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于“汜水之阳”的大汉帝国

　　刘氏登位术：诸王推举，本人三让

　　上章末尾说到刘邦下了道急令：速备车驾，赶赴定陶。

　　定陶秦时为县，故治在今山东定陶西北古陶邑。这个位于汜水北岸的小县城，因两个人的两件事而留名青史。一个是春秋时越国大夫范蠡，助越王勾践灭吴雪耻后，深知勾践其人可与同忧患而难与长安处，因而变姓改名，乘舟浮海，父子同耕于海畔，苦身戮力，而致产数十万。后将其资财散与乡里，携家来定陶经商，不久又积聚资财巨万，天下人称他为陶朱公。另一个便是刘邦，将在此即皇帝之位，宣布大汉帝国的成立。

　　但此时的刘邦还没有到可以即皇帝位的时候。他之所以急于赶赴定陶，全因为韩信。

　　垓下之战一结束，韩信率师回齐，驻军于定陶。此时的韩信，享有垓下大胜的声望，拥有数十万之兵力，在当时的华夏大地上，已经无人可与争雄。

　　项王既灭，按说刘邦最先应做的一件事是践约。他在垓下之战前曾与韩信、彭越约定，一旦攻灭项羽，将与他们“共天下”，即自睢阳以北至谷城分给彭越，从陈以东到沿海分给韩信。但在此时的刘邦看来，昨天的同盟者如今已成了他独自拥有天下的严重威胁，其中特别是韩信，简直是又一个项羽，甚至比项羽更可怕！

　　当务之急是，必须立即把韩信的军权夺下来！

　　从垓下到定陶有近千里之遥，刘邦命令他的侍从官日夜兼程，来完成这次长途跋涉。

　　就像两年前那个凌晨突然闯入修武营帐夺了韩信之军那样，这回刘邦又来了个故伎重演：“驰入齐王信壁，夺其军”（《汉书·高帝纪》）。就是说又搞了一次突然袭击，驱车直入韩信军营，宣布夺了他的军权。

　　韩信也与两年前一样，没有任何反抗就交出了军权。

　　对刘邦来说，这次突击行动的成功意义远比修武那次更为重大。修武的夺军还只是使他又有了兵力去与项羽抗衡，而这次完成对韩信军权的顺利剥夺，则直接为他走向帝位铺平了道路。

　　到这时候，刘邦似乎才想到还有一个如何践约的问题。一个月以后，即汉王五年（公元前202年）一月，他下了一道命令，改立韩信为楚王，统辖淮北之地，建都下邳；立彭越为梁王，统辖魏之故地，建都定陶。

　　命令中说改立韩信为楚王的理由是，项王已灭，楚地已定，义帝又没有后裔，而韩信原生长于楚地，熟悉楚地风俗。这当然只是个幌子。实际是借此将他调离拥有重兵的地区，到南方楚地去当一个无法再与刘邦抗衡的封国之王。而同时封彭越为梁王，则明显带有牵制韩信之意。

　　韩信原来有个幻想：“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史记》本传）现在这个幻想终于破灭。很可能，对权力角逐总是不怎么在行的韩信，此时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幻想：我这个楚王，总不会再夺我了吧？此外，改封楚王，韩信多少也有点安慰：他的故乡淮阴，如今已属于他治下的临淮郡，能够衣锦荣归故里，也该是人生难得的一大乐事吧。

　　刘邦终于等来了梦寐以求的这一天。

　　他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以至来不及先选定国都，就准备在刚刚夺了韩信之军的定陶即皇帝之位。

　　筹备工作在昼夜不停地进行中。定陶那座已经老旧的县衙，正在被敲敲打打、又涂又抹地装饰着；专管礼仪的博士诸生，有的正寻章摘句地在拟订朝仪，有的在用龟卜的方法择定大典的吉时良辰。最忙碌的还有尚衣房：这边在裁剪缀有十二章花纹的皇袍，那边在赶制垂有玉珠十二旒的皇冠……

　　我估计这时候的刘邦，心里一定很羡慕一个人：秦始皇。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这位做事一向大刀阔斧的大秦帝国的创建者，他的称帝仪式也办得干脆利落。先由他发表一通演说，说明他是如何“赖宗庙之灵”也即如何依靠嬴秦列祖列宗的佑护，将昏庸无道的六国一一攻灭，完成了统一大业的。为使这空前伟业传之后世，他命令群臣为他议名号。经商议决定称“皇帝”，于是他就宣布：“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史记》本纪）何等爽快！

　　顺便说一下：“朕”，古时原为通用的自称之词，秦始皇却将它法定为皇帝一人专用的自称，其他任何人不得僭越。此后历朝因之，这一“朕”就“朕”了两千多年！

　　刘邦自然希望自己也能像秦始皇那样，登高一呼，干脆利落地宣布：“朕为大汉一世皇帝！”但是很遗憾，他办不到。

　　秦始皇的才具、智慧，特别是他那种囊括四海的气魄，无人可与匹敌。兼并六国大战战幕一拉开，他就一直是前线总指挥，用他的那把太阿剑杀遍了大河南北，而且几乎是节节胜利。所以他在演说中可以毫无愧色地宣称，除了“赖宗庙之灵”，他不曾借用过任何人间力量，独立完成了攻灭六国之举。很显然，刘邦不具备这种才智和经历，因而就没有这个资格。

