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宣中兴:从强力兴作到与民休息的“软着陆”
刘弗陵嗣位为昭帝,在位十三年。接着有一个以刘髆之子刘贺为帝不到一个月即废的小插曲,然后是迎立刘据之孙刘病已嗣位,是为宣帝,在位二十五年。二帝共在位三十八年(公元前86年~前49年),史称“昭宣中兴”。
长眠在茂陵的武帝似乎可以得到安慰了,他从轮台颁诏开始的包括立子杀母、临终托孤等一系列煞费苦心的安排,总体上应该说获得了成功。
综合诸书记载,昭宣中兴之政主要包括——
(一)以农为本,轻徭薄赋。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诏免全国一年田租。这是自文帝前元十三年(公元前167年)诏“除田之租税”中断了七十三年后的第一次。宣帝减免田租或租赋更有六次之多。此外算赋和口赋也屡有减免。昭帝还在九岁和十四岁时,先后两次“亲耕籍田”,虽只是做个样子,却也表示了决策层对农业这个立国之本的重视。
(二)赈困济穷,安顿流民。昭帝始元二年和元凤三年(公元前85年和前78年)两次派出使者巡行郡国,赈贷贫民和耕作无种子及缺衣少食者。宣帝时全国性的赈困济穷之举据《汉书》本纪载录有四次。本始四年(公元前70年)因歉收,除派使者赈济困穷外,还下诏“令太官损膳省宰,乐府减乐人,使归就农业。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书入谷,输长安仓,助贷贫民”(《汉书》本纪)。对回归的流民,借给公田,贷给种子、口粮,并免除算赋和徭役。
(三)政平讼理,慎用刑罚。宣帝常对左右说:“庶民之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汉书·循吏传·序》)为使执法平正,于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特置廷尉平之官,专掌平狱。每逢秋后审议狱案,总要避居宣室斋戒以决事。地节四年、元康二年、五凤二年、五凤四年(公元前66年、前64年、前56年、前54年)一再颁诏,提出“吏务平法”、“勿行苛政”,责令二千石官员要考察所属,凡是“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贰端,深浅不平,增辞饰非,以成其罪”者,“勿用此人”(《汉书》本纪)。
(四)爱护良吏,惩治腐恶。这一点宣帝做得尤为突出。凡拜任刺史守相,他都要亲自问职,观其所由,察其所行。后世称其能爱护良吏,惩治腐恶,“赏罚信明,施与有节,记人之功,忽于小过,以致治平”(《汉书·王嘉传》)。因而宣帝之世,良吏辈出。《汉书·循吏传》列了一长串名单,特别是其中长年访贫问苦、力劝农桑,治绩为“天下第一”的颍川太守黄霸;劝民卖刀买牛,将“盗贼并起”的渤海诸郡治理得百姓富实、狱讼止息的渤海太守龚遂等等,都是称誉一时的好官。宣帝还首创麒麟阁之制,将有功之臣画像置于其中,以示永久表彰。此制为后世所仿效,如东汉明帝图画功臣列将于云台,唐代也设有专门悬挂功臣图像的凌烟阁。
从武帝时期的内外强力兴作到中兴时期的与民休息,是治国之策的一次大转变。这个转变采用的是较为温和的渐进方式,或者可以套用一句现代航天术语叫“软着陆”,成本较低而收效较大。所以能做到这样,除了得益于武帝《轮台诏》预先作出的引导,和昭帝、特别是宣帝的励精图治以外,其中,以大司马大将军秉政近二十年的霍光功不可没。霍光为人沉稳,举事审慎,明代李贽赞之为“社稷臣也”(《史纲评要·汉纪》)。
盐铁会议:两种对立国策的大辩论
昭帝即位,年仅八岁,自然还只是个名义,只能“政事壹决于光”(《汉书·霍光传》)。其时该已三十出头的霍光,就这样开始了他的秉政生涯。
骤登高位的霍光,面对还不怎么熟悉的朝政,不免有临深履薄之感。偏是一开头就碰上了一桩颇为棘手的诸侯王谋反案,为首的就是那个曾经受到过武帝严斥的燕王刘旦。这回刘旦趁着武帝刚去世送来一道奏章,请求在诸封国和州郡为武帝立庙。霍光接到这么一个烫山芋着实为难。虽明知刘旦真正用意无非借此介入朝政,却又不便点破,思之再三,只好绕过所请,避而不答;另外发诏赐刘旦钱三千万,增封一万三千户,想以此稳住这位咄咄逼人的燕王。为了不露形迹,又对同为昭帝兄、姐的广陵王刘胥和盖长公主,也依刘旦之例予以加封。谁知刘旦接到诏书却说:我要的是帝位,谁稀罕你那封赐!暗中与中山哀王刘昌之子刘长、齐孝王刘将闾之孙刘泽结成联盟,召集群臣谋议反事,又是收集铜铁、赶制兵器,又是操练兵马、草拟檄文,声称新皇帝非先皇真子,天下应起而共伐之!事情到了这一步,朝廷不得不发吏卒收捕,刘泽等皆伏诛。尽管此案的实际主谋是燕王刘旦,但如何处置这位昭帝长兄,却让霍光颇费心思。最后还是考虑到昭帝新立,不宜骤杀亲兄,只是让他上书谢罪便算了结。
此案平息,以霍光为首的顾命大臣威望日隆。接着便以武帝《轮台诏》为圭臬,逐步采取了减免田租、口赋和马口钱等一系列以养民富民、与民休息为要旨的政令,汉帝国这艘大航船在新的航道上又开始稳步前行。但随着这些措施的相继推行,辅政大臣内部原就存在的政见分歧也开始显露,并日趋激化。分歧的焦点是如何评价和对待前朝也即武帝时期的国策。当年武帝采取的一些内外政策和举措,都是以革新的面目出现的;但在如今“转轨”以后的新形势下,它们又成了新一轮改革的对象。为着叙述方便,我把主张实行新政的称为改革派,坚持前朝之策的称为守旧派。在五位辅政大臣中,霍光是改革派代表,桑弘羊则是守旧派代表。其余三位的情况是:金日已于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病故;上官桀热衷于权力争夺,并未有自己独立的政治主张;田千秋,从他曾与桑弘羊联名提出《轮台奏议》来看,似乎偏向于旧政,但在多数情况下,他执守的是中庸之道,对作为秉政的霍光更多了几分敬重。在朝堂上,每当霍光征求意见时,他总是谦恭地说:“‘唯将军留意,即天下幸甚’,终不肯有所言。”(《汉书》本传)
显然如何解决最高决策层的政见分歧,已成了进一步实施中兴之政的关键。若是掌政的是一个一言九鼎的强势帝王,解决这样的问题可谓轻而易举。但在这个新帝年幼、大臣联合辅政的独特时期,事情就要复杂得多。作为主辅的霍光一时踌躇不定。
霍光有三个好帮手。一为光禄大夫张安世,一为谏大夫杜延年。巧的是二人的父亲皆为武帝时期著名酷吏(安世为张汤之子,延年为杜周之子),他们却已成为“转轨”后与民休息政策的坚定执行者。还有一个是被《汉书》列入酷吏传的大司农田延年。张安世和田延年后面还将提到,这里单说杜延年。
子承父业,杜延年亦明法律,然为政持平。霍光有时持刑过苛,杜延年常常辅之以宽。鉴于当时府库虚耗而奢侈余弊依旧存在,杜延年曾向霍光进言:“宜修孝文时政,示以俭约宽和,顺天心,说(通“悦”)民意,年岁宜应。”(《汉书》本传)这回他又提出了一个建议,以为对待辅政大臣内部的政见分歧,不可直接采取行政措施,而应以理服人。为此得先掌握舆论的主动权。具体做法,不妨从郡国吸收一些新鲜力量进来,举行一次有关时政的大辩论。霍光采纳了这一建议。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霍光以昭帝名义发诏诸郡国荐举贤良、文学之士,策问民间疾苦。有关国策的大辩论,就是利用这个机会进行的。由于辩论的内容主要是围绕着盐铁是否应当官营这一问题展开的,所以就称“盐铁会议”。
会议由丞相田千秋主持,参加的有御史大夫桑弘羊和丞相史、御史等;还有就是诸郡国荐举的贤良、文学六十余人。霍光没有出席,但实际上他才是真正的主持人。作为改革派的代表人物,霍光的观点主要通过贤良、文学这批年轻学士表达出来。这或许正是霍光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所采取的一项明智之举吧。
会议可能持续了一段时间。每次辩论都有详细记录。后来宣帝时任卢江太守丞的桓宽对这些记录作了整理,辑成一书,名《盐铁论》,计六十篇,洋洋五六万言。此书为对话体例,在详尽地展示双方观点的同时偶尔夹以一两句现场描写,如“默然不语”、“勃然作色”,“颜色愀然”、“寂若无人”;一方“沉思不语”,一方“长久叹息”等等,读来如临其境,似见其人。
据《盐铁论》载录,辩论内容涉及到武帝国策的诸多方面,较为集中的有——
