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开了一部独尊儒术的历史

　　对窦太后的死，尊儒派该是暗中高兴的，即使是备受这位老祖母疼爱的武帝刘彻，似乎也是兴奋多于悲痛。

　　就在丧礼期间，武帝以“丧事不办”（《汉书·窦田灌韩传》）为由，免去了丞相许昌、御史大夫庄青翟的职务。这事颇让人费解：如果皇帝下旨命许、庄二臣为窦太后治丧，他们定然视为莫大荣耀，怎么竟敢“不办”呢？实际上这很可能只是要对此前按窦太后懿旨配置的辅佐班子再来一次大换班的借口。接下去便重新起用因窦太后一句话而被撤了下去的田蚡，拜授为丞相；另任大司农韩安国为御史大夫。这个为人有大略又大度的韩安国，一生却是升沉起落无定。上章四节说到他因化解梁国危机有功而越发受到景帝和窦太后看重，但不久却因再次犯法而失去了内史官位。武帝即位，田蚡为太尉，他用五百金贿赂田蚡走王太后这条内线，又得以出任北地都尉，后迁为大司农。在闽越与东越交战时，他曾与王恢一起受命率兵出征。这回则引人注目地迁升为御史大夫，跃上了三公高位，不过他的传奇式的人生，至此还远没有演绎完。

　　在这次大换班中有一点十分惹人注目：同样因窦太后一句话被撤了下去的窦婴，却仍弃之不用。这说明在中央权力构成中，窦氏的势力已彻底衰落，而王氏的势力正在急剧上升。

　　公元前134年十月，武帝再次改元，称元光元年。

　　这年五月，武帝颁发了一道重要诏令，宣布举行“贤良对策”。策，指简策。也即武帝以书面形式提出若干问题，要求应举贤良学士也以书面形式作出回答，然后由他亲自审阅。据《汉书·武帝纪》载录，诏令用充满感情的语言首先表述了他对尧舜、三王时代那种刑罚不用、教通四海、远夷来服、麟凤在郊的政治局面的仰慕和向往，接着说：

　　今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猗与伟与！何行而可以章（通“彰”）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对参加对策学士的敬称）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

　　在应诏参加对策的百余名学士中，武帝特别欣赏两个人：董仲舒和公孙弘。

　　公孙弘在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已应征过一次，并被任为博士，受命出使匈奴。回来复命时，武帝听后以为观点迂腐，平庸无能，他也只好托病告归。这回菑川国又推举了他，开头他觉得已罢归过一次，不可能再被录用，加上身无分文，婉拒了这份好意。国人却坚持要他再应举一次，有个叫邹长倩的好心人，不仅赠予足够川资，还脱下自己衣裳冠履给他穿戴，这样他又来到了长安。具有戏剧意味的是，负责此事的太常开头确实将他的对策列为最下等，建议不予录用的；后来武帝亲自一审阅，骤然将其擢举为第一，并立即召见。这年公孙弘虽已六十六岁，状貌却依然伟丽，武帝一见大喜，第二次拜任为博士。

　　但若就对策所涉及的问题的广泛性和深刻性而言，武帝更为赞赏的还是董仲舒。

　　董仲舒对策与经学登上政治舞台

　　董仲舒，广川（今河北景县广川镇）人，少年时代就开始研读《春秋》，景帝时举为博士，曾与齐地大儒辕固、胡毋生同朝共仕。为人廉直，为学醇一，举止进退，非礼不行。门下弟子众多，以至有的无法直接面授，只好由学有所成的弟子代为传教。有个流传很广的典故“三年不窥园”，说的就是董仲舒对学问的那种专心致志精神：攻读三年，近在咫尺的园圃居然没有进去游赏过一回！

　　武帝读了董仲舒的第一次对策，大为惊异，赞为奇才，欲罢不能，于是又有了第二、第三次策问。据《汉书·董仲舒传》载录，武帝在接连下给董仲舒的三篇制文中，提出了他多年苦苦求索的有关天道、君道、人道等重大问题，其中包括——

　　（一）都说五帝三王时代天下洽和，百王同之。近五百年来，守文之君，当国之士，欲效法先王以救当世者甚多，但天下却非但没有回归正道，还出现了日趋衰殆之势。是他们操持的方法有谬误呢，还是远古的那些盛世原本就不可能再重现？

　　（二）听说夏、商、周三代上天都曾降过相应的符命，据以证明三王都获得过上天授命。请说说此中原由何在？又，近百年来，星辰悖乱，日月侵蚀，山陵崩陷，川谷壅塞等事时有发生，此类灾异之变究竟因何而起？

　　（三）人的性命之情各不相同，譬如有的仁爱，有的卑劣；有的长寿，有的早夭。此类现象虽是人人习见，却并不明白其中道理。请先生您从人性本质上予以说明。

　　（四）据说虞舜垂拱无为，天下就能臻于至治；周文王日夜劳心费神，同样治理好了天下。但一个如此安逸，一个如此劳累，作为帝王之道，因何会有这般不同？当今君主要如何做，才能达到像古代那样政事宣昭、百姓和乐、五谷丰登、四海咸宁的太平盛世呢？

