颇为专一，甚至还有几分痴情，这可能与他的诗人、哲人气质有关。当然，普通人视为有违道德的“移情别恋”，对他来说那是寻常不过的事。

　　上面说到的那位正在向卫子夫的皇后地位发起挑战的王氏女子，来自赵地，因已获得“夫人”称号，故称王夫人。赵地自古多美女，《史记·货殖列传》说她们能歌善舞，“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不久这位王夫人也产下一子，取名刘闳，这就对卫皇后形成了更大的压力。

　　帝王宠爱对象的转移，预示着后宫将有可能发生又一轮废旧立新。而依据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潜规则，这不仅关系到两个竞争对手各自的荣辱生死，还牵涉到两个家族的兴衰存亡。

　　此时卫青已因军功拜任为大将军。一日，忽有个自称名叫宁乘的人找到府邸来，一见面劈头就说：大将军食邑万户，三子封侯，可谓人臣之极，万人仰慕，独擅尊荣。只是大将军是否想过：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足下此种风光还能维持多久呢？

　　生性木讷的卫青突兀一惊，不知所对。心里却也明白，如今卫皇后地位既已岌岌可危，自然就不能不连累到他的荣辱沉浮。

　　于是宁乘趁势晓以利害后，献上一计，教卫青去讨好王夫人的母亲。为什么不直接去讨好王夫人而要打个弯呢？宁乘说：一是为了避嫌；二是那老人出身微贱，至今还没有获得封赏，容易满足，你只要献上千金她就会欢喜不尽的！

　　卫青照着做了，只是打了个对折，献了五百斤。

　　果然，那老妇人很高兴，将此事告诉了女儿，王夫人又禀报了武帝。武帝以为按卫青秉性不可能做这样的事，召来问问，卫青照实说出，武帝就任宁乘为东海郡都尉。

　　从武帝非但不责备卫青，反而让宁乘当了官这种迹象看来，他确已有了要提高王氏家族地位的意向，这也说明了后宫发生新一轮废旧立新的可能性确实存在。后来之所以没有发生，既不是因为卫青献出了五百金，也并非由于卫皇后尚能自律，而是年纪轻轻的王夫人产后忽而病入膏肓，应了一句令人感叹的俗语：红颜薄命。

　　武帝最后一次去到王夫人宫帷看望时，这位美人已处于弥留之际，面容憔悴，形销骨立。武帝不由黯然神伤，想最后说几句安慰的话，便让侍女将还在襁褓中的刘闳抱来，说：关东诸国，莫大于齐，朕将封闳儿为齐王，夫人以为如何？王夫人勉力伸出纤弱的手，按了一下额头代替跪叩，断断续续说：谢皇上隆恩，妾母子幸甚。武帝说：闳儿立为齐王，夫人就是齐王太后了，卿就安心去吧。

　　王夫人死后好些日子，武帝依旧朝思暮念，无法忘怀。有个叫少翁的方士说他有办法能让王夫人倩影重现。武帝居然相信了，就准许他在后宫施法。这日夜晚，武帝被引入一室，透过薄薄的纱帐，远远望到帷帐之内烛光摇曳，人影绰约。凝神细看，那步态，那韵致，竟就像是思念中的王夫人，待要前去相见，方士却偏来一个故弄玄虚，说：人神相隔，只可远观，不可近亲，愿陛下自制。武帝越发思念心切，当即口占一诗：

　　是邪，非邪？

　　立而望之，

　　偏何姗姗其来迟！

　　这首情真意切的短诗，已成为流传千古的杰作，现在我们还可以从《汉书·外戚传》中读到。

　　武帝雅好音乐，七章三节中已提到过的那个李延年，就因精通音律、能歌善舞而受到特别宠信和重用。一次李延年侍从武帝游冶后庭，边舞边歌，献唱一支新制的乐曲，叫《北方有佳人》——

　　北方有佳人，

　　绝世而独立；

　　一顾倾人城，

　　再顾倾人国。

　　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武帝听罢感叹说：妙啊！世间难道真有如此“倾国倾城”的佳人吗？

