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后称制：学黄老之术，行无为之治

　　旧时一些稗官野史小说之类，把吕后称之为“淫妇”、“悍妇”、“毒妇”，现在我们再来评说这个人物，似乎应多着眼于政治和历史，平心静气地也为她说几句公道话。

　　惠帝在位七年，吕后临朝称制八年，惠帝时期实际秉政也多为吕后，因而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一位女性执掌国政的时间，该是十五年左右。传统的历史学家在叙述这段历史时常常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两种思想的影响：男权主义和以刘氏为正统的正统思想。以前一种思想为标准，女性掌政或干政便被视为不祥甚至罪恶，《尚书·周书·牧誓》就说过“牝鸡司晨，惟家是索（尽也）”这样的话；《史记·周本纪》记武王宣布纣王的第一大罪状便是“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以后一种思想为标准，往往把高帝与群臣“非刘氏不王”的盟誓看得神圣无比，以为吕后当政、封诸吕为王就是篡夺。今天我们再来看这段历史，自然不应再受那些思想的影响。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与其性别、姓氏一概无关，只需看他究竟对历史做了些什么。

　　吕后在宫廷内部的权力斗争中，包括出于嫉妒而对戚夫人等人的报复性的惩处中，其用心之褊险，手段之残忍，确乎罕见；但幸好，她没有用同样的心思和手段治理天下。《史记·吕太后本纪》对吕后有这样一个总论——

　　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垂衣拱手；指安闲自适），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同“稀”）。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这段话中说的由于“政不出房户”、“刑罚罕用”，使老百姓得以安心在田间勤劳耕作，这在古代也是一种治理天下的办法，叫作“无为而治”，属黄老思想。

　　黄老思想是盛行于秦汉之际的一种重要和颇为深邃的哲学思潮，吕后也可能只是稍有接触，不见得用心学过，更不可能有深刻的理解。实际上，她的主要精力几乎全都用于宫廷内部的权力斗争了，朝政多由丞相掌理。在久经战乱、帝国草创，“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吕后的这种不管的“管”，反倒成了一个颇有成效的执政方式。

　　吕后称制期间出任相职的，先后为萧何、曹参和陈平与王陵。论者通常把曹参、陈平都列为黄老思想的信奉者，萧何也有某些黄老倾向。还有当年冒死为赵王张敖辩冤、此时任汉中郡守的田叔，年轻时曾师从战国末黄老之术传人乐臣公，该是一位学有渊源的黄老信徒。需要特别先在这里提一下的是景帝——武帝时期赫赫有名的窦太后，也曾以黄老思想影响过朝政，武帝第一次尊儒，就因她的干预而败下阵来。

　　汉制，后宫嫔妃及宫女除少量源于籍没罪人之妻女外，大多选自民间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容端丽的“良家子”。这位名叫猗房的窦太后，最初便是以良家子身份被选入宫的，起先因无任何名分，通称窦姬。大概就在曹参任相的某一年，由于宫中又选了一批更年轻的良家子，吕后宣旨，将原来的部分宫女出放分赐给诸侯王去充当侍姬，每王五人。在张榜贴出的赐给代王的名单中，就有这个窦姬。正是这个卑微的宫女，后来不仅相继有了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这样一连串辉煌的尊号，而且在长达二十余年之久的历史阶段中，居然还成了以黄老思想主导汉帝国朝政的总后台！

　　不过正式将黄老思想作为一种治国方略最先引入朝政的，还应是汉帝国第二任国相曹参。

　　曹丞相奇特的掌政方式：日日饮酒歌乐

　　曹参这个人物，前面已提到过几次，想必读者不再陌生。

　　需要补充说几句的，是曹参经历中出任过的几个职务。他在秦时曾为沛县狱吏，秦以严刑峻法治国，狱吏位虽卑微，其职该是颇为风光的。后随刘邦反秦，任中涓，掌文书收发及谒者之事，兼管清洁杂务。在入关和进入汉中前后，参加过多次战役，且屡建大功，因而后来又迁任为将军、中尉等武职。曹参的这些经历说明，他最擅长的还是打仗；有过一点管理监狱的经验，也是秦时严刑峻法那一套，已不再适应于汉帝国建立以后的形势。