　　刘邦原为项羽所封的十八王之一；在楚汉战争中，从最初的彭城之战，到最后的垓下之战，他都是以“诸侯军”的名义向项羽发起讨伐的；至于他自己，说来惭愧，几乎是一个常败将军。现在他要即皇帝之位，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用武力消灭所有昔日的同盟者，要么在相当程度上继续保持这种同盟关系，以换取诸侯王共同推举其为皇帝。

　　经过权衡，出于无奈，刘邦选择了后者。

　　这就意味着未来帝国将实行的，不是像秦帝国那样的纯粹的帝王集权专制制度，而是又部分地保留了封土建国制度；也可说“一国两制”，但前制为主，后制为辅。

　　应当说，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但同时也是一个带来了很大麻烦的选择。读者将会看到，这个麻烦不仅缠绕了刘邦后半生，就其间接影响来说，还困扰了汉初好几世皇帝。

　　为请诸侯王出来拥推刘邦称帝，少不得要做大量幕后工作，只是史书无此类记载。我们能够见到的，是《汉书·高帝纪》里的这样一份《尊帝疏》：

　　楚王韩信、韩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吴芮、赵王张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大王陛下：先是秦为亡道，天下诛之。大王先得秦王，定关中，于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败继绝，以安万民，功盛德厚。又加惠于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号比拟，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于后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号。

　　《尊帝疏》署名以楚王韩信为首，这是否意味着他就是这项尊帝活动的发起人呢？我以为这种可能性极小。更大的可能是刘邦要利用韩信的声望，希望他来牵头，就通过某个人，例如通过曾作为汉王使者持印绶、赴临淄立韩信为齐王的张良，从旁劝说，韩信也以为借此可以自保，因而就带了这个头，其余诸王则随而从之，于是便有了这份《尊帝疏》。

　　署名共有七王。他们有个共同点：都不姓刘，故史称异姓七王。

　　七王不但异姓，而且无一属于沛县集团。

　　这种情况说明，刘邦能打下天下并坐上帝位，主要依靠的不是他的“嫡系”力量，当然更谈不上有任何同姓力量参加。这就预示着汉帝国要成为刘氏一姓天下还有着多么漫长而艰难的路要走。

　　接下去就该举行加冕典礼了吧？

　　不，还得演一出历史上很有名的戏，叫作《汉王三让》。

　　刘邦先是做出一脸不敢当的样子，说：古来称帝号者，皆为贤德之王；空有其名而无贤德之实，殊不足取。如今蒙诸侯王推举寡人，唯寡人无此贤德，何敢当此尊号？

　　诸侯王都说：大王起于细微，灭乱秦，诛不义，威震海内，平定天下；且诸侯功臣皆得封土食邑，可见大王本无私意。大王德施六合，诸侯王不足与比。愿大王幸为天下苍生计，即居帝位，实至名归。

　　刘邦又推辞了两遍，最后说：既然诸侯王以为这样做有利于天下万民，那寡人就勉为其难吧！

　　在现代人看起来，这也太矫情啦！你不是做梦都在想当皇帝吗？还来这么一套假客气干什么！而刘邦觉得必须这样做，则是要显示一种所谓王者气度。古人很讲究这个“三让”。如《礼记·聘义》叙宾主相见：“三让而后传命，三让而后入庙门，三揖而后至阶，三让而后升。”而“让天下”更被认为是美德之至境。在《论语》中，孔子就以周太王长子泰伯为典范说了这个道理：“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不管怎么说，刘邦经过这么“三让”，终于由一个封国之王的汉王，一跃而为大汉帝国皇帝，成了“天下共主”，史称高帝或高祖。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二月的甲午日，举行了一个由异姓七王及文臣武将等三百余人参加的仪式，“汉王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阳”（《汉书·高帝纪》）。我在《引言》中把大汉帝国的创建比作一个婴儿的出世。历经五年楚汉战争的剧烈阵痛，这个婴儿尽管发育还不怎么完全，就连归属也还没有最后确定，但他毕竟在“汜水之阳”呱呱坠地啦！

　　“汜水之阳”实际即定陶，《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即称“诸侯王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之所以不记定陶而称“汜水之阳”，旧时注释家说是“取其汜爱弘大而润下也”。哦，原来是要给新生儿讨个彩头！

　　两千多年后，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在他的代表作《历史研究》中，把这个婴儿的出世，称之为对由秦始皇创立的帝王集权制的一次拯救，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成就——

　　从中国历史的传统表现来看，由始皇帝完成并经刘邦加以拯救的那种有效的政治统一，实际上必定是史无前例的成就，如同恺撒与奥古斯都在希腊世界所取得的成就一样。

　　自汉以后，秦始皇那种干脆利落的即位法，几乎无一人能够学着做；而由刘邦首创的这套拖泥带水的“登位术”，却为后来不少称帝称王者所仿效，其中包括先由众人敬上《尊帝疏》或《劝进书》，然后本人三推三让等等。不信，且看1916年袁世凯的那场复辟帝制闹剧，就是这么演的！

　　汉王刘邦既已被尊为皇帝，其妻王后吕雉也同时被尊为皇后，王太子刘盈为皇太子。父亲刘太公起初无尊号，刘邦头几次去问安，还像寻常人家父子那样行拜见之礼。身边侍从提醒刘太公说：皇上虽是你的儿子，但却是君主；您虽是皇上的父亲，但却是臣子。怎么可以让君主拜见臣子呢？后来太公见到刘邦再去，就“拥彗迎门却行”，刘邦一见大惊，赶紧扶住。太公说：皇帝是天下人的君主，不能因为我乱了天下之法呀！为此，刘邦特地又下诏，尊父亲为太上皇。