　　武帝有位姐姐，就是当年曾引荐过卫子夫的平阳公主，这天恰好也在陪同欣赏歌舞，便应声说：有啊，怎么没有呢！李延年的妹子便是这样一位绝世佳人！

　　武帝当即命人将这位美人召进宫来一看，果然是天姿国色，更兼能歌善舞。武帝喜不自胜，当即赐号夫人。这位李夫人成了武帝又一新宠，卫皇后的又一竞争对手。

　　一年后，李夫人也生下一子，取名刘髆。后宫女性的青春是极其短暂的，此时的卫皇后已被视为“年老色衰”，失去了与人争宠的资格，李夫人将成为后宫新主似乎已只是时间问题。不料这位新宠也与王夫人一样，心比天高而命似纸薄，产下刘髆后，竟一病不起，久医无效。临终前，当武帝最后一次来看望她时，李夫人却做出了一个常人难以理解的举动：只是请求武帝封赐她的两个兄弟，却以被蒙头拒绝让武帝见最后一面，后来索性背向里床，低声啜泣。武帝要求多次都不能如愿，临走时已颇有些不悦。事后几个姐妹责备她不该对皇上如此无情，她作了这样回答——

　　所以不欲见帝者，乃欲以深托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得从微贱爱幸于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上所以挛挛（读如“恋恋”）顾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见我毁坏，颜色非故，必畏恶吐弃我，意尚肯复追思闵（同“悯”）录其兄弟哉！（《汉书·外戚传》）

　　这是后宫一个得宠女子临终前的内心独白，字字辛酸。

　　姣好的容貌是她唯一的资本。因容貌已被疾病毁坏，担心武帝看到后心生厌恶而不再封赐她的兄弟，所以不愿让他看到她此时的面容。

　　这其实倒是李夫人误解了武帝。武帝得知实情后，反而对李夫人越发怜恤，很快以其兄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封海西侯；任其弟李延年为协律都尉。李夫人死后，又命画师为她画了幅肖像，挂在他常去居住的甘泉宫；还亲自撰作《悼李夫人赋》（见《汉书·外戚传》），以寄托对逝者的绵绵思念和对失去母爱的稚子的无限哀怜。

　　据《史记》、《汉书》记载，在此前后，受到武帝宠幸的，还有邢夫人、尹婕妤、李姬等多位，限于篇幅，姑且从略。

　　当武帝先后演着这些缠绵悱恻的情爱故事时，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一个难得的多情多才男子。但我们不应忘记，他毕竟是皇帝。帝王如果也有爱情的话，那也只是一时的兴之所至，与普通人珍视的爱情不是一回事。就在这同一时期，被冷落在后宫的卫皇后正在过着孤寂凄苦而又提心吊胆、惶恐不安的日子。唯一的希望就是能保住自己皇后的地位和儿子刘据的太子地位。因为她知道一旦丧失了这个基点，那么他们娘儿俩的结局将会比陈皇后更惨。

　　不过作为一代雄主的武帝，在任何时候、考虑任何问题，总还是能把维护刘汉皇权的永固放在第一位。因而当他得知，由于他先后宠幸王夫人、李夫人等等，而她们又相继生下刘闳、刘髆等皇子，致使皇后卫子夫、太子刘据“常有不自安之意”的时候，便通过卫青向母子俩传去一番话，以化解他们的疑惧。武帝的这番话《史记》、《汉书》不载，独录于《资治通鉴·汉纪十四》——

　　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贤于太子者乎。闻皇后与太子有不安之意，岂有之邪？可以意晓之。

　　这段话，无论对了解和研究武帝的思想，了解和研究他对自己历史使命的认识和对皇太子刘据的态度，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武帝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话说得坦诚、平实，却凝结着高远的政治智慧和历史洞察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袭亡秦之迹”的告诫，说明此时武帝还是颇为清醒的。他承认自己“内修法度”、“外攘夷狄”不断地强力举作是“劳民”，但却是帝国历史交给他这一代帝王不能不完成的使命。如果继位之君仍然如此劳民，那就必然要“袭亡秦之迹”。所谓“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礼记·杂记》），因而他认为“敦重好静”的刘据，恰恰是在他之后的守文之君的最合适的人选。

　　卫青当时听了武帝这番话，“顿首谢”；卫皇后听了卫青的传话，即“脱簪请罪”。

　　但后来事情的发展却使武帝抛弃了这个许诺，卫氏母子则双双走向了绝路。

　　未央宫挂起了一个问号：“尧母门”？

　　岁月无情，人生易老，即使贵为帝王也奈何不得。

　　但武帝却也像秦始皇那样，曾向生命固有的规律发起过堂吉诃德式的挑战。为求长生和寻觅不死之药，在长达二十余年的时间里，他广招四方奇异之士，不惜一掷千金万金，结果自然全都归于虚妄。既然人人都要死，随着岁月的流逝，谁也无法躲避一个终古追问：人生虽好，其奈老何？

