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国之乱：朝廷与诸侯王的一场大决战
从贾谊到晁错
最先对诸侯王问题敲起警钟的是贾谊。
上文提到贾谊因受周勃等功臣的排挤而被出放为长沙王傅，但他依旧心系长安，意念朝政。在这期间，他向文帝进献了一篇著名的《治安策》，力陈九事，曰：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其中列为九事之首、被视为“可痛哭”的就是这个诸侯王问题。贾谊认为封土建国仍然是一项可行的制度，但必须国小、力少，要使之与强大的朝廷相比，处于十分弱小的地位。只有这样，朝廷才能“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但当时的刘汉天下却生了一种畸形的浮肿病，以至“一胫之大几如要（通“腰”），一指之大几如股”。这就是说倒过来了：诸侯王拥有势力、土地反而超过了朝廷，脚胫粗得像腰，指头大得像腿，朝廷对它们还怎么能做到“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汉书·贾谊传》）呢？
贾谊的比喻虽然有点挖苦，却也是事实。近年来有学者推算，汉初人口约一千三百万，各诸侯王国拥有的人口为八百五十万，即占全国人口总数一半以上。当时全国约五十四郡，各诸侯王国占三十九郡，即占七成以上。其具体分布状况，据《汉书·诸侯王表·序》所记的高帝时期的资料为：“自雁门以东，尽辽阳为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转，度河、济，渐于海，为齐、赵；谷、泗以往，奄有龟、蒙，为梁、楚；东带江、湖，薄会稽，为荆、吴；北界淮濒，略卢、衡，为淮南；波汉之阳，亘九嶷，为长沙。”其中尤以齐、吴、楚三国所拥有的国土最大，几乎“分天下之半”（《史记·吴王濞列传》）。
贾谊的《治安策》是在相继平息了济北、淮南二王之乱以后提出来的。当时不少人都在大唱“天下已安已治”的颂歌，而贾谊却认为说这种话的人“非愚则谀”，眼前真实的形势就像“抱火厝（cuò，置放）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只是“火未及燃”而已。他敏锐而又尖锐地指出，接下去作乱的很可能就是已显出咄咄逼人气势的吴国。要解决诸侯王的问题，必须趁早，若再拖延，定将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解决的方法，单凭“仁义恩厚”已经无法奏效，必须动用“权势法制”。贾谊引了《管子》中一个叫坦的宰牛人的故事：此人一天宰牛十二头，薄薄的刀刃依然锋利如初，原因就在于他是依顺肌肉的纹理进刀的，至于遇上髋髀一类大骨则非用大刀阔斧不可。贾谊接着说：“夫仁义厚恩，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诸侯王皆众髋髀也，释斤斧之用，而欲婴以芒刃，臣以为不缺则折！”（《汉书》本传）
尽管文帝很欣赏贾谊的建议，却并没有真的拿起“斤斧”即动用权势和法制去对付日益猖獗的诸侯王，这固然有他生性较为仁爱的原因，但更为主要的是他还不具备可以挥舞斤斧的那种坚实的地位和强大的实力。
文帝是迫于那批功臣宿将的势力，才将贾谊放逐出京让他去做长沙王太傅的。大约过了四年多，又下诏征还。贾谊得诏，即日渡过湘水，兼程北上，一踏进未央宫就渴望晋见文帝，谒者告诉他，皇上正在宣室。宣室位于未央宫前殿，汉初特辟为政教之室。贾谊一听大为兴奋，以为终于等到了一个可以痛陈他思虑已久的治安之策的机会了。但当问何时可以进见时，谒者却说陛下正在虔诚地承奉神灵降临，恐怕不便召见，这又让他不免有些泄气。不过这一夜，当文帝得知贾谊已应召来京时，还是破例地接见了他。谈话持续到半夜过后，文帝几次向贾谊移动坐席，以便更切近地倾听。令贾谊大为失望的是，文帝所问却非关治国安邦，而是鬼神之事！唐代李商隐对此以《贾生》为题作诗感叹道：
宣室求贤访逐臣，
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
不问苍生问鬼神。
这次召见后，贾谊被改任为梁王刘揖的太傅。刘揖自幼好读《诗》、《书》，又是文帝最为宠爱的小儿子，贾谊对这次改任应该是高兴的。只是他身在梁都定陶（今山东定陶西北），心却依旧无法不思念朝廷之事，在这期间还曾向文帝进献有关诸侯王等问题的多道奏疏。文帝前元十一年（公元前169年）梁王刘揖不幸堕马而死，贾谊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以为自己作为太傅没有尽到傅保的责任。他常常沿着汜水行吟哭泣，对天长号。一年后，这位汉初青年奇才竟含恨逝去，终年仅三十三岁。
继贾谊对诸侯王问题不仅一再发出警示，而且实际尝试举起砍削“斤斧”的是晁错。
在上文说到文帝应对匈奴的策略时，已提到过这位晁错。但考虑到在下面将要叙述的吴楚之乱中晁错是个极为关健的人物，因而还需作点补充介绍。
晁错，颍川郡（治阳翟，今河南禹县）人，曾向人学习申不害、商鞅的刑名学说，在太常属下，当了个文学掌故的小官。作为九卿之一的太常，掌管宗庙祭祀，兼管文化教育，有时遇到一些文学知识方面的问题，就由文学掌故来充当活辞典，晁错起初扮演的便是这么个角色。晁错命运的转折，始于一位年已九十有余的文化老人，名叫伏胜，史称伏生，就是伏老先生的意思。文帝即位，诏求儒家遗经，其他几经，已陆续有人献出，独缺《尚书》一经。后经多方寻求，才访得这位伏生在济南以《尚书》教授齐鲁诸生。原来伏生曾任秦博士。秦始皇焚书又禁人藏书，《尚书》正在焚、禁之列。伏生不肯缴出他专攻的《尚书》，没奈何只得将书封入壁中，自己避乱四徙。汉兴，书禁复开，才敢回家破壁取书。谁知因多年受潮气浸渍，书简大半霉烂，经仔细检视，仅存二十九篇，且有多处破残不全。后来伏生就以此为据，加上自己的记忆，在齐鲁一带收受生员讲授。文帝本想把伏生征来的，考虑到老先生已是高龄，行动多有不便，就命太常派一人去面受，太常派出的就是晁错。以前流传一种说法，以为其时伏生已是满口肉牙，连话也说不清楚，所以老先生授课是通过他的一个名叫羲娥的女儿转述给生徒的。但对晁错来说仍有困难，因为他是颍水人，对齐地方言只能听懂十之七八。这个传闻的言外之意大概是说晁错的学术渊源并不那么正宗吧？不过无论如何，晁错在济南学成回到长安，就有了一种与原来那个小掌故不一样的身份，很快引起了文帝的注意，接连任以太子舍人、太子门大夫之职。晁错抓住这一机会，立即向文帝呈上一篇《言太子应知术数疏》。所谓“术数”是法家倡导的一种帝王术。文帝颇为欣赏，又先后迁晁错为博士，拜为太子家令。在这期间，晁错以自己的博学和辩才，深得太子刘启的信用，被称为“智囊”。
对晁错来说，被迁任为博士，是他进入高层政治核心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博士虽也是俸秩仅为六百石的低级官员，但其职“国有疑事掌问对”（《后汉书·百官志》），这就为直接参与议论朝政、进献治国之策提供了可能。据《汉书》本传载录，晁错的第一篇具有国策意义的奏疏《言兵事疏》是针对匈奴的不断进犯而发的，虽凌厉尖刻，写时却小心翼翼，文末特为表明：“传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臣错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财（通“裁”）择。”一个位卑职微的博士官那种既勇于直陈己见，又不免如临深渊、似履薄冰的心态，跃然于简牍。让晁错喜出望外的是，文帝不仅破例地给他一封盖有玺印的复信，还在信中很有礼貌地说：“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如此难得的殊荣，给了晁错极大的鼓舞。他又接连献上了《守边劝农疏》和《募民实塞疏》，其中不少具体建议都为文帝所采纳并付诸实施（参见上节）。不久，又在有一百多人应诏的贤良对策中名列第一，从而被升任为中大夫，秩比二千石，已属于高官行列，职掌议论，正式做了皇帝的顾问。
