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贰

　　行板如歌

　　作家不是世界的审判官，而是世界的情人。

　　行板如歌

　　柴可夫斯基好像一直生活在我的心里。

　　当然与五十年代的唯苏俄是瞻有关系。但是对于苏俄的幻想易破——也不是那么易——对于柴可夫斯基的情感难消。他已经成为我的生命的一部分了。

　　他之容易接受，是由于他的流畅的旋律与洋溢的感情和才华。他的一些舞曲与小品是那样行云流水，清新自然，纯洁明丽而又如醉如痴，多彩多姿。比如《花的圆舞曲》，比如《天鹅湖》，比如钢琴套曲《四季》，比如小提琴曲《旋律》，脍炙人口，家喻户晓，浑如天成，了无痕迹，它们令人愉悦光明，热爱生命。他是一个赋予生命以优美的旋律与节奏的作曲家。没有他，人生将减少多少色彩与欢乐！

　　他的另一些更加令我倾倒的作品，则多了一层无奈的忧郁，美丽的痛苦，深邃的感叹。他的伤感、多情、潇洒，无与伦比。我总觉得他的沉重叹息之中有一种特别的妩媚与舒展，这种风格像是——我只找到了——苏东坡。他的乐曲——例如《第六交响曲》（《悲怆》），开初使我想起李商隐，苍茫而又缠绵，缛丽而又幽深，温柔而又风流……再听下去，特别是第二乐章听下去，还是得回到苏轼那里去。他能自解。艺术就是永远的悲怆的解释，音乐就是无法摆脱的忧郁的摆脱。摆脱了也还忧郁，忧郁了也要摆脱。对于一个绝对的艺术家来说，悲怆是一种深沉，更是一种极深沉的美。而美是一种照耀着人生的苦难的光明。悲即美，而美即光明。悲怆成全着美，美宣泄着却也抚慰着悲。悲与美共生，悲与美冲撞，悲与美互补。忧郁与摆脱，心狱与大光明界，这就产生了一种摇曳，一种美的极致。

　　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哲学。人生苦短，人生苦苦。然而有美，有无法人为地寻找和制造的永恒的艺术普照人间。于是软弱的人也感到了骄傲，至少是感到了安慰，感到了怡然。这就是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的哲学。

　　在他的《第五交响曲》与《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中，既有同样的美丽的痛苦，又有一种才华的赤诚与迷醉，我觉得缔造着这样的音乐世界，呼吸着这样的乐曲，他会是满脸泪痛而又得意洋洋，烂漫天真而又矜持饱满。他缔造的世界悲从中来而又圆满无缺。你好像刚刚迎接到了黎明，重新看到了罪恶而又清爽，漫无边际而又栩栩如生的人世。你好像看到了一个含泪又含笑的中年妇人，她无可奈何却又是依依难舍地面对着你我的生存境遇。

　　是的，摇曳，柴可夫斯基最最令人着迷的是他的音乐的摇曳感。有多少悲哀也罢，有多少压抑也罢。他潇洒地摇曳着表现了出来，只剩下美了。

　　这就是才华，我坚信才华本身就是一种美。它是一种酒，饮了它一切悲哀的体验都成了诗的花朵，成了美的云霞。它是上苍给人类的，首先是给这个俄罗斯人的最珍贵的礼物。是上苍给匆匆来去的男女的慰安。拥有了这样的礼物，人们理应更加感激和平安。柴可夫斯基教给人的是珍惜，珍惜生命，珍惜艺术，珍惜才华，珍惜美丽，珍惜光明。珍惜的人才没有白活一辈子。而这样的美谁也消灭不了，在火里不会燃烧，在水里也不会下沉。这后两句话是一首苏联革命歌曲中的句子。原谅那些毫无美感但知道整人的可怜虫吧，他们已经够苦的了。

　　在我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我描写了林震与赵慧文一起听《意大利随想曲》。《意大利随想曲》最动人之处就在于它的潮汐般的、波浪般的摇曳感与阳光灿烂的光明感。人生太多不幸也罢，浮生短促也罢，还是有了那么迷人，那么秀丽，那么刻骨，那么哀伤，有时候却又是那么光明的柴可夫斯基的音乐。那是永久的青春的感觉与记忆。这能够说是浪漫吗？据说行家们是把柴可夫斯基算作浪漫主义作曲家的。

　　一九八七年我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看到了老柴的故居，在佛市郊区，在灌木丛下有一个白栅栏。可惜只是驱车而过罢了。缘止于此，有什么办法呢？

　　我宁愿说他是一个抒情作曲家。也许音乐都是抒情的。但是贝多芬的雍容华贵里包含着够多的理性和谐的光辉，莫扎特对于我来说则是青春的天籁，马勒在绝妙的神奇之中令我感到的是某种华美的陌生……只有柴可夫斯基，他抒的是我的情，他勾勒的是我的梦，他的酒使我如醍醐灌顶。他使我热爱生活热爱青春热爱文学，他使我不相信人类会总是像豺狼一样你吃掉我、我吃掉你。我相信美的强大，柴可夫斯基的强大。他是一个真正的催人泪下的作曲家。普希金、莱蒙托夫的抒情诗的传统和屠格涅夫、契诃夫的抒情小说的传统。我相信这与人类不可能完全灭绝的善良有关。这与冥冥中的上苍的意旨有关。