　　在中国历史上，凡是一个由底层发难、用暴力夺取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政权，开头一段时期，都会有大批官员从武职转向文职，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从部队转向地方”，简称“转业”。又因文化素养、管理经验与职务差距甚大，常常会出现一时难以适应的苦恼。

　　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刘邦在立他的庶出长子刘肥为齐王的同时，任曹参为齐国之相。

　　齐国是个拥有七十余城的大国，而且向为中原人文荟萃之地，号称文化之邦。

　　莅任之日，曹参就遇到了我们上面说的苦恼。但他懂得一条，除了学习，别无他法。他把当地的长老和诸多儒学之士召集起来，请他们谈谈如何治理好齐国，让百姓得到安宁的办法。结果百余人各说各的一套，他仍然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在这时，有人向他推荐了一位正在齐国高密、胶西一带讲学的老人，叫盖（ɡě）公，是战国末期黄老之学的一位传人，遐迩闻名，从学者甚多。此前曹参对这种学说只是有所听闻，也不知对他眼前急需的治理齐国是否有用，只能说是急病乱投医吧，就尝试着备上厚礼，命人去把老先生请来再说。

　　趁这机会，我们就来介绍一下黄老思想的源流及其因何在齐地特别盛行的原由。

　　大略说来，黄老之学源于老子所创始的道家。至战国末期，道家思想有了重大发展，出现了一种以原初道家思想为基础、兼采诸家之长的新道家，汉人习称为黄老思想。黄，指传说中的圣君明王黄帝；老，即老子。黄帝既是传说人物，自然不可能留下什么著作，伪托上古圣人以提高自己著作的权威性，这是当时学术界的一种风气。成书于汉初的《淮南子·修务训》便说：“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

　　战国时期，齐国经桓公、威王、宣王三世君主的倡导，在其国都临淄稷门附近广设学宫，招揽天下游说之士，一时成为荟萃道、法、儒、名、兵、阴阳诸家的学术中心，黄老之学便是起源于稷下的一个学派。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像慎到、田骈、环渊等稷下学宫的著名人物，都曾“学黄老道德之术”。“黄老”之名虽是伪托，黄老思想却是在战国末期出现的一种颇为重要的政治思想。其时战国七雄几经较量渐渐出现了复归统一的历史曙光，黄老思想中有关治国的主张，便是适应了历经长期战乱的社会应回归到安宁休息这样一种普遍需求而提出来的。尽管它依旧崇尚清静无为，却赋予了更多的积极含义；清静无为不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即不主张过多的行政干预，而是采取顺应自然的措施，促使经济的恢复和社会的发展，达到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共存。成书于武帝时期的《淮南子》，一般认为是汉初新道家也即黄老思想的集大成之作，书中《原道》篇就有“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澹然无治而无不治也”这样的经典表述。《汉书·艺文志》中录有大量托名黄帝的书目，我们现在几乎已全都无法看到，幸而考古成就稍稍弥补了这一缺憾，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十六经》、《经法》、《称》、《道原》等帛书，据专家研究断定均属黄老之书。

　　秦灭齐，齐都临淄被秦始皇降为齐郡的一个组成部分，稷下学宫自然也人去楼空，但黄老之学在临淄东南数百里的高密依然默默地传播着，不绝如缕。司马迁在《史记·乐毅列传》赞语中为我们记下了这样一条传承线索——

　　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索隐》：亦作“巨公”），乐臣公教盖（ɡě）公。

　　曹参要请的，就是排在这条传承线末端、也即当时硕果仅存的黄老耆宿盖公。

　　盖公被请到了临淄，曹参与他一席倾谈，仿佛茅塞顿开，大为钦佩，当即尊之为师，殷勤款待。还把自己处理政务的正堂让出来给盖公住，以便随时请教。据《史记·曹相国世家》记载，盖公在教授中强调“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这也正是黄老治国理论的核心要旨。从此曹参有关治理齐国的举措无不依照黄老施行。他前后相齐九年，史称“齐国安集，大称贤相”。