　　在上述制文中，武帝一再表明自己自登极以来，深感“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通“遑”）康宁，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阙（即“缺”）”；他要董仲舒不必有任何顾忌，尽心尽言，“靡有所隐”。

　　董仲舒的三次对策洋洋六千余言，通称《天人三策》现在我们还可以从《汉书》本传中读到它的全文。董仲舒一再申明，他的全部理论皆发自当时已被视为经典的《春秋》，由《春秋》引出普遍意义的道，而道又原于天。他所说的天是双重的：有时是带有某些人格因素的自然神，是人间万事万物的主宰者；有时则是物质性的实体。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是一种具有终极真理性的权威存在，即所谓：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正是在天或天命、天道这样一些宏大命题的统领和观照下，董仲舒轻而易举地回答了武帝在制文中提出的所有问题。例如关于符命，他说那是“非人力所能致”，而是“自至者”。对“自至”的解释是：如果君王能德润四海，“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那么“天瑞”便“应诚而至”。

　　再如灾异之变，与符命的道理相同，情况则恰好相反：君王若是“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此灾异所缘而起也”。灾异并不可怕，它是上天“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的一种“谴告”，只要人君能改正偏失，灾异自会止息；但倘若“不知自省”，那么上天就会降下“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伤败乃至”。

　　又如关于人的性命之情，回答是“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至于人性的“或仁或鄙”，人生的“或夭或寿”，与治乱也有很大关系，“故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民心民风的好坏，要看王者教化进行得如何：“夫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唯冶者之所铸”。这就是说，民心民风与王者的教化，就像泥土和熔化了的金属与陶匠、冶工的关系那样，你用什么样的模具就能制造出什么样的产品来！

　　董仲舒真可算是善于借题发挥的大师了，他在回答虞舜与周文王虽同样治理好了天下，却为何一逸一劳时，分析了二王各自的历史背景，得出结论说：原因在于他们“所遇之时异也”。接着就借这个时异制亦异的题目，引发出受命之君必须改制这么一个大议题，然后因势利导地将对话纳入了儒家政治主张的轨道。鉴于汉继秦而兴，秦行暴政“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故须来一次“更化”，而更化当以“教化为大务”。如何教化呢？此下便提出了崇尚和推行儒学的一系列具体建议，诸如“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列侯、郡守及二千石官员要选择辖境内“吏民之贤者”，每年向朝廷贡举“各二人”，“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等。由“更化”，再从《春秋》引出“一元更始”之意，这样就落实到了一个“正”字上，而这个正，首先必须从人君开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

　　在第三次对策末尾，董仲舒提出了被后来史家概括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原文是这样的——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通“义”）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同“旨”）意不同，是以上亡（同“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即《六经》，《五经》加一《乐》经）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减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凡是不在《六艺》范围之内的诸家学说不仅一概斥之为“邪说”，还要“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照此实行，那就是彻头彻尾的思想专制，学术霸权。关于这一点，拟放到下一小节去评论，这里先说说董仲舒这次对策所表现出来的学术特征；这种学术特征先秦诸子都不可能有，它只产生于汉代，后来被概括称之为经学。

　　经学是解释、阐发儒家经典的一种专门学问，它是一个特定时代、更准确地说是一种特定国家政治制度的产物。

　　我们读先秦诸子，即使是同属儒家的《论语》、《孟子》、《荀子》，也是各具面貌，自成体系。董仲舒却不是这样。他在对策中，一再称引孔子、周公和《诗》、《书》、《春秋》，特别是《春秋》。每当他需要发表议论时，总要以“臣谨按《春秋》……”作为导语；尽管在文字极为简约、写作体例类似现今“大事记”的《春秋》里，你根本无法找到这些议论，但董氏的这种行文方式却给人一个印象，仿佛他的全部理论皆发自《春秋》。这种把已被定为经典的古代圣人之作作为依托，尽量淡化以至抹杀个人学术创造的表述方式，便是汉代经学的一个主要特征。

　　也许我们现代人很难理解经学家们这种独特的写作心态，这恰好说明经学是一个离我们已相当遥远的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深深地打着帝王集权专制制度的烙印。

　　《庄子》的《天下》篇，可说是评论春秋战国时期各个学派的一篇学术论文，开头第一句便是：“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那种学派林立、百家争鸣、策士横议、文采风流的景象，让后世学人一提起来就无限向往。尽管那时学人生活也颇为清苦，像孔子那样为了推广自己的学说，不得不让他的学生赶着车子到处去游说，有时甚至断粮挨饿、狼狈到犹若丧家之犬的地步。但名义上他们还是被尊为王者之师友，列国君主也大多能以礼相待；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人格是独立的，思想是自由的，并享有较为充分的话语权。但随着实行大一统的帝王集权制的秦帝国的建立，宛若昨日的百家争鸣忽而成了遥远的历史陈迹。从那时以来漫长的两千余年，学术问题，特别是其中的政治学说问题，学人已失去了属于自己的话语权，不再有独立性和自由可言。回望历史，他们不禁会想起一个人，想起了这个人的一篇文章，想起这篇文章中一句令人无限感慨的话：“彼一时也，此一时也！”

