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风貌：巍巍大汉，垂范后世

　　本书预定的写作任务是，力图为历时二百一十年的西汉王朝勾勒一幅轮廓图画，并以此为舞台，让表演不同角色的诸多人物展示他们各自的生命活动和人生轨迹。其中，帝国的创建、文景之治和作为大汉帝国鼎盛期的武帝之世，是记述的重点，其后衰落和灭亡的过程也有所记述。

　　几个月来，我一直忘情地畅游在先哲时贤的书海中，依靠着他们的导引，大汉帝国的面貌在我眼前展现得越来越清晰，以至仿佛经由时空隧道，推开了帝国铜锈斑驳的城门，亲历了帝国的创建及其后的各个发展时期，目击了上至公侯将相，下至万千庶民的音容笑貌，喜怒哀乐。于是有了一种感觉，觉得那实在是我曾经生活过、只是后来阔别了多年的故乡。我，当然还有诸位，我们的先祖和我们不都是一代一代从那遥远的地方走过来的吗？

　　也许源于我爱好文学的缘故吧，我读历史习惯于把某一朝代想象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从出生、成长到衰老、死亡，每个时期都会展示、释放出不同的生命状态和生命活力。本书将要描述的对象大汉帝国，它的两百多年的生命历程，就清晰地呈现着诞生、少年、青壮年和垂暮之年这样几个阶段。历经长达五年的楚汉战争的酷烈的阵痛而呱呱出世的这个婴儿，其实发育还不那么完全，就连归属也还没有最后确定，先后有多种势力要争夺这个汉家男孩。难得的是，他用机智和勇敢避开或战胜了接踵而至的劫难，摆脱了来自内外的羁绊，终于成长到了能够完全独立行事的青春期，也即汉武帝时期。于是当时和后来的全世界都看到了：这个东方汉子体魄是如此矫健，精力是如此旺盛；他索古求今，南征北战，上天揽月，入海探珠，其间虽也碰过壁，跌过跤，但最终还是在他所生息的这片华夏大地上创造了皇皇基业，让生命发出耀眼的光华，且永驻于世。日中则昃，盛极必衰。这个东方汉子自然也不可能脱出这个生命固有的规律，渐渐地进入了步履蹒跚的暮年。汉帝国灭亡于新莽，传统历史学家称之为“王莽篡汉”，我则宁愿把它看成是汉帝国自身肌体内生长的一个异质，经过蜕变，一跃而成为代替旧肌体的一个新生命。

　　我对存世两百余年的大汉帝国的这个不登大雅之堂的总体认识，难免会贻笑于大方之家，我之所以有勇气把它说出来，无非是想借以建议读者在读解某一断代历史时，尽可能要有一个总体归纳和把握，避免陷入纷繁的历史现象而莫知归依。这一点对读解历史人物尤为重要。人的性格、命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要受到时代和环境的制约或影响，掌握了各个历史阶段的基本特征，有助于我们去接近和理解生活于其中的历史人物。

　　如果读者以为我的建议可以一试，那就请诸君随我先去大略一瞥这个顶天立地的“东方汉子”的风采吧！

　　我们最先来到的是作为汉帝国首都的长安。如今旅游部门组织的长安故都游，只能在西安市西北远远望望那一片有着厚重历史负载的苍凉的故址，而此刻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汉长安城却分明是一个拥有二十四万六千余人口，其恢宏、壮丽和繁华富庶均为当时亚洲乃至世界数一数二的大都市。生活在东汉的班固和张衡先后写过《两都赋》和《二京赋》，都以宏大的气势和华美的词藻，对长安城作了尽情的铺陈和描绘，甚至夸张地说，你就是“穷年忘归，犹弗能遍”。城中人文荟萃，冠盖如云；殊方异类，珍奇杂陈；人拥挤到不能相顾，车马多到转不过弯来，那真是一个“穷奢而极侈”的帝国大都会啊！

　　汉长安城左据函谷，右界龙首；城南有泰华、终南二山为屏，城北以泾、渭二水作带。惠帝元年（公元前194年）开始营造，至五年大体建成。城依龙首原之地形，东面较长，南北西三面稍有曲折，略成一斗状。有研究者以为应天上南斗、北斗星宿，故也称斗城。自汉帝国在长安开都后，新、西晋，以及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和隋、唐，相继建都于此，东汉和三国魏、五代唐，则以长安为陪都。此外，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军，唐末的黄巢农民军，也一度以长安为都。