　　现在不妨让我们来想象一下：戴上缀有十二旒玉珠的皇冠，第一次用“朕”来称谓自己的刘邦，该会有怎样的心情呢？

　　当然很兴奋；

　　但恐怕也不无忧虑。

　　因为他知道，现在他这个皇帝还只是名义上的，要真正君临天下，还有多少道难关需要他去跨越啊！譬如，天下实际上远没有太平，项羽及诸侯王的残余势力还在不少地方兴风作浪。再譬如，因战乱而逃避在深山荒林、湖泊沼泽等处的民众需要招还，流离失所的饥民、难民需要安抚。此外，当然还要建立新的礼乐制度，以及制定新的历法、律令等等……

　　但最迫切、却又是最棘手的，是如何对待异姓诸王和那一大批功臣勋将的问题。

　　他原想独得全鹿，现在却突然发现，周围站满了手持割刀急欲分食的人！

　　这一点，其实在异姓七王那份《尊帝疏》中早已有所暗示。文中称颂刘邦能“加惠于诸侯有功者，使得立社稷”，那潜台词就是：我们可以尊你为帝，但你得让我们各有自己的“社稷”，也就是说要各有自己的封地，设置象征拥有独立主权的社祠、稷祠，自行祭祀土神、谷神。

　　刘邦当然很不愿意这样做，但在目前还没有立稳脚跟的情况下，却又不能完全无视他们的此类要求。

　　——唉唉，朕要怎样做，才能独自拥有这至高无上的皇权呢？

　　这大概就是这位开国之君眼前最焦心的一件事。

　　择定国都，安抚天下

　　汉帝国的分娩过于仓促，定陶只是它的产房，不能成为国都。

　　高帝刘邦即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定都洛阳。

　　汉王国的国都原在关中栎阳，如今关东广大地区已全都在汉帝国统治之下，若仍以栎阳为国都显然不妥。至于秦都咸阳，既已遭项羽火焚，又有“秦二世而亡”的忌讳，也不在考虑范围之内。洛阳原曾为东周国都。从定都洛阳可以看出，刘邦意欲跳过嬴秦径自承续东周之旧制，居“天下”之“中心”。

　　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暮春，刘邦及其文武百官一行，由定陶而西，沿黄河向洛阳进发。丽日，暖风，冰封千里的河面晶莹如玉带，间或传来格嘣格嘣的冰裂声，宣告着解冻的季节已经来到。

　　洛阳故址，在今河南洛阳白马寺东。洛本名雒。周成王时周公开始营建，称雒邑。因其在雒水之北，古时以南为阴，以北为阳，故又称雒阳，至三国魏改称洛阳。洛阳是一座古城，东周、东汉等多个王朝在此建都。苏东坡和司马光对洛阳均有诗作：“洛邑从来天地中，嵩高苍翠北邙红”；“春风不识兴亡意，草色年年满故城”。前者歌其形势，后者咏其历史。

　　刚在洛阳安顿下来不久，就有人提出了一个建议：应当迁都关中。

　　提出迁都建议的人叫娄敬，脸膛粗黑，穿着一件老旧的羊皮袄。原来他是一个派去守卫陇西的戍卒，途经洛阳，通过一个当上了将军的同乡，让他进了洛阳宫。娄敬见到高帝的第一句话就是：陛下定都洛阳，大概是想与周朝比试兴隆吧？

　　刘邦点头应了声“对”，却不由一惊，因为他心里确实是这样想的。

　　娄敬立即说：小臣以为不可！

　　接着这位老戍卒将周与汉各自取得天下的过程详细作了对比。周自先祖后稷开始，积善累德十余世，在民众中享有崇高的声誉，因而四方贤士纷纷来归，八百诸侯不期而会，这才灭了商纣，建立了周朝。后来周公之所以要营建洛邑，是因为此处位于天下中心，便于四方诸侯纳贡来朝。尽管洛邑这个地方，既无险阻可依，也无关隘可凭，但周朝在成康之世能以德治天下，不屯一兵一卒，八百诸侯，四方诸夷，莫不慕德宾服。及至周室德衰，天下莫朝，局居于洛邑的周天子徒成一傀儡而已。由此可见，洛阳之地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有德则易王，无德则易亡。返观陛下之取得天下，经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无数无辜之民暴尸荒野，至今犹哀鸿遍地。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想与成康之世并称兴隆，实在为智者所不取！

　　娄敬最后提出了建都关中秦地的建议。他认为秦地负山带河，四塞为固，即使猝然遇变，也可据险固守；纵然山东大乱，秦地仍可保全。他打了个比方：你与人搏斗，不掐住对方喉咙，不猛击他的脊梁，怎么能取得全胜呢？陛下若立都关中，那就是掐住了天下的喉咙，再打击它的脊梁啊！

　　刘邦听完这席话，对自己原先的决定忽而产行了怀疑，特别是对洛阳之地无险阻可依、无关隘可凭一说，着实让他惊悚。可召来群臣一议，也许是他们多系山东人氏，不想再远离故土的缘故吧，都说周都洛阳，传国数百年；秦都关中，二世而亡，一个老戍卒的话，岂可贸然相信！一时竟不知如何定夺，就把张良请来，且听听他的看法。张良也认为还是建都关中好。他说洛阳形势容易四面受敌，究非用武之地。而关中左依崤函，右扼陇蜀；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据三面而守，独留一面东控诸侯。诸侯安定，天下谷粟经河渭而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也足以委输。昔人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诚非虚言。娄敬之议，颇有远见。愿陛下决议施行！