　　武帝有一首可以与高帝《大风歌》媲美的古体诗《秋风辞》，《汉武故事》说是“上幸河东祀后土”时作的，但没有记下具体年月。从流贯于全诗的那种苍凉、无奈的气韵看，我估计很可能作于他晚年、王李二夫人相继去世以后。其诗云：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荣极则枯，乐极生悲。贵为帝王固然可以对他的臣民任意决定生杀予夺，却与寻常百姓一样难以摆脱老与死的追逼。于是留下的只有怀念了。“怀佳人兮不能忘”。这里的“佳人”不一定特指某个美人，也应包括自己曾经拥有的青春年华、峥嵘岁月，和壮丽美好却偏偏不能完全如愿实现的人生理想。

　　但“佳人”居然倏忽间来到，而且还带着一种让人不由遐想翩翩的神秘气息。

　　那大概是在太始元年或二年（公元前96或前95年）一次外出巡狩，路过河间（今河北献县、武强一带）这个地方。随行有位方士望着滔滔东去的滹沱河忽然说：此间多紫气萦绕，每遇轻风拂过则熠熠生辉，臣料百里之内必有一奇女子在焉，亟待贵人前来探求，陛下何不一试？

　　武帝一下被这番诡谲的说词激起了兴致，当即命人四出寻访，果然得一年轻女子赵氏，天生丽质，风韵绝伦。奇怪的是，她的两手总是作着握拳模样，指、掌无法伸展。侍从中有几个试着想帮她伸展，都没有成功；武帝上去只是轻轻一掰，却豁然分开，掌中竟还握着一枚精巧的玉钩！

　　至于赵氏女子何以会两手拳曲，《汉书补注》引《括地志》作了这样解释：此女“少好清净，六年卧病，右手拳（《汉书》作“两手皆拳”），饮食少。”照此说来，原是一种病态。但方士望气，武帝一掰即开，掌中又握着玉钩这一类充满神秘气息的描述，却又不能不使人猜想：会不会是某些人有意策划的一种进身术呢？当然猜想只能是猜想，毫无根据。让我们还是把这位奇女子的故事说下去吧！

　　奇女子进宫，众人称奇，起先人们背后都叫她拳夫人。此时已进入老年的武帝，对这位年轻美貌的拳夫人的宠爱，可谓无以复加。如特地为她制一个名号，叫婕妤，故拳夫人也称赵婕妤；又为她在城外专辟一宫，起名钩弋宫，故赵婕妤又称钩弋夫人。一年多后的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钩弋夫人怀孕十四个月而产下一子，取名刘弗陵。这一年武帝已六十三岁。老来得子，加上传说中的尧妊期也长到十四个月，使得这位笃信鬼神的汉家天子大喜过望，欣然提笔为弗陵出生的宫门赐名，曰：尧母门。

　　尧是传说中的上古圣君，姓伊祁氏，名放勋；因曾为黄帝嫡裔高唐氏部族长，故史称唐尧。武帝把刚降生的弗陵和他的母亲分别比作唐尧及其生母，是仅仅因为妊期相同出于一时高兴，还是含有特别推崇这对母子之意，已无从得知。但不管怎么样，武帝这种有违常理的做法，不能不在后宫和前廷引起种种猜测。猜测汇聚到一点，人人眼前挂起了一个问号：东宫将会有变吗？

　　一千多年后，司马光在编写这段历史时，写下了这样一番话：

　　为人君者，动静举措不可不慎。发于中必形于外，天下无不知之。当是时也，皇后、太子（指卫子夫、刘据）皆无恙，而名钩弋之门曰尧母，非名也。是以奸人逆探上意，知其奇爱少子，欲以为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蛊之祸，悲夫！（《资治通鉴·汉纪十四》）

　　的确，当时朝廷上下都处在一种特别敏感的政治氛围中，因而人们很容易从武帝赐名“尧母门”这一反常做法“逆探上意”，以为这是他将要对太子、皇后再来一次废旧立新的信号。分析起来，当时那种特别敏感的政治气氛主要是由以下两个方面因素构成的——

　　一是武帝已日趋衰老，有时神志也似乎不怎么清醒。一次昼寝，他在似梦非梦中见有数千木人持杖劈头击来，惊醒后，仍恍惚多时。又一日宫中闲坐，忽见一男子仗剑直入，急命人搜捕，却一无所获。其实这很可能是老年人常有的一种幻觉，武帝却无端把怒火发在看门人身上，竟下令将他斩杀。所有这些都说明，武帝已步入垂暮，帝国正在快速走向一个多事之秋——新老皇帝交替的特殊时期。