　　作为汉长安城的标志，是巍峨高耸、鳞次栉比的宫殿群。单是《汉书》中提到的宫、殿之名就有五十多个，更有楼台馆阁无数。其中最为壮丽豪华的，是位于城之西南部的未央宫。古时以西北为乾，西南为坤；乾为天，坤为地。西南在十二地支中又属“未”，故名“未央宫”，意为位于大地中央的宫殿。未央宫始建于高帝，其后武帝、成帝等又有过多次扩建和修缮。最初主其事者是丞相萧何。当时战事还没有完全停息，刘邦看到修筑得如此华丽，开头还光了火，责问萧何为何要这样做。萧何的回答是：“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资治通鉴·汉纪四》）这说明未央宫是一座政治性的建筑物，是帝王权威的象征。西汉时期许多重大的朝会、典礼，都是在此宫进行的。之所以要造得如此“壮丽”，就是为了“重”大汉帝国之“威”！

　　长安城是汉帝国的心脏。全国水陆交通都在此辐辏。专为帝王出行而修造的宽阔而平坦的驰道，可以由此直达各诸侯王国和主要州郡治所。为颁发诏令和转达各地奏报而设的驿传，如同人体的血脉，由这颗心脏布向帝国全身。无论寒暑，不分昼夜，你都可以看到，鞭打着快马的使者在驿道上疾驰而过。

　　一个国家采取何种政治制度，是这个国家的根本属性。汉帝国的政治体制，大体采自秦的帝王集权专制制度，对地方则实行郡县两级制。但由于帝国是在秦末“群雄逐鹿”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诞生的，因而在建立之初，不得不实行盟约式的权力结构，也即部分地恢复了周代的分封制，先有异姓王，接着又有同姓王，后来还有吕氏集团，这就是我在上文把它比作“先后有多种势力争夺这个汉家男孩”的历史背景。异姓诸王和吕氏集团相继被诛灭后，景帝时还有过一场与同姓七王的决战，也很快取得了胜利，这些都可以看作是由盟约式的权力共享结构，过渡到帝王一人独擅皇权而不得不经历的阶段。到武帝时期，进一步实施了“推恩令”等一系列削弱王国权势的举措，封国已类同郡县，对朝廷不可能再构成任何威胁。在此基础上，又组建了“中朝”和“外朝”，即在中央最高层实行决策、执行两套班子；将全国划分为十三个州部，每州派出部刺史一人负责巡行督察。通过这些措施，使地方权力更加集中于中央，中央权力独擅于皇帝一人之手，从而为帝国开创了一个鼎盛的时代。汉代这种历经数十年的曲折终于实现了的大一统的集权专制政治体制，进入近代以来，其利其弊，诸家有多种评说，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种体制成就了一种范式，为后世各个王朝所仿效。

　　汉帝国的大一统不仅表现在物质空间上，还表现在精神思想上。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被奉为政府行为和社会生活的指导思想。与此相应，汉帝国采取了一系列配套措施，如置《五经》博士，即将《诗》、《书》、《礼》、《易》、《春秋》五部儒家经典定为必修学科，各置博士之官；兴太学，即举办教授《五经》的学校，京师称太学，郡国称学，县称校。作为一个正统王朝的范式，武帝时期还进行了包括历法、服色等等在内的礼制改革，又举行了隆重的封禅大典。所有这些，形成了一整套与帝王集权专制制度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也为后世历代所沿袭。这种意识形态在维护帝王统治、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曾经起过重要作用，但对本应活泼发展的思想却又不能不是一种禁锢，且愈至后期愈甚。此种负面影响至今依然存在。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汉帝国的疆域、人口以及经济情况。

　　你如果打开地图，把我国现在的版图与汉代的疆域作一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位于东海之滨的这片广袤富庶得让我们一直引以自豪的土地，正是汉代帝王和臣民战胜诸多艰难险阻为后世子孙奠定的基础。当然汉以前，由夏而商，而周，筚路蓝缕，也都历尽了开拓的艰辛。特别是复归统一的秦王朝，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当时的疆域已扩展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远远超过了西周。汉代的开拓则是在历代基础上的一个更大的突破。武帝“开广三边”：北败匈奴，设朔方、五原及河西诸郡；西通西域，拥有三十六属国；在南方消灭了南越赵氏割据，在西南恢复了庄蹻滇国的旧业，其疆域之广，更超过秦一倍以上。据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统计，汉初至武帝即位，全国人口平均自然增长率约为10%～12%，个别侯国达到20.5%～25.5%，七十余年间总人口增长了一倍多。《汉书·地理志》和《两汉纪·孝平皇帝纪》有这样一组统计数字：

　　疆土：东西九千三百零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

　　田地：堤封田一万万四千五百一十三万六千四百零五顷；除邑居、道路、山林、山泽、郡国等不可辟垦外，可垦田为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六顷。

　　民户：一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零六十二户。

　　人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人。

　　如此广阔的土地，如此众多的人口，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就是在人类历史上，也是一个巨大的成就。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说：汉在“全盛时管辖人口约六千万，足可与罗马帝国相比拟。就是从所控制的地域和存在的时间上讲，两个帝国也可以相提并论。只是中国方面内在的凝聚力，非西方所能望其项背”。