　　于是刘邦决定改为建都长安，即日下令筹备迁都事宜。原为戍卒的娄敬，因此一议之功而被封为奉春君，并赐姓刘氏。

　　待到筹备迁都之事有了头绪，新建立的汉帝国接连发了两道诏令：一是“兵皆罢归家”，一是“复故爵田宅”，皆以安定天下为主旨。这说明在帝业初创、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刘邦采取的是先安外、后定内的方针，可谓从容大度，有章有法。

　　“兵皆罢归家”，就是裁减军队，复员士兵。此举不仅在政治上能起到显示和平、安定人心的作用，对刘邦来说，还有利于进一步改善形象。因为公认的明君周武王在他攻灭商纣后就是这样做的：“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间”，以示“偃武修文”（《尚书·周书·武成》）。其实如果不从宣传角度说，更为重要的恐怕还是财政原因。在逐鹿战争期间，各路豪强都是千方百计扩展自己属下的兵马，那时也无需担心军队的给养问题，劫掠沿途或缴获敌方已足够自给。现在不同了，包括给养在内的全部军费开支都落到了国家头上。汉帝国初期，已穷到连拉皇帝车驾的马匹都不能用纯一的毛色、将相出行只好坐牛车的地步，再要养活这支庞大的军队，显然已不再可能。

　　“复故爵田宅”，就是承认此前拥有的爵位和田产继续有效。安抚的对象重点是在多年战乱中受到连累、伤害或被剥夺的人，目的自然是为了消除不安定因素，扩大汉帝国的社会基础。分这样几种情况：（一）免除原为诸侯子弟的赋税徭役，其中，居留在关中的，免除十二年；回到原来封地的，免除六年。（二）平民中有因饥荒而卖身为奴婢的，“皆免为庶人”，即一律恢复他们的平民身份。（三）逃亡在外的民众，凡能回到故里的，恢复他们曾经拥有的爵位和田产。官吏要向他们解说清楚相关的法律条文，但不得侮辱，严禁鞭笞。（四）复员的军吏士卒中，有罪的，可予赦免；无爵，或虽有爵但爵位不到第五级即大夫爵的，均赐大夫爵；已授大夫爵以上的，再各进爵一级。按秦制，要到最高爵彻侯才可以“食邑”，即享有其封地的租税收入。诏令特许第七级公大夫以上，皆得食邑；公大夫以下，免除本人及其家庭的赋税徭役。

　　诏令特别告诫官吏要礼敬高爵者，对有些地方官吏见高爵者不让就座、对他们提出的要求又久拖不决，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诏令说：早先嬴秦的时候，县令、县丞与受有公大夫以上爵位者是平级的，相见时不过行个拱手礼；如今朕对爵位并没有看轻，官吏怎么能如此怠慢他们！今后诸吏务必善待高爵者，以称吾意。倘有不照此诏令行事者，定以重罪论处！

　　发过两道诏令，再回过头来考虑如何“定内”的问题。

　　紧要的有两件事，一是确定官序，一是论功封赏。

　　确定官序还算顺利，因为汉帝国的统治机构，实际上就是汉王国的继续和扩大，在反秦战争和楚汉战争时期追随在刘邦左右的那些文臣武将，现在就成了新政权的基本班底，如原来汉王国的丞相萧何、太尉卢绾、御史大夫周昌，这时就成了帝国的首任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

　　论功封赏的事，后来引起了一次又一次的争议，甚至闹到要“谋反”的地步。

　　争议的序幕是由刘邦的一番谈话拉开的。

　　这一日薄暮时分，洛阳南宫灯火通明，鼓乐喧天。即位三月有余的新皇帝，首次在这里大宴群臣。

　　最先来到的是那些因已无仗可打而闲得有些发慌的功臣勋将。这三个多月来，他们日日谈论、夜夜等盼的只有一件事：皇上何时论功封赏？今夜，他们以为终于盼到了，一边大口大口吞咽着好酒好肉，一边扯开惯于叱咤风云的大嗓门，兴奋地相互猜测着、戏说着即将到来的那些封侯拜官的快活日子。

　　待到酒过三巡，高皇帝开口说话，偏偏只字不提论功封赏的事，却出了道题目，叫大家不要有任何顾忌，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回答。

　　这道题目是：我刘邦因何能得天下，项羽又何以失去了天下？

　　席间仅有三两个人，多半是出于礼貌，跽身高揖作了一番称颂。无非是说项羽虽有小仁，但妒贤嫉能，有功不能赏，得地不肯封，所以失去了天下；而陛下虽常傲慢侮人，但有功则赏，得地则封，能与群臣共利，所以获得了天下。

　　这样的回答已经很不新鲜，类似的意思不久前异姓七王在《尊帝疏》里也表述过一次。刘邦自然也听出了他们急于封赏的话中话。他巧妙地绕过了这个敏感地带，说了下面这样一番话——

　　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字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史记·高祖本纪》）

　　刘邦的这段话一再被人们引录，用来说明善于用人，是他所以得天下的主要原因。

　　这当然也对。但再多想想就有了问题：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在这样的场合、说这么一番话呢？要知道此时的刘邦也与他的臣属一样，最关切的是论功封赏问题，只是关切的方向不同：面对着已被按到砧板上的秦鹿，那批功臣勋将都在想着怎么多分到一点肉，而刘邦则用心谋划着如何尽一切可能保住这匹全鹿。如果把这番话仅仅理解为刘邦在炫耀自己驾驭臣下的能力，恐怕又要惹得这位精于权术的王者诡谲地讥讽一句：“公知其一，未知其二！”

