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云梦之诱：韩信从巅峰坠入低谷

　　韩信被改封为楚王，又在定陶参加了那个尊刘邦为帝的典礼后，就受印赴国，来到作为楚国国都的下邳。

　　下邳在今睢宁西北，古时属郯子国，这里出过一个圣人，就是郯子，孔子曾向他学习传说中的少皞氏是如何用鸟名命官名的学问。下邳东郊就有郯子庙。

　　在战场上带甲而卧、倚马而餐了多少年的韩信，如今也过起了钟鸣鼎食的王者生活，但他的感受却很快由新鲜转变到了厌倦。有一种情绪正从心底渐渐涨起，那就是怀旧。

　　他决定回一次故乡，好在如今淮阴也成了他的属地，也算是衣锦还乡吧。

　　时令已是初夏，一支气势宏大的仪仗队沿着黄河古道的东北走向行进。作为前导的是指南车，紧接着是旗队，每面旗上绣着一个黑色的“楚”字。从下邳到淮阴有近两百里路，他们是在第四日午后望到了作为淮阴标志的清泗山的。城中男女老少几乎全出来看热闹了，坐在朱轮翠盖辂车里的韩信，听着熟悉的乡音，望着熟悉的城楼，该会有怎样的感受呢？是得意、喜悦，还是茫然、惆怅？也许什么都不是，又什么都有一点。车过城外那条少年时曾钓过鱼虾的淮阴河时，那些带着苦涩的记忆之流便迎面汹涌扑来。很可能那位绾着发髻、面容慈祥的老漂母，就是在这个时候浮到了他眼前。他的心颤抖起来了，决定要用一生的真诚去寻访和感谢这位好心人。

　　韩信幼年丧父，是母亲把他带养大的。接着母亲又去世，他穷得买不起葬具，心里却企盼着有朝一日能出人头地，特地选了块高敞地，给母亲做的土坟，周围开阔到可以安置千万座坟茔。那时他既没有家产，又不会经商，加上家贫无行不能被推荐到官衙去做个小胥吏什么的，只好到离淮阴不远的南昌亭长家里去有一顿没一顿地吃白食。这么过了几个月，亭长之妻就开始厌恶他，故意一大清早就煮好饭在房中自己吃了，到韩信去时已只剩下一只空镬子。韩信一气之下，就离开亭长家，做起了流浪汉。不过他仍然觉得自己的贫贱是暂时的，将来总有出头之日，尽管腹中转着轱轳，作为某种身份标志的佩剑总不肯离身，走在街路上依然是一副志高气昂的样子。淮阴市里有一帮浮浪少年看不惯韩信这种神气，一次在他过桥时，将他拦住，众人七嘴八舌地嘲笑和侮辱他。有个屠家子弟指指韩信的佩剑说：你这玩意儿能杀人吗？你小子有种，就用剑来刺杀我；要是没有这个胆量，就从我裤裆下钻过去吧！这么说时，已叉开双腿，逼立在韩信面前。韩信先以平静的目光将这个屠家子弟盯视了一会儿，然后弯下身，从他的胯下爬了过去（《史记》本传原文：“熟视之，俯出袴下”）。围观的人一齐哄笑起来，有人还点着鼻子骂他胆小鬼！

　　从“盯视”到“弯身”，处于逆境中的韩信完成了一次艰难的自我超越。

　　他轻松地顾自走下桥堍，让哄笑和咒骂留在身后。他走得安然，坦然；傲然，凛然。

　　后来韩信就到淮阴河边去钓鱼。有幸能钓上几条，到街上换点吃的；鱼儿不肯上钩，依旧只好挨饿。河边有好些妇女在漂洗纱絮，日子一久，她们都知道他经常在挨饿。到了用午餐时间，有位年老的漂母，就匀出一点饭菜来给韩信充饥。一连数十天，都是这样。韩信对这位漂母说：多谢老妈妈了，我韩信他日若能得志，必重报大恩。谁知漂母听了反而很是生气，说：大丈夫何致坐困，当自强不息为是！我只是暂时接济你数餐，从未想过你报答呀！说罢，又顾自去河边漂洗。韩信深为感动，越发觉得此生永远不能忘了老漂母的一饭之恩。

　　韩信应该感到惭愧的是，这些年来，他走南闯北，东征西战，实际上还是把这位善良的漂母给忘了，直到这回以楚王身份回到了久别的故乡，回到了留着童年身影的淮阴河边，又看到了河边那一块块妇女们用来捣洗衣衫的石砧，老漂母慈祥的面容才又浮现到了眼前。

　　经过派人寻访，终于找到了这位漂母。韩信将她请来，但看到的已是一个佝腰偻背、拄着拐杖的老婆婆，连举步都很艰难。韩信赶紧迎上去，连连拜谢，并酬以千金。

　　韩信又将南昌亭长和那个屠户少年召了来。两人一见面前这位金冠蟒袍的楚王竟然就是当年那个衣食无着的流浪少年，自然不免又惊又怕；特别是那屠户少年，知道自己已必死无疑，早已吓得面无人色。韩信赐给南昌亭长一百钱，对他说：公曾有德于我，但为德不终，称不上君子，只能算个小人吧。屠户少年一看就要轮到自己，赶紧伏地求饶。韩信扶起他来笑着说：君不必惧怕。我且授君为中尉官如何？屠户少年哪里敢信，只顾连连叩头说着：小人有罪！小人不敢！韩信说：我既已授君，君又何必多辞！屠户少年这才仿佛突然从噩梦中醒来，转惊为喜，喜出望外，再三拜谢。待两人一走，旁边几位侍从官都急着问楚王何以对羞辱过自己的人还要这样做，韩信回答说：这也算得上是一个壮士吧！当初他侮辱我时，我难道不能杀了他吗？但杀之无名，所以就这么忍了下来！