　　我喜欢——应该说是崇拜与沉醉这种风格。特别是在我年轻的时候，只有在这种风格中，我才能体会到生活的滋味、爱情的滋味、痛苦的滋味、艺术的滋味。柴可夫斯基是一个浓缩了情感与滋味的作曲家，是一个极其投入极其多情的作曲家。

　　他的一些曲子很重视旋律，有些通俗一点的甚至人们可以跟着哼唱。其中最著名的应该算是《第一弦乐四重奏》第二乐章——《如歌的行板》了。循环往复，忧郁低沉，而又单纯如话，弥漫如深秋的夜雾。行板如歌云云虽然只是Andante Cantabile的译文，但其汉语语词也是优美的，符合柴可夫斯基的风格。我写过一个中篇小说，题目就叫《如歌的行板》，这首乐曲是我的主人公的命运的一部分，也就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了。冯骥才说本来他准备用“如歌的行板”为题写一篇小说的，结果被我“抢”到了头里。有什么可说的呢！大冯！你与柴可夫斯基没有咱们这种缘分。我不知道有没有读者从这篇小说中听出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来。还有一些其他的青年时代的作品，我把柴可夫斯基看作自己的偶像与寄托。

　　真正的深情是无价的。虽然年华老去，虽然我们已经不再单纯，虽然我们不得不时时停下来舔一舔自己的伤口，虽然我们自己对自己感到愈来愈多的不满……又有什么办法！如果夜阑人静，你谛听了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你也许能够再次落下你青年时代落过的泪水。只要还在人间，你就不会完全麻木。

　　于是你感谢柴可夫斯基。

　　在贝多芬故居

　　当我们即将结束对波恩—科隆的访问，乘美国飞机前往西柏林之前，冒雨访问了贝多芬故居。贝多芬，仅仅这三个字本身已经够令人神往的了。上小学的时候，我在语文课本上读到了他的《月光曲》的故事。稍稍大一点，在中学举行的唱片欣赏会上，我为他的《田园》交响乐而陶醉、欢欣，禁不住喝彩。解放后，更不用说了，他的《英雄》（第三）、《命运》（第五）及气势宏伟的《第九交响乐》，是那样普遍、强烈而又深深地打动过远在东方的中国青年的心，他的音乐大大地丰富、震撼了（应该说是净化而又强化了）人们的灵魂。直到现在，贝多芬仍然是我们人民最熟悉、最敬仰、最崇拜的音乐家。而江青竟然丧心病狂地借着批判什么“无标题音乐”，企图向贝多芬身上吐口水。“四人帮”被粉碎了，一九七七年，中央电视台终于播出李德伦指挥的贝多芬《命运》交响乐的演出实况，这曾经被国内外公众一致认为是一件大事。在中国，贝多芬的命运已经和人民的命运联系起来了，他已经成为文明、智慧、艺术、激情、良心和人道主义的象征。我们怎么能不急于去瞻仰这位巨人生活和劳作过的地方呢？我们的心怎么能不为离贝多芬这样近而怦怦跳动呢？

　　然而，贝多芬无言，贝多芬故居无言。那只是一所窄小的、不起眼的、古老的带阁楼的房子。在挺拔的高楼大厦之中，在珠光宝气、五光十色的店铺当中，它显得谦逊甚至寒碜，除了楼梯和地板老旧，因而有点变形，有点凹凸不平，走上去不断地发出吱吱扭扭的呻吟声，除了给你一种“发思古之幽情”的感受之外，这座楼并没有任何值得称道之处。贝多芬出生的房间、会客的房间和弹琴的房间……都那样矮小而平凡。低矮的天花板，甚至使你觉得有点喘不上气来。贝多芬用的琴，远不像现在音乐厅舞台上的钢琴那样巨大而又辉煌。这真的是贝多芬的故居吗？是至今没有多少人能望其项背的贝多芬的出生地吗？当然。文章憎命达，艺术也憎命达吗？还是真正的巨人不屑于去追求那些庸俗的富贵荣华？而古今中外，那些养尊处优、神气活现、威风凛凛的家伙，倒多半是一些庸俗的草包呢！

　　陈列品中间，给人印象最深的一个是贝多芬的秘密遗嘱。贝多芬在因耳疾而失去听觉以后，痛不欲生，写下了这个遗嘱。但他终于默默地承受了命运的这一打击，咬着牙挺了过来，聋着耳写下了一个又一个脍炙人口的乐章。这份遗嘱是直到他死后才发现的。不论什么大人物都会有自己的精神危机，真正的强者不是从来不发生“危机”的人，而是发生了危机能咬着牙挺过去的人。但另一方面，声音的巨匠、声音的大师、声音艺术的无所不能的创造者本人，却听不到声音，如果真有命运之神的话，这个命运之神也真太残酷了。

　　我们还看到了贝多芬的葬礼的照片，走在送葬的长长的行列前头的是舒伯特，《鳟鱼》《未完成交响乐》的曲调似乎在耳边响起。莱茵河的流水，一浪接着一浪啊！可惜的是，我在西德先后下榻的波恩、西柏林、汉堡、慕尼黑、海德堡和法兰克福的六个旅馆里，除了汉堡的大西洋旅舍里可以收听到这些古典乐曲外，其他的旅舍的收音装置上，好几套节目中，播送的差不多都是咖啡馆和酒吧间的舞曲。