仕途的一路顺遂，使得晁错越来越无所顾忌，以为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开始着手解决当时最为敏感也最为紧迫的诸侯王问题了。他几乎昼夜都沉浸在建功立业的狂热中，快速写出了有关“削藩”即削减诸侯王封国土地，及更改相关法令等内容的书奏共三十篇。已经走到生命终点的文帝尽管激赏晁错在书奏中所表现出来的胆识与才干，却再也无力促成其功。继位为景帝的便是太子刘启。曾经做过太子家令、又深得太子信用的晁错，以为施展终生抱负的大好春光已在他眼前铺开。果然，正想在解决诸侯王问题上有所作为的景帝一登位，就任晁错为内史，委以掌治京师的重任。晁错多次要求景帝屏退群臣单独听他奏事，他的建议大都被采纳，他所受到的宠信压倒了九卿。无疑，在景帝当政的最初几年，即公元前156年至前154年之间，晁错是高悬在未央宫上空的一颗最耀眼的政治新星；在这颗新星逼人的光照下，丞相申屠嘉和曾任中郎将的袁盎等一班功勋老臣，显得黯然失色。
班固在《汉书·晁错传》赞语中评论说：“晁错明于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
的确，晁错在这一路飙升过程中，从未考虑到自己已身处险境。他踌躇满志，更加咄咄逼人的姿态，继续大踏步向前行进。
内史府在长安香室街南端，大门东向开，对面有座太上庙（高帝刘邦父亲刘太公之庙）挡着，往来很不方便。晁错便命人另开了一道南门，又在太上庙外围短墙一侧开凿了一个口子，以便进出。正憋着满肚子火没处出的申屠嘉一得悉此事，立即草拟奏章，拟以擅凿庙墙罪，奏请诛杀晁错。晁错得报，抢先一步夤夜进见景帝，除了说明所凿非太上庙墙而是外围短墙，自然也少不得为自己开脱一番。次日早朝，申屠嘉伺机将劾奏呈上，并慷慨陈辞，说擅凿庙墙为大不敬罪，大不敬罪又如何动摇宗庙社稷，危及大汉国运，实属十恶不赦，奏请立即将晁错下廷尉论诛。这番话激起朝堂上下一片怒目，都以为晁错该杀。偏是景帝却轻盈一笑，从容说道：老丞相过虑了。其实晁错所凿非太上庙正墙，乃外围短墙，又是朕令其为之，何至于触犯大不敬之律呢？申屠嘉一听，顿时两眼发黑，却又不得不跪伏顿首，自谢奏劾不当之罪。朝罢踉跄跨下殿阶，出得未央宫，仰天长号：早知如此，我就该先斩了此贼，再奏闻圣上，如今反倒为这厮所卖，可恨啊可恼！几天后，竟就在这可恨、可恼的呼号声中，吐血数斗，一命呜呼！景帝闻此噩耗，倒也不免可惜，特赐谥号为节侯，同时颁出一诏：迁任御史大夫陶青为丞相，擢任晁错为御史大夫。
汉初多沿秦制，朝廷执政班子以三公九卿为基本框架。所谓三公就是：文官之长丞相，武官之长太尉，和监察总长御史大夫。尽管丞相、太尉品秩皆万石，御史大夫仅为中二千石，但其职“典正法度，以职相参，总领百官，上下相监临”（《汉书·朱博传》），有时甚至比丞相更显赫。凿庙墙一案，导致申屠嘉暴亡，却让晁错跃升到了执政三巨头之一的御史大夫的高位，真可谓是因祸得福了。但他似乎忘了先哲说过的两句更为深刻的话：“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五十八章）
佩着银印，系着青绶，当晁错穿着一身与御史大夫职位相当的朝服出现在朝位班序前列的时候，百官中倒有大半为之侧目。晁错自然也感觉到了，但他现在已被一种宏大的历史使命感所控制，觉得必须紧紧抓住这一稍纵即逝的机会，一逞平生之志。他极言力谏，奏请削藩，以为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先是赵王刘遂（被吕后幽禁活活饿死的赵王刘友之子）犯有过失，晁错奏请减其常山郡一郡之地。接着得报胶西王刘卬（齐王刘肥第五子）私下卖爵，又提出弹劾，削去六县。恰在这时，楚王刘戊（楚王刘友之孙）来京朝见景帝，晁错就抓住刘戊几年前在为薄太后服丧期间竟然还渔猎女色这一劣迹，奏请依律处斩。景帝怜而赦之，改为削其东海郡一郡之地。这么一来，削藩之议声势大振。
但对晁错来说，这还只是牛刀小试。紧接着他又提出全面削藩建议，头一刀就砍向因文帝的宽容而变得越发骄横的吴王刘濞，先削其豫章、会稽二郡。晁错的话斩钉截铁。他说：吴王“诱天下亡人，谋作乱。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史记·吴王刘濞列传》）。
从贾谊主张动用斤斧，到晁错奏议全面削藩，说明汉帝国对解决诸侯王问题，已从议论进入到实施阶段。对此作出全面评论，既已超出了本书预定的范围，也非笔者所能胜任。我想说的只有一句话：从维护帝王集权制出发，此举不但理由充足，也大有必要；但若放到周代帝王封建制语境，那么朝廷的这种做法，非但无理，而且既横蛮又霸道。
对晁错首先向吴王刘濞开刀的建议，景帝其实是正中下怀的。而且追溯起来，景帝与吴王刘濞还有着因几年前的那个博戏事件结下的一段仇怨。但考虑到吴国为诸王国中之首强，影响至巨不便贸然处之，于是下令让公卿列侯来议论此事。不料消息一传出，诸侯王哗然，朝野为之震动。传言、猜测，连同种种仿佛深藏玄机的奇闻，一齐长出了翅膀在通衢大道以至穷乡僻壤到处飞翔。这个说，胶东下密地方有个七旬老人头上长出了角，角上生出了毛；那个说，楚国吕县一群白项乌与另一群黑项乌在天空打斗，斗败的白项乌纷纷跌入泗水而死。人们的神经变得既异常敏感又非常脆弱，所有这些都被说成是即将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前兆，一种恐慌不安的情绪在快速蔓延开来。
这天有个行色匆匆的白发苍颜老人，来到长安城内香室街便东探西问，一见高悬着“御史府”匾额的那座宅第就要往里闯。阍者执戟厉声阻拦，老人一面犟着硬要进去，一面儿呀、儿呀地的高声大叫。晁错闻报出来一看，竟是从千百里外老家颍川赶来的父亲！老人见到儿子劈头第一句话就是：你一个劲地叫嚷削藩、削藩，难道就不知道这是疏离人家兄弟骨肉，最容易招人忌恨的事吗？你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晁错蓦然敛容，沉重地说：回禀父亲，儿并非不知道。但儿若不这样做，则汉家天子不尊，刘氏宗庙不安！
老人凛然说道：他刘氏倒是安了，可我晁氏呢？我晁氏就危险啦！
晁错说：有道忠孝不能两全。儿不孝，却也只好如此。
老人沉寂良久，忽而一声长叹，馁然说道：咫尺悬崖而不知避，暴虎冯河而自以为安。唉，你啊你！我老了，不忍心在这里看着你大祸临身，还是回去吧，回去吧！……
这位伤透了心的老父亲，走出御史府来到渭河边，从怀中摸出一包离家时就藏着毒性很烈的草药，引吭吞下，倒地而亡。
《史记》和《汉书》在记载此事后都紧接一句：老人死后“十余日，吴楚七国果反，以诛［晁］错为名”！
叛乱者找到了一个极妙的借口：清君侧
七国叛乱的领头人是其时年已六十开外的吴王刘濞。
刘濞是刘邦哥哥刘喜之子。当年高帝刘邦考虑到古吴越之地民性勇悍，轻死易发，须立壮王以镇之，却久久未能物色到合适的人选。后来在征讨黥布的战场上，发现了长得英武魁伟、既精于骑射又颇有胆识、其时新任为骑将的小侄子刘濞，不觉眼前一亮，随后便立以为吴王。待到拜授金印后召至近前仔细一看，却发觉刘濞状貌似有“反相”，不免暗中后悔，碍于诏令已出无法更改，只好拍着小侄子的肩头告诫说：有观天象的向我禀报，说数十年后东南将起祸乱，不会就是你吧？刘濞惊恐莫名，吓得只顾摇头。高帝又说：你可要记住，天下刘姓为一家，切切毋反！刘濞伏地顿首，连说：不敢，小臣断断不敢！