　　韩信对漂母“一饭之恩”的酬报和对屠户少年“胯下之辱”的宽容，一直作为古代待人处世的典范，流传至今。据《史记集解》说，泗口南岸留有漂母冢；又据《方舆胜览》，淮阴有被认为是韩信受辱处的“胯下桥”。想来这些都是后人出于追念古人风范需要而认定的一种物证，真耶，假耶，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

　　做完了这几件事，韩信道德上会有一种满足感，在人生经历上会有一种成就感。这种心情为他从淮阴回到下邳后的一段日子，带来了宁静与祥和。他自然希望这种心情能够长久地保持下去。

　　但是，做不到了。

　　原因是他不再是当年淮阴河边那个单纯的流浪少年，他已经是一个复杂的政治人物。他的赫赫战功在为他带来荣华富贵的同时，也给他带来了一个危机四伏的生存环境。他走到哪里，都会有千百双眼睛在暗中盯视着他。他自己以为是很平常的举动，但经有心人一解释，往往成了严重问题。譬如他在巡视境内县邑时，用了一点警卫兵力，在刚坐上皇帝宝座的刘邦看来，那就是“陈兵出入”（《史记·淮阴侯列传》），就可以扣上“谋反嫌疑”的帽子！

　　但更大的危险还在于，开头，韩信对自己的这种危险处境还浑然无知。

　　一日，王府的卫官来报，说是门外有一衣衫褴褛的人，因为自称是大王故旧，不便驱逐，特来通报。

　　韩信这时倒正想着能有老友来叙叙旧，于是立刻命人引进。

　　来人揭去头上那顶破斗笠，韩信细看了几眼终于认出，原来竟是项羽麾下大将军钟离眜！

　　一番快意的寒暄过后，韩信命人服侍钟离眜先去更衣沐浴。

　　当韩信望着这位老友离去的背影时，一个原先暂时被故友重逢的欢乐遮蔽着的念头突然跳了出来：他不是已被列为钦定要犯了吗？若是朝廷追查起来怎么办？……这么想时不由得打了个寒噤，暗自悚惧惶恐起来。

　　果然，三五天后，接到了一道急诏，赫然写着：据查，逆将钟离眜已逃至楚地，即命从速追捕，押解洛阳归案！

　　捕，还是不捕？

　　真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罗隐《筹笔驿》诗）。韩信突然失去了往昔那种笑傲沙场的大将气度，变得猥琐卑微起来。从这时开始，他眼前总有一架天平在晃着：一边是多年的友情，一边是自己的名位利禄。这架天平搅得他战战兢兢，寝食难安。不过至少到这时为止，他的心还是向友情一边倾斜着的。

　　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七月，从洛阳传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燕王臧荼谋反，高帝亲自率兵征讨，臧荼已被活捉。原来这臧荼是异姓七王中唯一原由项羽分封的，是当年受封于戏下大典的十八王之一。尽管臧荼有异志韩信也不难猜想到，但他居然敢于公开谋反，而且反得这样快，还是令韩信吃惊。很快，朝廷发来的诏令证实了这个传言。诏令称，因燕王空缺，高帝命诸侯王及将相推举群臣中有功者立为燕王。韩信为求自保，觉得这倒是一个讨好刘邦的机会。他揣度高帝心里实际上早已有了人选，这个人便是卢绾。卢绾不仅是刘邦的同乡，还是同年同月同日生，情同手足的一对好友。卢绾常以太尉身份出入刘邦卧内，其受宠信的程度甚至超过了萧何、曹参。尽管韩信明知卢绾在诸将中口碑不佳，论战功也还不够封王，但他还是上书举荐卢绾为燕王。同年八月，高帝据韩信等十人的举荐而立卢绾为燕王。韩信以为自己的邀功之计获得了成功，暗暗为之庆幸。

　　过了九月便是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新年，同时也进了冬季。帝国上下盛传着一个佳音：汉天子将依古礼“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的规定，外出巡狩，也即打猎。地点也已选定，就是春秋战国时期楚王划定的游猎区云梦。届时皇上将大会诸侯王于该地，垂问九州形势，考校四时节气，观察民风民俗。

　　起先，韩信颇有些受宠若惊。因为云梦属楚，有幸被天子选定巡狩之地，他这个楚王自然也脸上有光。但几日后，从京城那边流传过来一个可怕的消息：有人已向皇上告发他谋反！而就在这时，高帝车驾已发，并令诸侯王到陈（今河南淮阳）这个地方会集。韩信惊恐不已，去、还是不去，迟疑莫决。近臣中有人对他说：大王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你只要杀了钟离眜去见皇上，皇上一定很高兴！

　　韩信走出了一生中最不应该走的一步：他把钟离眜找来，商量如何解救他眼前的危机。

　　钟离眜一听全明白了。他看了韩信最后一眼。令他吃惊的是，眼前只有鄙吝猥琐的小人一个，记忆中那个英武高扬的韩信不知到哪里去了！他对韩信说：你不就是想杀了我去讨好汉帝吗？但我可以明确告诉你：我今天死，明天就会轮到你！