(一)经济财政:盐铁及酒业是否还要由国家专营?钱币是否仍要由国家统一铸造?均输、平准是否还有设置必要?守旧派认为为了不使国家“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之用”,必须继续坚持这些措施;改革派则以为此等事皆为“与民争利”之举,理当废除。
(二)刑罚吏治:是严刑峻法,还是实施仁政?守旧派认为“人君不畜恶民”,就像“农夫不畜无用之苗”一样,因而只有“立法制辟”,才能“刑一恶而万民悦”;妄言“废法以治”,就像不用斧斤想要“挠曲直枉”那样,断不可能。改革派则以为刑罚只能“破其船”、“覆其车”,而“治民之道,务笃其教”,所以必须“先礼后刑”、“先德后刑”,做到“威厉而不杀,刑设而不犯”,才能再现唐虞盛世。
(三)匈奴之策:是征战,还是和亲?守旧派认为“今不征战,则暴害不息;不备,则以黎民委敌也”;唯有“兴义兵以诛暴强”,才是“为黎民远虑”之良策。改革派则以为征战是“失民心、陨社稷”之举,唯有“偃兵休士,厚币结和亲”,才能“两主好合,内外交通,天天安宁,世世无患”。
(四)儒学评价:守旧派认为儒者“饰虚以乱实,道古以害今”;“孔子能方不能圆”,“孟轲守旧术不知世务”,因而儒学不合时宜。改革派则以为儒学“崇仁义,立教化,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在历史上,“殷周因循而昌,秦王变法而亡”,所以“忧百姓之祸而欲安其危”的儒学,才是“治国平天下之道”。
此时桑弘羊已高龄七十有余。他曾是武帝时期坚定的改革派,在这场辩论中,却以守旧派代表的身份出现在众人面前。开始辩论前,他作了这样一个自我介绍——
余结发束脩,年十三,幸得宿卫,给事辇毂之下(喻指侍奉帝王),以至卿大夫之位,获禄受赐,六十有余年矣。车马衣服之用,妻子仆养之费,量入为出,俭节以居之,奉禄赏赐,一二筹策之,积浸以致富成业。(《盐铁论·贫富》)
这番介绍既有功成名就的自得,也有历经宦海沧桑的艰难。若是单从盐铁会议上双方阐述观点来看,桑弘羊作为武帝时期一位杰出的理财大臣,博物通达,言之有论有据,充满着实际感;而属于改革派的贤良、文学们,尽管引经据典,其辞滔滔,其势咄咄,毕竟浮泛空疏,难怪老练的守旧派要讥笑他们只会捧着古书哼哼唧唧“诵死人之语”。但当时的大势却使桑弘羊处于极为不利的位置上。实际上,武帝《轮台诏》的颁布,已明确发出了“转轨”的指向;接着又在病危之时,不是对桑弘羊,而是对霍光赐以周公负成王之图,授以托孤秉政之命。这些都说明,连武帝自己也不希望他的继承者再执行他前期的国策。而霍光秉政这五六年来,对曾经强行举作了数十年的汉帝国采取了一系列“软着陆”措施,已初获成效,总体上应该说是成功的,汉帝国重新回到“与民休息”的轨道上来,其大势已成,不可逆转。在辅政大臣中,唯有桑弘羊是武帝《轮台诏》前国策的坚定而又有力、有效的执行者。也正因为如此,他不可能像晚一辈的霍光、杜延年、张安世他们那样可以轻易地转过弯子来,迅速成为新国策坚定执行者。因为那样做,就意味着对他引以为豪的大半生赫赫功业的否定。面对滔滔东去的大势,他仍然作出一副只手挽狂澜于既倒之状,这固然因不合时宜而难免被人视为可笑,却也显出了几分悲壮。也许作为一个政治家,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也不失为一种品格,但毕竟难逃失败的结局。
辩论结束,桑弘羊感受到巨大压力。因为他明知他的论战对象不是那些初涉仕途的年轻学士,而是他们背后的支持者秉政大臣霍光。为此他不得不稍示退却,同年七月上了一道奏章:“请且罢郡国榷酤,关内铁官”(《盐铁论·取下》),也就是撤销酒类的国家专营,和关内即长安地区专营铁业的官署和职官。这其实只是退了一小步。昭帝批了一个“可”字。当然实际批复者是霍光。这说明此时霍光也不想把政敌推向极端,有理有节,适可而止。
很可能连桑弘羊自己也没有想到,不久,他竟会突然向另一个方向跨出了一大步,结果演出了一场永劫难返的人生悲剧。
桑弘羊是怎么跨出这一步的呢?这就要说到另一位顾命大臣上官桀。
反霍联盟的形成与覆灭
在昭帝嗣位之初,上官桀与霍光曾经有过一段“密月”期,两人甚至亲密到做了儿女亲家:霍光之女嫁与上官桀之子上官安为妻。在处理朝政上,也相互配合,每逢霍光休假,就由上官桀代为决断。不久,他们有了第三代,是个女孩。孩子刚满五岁,上官安就迫不及待地想通过霍光让女儿入宫争取成为皇后,自己好当皇帝岳丈。霍光却以为外孙女还小,反对入宫。两家关系就这样第一次出现了裂痕。上官安岂肯就此罢休,打个弯,又去找另一条内线。原来此时昭帝的姐姐盖长公主已守寡,她有一个情人叫丁外人;上官安用封官许愿的办法去笼络此人,再请他去劝说盖长公主。这一招果然灵。一年后,六岁的小女孩被迎娶入宫,先封为婕妤,很快就做了也还是个孩子的昭帝的皇后。当上了国丈,又受封为桑乐侯、任为车骑将军的上官安,越发骄奢狂悖,常常喝得醉醺醺的,裸体在内室胡言乱语,与后母和父亲的侍妾搞淫乱。他还向他的宾客吹嘘说:当今皇上就是我的女婿,我在宫里与他一起喝酒,可高兴呢!
上官父子为了答谢盖长公主和丁外人,一次又一次地去向霍光为丁外人求官封侯;盖长公主自己也在霍光面前为情人说好话。霍光却以为给像丁外人这样一个不明不白的人加官封侯违反汉制,因而断然拒绝。上官桀觉得自己早在先帝时已为九卿,位在霍光之上;如今父子并为将军,孙女又当上了皇后,凭什么这朝政还要由你姓霍的一个人说了算!身为皇姐又是供养人的盖长公主,自然更觉得岂能受制于一个外姓的朝臣!这一来,上官桀父子与盖长公主三人,在反霍光这一点上走到了一起。
桑弘羊就是在这个时候,跨出了那决定他终生的一步的。
桑、霍矛盾原本只是政见分岐,而那场把桑弘羊置于被围攻地位的盐铁大辩论,很可能反而激化了这种矛盾。除此以外,据《汉书·霍光传》记载桑弘羊反霍还有两个原因。一是他因推行盐铁官营等有功而居功自傲;二是想为子弟求官霍光不同意。而已是老迈年高的他,想要反对正乘时得势的霍光,又颇有孤掌难鸣之叹。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他发现上官桀等在反霍这一点上可以作为自己盟友时,便愤然跨出一步,靠了过去。不知桑弘羊后来是否有过后悔,因为正是这一步,使他丧失了作为一个不同政见者的独立性,跌进了很不光彩的争权夺利的泥淖,也令我们后人为之深深惋叹。
现在已有了四个人:上官桀父子、盖长公主和桑弘羊。反霍联盟规模初具。
为了壮大声势,四人不约而同地想到必须再争取到一个人,那就是前后两次企图入主朝廷都没有成功的燕王刘旦。他们以为让一个亲王来扛这面谋反大旗,事情就要好办得多,号召力也会大得多。于是上官桀和桑弘羊便将霍光种种过失整理成文,派人送往燕都提供给刘旦,让他去向皇帝上书告发。恰好,一直窥视着东山再起机会的刘旦,也正在一批接一批地派出使者,携带金宝,准备赂赠盖长公主、上官桀、桑弘羊等,以求内应。双方一拍即合,很快就结成了一个成员庞杂的反霍联盟。
需要顺便提一下的是,在这个联盟里,还有七章三节已说过的苏武的儿子苏元。苏武羁胡十九年,回汉后昭帝拜以为典属国。苏元却以为父亲应有更大、更多的封赐,之所以仅此一任,也是霍光从中作梗的缘故。
接下去他们就要将反霍计谋付诸实施。据《汉书·霍光传》载录,他们商定分三步走——
第一步,假造一份燕王刘旦派使者送来的告发信,揭举霍光的种种不端,其中最关紧要的两句话:一是霍光出京城到广明去检阅羽林禁军,竟要像皇上出行那样沿途清道戒严,并命太官预先置备餐饮(原文:“道上称跸,太官先置”);二是霍光在自己官衙擅自选调和增加掌管军事的校尉员数(原文:“擅调益莫府校尉”)。信的末尾称:“霍光专权自恣,疑有非常。臣旦愿归符玺,入宿卫,察奸臣变。”
第二步,挑选一个霍光休假回家的日子,向昭帝进奏此信;上官桀则从中见机行事,将霍光交付有关官署去治罪。
第三步,倘若第二步不能按计划实现,则直接由桑弘羊与诸大臣执持霍光,迫使其辞去官职。
实施的时间是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八月。
但事情的发展,却超出了设谋者的预料。
原来此时的昭帝不再是一个任人糊弄的孩子,他已经有了一定的判断事理的能力。读了那封据说是燕王刘旦使者送来的告发信,他发觉其中似乎藏有蹊跷,既没有下给上官桀,也没有交付别的大臣去查办。
朝堂上下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次日凌晨,已有所闻的霍光早早来到候朝室,只是不敢入殿,惶恐不安地等候着发落。
朝会开始。昭帝遍视群臣,忽而问道:大将军因何未到?