　　二是皇太子刘据早已长大成人。弗陵出生那年，刘据已三十五岁，立为太子也已有二十九年。太子难当，“老”太子尤其难当。君老子壮，迫使双方都处于紧张状态：君担心会被篡夺，子害怕将被废黜。历史上，太子在东宫一住就是数十年，极少有不出事的。应当说武帝起初对刘据还是相当满意的，专为他修建博望苑，任由其所好，广交天下才俊。待到皇太子日渐长大，就开始像当年高帝总觉得刘盈“为人仁弱”、“不类我”那样，武帝左看右看，也总觉得刘据“材能少，不类己”。“不类我”或“不类己”，是一种典型的排他心理，不止是高帝、武帝有，历代帝王也极少例外。他们对自己亲立的太子总是左一个不放心，右一个不放心；总希望样样“类我”，恨不得“克隆”出一个自我来。其实即使真的克隆了，也仍然很难甘心情愿交权让位，因为那毕竟不是“原我”。最好是皇权永远由“朕”一人独掌，皇位永远由“朕”一人独坐。这大概就是秦始皇、汉武帝特别迷恋于追求长生、寻求不死之药的心理动因吧。

　　不过说刘据“不类”武帝，倒也是事实。与被史家称之为“雄材大略”的武帝相比，刘据仁恕温和，敦厚好静，父子俩性格上有着明显差异。这种差异有时也反映在政见上。如武帝不断征讨四边，刘据以为劳民伤财，常常谏阻；武帝任用酷吏，刑法严苛，刘据以为法严伤人，受命审案多次作出平反。在当时，父子间这种分岐很可能已处于半公开状态，因而百官也暗中分成了拥太子和毁太子两派：“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毁之；邪臣多党与，故太子誉少而毁多。”

　　派别与集权可说是一对死敌。集权制要求一元化，派别的出现却是二元化以至多元化的标志；而派别的继续发展，更很有可能形成又一个甚至多个权力中心，这就意味着集权制的瓦解。所以，尽管“誉太子少”、“毁太子多”说明武帝依旧占据着主权力中心，但对像他这样一个始终追求皇权独擅的强势型帝王来说，也是无法容忍的。正是基于这一点，无论武帝命名尧母门是否具有特别含义，他的臣属们都会往“东宫是否会变”这上头去想。如果按照我在三章末节提到的东宫危机四种形态来区分，那么此时该处于变更型危机的萌发期。萌发期的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不少人会在这时产生一种投机心理或称押宝心理。武帝身边的几个内侍如黄门苏文、常融等，这时就把宝押在“太子将废”这一边上，因而经常借细故说刘据坏话。一次武帝身体稍有不适，命常融去把刘据叫来。常融回来禀报说：太子听到皇上有微恙，脸上笑嘻嘻的！武帝一听“嘿然”。这嘿然可以理解为默不作声，也可理解为心里想着惩罚的主意。接着便发生了戏剧极强的一幕：“及太子至，上（指武帝）察其貌，有涕泣处，而强语笑。上怪之。更微问，知其情。乃诛融。”刘据因脸上留有泪痕而避免了一次或大或小的灾祸，而原想借此立功邀宠的常融，却因有这泪痕而丢掉了性命。这说明东宫危机在萌发之时，政治气氛变得何等微妙和险恶！

　　但直到巫蛊之祸发生之前，这对特殊父子相互还是较为克制的，双方都不想走极端。刘据即使有不同意见，也做得十分谨慎，从未失为臣、为子之道。因刘据常去后宫谒见母后，苏文竟诬陷刘据与宫女调情。卫皇后恨之切齿，要刘据奏明武帝诛杀苏文。刘据说：身正不怕影子歪。父皇英明，决不会轻信这个小黄门的！武帝外出，也总还是放心地将朝政委与刘据，把后宫托付给卫皇后，回来听取禀报往往只问大事，细处略而不论。对父子间的分岐，武帝也没有看得过于严重。一次刘据谏阻征伐四夷之事，武帝笑着说：“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老爷子辛苦一点来打平这个天下，让儿子可以做个安乐皇帝，这也许确是武帝曾经有过的想法。

　　不妨设想，如果没有外力因素介入，武帝与刘据纵然因性格与政见的差异不时会出现磕磕碰碰，估计不一定会激化到非要废黜甚至动武不可的地步。不幸的是这个外力因素还是出现了，他就是因巫蛊之祸而被载入史册的江充。