应该说，当时刘濞说的断断不敢反，也是真话。但时移世迁，情况是在不断变化的。惠帝、吕后之时，诸侯王都在发展自己，刘濞更广招天下脱籍逃亡的农民和亡命之徒，冶豫章之铜以铸钱，伐江陵之木以为船，煮东海之水以制盐，坐收暴利。由于国用富饶，吴国之民不仅用不着缴纳赋税，连对朝廷的徭役也可以由王国政府出钱代为支应。逢年过节，刘濞总要去礼敬和慰问才能出众之人，对平民百姓也多有赏赐，因而他们都把吴王作为圣君来拥戴。刘濞还以重金招致四方之士，著名的文学之士如邹阳、枚乘、庄忌等，皆仕于吴，吟诗献赋，盛极一时。而与此同时，朝廷这边，自从高帝去世后一直处于多事之秋。懦弱的惠帝，本就不该掌政的吕后，自然都为刘濞所不屑。这样日子一长，帝国皇权那种至高无上的不可侵犯性在他的心目中就逐渐降了格。尽管史书没有记载，但在诸吕被灭、长安出现权力真空那短暂的几天里，如果刘濞也曾有为入主未央宫动过心思以至做过一点什么的话，那也该是情理中事。后来继位的文帝是刘邦侧室之子，而且是由大臣们从远比吴国弱小的代国迎回京师来的，“财大气粗”而又雄心勃勃的刘濞内心曾经起过怎样的波澜，《史记》同样无记，我们却不难猜到几分。接着就发生了那个博戏事件。他最爱的长子刘贤竟就这么被皇太子刘启活活击死了，此怨此恨，叫他如何遏制得了！如今他已年过一个甲子，而膝下少子还在龆龄，每念及此，五内俱焚。我在本章第一节中说“谋叛之心既已滋生，就只会积聚”；经几年的积聚，如今已达到了饱和点，只要落下一颗火星立即就会爆发。
现在火星也已落下了，那就是晁错的削藩之议。
长安城内各封国的官邸，近些年来已成了诸侯王派驻在京师的秘密情报站。这一日黄昏过后，几匹快马从吴邸飞出，越过渭桥，星夜出关东进，赶往数千里外的吴国之都吴江（今江苏苏州）。吴王刘濞接读密报，得悉未央宫正在廷议削藩并准备首先向吴国开刀的消息，第一个感觉不是惊惧，而是兴奋。数十年的积怨终于有了一个喷发的机会。好啊！就等着你举起斤斧来削藩呢，本王正好以此为借口图谋大事！
由于吴王已精心经营多年，这回只要他发一声话，王国官员有谁还敢说半个不字。偏是还有邹阳、枚乘、庄忌那班文学之士，用文绉绉的语言写了几封谏书，又是引经据典，又是借古讽今，刘濞只当是风从耳边吹过，不予理睬。邹阳等人觉得没趣，就提出要离开吴国去投奔梁王刘武。这些碍手碍脚的人走了才好呢！吴王也不挽留，径自一面紧急召集王国官员商讨谋反事宜，一面派出使者联络齐、楚、赵、燕等诸侯王，意欲造成天下共反的气势。
但在吴王刘濞心目中，诸侯王大多系庸碌之辈，能让他看得起的只有一人，就是他的侄子胶西王刘卬。刘卬腹有鳞甲，且孔武有力，英勇善战，若得与之联盟，何愁大事不成！因而特地把能言善辩的中大夫应高召入，一番嘱咐，命他即赴胶西去做说客。
应高来到胶西都城高密（今山东高密西南），便向胶西王刘卬展开游说攻势。他的说辞先在一个“忧”字上做文章，然后步步进逼。他说：鄙邑君主年老多忧，又不便外出，故特命小臣前来向大王表达他的愚意。
刘卬说：多谢先生远道而来，请先生赐教。
其实机敏过人的刘卬早已猜到了应高的来意，不久前他因卖爵事被减去六县，这回又听说还要削藩，旧仇新恨打一处来，岂有不想反之理！只是谋反毕竟是十恶不赦之首恶，他可不想先开这个口。
应高说：吴王之忧，因有痼疾，二十余年不能朝请，虽胁肩累足，恭谨自奉，却总还是处处见疑。小臣窃闻大王也有忧。大王之忧，恐怕就是因些微小事，被削去六县封地吧？其实吴王与大王可忧的，远不止此。有句俗话说得好：刮糠及米。如今皇上所用多为邪臣，早已毁弃了先皇之制。今日是削地，明日就会削国，后日难保不会把刀把子加在你脖子上。大王难道不应当早为预谋吗？
刘卬说：事虽如此，为诸侯王者又能奈何？
应高说：有道同忧相助，同恶相结，同欲相趋，同利相死。既然吴王与大王同忧，就当因时循理，共同发兵除患，以安抚天下！
刘卬瞿然惊起，环顾左右，悄声说道：寡人安敢如此！削藩之事，主上纵然操之过急，我等也只能强忍，岂可作此违天逆理非分之举！
对刘卬的故作姿态，应高心里真想发笑，却又不便点明，只是顺着对方的语气说道：请大王不必多虑。临行吴王再三告诫小臣：吾等所反，并非当今圣上，而是圣上身旁之佞臣。御史大夫晁错，荧惑今上，蔽君塞贤，侵夺诸侯，朝野疾怨，此贼不除，国无宁日。早在数百年前不是就有过“清君侧”的先例吗？这回吴王和大王所行也无非是除逆贼、清君侧而已，名正言顺，何来违天逆理！
刘卬爆发出一阵大笑，带着讥讽的口气说：好一个除逆贼、清君侧啊！
应高立刻在席上跽身拱手说道：如此说来，大王已同意与吴王联合发兵举事了！如今吴王已披甲统兵，枕戈待旦。但得大王许诺，便先行西进荥阳据守敖仓之粟，恭候大王到来；再并师破关入都，大功便可唾手而成。到那时，两主平分天下，尽享荣华富贵，岂不快哉！
所谓“两主平分天下”云云，自然是老谋深算的吴王授意让应高放出的一个诱饵，一旦事成，很快就会随风飘去。
刘卬一听果然喜形于色，当即回了一礼说：那就请先生代小侄去向大伯父致意吧！
吴王得报甚喜。恐中途有变，又把自己装扮成使者，亲至胶西，与刘卬盟誓立约。当上了反汉联盟二号人物的刘卬，已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当日即向他的五个兄弟：胶东王刘雄渠、菑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齐王刘将闾和济北王刘志，派出劝说加盟的急使。不几日得到了回报：除济北王刘志外，其余四王都愿意加盟反汉。济北王没有跟着一起反，其实也是出于偶然。原因是都城毁败，正待修缮，郎中令以此为由劫持了济北王刘志，不许他发兵。但无论如何，几日之内便有四国加盟，也应是很大的成功。正当刘卬要发书向吴王报告这一喜讯的时候，齐王刘将闾却突然翻悔了！将闾是刘肥次子，在他的兄弟中，刘襄、刘章、刘兴居也曾先后反过朝廷，却都没有好下场。也许就因为这些缘故，使他产生了翻悔之意，最后决定固守城门，继续尊奉汉统。刘卬得悉大怒，以反汉联盟二号首领的资格命令他的三个兄弟：胶东王刘雄渠、菑川王刘贤和济南王刘辟光，发兵攻齐，将齐之国都临淄围了个水泄不通。目的无非是：或者迫使齐王回到反汉联盟中来；或者攻灭齐国，将其分而食之。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在大动乱即将到来之际，其余诸侯王的状况。
楚王刘戊和赵王刘遂，在吴王派出的使者到来后，都是一拍即合，后来都成了反汉联盟的骨干。这两个封国在筹划叛乱过程中都有过曲折，并发生了流血惨案。
原来楚王刘戊的祖父，就是那位好读书、多才艺，并著有《元王诗》的刘邦同母少弟刘交。刘交为楚王时，礼敬三位精于《诗》传的大儒：穆生、白生和申公，各任以中大夫之职。三人中穆生不善饮酒。刘交每回宴请他们，特地为穆生摆上一种称之为“醴”的味略带甜的淡酒。待到不好文而好武、生性又暴躁的刘戊嗣位，开头还时断时续地设过几次醴酒，后来索性全忘了！穆生从“醴酒不设”这件小事中，看出了“王之意怠”，劝白生、申公与他一起趁早离开楚国。白生、申公却觉得今王虽然失礼，但应多想想先王之德，不该就这样离去。这时穆生便说：“先王之所以礼吾三人者，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与久处！”（《汉书·楚元王传》）说完便独自一人称病出走，白生和申公则仍留了下来。这回一听楚王要谋反，二人吓得惊恐万状，肉袒以死谏阻，双双跪着怎么也不肯起来。刘戊一阵暴怒过后，命人将这两个迂腐的老先生戴上械具、穿上囚衣，罚他们到闹市区去做舂米一类苦役。丞相张尚、太傅赵夷吾实在看不过去了，挺身而出冒死进谏，刘戊还没有听完便喝令左右，当场将二人斩首。
在赵国，站出来谏阻谋反的，是丞相建德和内史王悍。他俩结局更惨：被置于柴堆活活烧死！赵王刘遂不但发兵应吴，还派出使者赶赴匈奴，要求联兵攻汉。
淮南王刘安、衡阳王刘勃和卢江王刘赐是三兄弟，他们的父亲就是因谋反事泄而惨死于流放途中的那个生性刚烈的刘长。很可能是他们父亲当年那血淋淋的教训依旧历历在目吧，这回刘勃和刘赐都回绝了吴使的劝说，没有再敢轻举妄动。淮南王刘安开头也曾想发兵援吴反汉，他的丞相说：如果大王一定要那样做臣甘愿为王前驱，那就请大王任命臣为将军吧！等到刘安授以将兵之权，这位丞相就率军固守都城，不听王命而依旧忠实于朝廷。
这样算下来，吴王刘濞还没有公开打出谋反大旗，他的麾下就已站立了遍布大江南北的响应者，计有楚、赵和胶西、胶东、菑川、济南等六国。
当时诸侯王共有二十二人，真正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汉统的，只有两人：景帝之弟梁王刘武，和景帝之子汝南王刘非。刘非年仅十五岁，吴楚反时上书请缨，景帝特赐予将军印命其击吴。刘武举国以抗吴楚联军，从而使之无法西进入关。