　　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七月，汉帝国首任相国萧何去世，谥为文终侯。

　　萧何死讯传到齐国国都临淄，当时在齐任相的曹参吩咐他的舍人说：你们赶快为我准备行装，我就要进京去接任相国啦！

　　起先谁也不信。不信的依据有很多，其中之一是：谁都知道，萧何与曹参同为沛县人，并同为县吏，又一起追随刘邦反秦，曾经有过很好的友谊。但后来两人却产生了很深的隔阂，而且已有多年。既然如此，萧何怎么可能在临终前推荐曹参做他的继任者呢？

　　但事实却又叫你不得不信：几天后，朝廷果然派来了宣召曹参进京的使节。

　　不过说起来，曹参的预言倒也并非凭空臆想，他有他的依据。一是相齐九年的政绩，已使他声名远播，朝廷不会不知道；二是根据他的观察，不只是齐国，当时整个华夏大地，都需要用清静无为的黄老之术，来医治多年累积下来的战争创伤和民生凋敝的痼疾。具体来说，就是要执行省禁约法和轻徭薄赋的政策，以达到顺应民心、与民休息的目的。至于说到他与萧何私人关系上存在着芥蒂，那么他相信，由于丞相一职关系到国运兴衰，他的这位旧时挚友到时肯定会捐弃个人前嫌而秉公推荐他的！

　　曹参的估计果然没有错。

　　萧何病重，惠帝亲往探望。下面是《史记·萧相国世家》记下的关于第二任相国人选问题的对话——

　　［孝惠］因问曰：“君即百岁后，谁可代君者？”

　　对曰：“知臣莫如主。”

　　孝惠曰：“曹参何如？”

　　何顿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

　　萧何果然表现出一位政治家应有的胸襟和气度。

　　这样，经吕后认可，惠帝便派出使节召曹参进京，以便举行仪式拜任。

　　曹参预言居然应验，齐国相府上下少不得要热闹好几日，诸如设宴庆贺、饯行等等。

　　依照惯例，官员在迁升离任时，应对继任者有些留言，通常总要说上有关辖区的地理、民风特征、自己在治理中的经验教训等等一大套，曹参却只慢悠悠地说了一句话：

　　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史记·曹相国世家》）

　　这话含义颇深，值得细细玩味。

　　话中提出了整个社会的两个特殊的组成部分：监狱和集市。在当时许多为政者看来，监狱只有负面作用自然不必说；就是集市，也由于长期处于以农业为主导的自然经济社会里，总觉得从商不是好人，买卖没有必要，纵使不予取缔，也非严加管控不可。但曹参却认为应当把监狱和集市看作是“寄”即容留众人的地方，不必过细苛察，也不要去干扰分管这两个地方的下属的庶务。这是典型的黄老观点。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十六经》中就反复强调“观天于上，视地于下”，天地间任何事物都不是单一的，不能要求纯之又纯：“以是［天］有晦有明，有阴有阳，夫地有山有泽，有黑有白，有美有恶”；在人类社会中“静、作相养，德、虐相成”。所以应当“两若有名，相与则成，阴阳备，物化变乃生”。你把监狱和集市都取消了，社会反而会秩序大乱。

　　那位新任的齐相听不懂，说：难道要治理好齐国，没有比监狱、集市更重大的事情了吗？

　　曹参说：那倒也不是。但是应当看到，人世间总是存在着奸邪和见利忘义之徒，监狱和集市正是兼收并蓄他们的一个场所。若是处置过于严苛，弄得这些人没有了安身之处，日子一久必然作乱。所以我把它作为第一要务提出来。

　　曹参来到长安，接任相国之位。相府原来萧何的那批属官自然要表示“热烈欢迎”，心里却难免忐忑不安。有道新官上任三把火，新相国对旧官吏、旧章程，少不得要来一番大动干戈的。谁知曹参却发出文告说：“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这便是著名典故“萧规曹随”的由来。

　　那些旧官员吃了定心丸，自然一个个仍勤于各自职事了。在这期间，曹参只做了两件事：一是黜去了数名言文苛刻严峻，喜好沽名钓誉的属吏；二是从各郡县和封国中挑选了若干名拙于言辞、为人厚道、年岁稍大的官员，补充到相府来担任佐吏。随后便只顾日日饮酒歌乐，政务全都放手让部属去做。部属中若有谁犯了这样那样小错误，他非但不加追究，还有意为之掩饰，这样相府上下就显得一团和气，太平无事。