　　这个人就是东方朔。

　　《汉书》本传录有一篇《答客难》，很可能是东方朔晚年之作。这位自称把宫廷看作是“避世全身”之所的滑稽大师，其实内心是很不情愿被武帝以“以俳优畜之”的，因而这篇《答客难》尽管行文依旧诙谐，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却是一个伤时哀势、满腹牢骚的形象。一次有客取笑他说：你看人家“苏秦、张仪（均为战国时期纵横家）一当万乘之主，而都（居）卿相之位”，何等风光！可你老兄“修先王之术，慕圣人之义，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数”，自以为“海内无双”；混了几十年，怎么还是“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这是什么缘故呀？东方朔回答说“时异事异”也！“苏秦、张仪之时，周室大坏”，列国纷争，“得士者强，失士者亡”，因而士人不仅“身处尊位，珍宝充内”，还能“泽及后世，子孙长享”。而当今之世则是“圣帝流德，天下震慑，诸侯宾服”；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士人的或贤或不肖已经没有区别，总的是：“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接着又做了个假设：“使苏秦、张仪与仆并生于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宫中小官），安敢望长侍郎乎？”末了，长长喟叹一声说道：“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哉！”

　　董仲舒自然也深有同感。当他跪伏在大汉帝国的朝堂上对策时，深知自己只是一个小博士，官卑位微，是无法与至高至上的皇帝形成平等对话的。只有捧出已被尊为“素王”的孔子和凭借已被神化了的《春秋》，才能让自己不仅争取到话语权，还使所发言论具有了某种不容轻视的权威力量。尽管他无意把《天人三策》写成完全意义上的经学著作，但由于得到武帝的欣赏和推崇，我们还是不妨把它的问世看作是经学正式登上政治舞台的标志。董仲舒兼通儒学《五经》，专攻《五经》之一的《春秋》三传中的《公羊传》（另外两传为《左传》、《榖梁传》）。他后来完成的《春秋繁露》，被公认为汉代公羊学或今文经学的代表作。

　　汉家的一个制度配方：“霸王道杂之”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对策后，武帝推行了若干尊儒措施，主要采自董仲舒《天人三策》和公孙弘《劝学修礼》奏议（见《史记》、《汉书》儒林传）。综合起来有以下几条：

　　（一）设置《五经》博士，即以皇帝诏令的形式，宣布儒家的《诗》、《书》、《礼》、《易》、《春秋》等五部著作为法定经典，各置博士官。博士官由朝廷任命，为解释、教授《五经》的权威。

　　（二）为《五经》博士配置弟子，名额为五十人。博士弟子的条件是“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学习期间，每年考试一次。能通《五经》中一经以上，便可“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其中，若“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

　　（三）兴建太学。“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太学设于京师，为培养经学人才的最高学府。后来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也设立官学，推行教化，培育士子，成效卓著。于是武帝下诏：“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汉书·循吏传》）

　　此外还有两项儒学竭力倡导的大礼，即封禅和改制，武帝后期也付诸实施，详八章一节。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实际上他既没有对儒家以外诸家一概罢黜，也没有将儒家学说照单全收。武帝奉行的是实足的“以我为中心”主义：凡于我有用的则取之，于我无利的则舍之。《史记·龟策列传》对此有这样一个概括：“至今上即位，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伎（同“技”）之士咸得自效，绝能超奇者为右，无所阿私。”譬如爱好黄老的汲黯、郑当时，一个任为主爵都尉，一个任为大司农。属于纵横派的主父偃、严安、徐乐上书阙下，武帝阅后十分欣喜，当即召来，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何相见之晚也！”（《史记·平汝侯主父列传》）至于刑法之士更成了武帝强化集权专制、实施严刑峻法的左臂右膀，如被《史记》、《汉书》列入“酷吏”传的那些人物，极大部分是武帝时期的，其中最著名的是史称“酷烈”的张汤，官至御史大夫。有次张汤生病，武帝亲自到他的官邸探视，这在当时被视为一种极为稀罕的“殊荣”。耐人寻味的是，由于武帝推崇儒学，像张汤这样一个酷吏也不得学一学时髦，请博士弟子为他属下官吏讲讲《尚书》、《春秋》，使他们在决狱时也能引上几句儒学经典装装门面。这说明某种思想一旦被最高统治者定为独尊，就会很快演变成为一种形式，以至一种套话或广告用语，甚至出现挂羊头、卖狗肉那样的事。

　　一方面，采取了不少尊儒的措施，另一方面却并不真的想照着儒家学说的全部思想含义去做，武帝的这种心态在当时朝堂上很可能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但敢于当众点破的，在满朝文武中却只有一人，他就是武帝称为大体可算得上是个“社稷之臣”的汲黯。

　　据《史记》本传记载，汲黯是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他之所以敢于当众顶撞武帝，首先自然基于他的秉性：他为人耿直，倨傲少礼，好游侠而尚气节；此外，也还有个历史原因：在武帝为太子时，汲黯曾担任过太子洗马。洗马也作“先马”，即前导。主宾客赞受之事，太子出行则为前导。这也就是说，汲黯陪伴武帝度过了从七岁到十六岁的少年时代，当时主仆关系还不是那么森严，多少还存有一点哥们情义吧？