　　巫蛊之祸：一场流血的东宫危机

　　如果说巫盅之祸是武帝时期由东宫的变更型危机导致的一场可怕的大火的话，那么，江充就是一根挑火棍。

　　江充，原名江齐，邯郸（今河北邯郸西南）人，因有个善于鼓琴和歌舞的妹妹嫁与赵国太子刘丹（赵王刘彭祖之子、武帝之侄）为妃，他也当上了赵王门下的宾客。后来刘丹怀疑江齐向赵王揭举他的阴私，派人追捕江齐，没有捉到本人，竟将他父兄全都杀了抛尸街头。江齐改名江充，辗转数千里，从邯郸逃亡到长安，上书告发刘丹与同胞姐妹淫乱及结交郡国豪猾为非作歹等事。武帝阅书大怒，即发吏卒收捕刘丹，下诏狱论罪。

　　武帝之所以如此严厉惩处刘丹一案，是因为此时他正要设法治一治贵戚近臣愈演愈烈的骄奢跋扈。事后，他又特意在上林苑犬台宫召见江充。《汉书》本传对江充出场作了详细描述，说他“为人魁岸，容貌甚壮”，又说他打扮奇特：头戴的细纱冠上插着名叫步摇的女人首饰，冠缨上又缀着色彩鲜丽的羽毛；身穿一件禅衣，后襟开着衩，活像燕子尾巴。武帝凭几而坐，抬头一望，不由脱口赞了声：呵，果然是燕赵多奇士啊！

　　看得出来江充此人颇有心计。他摸准武帝厌恶平庸、喜好奇崛的心理，精心设计了这样一次“亮相”，目的就是要引起武帝注意。

　　他果然获得了成功。

　　一番交谈，武帝大悦。江充又自请出使匈奴，复命后，即被授任为直指绣衣使者。此职也简称直指使者、绣衣直指或绣衣御史，武帝为强化集权专制而特设，因身穿绣有特种图纹的官服而有此名。出使时，皇帝赐以节杖，授予包括可以诛杀地方官员、调遣郡国军队等特权。武帝第一次下达给江充的任务是，督捕京城与京畿地区盗贼，举劾贵戚近臣的骄奢僭越行为。江充很快拿出了一个弹劾名单，建议车马一律充公，并勒令其本人到北军去集中待命，强制他们去参加征讨匈奴之战。武帝写下了一个“可”字。此令一出，那些被弹劾的贵戚子弟纷纷叩头求饶，谁也不想到大漠去打仗送死，宁愿出资赎罪。江充一炮打响，单是出资赎罪这一项，就有数千万贯钱捞进了国库。武帝夸奖江充“忠直”，说他干得好！

　　江充知道要真正杀出威风，就得敢于碰硬，敢于抓大，当然得选择那些武帝已不再亲信的失势者。到哪里去抓？经过一番察看，以为最容易出成果的地方该是驰道。驰道专供皇帝车马通行，他人胆敢妄入将受到严厉惩处。江充带领随员，亲自侦察，就像猎者等待着猎物踏进陷阱来。果然不久就先后抓到了两个既大又硬，又是武帝不再亲信的。一个是馆陶长公主刘嫖。自从母亲窦太后去世、女儿陈皇后被废后，尽管刘嫖自我感觉依然显赫，但毕竟已被皇上视为弃物。江充大喝一声：停车！身为皇姑的长公主自然不会把昨天还是逃犯、如今也只是个小小直指御史的江充放在眼里。回喝道：你好大胆啊！我有皇太后懿旨，特许通行驰道，你敢怎么样？江充说：既有太后懿旨，那就请长公主下车自便吧！硬是扣下她的车马，悉数没收入官。

　　还有一个误入驰道的，是皇太子刘据派出去办事的使者。俗话说打狗也得看看主人面。江充确实看了，不过他是倒着看的：越是刘据派出的使者，他越要治。因为他的敏锐的政治嗅觉已经嗅出，这个老太子很可能就要被废，所以不仅没收车马，还将这个使者交付掌治京师治安的中尉去论罪。果然刘据服软了，赶快派人去向江充赔礼道歉，说他并非吝惜那些马车，只是这样的事不想让皇上知道，以为我平素对属下管教不严，还望足下能予宽宥。江充听了心里直乐：你不是怕皇上知道吗？我就偏要让皇上知道！索性将刘据派人说情的事也一并作了奏报。史书没有记下武帝听过奏报后对刘据有了怎样的看法。如果有一架天平的话，那么不妨猜测，此时武帝肯定又要在废刘据这一边加上了一个重重的砝码。所以他才会夸奖江充说：你做得对，做臣子的就应当这样！