　　钟离眜抽出佩剑，骂了一声：你这个小人！话音和他的头颅一起滚落。

　　就在这个早晨，已经从卓荦大丈夫蜕变为卑劣小人的韩信，捧起钟离眜的头颅，急赴陈地去谒见高帝刘邦。这位当年在中原战场上智勇双全的常胜将军，居然就这样轻易地中了云梦诈计：一到陈就做了俘虏。

　　诈计的设计者是陈平。

　　原来传言非虚，确实有人告发韩信谋反。高帝召群臣商议对策。那些武将都说立刻发兵坑杀这小子算啦！唯独陈平以为韩信反状别人都还不知道，韩信又善于将兵作战，贸然发兵恐怕会铸成大错。刘邦急了，说那该怎么办呢？于是陈平就提出了这条假言巡狩云梦，使韩信无由不赴会；待他一到陈地即由预伏武士擒之的诈计。

　　巧的是，带领武士将韩信擒缚载上囚车的，不是别人，正是如今已任太仆、当年在南郑曾作为监斩官救过韩信一命的那个夏侯婴！

　　做了俘虏的韩信，这才如梦初醒，抛弃了一切幻想，仰天一声长叹，说出了那一番让后人感慨了两千多年的话——

　　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同“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亨！（《史记》本传）

　　韩信被作为谋反要犯戴上刑具，捆上绳索，押解到了洛阳，生死已是朝夕的事。满朝文武，包括萧何、张良，纵然并不相信韩信真有什么反状，也不敢为他说一句公道话。帝王集权专制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它既要确保皇帝一人擅权，就必须消解群臣的独立性；在这种制度的笼罩下，即使明知帝王行为无理，群臣也大多会漠然处之，叫作“明哲保身”。

　　但高帝并没有立刻杀韩信。他知道韩信不是随便可以杀得的，群臣没有说话，不等于他们没有话要说。杀还是要杀，只是得等一个适当的时机。于是高帝又发了一道诏令：一是再次承诺即将封赏诸将，只是因为刚即位还没有来得及兑现；二是凡在军队多年，因未习法令而犯了死罪的人，一律予以赦免。看来，其主旨是想缓和一下与诸将的矛盾。所谓一张一弛，文武之道。这一切都说明，刘邦的确是一块做皇帝的料。

　　在这种情况下，臣子中才有个叫田肯的，站出来说了一番含义微妙的话。他先对擒得韩信表示祝贺，接着大谈秦、齐二地，一东一西，形势如何险要。秦地已为汉都，齐地则非高帝亲子不得分封。明白底细的人都听得出来，田肯其实是在提醒刘邦：当年你汉王获得秦、齐二地，可都是韩信的功劳啊！

　　高帝意味深长地一阵大笑，对田肯说道：你说得好啊！还赐给了田肯五百金。十几天后，就赦免了韩信的死罪，降封为淮阴侯。

　　一天刘邦与韩信闲处，随便谈起诸将带兵的能力问题。刘邦说像我这样能指挥多少兵？韩信说最多不过十万。刘邦转问他自己，韩信说臣多多益善。刘邦笑了，说你多多益善，怎么还为我所擒呢？韩信脱口作了这样的回答：

　　陛下不能将兵，而能将将（驾驭众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通“擒”）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史记·淮阴侯列传》）

　　刘邦听出了话中微含揶揄讥刺之意，一下收起了笑容。

　　即使是别人揶揄讥刺他的话，他也能从中提炼出对自己有益的启示来——这的确是刘邦的一个极为难得的高明处。

　　他开始苦苦思索起今后如何“将将”的问题。

　　在刚刚过去的反秦战争和楚汉战争中，刘邦以善于用人自夸，诸将也以善于用人称誉他。他的用人“圈子”是不断扩大的。先以沛县集团起家，接着就像第一章第二节已描述过的那样，相继形成了新旧两个“回”字形臣僚班底。那时候他与臣属是一种共同打天下的关系，因而他任用他们只有一个标准：有否才干，能否斩将拔旗、攻城略地；至于此人来自何方，姓甚名谁，包括像陈平“盗嫂受金”那一类问题可以一概不问。但现在天下已经打下，他已做了皇帝，这天下成了刘氏天下，他突然觉得最可信赖的既不是“回”字的内圈，更不是外圈，而是与生俱来的同一血亲关系的人，因而是否姓刘变得第一位的重要；而臧荼的公开谋反，韩信的恃才傲物、图谋不臣，还有彭越、黥布的异乎寻常的沉默……又似乎都在证实他的这种想法。

　　大概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重大的举措在刘邦思想里形成了：用刘姓诸王去抗衡和制约已经变得不再可以信赖的异姓诸王。

　　很显然这是一种倒退。但是，既然业已建立的大汉帝国采用的是帝王集权专制制度，既然这种制度的本质是将公共权力转化为一姓一族的“家天下”，那么它的臣民们也只好容忍这样的倒退。

　　说起来，这其实也算不上刘邦首创，他只是重新启用了一度被秦始皇切断了的周代旧制。据《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周公鉴于周初几起叛乱事件的教训，认为“扞御侮者，莫如亲戚”，“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如鲁、卫、晋、韩、邢等四十五国，便都是同姓诸侯国。召公还为此作《棠棣》之诗：“棠棣之花，鄂不；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左传·成公四年》更径直指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见在周代的政治制度中血亲关系被推崇到了何等重要的地步！

　　几天后，一道诏旨在群臣中传开。由于韩信由齐王改封为楚王，紧接着又由楚王贬为淮阴侯，齐、楚之地已由封国改为郡县。这道诏旨称齐、楚仍应为封地，封王的人选诏旨中只提了一个刘贾，其余的由群臣商议择定。臣子们自然心领神会：尽管诏旨没有明说封王者必须刘姓，但有谁会傻到去提一个异姓人选呢？