　　武帝即位后，汲黯历任谒者、荥阳令、东海太守和主爵都尉等职。他信奉黄老，处事但求大体，不拘文法。一次河内郡发生延及千家的火灾，武帝命他急赴灾地处理。他回来禀报说：“家人失火，屋比连烧，不足忧也。”但就在途中，他看到河南郡内因“伤水旱万余家”，已经饥饿到了“或父子相食”的地步，便自作主张凭着手中符节“发河南仓粟以振贫民”，为此他请武帝治他“矫制之罪”。武帝没有杀他，反而说他做得好。不过汲黯更为突出的特点，是他那种不为权势折腰的倔脾气。他有好多个“唯有”。譬如田蚡为相，威风八面，中二千石官员来谒，都要行跪拜大礼，田蚡一概安然受之。唯有汲黯，只揖不拜，田蚡却不得不以揖礼作答。再如武帝，喜欢率意，如果不是在朝堂上，一般接见大臣常常不戴冠冕，有时甚至踞床而坐。唯有对汲黯，定要整冠束带而见。一次武帝在武帐，未戴冠冕，一听汲黯要来奏事，只好命人代为接见，自己避入后帐。第三个唯有，就是唯有汲黯敢于当众点破武帝那个公开的秘密。那是一次在朝会上，武帝说了一番要如何如何推崇儒学、施行仁政的话，汲黯立刻站了出来——

　　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指武帝）默然，怒，变色而罢朝。公卿皆为黯惧。上退，谓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戆也！”

　　“内多欲”而要想“外施仁义”，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也就是说按照儒家学说，一个没有达到“内圣”的当国者是无法“外王”的。汲黯的话显然击中了武帝的要害。但尽管这是个公开的秘密，毕竟也是个秘密，你汲黯怎么竟敢像《皇帝的新衣》中的小男孩那样把它说穿了呢？众公卿都不禁要为他捏一把汗。好得武帝在多数情况下还算得上是个比较开明的皇帝，他没有因此杀汲黯，而是恼羞成怒地骂了他一声戆——不是一般的戆，是“甚矣”的“戆”！

　　凡此种种都说明，终武帝之世，所施行的思想路线，其实还不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是“外儒内法”，或者叫作“霸王道杂之”。霸道指法家刑治；王道指儒家德治。其后昭帝、宣帝也大率如此。

　　说“霸王道杂之”这句话的，就是武帝的曾孙宣帝。

　　宣帝的儿子元帝刘奭（shì），当他还在做太子时，看到宣帝信用的多是一些文法吏，动不动用法家、名家那一套苛责臣民，就利用一次侍宴的机会，向宣帝提了个不要持刑太深、应该多进用一些儒生的建议。宣帝一听顿时怒形于色，斥责道：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汉书·元帝纪》）

　　不妨把“霸王道杂之”看作是汉帝国的一个制度配方，至于二者比例的多少，则视实际情况而定。自武帝至宣帝，这一制度配方大体实行了一百年。宣帝在上面那次与刘奭的谈话末了，有一声深表忧虑的叹息：“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后来历史的发展果然证实了宣帝的担心。柔仁好儒的刘奭一继位而为元帝，便改变了“霸王道杂之”这个“汉家制度”的传统配方，颇为全面地贯彻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制。从此，研读、解释、阐发儒家经典成了迁任高官的必备条件，就像《汉书·儒林传》序言说的那样：“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利禄之路然也。”元帝时有个韦玄成就是“以明经历位至丞相”的，在他家乡齐鲁一带还由此流传出一句谚语：“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汉书》本传）我们现在读载录在《汉书》中的元、成、哀、平诸帝的诏文，可以看到无一例外地都以儒学为指导思想，其中半数以上还直接引用了孔子或儒家经典的语录。这也就是说，从汉代元帝开始，中国翻开了一部总体上都是言必称孔孟的历史。到成帝时，孔子有了第一个封号：殷绍嘉公；及至平帝，又有了第一个谥号：褒成宣宜公。此后历代帝王就像展开了一场追封孔子的竞赛，越捧越高，越吹越神。耐人寻味的是，汉帝国却没有以元帝为契机再创辉煌，而是由此步履蹒跚地走向它的黄昏。其后是王莽主要按照儒家经典《周礼》的改制及其失败，和刘秀并不十分成功的“中兴”。儒学在吸收了东来佛学的营养以后，才有了贞观、开元那种开阔、宏大的盛唐面貌。这中间引人深思的问题很多。单就思想发展而言，儒学在秦汉之际极其艰难的生存环境中，敛迹自励，虚己自新，摭取诸家之长完成了一次蜕变，获得了很强的适应性和蓬勃的生命力，终于在与诸家竞争中赢得了定于独尊的地位。但因这个“独尊”是凭借皇权的支撑取得的，这就同时已埋下了衰落的种子。思想理应是活泼的，生生不息的，并在与不同学派相互平等地交流、碰撞和激扬中获得不断的发展；而一旦依仗国家权力宣布唯我独尊，就会逐渐停滞、凝固，变成一种坚硬甚至可怕的东西。诚如徐复观先生所言：“通观古今中外，学术与现实政治，必有一相当距离，使其能在社会上生根，学术乃有发展可能，政治乃能真得学术之益。”（《两汉思想史》）武帝尊儒不失为一次明智的选择，此后，理应有第二次、第三次和更多次的选择，以便让各个学派在这些选择中优胜劣败，由最具生命力的思想引导社会革古鼎新，依其自身规律顺序前进。但因皇权的介入，自居独尊的儒学却成了一种思想霸权，阻遏了这条革新之路，稍有“离经叛道”即被斥之为“异端”而大肆讨伐，必欲铲除而后已。这样直到近代，深锁的国门忽而被西方的坚船重炮一下轰开，国人这才惊恐地发觉，古老的中国无论政治、经济抑或文化的体制都已是那样相形见绌，冥顽固陋，再不思变革，民族危亡已迫在眉睫。于是五四时期的前驱者们振臂疾呼，发出了“打倒孔家店”那样激愤、悲怆的先声。所有这一切，如果要追究一下始作俑者，当然也可以追溯到武帝的采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策。于右任先生曾以《汉武帝陵》为题作诗吟诵道：