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春正月，经过激烈廷议，景帝终于准晁错之奏向吴国颁下了削减会稽、豫章二郡的诏令。吴王刘濞正好以此为借口，公开打出反叛旗号，先把朝廷派到吴国来的二千石以下的官吏抓起来全都斩杀，用他们的头颅祭旗，随即向吴国全境发出了气势悲壮的动员令：
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将。少子年十四，亦为士卒等。诸年上与寡人比，下与少子等者，皆发！（《史记·吴王濞列传》）
经过如此动员，有兵二十余万，号称五十万。又声称可向南越借兵三十万，共计八十万。以为手中握着一支如此强大的军队，直捣长安，入主未央，已指日可待。
这一日，须眉斑白的吴王刘濞金盔铁甲，虎视鹰顾，立马横刀于绣旗影里。一声号令，金鼓震天，戈戟耀日，以绣着“吴”字旌旗打头的大军由吴江迤逦向广陵进发，北越长江，西渡淮河，意欲与自彭城出发的楚王刘戊之兵会合。沿途发布的《告诸侯王书》，是一篇以“清君侧”为号召的檄文。尽管春秋时就曾有过“君侧之恶人”这样的提法（见《春秋公羊传·定公十三年》），但明确把“清君侧”作为一个反朝廷口号提出来，应是刘濞首创。檄文以声讨“汉贼臣晁错”起笔，列数其侵夺诸侯之地、残害先帝功臣、进任奸猾小人以诳乱天下等罪行。至于景帝的责任，只是小心翼翼地一笔带过：“多病志失，不能首察。”接着宣布“欲举兵诛之”的目的，是“存亡继绝，振弱伐暴，以安刘氏”，并谋反联军统帅的身份，就如何“安刘氏”、实即如何夺取天下下达了如下战令——
一路扫荡外围：由南越王会同长沙三王先平定长沙以北，然后西进攻略巴蜀、汉中；
三路进军长安：一是东越王、楚王和淮南三王，由吴王亲自率领西进；二是齐地诸王和赵王平定河间、河内后，或进入临晋关，或与吴王会兵洛阳；三是燕王先北定代地与云中，再联合匈奴兵北进萧关。最后，吴王与诸王会合，共取长安。
这位吴王可真是“财大气粗”，檄文中还列了大批赏格，如斩捕一员大将，可赐金五千斤、封一万户；就是斩捕一名二千石的官员，也可赐金一千斤、封一万户。文末，还夸下了这样的海口：
寡人金钱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于吴，诸王日夜用之弗能尽。有当赐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遗之。敬以闻。（同上）
吴楚两军会合后，已拥有数十万之众，排山倒海，浩荡西进。他们遭遇到的第一个攻击目标就是梁国。梁王刘武一面以韩安国、张羽等为将军，率兵迎战；一面派人飞奏京师，火急求援……
景帝长叹：朕错杀了晁错，悔之晚矣！
长安震动了！
前些日子景帝在准晁错之奏发出削藩的诏令后，却没有同时命大臣商议一下如何预防诸侯王有可能出现的叛乱，事先采取若干应对措施。如今一听说七国乱发，就不免有些措手不及。未央宫昼夜灯火通明，文武百官都在紧急磋商平乱之策，包括调集军需、修筑关隘以及水陆交通等诸多庶务。
这时候，一位全身戎装的青年将领，正策马越过渭桥，驰向未央宫。
他是奉召进宫来受命的中尉周亚夫。
正在焦急地等待着的景帝，一听到殿外传来军靴急速踩在石阶上的声响，便命赞礼官捧来金印、冠带，待周亚夫一到，立即授任他为太尉。中尉掌治京师治安，秩中二千石；太尉总掌武事，秩万石，已是位列三公的首辅大臣。周亚夫跪受谢恩，接过金印、冠带。景帝颁布诏令：命太尉周亚夫，统领三十六将军，即日东进征讨叛军。周亚夫以军礼高呼遵命，随即虎步龙行出殿。
谒者再宣曲周侯郦寄、将军栾布上殿。景帝下令：命郦寄领兵击赵，务必阻其南下；命栾布率军援齐，力解三国临淄之围。二将各自受命而去。
景帝这才略微宽了一下心。再一想，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的荥阳，还须派一员大将军去镇守才好。荥阳其地，东扼齐，北控赵，任此职者，又可兼督郦、栾二军。他觉得窦婴倒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只是重新起用窦婴，不知会不会又让母后很不高兴？
原来窦婴是窦太后的堂侄，也曾出任过吴相后回京任詹事，掌管皇后、太子家事。窦太后有两个儿子，大儿景帝刘启，小儿便是梁王刘武。太后十分宠爱这个自幼乖巧，受封为王后还常常不是自己来朝请、就是派使者来问安的孝顺儿子，希望他将来能继景帝之位。而景帝与这位弟弟也特别亲密，逢到刘武来朝请，常常与之同辇出入，同车游猎。一次与梁王宴饮，酒酣耳热，随口说了这样一句话：到我百年后，就把这帝位传给弟弟吧！太后听了很高兴，在一旁陪饮的窦婴却觉得此事关系到礼法制度，岂可如此轻率！赶紧以向景帝献酒为由进谏说：这天下是高祖皇帝的天下。汉家的法度帝位应该父子相传，陛下怎么可以说传给梁王呢？窦太后以为这是堂侄子在有意作梗，由此开始憎恶窦婴。窦婴感到了难堪，加上本就鄙薄詹事这个官职，索性称病告免，轻裘宽带，过起了隐居生活；闲来无事，不是行猎垂钓，就是以饮酒歌舞为乐。窦太后又以为这是堂侄子在有意气他，一怒之下，下了个很绝情的措施：“除窦婴门籍，不得入朝请”（《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门籍为出入宫门凭证，竹制，书有姓名、年貌。除去门籍也即取消了出入宫禁的资格。
景帝是有意拿着梁王刘武的紧急奏报去长乐宫进见窦太后的。这一招还真灵，窦太后一听说心爱的小儿子正在遭难，急得噔噔戳着手中的龙头拐杖，命景帝火速派良将精兵去援救。景帝先将已命太尉周亚夫等统兵征讨的事说了说，接着就顺势说到尚需一员大将去镇守荥阳兼督郦、栾二军，而出任此职的最佳人选便是窦婴，然后静静等候着太后的反应。这位早年患眼疾而双目失明的皇太后沉默了好一会，又长长叹了口气，这才缓缓地说：我这个侄儿啊，就是不肯跟我一条心。不过还是保宗庙社稷要紧，那就让他去吧！
景帝一听，赶紧谢过，回未央宫急召窦婴。谁知窦婴却说他已闲散惯了，身体又确实有病，不想再当什么官。景帝猜出他心里还存着疙瘩，便拿好话劝慰了几句，窦婴却还要推辞，景帝不由愠怒地责问道：如今汉家天下有危，君身为国戚，难道可以作壁上观吗？既然皇帝已把话说到这个份上，窦婴只好答应。景帝即拜授窦婴为大将军，并赐金千斤。窦婴只顾选将集兵，准备开赴荥阳，所赐金子则全都堆放在廊庑下，任由军吏各自拿去受用，自己则锱铢不取。
这期间，梁王刘武又接连派急使送来两份奏报。一报：梁国重城棘壁（今河南柘城西北）已被吴楚叛军攻占，梁军死伤数万，损失惨重！再报：梁都睢阳（今河南商丘南）已被叛军团团围住，势若倒悬……
景帝不得不召集大臣，再次商议平乱之策。
群臣有提议再向前线增兵支援的，有以为不妨遣使与叛王议和的：众说不一。
这时晁错又献上了与众不同的一策。他说：臣昧死进言：陛下若能将兵亲征，藉天威以诛乌合之众，七国之乱当可立平。
景帝听着，半晌无语。忽问道：朕若亲征，都中令何人居守？
晁错率尔回答：臣愿留守都中，为陛下分忧。
景帝立刻罢朝，拂袖登辇离去。
没有根据可以怀疑晁错的忠心，但他的这次献策却实在犯了个大错，而且是极危险的大错。
偏在这时有人插进了一刀，此人就是袁盎。
袁盎原任郎中将，为人耿介，好直谏，也因此而不得久居朝廷。先调为陇西都尉，后历任齐相、吴相，曾得吴王刘濞厚遇。袁盎与晁错相互忌恨，常常是你在我避，我在你避，两人从未在同一房间里说过话。景帝即位，晁错当上了御史大夫，便指使别人告发袁盎曾收受吴王刘濞贿赂，将他贬为庶人。待到七国乱起，晁错又吩咐他的属吏，把袁盎旧案与吴王谋反之事联系起来，想据此治以死罪。袁盎探得此讯十分害怕，连夜去拜见他的好友、正在整装待发赴荥阳镇守的窦婴，说他有平定七国之乱的妙策，希望通过窦婴让他去面奏景帝。窦婴也因曾反对过晁错的削藩之策而与晁错有隙，应袁盎之求，特地在出发前又去见了景帝为之疏通。这样，已只有庶人身份的袁盎很快被召进了未央宫。
真所谓冤家路窄。袁盎进得内廷，看到晁错恰好在与景帝计议筹划军饷之事。袁盎意欲退出，景帝却侧过身来问道：公也曾为吴相，如今吴楚谋反，公意其结果将是如何？
袁盎接口答道：陛下尽可放怀，此乱乃癣疥小疾，不足为忧！