　　曹参这种独特的掌政方式，《史记·曹相国世家》还有不少戏剧性的描述。如说一些友人看不惯他这样无所事事想劝他改一改，客人一登门，他就“饮以醇酒”；对方刚要开口，他“复饮之，醉而后去”，不让他的朋友有劝告的机会。后来连官吏的宿舍也日夜饮酒歌乐不止。由于宿舍靠近相府，相府官员不胜其烦，想请曹参去刹刹这股歪风。曹参倒是去了，但他不是去刹歪风的，反而也参加了进去：“取酒张坐饮，亦歌呼与相应和。”司马迁的这些记述可能有些夸张，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曹参的用意原是想在官员中提倡一种宽容大度的政风。但这种做法毕竟超出了常规，与一向庄严堂皇的相府也很不协调。不久便有人奏报了惠帝刘盈。惠帝以为曹参如此荒废政事，大概是在有意轻视自己吧？于是便设法加以干涉。

　　曹参有个儿子名叫窋（zhú），此时任中大夫。这一天，惠帝对曹窋说：你回家时，私下里不经意地问问你父亲：高皇帝驾崩不久，嗣皇帝年少未冠，全仗相国辅佐。可父亲您日日只知饮酒，很少过问政事，这如何能治理好天下呢？看你父亲如何回答，然后你来向朕禀报。曹窋应声欲退，惠帝又特别叮嘱一句：切记，不要说是朕教你去的！

　　曹窋利用休假回家的机会，照着惠帝的嘱咐向父亲问了问。谁知曹参听了竟突然一下攘袂而起，大声怒斥道：你小小年纪，懂得什么！天下之事难道是你可以随便饶舌的吗？为父要教你一生都记住今日教训！说着便从案旁取过戒尺，狠狠责打了儿子，并下令说：赶快回宫去侍奉皇上，不要有事没事往家跑！

　　挨了打骂的曹窋，自然将这一切都禀告了惠帝。

　　在一次朝见时，惠帝责问曹参说：你为什么要那样责罚你的儿子？那是我教他来问你的呀！曹参一听大惊失色，慌忙免冠伏地，顿首谢罪。惠帝让他起来，又问道：既然朕命曹窋代问的那些话，相国没有回答，那么现在卿可以当着朕的面说说吗？

　　曹参想了想说：陛下自思圣武英明，比比高祖皇帝如何？

　　惠帝说：朕岂敢与先帝相比呀！

　　曹参又说：请陛下再审察一下臣之材具，比比前相国萧何又如何？

　　惠帝说：卿似不及萧何。

　　曹参紧接着就说：陛下所见甚明，所言甚确。既然如此，从前高皇帝与萧相国平定天下，明订法令，备具规模，如今陛下垂拱而治，臣等能守职奉法，遵循勿失，便算是继绍前贤，难道还能奢望胜过一筹吗？

　　惠帝为太子时，太傅为叔孙通，少傅是张良，后来又有商山四皓的辅佐，除叔孙通为儒家外，其余多有道家倾向。再从惠帝本人的性格看，也比较容易认同清静无为，特别是有母后吕氏在，他也难以有所作为。所以听了曹参这么一番类比便也释然，笑着说道：那是朕错怪卿了，卿且归休吧！