　　按照惯例，群臣上书建议多由一功高者牵头，韩信此时已处于“待罪”状态，自然失去了此种资格。剩下的异姓王中有个韩王信，当年与周苛、枞公一起受命守荥阳，项羽破荥阳，周苛、枞公拒降被杀，韩王信愿降活了下来，后伺机脱逃仍归汉，刘邦保留了他的韩王封号，他自然感激不尽。这回他觉得自己应当站出来牵这个头。后来，就以韩王信等奏请、皇帝认可的形式，于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十二月封了刘氏四王。因与皇帝同姓，史称同姓王。韩王信也因此一功，受到了高帝的器重。他原来都于颍川（今河南禹县），这时改封以属于防备匈奴要地的太原郡三十六县，都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韩王信为了表示他的忠心，主动上书改都更加接近匈奴的马邑（今山西朔县），也获得了高帝认可。这时的韩王信大概做梦也不会想到，正是马邑这个小县城，将彻底改变他的人生，并最后在无奈的悲叹中头断快刀！

　　这次所封四名同姓王为首批，其名单如下：

　　刘贾，刘邦从父兄，封为荆王；封地：东阳郡等五十三县。

　　刘交，刘邦同父弟，封为楚王；封地：砀郡等三十六县。

　　刘喜，刘邦次兄，封为代王；封地：云中郡等五十三县。

　　刘肥，刘邦庶子，封为齐王；封地：胶东郡等七十三县。

　　分封同姓诸侯王有一套规定程序并须举行隆重仪式。据稍后于司马迁的褚少孙对《史记·三王世家》所作的补记其过程是：先由大臣上书建议，附上所封国国名及地图；皇帝认可后，再草拟册封诏令。诏令内容包括受封者的才具品性，所封土地的肥瘠刚柔，以及当地的民风民情，并据以提出规诫之语。在册封仪式上，受封者郑重地拜受一抔用白茅裹着的取自天子之社的泥土，归而立之以为国社，并岁时享祭。汉初自高帝至文帝四十余年，诸侯王都可掌治其国。王国官员有丞相统众官，内史治国民，中尉掌武职；此下郡卿大夫等悉数齐备，俨然一小朝廷。

　　在分封首批同姓王的同时，功臣们企盼已久的论功封赏也终于开始。

　　不料这竟是捅了一个马蜂窝。群臣急于争功，一进朝堂就相互竞夸，彼此排揎，闹个不休。若逢酒宴，更是大呼小叫，借醉狂舞，有的甚至还拔出佩剑，乱砍殿柱。本该是庄严的朝堂，竟成了吵吵嚷嚷的菜市场！这么闹了一年多，也还没有把封赏的事定下来！

　　封功臣为侯，立诸刘为王

　　争论大都是围绕着高帝在上面那个“三杰论”中提出的问题展开的：是政治第一，还是军事第一？是文官重要，还是武将重要？

　　在廷议谁的功劳最大时，刘邦按他的标准，以为萧何功劳最大，故封他为酂侯，食邑最多，据《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为八千户。这个消息一传出，那些战功赫赫的武将大为不满，朝堂内外，众议汹汹。当时帝国初创君臣之礼还不那么严格，有的就进殿去直接与高帝争辩，说他们披坚执锐，身经百战，立了那么多功劳，反不如一个只会弄弄文墨、并无尺寸战功的萧何，是何道理！刘邦倒也沉得住气，还有心思说起了一桩毫不相干的事。他问：诸君知道打猎的事吗？众人答：当然知道！又问：知道猎狗吗？众人又答：也知道呀！于是高帝又发表了一个著名的“人狗论”——

　　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且诸君独以身随我，多者两三人。今萧何举宗数十人随我，功不可忘也。（《史记·萧相国世家》）。

　　“人狗论”是“三杰论”的通俗版，只是贬抑武将、抬高文官的意图越发浅显和直露。很显然，那些习惯于在战场上以武力逞能的将军们，不仅没有被说服，反而被激怒了。只是既然你皇帝这么说了，他们也只好暂时强忍着。这样到排定列侯位次时，又爆发了新一轮更激烈的争论：究竟谁该排在第一位？

　　这一回诸将抢先推出了一个他们认为应列为第一的人选：平阳侯曹参。理由是：曹参身上留着七十多个伤疤，攻城略地最多。《史记·曹相国世家》列有他的一张战功表：“凡下二国，县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将军六人……”所以应该排在首位。

　　看来，诸将推出这一人选是颇经过了一番策略考虑的。曹参与萧何人都是刘邦同乡，都是沛县集团中的核心人物，且相互交好。曹、萧不同的是，萧一直是文官，而曹初为侍从官，从入汉中后即迁为将军。因而提出曹参应列为第一，既可为他们武将争荣，又使刘邦不便轻易否定。

　　高帝如何来应对这一局面呢？《史记·萧相国世家》有一段十分传神的记述，说他尽管心里很想把萧何列为第一，嘴上却没有这样说。原因是，他考虑到上次已用“功狗功人论”压制过众功臣的意见，多封了萧何，这回不便再为萧何说话。刘邦的这种小心翼翼说明：一，众功臣势力还相当强大，刘邦虽当上了皇帝，却远未享有“一言九鼎”的威望；二，此时的刘邦已不再是过去的刘邦了，他学得谨慎了，不敢轻易使用他刚刚握到手的至高无上的权力。