上官桀回答说:因燕王告其有罪,故待罪外室,不敢入殿。
昭帝命左右侍臣:宣大将军上殿!
霍光趋步拾阶上殿,免冠顿首谢罪。
昭帝缓颜说道:请大将军著冠吧。朕已知此书有诈,大将军无罪!
此言一出,朝堂上立刻卷起了一片轻微的声浪。一些人惊疑,一些人释然;也有人感到了畏惧。
霍光且惊且喜,抬头问道:陛下何以知之?
昭帝道:大将军选调校尉和到广明去检阅羽林,都是在新近,算来还不到十日,远在数千里之外的燕王从何得知?再说大将军日日辅助朕左右,倘有异谋,又何需选调校尉?此书显系有人伪作,意在谋害大将军。朕虽年少,何至受愚若此!
这一年昭帝十四岁。一个少年,居然能如此洞察幽微,列班群臣无不为之惊奇。
霍光如遇大赦,伏地谢恩,涕泗横流。
昭帝最后下了一道命令:捉拿上书人查问究竟,然后宣布退朝。
上书者原是由上官桀等指使的,自然早已潜逃藏匿。多次捕捉无着,昭帝却仍不肯放过。这时上官桀又做了一件“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蠢事,他对昭帝说:此等小事,何劳圣心,陛下不必穷究。昭帝一听,只盯视了上官桀一眼,再没有说话。
此后,凡遇有人诬告霍光,昭帝就要发怒,说:大将军是受先帝遗命辅佐朕的忠臣,倘有谁再胆敢妄说是非,便当下吏论罪!
已感到穷途末路的上官桀等人,决定铤而走险,索性将霍光和昭帝全都除去,自己来做皇帝。商定的办法是,由盖长公主置酒请霍光赴宴,事先伏兵于席间格杀,然后宣布废黜昭帝。当即将此计写成密信,火速用快马飞传燕都。信中特别点出一句:事成后,即“迎立燕王为天子”(《汉书·霍光传》)。刘旦得书大喜过望,一面复书对这个“杀光夺帝”之计大加赞赏,并答应事成后即封上官桀为王,同享富贵;一面招募数以千计的郡国豪杰,昼夜筹划谋反之事。
刘旦哪会想到,他其实已经上当。
原来信中那句“迎立燕王为天子”最让刘旦心动的话,原是老谋深算的上官桀设下的一个诱饵,中藏杀机。此计还有一个更为秘密的“计中计”,那就是:杀掉霍光后,再“诱征燕王至而诛之,因废帝而立桀”(《汉书·外戚传》)。
此计若成,那么刘氏王朝就将改姓为上官王朝。
在密谋时,有个同党问:起事之时,当如何安置皇后?上官安脱口答道:追逐大鹿的猎犬,难道还顾得上小兔吗?
几个同党一时都惊得目瞪口呆。他们弄不明白:皇后不就是你上官安的亲生女儿吗?怎么可以在这种时候说丢就丢了呢?
上官安看看众人,又自负地朗声说道:此即所谓百世一时也!机不可失,时不我待。古人云:成大事者不计小失。大丈夫岂能作儿女之态!
就在这个“杀光夺帝”计谋紧锣密鼓地筹划着的日日夜夜里,另一条揭露这个计谋的行动线,也在曲曲折折地行进中。
行动线的始端,是一个退休赋闲在家官员,曾在大司农属下做过掌管田税的稻田使者,名叫燕苍。他有一个儿子,是在盖长公主府上当差的。儿子无意间说出了盖长公主与上官桀等人的密谋,燕苍以为事关大汉社稷,就报告了其时任大司农的杨敞。一向恭谨怕事的杨敞,听了吓得装起病来,不敢再出家门一步。不过最后他还是报告了谏大夫杜延年。杜延年奏报了朝廷。同年九月,昭帝发诏由丞相下令二千石以上官员追捕谋反者。结果是,上官桀父子和丁外人以及桑弘羊,皆族诛。曾为昭帝供养人的盖长公主,也畏罪自杀。诏书发至燕都,燕王刘旦与群臣宾客以及后妃对饮,慷慨悲歌,举座皆泣。随即以绶自绞而死。后妃等一同自杀者多达二十余人。
此案平息,霍光“威震海内”。不久丞相田千秋病故,武帝为昭帝留下的五位辅助大臣已只剩下霍光一人。《汉书》本传对霍光在昭帝时期的功业作了这样概括:
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讫(通“迄”)十三年,百姓充实,四夷宾服。
“十三年”是昭帝在位时间。这位从未亲过政的少年皇帝,只活了二十一岁,便因病溘然离世。紧接着便发生了刘髆之子刘贺继位那样一段荒唐而又危险的小插曲。它像一片莫明来由的阴云,蓦地出现在晴朗的天空,尽管很快散去,却给帝国带来了某种不祥的预兆。
刘贺:做了27天皇帝,发了1127道诏令
事情还得从上一小节已提到过的那个入主后宫时还只有六岁的上官皇后说起。
小皇后的娘家包括祖父上官桀、父亲上官安等等,全都因谋反受戮,而她之所以能够存活下来,除了毕竟是皇后,又年少,与谋逆无涉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她是霍光外孙女。
综观霍光一生,大体上没有脱出史家所作的四字之评:“沉静详审”。但人的欲望往往是会随着地位的改变而改变的。很可能就从“威震海内”那时起,霍光就为巩固和扩展自己的权位谋划起来。主意就打在已渐渐步入豆蔻年华的外孙女身上:如果小皇后能产下龙子,那么未来的汉家天子不就成了他的外曾孙,霍氏家族不就能永享荣华富贵了吗?为了实现这个梦想,这位秉政大臣居然暗示昭帝内侍和医官,让他们去吩咐内宫:皇上龙体欠安,禁止嫔妃入侍。这还不放心,又规定所有宫女都得穿上前后有裆的“穷裤”(古代无论男女多为无裆裤),并用多条带子紧紧缚住。
这就是说,霍光利用自己的权位要让他的外孙女独享与皇帝的交媾权!
但偏偏造化不肯配合,直到昭帝弥留之时,上官皇后也还没有怀上喜,而其他嫔妃连侍寝权也早被剥夺,自然更是绝对不可能有梦兰之望。这样到六世昭帝归天时,又出现了二世惠帝去世后碰到过的那个难题:无子可嗣。
无奈中,多数朝臣主张再回到“兄终弟及”路子上来。只是昭帝原是武帝小儿子,无弟可及。原有五个哥哥,也只剩下一个四哥广陵王刘胥,那就凑合着来一个“弟终兄及”吧。霍光却觉得不妥。提出的理由是这位广陵王动作无视法度,还叫楚地巫师装神弄鬼,暗中谋求帝位,这样的人如何能承继大统!这倒也是事实。但霍光内心似乎还有一个不便说出、却更为主要的原因:刘胥早已成年,一旦继位就该亲政,非但他这个秉政大臣只好“靠边站”,连他的外孙女上官皇后的地位也变得十分尴尬。而如果能另选一个年幼的侄辈继位,不仅他自己可以继续秉政,他的只有十五岁的外孙女也可名正言顺地被尊为皇太后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有一位郎官提出是否可以按照周初不立文王长子伯邑考而以其弟为武王这种“废长立少”的先例,迎立昌邑王刘贺入嗣时,霍光立刻认可。当日就由上官皇后以皇太后的名义发出懿旨,特遣少府史乐成、宗正刘德、光禄大夫丙吉和中郎将利汉等,速赴昌邑(今山东巨野南),急征昌邑王刘贺入京主丧。
原来这刘贺便是七、八两章都提到过的刘屈氂与李广利合谋欲立为皇太子的那个老昌邑王刘髆的儿子。案发后不久,刘髆便在悒郁中病故,王位由刘贺继嗣。这一年刘贺约二十岁,已当了十几年昌邑王。史书说他小眼、尖鼻,皮肤黝黑,体躯壮大,骄奢淫佚,狂纵无度。平日常与那些驺奴宰夫为伍,让他们戴上一种形状怪异的帽子,日夜戏狎为乐。王国官员如郎中令龚遂、中尉王吉等曾多次进谏,有时甚至涕泣膝行苦谏,刘贺却不是掩耳不听,就是当面答应改过,转身依然故我。他最喜欢驰骋弋猎,骑术倒是称得上一等,飞身跨鞍,疾如闪电,半日可跑三两百里。这回一听朝廷征召,以为终于逮到了一个逞能的好机会,只顾策马狂奔,一口气就跑了一百三十多里,独自先到了定陶。那些侍从官员和朝廷使者,全都被远远抛在后面,还有好几匹马累得倒下再也起不来。到达济阳,听说当地有一种稀珍的长鸣鸡,即命左右四出采购。路过弘农,竟又派他宠幸的大奴去附近弄来了几个绝色女子,藏在车内,任他强与为欢。快近长安时,龚遂提醒说:依照礼制,为君主奔丧,望见国都就应伤心哭泣,以示哀悼。刘贺却说:我正咽喉痛呢,哪里哭得出来!