　　当我这个外行怀着虔诚而又感伤的心情，观看着贝多芬的那些画满“蛤蟆蝌蚪”的乐谱手稿的时候，过来了两位黑眼睛、黑头发的姑娘，她们中的一位问我：“你们是中国人吗？”我连忙告诉她们，我们是来自北京的中国作家访问团，并且把我的一张名片交给她。她们立即自我介绍说：“我们是从台湾地区来的。我们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是到德国来旅游的。”她们又问：“如果有人给你们解说，我们可以和你们一起听解说吗？”真是让人高兴，我兴奋地把她们介绍给我们的团长冯牧和诗人柯岩，以后的参观我们一直在一起。

　　参观结束以后，中国作家访问团的成员签名留念，两位台湾女学生也把名字签在我们中间，但在名字的后面画一个括弧，注明是学生。她们两位的名字大概是陈淑云和周曼玫，当时没好意思用笔记下来。其中的一位在分手时向我索取名片，我才悟到刚才只给了她们一张。我再把名片给她们时，她们说：“幸会，幸会！”我说：“找个机会到北京玩一玩吧！”她们齐声回答：“我们都想去！”

　　在贝多芬的故居，我们碰到了台湾的骨肉同胞，碰到了温柔、亲切的台湾姑娘。是巧遇吗？是巧遇。是偶然吗？却并非偶然。对于人类优秀文化的尊崇，从来都和热爱祖国的感情相连。而粉碎“四人帮”后中国所发生的变化，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关系所发生的变化，也大大推动了海峡两边的同胞们的接近。贝多芬的音乐是沟通人们心灵的桥梁，所以它是不可摧毁的，江青留下的只是一段丑闻。海峡两岸的中华儿女的接近，也是不可阻挡的，沟通海峡两岸同胞的桥梁，终将架设起来！

　　对于音乐，我所知甚少，只是爱好而已。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是我最倾心的两位大师。柴可夫斯基的乐曲有一种丝丝入扣、渗透到人的心灵里去的魅力，有一种忧郁的、抒情的、委婉的美。而贝多芬，他的作品是那样华丽，那样雍容，那样强劲而又丰满。它具有的是征服人心、点燃人心的火焰般的力量，它充满了威严的、强大的对于光明的渴望和信心。

　　当我冒着小雨从贝多芬的窄小的故居走出来的时候，我充满了欣悦之情。贝多芬就在这里，贝多芬就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比现在的状况更好一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像贝多芬那样永远光明，永远善良，永远执着向上……

　　我们明朝就要远航

　　我不是歌唱家，但连我自己回想起来都觉得惊异，五十年代我怎么会唱那么多苏联歌曲！

　　如果说我会唱的苏联歌曲多如天上的星星，未免像是吹牛。但如果说我会唱的歌曲比王府井大街上的灯火还多，却仍然不失为一种东方式的谦逊。

　　让我们来试一试。请点歌吧：要哪个作曲家的作品？杜那耶夫斯基还是索洛维约夫·谢多依？勃兰切尔还是米留金？或者是查哈罗夫的民歌风？要哪部电影的插曲？《光明之路》？《童年》？《小海军》？《萨特阔》？《库班的哥萨克（幸福的生活）》？《夏天》？《忠实的朋友》？《蜻蜓姑娘》？要哪个民族的哪个歌唱家演唱过的？聂恰耶夫的《列宁山》？尼基丁的《春天的花园花儿好》？庇雅特尼茨基合唱团的《有谁知道他呢》？哈丽玛·纳赛洛娃的《哈萨克圆舞曲》？那歌声中穿插着的金铃般的笑声令人心旷神怡！乌兹别克的塔玛拉·哈侬的演唱里跳荡着羊皮鼓的节奏。还有在中国大受欢迎的阿塞拜疆的拉希德·培布托夫呢，他用抒情男高音唱着《货郎与小姐》的插曲：

　　卖布，卖布哇，

　　卖布，卖布哇……

　　我再问你，你要我歌唱十月革命与内战期间的哪个英雄呢？肖尔斯？（副歌的高音部是怎样地撕裂人的心肺！）夏伯阳？伏罗希洛夫？布琼尼？更不要说斯大林了!我会唱的歌颂斯大林的歌曲足够开半场音乐会！

　　在这些我们喜爱的苏联歌曲里面就有索洛维约夫·谢多依的《海港之夜》：

　　再见吧，亲爱的城市，

　　我们明朝就要远航，

　　当黎明时光，在船的甲板上，

　　看蓝色的头巾飘荡……

　　也许是少不更事，也许是那纯洁的年代、纯洁的心的生发，五十年代，从来没有见过海，没有上过舰艇，更没有当过水兵的我一唱起这个歌就觉得感同身受，身临其境，为之销魂。在海港上，在夜雾里，前面是辽阔无垠的大海、即将开始的远航，背后是亲爱的城市、亲爱的姑娘、飘荡着的送行的蓝头巾。这是怎样的美和惆怅，怎样的豪迈而又温柔、缠绵而又自由！这旋律，这节奏，传达着的正是海潮与心潮的起伏，大海与水兵的呼吸，夜雾与头巾的飘荡。我分不清歌声、水声与心声了。