　　这时候有个名叫鄂千秋的人，站出来说了一番刘邦想说而不便说的话。

　　鄂千秋说：列位大臣都说得不对。平阳侯曹参攻城略地虽多，毕竟只是一时的战绩，难与酂侯萧何相比。当初皇上与项王相争，前后共历五载，丧师失众，屡致败北，幸有萧丞相镇守关中，不待皇上诏令，便能随时遣兵补缺，输粮济困，汉军才得以复振，汉王才得以夺取天下，此诚万世之功也！诸公怎么能以一时之绩贬抑万世之功呢？臣意以为，少一百个曹参尚无虞，失一萧何汉必无成。故应列萧何第一，曹参次之。

　　高帝立即抓住这条“来自群众”的意见，表态说：还是鄂君说得对，朕意也是如此！

　　这样在排定列侯位次中，萧何又居于第一，并赐予“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的殊荣。

　　不过我怀疑鄂千秋的这种带有戏剧效果的出场，是否原本就由刘邦指使或暗示。鄂任谒者，系皇帝侍从官，掌宾赞受事，要求容貌端正，美须大音。这样的职务条件，很容易得到皇帝的信用，当廷议发生争议时，由他来发挥皇帝“代言人”的作用，也该是情理中事。当然也还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这位谒者利用职务之便，用心揣摩皇上意向，然后乘机说了那番话，目的自然是为了邀功请赏。不管属于哪一种情况，鄂千秋都获得了很大成功。在宣布萧何列为第一后，高帝接着说：萧何功虽高，但若无鄂君，也不能得到发扬。进贤受上赏，古来皆然，所以鄂君也应封赏。于是原已封为关内侯的鄂千秋，又进爵一级，被封为安平侯。

　　对张良和陈平的分封，却是另一番景象。

　　高帝把未有战功的张良看作是一等大功臣，对他的评价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准备让他在广阔富庶的齐地自择三万户，这是诸侯中最高的封户数。但张良谢绝了，宁愿选择留（今江苏沛县东南）作为自己的封邑，封户远远少于三万。当年陈涉起兵，张良也在下邳聚集了百余少年，原来是想去投奔自立为楚假王的景驹的，后来在留这个地方遇到了刘邦，就归了刘邦。张良一生都没有忘记下邳桥上那位神秘的黄石老人的教诲，因而把遇到刘邦看作是一种天意。他对刘邦说：臣起于下邳，在留与陛下相会，这是上天以臣授陛下。臣能封得留即足矣，不敢当三万户！这样张良就被封为留文成侯，简称留侯。

　　陈平是户牖乡（今河南兰考东北）人，高帝准备封他为户牖侯。陈平说：这不是臣之功。陛下要封，另有其人。

　　高帝说：我用先生计，才得以战则胜，征则取，因何不能言先生之功？

　　陈平说：臣若无魏无知，如何能进事陛下？魏无知是陈平的旧交，当初他从楚营逃出来投汉，赖有这位故友的引荐才很快获得刘邦信用的。

　　高帝嘉叹道：像先生这样，真可算是不忘根本了！

　　于是在封陈平为户牖侯的同时，又赏赐了魏无知。

　　就这样，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十二月至一月间，先后封了二十余人为侯。诸侯的封户，由于迭经战乱，户口逃亡、散失甚多，如《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说，有的“大城名都”户口已只剩下十之二三，所以封得最高的也不过万家，一般只有五六百户。

　　这二十余列侯的名单，全部录出似无必要，那就选择读者在前两章中已多少见过一面的几位来吧！

　　萧 何 封为酂侯

　　曹 参 封为平阳侯

　　张 良 封为留侯

　　陈 平 封为户牖侯

　　周 勃 封为绛侯

　　樊 哙 封为舞阳侯

　　夏侯婴 封为汝阴侯

　　灌 婴 封为颍阴侯

　　王 陵 封为安国侯

　　吕 泽 封为吕侯

　　审食其 封为辟阳侯

　　靳 歙 封为建武侯

　　孔 熙 封为蓼侯

　　陈 贺 封为费侯

　　与分封功臣的同时，先后分几次共封了九名同姓王；其名单，除上一小节已经列出的刘贾、刘交、刘喜、刘肥外，尚有：

　　刘长，刘邦少子，封为淮南王；

　　刘如意，刘邦子，封为赵王；

　　刘恢，刘邦子，封为梁王；

　　刘友，刘邦子，封为淮阳王；

　　刘恒，刘邦子，封为代王。

　　有个小插曲。刘氏宗室几乎全都受了封，偏剩下一个刘邦已故长兄刘伯的儿子刘信没有封。原来当上了皇帝的刘邦，居然还记着当年大嫂用勺子把锅子刮得铿铿响不让他和他的朋友去吃白食那桩事，存心不封，就是要给大嫂一个难堪。后来还是太上皇刘太公发了话，才不得不封，却又有意在封号上做了个小动作：封刘信为羹颉侯——颉，意为“刮”。让人一看就要与他母亲刮锅子的事联系起来！

　　此事尽管可能带有玩笑性质，也还是暴露了刘邦的小人气量，因而常为后人所诟病。元代陈孚曾将此事与韩信以千金酬谢漂母一饭之恩联系起来，作《漂母冢》诗咏道：

　　英雄未遇亦堪羞，

　　一饭区区不自谋。

　　莫笑千金酬漂母，

　　汉家更有羹颉侯！

　　但群臣的争功风潮不仅没有因封了二十余侯而平息，反倒有愈演愈烈之势。

　　洛阳南宫有一条架空的复道，帝王经此既可隐蔽自己，又可凭窗随意眺望。一次高帝走在复道上偶尔向外望望正在被春风吹醒的洛水的景色，不意却在那山坡下、水岸边看到了东一堆、西一簇的人群，大都是武官装束，像是在计议什么。还有些散立着的，有的抽出佩剑在对空劈刺，有的在大声叫嚷，只是听不清是怒骂，还是在长叹。