　　绝大经纶绝大才，

　　罪功不在悔轮台；

　　百家罢后无奇士，

　　永为神州种祸胎。

　　于右任先生大概不会想到，多少年后的今天，儒学又成了显学，读经又成了时髦。这真是历史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过所有这些，汉朝人听了可能只是付之一笑。他们会说，这些翻来覆去的事都是你们后人闹出来的，与他们无关。让我们还是赶快返回汉帝国朝堂，说说尊儒派衮衮诸公的情况吧！

　　儒学受尊后尊儒派的政治分化

　　先说董仲舒。

　　对策那年，董仲舒大约已有四十六七岁。此前，他只是默默无闻而又专心致志地做着自己的学问；三次对策，既使他一夜成名，却也把他推到了古语所说的“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的险境。

　　对策后，武帝任董仲舒为江都王刘非之相。稍作玩味便可看出，这一任命含义微妙。

　　王国之相俸秩相当于郡守，为二千石，较之董仲舒原任博士仅六百石要高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看作是升迁和重用。但既为江都王相，就得离开京师，到数千里外的广陵（今江苏扬州西北）去赴任；而依汉制，做过王国官再要任京官就十分困难。因而当时官场有一种习气：以在京做朝官为荣，外放做地方郡国之官为耻，视之为贬谪，称“左迁”。当年贾谊离京去做长沙王太傅，就自称是“俟罪长沙”，以遭放逐的屈原自况，踯躅在湘江边作赋凭吊，伤彼叹己，不能自已。董仲舒之任江都相虽不能视为放逐，但多少也带有点疏远之意。

　　这一任命所反映出来的矛盾现象说明，尽管武帝十分器重董仲舒的学问，赞赏他的对策，也采纳了他的大部分建议，但却并不想真正重用他，无意让他成为近身辅佐大臣。其中原因，或许可从上文提到的董仲舒“为人廉直，为学醇一”八个字中得到解释。皇帝通常总是喜欢谀臣、不喜欢直臣，武帝也不可能例外，“为人廉直”的董仲舒就会让他感到不那么称心。不过这恐怕还在其次。更为主要的是“为学醇一”，即坚持执守儒学全部内涵，包括对帝王的要求也不肯打折扣。儒家倡导的所谓“内圣外王”，认为君主应有崇高的精神修养，这种精神蓄于内为圣人之德，施于外则为王者之政。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和他的代表作《春秋繁露》概括说来，包含着“正君”和“尊君”，也可说是“内圣”和“外王”这样两个方面的内容。对于一种学说，思想家关注的是它的真理性，是它的普遍价值；政治家感兴趣的则是它的工具性，是它的使用价值。武帝赞赏董仲舒对策中那些神化皇权和有利于大力推进王事的主张，却不能容忍同是这个董仲舒在他身边成天唠叨什么“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那一套！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秋月，董仲舒赴广陵莅任，开始了他的跌宕起落、荣辱无常的宦海生涯——这且暂时按下不表，再来说说尊儒派中最初的两个核心人物田蚡与窦婴。

　　国舅爷田蚡，如今成了未央宫里最风光的人物。他早已封为武安侯、此时又任为丞相，做了武帝得力的辅佐之臣。《汉书·儒林传》称：“及窦太后崩，武安君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作为丞相的田蚡应是尊儒的功臣，但他同时又仗着这个人臣之极的相位，加上特殊的外戚身份，日趋骄奢跋扈起来。他遍置田园，广建宅第；又逾越礼制，前堂列钟鼓、树旌旗，后房广妻妾、众婢女，珍奇玩好不可胜数。当他刚以王皇后同母弟弟的身份入宫为诸曹郎时，一方面执子弟之礼殷勤奔走趋奉于当时已为大将军的窦婴门下，另一方面谦恭待客，推举名士入仕，目的就是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压倒窦婴及诸公卿。如今随着窦太后的去世窦氏大厦轰然倒坍，在武帝初次尊儒中曾为主要辅佐大臣的窦婴也成为弃物，被永远逐出了政治舞台。田蚡企盼中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于是他便开始想方设法嘲笑、奚落赋闲在家的窦婴，从中获得作为胜利者的快感。一次他让灌夫去对窦婴说他将去登门拜访。正处于失落、潦倒中的窦婴，一听新任相国将屈尊光临，自然受宠若惊，赶紧与夫人一起，又是沽酒宰牛，又是洒扫张具，整整忙碌了一个通宵。第二天从清晨一直恭候到中午，却总不见贵客踪影。心急火燎的灌夫赶到相府一探问，谁知田蚡还躺在卧榻上睡大觉呢！醒来后轻巧地说：昨夜大概多喝了几樽，把这事给忘啦！