长安这边,霍光与众大臣早在迎候。刘贺入宫,先由皇太后诏立为皇太子,继而授以皇帝玺绶,正式即位称帝。
这位总共做了二十七天皇帝的刘贺,却在庄严的未央宫内演了一出历史上罕见的荒唐而又危险的滑稽剧。他把昌邑国的官员,包括驺奴、宰夫等共二百余人全都召进宫来,成日与他们一起嬉闹,甚至象征帝国最高权力的玺书、符节也成了他随意戏耍的玩具。二十七天中共发了一千一百二十七道诏令,平均每天要发四十一道,内容则多是一些无聊的戏言。如其中有一道是发给一个名叫君卿的官员的:朕准许你讨十个老婆,再赐给你一千斤黄金;着中御府令立即开库奉金!依礼在天子丧期之内,宫中是禁止宴乐的。可刘贺却照样命人鼓吹歌舞,耍彘斗虎,宴饮喧嚣,还与昭帝留下的一些宫女淫乱,并下令说:有谁胆敢把这些事泄露出去,格杀勿论!
来自昌邑的原王国官员,此时分两种情况。少数如龚遂、王吉等继续利用各种机会竭力谏阻,只是一概无效。更多的则已授有重位要职,颐指气使,吆五喝六,大有取昭帝旧臣而代之之势。
霍光陷入了深深的忧惧。
这忧惧是双重的。一是作为这次选立的主要决策者,他对眼前这种混乱局面难辞其咎;二是他本人的权位以至生命,已受到那批来自昌邑的王国官员的极大威胁。
他开始了秘密串连。
这里就要说到霍光的另两个好帮手:田延年和张安世。
田延年初为霍光将军府幕僚,受到器重,迁为长史,出为河东太守,惩治豪强,威震一方。后以选入为大司农。霍光以为这位大司农为人笃诚,又有胆略,足可信赖,第一个先找了他。田延年建议不妨奏明皇太后,废去刘贺,另选新君。霍光原也有此意,只是不熟悉经书,不知道能否从先圣古贤的行事中找到相关依据。田延年举了个殷商时国王太甲纵欲乱德,右相伊尹曾将其放逐桐宫的故事,说:大将军若能仿此行事,那不就是我大汉的伊尹了吗?霍光听了甚受鼓舞,当即授给田延年一个加官名号:给事中。依武帝定下的官制,田延年所任大司农属外朝官,不得入侍禁中;有了“给事中”这一加官之号,便可出入禁中,侍从于皇帝左右。
接着霍光又去找张安世。
张安世原给事于尚书,以精于职事著闻。一次武帝巡行河东,途中遗失了三箱书,偏巧又急需查考,问问群臣,谁也说不清楚,唯独张安世一一记着,全都答了出来。后来购得这些书,拿来一核对,竟与张安世记的分毫不差。武帝很惊奇,当即擢任他为尚书令,后又迁为光禄大夫。霍光秉政,愈益倚重张安世,遇事总要找他商量。这时张安世已任车骑将军,听霍光一说,他也主张废贺另立,并愿意竭诚效命。已得到两人支持,霍光心里有了些底,就让田延年去报知也曾是霍光部属的杨敞。杨敞原任大司农,后任御史大夫。田千秋病故后,丞相之位由王訢出任,不到一年王訢也病故,因而此时杨敞又继王訢为相。
杨敞以恭谨胆小著闻。当年,一听燕王、上官谋反就害怕得装起了病;这回,田延年刚把霍光的废立之议说出,他又吓得脸色陡变,虚汗淋漓,嗫嚅了好半日也还说不成一句话。也许是为了缓和一下僵局,田延年起而离席更衣。这时一直在东厢房关切地听着来客谈话的丞相夫人急步走出,压着嗓子对杨敞说:如此重大国事,君侯怎能犹疑不决呢?既然大将军已有成议,你只管答应就是。不然,只恐祸在旦夕!
原来这位丞相夫人,很可能就是七章三节提到过的那位冒死奏请宣帝将《史记》公之于世的杨恽的母亲、此时约已故世了十余年的司马迁的女儿。
两人正这么说着,田延年已更衣归来,丞相夫人不及回避,索性坦然相见,在一旁促使夫君作出承诺,杨敞这才鼓鼓勇气,说出了愿奉大将军教令的话。
在获得丞相支持后,霍光便在未央宫召集群臣,正式征询废立之议。他开口一声“昌邑王”就引起了全场惊愕。因为刘贺即位后,臣属必须对他敬称“陛下”,再叫“昌邑王”就是死罪。霍光说:昌邑王行多昏乱,社稷有危,诸公以为如何是好?
会场一片寂静,群臣或面面相觑,或环顾四望,谁也不敢说话。
霍光正担忧时,忽见田延年推案离席,按剑奋起,大声说道:先帝以幼孤托付大将军,委寄全权,原是因大将军忠贤,足可安定刘氏。如今京师群议鼎沸,社稷将倾,大将军若不速定大计,坐令汉室绝祀,试问大将军死后,尚有何面目见先帝于泉下?今日之事,当断即断!群僚中若有应声落后者,臣请当廷仗剑斩之!
霍光拱手称谢,顺势说道:大臣们责备得很对。天下汹汹,生民不安,其咎在光。今为遵先帝遗命,维护汉统,光当万死不辞!
于是群臣便一齐叩头说道:万姓之命系于大将军一身,只要大将军下令,臣等无不遵从!
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七月某日,霍光带领群臣进见皇太后,具陈昌邑王刘贺不可以承嗣宗庙之状。皇太后起驾未央宫承明殿,召刘贺,并下旨各道禁门不得让原昌邑国官员进入。禁门外,车骑将军张安世早已率领羽林禁军将王国官员一一收缚交付廷尉诏狱。刘贺还蒙在鼓里,傻乎乎地责问霍光:朕那些臣子犯有何罪,大将军为何要系缚他们?直到谒者传出皇太后懿旨,命昌邑王上殿听诏,他才约略感觉到了一点事情的严重性。按礼制规定:“为人后者,为之子也。”(《汉书·武五子传》)刘贺既嗣昭帝之位,依礼也就成了昭帝的儿子。因而尽管在他面前的是一个要比他还要小五六岁的女孩子,但这个小女孩却有着既是皇太后又是母亲的双重身份,刘贺再狂纵,也只好恭恭敬敬跪在她的膝下,听候发落。
这时端坐于武帐中的上官太后,身披珠襦,一脸庄重。武帐左右,内宫侍御提刀持剑,寒光逼人;殿陛两旁,期门武士秉戈执戟,威武森严。经过专业训练的尚书令,正在拿腔捉调地朗读一份丞相杨敞、大司马大将军霍光等三十六位大臣的联名奏章,其中详细列举了刘贺种种非礼、非法和不端之事。当读到刘贺竟与昭帝留下的众宫女淫乱一节时,上官太后蓦地发威,大喝一声:停!尚书令应声停止朗读。这位少女太后伸出纤指向刘贺怒斥道:尔为人臣、为人子,可以如此悖乱吗?
刘贺膝退数步,惶恐叩首,颤栗着说:儿臣、儿臣不敢!