　　这段话的核心是“三杰”，不妨称之为“三杰论”。前两杰是文官，后一杰是武将。

　　我以为这个比例、这种前后次序，是刘邦经过一段时间认真思索，甚至是痛苦思索的结果。

　　刘邦不好儒，看到戴着高高儒冠、穿着宽襟广袖儒服的儒生就讨厌。第二章第四节中提到的那个陆贾，刘邦对他的才学和能言善辩是欣赏的，但他开口闭口总脱不了《书》曰《诗》云，听多了就心烦。一次骂道：你爷老子的天下是在马上打出来的，要那些《诗》呀、《书》呀干什么！陆贾立刻对上一句：马上固然可以取得天下，难道马上也可以治理天下吗？接着将汤、武与嬴秦作了对比：前者文武并用而能长治久安，后者酷刑苛法则二世而亡，从而说明不读《诗》、《书》，依旧在马上打打杀杀是不可能治理好天下的。刘邦听了这番话的反应，《史记》、《汉书》陆贾传都记了五个字：“不怿，有惭色。”可见对他还是颇有触动的。后来他要陆贾把秦与汉以及此前历代兴亡成败的经验教训写出来，让他读。陆贾写一篇，他就读一篇，读得津津有味，一再叫好。陆贾一共写了十二篇，合而成书，就是流传至今的《新语》。据《古文苑》载录，刘邦立刘盈为太子后，为勉励他勤奋学习，曾以手谕的形式谈了自己一生的教训：“吾遭乱世，当秦禁学，自喜，谓读书无益。洎践祚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收入《两汉全书》）文中“乃使人知作者之意”，指的大概就是命陆贾写《新语》的事。由此不难看出，年轻时读书不多的刘邦，即帝位后曾有过一段认真学习、思考的日子，对儒生也并非终生都反对。到晚年，儒学在他心目中已有了相当的位置。可资证明的事例是，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十一月，刘邦在最后一次亲自率兵征讨黥布后的回长安途中，尽管带着箭伤，还是绕道去曲阜以隆重的大牢之礼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祭拜了孔子。

　　但必须说明的是，刘邦的这个转变纯属政治行为，而不是学术行为。也就是说，他对儒学从厌恶到有了某些兴趣，只是发现儒学对维护皇权确实有些用处，而不是对儒学本身有什么爱好。

　　现在，他通过这个独特的“三杰论”，向所有被宴请的文武百官传递一个重要的政治意向，并为即将开始的论功封赏定下一个基调。这个基调便是：政治高于军事，文职重于武职。

　　刘邦觉得必须这样做，理由有三：

　　首先是一个理论问题。战场上打打杀杀的表面现象，会使人产生一个错觉，以为战争的胜败全靠刀戟说话。其实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政治统帅军事，而不是相反。武将的作用固然有目共睹，但多数情况下起着主导作用的却是文职官员。

　　其次是一个现实问题。汉帝国是从战场上杀出来的，如今朝堂上坐满了惯于弄刀使枪的那一大帮武将，而文职官员就萧何、张良、陈平等几个。若是把战功的封赏标准抬得很高，那么整个帝国全瓜分完了，也还不够封的。现在倒过来，将文职官员列于首位，情况就会好得多。

　　第三，还有一个未来的问题。汉帝国的建立，标志着和平已代替了战争。刘邦的三杰论除了有意要贬抑一下吵吵嚷嚷争功不休的武将们以外，很可能还表达了这样一个价值取向：此后帝国更需要的是文治，而不是武功。大凡由暴力产生的政权，为着长存下去，总得渐渐从武将统治过渡到文官统治，由武力至上转变为文化至上，即所谓“偃武修文”，社会才得以逐步趋向稳定和安宁，这应是一个规律。也许刘邦此时还没有这样的理性自觉，他只是从实际生活中感觉到了这一点，或者说是被那些吵吵嚷嚷争功邀赏的武将们逼着认识到了这一点的，不妨说是歪打正着吧！

　　接下去，刘邦本该就要论功封赏了，但一份来自莱州的奏报，改变了他的议事日程。

　　奏报带来了一个令朝堂上下都为之不安的消息。

　　消息源于茫茫东海的一个荒岛，那荒岛当时无名，后来有名了，而且一直流传至今，就是田横岛。

　　五百壮士英名长留田横岛

　　读者诸君想必还记得本书第一章第一节中这样一个情节吧：项羽挟雷霆之怒，率师讨伐最先打出反项大旗的田荣，田荣败逃而为齐人所杀，在溃不成军的田荣残部里，忽而冲出一个青年人来，他立马横刀，一声号令，应者云集，又向项羽展开了激战……

　　这个青年人就是田荣之弟田横。

　　田横立田荣之子田广为齐王，自任相，利用项羽与刘邦相拒于荥阳这一有利时机，秉政三年，齐国晏然。后来因郦食其与韩信那场舌头与刀戟的较量，致使齐国破灭，田广被杀，田横乃自立为齐王，又遭兵败，只好暂时归附于彭越。待到项羽败亡乌江，汉帝国紧接着诞生，彭越被封为梁王，田横自知若不降汉，断难再留，便率令部属五百余人，乘夜逃离梁地，顺沂蒙山深谷老林潜匿东行，其间风餐露宿，辗转多处，最后来到即墨海滩。即墨曾是胶东王田既辖地，当地渔民对田氏仍留有好感，少不得以箪浆壶食接待田横的到来。忽一日天气晴朗，遥望东海茫茫处隐约若有岛屿，问过渔民，果然说那里有大小岛屿三五个，足可供千余人居住。田横大喜，当即下令雇船渡海，驻岛避难。