　　不仅是武帝，支持江充这样做的还有不少大臣。

　　如前文所述，朝臣中原本就有“誉太子”和“毁太子”两派，而且毁派多于誉派。江充的作为尽管张狂，却正是毁派想要做而不敢做的。因而他这几斧头一砍，越发“大见信用，威震京师”（《汉书》本传）！

　　在这期间，江充曾一度被任为水衡都尉，那已属二千石高官，又掌管上林苑兼皇室财物及铸钱之事，职位极为显要。他大概利用职权干了不少开后门、拉关系一类事，《汉书》本传记了这么一句：“宗族知友多得其力者，久之，坐法免。”终因犯法而被免去此职，仍任直指使者。按说江充应该从这一番升沉起落中学得谨慎一些了，可他偏偏学得越发狠毒。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春夏间，武帝生了重病，居住于晚年常去休憩的甘泉宫。此宫位于未央宫西北百余里，秦时已有，武帝即位后又重新修建，增筑了通天、高光、迎风诸殿。扬雄作《甘泉赋》，用华丽的词藻竭力铺陈其奇崛瑰伟，比之为天帝的“紫宫”。故址在今陕西淳化西北甘泉山上。

　　一个六十六岁的老人加上重病，使机灵的江充立刻看到了一个严重的警兆：我既已得罪了皇太子，一旦老皇帝咽气，还能有我江充活路吗？有道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为求自保，必须抓紧时间趁老皇帝还活着伺机来一个剑走偏锋，除掉皇太子刘据！

　　机会很快找到，那就是当时正在闹着的巫蛊之案。

　　读者还记得六章三节提到过的那个哭哭啼啼不肯做丞相的公孙贺吗？说起来，此公还是武帝的连襟：其妻卫君孺与卫皇后为姐妹。这一年，他的儿子、代任太仆的公孙敬声因擅用北军军费而下狱，为替儿子赎罪，他自请去捉拿武帝正下诏缉捕的京师大侠朱安世。通缉犯倒是很快抓到了，不料朱大侠却来了个大反扑，说你那个宝贝儿子不仅与阳石公主（卫皇后之女）通奸，还搞巫蛊诅咒皇上，那些木偶就埋在通往甘泉宫的驰道中。武帝即命廷尉立案，穷治所犯。这就是所谓巫蛊之案。后来受命主办此案的就是江充。江充乘机不断扩大究治范围，终于酿成了不可收拾的巫蛊之祸。

　　巫蛊纯属迷信。但当它被一个进入垂暮之年又沉疴在身却依旧掌握着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视为对自己生命的最大威胁的时候，就会因谁也不敢揭露、又没有人能为无辜者申冤而酿成一场可怕的政治大灾难。此时江充已变成了一个穿着绣衣的死神。他带着巫师和武士四处掘地寻找木偶，随意捕捉人犯，用“烧铁钳灼”等酷刑锻炼成狱。黑色的死亡之火在皇皇的京都一簇又一簇地蔓延着。除公孙贺父子死于狱中、全家被族灭外，“坐而死前后数万人”（《汉书·江充传》）！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同案中被杀的包括卫皇后的姐姐卫君孺（公孙贺之妻）；她的三个女儿：长公主、诸邑公主和阳石公主；她的同母弟弟卫青之子卫伉（卫青此时已早病故）。这一情况或者可以说明，到巫蛊之案后期，武帝要废黜皇后卫子夫和皇太子刘据的决心，已十有八九下定。

　　与此同时，这个导致数万人被杀的大案，对已处于垂暮之年而又多病的武帝的心灵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位年轻时曾以跃马弯弓搏击熊罴虎豹为乐事的英武天子，如今却被接连传来的巫蛊凶报吓懵了。一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他甚至怀疑自己身边也有人在干这种将致他于死命的可怕活动。

　　就在这时，有个叫檀何的巫师来禀报说，他已在未央宫望到了一股隐伏的蛊气，若不及早铲除，只怕陛下龙体难以康复了！

　　这檀何其实正是受江充指使来向武帝说谎的！

　　武帝居然准了檀何所奏。当即命江充随带光禄勋韩说（韩嫣之弟）、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入宫治蛊。江充拿到了诏命这把尚方宝剑，便有恃无恐地一步步去迫近他处心积虑要清除的目标。第一步，先治那些没有受到过武帝宠爱的嫔妃；第二步再收拾其余及卫皇后掖庭椒房；第三步就直闯刘据太子宫。在这里，他命人来一个掘地三尺，弄得到处都是坑坑洼洼，连放张床的地方也没有了！随即宣布，他已在皇后和太子宫里掘出了大量木偶和诅咒帛书，马上就要派人去甘泉宫奏明皇上！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七月，已被逼上悬崖的刘据，急召此时任少傅的石德商议对策。石德建议立即收捕江充，拷问其奸，奏明陛下，以为自辩。刘据尚有犹豫，石德说：如今皇上病重且远在甘泉，而江充作奸如此，太子难道忘了当年扶苏前车之鉴了吗？