　　高帝开始感到奇异，很快升起了某种警觉。

　　他去问张良，这是怎么回事。

　　张良说：陛下难道还不知道吗？他们在商议谋反呢！

　　高帝突兀一惊，问：如今天下已定，他们为何还要谋反？

　　张良不由暗喜，他等的就是这声问。原来自帝国建立后，张良已渐渐看出刘邦常以自己好恶行赏罚，非但有失至公，且难保不生变故。尽管他明知此时群臣聚在一起只是发些牢骚而已，并非真有谋反之事，之所以故意把问题说得严重些，无非想引出一问，以便趁机进谏。于是他说：陛下本起自布衣，当年与彼等共取天下，类同昆弟。如今陛下已贵为天子，所封赏多为故友和亲近者，而所诛杀则多为平生仇怨。陛下如此行事，怎得不叫人心生疑惧呢！他们以为今日未封，他日难逃杀戮；既然如此，何不及早起事！

　　高帝说：这该如何是好？

　　张良说：陛下不妨想一想，诸将中，平日你最憎恶的是谁？

　　高帝说：就是雍齿吧。此人反复不定，早欲杀之，因其有功，故不忍，但想来还是可恨！

　　这雍齿，张良也是知道的。他原是沛中富户，刘邦起事于沛，命他留守丰邑，他却在魏人周巿的怂恿下不仅归附了魏，还为魏守丰，抗拒刘邦进入。数月后，刘邦攻破丰邑，他又逃亡去了魏地，再由魏走赵投张耳，最后才归了汉。

　　张良说：请陛下速封雍齿为侯！

　　高帝说：待封的功臣成百上千，怎么也轮不到他呀！

　　张良说：恰恰因为原本轮不到他，所以要封他！

　　高帝立刻领悟了，连声称赞“好计、好计”，又道：诚如君言：朕得子房，乃天授也！

　　同年阳春三月的某一天，高帝在洛阳南宫再次大宴群臣，以隆重的仪式特封雍齿为什方侯。同时又有意当着众人的面，催促丞相对未封诸臣加紧定功，择日行封。此日宴罢，一片欢跃，众将都说：连雍齿也封了侯，我等还有何虑呢！

　　此后又陆续封了几次。计高帝在位七八年间，共封侯一百四五十人。又与部分功臣剖符作誓，世世勿绝。如据《史记》、《汉书》记载，韩信、曹参、陈平、周勃、黥布、樊哙、夏侯婴、灌婴、郦商、傅宽、靳歙等，均享有此种殊荣。本章末节还将介绍，高帝临终前，又与诸侯王刑白马而盟，誓言锁于金柜，藏之宗庙，表明汉家天子与诸侯王“共天下”的诚信，以换取他们的支持和拥戴。这说明汉帝国初期的君臣关系还只能是名义上的，实际上则是盟约或契约关系；帝国高层的权力结构还不是由皇帝一人独擅的集权结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只能是皇帝与诸侯王的共享结构。但这种状况是与它采取的政治体制——帝王集权制度相悖逆的，不可能长久存在：要么集权专制瓦解，恢复像周朝那样的封土建国制度；要么运用或暴力的、或和平的，或二者兼用、二者交替，总之是通过种种办法将皇权集中到皇帝一个人手上来。

　　不过无论如何，初生的大汉帝国经过一年多的曲折行进，总体上应当说是有了一个较好的开局。觉得已经站稳了脚跟的刘邦，现在他可要好好整顿一下朝堂上的尊卑秩序，享受一下作为皇帝的那种至高无上的滋味啦！

　　长乐宫的新岁大朝会

　　上一小节说到由于帝国初创，相应礼仪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群臣在朝堂上因争功而大呼小叫，喝酒胡闹，庄严的朝堂竟成了吵吵嚷嚷的菜市场。

　　当人们这么闹着的时候，谁也没有注意到有一个人在一旁静静地观察着。不过他关注的倒不是这个热闹场面，而是就座于最高位的皇帝脸上的每一个表情。

　　这个人便是历史上以善于趋附主上而著闻的叔孙通。

　　叔孙通是博士官。博士之名，先秦就有，原是对博学者之泛称，后来才渐渐演变为官名。王国维以为“博士之官，盖置于六国之末，而秦因之。”（《观堂集林·汉魏博士考》）任此职者，须博通古今，以便随时应对帝王顾问。叔孙通初任职于秦，是个尚未被正式录用的“待诏博士”。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秦二世把三十几个博士诸生召来问他们的看法。诸生都说这是谋反，应当立即发兵讨伐。二世一听，勃然作色。叔孙通赶紧凑上去说：诸生都说得不对。如今明主在上，天下一家，百姓安居乐业，四夷年年来朝，哪还有人敢造反的！陈胜、吴广之流无非是一群鼠窃狗盗罢了，只要郡县长官下个令便可捕得，何劳陛下挂齿！二世这才转怒为喜，还要其他人逐个再表一次态。众儒生有的跟着叔孙通说是盗贼了，但更多的继续坚持说是谋反。后来凡是说是盗贼的，不予惩处；说是谋反的，一律送交狱吏治罪。而叔孙通，不仅得到了帛二十匹、衣一袭的赏赐，还被拜为正式博士。回到馆舍，诸生纷纷指责叔孙通因何如此阿谀主上，叔孙通说：诸公有所不知，我若不如此说，又如何能逃出虎口呢？