景帝说：吴王开山铸钱，煮海为盐，诱致天下豪杰，苦心经营数十年，如今举事，定是其势已成，公因何尚言不足为忧？
袁盎说：依臣看来，在吴国只有铜、盐，并无豪杰。古来豪杰，皆为义而聚，为义而事，岂有怂恿其主谋反之理！如今在吴国无非是一些为利所诱的无赖子弟、亡命之徒，他们既可一哄为乱，也将一哄而散，何足为忧！
不堪被冷落的晁错这时插上来说：袁君所言极是。吴楚叛军，原是蚁聚乌合，不堪一击。陛下圣明，眼下最紧要的还是筹划军饷之事！用意很明显：想把话头抓到自己这边来。
偏是景帝兴趣还在袁盎身上。继而又问道：依公之见，吴楚之乱如何处置才好？
机会难得，袁盎迅即对答道：臣有一策，可保七国之乱立刻平息。只是事关军机，不便他人闻知。
景帝屏退左右侍从，示意袁盎献策。
袁盎却突然跪伏稽首，说道：臣之策，唯向陛下一人进献，人臣均不得与闻！
景帝环顾四周，已只剩下晁错一人。略一迟疑，又挥了一下手。
晁错蓦地感到眼前一黑，身子也晃了晃。当他不得不遵旨起身、离席，走下殿阶，又避之于东厢时，预感到某种厄运正在向他降临。
接下去便是袁盎与景帝的秘密对话。据《汉书·晁错传》载录，袁盎献出的计策是这样的——
吴楚相遗书，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贼臣晁错擅适（读为“谪”，贬谪）诸侯，削夺之地，以故反名为西共诛错，复故地而罢。方今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血刃而俱罢。
此计可用一句话概括：杀掉一个晁错，天下便可太平。这恰好与吴王刘濞在《告诸侯王书》中提出的策略是相呼应的：清君侧。
现在晁错已是命悬一线。这一线的线头就系在景帝的一句话上……
于是上（指景帝）默然，良久曰：“顾诚何如，吾不爱一人谢天下。”
景帝为什么要“默然”而又“良久”呢？因为此刻这位万岁爷眼前放着一架天平，一边是他的皇位和他拥有的天下；另一边是从他做太子起就一直忠心耿耿为他屡出奇计的晁错。“默然良久”，他在掂量着。其实这是用不着掂量的：一边是泰山，一边是鸿毛。比起皇位和天下来，晁错的性命如同蝼蚁。于是他说：我不能因为怜惜一个人就不向天下谢罪！
谈话完毕，景帝面授袁盎为九卿之首的太常，掌管宗庙礼仪，兼管文化教育。又召来吴王刘濞的侄子、时任宗正的刘通，命二人秘密治装，作为朝廷特使即日持节赴吴议和，允诺的条件便是杀晁错、复故地。
这就是说，在景帝与袁盎的秘密谈话中，晁错已被判处了死刑。之所以没有立即执行，看来主要还是公布此事时的一个措辞问题。很显然若是将应叛乱者要求而杀晁错一类话写上诏书，就会有碍皇帝的光辉形象，所以还得为晁错找个可以公之于众的罪名。于是几天后，便有了一份由丞相陶青、中尉嘉、廷尉张欧等人联名上奏的弹劾书。这份奏书一开头便严正指出：“吴王反逆亡道，欲危宗庙，天下所当共诛。”然后笔锋一转，责斥御史大夫晁错竟然要陛下亲自统兵出征，而由他居留京师，这就完全丧失了人臣之礼，犯了“大逆无道”之罪；不仅晁错本人该当腰斩，他的“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通俗的说法就是满门抄斩再抛尸街头。景帝用朱笔批了一个字：“可”。（《汉书·晁错传》）
这一日清晨，中尉嘉乘着一辆四马快车来到晁错御史府上，说是圣上有事相商，即宣御史大夫入宫。已有多日不被召见的晁错正在忐忑不安中，一听宣召自然喜出望外，急忙换上朝服，整冠束带，捷步登车。车夫扬鞭，四马奋蹄，不过半刻工夫车子便骤然停住。晁错掀帘一看，来到的却不是未央宫，而是长安东市。正惊疑时，却见中尉嘉已拿出诏书来宣读，刚读到“晁错罪当腰斩”一句，早已预伏在东市的武士已顾不得身着朝服不得用刑的规定，手起斧落，正是从晁错束带处切入，将其劈为两截。紧接着，又将晁错之母及妻儿老少等一并捉来斩首，并抛尸于闹市。
后世论者对晁错的削藩之议，因牵涉到每个时代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各不相同，评价也往往褒贬不一，至今也还没有定论，姑且略而不提。至于对晁错的被杀以至殃及满门，则除少数以为他为人峻刻咎由自取外，大多持同情态度。宋代苏轼作《晁错论》，以为晁错最大的过错在于为保全自己而“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东坡居士感叹道：“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无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讨吴楚，未必无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苏轼是从为臣之道立论的，当也可成一说。不无遗憾的是，东坡居士没有同时就“为君之道”说一两句。景帝杀一臣以“谢天下”，目的是想保全自己，不是同样令人不由要“嗟夫”几声吗？
景帝所以要如此残忍地惩处晁错，无非是想给吴王刘濞传递一个信息：朝廷已经服软，望伯父大人适可而止，早日罢兵。
现在却看刘濞得到这一信息后反应如何。
无疑，袁盎进杀晁错之策，首要目的是为了自卫和报复。以他的智力和识见，不见得真的相信杀一晁错便可平息七国之乱。但他秉性耿介，既已奉命出使，还是会竭尽全力，并希望能获取意外的成功。不料一踏进吴营，他自己也差点掉了脑袋！
原来此时吴军已攻下梁国一个叫棘壁的边城，又乘胜进击，接连大败两支前来阻截的梁军，很快对梁国国都睢阳（今河南商丘南）形成了包围之势。关于景帝已杀晁错的消息，刘濞也已通过他自己的情报网络及时获得。没有想到他的小侄子竟如此经不起打压，这使他大喜过望，越发坚定了要统兵西进、问鼎长安的决心。这时，曾经反对过吴王发兵、因吴王不听而去了梁国的枚乘，又特地匆匆赶来吴营劝阻。这位汉初大赋家依旧发挥他的特长，以赋代言，引经据典地说了一大通道理，以为朝廷已诛一位三公大臣，说明你大王之威已加于天下，功业已超过了汤武，接下去该做的事应是立即罢兵回故国，切莫再西进与朝廷之兵直接交锋，以免自取其祸，后悔莫及。刘濞读罢不由哑然失笑，命人好酒好肉款待这位只会发发迂腐之论的客人，随即下令加紧攻打睢阳，并举行隆重仪式，宣布自立为“东帝”。这一称号表明，在此时的刘濞看来，景帝已只是局居于关中一隅的“西帝”，而他这个东帝就是要与西帝决一雌雄！
作为朝廷特使的袁盎与刘通，就是在这种情势下来到吴军主帅营帐的。
袁盎手持旄节要吴王刘濞拜受诏书，刘濞却一把扯过诏书胡乱往地上一抛，仰天一阵哈哈大笑，说道：寡人已是东帝，与你们那个皇帝分掌着天下，还拜受什么诏书呀！说罢，先命人将他的侄子刘通安顿到客邸歇息，转身又对袁盎说：念你曾辅佐寡人多年，可以不杀，就留下来当个将军，跟随本王成就千秋大业如何？
真到了这一步，袁盎也只好将生死置之度外，凛然说：臣身为受有皇命的汉使，不敢遵大王之命。
吴王一下虎起了脸，突兀推案而起，大声向侍候在门外的都尉下令即调五百人将袁盎监禁起来，回头又向袁盎掷下一句话：你就等着吧：待到寡人率领大军攻打长安时，就借你头颅来祭旗！
自认必死无疑的袁盎，索性在被监禁的帐内睡起了安稳觉。一夜正酣睡时，忽被人叫醒，睁眼一看，是监管的头目司马。只听那司马压着嗓音说：帐外守卒都被我买酒灌醉，请公快逃，明日一早吴王就要杀公！袁盎不解，问：君为何人，因何救我？那司马说：仆就是当年那个偷侍儿的小史，公正是仆之大恩人呢！袁盎这才想起他在为吴相时确是有过一个与相府侍儿私通的从史。当时他明知其事，却依旧厚遇那个从史。后来从史被人告发，惧而出逃，袁盎又亲自驾车将他追回，还索性将侍儿赐给了他，以成全其美事。袁盎记得那从史是有妻儿老小的，忙说：君堂上有双亲，膝下有儿女，我如何能忍心累君！那司马说：仆早已安排停当，待公逃出，仆也将离去。现在就请公随我快逃！一边说一边挥刀将营帐劈开，扶着袁盎走出。帐外有两个哨亭，月光下果然横七竖八躺着一些醉人。袁盎逃出吴营，在岔路口与司马匆匆作别后，就拣了条僻静小道向西急步快跑。
再说未央宫内的景帝迟迟未得袁盎回报，也不免起了疑心。这一日，恰好原任谒者仆射的校尉邓公受太尉周亚夫之命从前线回来奏报军情，未等他开口，景帝便急切问道：朝廷已杀了晁错，公自军中来，可知吴楚是否已有罢兵之意？