　　扶苏是秦始皇长子。秦始皇沙丘暴亡，赵高矫旨杀扶苏而立胡亥为秦二世。

　　石德的这一提醒，促使刘据下决心铤而走险。他先让一个门客扮成武帝使者，随带武士，前去收捕江充。谁知却被韩说看出破绽，拒绝受诏。门客格杀了韩说。苏文和在格斗中受了伤的章赣乘隙逃出，急赴甘泉宫去向武帝报信。事情到了这一步，刘据已是欲罢不能，索性入宫禀明皇后，发长乐宫卫卒及中厩车载射士，捉住了江充、檀何。先命人将檀何押至上林烧死。江充还想以领有诏旨抗辩，刘据戟指怒骂道：邯郸死囚，你乱了赵王父子不够，还想来构陷吾家父子吗？喝令推出斩首。玩火的江充就这样自己也遭了火焚。

　　刘据估计丞相定将发兵阻击，一不做、二不休，就来个先发制人，冲进了丞相府。此时原任丞相的公孙贺巳死于狱中，刚接任的是武帝庶兄刘胜之子，叫刘屈氂。此公仅做过一任涿郡太守，从未上过战场，一见刘据仗剑带兵而入，吓得连相印也来不及携带就慌忙逃命。这一来，京城大乱。

　　再说苏文、章赣仓皇赶到甘泉宫，已是次日。武帝得报，当即派出使者，急召太子来宫，意欲问个究竟。但那使者听说京城已乱成一片，怕去了会丢掉性命，只在宫外瞎逛了大半日便回来禀报说：太子确已谋反，哪还肯来见皇上，连小臣也差点被杀，只好慌忙逃回！武帝大怒。刚要发令命丞相刘屈氂统兵拘捕刘据，恰好丞相府的一位长史从京城匆匆赶来告变。武帝急问：丞相有何应变之举？长史还想给顶头上司留点面子，随口回答说：丞相以为事关皇储，应当守密，未敢擅自发兵。武帝听了又好气又好笑，说：京城已尽人皆知，还守何密！这个刘屈氂，怎么就不学一学周公呢？当年周公不就是亲行东征，诛杀管蔡的吗？当即手书诏令一道，飞马急送刘屈氂：

　　捕斩反者，自有赏罚。以牛为橹（用牛车连接成阵。橹，原指大盾牌），毋接短兵，多杀伤士众，紧闭城门，毋令反者得出。（《汉书·刘屈氂传》）

　　现在已不止是要废去刘据的太子之位，而是已将他视为“反者”，要捕而斩之。不过从这道手诏看，武帝还是不想让事态扩大，特意告诫刘屈氂要以牛车为阵，尽量避免直接搏杀，不要多杀伤士众。

　　长安这边，刘据以太子令的方式向百官宣告，他之所以起兵诛讨，是因为“帝在甘泉病困，疑有变，奸臣欲作乱”（同上）。刘据没有想到，正是这“甘泉病困”四个字深深激怒了他的父亲。一生不知受困为物的武帝，不顾是年已六十有六，且又在病中，立即起驾南下，居留于京城之西建章宫督战。由巫蛊之祸酿成的、史家称之为“父子交兵”的一幕就这样拉开啦！

　　武帝下诏调发京畿附近诸县军队，尽归刘屈氂统领。曾经临阵脱逃过的刘丞相，这回决心以死拼战了。原因有二：一是为了向武帝赎罪；二是杀了刘据，他亲家李广利的外甥刘髆（武帝第五子）就有了登上皇太子之位的希望——后来他与李广利就是这样设谋的。