　　后来就不唱这些歌了。

　　让人没有心情去唱它。

　　偶然唱起，恍如隔世，只觉得不协调，好像气管里吸入了一片碎玻璃——危险的体内异物。

　　一九七九年，我们举家从新疆迁回北京，后来，我的搁置了二十多年的书稿《青春万岁》也终于见了天日。《青春万岁》后记里提到的“谨以此书献给”当年“马特洛索夫夏令营”的朋友们，到我们的临时栖身之地（当时还没有房子）来看我的妻子和我。我们这些五十年代的青年们冒着小雨去了劳动人民文化宫，在一座大殿的廊檐下面，我们唱起了当年爱唱的歌，其中有《列宁山》，也有这首《海港之夜》。

　　我们唱这些歌，只是为了纪念（悼念？）我们自己的逝去的青春。

　　一九八四年，我欣然接受了去苏联塔什干（现为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参加亚非拉电影节的建议。这在前几年是无法想象的。我欣然成行，除了别的许多大的原因外，还有两条“个人动机”。一个是我想运用一下我在我国新疆十六年所学到的有关苏联中亚地区各民族的语言、文化、历史的知识，去接触这方面的第一手材料。第二，我要到原诞生地去寻找我所钟爱、我所失去的那些歌曲。

　　这最后一条对于代表团来说可能无关紧要，对于我个人，却是牵肠挂肚。

　　春节刚过，在我家里，许多个晚上都响起了五十年代的苏联歌曲声。“太阳落在山的后边”之后便是“一条小路弯弯曲曲细又长”，“遥远啊遥远”之后便是“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

　　快要五十岁的时候忽然大唱起不到二十岁的时候爱唱的异国的歌，这也是一种难得的体验。我失眠了。

　　中国的作家可真有福气！他们的独有的体验，独有的各种连续的和各种中断的往复，提供着多么丰富的灵感！

　　我告诉我的家人、我的朋友，访苏期间，我要用我的为数不多的零用外汇，全部去购买苏联歌曲原声带。

　　一位最近从苏联归来的朋友劝告我不要这样做，理由是苏联的盒式录音带质量不理想，价钱又不便宜。

　　是这样吗？我将信将疑。似乎有那么一丝遗憾，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初夏时分，我来到了苏联。在莫斯科的俄罗斯饭店，在塔什干的乌兹别克斯坦宾馆，在第比利斯的埃维丽亚旅舍，我只要一有机会进房间，便立即拧开广播旋钮，我要寻找我的老朋友——我的歌。甚至在我需要睡觉的时候我也不关收音机，而只是把音量拧小一点，在这似曾相识、陌生中包含着某些我熟悉的特色的歌声中我会更好地入睡。即使已经睡熟，即使我已经失去了一切知觉，我的耳朵——我的心仍然在谛听，仍然在寻觅，仍然在期待着。

　　总算听到了一次《喀秋莎》。听到了一次在苏联唱之已久的《五月的莫斯科》：

　　柔和晨光，在照耀着，

　　克里姆林宫古城墙，

　　无边无际苏维埃大地，

　　正在黎明中苏醒……

　　我知道，在苏联，每逢五一节都要反复播放这首歌的。这首歌大概诞生得很早，四十年代或者三十年代也说不定，但我接触到它，还是在五十年代。

　　大概除了苏联国歌之外，这是在苏联唱得历史最久的一首歌了。

　　歌声依旧，人事全非，呜呼！

　　此外，广播里、电视里、晚会上听到的诸多歌曲都是我所不知晓的。但这些歌曲的豪情与柔情的结合、热烈澎湃与忧郁委婉的交织，特别是那种特有的阔大、坚决、自得而又自信的如醉如痴的行进感，都使我联想起五十年代我所熟悉的那些苏联歌曲，这是我能够一下子就辨认出来的啊。

　　另外还有那种女中音领唱的俄罗斯民歌。一听到这熟悉的歌声，便像是看到了戴着月牙形头饰的健壮异常的俄罗斯妇女，她们平伸着右臂，左手叉着腰，底气充足地引吭高歌。周围是单调而又宏伟的金色的麦穗，麦浪滚滚，一望无边，忧郁中、寂寞中散发着那么强大的热烘烘的力与爱，啊！

　　当然，这次在苏联听到的歌曲中，也有五十年代从未与闻的新品种，包括本地民歌旋律与迪斯科节奏相结合的沙声叫喊与软软的“气声”吟唱。看来这些歌也是西方影响的产物，在苏联，我见到的“进口”的通俗歌舞远远比进口的消费品多。

　　电影节前夕，我拜托电影节委派给我们的翻译兼联络员嘎丽娜给我录点歌曲——不是说他们的录音带不怎么样吗，我自己带了两盒带子。

　　“您要什么歌？”嘎丽娜问。

　　“比如说《列宁山》，比如说《快乐的人们》《海港之夜》……”

　　看到她迷惑的表情，我给她哼起了这些歌的曲调。

　　“啊，原来是这些歌，要不是您，我们早忘了……”她感动地说，“但是，这些歌可太难找了……我有一些学生，他们喜欢搞收音录音之类的，但那多半是现代的，许多是……”她做了一个摇摆舞动作。

　　“那我能不能从唱片商店买到这些歌曲呢？”

　　“恐怕也很难。当然，您可以试试。”

　　“那就麻烦您随便给我录一点什么吧，只要是苏联的。”