邓公说：叛军只是昼夜鼓噪攻打睢阳，丝毫未见有罢兵踪影。
景帝愕然一惊，说：何故竟会如此！
邓公说：有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吴王欲反已蓄谋数十年，绝非一朝一夕之事。这回发兵作乱，借削藩为发端，诛晁错只是托名而已，其本意是在谋取大汉天下。所以吴王攻占梁国棘壁之日起，就自号东帝，不再对陛下执臣子之礼！
景帝重重击了两下几案，喟然一声长叹，说道：朕错杀了晁错，悔之晚矣！
正这么说着，殿外狼狈闯过一个人来，冠簪尽落，一身尘土，跪伏在殿下，口称臣罪该万死，连连磕头不止。
原来此人竟是袁盎！
景帝命他起来说个究竟，袁盎所言与邓公也大体相似。景帝不由陡然怒起，几乎就要喝令将袁盎推出去斩首，但转而一想，袁盎献策杀晁错固然可恶，诛杀的诏令毕竟还是自己发出的；再说他在吴营抵死不降，也还称得上忠贞可嘉。于是转而挥了一下手说道：朕暂且不杀你，退下吧。
趁这时机，邓公向景帝详细禀报了前线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并呈上了一个用火漆印封的木函。内系太尉周亚夫奏请的平定吴楚之乱密策。景帝启封时，最先跳入眼帘的是“愿以梁委之”一句，不由大惊：若准其奏而将此策付诸实施，将置梁王刘武和梁国臣民于何地？弟弟刘武若有不测，又如何向母后交代呢？……
细柳营出了个匡扶汉室的大将军
周亚夫因何出此险策？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位年轻的将领。
诸君想必还记得，第三章末节说到临终的高帝对吕后有这样一句留言：“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史记》本纪）后来果然由周勃等大臣灭了诸吕、安了刘氏。
文帝临终时，对当时尚为太子的景帝也有一句类似的留言：“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汉书·周勃传》）
这回吴楚乱起，景帝急召亚夫，任以太尉，命其统领三十六将前往征讨，正是遵照文帝的遗命做的。
巧的是这前后二任太尉，原来是一对父子！
周亚夫为周勃次子，初任河内守，后因其兄死去而受封为条侯。那年匈奴扰边，文帝以宗正刘礼、祝兹侯徐厉和河内守周亚夫为将军，分别领兵驻守于霸上、棘门和细柳，使之内外戒备，以拱卫京师。部署毕，文帝前往劳军。先至霸上，再至棘门，两处都是一见天子御驾便惶恐引入军营，无需通报。刘、徐二将又都深居于帐内，闻报慌忙拜迎，恭候一旁，显得局促不安。来到细柳，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只见旌旗扬彩，甲士森立，或执戟持戈，或张弓挟矢，仿佛临敌一般。御驾先驱高声传报：天子将到，打开营门！甲士居然依旧端立不动。出来一个军门都尉庄严宣告：我等在军中只听从将军之令，不闻有天子之诏！后来硬是验了符节，才予通报；营内传出将令后，才准放入。又告诫道：将军有令，军内只可缓行，不得驰驱！文帝着实感到新奇，即命御者按辔缓步慢行。到了中营，披甲挂剑的周亚夫从容出迎，拱手一揖说道：甲胄之士不拜，臣以军礼见陛下，请勿责！文帝不禁为之动容，在车上俯身凭轼致敬，并令谒者宣谕：皇帝敬劳将军！亚夫带领军士，肃立两旁，以军礼回谢。这天在劳军后的回驾路上，文帝一再对他的侍臣们说：霸上、棘门二营不过是小儿游戏，只有细柳营才称得上是社稷干城，并由衷地赞美亚夫：“嗟乎，此真将军矣！”（同上）
正是经过这次细柳营劳军，文帝发现了周亚夫这样一位真将军，因而当他临终之时，给当时尚未继位的景帝留下了那样一句话。
这回周亚夫以太尉之职领受了征讨吴楚叛军的皇命后，迅即以“六乘传”出发。亚夫在行前已向他统领的三十六将军发出命令，预定会兵于荥阳。之所以定于荥阳会兵，因为其地南扼吴楚，北监齐赵；左有储粮丰富的敖仓，右有兵器毕备的武库，因而只要赶在叛军之前进据荥阳，关东便可无忧，关中可以确保。传车行至霸上，有个名叫赵涉的人拦住车道，口称有策要进，亚夫当即下车礼敬请教。赵涉说：有道兵贵无常，又贵神密。将军此次出征若按惯常走殽渑一路，吴楚之军十有八九设有埋伏。故在下以为将军不妨绕道右行，走蓝田、越武关而抵洛阳，如此出其不意进据荥阳，则吴楚之军以为将军从天而降也！亚夫大为称赏，就依着赵涉之计行事。抵达洛阳后，除派出少量将士会同当地官吏至殽渑一带搜索吴军的伏兵外，其余依旧日夜兼程东进，这样还在吴楚联军围攻睢阳之前，由周亚夫统领的三十六将及其所部数十万大军已在荥阳会集而成。后来得报，吴军果然在殽渑之间设有许多伏兵，赵涉也因献策有功而受任为护军。
此时离正在激战的睢阳尚有数百里之遥，亚夫却只是观望，不断派出侦骑去刺探情况，并无立即要与吴楚交锋之意。这可急坏了数十万历尽艰辛、长途跋涉而来的将士，他们一个个摩拳擦掌只求速战，但因主帅无令，只好憋着一股劲等待。
再说那被围困在城内日夜焦急万分的梁王刘武，一探听到朝廷援兵已到，立即设法派出使者呼救。如此一呼再呼，每次使者回来的禀报都是：汉太尉只是以缓言应付，实际是不予理睬。
作为汉军主帅的周亚夫心里在想什么，谁也不知道。
三天后，他自领一支精兵转向东北，屯驻于昌邑（今山东巨野南）。这样，昌邑、荥阳、睢阳，便形成了一个鼎足之势。随即下令深沟高叠，坚壁固守。
正是在这里，亚夫构想了他的独特的决胜之策，由校尉邓公急赴长安向景帝奏报。据《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载录，其大意为：
楚兵剽轻，难与争锋。愿以梁委之，绝其粮道，乃可制。
此策是根椐吴楚联军将士众多而又凶猛勇悍，一时难以取胜这个实际情况提出来的。对应的策略，一是抛出梁国，让它先去与吴楚这头猛虎搏斗，以损其实力，挫其锐气；二是与此同时设法切断吴楚粮道，使之因饥饿而自乱，然后伺机一举击溃之。
如果我们再深一层想想，亚夫此策似乎还有着提升自己作为全局统帅地位的含义。他若是立即投入睢阳之役，纵使取得胜利也只是一个局部性的胜利；而将荥阳以东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暂时放弃睢阳，则最后取得的将是一个战略性的全局大胜利。
景帝开头的吃惊和担忧，就在“以梁委之”这一点上。但他细读全文，思之再三，觉得在叛军势力还相当强大的情况下，这也可能是一个较为实际的克敌制胜的良策。只是这种以牺牲梁国为代价的做法，切切不可让太后闻知。亚夫的奏文是写在一方绢帛上的，景帝在其上端批了一个“可”字，仍封入木函，交与邓公带回。
几次求救都被置不理，梁王刘武发怒了，索性劾奏一本，将周亚夫告到了景帝处；又附上泣告母亲大人一书，向窦太后发出呼救，一并急报长安。这边未央宫前殿景帝阅奏后意犹未定，那边东宫窦太后一听爱子正在遭难先已老泪纵横，急召景帝，非要严惩周亚夫这个狂夫不可！景帝只是驯顺地听着母亲的训教，心里却并不打算真的遵照母命去做。因为他知道，此时汉室存亡重任全扛在周亚夫一个人的肩膀上，惩治这位平乱前线统帅就等于葬送汉家天下。当然对盛怒中的太后，还得有个交代才好。于是发出一诏，命亚夫速救梁都，解睢阳之围。使节飞速来到昌邑，亚夫却拒绝奉诏。他让使者带回去复命的是这样一句话：臣仍请照陛下前所准之奏行事。景帝鞭长莫及，只好默认了亚夫的这一抗旨行为。
这种默认意味深长。尽管有“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孙子语，见《史记》本传）的古训，但作为皇帝却总是不那么甘心情愿让自己至高无上的尊严有此例外，一旦到了适当的时候，曾经的默认就很有可能转化为严厉的惩罚。
其实亚夫也并非不知道抗旨就意味着死罪。只是这位身上流着已故“安刘”大功臣血液的青年将领，现在已被一种甚至比父亲当年遇到的更为宏大的历史使命感所鼓舞，建功立业的强烈欲望，使他暂时忘记了个人的生死荣辱。