奏章末尾,引《春秋》周襄王因事母不孝而被黜居于郑的典故,接着说:今陛下之昏乱远过于当年周襄王,不可以再承天序,奉宗庙,子万民,故当废。臣等谨以此昧死上闻。
尚书令读毕,上官太后说了一个字:可。霍光即命昌邑王起拜受诏。刘贺还想辩解几句,霍光不容分说,伸手将他用绶带系挂于腰间的天子之玺解下,双手捧持进于皇太后,随即挽着刘贺出殿,群臣默然随送。来到金马门,一辆将把这位废帝安顿到原昌邑国在长安的府邸去的乘舆副车,早在此等候。做了二十七天皇帝的刘贺,到这时才似乎猛然梦醒,仰首望着西天拜了两拜,苦笑着感叹一声说道:刘贺啊刘贺,尔愚戆如此,原本就不该任汉事的啊!待到这位立也是霍光、废也是霍光的倒霉皇帝登上副车时,霍光对他说了这样一番含义微妙的话——
王行自绝于天,臣等驽怯,不能杀身报德。臣宁负王,不敢负社稷。愿王自爱,臣长不复见左右。(《汉书》本传)
所谓“臣长不复见左右”,就是说你死了“卷土重来”的心吧,永远别想再见到我!
霍光一转身,背后响起了副车离去的马蹄声,一颗悬了多日的心终于落了下来。这时却忽而鼻腔一酸,滴下了两行清泪。
刘贺一废,原昌邑国官员,除曾对刘贺作过多次诤谏的龚遂、王吉罪减一等,“髡为城旦”即剃去头发、罚做苦役外,其余两百余人竟不分青红皂白一律诛杀。在王国官员中,有几个人曾主张先下手为强,杀掉霍光等朝廷大臣以巩固刘贺帝位的,他们在被押赴闹市受刑途中一路狂呼悲号:真是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啊!
如何处置废帝刘贺,群臣曾有过一些争议,最后霍光以皇太后名义作出的决定是:退回昌邑,削去王号,另给食邑二千户。原昌邑国改为山阳郡。已经不是昌邑王的刘贺仍住在那座旧王宫里,有一百多奴婢,十六个妻子,生了一大群子女,过的是十足的寄生虫式的生活。但对新继位的皇帝来说,一个依旧活着的废帝,仍然视为是一种严重的威胁。因而宣帝时曾多次密诏山阳郡守务必严加监控,发现异常,立刻奏报。刘贺在应对监控人员的查问时,常常是衣著奇特,举止怪异,言谈愚戆。也许正是靠了这套装疯卖傻的办法,他才得以苟活了下来。至宣帝即位十一年以后的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被封为海昏侯。五年后卒。终年约三十五六岁。
有道国不可一日无君。废去刘贺,再到哪里去找一个汉家天子呢?
尽管武帝的孙子一辈还有好几个,宗室中诸侯王更有一大群,但却找不出一个合适的。未央宫里,以霍光为首的大臣们刚闯过一道险关,又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几次商议都没有找到出路。
为破解这个难题带来一线希望的,是曾做过霍光将军府长史、此时已升任为光禄大夫的丙吉。他提出了一个未来新皇的人选:戾太子刘据的孙子刘病已。
丙吉是冒着风险提出这个建议的。因为他推举的刘病已还在襁褓中就做了囚徒,后虽遇大赦获释,但头顶总还笼罩着祖父刘据那个没有彻底平反的谋反事件的阴影,既无任何封号,甚至也算不得皇室正式成员,如今也还流落在长安城郊民间。
丙吉向霍光上了一道奏记,看得出来他是陪足了小心,又用足了心思的。文中先赞颂了霍光受遗命以来辅佐幼主,立、废昌邑的丰功伟绩,接着说“方今社稷宗庙群生之命在将军之壹举”,然后提出他要推举的人。他说这位武帝曾孙此时该已有十八九岁,“通经术,有美材,行安而节和”,愿大将军予以考虑。为稳妥起见,不妨再参以蓍龟占卜,若可,先让他进宫入侍一段时间,“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后决定大策,天下幸甚”(《汉书》本传)。
令丙吉兴奋不已的是,事情进行得出乎意料的顺利。霍光与诸大臣一商议,张安世、杜延年等都称赞刘病已贤德,以为可以嗣昭帝之后。于是奏明皇太后,迎皇曾孙入宫。一介平民是不能直接登上帝王极位的,所以先得封他为阳武侯,然后奉上天子玺绶,谒高帝太庙,受群臣朝贺称帝。是为宣帝。即位后,因考虑到原名“病已”是两个常用字,容易犯讳,故改为单名“询”。
宣帝的继位有一点是与文帝相同的:皆由大臣迎立。因而他也像文帝那样,最先要做的事便是封赏霍光等迎立有功大臣。受封赏者多达二十五人,其中有:
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加封七千户,前已封一万三千户,合计二万户。前后赏赐黄金七千斤,钱六千万,杂缯三万疋,奴婢一百七十人,马二千匹,甲第一区。
右将军光禄勋张安世:加封一万零六百户,前已封三千户,合计一万三千六百户。
太仆右曹给事中杜延年:加封二千三百户,前已封二千七百户,合计五千户。
光禄大夫给事中丙吉:封为关内侯,不久又升任为御史大夫。
但直到此时为止,朝廷上下,包括宣帝自己,都还不知道当年那个出生才数月、名叫病已的婴儿,是如何在监狱这样的生存环境中逃过一次又一次劫难奇迹般存活下来的,后来又是如何几经曲折渐渐成长起来的。宣帝在即位七年后的某一天,忽而收到一封让他大为惊异的信。信是宫中一个名叫则的老婢女写的,说她曾育养过刚出生时的皇帝。问问诸大臣,又谁也说不清当时的详情。后来有个小狱吏写了一道由丙吉转呈的奏章,这才知道其实这个老婢女虽也曾养育过一段时间,但并不尽责,还曾因此受过鞭笞;真正细心体贴育养和呵护过宣帝幼时的,是另外两个女囚,叫郭征卿、胡组。但宣帝仍觉得其中有蹊跷,因为这道奏章有好几支竹简隐约有删削的痕迹。经辗转查究,又询问了丙吉,这才终于弄清楚,奏章上原有大段关于丙吉如何冒死救护皇曾孙的内容,后来被人删去。
删削者不是别人,正是为人纯厚、从不愿以旧功自夸的丙吉自己。
两位特殊的保傅:丙吉与张贺
丙吉,鲁国(今山东曲阜鲁故城)人。曾任廷尉右监,坐法失官,贬为州从事。巫蛊之祸起,奉诏治郡邸狱。一次巡狱,忽而听到几声婴儿啼哭。经查问,才知那个出生才数月的男婴,竟还是武帝的曾孙、刘据的孙子。丙吉很哀怜这个孩子,便借个由头,将他转移到较为干燥、宽敞的监房,又特地找了两名做事谨慎、待人温和体贴的女囚郭征卿和胡组,嘱咐她们好生育养。孩子多病,几次险些夭亡,因起名“病已”,以期平安长大。从此,及时给这个孩子请医送药,关心他的冷暖饥饱,成了丙吉日夜都无法放下的一桩心事。有一段时间,掌管府藏的少内以没有诏令为由,断绝了对刘病已的廪食供应,丙吉便自己拿出米肉来供养这个被遗弃了的皇曾孙。
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初春的一个夜晚,突然听到了一阵阵擂鼓般的敲门声。来者是内谒令郭穰,随带数名执戈持戟的卫士,说是奉诏前来监杀狱中囚犯的。丙吉一听,严命吏卒监守狱门,拒绝郭穰等进入。原来此时武帝已病重而入住于五柞宫,有个自称善于“望气”(通过观察云气预知人事吉凶)的方士说他望到长安狱中有一股天子之气,已陷入昏乱的武帝以为这是对他生命的一种威胁,竟下旨要将狱中囚犯一律处死!
被堵绝在狱门外的郭穰高声怒斥道:大胆丙吉,难道你竟敢抗旨吗?
丙吉应道:天子以好生为大德,常人无辜,尚且不可妄杀,更何况狱中有皇曾孙在呢,臣昧死不敢奉诏!
