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之谓“大业”，乃是旧社会各方面的人都参与了一场彼此同情共理而齐心催生的巨变，鼎革之功，不尽在抛头洒血之人，有时甚至还有可能在对立的那一阵里。
革命成功之前，无人能预卜休咎；革命成功之后，不甘降服殄灭的一方就会出现大量修改记忆以博青史载名的人物，这些人之因势利导，随波逐流，未必出于自发，有时也是顺应时尚人情而已。但是，革命前后对于天道、国体、法理、官常乃至人情的种种认知之变异过大，如能回圜自若，也还是一门深不可测的功夫。
《熊成基事略》的作者傅善庆大约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熊成基事略》大约也就是这样的一篇文字——在惊天动地的巨变之后，顺利转弯达阵，不碍其仍可以为新时代的旗手。
在写成这一篇追记文字之后两年（时在民国元年五月一日），傅善庆才把它公开，推算其自叙之写作时间，是在庚戌年的春天——也就是熊成基被砍掉头颅之后的几天。之所以“箧藏经年，未敢宣漏”，就是因为时局的走向还不明朗，万一作者所言坦荡真诚，则这种对革命表态同情的文字要是张扬出去、给守旧保皇分子看了，尽管在朝风夕云的变势之中，还是有可能酿成大狱的。
从相反的角度看去：一个负责鞫审革命党要犯的法务官僚，竟然在他所审理、处决的“钦犯”死后“浃旬”（十天），便将“其在狱廿四日之言论动作”一一笔记，而且，作者自道存心，还是“所虑阅世久远，驯致遗忘，且恐千秋万世欲求其最终之事实而不可得，因从日记中录出，略加删次，辑而存之”，看来也不可尽信。世故多疑之人一定可以推想：傅善庆未必是在熊成基死后由于革命大义之感动而为政敌立传，很可能还真是在庚戌（1910）、壬子（1912）的两年之间，眼看时不我予，遂作此以明志，至少摆上一副同情革命、善待党人的花架子。
无论善待熊成基是真是假，起码后人还是可以在这篇文字中读到一则相当清晰的革命案例，也丝毫不必犹豫：当年那个十九岁的时候还在妇人醇酒间糜烂其生活的青年，在二十三岁上就已经杀身成仁，成为民国革命先烈的人格典型；而在他生命的最后一程，则经由刽子手集团的侧记，留下了清晰的足迹。
己酉年（1908）旧历腊月祭灶日当天，吉林省按察使吴焘（子明）约了当时担任提法佥事的傅善庆晚饭，席间告以：“明天天亮之后长春方面会押一人犯到省里来，这人叫熊成基，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
熊成基的祖父担任过县父母，父亲是候补通判，熊成基少年时就因为酒色过度，羸瘠多病，日后冯自由为他所写的小传里对此有一段生动的描述——说他十九岁那年落魄芜湖，忽一日揽镜自照，道：“大丈夫当立功传后世，岂能以少年无行终哉？”于是便渡江到了安庆，进入安徽武备练军学堂。回头浪子，立地成为一个苦学上进的青年。可是偏偏时运不济，没过多久，学堂停办了，他只好再赴江宁（南京）应征兵令，由营将之间关绍介，再入炮兵速成学堂。日后安徽征兵，熊成基才能以炮兵排长的资历成为队官。
当时（1906—1907）光复会正在安徽大肆宣传、活动，熊成基入了会，同时具备新民国革命者与旧皇朝军官的双重身份。据说，他原本在新军统领顾忠琛麾下有升任步兵营管带的机会，可是他坚辞不就，就是因为想着一朝发难，炮队具备强大的火力优势，以此可见其志略。
安庆是徐锡麟杀恩铭而被死难之地，身遭凌迟，连心肝都被挖出来烹食，这对熊成基来说，是十分重大的刺激。日后他发动安庆起义，多少有些就地报仇的意思。
徐锡麟仓促起事，当时是光绪三十三年丁未（1907），同一年，熊成基接受调派，充任工辎营头目，不久就被发往安庆当差了。但是在这个时期，清廷已经对军队方面之“异动”有了相当程度的警觉，许多有要员大吏主持的仪式，多将知识较新的军官排挤在外，不令参与，以免横生枝节。
这跟两年前结合了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组织而在东京成立的同盟会有直接的关系——以武昌首义之后一度被推举为安徽都督、却坚辞不就的吴春阳为例：吴春阳是同盟会的发起人之一，于一九〇六年返国，身在炮兵营为营兵，并无统帅指挥之权，成天到晚干的活儿则是散发《民报》和各种革命宣传品，各营士兵居然也明目张胆、趋之若鹜，日后吴春阳是在遭到通缉的情况之下逃回老家合肥，视此可知宣传革命之狂热。