　　感谢嘎丽娜和她的学生们，他们给我录了两盘。一盘是现代抒情歌曲，一盘一半是乌兹别克民歌，一半是乌兹别克迪斯科。

　　后来我又买了一盒男高音独唱，一盒俄罗斯民歌合唱原声带（没有立体声）。

　　后一盒磁带是在俄罗斯饭店楼下的专收外币的小白桦商店买的。我先问《列宁山》与《海港之夜》，售货员斩钉截铁地摇头。

　　这盒磁带标价2.05卢布，便宜。我付了三美元，出纳员沉吟了一下，找给我一百日元。

　　我不知道这一百日元对我有什么用场。我便力求文雅地用英语对她讲：“请问，你能不能给我一些戈比（苏联硬币）？”

　　“不行，这儿是外币商店，没有卢布和戈比。”

　　“那么，我是否可以麻烦您，请您找给我美分呢？”

　　面孔呆板的女出纳勃然大怒，恶狠狠地说：“跑到这里要美分？要美分到美利坚合众国去！”

　　我愕然。她竟忘记了她收的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元”。

　　然而这并不重要。对于商业从业人员的恶声恶气，我早已被培养出了足够的“预应力”，不能做到忍辱负重就不要进商店。重要的是我毕竟拥有了一盘俄罗斯民歌录音带。一听到那些歌我就想起了五十年代我购买的第一批唱片，那唱片上有一首俄罗斯民歌，题目叫作《康拜因机能割又能打》。

　　回国后过了一些日子，那位劝我不要在苏联买原声带的朋友来了，他给我带来了一盘转录的磁带。

　　在A面，我听到了“夜莺啊，夜莺，不要吵”“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有位年轻的姑娘，送战士去打仗”……在B面，一开始便是：

　　再见吧，朋友们，

　　明朝要远航，

　　冲破晓雾，穿过海洋……

　　哦，我们明朝就要远航！一样的清丽，一样的深情，一样的扬起来又落下去、高又低、轻又重的波浪！海港之夜啊，你还是那样！

　　我听了一遍，又听了一遍，好像还了一个夙愿，好像回到了、续上了五十年代。

　　听完了，分明感到已经不是五十年代了。可以一遍又一遍地重听那时的歌，心境却一次又一次地淡了。

　　我感到“还愿”的满足，也感到了清明和平息。我感到了“终于见到了你”的欣慰，也感到了“毕竟失却了你”的惋惜。

　　好像是去看一个失散多年的老友，在你终于找到了他、为他的健康而干了一杯之后，你更痛感到那失去的时光。

　　好像是去看一部影片，多年前你看过它，未及终场你便遽尔离去，这次你去看完了它。走出影院，青年们问你演的什么电影，你不好意思地说出片名，青年们翻翻眼睛。你解释说：“是一部老片子。”

　　也许，一切夙愿还是不还的好？就让它萦绕在“海的梦”里吧！

　　好在只要活着，就不仅有怀旧，有夙愿与旧梦，更有无限的关于明朝的远航的憧憬和希望。

　　难忘的格里格故居

　　格里格的名字我们当然并不陌生。他的音乐是人们比较容易接受的那一种，抒情，优美，流畅。他是挪威人，曾经在德国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人们说，他的创作的灵感来自他的祖国挪威的美丽与独特的河山。他后来一直生活在挪威西岸的名城卑尔根，直到辞世。

　　自挪威首都奥斯陆去卑尔根，旅途美不胜收，如诗如画如歌。乘火车如乘格里格的音乐前行，沿铁路如沿格里格乐曲的旋律攀绕，发动、奔驰、降速和暂停似乎也都体现着格氏乐曲的节奏。它使我想起鲁迅的散文《好的故事》——当然，是北欧的、挪威的而不是中国江南的好的故事。夏末秋初，阳光明媚，一片清明的翠绿和墨绿，不同的植被造就了统一的清静和变化的层次，道道水域平光如镜，甚至连嶙峋的巨石与终年的积雪也澄明如洗，强悍的布局中时有宜人的光线扑面而来，正如格里格乐曲的基本色调。环顾森林、山峰、湖泊、积雪、岩石、少量的建筑和居民，如温习格里格的浪漫情怀，原生的裸露与人间快乐浸润交融，万象一心而心生万象。起伏回环，旅途曲折有致却不涉险阻，相当的平稳顺畅；目不暇接之中，风光并不斑驳绚烂，它具有自己的透明和单纯，如格里格的弦乐和长号；辽阔静谧、山野茫茫，画面却不孤寂更不荒凉，一草一木，一石一波都充满了活泼泼的生命，舒适清新，如格里格的主题。

　　这样的火车之旅着实难得。我曾沿德国的莱茵河坐车目送落日，也曾于黄昏自纽约出发去费城，它们都很美，但没有挪威这里这么多的自然，它们的风光偏重人文景观。我也曾陶醉于祖国秦岭的逶迤与星星峡的严峻。它们是伟大的，牵心动情的，但不同于挪威奥—卑沿线的这种惬意。观光观光，坐在这趟火车上当真体会到了观光的含义与乐趣。