双方就这么对峙着,隔着一道狱门,一直相持到天明。
郭穰怒气冲冲回到五柞宫,上了一道劾奏,说丙吉抗旨拒命,罪当大辟。武帝阅后反倒省悟了,说:这大概是上天要他这样做的吧?下诏不仅赦免了丙吉和刘病已,连带郡邸狱中所有罪犯也全都免去了死罪。
武帝去世,昭帝继位,颁诏大赦,渐及髫龄的刘病已这才得以获释出狱。丙吉经多方探问,得知孩子的祖母史良娣(刘据之妾。姓史,良娣为太子妻妾名号,属第二等)的老母亲还住在鲁地乡间,虽年届古稀,却还清健,于是便将刘病已带到这位外太祖母身边。几经灾难居然还能见到自己的亲骨肉,老人感伤不已,对曾外孙自然百般疼爱。这个一出生就陷入囹圄的孩子,到这时才开始享受到一点亲情的温暖。
不久,有诏将刘病已收回“掖庭养视”,并“属籍宗正”。掖庭是后宫的一个官署,掌管后妃之事。宗正也是官署名,掌管皇族及外戚。这也就是说,到这时候刘病已才以外戚史氏的身份,报上了由宗正掌管的宗室户籍,但仍然算不上是皇室正式成员。
在掖庭这个皇室大院里,刘病已又遇到了一个尽心竭力扶养、培育他的人:张安世的哥哥、时任掖庭令的张贺。
依汉制,掖庭令皆由宦官充任。张贺原为刘据太子宫宾客,并受到刘据信用。巫蛊之祸案发,其余宾客全都伏诛,张贺则因弟弟张安世的上书请求,得以免死,改为宫刑。受刑后的张贺成了无性之人,反倒使他有了出任掖庭令的“资格”。张贺虽是因刘据案牵连而受刑的,却没有想到为避嫌而远离刘据后裔,反而日思图报,因而对病已格外关爱。看看孩子日渐长大,先是自己教他识字,后又出资为他聘请业师,授以《诗》、《论语》、《孝经》等。难得病已高材好学,几年下来便卓尔有成。待到可以谈婚论娶的年岁,张贺又开始为他未来妻室操心。张贺有一孙女,与病已倒是年貌相当,有心想把他们结成一对,就先去找弟弟商量。谁知此时已升任为车骑将军光禄勋的张安世一听就发怒道:病已虽也算是个曾皇孙,可他是戾太子的后裔呀!像他这种情况,能够以平民身份获得官家供给衣食也就该知足了,我堂堂张氏之女岂可许配这种人!张贺吓得不敢再开口,心里却还盘算着,总得让这位可怜的皇曾孙自己有个家室才好。
巧的是,张贺下属中有个在暴室(掌宫中织染)当差的小吏叫许广汉,他有一女,名平君,原已许与宫中内者令为妻,不料刚要迎亲,那新郎却一命呜呼。剩下的这个很难再嫁的新娘,张贺觉得配与病已倒挺合适。便备了点酒菜,把许广汉请来晤谈。三樽落肚,便乘兴做起了伐柯老人。广汉正为女儿的亲事发愁呢,一听居然还能有个好歹也算是皇曾孙的人愿意做自己的女婿,不由喜出望外,当即满口应承。谁知回家一说,妻子火冒三丈,说女儿是看过相的,将来定当大富大贵,哪能白白嫁给一个一落娘胎就蹲大牢的人!广汉百般劝说无效,索性自作主张,径与张贺商量。张贺竭力促成,并用自己的家财代为皇曾孙行聘。不过一两个月,从纳采迎亲六礼俱全,刘病已与许平君就这样正式做成了夫妻,过起了平头百姓那样的恩爱、平静的小日子。
在这期间,正处于青春勃发期的刘病已,除完成学业外,也爱好斗鸡走马,与各色人等交游,成年累月上下于诸陵之间,畅游于三辅之地,从中了解世态人情,吏治得失。在莲匀盐地一带甚至还有几次受人欺侮,但他并没有因此停止自己的脚步。逗留时间最多的是京城之南的下杜,那里陡峭的山峦,迷人的野景,常常使他留连忘返。直到有一天,一辆由太仆杜延年驾驭的猎车把他迎入未央宫即位称帝,才结束了这种自由自在的漫游生活。
宣帝了解了自己如此艰难的成长过程后,着实感动,对曾经冒死救护过自己而又一直默默不道旧恩的丙吉,尤为钦敬。当即派人寻访郭征卿、胡组两位女囚,不幸已先后去世,只好厚赏了他们的子孙。对那位名叫则的老婢女,也恢复了她的自由民身份,并赐钱十万。令宣帝伤感不已的是,此时张贺也已去世,而丙吉又身患重病,卧床不起。只得赶紧下了两道诏文,一道送到张贺墓前,追封他为恩德侯,置守冢二百户;一道送到丙吉府第,封他为博阳侯。食邑一千三百户。丙吉幸得病愈,上书再三辞谢,奉还印绶,说自己无功不应受禄,空名不可受赏。宣帝诚挚、恳切地回复了他这样一段话——
朕之封君,非空名也;而君上书归侯印,是显朕之不德也。方今天下少事,君其专精神,省思虑,近医药,以自持。(《汉书·丙吉传》)
丙吉后来官至丞相,对属下宽厚礼让,对政事职责分明。有一则轶事说他一次出行,途中看到一群人在械斗,死伤横道,他连头也不回。后来又看到有人在赶牛,那牛喘得吐出了舌头,他赶紧下车问个仔细。随行的掾史以为这是轻重不分,弄不懂丞相何以要如此行事。丙吉回答说:民人相斗以致死伤,那是长安令、京兆尹职掌范围内的事,丞相只要到年终按考课对他们施行赏罚即可,不必亲自过问。而牛喘而至于吐舌,如果不是长途驱赶,就是气候炎热所致。但眼下还是春季,按说不该如此,这就很可能是时气失节的一种迹象。身为丞相当调和阴阳,故须问个清楚,不敢疏忽大意。丙吉为相四年,临终前,向宣帝举荐了杜延年、于定国、陈万年等三人,后来各任重职,并有政声。宣帝因而称赞丙吉知人善任。
古代官制有保、傅,也称太保、太傅,或少保、少傅,其职责是育养、傅教太子。丙吉与张贺无此职名,却出色地完成了此种职责。他们是两位特殊的保傅。这种特殊性还表现在,他们非但不可能得到任何酬报,还得冒着声名被玷污,甚至家族被诛灭的危险。古语有云:一生一死,乃知世情;一贵一贱,方知世态。丙吉、张贺不以生死贵贱为转移,应当是两位特别值得尊敬的古人。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说说那位一度嫁不出去的平君姑娘。
当年的一对患难夫妻,如今刘病已做了皇帝,许平君自然跟着身价百倍,受封为婕妤,官秩视上卿,爵位比列侯。
让人忍俊不禁的是,那位年仅十五、才做了二十七天皇太后的上官氏,这回又升了一大级,被尊为太皇太后。
宣帝既已继位,霍光奏请归政,宣帝却据说因“谦让”而“不受”,朝中诸事依旧先禀报霍光,再奏明宣帝。
此时后宫最有诱惑力的皇后之位还空着。
按说许平君与宣帝是结发夫妻,皇后之位非她莫属。但却偏偏出现了一个竞争对手,就是霍光的小女儿霍成君。此时刚刚被迎立的宣帝未享有一言九鼎的权威,而小女子霍成君却有着两座坚强有力的靠山:一是老爹霍光,秉政多年,声威赫赫;二是她的外甥女,就是那位其实还是少女却已成为刘汉皇室名义上的道德丰碑太皇太后上官氏!
在这种情况下,当廷议立谁为皇后时,公卿大臣们多数把他们的意向票投向了霍光的小女儿霍成君。
为了维护自己的权位和保护共过患难的妻子,这时宣帝第一次使用了他的智慧。他发了一道奇特的诏令:朕有一柄故剑,曾相伴晨昏,不忍舍弃。望速为之求得!这道没头没脑的诏令,着实让公卿大臣们琢磨了好些日子。经过几番商议,终于猜到了它的真实含义。于是联名奏请立许婕妤为皇后,果然,宣帝立刻高兴地画了个“可”字。
一个民间女子平步青云,突然成了母仪天下的皇后,这自然是极大的幸运。但老子说得好:“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不到三年,忽而传出噩耗:刚分过娩的许皇后不明不白地暴死于长安宫!
一年后,霍成君如愿以偿,戴上了尊贵无比的皇后凤冠。
再以后,渐渐地从那警卫森严的后宫时不时会透露出一点消息来,说许皇后是被人谋杀的,而且案情还牵涉到霍光!