　　汉帝国在创建之初，曾有过一段艰苦的日子，甚至穷到连将相出行都只好坐牛车，皇帝车驾的四匹马也不能用纯一毛色，穷苦人家更不得不卖儿鬻女的地步。其中有几年又发生了“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汉书·食货志》）。后经从上到下的提倡节俭，实行“约法省禁”、“与民休息”的无为之治，到文景之世和武帝即位之初，就变得相当富裕。《史记·平准书》上有一段话，形象地记述了当时国库充盈、人给家足的状况。这段话《汉书·食货志》几乎全文照录，后世人们凡是说到汉代经济状况的也大都要引用，所以我也想请诸位看看原文：

　　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城乡各种粮仓）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穿钱之绳索）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司马迁在这里用了一点文学手法。说粮食多到在仓库里年年堆积以至霉烂变质不能食用，铜钱多到因长期压库致使穿钱的绳子也腐烂了再也无法点数，这未免有些夸张。不过无论如何，大汉帝国前期国库颇为充足，该是可信的事实。当时实行的多为“轻徭薄赋”政策，征收田租一般在“十五税一”或“三十税一”之间，即税率为产量的1/15或1/30，这比起秦时的“什一之税”来就要轻得多。后来又颁行了朝廷统一铸钱、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制度，采取了治理河患、兴修水利以及施行代田法、推行新田器等措施，更使经济有了较大发展。正因为有了强大的国力和民力，才使武帝“开广三边”成为可能。但连年征战的结果，一方面固然扩大了帝国的版图，另一方面却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到武帝末年，《汉书·昭帝纪》赞语作了这样的概括：“海内虚耗，户口减半。”这自然有所夸张，但人口锐减应是事实。据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考测，武帝后期汉帝国人口多年出现零增长甚至负增长，至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总人口降至约三千二百万。对这种情况可以有多种评价，如帝王集权专制制度的独裁好战，武帝本人的多欲喜功等等。作为后人，我们是否还可以换个角度想一想：武帝时期扩展的每寸每尺疆土，都是用当时人创造的财富和他们的血肉之躯换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汉人为后世作出了重大的牺牲。因而无论历史评价如何，我们都应当记住这样一些闪光的名字：毕生驰骋大漠、将匈奴逐出塞外的卫青、霍去病，号称飞将军、使匈奴闻名丧胆的李广，羁胡十九年、夜夜梦汉关的苏武，开通“丝绸之路”、“博望”西方世界的张骞，年甫初冠主动“请缨”、捐躯于平定南越之役中的终军，高龄七十犹然击破先零、屯田西北的赵充国；还有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位女使节冯嫽，汉帝国最后一个为“和亲”而远嫁的王嫱即王昭君……

　　就像汉帝国在大一统的国家制度、疆域和物质文明等等方面为中华民族奠定了稳固的基础一样，它在思想文化方面的成就，对后世同样起到了一种本源的作用。

　　为着叙述方便，我把它粗略地概括为三座高峰、三条长河。

　　三座高峰：经学、史学、文学，都极盛于汉武帝时期；对于后世，它们犹如三条长河，成为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永久的滋养。

　　随着儒学被定为一尊，阐释、传授《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典成为一种专门学问，就叫经学。儒学独尊也就意味着百家争鸣的终结。但争鸣其实是无法被彻底遏制的，它只是转向了儒学内部。经学不久便形成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派，就是儒学内部争鸣的结果。两派形式上的区别是经典文本书写文字的不同：前者为“今文”，即汉代通行的隶书；后者为“古文”，即秦小篆或战国时六国文字；但更具本质性的区别，还在于它们不同的学术方向。大略说来，今文经学致力于所谓“微言大义”的阐发和对现实政治的关切与契合，古文经学则注重史事及文本的考订、训释，把经籍作为历史来研究。董仲舒是汉代今文经学的代表人物，他的《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便是这个学派具有奠基意义的著作。两派多次论战，有几次甚至还面对面地打起了“擂台”，成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一道独特的景观。今文经学由于它能依据现实政治需要阐释和引申经义而获得官方支持，在两汉长期占有主导地位，其后则日趋衰微，代之而起的则是古文经学。当然，无论是今文经学或是古文经学，都是特定时代、特定政治制度的产物，作为一种思想体系，自然只适用于当时，不可能适用于永远；随着时代的演进和制度的变更，都必将日趋衰落、腐朽和消亡。但这笔主要由汉人创造的巨大的文化遗产，无论从学术意义还是生存智慧等方面，都还将永远吸引、启迪和惠泽后人。