　　叔孙通逃出秦宫后，先投项梁，后事项羽。待到汉王刘邦率诸侯五十余万大军以浩荡之势攻下彭城时，这位善识时务的博士再次转向，带着一百多个儒生弟子降了汉。借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流行语来说，叔孙通是一个从旧社会过来而能自觉改造自己的知识分子，而且是此时刘邦臣属中唯一的高级知识分子。作为儒者，他自然习惯穿广襟大袖的儒服，但当他发觉农村基层干部出身的刘邦最厌恶这种打扮时，就立刻改穿楚地流行、也是刘邦爱穿的那种短装，果然获得了汉王的欢心。叔孙通曾推荐多个出身盗贼的人到刘邦手下做事，自己的那些饱读经书的弟子反倒一个也不推举。诸生很为不满，责问老师何以要这样做。叔孙通说：如今汉王正冒着刀剑戈戟争天下，他需要的是那些能够豁出性命来去斩将拔旗、攻城略地的人，诸君能做到吗？不过也快了，请再等待一段时间，我不会忘记你们的！

　　刘邦宣布要在定陶即位，叔孙通以为机会来到，带领儒生日夜赶拟了一套朝仪，刘邦看了却大皱眉头，全部删去了秦仪法中那些严苛的规定，只留下如何行加冕礼那几条。这段时间来，叔孙通经过朝堂上多次观察，看出高帝对群臣的无礼行径已十分反感，知道该是他提出制定朝仪的时候了。一次他有意提着几捆茅草和细绳，像是有很重要的事要做的样子匆匆走过宫前，目的是引起皇帝询问。高帝果然问了，于是他回答说：臣知陛下厌恶儒生，的确，儒者不能在战场上开疆辟土，可他们善于佐助王者奠基守成。这些日子来，臣和弟子都在忙着操练朝仪，这可是件关系到大汉基业的大事，陛下有兴趣听听吗？

　　刘邦确实讨厌儒生，对儒家倡导的那套繁琐的礼仪也曾经很反感。不过如今那批功臣勋将又闹得实在太不像话了，根本不把他这个皇帝放在眼里，确实得想个办法来治一治。便笑着说：就你手里拿着的那些劳什子，还能关系到大汉基业，扯得上吗？

　　叔孙通等的就是这一问。于是便滔滔不绝地说起了当年周成王大会诸侯于岐阳，是如何以茅草和绳子为诸侯立位的；孔子教他的弟子学礼，又是如何用茅草和绳子做演示的。还说这有个名堂，就叫“绵蕞（zuì）习仪”。原来按照古礼，诸侯及臣属朝见天子，都须严格按照尊卑上下次序列位，并有人在一旁监督，绝不容许有任何逾越。这套礼法，得先经过一段时间的模拟演示，然后再实地排练。模拟演示的方法，就是用竹子插地拉上细绳以标出列位的横直行次，再以草束代表诸侯及百官所在之位。排练的目的是要使与会者人人熟记于心，做到各就其尊卑之位，各守其上下之序，进退行止，秩序井然。如此，则群臣与居于尊位的皇帝，犹若众星之拱北辰，流水之宗沧海，汇成一种天覆地载的皇皇大气。

　　高帝听得倒是着实为之心动，只是仍有些担心，说：这恐怕太繁难了吧？

　　叔孙通说：五帝不同乐，三王不同礼；礼这个东西，是随着世道人心的变化而变化的。臣请陛下恩准，赴鲁城征集若干名儒生，与臣已有的弟子一起讲习礼仪。新的大汉朝仪，拟从古礼和秦仪中撷取精要，再依据时变综合而成，力求难易适度，繁简得当。

　　高帝说：那你就去试着做吧！朕平生最讨厌繁文缛节，还是尽量简易，你首先得思忖思忖朕能不能做得到！

　　叔孙通来到鲁城，先张榜征召儒生。原来这鲁城素称礼仪之乡，上章末节曾提到，当大军压境、危亡在即之时，城中却依然弦歌之音不绝。这回朝廷张榜招士，应者颇为踊跃，不过三五日，便有三十余名儒生前来报名。成行之日，已颇觉踌躇满志的叔孙通，少不得要对诸生说些尽心侍奉汉主、将来不难升迁一类话。不料话音刚落，内中有两儒生便拂袖而起，再也不肯随同进京。他们奚落叔孙通说：老兄前后事奉过的主子，多到大概自己也记不清了吧？你的这身富贵还不都是从阿谀奉承得来的！这回又来征儒要制定什么朝仪，无非是你的又一项献媚之举罢了。吾等皆知，古代圣君明主都是先积德百年，然后再制礼作乐的。你睁眼看看吧，如今天下初定，有多少死者尚未安葬，伤者尚未痊愈，这难道是制礼作乐的时候吗？请你快走，不要来玷污吾等！说完，竟扬长而去。