　　面对田蚡的恶意戏弄，开头窦婴还是以大度处之，不予计较；谁知田蚡却得意忘形，进而想要挟窦婴让出在城南的大片土地。他派门客藉福去向窦婴说这件事。这下窦婴再也不能容忍了，他愤怒地回答说：我老朽虽是已被遗弃，你田将军虽是大富大贵，但难道因此就可以仗势欺人、侵夺别人的田产了吗？田蚡碰了一鼻子灰，心里十分恼怒，又以为这是灌夫在从中作梗的缘故，两人由此交恶，相互揭举对方在暗中做的坏事：田蚡说灌夫在家乡颍川横行不法，灌夫说田蚡收受淮南王贿赂；你拔剑，我张弩，愈演愈烈。后来还是两家的宾客居中调解，争斗才勉强停歇了下来。

　　这年夏天，田蚡娶燕王刘泽孙女为夫人，王太后下旨列侯及宗室皆须前往庆贺。在这次婚宴上，由于田蚡有意怠慢灌夫，众客也跟着一齐对他冷落。为人刚直、生性鲁莽的灌夫如何忍受得了这等屈辱，满腔怒火无处发泄，就借敬酒缠住一两人破口大骂，好些人因而纷纷离席。田蚡抓住此事“无限上纲”，竟以“大不敬”罪将灌夫捆绑下狱，并下令分头追捕其宗族。窦婴觉得灌夫是因他之故而获罪田蚡的，为营救灌夫，他不惜散尽家财，四处奔走。此时窦婴仍保留着魏其侯的爵号，他这样做，就有被夺爵以至杀身的危险。当夫人劝阻他时，他说了这样一番掷地有声的话：

　　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无所恨。且终不令灌仲孺（灌夫之字）独死，婴独生！（《汉书》本传）

　　此案后因王太后出面给武帝施加压力，不仅诛杀了灌夫及其全家，还殃及到窦婴，尽管窦婴藏有当年景帝赐给他的那份“事有不便，以便宜论上”的遗诏，但因掌管文书的尚书处无此遗诏存档而被认为无效，最终也被斩首于闹市并抛尸街头。

　　不过田蚡也没有逞意多久。灌、窦之案了结后三个月，即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三月，田蚡生了一种浑身像是被棒击那样剧痛的怪病。召来巫师一看，说是窦婴、灌夫鬼魂作祟的缘故。很可能，这是田蚡在临死前出现的一种幻觉。这个靠着同母姐姐王太后的关系登上了人臣极位的政治暴发户，终于在“痛啊、痛啊，我服罪、我服罪”的惨叫声中，慢慢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司马迁对窦婴、灌夫、田蚡三人的性格特征及相互恩怨关系，有这样一段评述——

　　魏其诚不知时变，灌夫无术而不逊，两人相翼，乃成祸乱。武安负贵而好权，杯酒责望，陷彼两贤。呜呼哀哉！

　　继田蚡而在相位上为尊儒做出重要贡献的是公孙弘。

　　公孙弘其人可说就是武帝尊儒举贤的一张活广告。他自从第二次受菑川国推举为贤良学士赴京对策后，一路官运亨通：由博士而左内史，又由左内史一跃而为御史大夫，登上了三公之位。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武帝又决定任命公孙弘为总领百官的丞相，这时却碰到了一个难题。原来汉初已形成了一种“先侯后相”的制度，即只有已封有侯爵的人才有资格被任为相。而根据白马盟约“非有功不得侯”，这个“功”在汉初又只能是军功，因而自高帝以来，出任丞相等重要职位几乎成了沛县集因和功臣宿将的专利。而由对策入仕的公孙弘此时尚未受有任何爵位，又怎么能出任相职呢？好在武帝要做的事是从来不顾忌成法旧制的，于是他又来了个出人意料的举措：在任命公孙弘为相的同时，又下诏封以为平津侯。这就是说从公孙弘开始，又创立了一项“先相后侯”的新制度。这一变化说明汉帝国高层权力构成的主体已先后摆脱了沛县集团和功臣宿将的垄断，标志着一个文官主政的新的历史时期已经到来，这对当时的文人学士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请看《史记·儒林列传》对此事的记载——

　　公孙弘以《春秋》白衣（即布衣，指无任何官职、爵位）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通“向”）风矣！