熊成基之能够在安庆安身立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安徽改练新军伊始，即在安庆建立了武备学堂，设常备军营。大体言之，这两个单位就是革命同志的摇篮，日后于辛亥起义期间强攻南京、民国成立后不畏强御坚持抗袁，更在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之中都能凛然挥一军的柏文蔚，也是这练军学堂出身的。
徐锡麟刺杀恩铭之后半年，大江南北之军界仍处在风声鹤唳之中，略有动静，即生影响。清廷原本下令在十月间行南洋各镇新军之“秋操”，主其事者为当时的陆军部右侍郎荫昌和两江总督端方。元戎阅兵，计在安庆东门外的“英公祠”设行辕，正好可以瓮中捉鳖，一举而狙杀之。对于军中革命同志而言，这是最佳的起义时机：有枪、有炮，有整齐的行伍，有严明的纪律，还有最重要的——血流五步即可振奋全军的渠帅头颅。可是，这一回偏偏不知什么缘故，届时应该亲临阅操的端方没有来，其事遂寝。
不过，更好的机会随即降临：光绪与慈禧相继谢世。熊成基与范传甲、张劲夫、洪承点、程芝萱等同志相约，准备提点上千名马、炮营士兵，一举拿下安庆。整个计划原本是“里应外合”，然而约定开城相迎迓的薛哲一时软弱，失了先机，导致城中、城外同志不能互通声气，炮弹又没有弹火引头，力战一两日，革命军就溃败了。熊成基率众流窜桐城、合肥，而身陷城中的薛哲仍复被戮不说，范传甲、张劲夫也相继被捕，枭首示众；只有洪承点逃得最远，一溜烟去了香港。安庆起义失败，因株连而丧命的党人多达三百。
熊成基短暂的流亡和许多革命者一样，第一站就是日本。此番东渡，他念兹在兹的是“革命要花钱”。如欲发起军事行动，真得先张罗一大笔款子。合该让他碰上了一宗买卖。
先是，有一革命同志名叫孙棨，他声称手上拥有一批得自日本某武官之手的军事文书，包括日军在东北的军事计划、作战部署、军用地图等几十种。这批东西落在寻常人手里没有用，就算是给满清朝廷得着了，也未必然拿得出什么像样的对策机谋。盱衡时局，倒是另有一险计可用——原来此时非但日本想要染指东三省，北边的帝俄政权也时时觊觎，力图牵制日本在华势力。这一批军事文书如果能运回国内，找到俄国的买家，不但能借势牵制日本，还能筹措一笔发动革命的经费，何乐而不为？
当时在东京的诸友却以为熊成基回国风险太大，均不赞成。熊成基则乐观地以为这是老天爷给的一个大好机会，毕竟军机万变，兵贵神速，要是拖沓时日，手上的珍宝也可能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就成了废纸，是以他决定立刻回国，而且是去一个比东京还要陌生的地方——东三省。
身负谋逆通缉，熊成基仍执意回国，原因之一是得到商震的回音。商震出身保定陆军学堂，但是由于加入同盟会而没能卒业，辗转赴沈阳、辽阳办小学堂、教书、宣传革命。之后又因为“诋斥官府”获罪，几经波折而东渡日本。是在这一段时间，商震和熊成基有了往来，同是大逆稽天之人，天涯沦落，更加惺惺相惜。
一九〇九年，商震先奉指示回长春，熊成基以身拥日本军部文书之奇货而告之，商震居然说他有门路，“已交涉明白，请来解决”。换言之，货物有了俄国的买主，就等一个银货两讫的手续了。当时商震有一个朋友，叫臧克明，力主熊成基前往，而且热心地邀请他住到自己家去。
臧克明的父亲叫臧冠三，年近六旬，是个马贼出身，人前信奉耶教，人后倡言革命，明眼投资，长袖善舞，成了排场很大的士绅，初看也还是个干练而豪迈的人物。熊成基寄人篱下，也可能是言谈间投主人之所好，随口许了个数字，说这笔军机买卖事成之后，可以分三万块钱给臧冠三。臧冠三不但认了真，也以为既然对方能喊得出这么大一笔分润，身家一定不止此数，遂于熊成基寄居期间，屡屡向他告贷。熊成基是慷慨人，不过一个多月的光景，随身的盘川就给这老儿敲剥光了。
一九〇九年七月中，东京方面的同志孙铭来长春相晤，问及近况和军机交涉事宜，熊成基才坦言：行囊困乏，生意无着，当初商震“已交涉明白，请来解决”的话根本“毫无根据”。孙铭倒是个机灵人，通过他自己的人脉——一个能通俄文的译员赵郁卿——卖出了一部文书，得价三百，由大清银行汇款到臧冠三的户头转交熊成基，不过臧冠三收了，把钱暗杠下来，熊成基还是只能告急。之后明白过来了，只好仓皇出奔哈尔滨，暂时栖身在秦家岗一爿叫“宾如栈”的逆旅。