　　叔孙通笑着对众儒生说：诸君勿学此等陋儒。真正的儒者，应当通权达变，与时俱进才是！

　　这时候，迁都之事已陆续付诸实施，文武百官大都从中原洛阳徙至关中栎阳。叔孙通将在鲁城征集的儒生带回栎阳后，便与原来自己的弟子，以及经高帝允准，在左右侍从中选拔的若干名较有学养的官员，三者加起来共一百余人，一起来到郊野，开始了紧张的礼仪演习。先用的就是那个所谓“绵蕞习仪”的方法，再由那一百余人权充文武百官和卫士禁兵，依着草定的仪注，逐项演习，应趋则趋，该立则立；当进则进，需退则退。这么苦练了一个多月，就请高帝来试观。只见演礼场上，旗帜飘扬，队列森严，进退有序，行止有则。整个演示体现了君尊臣卑、皇权至上的主题，高帝观后颇为满意。叔孙通特别提示了其中有几个皇帝要做的礼式，高帝也觉得不难做到，当即颁发诏旨，令群臣赴演礼场先听取讲解，再随同练习。恰好萧何从长安发来奏报，称长乐宫已经落成。遂预定于十月初一，也即高帝七年（公元前200年）元旦，按新制定的朝仪在长乐宫举行大朝会。

　　长乐宫即秦之兴乐宫，部分遭项羽火焚，由萧何主持重新修建而成。历经千百年的风雨消磨，如今我们只能在陕西西安西北汉长安城东南隅眺望到一片平野，那便是长乐宫遗址。经考古勘探，长乐宫围墙全长约一万米，总面积为六平方公里左右。在这里，当年曾有前殿和长信、长秋、永寿、永宁等宫殿，还有鸿台、临华殿、西阙等大型建筑，连绵错落，嵯峨雄伟。

　　这一年的正旦，即十月初一，晨曦微露，各依等级穿着朝服的诸侯王及文武百官，已在长乐宫前肃立恭候。东方渐白，有头戴绛帻称之为“鸡人”的报时官报道子时已到，殿内谒者便列队而出，依次将与会者引入殿门。此时，殿中早已列好仪仗，卫官张旗，郎中执戟，左右分站，夹陛对楹，气势凛然。专司传达命令和迎送宾客之职的大行官，共有九名，为首者一声号令：“趋！”群臣立即小步快疾依次分别进入大殿两侧：功臣列侯及诸将军等，列队在西边，面向东；丞相以下各文职官员，列队在东边，面向西。两队官员全都垂手恭立，凝目正视。如此少顷，大行官版奏“请中办”，也即宣布开始戒严。九名戴着獬豸冠的御史官，往来检察于各列队之间，发现有违反礼仪者，当即纠举。大行再次版奏“外办”，这意味着皇帝即将出场。于是太乐令击钟，协律都尉举麾，乐工奏乐。伴随着悠扬的《太和之乐》，大汉帝国一世皇帝刘邦乘辇出房。两旁执戟肃立着的侍卫官，次第交声传警，自诸侯王以下莫不屏息绝气、震恐肃敬。乘辇缓缓来到正殿，高帝徐徐出辇，南面升座。这时谒者便依次引着诸侯王直至六百石以上文武官员，逐一向高皇帝跪拜奉贺。贺毕，谒者“宣制”，就是传达皇帝说的话。因为是朝贺新岁，按规定皇帝要说的是这样一句话：“履新之庆，与公等同之。”话音刚落，全殿一齐跪伏，同声高呼：皇帝万岁万万岁！

　　接着便开始分排酒宴。殿前歌舞轻盈悠扬，先是《武德舞》后为《文治舞》，皆由叔孙通专为高帝刘邦而作，以颂扬其武功和文治。高帝就座正席南面，据案宴饮；百官皆脱履升座，分席北面侍宴，按规定得先依官爵高下向皇帝奉觞上寿，然后方可各饮数盏。席间，偶有高声谈笑或随意欠伸身躯的，均一一被御史官纠出引去。这天终于尝到了做皇帝的那种至尊至贵的味道的刘邦，回到内廷后，说了这样一句话：

　　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汉书·叔孙通传》）

　　叔孙通因此一功，进官为奉常，并赐金五百斤。奉常在汉初已是列为九卿之一的高官，职掌宗庙礼仪，俸秩中二千石，较之原来仅为秩比六百石的博士，已是跨了几大步。叔孙通倒也没有忘记他曾经作过的承诺，不仅把赏赐到的五百金全部分给诸生，还在入朝谢恩时特地推荐了他们。刘邦大概还在兴头上，一句话就让诸弟子及儒生都当上了郎官。诸生一个个欢天喜地，说：叔孙先生是真正的圣人，他才是最懂得当世事务的啊！

　　同年二月，位于长安城东南部的未央宫宣告落成，于是高帝下诏正式从栎阳徙都长安。未央宫也由萧何主持兴建，比之永乐宫更为雄伟壮丽。从这时起直至西汉末二百年间，许多重大的典礼、朝会，都是在此宫进行。

　　朝仪既立，新都又定，汉帝国开始出现一片庄严升平气象。不料偏在这时，插着鸟羽的一道道急书不断从北边飞来，奏报的都是匈奴扰边、掳掠民人及畜产一类事。其中尤为严重的是，异姓七王之一的韩王信，一年前命其镇守与匈奴接界的马邑，此时他不仅已投降匈奴，还正在与匈奴一起发兵进攻太原、晋阳……

　　高帝一听大为震怒，迅即点兵三十二万，齐集于长安城外。待当要选择统帅时，觉得韩信、彭越、黥布等人已不可再用，四顾茫茫，颇觉孤独。但这位此时该已年过半百的开国皇帝却没有半点犹豫，奋身一跃跨上马背，做出了一个悲壮的决定：由他亲自来统领征讨！

　　于是一声令下，这支在汉帝国历史上唯一由天子亲自统领的讨伐匈奴大军，在举行了称之为“类”的祭天之礼后，即浩荡北进。 大汉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