　　曹参就用这么一种日日饮酒歌乐的掌政方式，继萧何为相三年，居然又得了个贤名。人们编了歌谣唱道：

　　萧何为法，若画一；（：jiǎng，明也）

　　曹参代之，守而勿失。

　　载其清净，民以宁一。（《史记·曹相国世家》）

　　曹参的成功，恐怕更多还是当时楚汉战争结束不久，社会正处于复苏期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使然。我所读到的一些近人撰写的历史著作，都把汉初行黄老术归结为因需医治战争创伤故“与民休息”，这恐怕不够全面。很显然，普通老百姓是任何时候都希望“休息”的，非独汉初。汉初之所以能“与民休息”，首先是当官的，特别是当大官的也想“休息”。历史上，凡是用暴力夺取了全国政权并实行了权力再分配以后，也即所谓打下了天下又论功行赏以后，在功臣中间就会萌发一种追求物欲享受、不愿再有所作为的思潮，其中出身卑贱者由于对物欲有一种积聚已久的期待和新奇感，又自以为是用命换来的，因而往往表现得尤为迫切和强烈。这几乎是一个规律。所以汉初的情况，还是司马迁概括得较为准确：“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史记·吕太后本纪》）事实上，也只有到了最高决策层也想“休息”的时候，无为之治才有可能实施，老百姓想“休息”的愿望才有可能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同是想“休息”，上层和下层的含义却大不一样。对历经长期战乱痛苦煎熬的普通民众来说，已把生存需求降到最低限度，他们希冀中的“休息”，无非就是能够让他们安居乐业，养儿育女，过上太平日子。功臣们的“休息”则是要守住既得利益，不愿为进取而变革现状，甚至也不愿承担更多政务；好让他们把精力由外转向内，由国转向家，修造宅第，选购婢仆，置办田产，尽情享受他们半生戎马换来的荣华富贵。不必多举实例，只要读一读汉初相继出任相职的萧何、曹参、陈平、周勃、灌婴、张苍等人的传记，便可说明这一点。尽管在帝国建立后的最初几年里，由于整个经济处于凋敝状态，高官们的享受也可能会受到某些限制，如出行只好坐牛车之类，但比之于因“失作业而大饥馑”，“人相食，死者过半”的普通民众，毕竟还是生活在两个天地里。

　　所以曹参的成功，实在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特例。所谓“萧规曹随”，其实帝国草创，礼制法度大多依秦，萧何也没有多少自己的“规”可让曹参“随”，曹参在内政、外交上自然更可说一无建树。汉初行黄老之术固然成效显著，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正是利用了高层统治集团的“无为”，诸侯王坐大，大地主、大商人大肆兼并，社会矛盾已开始日趋激化。更堪忧虑的是北方强大的匈奴，正因高帝的去世，以为继位的新皇帝年幼可欺而变得更加骄横。大约就在曹参为相最后一年的某一天，匈奴的使者，正手持着一份冒顿单于亲笔书写的奇特的文书，骑着剽悍的快马，一路呼啸着向长安奔来……

　　冒顿的“嫚书”与吕后的应对

　　按照汉代的体制，接待周边国家或部族使节有一个专门机构，其长官为典客（后改称大鸿胪），位列九卿，秩中二千石；其属官中设有译官，以便对话和交流。这回匈奴来使，自然也由典客接待。但那位头插雕翎的使者却一脸横蛮，说他是冒顿大单于特派专使，而且所持奉的是大单于致汉家皇太后的私人信函，因而必须由皇太后亲自接见。典客颇感无奈。因为自从和亲之策实施以来，汉帝国与匈奴也可算是亲家了。尽管六年前嫁到匈奴去的是个冒牌公主，但名义上冒顿单于总还是当今皇太后的女婿吧，人家有信件往来要谈些私事，你典客管得着吗？于是只好通过内侍将吕后请出。作为特例，吕后在长乐宫以隔着帘子的方式接见了这位冒顿特使。但当她一展读那份写在绢帛上的文书，立刻怒目飞张，等不得读完，就将文书狠狠抛掷于地，下令说：绑起来！

　　这样，那个刚才还跋扈飞扬的匈奴来使便做了阶下囚。

　　文武大臣被急速召进未央宫，吕后在这里开了个紧急御前会议，议题是：如何来惩罚如此野蛮无理的匈奴，包括要不要斩杀来使，要不要发兵征讨。

　　原来冒顿在来书中，用猥亵和戏谑的语言，竟直接向孀居不久而名义上还是他岳母的吕后提出要与她做爱。据《汉书·匈奴传》载录，其来书大意为：

　　孤偾（fèn）之君（冒顿自指），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指吕后）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同“娱”）。愿以所有，易其所无。

　　大臣们被激怒了！我堂堂华夏中国，何时曾受过化外蛮夷如此嫚侮！特别是那班功臣宿将，一个个揎拳挽袖，恨不得立即跨马冲出去拼杀。只见殿前挺出一员须眉灰白的老将来，瞋目拱手大声说道：臣请领兵十万，横行匈奴，直捣虏巢，取蛮酋首级来献上！众人看时，是舞阳侯樊哙。朝堂上下应声如雷，众将都愿为捍卫大汉尊严应命出征。

