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命的残骸

　　诵经仪式结束后，僧人们开始快速拆掉建起来的围幔，包括摆放在上面的一切，很快，只留下了地面上那块绘制完成的沙板，它看上去非常完美。金刚上师从诵经处走了过来，他的手上握着一个法器，那是金刚杵，他走到坛城前，俯下身来，他用右手拿着金刚杵，由外及里，在完好的坛城上，分别在四个方向画下了四道印迹，集多日而成就的美好，在一瞬间就因为那几条线而让人触目惊心。

　　冬天的雅鲁藏布江，江水枯竭到快要断流，河床底部淤积的泥沙露了出来，风一吹，会有一层薄薄的沙尘飘浮在半空中，冷冷的阳光从东侧升起来，照亮了南方的喜马拉雅群山。当这种光照在身上没有了往日的温度时，我一年的出巡日子即将结束，我知道之后的春天会再次来临，雪从天空落下，融化，江水会慢慢上涨，最后变成汹涌奔流。我又一次经历了四季轮回，学到了一些新的东西，也经历过了一些失望，我决定下一次还要去找到更远的小路，去往更远的溪流。停下脚步的日子里，许多半隐在这些年贮存起来的残骸之下的事物，开始在脑海中浮现，马泉湖底干涸的河床中，那头牦牛怎么死的？它呈现给我的是一具白骨。可可西里库赛湖畔那只巨大的野牦牛头，为什么风化到了白骨尽显还残存了完好的皮毛？这些事件和被我遗忘的日子以及习惯，会被我列出来一长串，然后一点点从心底消逝。

　　生命，其实是孤单的旅程。

　　有些事做起来特别困难，可是，我们时常退无可退。我必须要去一趟拉萨市人民医院，我得去和一个朋友告别。

　　旺嘉啦，73岁了，正在住院，他的大儿子前天打来电话告诉我说他身体多器官衰竭，医生说，留给他的时日已经不多了。

　　旺嘉啦有四个孩子，两个女儿，两个儿子，他还有六个孙子，我到医院的时候他们都在，人一多，让这个原本不大的病房显得特别拥挤。所有人，神情肃穆，这种场面很像一碗喝凉了摆在桌上的酥油茶，那上面蒙着一层凝结的油，让人很难开口。何况，我原本就是一个嘴笨的人。

　　我和旺嘉啦在八廓街转经道的长凳上认识，那年他68岁。我拎着相机走累了，他也累了，旺嘉啦大叔抽烟，我也抽，我们互相让了烟，就熟了。

　　我请大叔喝甜茶，甜茶馆让我们成为忘年交。大叔从那曲来，那曲聂荣县。这是一个小小的县城，去过这里的人，一定有事，因为聂荣并不当道，去到县里是要原路出来才能回到青藏线的主干道上，所以，并不会轻易路过。我去过好几次，我喜欢那种不当道的小地方，我当然知道这是个纯粹的牧区县。我想，是因为我去过他的老家，所以大叔才愿意和我多说话。

　　他在牧民家庭长大，他的父亲竟然有些远识，送他上学一直念到了初中，这在当年异常罕见，所以后来县里招干，他顺利进入了公职人员队伍，他在聂荣工作了30多年，一直干到退休。退休后，随大儿子到了拉萨生活，转经是他每天清晨的必修，他风雨无阻地走在这条路上。

　　大叔23岁那年结婚，结婚的对象是姑妈介绍的，对方是一个本分人，在县城有一份看上去还算体面的工作，她是一个与大叔适龄的同族女子，大叔并不能确定自己喜欢还是不喜欢她，结婚前一天，大叔找到和自己要好的朋友一起喝酒，酒喝到最后，大叔醉倒了，在倒下前，他对朋友说了一句话：“我不想结婚。”

　　大叔结婚了，按牧区的礼仪，婚礼很热闹，家里开心，他是家族里唯一从牧区走出来工作的人，家里为此自豪，因此大大地操办了一番，因为他的婚礼，家里欠下了好几家人的钱。他工作几年攒的钱，也都用在了这场婚礼上，他并不知道这个姑娘爱不爱他，他心里好像也没能确定自己爱不爱她，不过生活有时候就像他朋友劝他的那样：“什么是爱情，我不知道，我只是知道我不爱我老婆，为什么要娶老婆。”婚礼前一天，因为他去和最好的朋友喝酒而且喝醉了，他们因此吵了一架。不过，婚礼当天，他们好像又都被那种人群中的热闹和幸福感染得幸福。