　　史学方面最突出的成就，是司马迁的《太史公书》，即今本《史记》。《史记》是中国史学的奠基之作。它上溯黄帝，下及汉武，熔三千年历史于一炉，完成了一项举世无双的文化工程。《史记》不仅是史学著作，也是文学著作；在我看来，它还是一部人生哲学。它那上下古今的恢宏的时空意识，是汉帝国盛大气象的折射，而体现其中的博大的人性关怀，则是作者崇高人格力量的映照。这部被鲁迅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的杰作，不仅记载了我国古代三千年间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历史，从而使我们民族有确切文字记载的历史推进到了如此久远；也不仅创造了纪传体这样一种独特书写方式，为后世历代修史提供了范本；更为重要的是，作者能够自觉摆脱帝王权力笼罩，带着悲悯和忧伤的情怀，对人类社会历史作深切的思考，用不分贵贱智愚的平等视角，真实地描写了无数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从而使人第一次真正成了自身和历史的主人。《史记》中用全力刻画的重点人物多达数百，如项羽、刘邦、张良、韩信、吕不韦、李斯、荆轲、屈原、伍子胥、勾践、孙武等等，一个个形神兼备，活灵活现。这些音容笑貌各异的人物，他们就环立在称之为《史记》这座殿堂上，只要你推门进去，便可见、可闻、可近、可亲。正是他们，构成了我们民族之魂的原生基因，以至从文化、精神层面说，凡我中华人，都可称为《史记》的后裔。

　　汉帝国文学方面的成就，主要表现在汉赋和乐府民歌上。

　　由于帝国初期君臣大多来自楚地，分封于南方的几个诸侯王又都爱好楚辞，因而楚辞和楚歌在汉初盛极一时。楚辞大家屈原与荀卿，以及宋玉、景差、唐勒，当是汉赋之先驱。楚辞受孕于大汉气势而分娩出一个文学新品种，便是汉赋。《汉书·艺文志》称“不歌而诵谓之赋”，可见赋是与诗相对而言的。汉赋的构制特征是所谓“劝百讽一”，即以极大部分篇幅铺陈渲染，而以末尾一小节归结到讽喻之义。汉代辞赋创作蔚然成风，贾谊、枚乘、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等等，相继驰名赋坛。其中司马相如尤负盛名，他的大量赋作充分反映了帝国鼎盛时期那种登临极顶、睥睨八方，令后人不断为之回首惊叹的大汉气象。如代表作《子虚赋》，设计了子虚、乌有、亡是公三个虚构人物，分别代表楚国、齐国、天子。子虚、乌有各自夸说自己国家山川林泽之广阔、风景之秀美，亡是公则大肆铺陈天子上林苑无与伦比的盛大、壮美，表明诸侯均不能与天子相提并论，体现了帝王的绝对权威和帝国大一统的主题。最后“曲终奏雅”，说了一番应当节俭的道理。此赋一出，“子虚乌有”遂成典故。后世仿作汉赋者甚多，只是那种恢宏气势已随着汉帝国的逝去而永远不再。不过从文学本质来说，应以体悟人生、抒发感情为主，汉初那些词藻华丽、手法夸张，以铺陈描摹宫殿、林苑、奇珍异宝为能事的大赋，不妨看作是与大汉帝国相应的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东汉末兴起的小赋，则又回归到文学本体，至宋代，便产生了像苏轼前后《赤壁赋》那样的蕴含着天地人生哲理的赋家绝唱。

　　乐府，原是掌管音乐的一个机构。1977年秦始皇陵墓附近出土的编钟上铸有“乐府”二字，说明秦时已设有这个机构。汉承秦制，也设乐府，武帝时期更赋予它以制作歌辞、乐谱，训练乐工，以及采集民歌等多种职能。乐府演唱的诗称“歌诗”，至魏晋称为乐府或乐府民歌。代表作有大家熟知的《陌上桑》、《东门行》、《十五从军征》等等，其中《孔雀东南飞》更因被改编为戏曲而家喻户晓。与皆由侍奉于帝王左右的宫廷文人创作的汉赋不同，乐府则多为民间创作，来自生活底层，因而形制简捷，语言明快，内容也更能真实地反映生活的多样和沉重。乐府民歌与《诗经》、《楚辞》一样，不仅成为后人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吸吮不尽的源泉，同时也是滋养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

　　以上大概只需十分钟即可读完的文字，便是我们对大汉帝国的匆匆一瞥。

　　如果把这个已经远离我们的帝国比作是屹立在中国历史大地上的一座少有可与媲美的巍峨壮丽的大厦，那么这座大厦是当时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近六千万汉人共同用各具色彩的生命建造起来的。他们之中的一部分杰出代表，因了《史记》、《汉书》的记载，永远像闪烁着不同光芒的繁星高悬在中国悠远的历史天空。我撰写本书的侧重点不在大厦本身，而是建造大厦的人们；就是说我想努力把历史天空的这些星座请回到人间来，让他们与读者诸君结识并成为朋友。 大汉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