　　这时候吕后反倒冷静了下来。她渐渐看出，在大臣们的这种掀天揭地的愤怒中，难免杂有阿顺、讨好她的意思。殿前只有一个人一直没有说话，顾自翘首作不屑状，像是有他自己的看法。问问身旁内侍，回答说此人叫季布。吕后也记起来了，在楚汉战争中，这个季布曾多次窘迫过高帝，但高帝却赦免了他，现任中郎将。吕后便将季布宣出问道：君意以为如何？

　　季布的回答像一声响雷，把整个朝堂都震惊了！

　　——臣以为樊哙妄言欺上，应当斩首！

　　季布先是陷入一片怒目的包围，紧接着又招来了纷纷指责。朝堂上出现了混乱。

　　吕后向身旁大谒者张泽抬了抬手，意思是命他宣旨让大臣们静下来。其实吕后自己也颇为吃惊：樊哙虽是说了大话，又何至于要斩首呢？但也正因为这样，她对季布要说的话更有了兴趣。面向着季布缓颜说道：汝且仔细讲来！

　　季布滔滔说道：想当年，高祖皇帝亲自北征，统兵三十万，尚且受困平城，被围七日。那时你樊哙将军也曾是前锋主将，临阵不可谓不勇，攻战不可谓不力，却也只能徒然坐困，何曾解得冒顿之围！在平城之役中，将士们受尽了苦楚，有的还冻落了手指。天下人编出歌谣来唱道：平城之中亦诚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如今这歌声犹在耳际，兵伤尚未痊愈，樊将军又要来动摇天下，夸口十万人便可横行匈奴，这不是存心以妄言欺上吗？再说那蛮邦本属化外，情性顽劣犹若禽兽，彼有善言，不足以喜；倘有恶语，亦不应以为怒，岂可以其一无理来书而自乱我大汉纲纪！故臣以为应以礼善待匈奴来使，而不应轻言征讨！

　　季布说完，朝堂上出奇地平静了下来。其实只要头脑不被情绪所支配，问题本来就不难看清楚。匈奴的骄横固然可恶、可恨，但谁也无法否认一个事实：依据当时的国力，实在难以再支撑一次与北方这个“蛮邦”的大规模战争，更何况那将是一次十有八九要失败的战争！大臣们都抬头望着坐在正堂上的吕后，等待着她的裁决。

　　吕后对季布微微点了一下头，说出了一个字：“善”。

　　于是解去了匈奴来使的绑缚，由典客将他迎入馆舍，依礼款待。

　　还剩下一件棘手的事：如何来答复冒顿这份奇特的来书？

　　据《汉书·匈奴传》记载，复书的执笔人便是大谒者张泽，估计作为相国的曹参也该参加过意见。行文委婉，用词卑逊；受了戏侮还要以车马奉谢，实在屈辱到了极点。由于复书是以吕后的名义发出的，她能够低下那颗高贵的大汉母后的头而自贱自污，想来也着实不易。复书主要内容如下：

　　单于不忘弊邑，赐之以书，弊邑恐惧。退而自图，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污。弊邑无罪，宜在见赦。窃有御车二乘，马二驷（四马为驷），以奉常驾。

　　后来冒顿又派来使者，带来了一些马匹作为回礼，并对上次来书的唐突无礼表示歉意，说是因自己不懂得“中国礼义”，希望吕后能够宽恕他。冒顿说的很可能也是实话。因为匈奴习俗中的男女关系，要比汉族宽松得多，“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史记·匈奴列传》），被认为是很正常的事。

　　接着，吕后又从宗室女中选了一名女子，伪称公主，嫁与冒顿单于。

　　吕后的这种忍辱负重的应对，总算避免了一场结局很可能是惨败的战争。但这回的“嫚书之辱”和六年前的“平城之耻”一样，深深刺激着汉人的神经，成为一种集体记忆代代相传，直到数十年后的汉武帝时，还以洗雪此种耻辱作为激励将士的号召，向着匈奴，向着浩瀚的大漠，发起空前规模的总进攻。