但汉军统帅坚执他的决胜之策却苦了梁王刘武。这位秉性倨傲的国王默默记下了这笔账，横下一条心，与王国将士，全城百姓，破釜沉舟，拼死坚守。每回将士出征，梁王甚至屈尊伏地跪送。新任的将军韩安国和张羽，一个持重，一个勇猛，且战且守，常常伺机出击，力创叛军。张羽是因谏阻谋反而被楚王刘戊杀死的丞相张尚的弟弟，因而他的奋勇搏杀，还有着为哥哥报仇的含义。正是因为有了君臣军民的同心抵抗，这座芒砀山麓的睢阳古城在经受了吴楚联军数十个昼夜的猛力攻打后，依然飘扬着梁王的旗帜。
这边亚夫部署停当，立即命弓高侯韩颓当等率领轻骑兵出淮泗口，绕到吴楚军之后去切断其粮道。估计吴楚联军在受到饥饿威胁后，十有八九会从睢阳战场分兵向汉军猛烈扑来，因而预先又在睢阳东侧的下邑（今安徽砀山东）屯兵以待，到时候来一个以逸待劳。果然不出所料，几天后吴王刘濞和楚王刘戊率领着被饥饿逼疯了的数万士卒潮水般涌来，蹦跳着，聒噪着，恨不得顷刻间将下邑踏平。亚夫号令将士闭城坚守，不许妄动，他自己则端坐于城楼观望。下邑虽是座小城，由于事先已深沟高垒，遍布鹿角，任凭吴楚联军多次强攻，依然固若金汤。城头的箭垛后面，暗藏着一支又一支的强弩硬弓，偶或一声令下，万弦齐响，飞矢如蝗，吴楚之军已应声倒了一大片。旋即下令停放。如此不时反复，使敌军一直处于丧魂落魄和狂躁不安中。兵法有云：“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孙子兵法·虚实》）亚夫现在看到敌军出现了崩溃的前兆，接下去他要以自己的沉着和坚定使敌方在既不知所攻、又不知所守的状态下，走向灭亡。某夜，忽误报吴楚来袭，营中相互惊扰，嘈杂声直达中军帐下，亚夫却泰然高卧不起，传令将士不得喧哗，违者立斩！果然，不一会便复归平静。又一夜，吴楚军来劫营，在汉营的东南一角杀声动地，火光冲天。亚夫亲率精兵一支，却偏偏急赴西北一角去戒备。原来吴楚二王使的正是声东击西之计。当他们带领着大批精锐士卒绕到西北角以为可以乘虚踹营时，却不料恰好与先已来到的亚夫军碰了个正着！在混乱中踏入埋伏圈的吴楚联军，转瞬间已死伤过半。
就这样，睢阳—下邑战场相持近三个月后，已被饥饿和毫无结果的攻打以及接二连三的溃败折磨得完全丧失了斗志的吴楚联军，开始慌乱地撤退、逃亡。
这时候，大将军窦婴已受命镇守荥阳，监督分别由郦寄、栾布率领的征讨赵、齐之军，因而亚夫得以悉数统领三十六将军之兵向吴楚联军发起全面追击，其势掀天揭地，排山倒海，已经溃不成军的吴楚之军哪里抵挡得住，纷纷或降或逃。楚王刘戊且战且退到一座山岗，原想据险而守的，不料眨眼间已被汉军团团围住，自知无法得脱，抽剑一横，毙命马下。吴王刘濞率领太子刘驹及随身精壮数千，奋力打出重围，趁着月色一路狂奔，子夜过后，眼前出现了万顷银波，这才发觉已来到淮河！
回到淮河，吴王刘濞心里的滋味一定很不好受。三个月前，他率领着数十万吴中子弟，就是在北渡淮河后，与楚王之兵会合而大举西进的。当时他的几位属将曾向他提出过事后看来十分重要的建议。如大将军田禄伯以为数十万之兵屯聚而西，又没有奇计异策，是很难取得成功的。因而建议分出五万兵来，由他率领着溯江淮而上，会合长沙、淮南之军，乘势攻入武关，再与吴楚之军会合。如此安排，既可扩大反汉声势，又使汉军防不胜防。但太子刘驹却以为分兵与人就不好控制，倘若人家倒过来反我们怎么办？刘濞一听以为有理，拒绝了田禄伯的建议。还有一位姓桓的青年将领说：我们吴军多为步兵，适宜于险恶地带作战；汉军多战车和骑兵，适宜于平地作战；所以小臣建议大王：沿途遇到攻不下的城邑尽可弃之不顾，径自迅速向西挺进，抢先攻占荥阳，据有武库及敖仓之粟，那样依凭山河险阻号令诸侯，即使不进驻关中，天下已大半在握。大王若是只顾一城一邑之得失，行动迟缓，步履蹒跚，只怕汉军战车骑兵一到，等待着大王的就只能是失败了！一些老将却以为年轻人只会冲冲杀打，懂得什么远大的考虑！刘濞自然也不屑听取这位青年将领的话。
吴王刘濞不能采用部将们的这些建议，原因在于他当时的心态。那时的他，积数十年之谋而一朝勃发，犹若横风疾雨，气吞山河，早已自称东帝，哪里还会把进军路上的艰难险阻放在眼里。在《告诸侯王书》中，他指画天下，挥使诸王，以为入主长安已近在眼前。岂料诸侯王并不像他预想中那样容易调动，而他自己和楚王的联合大军竟让一个小小的梁国羁绊达三月之久。接着又中了周亚夫的一连串诡计，迫使他狼狈溃逃，仅带数千亲卒又回到了这个淮河渡口！
到这时候，吴王刘濞才认识到，如果当时采用两位将军之策，很可能如今已西进入关，至少不至于会落到如此惨败的地步。对着西天苍白的残月他长叹一声：啊，寡人纵然富甲天下，世上却无处能买到后悔药啊！
追兵在即，刘濞及麾下数千士卒不得不当夜南渡淮河，急走丹徒。这时景帝颁发了对叛乱者的追杀令，指出：“击反虏者，深入多杀为功，斩首捕虏比三百石以上者皆杀之，无有所置（意谓不得放释）。敢有议诏及不如诏者，皆要（通“腰”）斩！”（《史记·吴王濞列传》）刘濞四顾无路，不得不去归从此前被他视为蛮夷的闽越，欲求保护。闽越不肯收留，只好又转而去投奔东越。东越向为汉属国，国王名摇，惠帝时曾封以为东海王。东越与吴国本为近邻，加上富庶又强大的吴国曾显赫当世，东越王摇自然甘愿趋奉交好，刘濞首倡谋反，他还曾拨兵相助。但这回看到吴王父子那副冠落发散的惨败模样，不免起了悔意，只是一时不便拒受，勉强把这批逃亡者安顿了下来。东越原有兵万余人，刘濞又派人四出收罗散卒，并加紧训练，以图东山再起。就在这时，周亚夫派出的使者也秘密来到东越，一场政治交易很快在幕后达成，在这里，闪光的金子又充当了比刀剑更可怕的武器。
这一天东越王摇命全体将士列队，恭请吴王劳军。校场上彩旗猎猎，乐声悠扬。当吴王刘濞乘坐的那辆黄屋左纛车辂缓缓驶入校场时，不知从哪里飞出了一支雪亮的铁戈。刘濞急欲躲避，他那颗还戴着王冠的头颅已从肩膀上骤然滚落，校场一片哗然……
吴王刘濞就这么死了。这位颇有豪气的南国之王，竟死于一个状貌猥琐、行为卑劣的东越王摇的暗算，着实让人感慨。
在中国古代史上，刘濞是以“清君侧”为号召意欲谋取皇位的第一人。仔细想来，这个口号不仅充满政治野心，也凝结着丰富的权术智慧。在帝王集权制业已建立、正统观念又已深入人心的情况下，诸王或大臣若要对朝廷有所动作，舍此别无他途，因而其后效仿者甚多。如明代燕王朱棣在发动“壬午之变”时，便是以“清君侧”为由，兴兵南下，一举攻灭建文朝而自立为帝的。耐人寻味的是，后世仿效者朱棣获得巨大成功，当上了永乐皇帝；而首创者刘濞却落得个身首异处！
刘濞的那顶王冠在此刻正喷着血的他那颗头颅上已戴了四十二个春秋。在这四十二年中，这个身躯魁伟的刘家汉子，把这片本就富庶的江南之地，整治为一个经济繁荣、政局稳固、军力强大、文化昌盛的国家。最难得的一点是，在吴国居然可以“百姓无赋”（见《史记》、《汉书》本传），这是中国历史上哪一个王朝都没有能够做到的！我不由忽发奇想：如果刘濞建立的吴国是在实行帝王封建制的西周时代，那么中国就有可能提前数百年出现与中原文化媲美的江南文化；即使是在春秋时期，刘濞也至少可与齐桓公齐名。但刘濞和他的吴国偏偏出现在帝王集权制业已确立的汉帝国时期，为了维护这种新创立的国家制度，吴国越是富强昌盛就越是没有理由存在，刘濞也就只能成为历史悲剧中的吴王，永远摆脱不了分裂、割据、谋反、叛乱一类骂名。呵，面对这样一位古人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或者就劝慰一句吧：您老也是生不逢时啊！
东越王摇小心翼翼捧起吴王刘濞这颗血淋淋的头颅时，先是一惊，随即心花怒放。备驾！他大声下令。四匹快马瞬间把他载到汉军使者官邸。结果甚至比他预期的还要美好：献上这颗人头，朝廷不仅完全赦免了他的参与叛乱之罪，还赏赐给他车载斗量的金银珠宝。
吴王刘濞的故事还有个尾巴：他的儿子刘驹乘乱逃出，投奔了闽越。为报杀父之仇，多次鼓动闽越攻东越；武帝时期，还曾有过闽越围东越、东越告急，武帝发会稽郡兵浮海以救的事。那是后话，暂且略过不提。
此下简略介绍一下除吴、楚外，参加叛乱的其余诸王的结局。