　　一路上，你常常分不清海、湖泊和河流。如果看挪威的地图，你就会发现她的海岸线曲折细碎，海进入陆地变成了细流，把陆地切割成无数小岛、半岛、山丘、三角洲和锯齿；也可以反过来说，是陆地把海切割成小溪、池塘、山涧、河流和内湖。在中国，不论是大连是北戴河还是海南岛，大体上海是海陆是陆，海在陆外，陆在海边，陆尽为海，海遇陆止，海陆二者布局分明。而在挪威，有时候海并无占领的浩瀚与涌动的声威，海与陆相生共生。海就在你的身边，海化成了细流小洼，温文驯顺，亲切善良。她无处不在，海中有陆，陆中有海，海是你的挚友，海是你的庭园，海是你的日常生活。

　　而我觉得音乐家格里格的故居是挪威此种海陆交隔的浓缩甚至是提炼。它位于卑尔根的海、山与平地的交接或者更正确一点说是混杂处，格里格的工作室位于陆地的一个细长的尖端，它深入海里如格里格的天才创造深入于挪威的大自然和全世界听者的心灵。小小的房间里只放了一张写字台、一把椅子和一架钢琴。钢琴凳上垫着厚厚的乐谱，因为格里格的个子很矮——只有一米五多，他要把自己的凳子垫高，才好弹奏。多么可爱的小个子！也许和他的写字台、钢琴同样重要的是小房子的巨大的方窗，窗外是海与天，岛与山。山侧是一片岩石峭壁，格里格的坟墓就建立在石壁上。他生前就选中了这墓穴，他把自己的身心最终地交还了挪威的母亲大地。这是一首圣洁的安魂曲。无怪乎挪威人告诉我说他们是怀着宗教的虔诚和终极寄托来对待大自然的。大自然就是他们的上帝、他们的神、他们的活着与死后的安居家园。石壁下有一段栈桥，沿石桥可以走向海的纵深，可以欣赏海的茫茫无际与幽幽无言。挪威的近海与中国的近海在这方面又是不同的，它可没有那么大的潮汐和风浪，错综的地形阻挡了控制了海潮的威风，使海变得更加平和。挪威的沿海是平和的，不知为什么它们使我想起挪威的狗。其实不仅挪威，欧美国家的狗大致都不凶恶，它们彻底地宠物化了，它们也许放松了对应该警惕的人的警惕，但是至少它们本身没有变成对善良者的威胁。

　　再回到海的话题上来，海可以伟大宽广，怒涛万顷，海也可以温声软语，得心应手。挪威本身就是一个半岛国家，她的重要的城市差不多都依傍着海，海是挪威——她的城市和乡村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他们的周边底色。

　　参观格里格故居是我们访问卑尔根的最后一项日程，隔着门玻璃扒着头看格里格的工作室又是看格里格纪念馆的最难忘的节目。看完他的工作室——或译车间——我与妻漫步到栈桥上，欣赏落向大海的太阳，欣赏明丽而不刺目的、没有污染过的天空，欣赏成群的海鸥闲闲飞过，觉得无限平和，觉得离格里格那样贴近，觉得大自然和音乐是人类的家园，是造物的赏赐，是人的精神的摇篮。人最终应该生活在自然与音乐而不是硝烟、硫化氢废气、吵吵闹闹与子弹呼啸里。人本来都应该有机会接受大自然与音乐的熏陶，暂时没有机会也应该有机会通过艰苦的聪明的与有效的努力去争取和创造这样的机会，否则那才是最大的不公正乃至罪过。

　　稍向高坡处走走，是一个规模不太大的音乐厅，音乐厅的房顶修成了茅草顶的外观，以与整个情调和谐，而厅堂的内部仍然是现代化的。我想起了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我们在厅外的另一个小放映厅里欣赏了格里格的音乐风光片与格里格的书信朗诵风光片。格里格的文笔极好，特别是他记述自己对挪威的大自然的感受、记述挪威的自然风光给他的音乐创作以怎样的灵感的那些段落。最好的文字却原来并不准备发表。

　　再往高处是格里格生平图片展厅和纪念馆的办公室和服务台。这是一个重要的接待客人的地方，所有的贵客都会被安排访问这里。我国的许多领导人都来过。纪念馆的馆长向我们介绍我国领导人访问这里的情景，介绍他们怎样弹奏格里格的钢琴和在那间钢琴室唱歌。四百万挪威人何等地重视自己的文化传统、文化名人，他们崇奉他们，介绍他们展示他们如对待自己的精神的宝石与明珠，他们知道一个民族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她对人类文化所做的贡献。他们的举世公认的文化名人数量不是太多，但都有杰出的成就与巨大的影响：音乐家格里格，戏剧家易卜生，美术家蒙克等。世上有哪一个有希望有尊严的民族不是为自己的杰出的文艺家而自豪而珍爱，像保护自己的眼珠一样地保护自己的文化果实，而是相反——去贬低它和糟践它呢？

　　由于日程安排上的困难，为了参观格里格故居，我们从原定的日程上取消了乘船从卑尔根赴施特凡格的节目，代之以匆匆的飞行。这当然有一些遗憾，可以想象那先前拟议中的河上之旅将是多么迷人。但是格里格的故居更是不可不看，它是我看到过的世界上最美丽、最迷人、最安详、最让人心旷神怡而且让人看了又看想了又想的地方之一。哪怕为了它而牺牲了别的，我仍然觉得满足，觉得充实而且快乐。