　　很快，她就怀孕了，这个时候，大叔接到了学习通知，去拉萨学习了大半年，等到他回来，第一个孩子已经出生了，是儿子。学完回到县城继续上班，他当上了科长，工作开始忙了起来，酒喝得多了，也经常下乡，一走就是半个月，他不敢放松，单位新分来了好几个大学生，从学历上，从背景上他都不如人，不努力，不低着头做人，看起来没有多大的上升希望。因为经常不在家，他老婆会经常抱怨独自带孩子生活的艰难，大叔脾气好，也就听，再出差，他就先回老家，从老家牧区用拖拉机把家里要用的牛粪都拉回来，整齐码到门边，还从老家拿回来很多的酥油和风干肉方便她取用。很快，他们有了第二个孩子，是个女儿，那时候开始，大叔不得不减少出差，家里确实需要照顾，时间一长，领导下乡就不再叫他了，喝酒吃饭也会忘记这个人，他开始在家里帮着照顾孩子，随着老三、老四的出生，日子开始难挨，大叔常常下班后，还坐在办公室，在办公桌前抽烟，那十几分钟时间，属于他。办公桌上是功名利禄，回家便是柴米油盐。大叔很快过了30岁，同科室比他晚来的年轻人，已经有人当上了副局长，大叔每次鼓足勇气向领导张口，领导们都说：“你有基层工作经验，基层工作离不开你，再说，你学历不高，晋升现在都要有学历了。”大叔也就停在了科长这个位置上。孩子们慢慢长大，开支越来越多，他拿着工资条，一直在盘算，这个月家里的钱够不够花。他一直想，给牧区的老母亲做一套好的藏装，一直也没能凑出钱来。再后来，孩子们越长越大，他知道自己是怎么从牧区走出来的，再苦也要把孩子送到省外的藏族班里，最小的孩子，想学钢琴，大叔摸了摸口袋，实在掏不出这些钱来，便去文具店给她买了一根笛子，大叔觉得吧，笛子也是乐器，他能提供的只有这些。孩子懂事，说：“爸爸，我会学一首你最喜欢听的歌，吹给你听。”可大叔听了，根本开心不起来。学校打来电话，说大儿子在学校打架了，他去向比他小7岁的领导请假，领导很不耐烦地批了他的假，他去了学校，被一个比他小10多岁的老师指着鼻子训。儿子在边上看着，哭了。从此以后儿子开始争气，高中毕业了，他考上了大叔想都不敢想的大学，他走得更远了，大叔的工资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了，不过比起孩子们的开销，他还是看着工资条发愁，他的同学有的已经当上了地方官，想把他从这个县调到海拔低的地方工作，大叔想了想，还是拒绝了，去那里身体舒服了，可拿到手里的工资会低很多，他还有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大儿子很快大学毕业了，分配的时候，他们有一点意见不一致，大叔希望他能进到一个稳定的工作环境，而儿子更愿意自己去闯一闯，他们原本开心地坐在一起，为了庆祝大叔拿出来一瓶存了多年的好酒，喝着喝着，不欢而散，儿子长大了，他说，他绝不愿意以后过和他一样的日子。大叔闷着头喝了一大口酒，酒真辣。

　　孩子们慢慢都长大了，也慢慢都读成了书，慢慢地成家立业了，大叔也到了退休的年纪，30年很快就过去了，大叔并不知道自己爱不爱身边那个人，但他们一直就在一起过，好不好，其实也都是这个人，他们辛苦了一辈子，是应该要出去走走了，他们决定去朝圣，做好了计划，准备出发，出发前，大儿子打来电话：“爸妈，我们工作太忙了，能不能帮我们带一下孩子。”放下电话，大叔的生活，回到了30年前。

　　于是，他开始等孩子的孩子们都长大，生活好像一下又回到了最初的原点，终于，又过了好多年后，大叔有了一点点属于自己的时间，他再一次下定决心要出去看看，这时候的他已经开始拄拐杖了。我和他在转经的路上相遇的时候，他每走一小会儿，就需要停下来坐到转经道的长凳上休息。

　　73岁的时候，大叔躺进了医院，医生说，他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大叔告诉我，他躺在医院里，就开始在脑子里回放自己的生命历程，生命中的片段都一一开始在眼前闪过，大叔知道自己就快要死了，他并不怕死，他说：“在23岁那年，他就已经死了，他没有什么遗憾，因为从来就没有什么期望。”

　　我相信，时间会在他脑海中倒带一般前进，大多数的画面会让他没什么反应，我猜，画面一定定格在他18岁那年，在桑荣乡的一顶白色帐篷前，大叔骑着马，来到了另一顶帐篷前，在那里，有一个姑娘，她背着一大桶刚挤好的牛奶，仰着头对着马背上的大叔笑，她有一双明亮的眼睛，以及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和一头碎碎的小辫。

　　七天后，大叔走了。

　　那天我一直在听一首歌——《牧民大叔》。

　　在察隅，我曾经和僜人阿妈都西央本央聊天，我问过80多岁的她关于死亡。她说：“我不怕死，人到了一定年龄就要死，所以面对死亡我一点也不怕。”我相信他们真的不害怕死亡，真正害怕死亡、害怕分离的，是我们还活着的人。

　　真正的英雄主义，是在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这话，是罗曼·罗兰说的，我小的时候，读到这一段，觉得又浪漫又感动。真正明白这句话的含义，是我听到了另一个来自草原的版本，来自聂荣牧民大叔的版本，他说：真正的勇气，不是你敢死，而是你能勇敢地活着。 西藏，西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