　　公孙弘的通过攻读《春秋》，由白衣而拜相、封侯，成了一条为万千学士所倾心追逐的阳光大道；公孙弘本人也成了学士心目中的“明星”和“偶像”，慕之效之，风靡一时。

　　现在让我们再把前面搁下的话头续上，来说说董仲舒做江都相的遭遇，以及他在官场的几次蹭蹬和最后归宿。

　　王国之相，实在是个难弄甚至危险的差使。它名义上是个朝廷命官，对诸侯王还负有一点督察之责；实际上诸侯王与皇帝都有着骨肉之亲，哪容得你一个外姓人插进一脚去说三道四！更何况江都王刘非是个有名的难以侍候的主。他是武帝的异母哥哥，生性好勇斗狠，专横跋扈；近些年来大造宫馆，广招豪强，越发骄奢。武帝此任可能就有借重董仲舒大儒之名管束管束他这个桀骜不驯的兄长的意思，但董仲舒却从莅任之日起，不得不时时处于如临深渊、似履薄冰的惊悚中。

　　不久，果然发生了一次较量。

　　据《春秋繁露》第三十二篇载录，较量表面上是以探究学问的形式开始的。平日喜好舞刀弄枪的刘非忽而对历史发生了兴趣。他颇为谦恭地问董仲舒：春秋时，范蠡、文种、泄庸三人佐助越王勾践攻灭吴国，成就了霸业。孔子称微子、箕子、比干为殷之“三仁”，寡人以为范蠡、文种、泄庸也可称越之“三仁”，不知相国以为如何？

　　董仲舒一听大惊，分明看到刘非设下的是一个试探性陷阱。他问的表面是历史问题，其实却是一个在当时极为敏感而又危险的现实政治问题。如果承认范蠡等为“三仁”，那就等于承认他们佐助一个诸侯王去攻灭另一个诸侯王进而称霸于诸侯，是属于仁义的行为了。既然如此，那么现实中的江都王刘非，他若是要去攻打其余诸侯王进而自称霸主，与汉天子来一个分庭抗礼，不也合乎仁义了吗？

　　正当董仲舒思虑着如何委婉地作出反驳时，刘非又紧接了一句：当年桓公有疑问就求教于管仲，今寡人有疑问就求教于相国，望相国不吝赐教。

　　真所谓图穷而匕首见。如此今古对比，已把刘非图谋不轨的内心暴露无遗。春秋时的齐桓公，正是依靠了相国管仲的佐助才“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称霸当世的；因而刘非的这句话等于暗中向董仲舒抛出了一个谋反约定：你来做辅相管仲，我来做称霸诸侯的桓公！

　　董仲舒在惶恐中伏地再拜，谨慎地回答说：臣知窄学浅，不足以奉大对。然大王既已垂问于臣，臣又不敢不对。

　　为了不激怒这位狂傲的江都王，董仲舒先不作正面反驳，而是讲了一个当时已为人们所熟知的古代贤人柳下惠的故事：一次鲁国国君想去攻打齐国，问柳下惠是否可以。柳下惠当然回答不可以，但事后他却为鲁君来问他这样的问题而深感羞耻。董仲舒借此说明：如果范蠡等三人是越之“三仁”，那就即使越王只是向他们问一问可否灭吴的事也应当感到羞耻，可他们不仅是越王灭吴的顾问，而且还是出谋划策的实际参与者！接着董仲舒又给“仁人”下了这样一个定义：“仁人者，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按此标准，范蠡等三人显然都不配称仁人。最后郑重宣称：“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羞称五霸。”这不仅表明了他董仲舒决不会去做当今的管仲，同时也暗中婉转地规劝刘非：你也应该安于江都王这个“分”，切不可存有霸业之心！

　　刘非终于领教了这位以“廉直”著闻的大儒，不得不勉强说出了一个字：“善。”

　　据《汉书》记载，在其后的一段时间里，董仲舒常以“礼义”匡正刘非，刘非对他也颇为“敬重”，总算相安无事。

　　但意外的厄运还是降临到了董仲舒头上。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春夏间，相继发生了辽东高庙和京师高庙便殿两起火灾，这在当时被视为一个极为严重的事件，以至武帝也要为之“素服五日”（《汉书》本纪）。事后董仲舒写出了一篇《灾异之记》，依据他独特的“公羊学”，将这两次火灾与几百年前鲁国的几起宫廷火灾作了对应比附，并假借天意，向武帝提出了要严惩诸侯王中的“远正”者和大臣中的“不正”者等建议。应当说，诸侯王和大臣中远离正道或所行不正的，的确大有人在；但董仲舒这样写，显然超越了他作为王国之相的职权范围，因而难免让人揣想其中是否含有他个人意图，譬如希望因此一奏而引起武帝对自己的重视，或能召回京师任为辅佐近臣等等。不过董仲舒处事一向谨慎，鉴于文中所涉及的是当时最为敏感的政治问题，提出的建议又过于大胆和酷烈，还不敢贸然上送朝廷，只是作为草稿置于案头。不料这天有个叫主父偃的中大夫登门来访，此公平日就对董仲舒的才学心存妒忌，这回竟趁人不备，将《灾异之记》窃走去奏报了武帝。就为这篇文稿，董仲舒锒铛入狱，被定了死罪。后来总算武帝开恩赦免，将其由王国相贬为王国中大夫。侥幸逃过了一劫的董仲舒，从此不敢谈论灾异，再也无心于仕途的进取，只是潜心发愤于学问之事。