　　即墨属莱州郡。莱州郡送来的奏报说的便是这个消息：近查，田横及其残部已遁入本郡即墨县数十里外海中之荒岛，特奏达天听。

　　高帝得报，即召群臣商议。众人都说田横已为败王流寇，后必生患，不可容其久留。说到剪除的方法，则有主张用武力的，有主张劝降的，纷说不一。刘邦说：田横经营齐地多年，齐中贤士归附者不少，若一开始便动用兵戈，只怕会失去人心，故应以招安为主策。于是便派出使者，随带赦免诏书，召其同来洛阳朝见。但田横用婉转的托词拒绝来朝。他说：臣横无道，曾烹杀陛下使节郦食其，如今其弟郦商又为大汉之贤将军，臣惶恐不敢奉诏。谨请恩准降为庶民，愿长居海岛，永不上岸，以渔耕了此余生。

　　使者回报，刘邦越发觉得田横胸有异志，如何能容他长留海岛！此时郦商已任卫尉之职，掌管宫门护卫。刘邦先将他召来，下今说：齐王田横即将来到，他是朕请来的客人，谁敢动一动他和他的随从，诛灭全族！然后再次派出使节，要他去向田横说明皇上已向郦商下了诏令，郦商决不敢挟私报复，叫田横尽可放心。同时传去高皇帝的一道兼有威胁、利诱双重功能的诏旨：“田横来，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来，且举兵加诛焉。”（《史记·田儋列传》）

　　田横这才勉强答应奉诏。他只带了两个门客，与汉使一起，渡船登岸，再经由当时专门用来传递公文和供来往官员乘坐的驿车，从即墨西行，向洛阳进发。这是一次数千里的长途跋涉，更是一次生死之旅。有多少当时令人心碎、发人浩叹的场面，因史书缺载而被岁月雨打风吹去。我们不知道田横是怎么告别那继续留在岛上的五百余人的。他们与其说是他的部属，不如说是他的乡里父老，是他的穿同样战袍、执同样戈矛的战友和弟兄。他该有多少话要对他们说呀，但更大的可能是他什么也没有说。不过当他踏上渡船，蓦然回首时，我们可以肯定这个刚烈的汉子一定哭了，因为只有他一个人知道，这其实是永别呀！驿车启动了，长鞭击碎宁静的空气，马蹄声犹若暴风骤雨。我们不知道此时此刻车中的这位田氏末代王孙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但因为是急行在这片称之为“即墨”的古老的土地上，他一定会记起他的那些声名赫赫的先祖中的一位：田单。战国末期，燕将乐毅攻齐，连拔七十余城，唯即墨与莒不下。田单便是以即墨为根据地，用壮牛千条，身披龙纹，头束利刃，用烈火驱之奔突而出，大破燕军，一举复齐，迎回襄王，为田氏赢得了累世赫赫声誉。可如今我呢？呵，是我这个不孝的儿孙，辱没了田氏的荣光啊！……

　　估计到行程过半，田横已经决定了：他绝不能让这个父母所赐的身躯进入洛阳城！

　　对他来说，那大汉国都的城门就是耻辱之门！

　　现在已来到一个叫尸乡的驿站，去洛阳还剩下最后三十里，驿车将在此更换马匹。不能失去这最后一个机会了。田横对汉使说：人臣入朝天子，理当沐浴表诚。请求在此驿站借住一宿，以便洁身更衣。

　　汉使自然不可能猜到田横心思，还以为忠诚可鉴，当即应允。

　　这一夜更深人静，田横将门客叫到跟前，小声说：有劳二位了，明日代我持一物与汉使同去洛阳。小弟今夜就在此与二位作别，说时拱手为礼。

　　两位门客慌忙还礼，又惊问：大王何出此言，命我等代持的又为何物？

　　田横喟然一叹，说：想我田横，原与刘邦皆南面称王，本不相属；如今彼为天子，而我为亡虏，竟要奉诏前去北面朝谒！此种耻辱已经够大的了，偏我又曾烹杀郦商之兄，如今却又要与他并肩共事一主，纵使郦商震慑于主威不敢轻易加害于我，难道我能无愧于心吗？

　　两位门客听了也是愤愤不平，却又不得不以婉言劝慰，不外是唯君子能知进退、大丈夫当以屈求伸一类话。田横听了苦笑一声说：今已国破家亡，尚何言进退、屈伸！我料想，汉帝召我，也无非是想见我一面，以安其心罢了。二位可割下我这颗头，速赴洛阳，此去不过三十里，当不致朽腐，姑可一观。拜托、拜托！

　　两位门客急欲阻拦，哪知田横早已拔剑在手，只见眼前一亮，血如喷泉，齐王田横已刎颈丧生。

　　翌日凌晨，八匹快马，两辆驿车，急驰在洛阳道上。前一辆驿车内，两位门客分持着一木函的两端，神色庄重。木函内置一头颅，须眉凛然，面色如生，那便是田横。

　　这一天，洛阳宫举行了自它由周公旦营建数百年来从未有过的一次特别朝见。

　　两旁文武官员肃立；

　　高帝南面就座；

　　卫士执戟阶立；

　　谒者持版传宣。

　　田横的两位门客应宣登阶入殿，将那木函举过头顶，呈上。

　　高帝看过田横头颅，不由惊叹一声。但他开口说话时，却避开了田横因何而死这个敏感话题，哽咽着说道：难得啊难得，田儋、田荣、田横，兄弟三人，起自布衣，相继称王，岂不贤哉！这么说着，已流出了眼泪。