　　面对刘屈氂统领的朝廷大军，仅有少量长乐宫卫卒的刘据已完全处于劣势。匆忙中，他采取了两项调集兵力的措施。一是矫诏赦免长安诸官署囚徒，打开武府，将他们武装起来，由少傅石德、宾客张光分别率领。二是派囚徒如侯持节去征调屯驻于长水、宣曲两地原由归降匈奴军组成的骑兵。第一项顺利实现；第二项却碰了壁。有个叫莽通的侍中恰好有事奉命从甘泉宫到长安来，途中看到如侯所持为赤节，便大声向匈奴军呼叫：符节有假，切勿听从！并追杀了如侯。原来汉制符节本为赤色，如侯所持即赤色；武帝早已料到儿子会用这一招，临时下旨在赤节上另加黄旄以示区别，因而被莽通看出了破绽。长水、宣曲骑兵没有调成，刘据想转而去征调北军。北军的监护使，就是七章三节中提到过的当年曾写信劝司马迁“慎于接物”，司马迁以《报任安书》作答的那位任安。刘据用赤节向任安征调北军之兵，任安也看出是假，但他既不想得罪太子，当然更不敢有违皇上，于是先拜受符节，接着便紧闭军门，不受征调。刘据屡屡碰壁，万般无奈，只得率领以囚徒为主的数万人众，本意可能是冲向未央宫的，但到长安宫西阙就遭遇了刘屈氂统领的朝廷大军。双方激战五昼夜，死者数万，血流入街衢纵横沟道，一片殷红。

　　结果刘据全军覆没。少傅石德、宾客张光皆被俘，受戮。刘据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儿子，踉跄南奔至覆盎门。奉命把守此门的是五章四节中介绍过的那个喜好任侠、行事独特的田叔的儿子田仁。田仁与任安曾同为卫青门下舍人，此时任司直（丞相属官，掌举不法）。他与任安一样，在左右为难中选择了一个眼开眼闭的做法：有意避开，不亲自严查。刘据父子因而得以侥幸混出城去，仓皇出关东逃。

　　事后，任安以“有两心”，想“坐观成败”，田仁则以有意放走太子，双双受戮。

　　与此同时，太子宫诸官及宾客也一律诛杀。

　　武帝又诏令宗正收取卫皇后玺绶，也即废为庶人。卫皇后惶恐自杀。武帝命人以一小棺草草埋于长安城南了事。

　　接着又将卫氏家族悉数诛灭。

　　刘据的妃子史氏及儿子刘进等也全部斩杀。刘据有个尚在襁褓中的小孙子，叫刘病已，也被投入大牢。令人惊奇不已的是，这个命乖运蹇的婴儿不仅顽强地存活了下来，后来居然还当了汉帝国七世皇帝，他就是被史家称为中兴之主的汉宣帝。

　　在这次“父子交兵”中有三人因功受封为侯——

　　侍中莽通，以斩杀反将如侯之功，封为重合侯；

　　长安男子景建，以俘获少傅石德之功，封为德侯；

　　大鸿胪商丘成，以擒获反将张光之功，封为秺侯，并擢任为御史大夫。

　　末了，再说几句关于刘据和他的两个带在身边的儿子的结局。

　　由长安东行出关后数百里的湖县（今河南灵宝西北）境内，有个偏僻的小村子叫泉鸠里。这年中秋后的一个黄昏，村头那个靠卖鞋为生的老翁刚要闭户熄灯，冷不防撞进疲惫不堪的父子三人来，恳求予以借宿。老翁见三人衣著虽华贵却已破败不堪，身上又伤痕累累，行动也有些艰难，猜想该是遭了难的，便答应了下来。老翁原来只是靠织鞋手艺糊口，如今无端要多供三个人的吃食，十天半月一过，自然就显出了拮据。刘据看着心里甚为不安，想起了湖县城里有位颇具资财的故友，何不差人去请来求些接济。不料因此一举，风声泄漏，当日深夜，老翁家两间小屋已被由当地一位太守率领的吏卒团团围住。刘据自知已无法脱逃，便紧闭门户，悬梁自缢。两个小皇孙也一起遇害。令人欷歔不已的是，那位纯粹出于好心的卖鞋老翁竟也遭此飞来横祸，倒在了小屋门前血泊之中。

　　在这次围捕太子中，又有两人因功封侯：新安令史李寿封为邗侯，山阳卒张富昌封为题侯。

　　这样，在整个巫蛊之祸中因功而封侯的，共有五人。

　　在巫蛊之祸前后，《汉书》的《五行志》和《武帝纪》分别记下了这样两件事：

　　涿郡铁官铸铁，铁销，皆飞上去。

　　癸亥，地震。

　　地震是自然灾害，而铁被熔化后居然“皆飞上去”，则该是冶铁过程中一起意外事故。但《汉书》作者之所以郑重其事将其记了下来，却别有深意。它表达了古人一种由来久远的观点，以为这类被称为“灾异”现象的出现，是上天对人世做了有违天道之事而发出的凶兆，意在警戒。因而这两件事的记载，可以解读为，当时上至朝廷下至黎民百姓，都浮动着一种情绪：忧虑、惶恐和不安。 大汉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