　　惠帝五年（公元前190年）曹参病故，谥为懿侯。

　　吕后遵照高帝临终嘱咐，任用王陵、陈平为辅相。废去相国名号，设左右二丞相；以右为尊，右相位次第一，左相位次第二。任王陵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又置太尉官，掌武事，以周勃为首任。

　　两年后的金秋八月，做了七年挂名皇帝的刘盈溘然离世，年仅二十四岁。

　　未央宫举行了盛大的丧礼，文武百官都到寝殿哭灵。有人发现了一个不寻常的细节：皇太后虽也亲临发丧，却只是做出哭的样子，不落一滴眼泪。这一发现在暗中迅速四处扩散，官员们开始窃窃私议：皇上是太后独子，正当青春而弃臣等升遐，太后因何竟一点也不悲伤呢？

　　在此国丧之际，臣子们的神经变得十分敏感。私议很快形成了一种忧虑。人们担心仿佛有某种不测将要在他们眼前发生。

　　作为左丞相的陈平，自然也感觉到了这一点。正当他在揣摩其中原由、谋划应对措施时，有个年方十五的少年登门拜访来了。主客施礼毕，少年劈头问道：公为丞相，今太后哭而不悲，公能解得其中原故吗？

　　少年名叫张辟强，是已故留侯张良的次子。按照嫡长继承制，辟强无缘承袭留侯封号，嗣封的是他的哥哥张不疑。偏这二小子长得聪灵乖巧，惹人喜爱，吕后又对张良曾为维护刘盈太子地位献过请出商山四皓之计存有感激之情，因而就让他进宫当了侍中，先后侍从于惠帝、吕后左右，深受爱宠。

　　陈平对这位有特殊背景的少年本就要敬畏三分，此时听他这一问，越发不敢等闲视之，赶紧接入后堂，延之上座，谦恭地说道：不瞒足下说，我也正为此纳闷呢，请足下有以教我。

　　辟强说：请教不敢。晚生以为，太后哭而不悲，当是心有忧惧。如今皇上驾崩，太子尚在襁褓之中，而公等文武大臣，原多为高祖皇帝功臣勋将，位居端揆，手握枢机，欲行他谋，易如反掌。太后毕竟女主，况又春秋已高，怎能不心生猜疑呢？因疑生惧，因惧生变，只怕公等难逃其祸！

　　陈平虽素有智谋，却没有想到这一点，听了不由一惊。忙问：依足下之见，该如何是好？

　　辟强说：古人有言，计能规于未兆，虑能防于未然。晚生大胆，以为公等宜及早进奏，请太后立拜吕台、吕产为将，统领南北二军；再授诸吕以官，使得居朝用事。如此则太后心安，公等不仅灾祸顿消，还可因而获得太后更多宠信，永居高位，尽享富贵。

　　真所谓图穷而匕首见。陈平立刻看出了辟强的真实来由，知道这一切其实都是吕后演的戏。嘴上却说：领教、领教！要不是足下提醒，几成大错。有劳足下转达太后，臣照办就是！

　　陈平可以有多种选择，但作为一个一向奉行现实主义的智者，他选择了其中一条较为方便而对自己又颇为有利的路，那就是阿顺。他照着辟强的提示，奏请拜吕台、吕产为将，统领南北二军。吕后果然转忧为喜，再次来到惠帝灵前时，就哭得声泪俱下，十分悲哀。还提出要为惠帝造一高坟，高到她坐在未央宫也能看得到。后经诸臣力谏，以为那样做就会使她因日夜都能见到高坟而悲切不已，太过伤心，吕后才罢。

　　吕台、吕产都是吕后的侄子，他们的父亲就是吕后的长兄吕泽，此时已去世。汉初宫廷警卫设南北二军，南军驻于城内，护卫宫中；北军驻于城外，护卫京师。吕台、吕产既已分掌南北二军，这就意味着京师和皇城的兵权全都落入吕氏之手。《汉书·外戚传》在记此事后紧接一句：“吕氏权由此起。”吕氏家族正是从这个时候起，登上刘汉王朝的政治舞台，开始要大显身手了！ 大汉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