　　退朝时，高帝下诏遣发士卒两千，以王者之礼厚葬田横。同时授任田横两位门客为都尉。两位门客当即谢过，但以依礼尚须著丧服为由，拒绝接受衣冠。

　　又一日，两位门客身著用粗麻布制成的丧服，来到田横墓前祭奠，作歌二首，一为《薤露歌》，二为《蒿里曲》——

　　其一：

　　薤上露，

　　何易晞。

　　露晞明朝更复兹，

　　人死一去何时归！

　　其二：

　　蒿里谁家地，

　　聚敛魂魄无贤愚。

　　鬼伯一何相催促，

　　人命不得少踟蹰。

　　歌三遍，流涕唏嘘，悲怆不已。

　　祭毕，又在田横墓旁挖一小墓穴，随即双双拔剑自刎，扑入穴中。

　　高帝闻报，不由大惊，第三次派使节到海岛宣诏。临行前，一再嘱咐使者要宣示汉天子宽宏之意，务必好言抚慰，切勿造次行事。但使者带回来的消息，却更使朝堂上下大为震惊。原来岛上五百余壮士听到田横以一死拒绝汉帝封侯的噩耗后，全都自愿为田横殉义，一齐自杀！

　　历史上，当大一统的政权业已建立，作为对立面的武装群体在已经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通常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决不放下武器，以战斗至死高扬人的尊严。古罗马时期以斯巴达克为首的数以万计的奴隶大起义，其最后选择的结局就是这样。斯巴达克壮烈战死，他的大批战友也都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剩下的数千名奴隶全都被罗马军统帅克拉苏钉上了十字架。马克思称斯巴达克是“古代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整个古代史中最辉煌的人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0卷，159页）。

　　另一种是放下武器，接受“招安”，一般可受到赦免，首领或可得一官半职，但都以丧失人的尊严为代价。因一部《水浒》而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宋江及其梁山兄弟便作了此种选择。《宋史》载，宋江为首的三十六人一度“横行齐魏”，“转略十郡”，最后在海州因遭张叔夜伏击而降。毛泽东说：《水浒》“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员”（逄先知等主编《毛泽东传》）。

　　田横是清醒的。面对如此庞大的强势权力，他知道再坚持战斗已经变得没有任何意义。他当然不是自己怕死，但任何大小搏杀总要伤及无辜且搅得一方不宁。他决定放下武器。开头，似乎也曾有过接受“招安”的考虑。但当他想到那样做将玷污自己的声名时，立即作了上述两种选择以外的第三种选择：用肉体的死来捍卫自己作为一个人的神圣和尊严。

　　同样是为了坚守尊严而自刎，田横较之项羽更显出几分冷峻和理性的光芒。

　　难得的是，他的五百生死兄弟不仅充分理解他的选择，而且还跟着全体一致作了同样的选择，从而使这个屹立在波涛中的小岛成为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集体维护人格尊严的圣地。

　　更为难得的是，两千多年前的汉人胸怀是那样宽广。他们不仅没有把田横及其五百壮士用自刎这种行动以对抗大汉帝国看作是大逆不道，相反还十分敬重他们的节义，修建了多座田横墓、田横碑、田横祠、田将军庙和五百义士冢等等，又标志出田横冈、田横寨等多处遗迹，并将这个位于今山东省即墨市东北黄海中的原本无名的海岛命名为田横岛，以为永久纪念。

　　两千多年来，田横及其五百壮士维护自己人格尊严的那种凛然浩气，一直为人们所敬仰。唐代韩愈曾作《祭田横墓文》，称田横“义高能得士”，其事迹“旷百世”而仍使人“唏嘘而不可禁”。历代题咏更多，如清人王士禛《田横客墓》诗云：“一剑纵横百战身，楚虽三户竟亡秦。拔山力尽虞兮死，争及田横五百人。”清末龚自珍眼看国运沦丧，官场日趋腐败，而士人又因慑于文字狱而连著书也只为稻粱之谋，以《咏史》为题作诗发出振聋发聩的追问：

　　田横五百人安在，

　　难道归来尽封侯？

　　两千多年前，司马迁为田横立传，文末以充满激情的笔调盛赞田横及其宾客为“至贤”，感慨世上虽“不无善画者”，却“莫能图，何者”？两千多年后，终于有一位画家作了响应，他就是对中西画技均有精到研究的徐悲鸿。徐氏用两年时间完成了一幅油画巨作：《田横五百壮士》，此画今藏于北京徐悲鸿纪念馆。

　　让我们再回到洛阳宫。

　　历史上，每于改朝换代之际，新登位者对原来敌对方的残余势力，总要大肆杀伐，能够示以宽容的，实在不多。从总体上说，汉帝国做得还算宽大，而之所以能如此，恐怕与田横这一独特案例不无关系。五百余人集体自杀这一旷古未闻的举动，对汉帝国高层决策集团无疑是一次严重的警告，它说明高压政策只能引起对立和反抗，最终将失尽人心而重蹈暴秦覆辙！