上文已提到，齐王刘将闾因先答应共同谋反、后又翻悔而被由胶西王刘卬率领的菑川、济南等三国之兵将其国都临淄围了个水泄不通。正是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齐国的一位姓路的中大夫，奉命冒死逃出重围，一路艰难跋涉赴长安呼救。待他回到临淄，三国之兵围得越发严严实实，他多次设法都无由进入，后来被捉做了俘虏。围城将领强迫他向城头喊话促降，不从就要推出去砍头。规定喊话的内容是：汉兵已被吴楚大军攻破，齐王速速向三国投降，不然攻进城去，就要杀尽全城老少！路中大夫答应了他们还不信，又逼他立誓，他也立了誓。但当他被押到城下，仰头望到站在城楼上的齐王时，却喊出了这样的话：朝廷已发兵百万，由太尉周亚夫统领，很快就要击破吴楚叛军，由栾布将军率领的救齐大军也即将来到。请大王坚守数日，围自可解，切切不可与敌通和！这位路中大夫的结局可想而知：他的话音刚落，就被乱箭射杀。临淄受困日久，城中已出现了断炊之忧，齐王本已有与三国媾和的意图，也曾暗中派出使者；听了路中大夫用鲜血和生命喊出的话，又燃起了胜利的希望，终于坚守了下来，直至栾布将军和平阳侯曹襄两支救兵相继来到，三国围解，临淄复生，全城欢腾。但紧接着，情势却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变化：获得大胜，正欲北上助郦寄攻赵的栾布将军，忽查得齐王刘将闾起初曾参与胶西王刘卬等共同谋反，以为也该在讨伐之列，于是又勒转马头，统领这胜利之师再度向临淄扑来。刘将闾闻报大惊，饮下鸩酒一壶，七孔流血而亡。
与此同时胶东王刘雄渠、菑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也或饮剑，或服药，相继毙命。
赵王刘遂，原定要与吴楚会兵西进的，因起事仓促未及赶上，而由曲周侯郦寄所统的汉兵已浩荡来到，一场激战，刘遂退守赵都邯郸，被困达数月之久。原所联络的匈奴之兵一直持观望态度，迟迟不肯入边来援；后听到吴楚兵败，索性撒手不管了。正在这时，破齐后的栾布之兵转而北上，栾、郦二军会合发起了强大的攻势。栾布又想出一法：引牛首河之水拦而灌城，城脚毁坏，汉兵乘隙攻入，刘遂坠城自尽。
谋反七王，至此还剩下一王：胶西王刘卬。
这位曾经威风过一阵子的反汉联盟二号人物，此时已是丢盔弃甲一副狼狈相，急急鞭打着一匹快马，疾驶在山坡小道上。他是孤身一人从临淄逃回高密（胶西国之都，今山东高密西南）来的。一进入王府，滚落汗湿淋淋的马背，就用赤光脚、坐草席这种作贱自己的形式，去向母亲请罪。王太后原是反对谋反的，如今见到儿子这副可怜模样，也只好抱着他痛哭。在一旁的太子刘德却说：有道胜败乃兵家不期之事，初次失利，何足为忧！依儿臣看来，汉军已精疲力竭，父王正可乘它回还之时集兵击杀。即使不能取胜，也还可逃入海岛，待时再起呀！刘卬叹息一声道：将怯卒散，怎可再用！正这么说着，宫外忽报汉军送来一书。刘卬启封看时，原来是周亚夫部将韩颓当已领兵追来，现驻于城外，命他速速前去归降。太子刘德一听双眉倒竖，如何肯降！王后及诸妃哭作一团。刘卬仰天流涕良久，忽而一跺脚，顾自奔出王府，徒步十余里来到汉营，肉袒跪伏于韩颓当帐前，哀告道：罪臣刘卬奉法不谨，致使百姓惊骇，又有辱大将军远道来到穷国，敢请鼎镬菹醢之罪！
这位汉军将领韩颓当，原是高帝时异姓七王之一韩王信的儿子。韩王信投降匈奴，颓当因生于匈奴颓当城而有此名。后韩王信被击杀，颓当于文帝时率众归汉，受封为弓高侯。现在他手执着作为号令三军、讨伐有罪权力象征的金鼓，在卫士簇拥下出得帐来，讪笑着揶揄道：大王兴师多日，披星戴月，餐风宿露，想来也是劳苦之甚，却不知所为何来？
刘卬膝行向前几步，做出一副恭谨的样子说道：都只为晁错用事，变更高祖皇帝法令，侵削诸侯王之地，臣等恐他败乱天下，所以发兵诛之。如今圣上已诛晁错，臣等也罢兵回国。甘愿请罪！
韩颓当说：足下若单为晁错一人，尽可上表劾奏；且晁错早已受诛，尔等为何仍迟迟不肯罢兵呢？更何况齐国本守义奉法，与晁错又风马牛不相干，足下因何围攻临淄达三月之久呢？
刘卬一时语塞，默然以对。
韩颓当从袖中取出诏书，朗读一遍。大意是，凡谋反诸王，一律正法勿赦。随即说道：请大王快快自裁吧，毋得迟延！
刘卬蓦地一昂头，大声吼道：罢罢罢，我刘卬既已死有余辜，何须多言！说完即抽剑自刎。
王太后及太子刘德，也同时伏诛。
吴楚七国之乱的平息，标志着诸侯王势力从巅峰跌入低谷，从此刘汉宗室内部很难再有能与朝廷抗衡的力量，这就为真正确立帝王集权专制制度奠定了基础。
在平乱中，诸将斩首十余万，各有封赏。其中有十人封为列侯，如窦婴为魏其侯，栾布为鄃侯等。周亚夫前已封为条侯，两年后又迁任为丞相。需要特别提一下的是一位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西北）的著名战将李广。他勇武绝伦，能徒手格杀猛兽；又由于手臂特别长，天生善射，无人可及。李广在文帝时与匈奴萧关一战崭露头角，建功颇多。文帝大为赞赏，感叹说：“惜哉，子不逢时。如令子当高帝世，万户侯岂足道哉！”（《史记》本传）在这次平乱战争中，李广以骁骑都尉从亚夫出征，勇冠三军，斩获甚多，却没有得到任何封赏。原因是“以梁王授广将军印，故还，赏不行”（《汉书》本传）。汉法，严禁朝廷官员与诸侯王私下交结，所以景帝对李广只是未予封赏，不再有其他惩罚，还应是一种宽大处理。不仅这一次，此后李广还曾有多次与匈奴交锋，纵然勇武超群却由于种种原因，终其一生也未得封侯，以至“李广难封”成为一个典故，不断引发后人评说和喟叹。
在这期间，景帝又在吴、楚、赵、齐四国旧地，陆续将自己十三个儿子封为诸侯王，既是以亲易疏，又削弱了诸侯王的势力，实际就是将早在文帝时期贾谊就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之策真正付诸实施。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又发诏改变旧制：“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谒者、郎、诸官长丞，皆损其员。”（《汉书·百官公卿表》）这就是说，从此诸侯王不再拥有统治王国和任命王国官员的权力。如果照此诏令办理，那么对诸侯王来说，封国成了仅仅是供给他们“衣食租税”之所，对朝廷不会再有大的威胁。
但有个唯一的例外，那就是梁王刘武。
当诸侯王都胁肩低首但求自保的时候，刘武的权势和地位反而获得了空前的提高。
刘武本来就受到窦太后特别宠爱，这回在平七国之乱中，梁国成了阻挡吴楚之军西进的坚强堡垒，梁军所斩杀的叛乱士卒几乎与汉军所斩杀的总数相等。所有这些，就成了他傲视诸王、比拟天子的资本。
平乱后有个尾声，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上文提到济北王刘志开头也曾想参与谋反，后来是因都城毁坏，又受到郎中令的劫持才没有发兵起事的。乱平后，他听说与自己情况类同的齐王刘将闾畏罪自杀，十分害怕，也想用自杀的办法来保全他的妻室儿女。这时候有个齐人名叫公孙玃的来找他，说有一策或许可以让刘志脱险，请求允许让他一试，试而无效再自杀也不迟。既有可能死里逃生，刘志岂有不愿意之理。于是公孙玃便去拜见梁王刘武，用他如簧巧舌，把有罪的刘志说成了有功。他先从济北之国四面受着齐、吴、燕、赵威胁这个特殊地理环境说起，以证明刘志起初应吴谋反实出无奈，而后来他非但未发一兵一卒助吴，而且抵死坚守，这实际上就是是在支持朝廷平乱，故应视为有功。如果连有功的济北王也要受到怀疑，岂非让所有藩守一方的诸侯王都要感到心寒了吗？不过公孙玃最后打动刘武的还是下面这番话——
臣窃料之，能历西山（指长安城外之崤山、华山）径长乐、抵未央，攘袂（奋然而起貌）而正议者，独大王耳。上有全亡之功，下有安百姓之名，德沦于骨髓，恩加于无穷，愿大王留意详惟之。（《汉书·贾邹枚路传》）
把为刘志求饶说成是存亡国、安百姓的大德之事，而这样的事当今之世也唯有您大王一人能够做到。梁王听了这些顶级吹捧话，心里一高兴，就派人去长安对景帝说了句话，果然，刘志不但保住了性命，还能继续当王，只是挪了个地方：徙封为菑川王。
连一个在野的齐人都知道，只要刘武开声口，便可救得刘志一命，说明刘武这位王爷的威势、声望，已经膨胀到了何等地步！
但这对汉帝国来说，可不是个好兆头呀！ 大汉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