霍光的去世与霍氏家族的覆灭
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前后秉政二十年。他的儿子霍禹、哥哥霍去病的孙子霍云,皆任中郎将;霍云的弟弟霍山为奉车都尉侍中;霍光的两个女婿分别为东、西宫卫尉。另外还有诸兄弟的女婿、外孙,或为诸曹大夫,或为骑都尉,皆得给事禁中,并享有奉朝请的政治优遇。因而《汉书》本传用了这样一句话来概括霍光及其家族的权势:“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
对霍光显赫的气势,宣帝一踏进未央宫就已感受到了。那是在去长陵拜谒高帝太庙路上。先由霍光陪乘,宣帝感到若有“芒刺在背”,浑身不自在;回来换了张安世陪乘,便一下从容舒泰,怡然自若。以后每逢霍光朝见,宣帝总是虚己敛容,礼遇甚恭。在帝王制度语境下,这种情况显然已很不正常。偏偏霍光却还不知激流勇退。宣帝即位后,他只是礼节性地提出要“归政”,宣帝“谦让不受”,他也就继续秉掌纲纪。诚如宋代司马光所言,此时是“人主蓄愤于上,吏民积怨于下”(《资治通鉴·汉纪十七》),照此继续发展,皇帝与权臣之间的一场生死对决已是不可避免。好在只过了七年,至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春,霍光便因病去世。应当说,这对霍光是一种幸运。霍光病危时,宣帝曾亲往探视,并“为之涕泣”,这眼泪的成分就相当复杂。霍光死后,宣帝以超越大臣而近似天子的隆重礼仪为他下葬。霍光生前的博陆侯封号由其子霍禹继嗣,再赐谥霍光为宣成侯。同时又分别封霍光之侄孙霍云为冠阳侯,霍山为乐平侯,并以奉车都尉领尚书事。尽管史书没有记下宣帝做完这一切以后是一种怎样的心情,但我们却不难想见,他一定松松快快地长长吁了一口气。从此,宣帝结束了“芒刺在背”的日子,开始独擅皇权,亲掌朝政,施展他的励精图治抱负;汉帝国也结束了自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武帝去世以来长达二十年由异姓大臣秉政的特殊时期,国家最高权力又回到了汉家天子之手。
留下的一个难题是如何彻底改变霍氏“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的局面。
宣帝做得很谨慎,也颇有章法,只是后来处理还是过于严苛了些。
上文说到霍光有三个好帮手:张安世、杜延年和田延年。此前,田延年因在大司农任上谎报牛车费案发而自杀,杜延年也在霍光死后不久被免官,后复召先后出为北地、西河太守。在朝的,还剩下一个张安世,时任右将军光禄勋。
宣帝最先采取的一项措施,就是采纳御史大夫魏相的奏议,拜授张安世为大司马大将军,以继霍光之任。张安世一听说将以他为霍光后任,慌忙请求召见,惶恐免冠跪奏,说他怎么也不敢当此大任,无论如何恳求皇上垂怜,以全老臣性命。张安世之所如此惶恐,就因为自己曾受霍光重用,而此种经历如今已被视为劣迹。但在宣帝看来,张安世可授以重任,除了他为人谦恭,谨守君臣之礼以外,恰恰因为他曾为霍光得力助手,可借以减少霍氏阻力,或者说麻痹霍氏,以稳定大局。宣帝笑着说:君不必太过谦让。君而不可,尚有谁可!仍授以为大司马,只是将大将军之号改为车骑将军,兼领尚书事。数月后,罢车骑将军屯兵,更为卫将军,两宫卫尉及城门、北军,全由张安世统领。但张安世却怎么也放不下曾为霍光重臣这块心病,日夜忧惧,胆颤心惊,以至弄得面黄肌瘦,不像人样。经宣帝劝慰,才稍自宽解。此后他一直谨小慎微,不敢专主,总要禀奏宣帝裁定。有功全归主上,有过则先自承担。对属下宽厚,对家人从不为之请求,因而得以善终,《汉书》本传赞之为“安世履道,满而不溢”。
宣帝采取的第二项措施是重用魏相。先授以“给事中”之号。魏相原任御史大夫虽位列三公,但因属外朝官,无特别诏旨不得出入禁中;加授给事中后,便有了类似中朝官的资格,得以给事禁中,以备随时应对皇帝顾问。接着又赐原丞相韦贤黄金百斤,准其退休,而擢任魏相为丞相。同时任光禄大夫给事中丙吉为御史大夫。魏、丙素相友好,在宣帝之世,二人交替、相继为御史大夫和丞相。魏相严峻,丙吉宽和,相得益彰。所以《汉书》同为列传,称:“孝宣中兴,丙、魏有声”。
与曾为霍光得力助手的张安世不同,魏相在任河南太守期间因某些案例处理过严而被霍光下过大狱,在霍光死后的政治氛围中,他成了一个极敏感的人物。宣帝如此接连推重魏相,显然是在自己地位已经较为稳固后,有意作出的一种进攻性姿态。果然诏令一出,霍氏阵营被震动了!
这里先得简略介绍一下霍氏家族中的一位核心人物——霍显。
霍光元配东闾氏,生下一女后,不幸早殁。府上有个名叫显的婢女,颇有几分姿色,霍光十分喜爱,便纳以为妾。后来生下几个子女,其中最受娇宠的便是小女成君。霍光没有再娶,霍显就成了继室。宣帝刚即位时,成君已有十四五岁。当时公卿大臣多附势霍氏,霍显满以为小女可以稳稳做成皇后,不料宣帝偏偏愿求故剑,结果竟让一个来自乡野的许氏正位中宫,这叫她如何忍得下这口气!日思夜谋,不设法将这个占了她女儿皇后之位的女人除掉此心难平!这么熬了三两年,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许皇后还在民间就与宣帝生过一子,取名刘奭。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再次怀孕,将要临产,偶染微恙,有个女医叫淳于衍的,应诏入宫昼夜陪伴侍奉。这女医与霍显原就有些交往,女医的丈夫是在掖庭做门卫的,想通过女人这条内线弄个监官当当。这天淳于衍就找上门来想通点路子。霍显一听,暗自心喜,就说:好啊!你那郎君想当监官那还不容易吗?只要我家大将军说句话就是。不过古人说得好:投我以桃,报之以李,你用什么报答我呢?
淳于衍应声道:夫人尽管吩咐,奴家定当竭力效命!
于是霍显就把霍光如何宠爱他的小女儿,一心希望她入主后宫,后来又如何被许氏抢了先的经过说了说,接着便提出了要淳于衍利用进汤药机会毒杀许皇后的要求。然后说:这女人分娩,原是九死一生的事,谁也不会怪罪到你头上去的。待那女人一死,皇后的位置就是我女儿的了。到那时,这大富大贵就由我们两家来共享。你看看,天下哪里还有比这更好的好事!
淳于衍听着不由大惊失色,颤抖着说:为皇后进药,规定须由众医调配,服时又得有人先尝,我又如何能从中下手!
霍显冷笑一声说:这恐怕不是你能不能做,而是你愿不愿做吧?你愿做,肯定有办法。再说你做了,即便有个轻重缓急,如今我家大将军独担着朝纲,由他撑着,你又何须多虑呢?
淳于衍沉吟半晌,说:那我就设法尽力去做吧。
许皇后临盆生下一女,倒还顺利;只是产后虚弱,需要调理。经御医拟定一方,合丸进服。淳于衍伺机将潜藏于怀的一种含有毒性的附子细末掺入丸内。许皇后服后就觉得胸闷难忍,虚汗淋淋,不过半刻工夫便含冤死去。
此案一发,包括淳于衍在内的所有为许皇后诊视过的医护人员,全都收系诏狱。这下霍显害怕了,不得不将毒杀许皇后的实情告知了霍光。哭泣着说:如今已是覆水难收,悔也无及。恳请大将军为之调护,毋令官吏拷问淳于衍,倘若她打熬不过吐出实情,那就要殃及我们全家啦!
霍光听后大为吃惊。欲待举发,又想到纵使侥幸保全一门,娇妻霍显定将受戮,又于心何忍!当时只是默然不应,后来得便向宣帝进奏,委婉地将许皇后之死说成是产后疾病使然,劝慰宣帝以社稷为重,厚施仁德,若过多加罪于诸医,恐有失皇恩。宣帝也以为然,遂下诏赦免了淳于衍及其余医护人等。
一年后,即本始四年(公元前70年),经霍光细心周旋,女儿霍成君被册封为皇后。
终于如愿以偿的霍显夫人,现在过起了她一生中最风光的日子:女儿是皇后,女婿是皇帝,丈夫是秉政大臣,而那位年轻的太皇太后上官氏,还是她的外孙女呢!未央、长乐宫禁之地,简直成了她自家内院,任她自由出入,摆足了威风。只可惜好景不长,两年后霍光便一病不起,溘然离她而去。宣帝以近似天子的宏大礼仪隆重地安葬了霍光,这使霍显产生了一个错觉,以为没有了霍光的霍氏家族还将永享大富大贵。她凭借着特殊权势,一面为先夫越制扩建茔墓:周围起阙,中筑神道,又盛饰祠宇,辇阁直通永巷,还将那些年老婢妾全都幽闭到神道中去看守祠墓;一面又为自己广修宅第,制作辇舆,黄金为饰,锦绣为茵,令侍婢挽引着四处逍遥快活。只是日子一久,却也难免寂寞。于是又将自己还在做婢女时的一个旧情人召了来。此人叫冯殷,因长得姣好俊美,以古代美男子子都为号,称冯子都。霍显自从有了冯子都为伴,越发游乐无度。
在这期间,霍光的儿子、侄孙,包括霍禹、霍云、霍山等等,更是大造宅第,招聚宾客,走马平乐馆,围猎黄山苑,甚至依制对天子应有的朝请也懒得参加,随便派个苍头奴仆去应付了事,自己只顾终日游乐,无所忌惮。
这样直到宣帝对张安世接连委以重任,陶醉在欢乐乡中的霍显才有了某种不祥的预感。接着宣帝又授魏相以给事中之号,这位颇有些政治头脑的贵夫人,突然发觉霍氏家族已为一张无形的厄运之网所笼罩,且似乎正在缓缓收紧。慌乱中她将几个儿子和侄孙找来警告他们说:尔等只顾日夜享乐嬉戏,就是不肯听我的话,想一想如何来承继大将军的余业。如今人家魏大夫已加授了“给事中”,你们难道不知道这“给事中”是干什么的吗?那是随时可以见皇上的呀!倘若有人一进谗,还有我们霍家人的活路吗?