　　对待季布政策上的前后变化，也许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季布为项羽部将，曾多次围困刘邦，第一章第三节中写到的那次对刘邦的追杀，很可能就是季布。汉帝国一建立，刘邦就悬赏千金追捕季布，并宣布：敢有隐匿者，罪及三族！季布躲避在濮阳周氏家里，周氏给他想了个逃生的办法：剃光头发，戴上颈箍，穿上粗鄙衣衫，扮作奴隶到市场上去出卖。鲁地有个豪侠叫朱家，专以振施穷困、赴人急难为务。自己衣不兼采，食不重味，逢人有难则一掷千金，毫不吝惜。他救助过的豪士数以百计，平常人更是数不胜数，却从不宣扬，更拒绝报答。这一日，当他在市场上认出正在被作为奴隶出卖的人就是当年的季布将军时，立刻解囊买了回家，嘱咐他的几个儿子说：好生看待这个奴隶，田里事要听他的，吃饭要与他同席。接着又乘车赶到洛阳，去找他的旧友、此时任太仆的夏侯婴。巧的是，当年季布追杀刘邦，为刘邦驾车的就是这个夏侯婴。朱家对夏侯婴说：有道跖犬吠尧，各为其主。当年季布既是项羽之臣，追杀汉王原是他的职务，又何罪之有？再说，项羽臣属众多，难道你能杀得尽吗？汉帝今初得天下，若以一己私怨不肯轻饶于人，不是恰好说明他还没有君临天下者应该具有的那种博大的胸怀吗？

　　夏侯婴把朱家的这些话禀报了刘邦，刘邦对此事的处理表现出了一种难得的所谓王者气度：不仅赦免了季布，还让他做了称为郎中的侍卫官。

　　此前，刘邦已依礼安葬了项羽，又下令对项氏支属一律不杀。这时又规定：项羽的部属愿意归降的，大都仍可录用；只是在朝堂上凡提到项羽时，只许称名，不许称字（古人以称字为敬）；即只许叫“项籍”，不准叫“项羽”。有个曾做过项羽部属的郑君，偏偏不听这一套，照旧称项羽。于是刘邦便发诏：将郑君逐出洛阳。而那些已改口叫项籍的，则皆予留用，任为大夫。这自然又反映了刘邦胸次毕竟仍有褊促的一面。

　　更有甚者，这就要说到季布的舅父丁公了。那年刘邦在彭城惨败后的逃亡路上，幸得丁公放他一马，才活了下来。刘邦当上了皇帝，丁公去找刘邦。按通常人情，刘邦不予封赏，至少也得盛情款待才是。但刘邦的做法你怎么也想不到：“以丁公徇军中。”（《史记·季布列传》）就是一刀将丁公砍下头来，在军中示众！刘邦说他这样做的理由是：丁公身为项羽之臣而不忠实于项羽，使项羽失去天下的，就是像丁公这样的人。所以必须杀一儆百，警告后世为臣子者切莫学丁公的样！

　　这就是所谓帝王逻辑！对这个独特的帝王逻辑，宋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汉纪三》中作了详细的解释。他的理论总括起来是：“进取之与守成，其势不同。”说得通俗点就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当年刘邦恳求丁公放一条生路，是作为普通人的常情；如今刘邦必须杀掉丁公，是出于独特的帝王之情。因为要知道，对“贵为天子”的皇帝来说，“四海之内无不为臣，苟不明礼义以示之，使为臣者人怀贰心以徼大利，则国家其能久安乎”？所以结论是：“戮一人而千万人惧，其虑事岂不深且远哉，子孙享有天禄四百余年，宜矣！”

　　按照司马光的说法，杀一而儆千万，换来刘汉子孙四百余年大富大贵，值！

　　原来如此！

　　皇权的稳固至高无上，平民的生命贱如蝼蚁，这是多么宏大、又多么可怕的帝王逻辑啊！

　　接下去要说的是一个特殊例子，一种特殊情况。

　　在东海之滨原属西楚的朐山县伊庐乡，早些年建起了一座在乡间极为罕见的府第，被当地人称为将军城。

　　这一日天色微明，从将军城偏门忽而闪出一个人来，随即没入近旁的一座树林。出林后，沿途依旧尽拣僻静小路走。

　　此人著一袭粗鄙、破旧的竖褐，满身尘土，一顶又破又大的斗笠，几乎遮没了他的脸。但挂在腰间的那把玉龙剑，还是泄露了他身份的秘密。古代佩剑是贵族的特权，更何况那剑鞘镂金镶玉，绝非寻常人家所能有。

　　原来此人竟是将军城的主人、原项王麾下大将钟离眜！

　　汉军搜捕日紧，他知道在伊庐老家已无法藏身，听说好友韩信已改封为楚王，定都于下邳，就急着去找他。

　　钟离眜是否参加了垓下之战，或参加了何以竟能不死，史书均无明确记载。郭沫若的《楚霸王自杀》，则说钟离眜是跟随项羽至乌江的最后二十六骑之一，尽管他强烈要求与项羽同死，但因已受重伤，在项羽的命令下，不得不让别人搀扶着上了乌江亭长的小船，因而得以生还江东。这当然出自小说家的虚构。但项羽死后，钟离眜还活着，并曾避难于韩信处，《史记》、《汉书》韩信传均有载录。

　　从伊庐到下邳少说也有三五百里路，钟离眜走得很急。所谓“穷鸟入怀”，他相信在他如此窘迫的情况下，素重旧情的韩信兄弟，一定会收留他。

　　结果究竟如何，我们还得看下去。 大汉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