　　据《汉书·五行志》记载，后来因发生了淮南王刘安谋反案（见本章三节），武帝这才又记起了《灾异之记》，对董仲舒的处理颇有悔意。大约就在此期间，武帝要给已立为皇太子的刘据找个教授《春秋》的老师，二度将董仲舒召回长安。这位总是不甘心因循旧法的皇帝，这回又玩了个新花样：他让专攻《公羊春秋》的董仲舒、公孙弘，与精于《榖梁春秋》的瑕丘江公来一个当廷讲议，类似现今流行的所谓“竞争上岗”。第一轮淘汰了江公，第二轮淘汰了公孙弘，结果是董仲舒胜出：“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汉书·儒林传》）。

　　想来董仲舒该是为自己的这次“胜出”兴奋过一阵子的，因为他以为这纯粹属于他所倾心的学问之事，与官场的争斗无关。但事实却很快证明他又错了！

　　这里就要说到武帝的另一位异母哥哥，被封为胶西王的刘端。

　　这个生性乖戾、行为怪诞的胶西王，因患阳痿，一近女色就要在病榻上躺上几个月，稍有冒犯就要杀人，包括朝廷派去的官员也有多个被砍伤、杀死。大臣们几次奏请将他依法论罪，武帝却还心有不忍，想再派个强相去或许还能管得住。但派谁去好呢？武帝正在为物色不到合适人选发愁，公孙弘抓住这个机会，向武帝推荐了董仲舒。他认为董仲舒是唯一合适人选，并以此前董仲舒曾以礼义匡正江都王刘非颇有成效作为依据。《汉书》记载说，其实公孙弘推荐董仲舒的真正的动机是两个字：“嫉之。”

　　公孙弘的嫉妒可能有双重含义：一是报“竞争上岗”时败于董仲舒的“一箭之仇”；二是将董仲舒这个已被他视为竞争对手的人逐出京师，以巩固自己好不容易得来的相位。

　　无论公孙弘出于何种动机，一经武帝认可，董仲舒就不得不奉命赴任。此时，这位汉初大儒该已年近古稀。古制官员七十退休。董仲舒在官场几经沉浮，亲历了其中险恶，如今又做了这个放辟邪侈的胶西王之相，预感到若久居于位终将在劫难逃，因而便以多病为由请求提前退休。晚年赋闲在家，也不问产业之事，只顾以修学著书自娱。流传至今的《春秋繁露》等著作，最后的完稿和润色，大概就在此期间。

　　在我们现代人看来，董仲舒不做官而潜心于学问，无论对历史对他本人都应是幸事，以多病为由提前退休更是明智之举。但在古代“官本位”的语境下，人们大都不这样看。譬如清代查慎行就对董仲舒不能像卫青、公孙弘那样列于公卿之位深为不平，曾以《景州董子祠》为题作诗咏道：

　　西风残照广川城，

　　董相祠边感慨生。

　　官秩稍增秦博士，

　　文章独辟汉西京。

　　醇儒岂以科名重，

　　英主无如经术轻。

　　却笑武皇亲制策，

　　牧羊牧猪尽公卿。

　　还有，董仲舒本人也不这样看。今收录于《艺文类聚》及《古文苑》的《士不遇赋》，当系董氏垂暮之作。文中感叹“时来曷迟，去之速矣”，“正身俟时，将就木矣”；宣称自己“屈意从人，非吾愿矣”，可偏偏一生行事却是“遑遑匪宁，只增辱矣；努力触藩，徒摧角矣……”满腹怨愤，挥之不去，真是抽刀斩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啊！这可说正是中国古今许多知识分子心态的共相。在帝王集权专制制度下，知识分子的出路似乎只有做官，但做官与作为一个学人的良心，却又往往如同鱼和熊掌那样难以兼得。董仲舒说他不愿“屈意从人”，这个“人”他当然只能泛指，但其实就是“今上”，也即汉武帝。帝王制度决定了唯皇帝一人手握着对一切人等的生杀予夺大权，只有他最有可能让所有人“屈意”顺从。从董仲舒一生行事看，纵然也曾努力不“屈意从人”，但实际上还是只好有保留地“屈意从人”，他的著述大多为应当时政治需要而作便是明证。一方面生性不愿“屈意从人”，另一方面为着追求功名利禄又不得不“屈意从人”，这就是董仲舒矛盾而又痛苦的心理。作为后人，我们对这位古贤除了敬仰、同情，也只好感叹。

　　不过无论如何，在武帝下诏对策、采取了种种尊儒措施后，当时的汉帝国朝廷上下，包括万千臣民，都处在一种急欲高扬华夏民族、创造旷古伟业的激情和兴奋中。此下我们就来说说雄材大略而又正当青春勃发的少年天子刘彻，如何运用由“霸王道杂之”这种理想配方化生出来的新型制度，充分发掘蕴含其中的能量，掀天揭地地强力运作，把大汉帝国推向鼎盛吧！ 大汉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