　　在声音的世界里

　　我至今忘记不了孩提时代听到过的算命瞎子吹奏的笛声。寒冷的冬夜，萧瑟的北风，一声无依无靠的笛子，呜咽抖颤，如泣如诉，表达着人生的艰难困苦、孤独凄清，轻回低转，听之泪下。不知道这算不算我这一生的第一节音乐课。

　　我慢慢知道，声音是世界上最奇妙的东西，无影无踪，无解无存，无体积无重量无定形，却又入耳牵心，移神动性，说不言之言，达意外之意，无为而无不为。

　　我喜欢听雨，小雨声使我感觉温柔静穆和平而又缠绵弥漫无尽。中雨声使我感到活泼跳荡滋润，似乎这声音能带来某种新的转机，新的希望。大雨声使我壮怀激烈，威严和恐怖呼唤着豪情。而突然的风声能使我的心一下子抽紧在一起，风声雨声混在一起能使我沉浸于忧思中而又跃跃欲试。

　　我学着唱歌，所有的动人的歌似乎都带有一点感伤，即使是进行曲谐谑曲也罢。当这个歌曲被你学会，装进你的头脑，当一切都时过境迁的时候，记忆中的进行曲不是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越来越温柔吗？即使是最激越最欢快的歌曲也罢，一个人唱起来，不也有点寂寞吗？一个真正的强者，一个真正激越着和欢快着的人，未必会唱很多的歌的。一个财源茂盛的大亨未必会去写企业家的报告文学。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大约不会去做特型演员演革命领袖。一个与自己的心上人过着团圆美满的夫妻生活，天长地久不分离，人丁兴旺，子孙满堂的人，大概也不会去谱写吟唱小夜曲。

　　莫非，艺术是属于弱者、失败者的？

　　我喜欢听单弦牌子曲《风雨归舟》，它似乎用闲适并带几分粗犷的声音吐出了心中的块垒。我喜欢听梅花大鼓《宝玉探晴雯》，绕来绕去的腔调十分含蓄，十分委婉，我总觉得用这样的曲子作背景音乐是最合适的。河南坠子的调门与唱法则富有一种幽默感，听坠子就好像听一位热心的、大嗓门的、率真本色中流露着娇憨的小大姐由来到去（趣）地白话。戏曲中我最动情的是河北梆子，苍凉高亢，嘶喊哭号，大吵大闹，如醉如痴。哦，我的燕赵故乡，你太压抑又太奔放，你太古老，又太孩子气了。强刺激的河北梆子，这不就是我们自己土生土长的“滚石乐”吗？

　　青年时代，我开始接触西洋音乐，《桑塔露琪亚》《我的太阳》《伏尔加船夫曲》《夏天最后的一朵玫瑰》《老人河》。所有的西洋歌曲都澎湃着情潮，都拥有一种健康的欲望，哪怕这种欲望派生出许多悲伤和烦恼，哪怕是痛苦也痛苦得那样强劲。

　　很快，我投身到苏联歌曲的海洋里去了。《喀秋莎》和《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打头，一首接一首明朗、充实、理想、执着的苏联歌曲掀起了我心头的波浪，点燃了我青春的火焰，插上了我奋飞的双翅。苏联歌曲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命运的一部分。不管苏联的历史将会怎么书写，我永远爱这些歌曲，包括歌颂斯大林的歌，他们意味着的与其说是苏联的政治和历史，不如说是我自己的青春和生命。音乐毕竟不是公文，当公文失效了的时候（尽管与一个时期的公文有关的），音乐却会留存下来，脱离开一个时期的政治社会历史规定，脱离开那时的作曲家与听众给声音附加上去的种种具体目的和具体限制，成为永远的纪念和见证，成为永远可以温习的感情贮藏。这样说，艺术又是属于强者的了，艺术的名字是“坚强”，是“恒久”，正像一首苏联歌曲所唱的那样，它是“在火里不会燃烧，在水里也不会下沉”的。

　　说老实话，我的音乐知识、音乐水准并不怎么样。我不会演奏任何一样乐器，不会拿起五线谱视唱，不知道许多大音乐家的姓名与代表作。但我确实喜爱音乐，能够沉浸在我所能够欣赏的声音世界中并从中有所发现，有所获得，有所超越、排解、升华、了悟。进入了声音的世界，我的身心如鱼得水。莫扎特使我觉得左右逢源，俯拾即是，行云流水，才华横溢。柴可夫斯基给我以深沉、忧郁而又翩翩潇洒的美。贝多芬则以他的严谨、雍容、博大、丰赡使我五体投地地喘不过气来。肖邦的钢琴协奏曲如春潮、如月华、如鲜花灿烂、如水银泻地，听了他的作品我会觉得自己更年轻，更聪明，更自信。所有他们的作品都给我一种神圣，一种清明，一种灵魂沐浴的通畅爽洁，一种对于人生价值包括人生的一切困扰和痛苦的代价的理解和肯定。听他们的作品，是我能够健康地活着、继续健康地活下去、战胜一切邪恶和干扰工作下去、写作下去的一个保证、一个力量的源泉。

　　流行歌曲、通俗歌曲，也自有它的魅力。周璇、邓丽君、韦唯，以及美国的约翰·丹佛、芭芭拉，德国的尼娜，苏联的布加乔娃，西班牙的胡里奥，都有打动我的地方。我甚至设想过，如果我当年不去搞写作，如果我去学唱通俗歌曲或者去学器乐或者去学作曲呢？我相信，我会有一定的成就的。并非由于我什么事都逞能，并非由于我声带条件特别好，只是由于我太热爱音乐，太愿意生活在声音的世界里了。而经验告诉我，热爱，这已经是做好一件事的首要的保证了。