偏在这时,发生了一桩霍、魏两家家奴相争于道的事件。霍府家奴有恃无恐,竟气势汹汹地要冲进御史府去打闹,魏相只好亲自出来叩头谢罪,这帮人总算扬长而去。霍显得报,立即重重责罚了那几个家奴,心里却还愤愤不已。她知道,正在受到皇上重用的魏相哪会真心服软,说不定使的就是一条后发制人之计呢!
果然魏相又提出了一道“去副封以防壅蔽”的奏议,得到宣帝认可后,当即付诸实施。
这道奏议实际是一次夺权,而剥夺的对象正是以奉车都尉而“兼领尚书事”的霍山。
原来依汉成制,凡吏民上书,都得有正、副二封。先由领尚书事的官员将副本阅读一遍,以为所言尚可,则奏之;不可,则摒去。这也就是说,吏民上书皇帝能否看到,决定权全在领尚书事官员手里。霍显最大的心病是怕有人上书揭举她毒杀许皇后之事,以前因有掌理尚书事的侄孙霍山挡着,还稍微可以放心些;如今魏相奏议取消副封,这就等于叫霍山靠边站,吏民上书不再有任何中间环节,可以直达天子,一旦有人告发,后果将是何等可怕啊!
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女人,从此每当与她小辈见面时,总是先相互诉说霍氏权势如何被日益侵削,而许氏、史氏(分别为宣帝岳父、祖母家族)又如何日趋显赫的种种伤心事,接着是怨天尤人,然后是相对哭泣。
但她仍存有一线希望,因为她还有一个当皇后的女儿。希望女儿早早生下一子,并顺利继位登极。到那时,她不就是万岁爷的外祖母了吗?看还有谁敢像现在这样欺侮她!
她就这样熬着这股气又过了一年多。
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四月,宣帝立已故许皇后所生刘奭为皇太子。
这消息对霍显不啻是五雷轰顶。她不思饮食,不时大口呕血。她断断续续哭嚷着:刘奭那个乡野小子,他凭什么立为皇储?照这么说来,我女儿,堂堂的当今皇后,倘若生下一子,不是反倒只能封个诸侯王了吗?呵,公道在哪里?天理又何在啊!
怨愤而至于极,她又想到来一个故伎重演。这回是暗中让她的女儿皇后霍成君去毒杀皇太子刘奭,办法仍是在食物中做手脚。霍皇后以继母的身份几次给刘奭赐食,都因那些保、傅太子的官员看护得紧而无法得手。
就在这时,当年霍显毒杀许皇后的事已开始在宫中若隐若现地传开。宣帝其实也早已有所怀疑,这时便采取了一个釜底抽薪的措施:撤去霍禹的右将军屯兵官属,仅保留一个名义上与父亲霍光相同的官名:大司马;但只戴小冠,不佩印绶,实际只是个空衔。与此同时,又将霍氏家族中原来掌控着警卫京城、皇宫武装力量的那些官员,其中包括霍光自己和他姐姐、女儿的几个女婿,先后收回其军权,或改任闲职,或调离京师。从这时开始,“诸领胡越骑、羽林及两宫卫将屯兵,悉易以[宣帝]所亲信许、史子弟代之”(《汉书·霍光传》)。这就是说,由许、史二族对霍氏来了个大换班。
已被缴了械的霍氏家族,还不想坐以待毙。他们作了困兽犹斗式的反抗,甚至异想天开到欲取刘汉而代之。商定的办法是:请出上官太后,以她的名义,设宴邀请丞相魏相等诸大臣参加,于席间“承太后制斩之,因废天子而立[霍]禹”(《汉书·霍光传》)。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出,这其实是十几年前燕王、上官桀谋反时准备采用却没有来得及实施的老办法的再版,只是那时的设宴者盖长公主换成了如今的上官太后。在西汉两百余年多起谋反案例中,要算这一回最为低劣:既没有像样的策略计谋,也写不出具有号召力的檄文,甚至连政治口号也没有一个。核心人物霍显只能算个刁泼之妇,其余霍禹、霍云、霍山等也全是无能之辈,他们的失败是一开始就注定了的。结果自然是还没有来得及动手,就在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五月被一锅端掉。霍云、霍山皆自杀,霍禹腰斩,霍显以及诸女婿,包括那个女医淳于衍,全都弃市。宣帝时刑狱总体上还算平正,但他对此案的处理还是过于严苛,株连也广:“与霍氏相连坐诛灭者,数千家。”(《汉书·霍光传》)这“数千家”极大多数应属无辜,或至少罪不至于非“诛灭”不可。
顺便说一下,霍氏虽因谋反而被诛灭,宣帝对霍光功绩的推崇却一如既往。十五年后的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宣帝因“思肱股之美”而特设麒麟阁,为功臣画像陈列其中。共十一位,霍光不仅被列为首位,而且唯有他,不称名,只记为“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姓霍氏”(据《汉书·苏武传》)。能入麒麟阁在当时已被视为特殊荣誉,霍光更享有在这种特殊荣誉中的最高荣誉。
霍氏谋反案了结后,宣帝又继续当国十七年,前后在位共二十五年,于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十二月病故,享年四十三岁。汉帝国高帝以后十帝,多数自幼长于宫中,享有当时最优越的生活和教育条件。唯有文帝与宣帝,一个青少年时默默蛰居于代国,与底层民众有较多接触;一个更是在囹圄中度过了整个童年,其后又长年浪迹于民间。但正是这些对皇家来说显然属于“另类”的生活经历,反而使他们获得了在正常的太子宫里不可能获得的学问和体验。班固称宣帝因“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故其为治“信赏必罚”,“吏称其职,民安其业”,又“信威北夷,单于慕义,稽首称藩”,从而得以“功光祖宗,业垂后嗣”(《汉书》本纪赞、循吏传序)。但宣帝后期重用宦官弘恭、石显,应是一项弊政,还给后继的元帝留下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所以荀悦称宣帝“仁心文德足以为贤主”,然弘、石用事则是“明不照奸,决不断恶,岂不惜哉”(《两汉纪·孝元皇帝纪》)!
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正月某日,宣帝设宴,皇太子刘奭陪侍。此时这位在逆境中艰难成长起来的皇帝行将步入不惑,而刘奭也已有二十三四岁,那个极为敏感的皇权传承问题又开始凸显出来。酒酣耳热之际,这对特殊父子有一番坦率的对话,本书六章二节已全文引录。大意谓“柔仁好儒”的刘奭批评父亲“持刑太深”,建议“宜用儒生”。宣帝一听顿时“作色”,说“汉家自有制度”,这个制度就是“霸王道杂之”,也即杂用法家、儒家,“奈何纯用德教”:怎么能全用儒家呢?末了,宣帝叹息一声说:“乱我家者,太子也!”
值得注意的是,《汉书·元帝纪》在记载了上述对话后,还有这样一段文字——
引文中“淮阳王”指宣帝次子刘钦,为最受宠爱的张婕妤所生。其人“壮大,好经书法律,聪达有材”。宣帝常在人前夸耀说:淮阳王“真我子也”(《汉书·宣元六王传》)!“许氏”指宣帝微贱时所娶许平君,刘奭生母,立皇后三年被霍显毒杀。这段记载说明,宣帝是因为不忘许氏共过患难的旧情,才没有废刘奭而另立刘钦为皇太子的。
刘奭继位便是元帝。作为一个人,刘奭称得上相当优秀。他秉性仁慈,待人宽和;饱读诗书,且多才多艺:不仅会弹琴吹箫,作词度曲,还练得一手绝技:能以铜丸掷鼓,且声中节奏。但作为皇帝,他却很不成功。宣帝早有“乱我家者,太子也”的警示,后来的事实证明不幸而被言中了!元帝因喜好儒学,一即位便“颇改宣帝之政”(《汉书·匡衡传》),引起了光禄大夫匡衡等大臣的不安和诤谏。秉性温文尔雅的元帝,虽也颇有些善举,如令太官损膳,以赈困乏;减牛马饲料,以济灾民等。但面对日趋激烈的种种社会矛盾,却只会开口闭口“《传》不云乎”、“《诗》不云乎”,“牵制文义,优游不断”(《汉书》本纪),无法作出切合实际的有力应对。而日常朝政又受制于佞幸小人,常常显得无奈和尴尬。更让人丧气的是,元帝以后,成、哀、平诸帝,可说一代不如一代,刘汉气运,江河日下。对帝国末期四帝,历史学家有这样一个总的概括——
汉世衰于元、成,坏于哀、平。(《汉书·佞幸传》) 大汉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