　　人生因有音乐而变得更美好、更难于被玷污、更值得了，不是吗？

　　隔山乱弹

　　——记在柏林欣赏的一次音乐会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所以，老是抱着“外行可以领导内行”的玉律瞎指挥的人，是愈来愈吃不开了。但是，我倒要以“反潮流”的姿态问一句，如果不是“领导”和“指挥”，而只随便议论一下，外行有没有发言权呢？我以为，有。

　　原因是，绝大多数内行都是以外行为服务对象的，外行就不免要对内行评头论足。饭馆不是专为炊事员开的，服装店不是专卖给裁缝师傅的，谁也没见过哪家医院门口挂过这样的牌子——“未获得医学博士学位者禁止在此就诊”。

　　基于这种信念，笔者竟然异想天开地要在这篇文章里谈谈现代派的建筑和音乐，虽然我对建筑和音乐的知识绝对不比北京猿人对电子计算机的了解多。可能真正的内行看完我的文章会笑掉大牙，那也好，省去了在口腔医院排长队的麻烦。

　　一九八〇年六月九日，我们中国作家访问团一行——冯牧、马加、柯岩和我应邀出席在西柏林交响乐厅举行的一次音乐会。晚会以前，陪同我们进行访问的德方翻译苏珊娜小姐告诉我们，这个交响乐厅的建筑是现代派的，建筑师已经去世了，但对于这个建筑的成败得失，至今争论不休——可见，所谓“有争议”乃是察之四海而皆有的正常现象，倒是“无争议”未免给人以寂寞感。我们还被告知，音乐会的前半部分，是现代派的音乐。

　　音乐厅建筑气度不凡，远远一看，只觉得它“奇”。头一条奇在说不上是什么形状来，方不方，圆不圆，尖不尖，平不平。如果从顶端向下俯瞰，是三个大小不同的正五边形依序内接。这种形状，与其说是建筑物，不如说是立体几何的图形。看来，数学和艺术也不是不可能通婚的。第二奇在它的线条上，别的不说，一进前大厅，但见楼梯扶手左拐右弯，前伸后延，斜插猛转，好像是在空中自由转折伸展的射线，奇诡、恣肆、强劲、错综、不规则，像游龙，更像天马行空（我认为左列四字不宜长期被永远健康的副统帅独占）。这种错综的线条处处可见，不论舞台照明的灯，舞台自身、通路、池座，莫不如此。甚至观众的椅子靠背也不在一条水平线上。

　　对于这个建筑的观感大大地帮助了我去感受那所谓现代派的音乐（我不说“理解”，因为我不相信人们能够像理解一篇文章一样地理解一段乐曲，不相信音乐语言可以全部翻译成普通语言）。依外行隔山之见，除了见到“现代派”的交响乐所需的乐队人更多，乐器更繁复，音调、音量、乐器的变化特别频繁以外，它的主要特点同样是破碎（抓不住主旋）、错杂，和由此而生的立体感。它忽而尖厉，忽而低沉，忽而颤抖，忽而长叹，忽而刺耳，忽而悦耳，忽强忽弱，忽刚忽柔，忽东忽西，忽断忽续。它在蔑视一切谐和中寻找自己的和谐，它在否定一切旋律中形成自己的旋律，它在飘忽不定的、错综的、斜风阵雨般的击打之中，去冲击听众的心灵。

　　打一个粗俗的譬喻吧，听传统乐曲好像在流水里洗澡，这个流水可以是山泉，可以是小溪，可以是大河，也可以是奔流直下的瀑布。不管流水怎样弯弯，总有它明显的趋向，上游和下游，既标志着时间先后，也标志着空间的远近，时间和空间是一致的。而这种现代派的乐曲呢，恰如洗一个立体淋浴，喷头（不如说是“水枪”）来自四面八方。忽浇头而下灌，忽迎面而扑鼻，忽连推又带搡，忽钻耳又刺肋。当然，这东西如果搞得过分，特别是对于缺乏淋浴经验的人，也许无异于受刑，但在许多情况下，却也可能与小溪温泉异“水”同工，同样能开毛孔，去污垢，荡心胸而增精神。

　　由此，笔者联想到自己看过的当代西方的一些电影和小说。这些作品的结构，同样具备上述多线条和快节奏的特点：乍一看破碎而且混乱，甚至令人莫名其妙，“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细琢磨一下，却叫人感到这种多线条、快节奏的艺术形式，确实有它自己独特的表现力，有它存在的理由。

　　一笔抹杀现代派的艺术对于我们是轻而易举的，任何文艺流派都有三六九等，都有混珠的鱼目。举几个最极端的例子——如猩猩作画，小狗合唱，无声音乐……由此宣布现代派艺术的死刑，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但其结果，被抹杀，被处死的不一定是现代派艺术，倒是我们本身的耳目聪明、头脑活跃。不论怎么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山呼万岁，叩头流血的日子也难以再来，生活本身，与古代比较，正在日益复杂化着和迅速变化着，艺术形式也必然会发生一些相应的变化，这其实是不依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事。 当代名家散文精选(套装共4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