孙铭等人还真有门路，经由多方打探、接触，反复商谈，将剩余军机以大约五千元之数，包裹售出。相对于先前的憧憬，当然不能算理想，可起码不至于白忙。熊成基却不满意，这样的收入毕竟和他所预期的相差太远。党人问他意欲何为，他居然说要留下来学俄文，自己办交涉！也是基于欲图速成之故，熊成基又不听人劝，赶回了长春与同志见面。
另一方面，臧冠三在地方上的眼线何其繁密，很快就得知熊成基已经兼程回到长春，可是迟迟不与他联系，就惹了狐疑。臧冠三判断：若非熊成基已经私下谈妥了生意，就是他投靠了满清。唯其如此不光明，才会于再访长春之际避不见面——这当然是小人之心，而另一个适时冒出来的小道消息更加深了他的怀疑：据说熊成基已经获得北京方面的巨额款项支持。臧冠三索性给熊成基去一信，狮子大开口，要一万块钱。熊力驳其说，臧却出之以更严厉的要挟：“你在我家白吃白喝几个月，连伙食钱都不给吗？那么我只好向官府提报你的下落了！”
偏偏就在这个当儿，新任筹办海军大臣载洵去欧洲考察，由西伯利亚铁道归国。臧冠三居然向吉林巡抚陈昭常出首，说：两年前安庆军变肇事分子熊成基已经潜来东北，预谋将于哈尔滨行刺载洵。
此事也不能说是全然的子虚乌有。据闻：载洵得到密报之后，匆匆过境，并没有下车，连应该和当地俄国领事所作的会面都省了，还引起对方之不快。而熊成基的确在车站外徘徊良久，实在是因为侦防极严，不得接近而作罢。
熊成基为臧冠三所卖，还牵连到另一位东北地区革命志士的命运。可以岔开一笔另叙如此。
这人名叫蒋大同，直隶永平府人，以旧制博士弟子员身份，入永平师范就学。不久即转赴保定陆军速成学校，其志行如此，当然还是革命从军、造反救国的一路。蒋氏曾经鉴于美国禁阻华工入境而纠合同学，从事抵制、示威，甚至惊动了美国公使，向清廷抗议。廷旨既下，切责陆军速成学校加以逮捕，当时因惜才而纵放蒋大同、令之逃往关外投奔盛京将军赵尔巽的，就是日后的北洋三杰之一冯国璋。
蒋大同是基于这一背景而出关的，前文提及的商震，正是蒋大同的合伙人——他们一同创办了辽阳陆军小学和沈阳劝学公所商业专校，以及意义更为重大的“官话子母总塾”。这是一所极具现代概念的“语文种子学校”，才成立半年，分校即扩充到六十余所——很受当时赵尔巽的赏识，想让他干个督办，可是他却是个非常坚决的种族革命论者，不肯在满清政府底下担任公职。
也因为在东北和蒙古地区游历日久，眼界大开，蒋大同渐渐看出来：中国的革命自强不徒然是同文同种、一国一民的事，尤其在边关地区，这种翻天覆地的事业，还切切关乎实力强盛而时刻觊觎着中国广大领土、丰富资源的强邻。所以打从一开始周游关外，他就认真学习俄文，务期能熟谙俄语；且于行脚所过之处，无不悉心观察和记录中、俄边界山川形势、风土人情，以及俄方的国防设施。也因为这样的行径，受到俄国边界密探的注意，发现他随身所携带的簿本之中，载录着许多明明是军事要塞的情报，进而一举将之逮捕系狱。
在收关蒋大同的西伯利亚监狱里，向例只有两种人：一是当时反帝俄的无政府主义者，全是俄裔；另一种就是出身中国领土的红胡子。红胡子在狱中自有阶层，矩矱极严，可是没想到蒋大同一来，不过三五日，即能令数以十计的老囚犯瞠目结舌、正襟危坐地听他宣讲国是，演说革命要旨，甚至还任他口讲指画地教读四书五经。冯自由在《革命逸史》里的形容如此：“不一年而江湖大盗皆化为孔门弟子矣。且狱卒亦渐为大同所感化，俄犯见红胡子多受大同熏陶，性质一变，遂亦群请蒋先生授课，大同乃以俄语讲解中国历史伦理。”
语言的优势使得蒋大同在西伯利亚监狱里暴得“东方圣人”之美称，声誉很快传扬出去，由近而远，西伯利亚铁路沿线各城镇绅商联名向沙皇建言保释，沙皇竟也俯徇舆情，顺应民意，特旨释放，“出狱之日，老犯万余人同声痛哭，声震铁棚，俄官吏相戒失色”。这情景也上报到沙皇那里，邀来皇帝一纸电谕：此人如再入境，宜加特别注意。
熊成基在光绪己酉年（1909）被捕于哈尔滨，案发时《长春日报》的主笔徐竹平也被捕了，当下蒋大同身在榆关，一时未曾入彀，但是清廷每每遇到此类逮捕，都会借机扩大，务求罗织。
蒋大同不得已走避到黑河——当时的黑河道尹宋小濂正在与俄国人交涉四十八旗屯边界勘定纠纷，请他前往俄境周旋。遇上这样为国为民的大事，蒋大同忽焉忘记了前情，他前一步才踏上俄国国境，递了名刺，后一步就让密探给盯上了——而且来了个当场逮捕。
宋小濂百般试图营救，俄方则只是一径虚与委蛇，表面上直说：随即奉使归国，暗中却派了一整队哥萨克骑兵，在昏沉的夜色中尾随着蒋大同的行船。
蒋大同于半渡黑龙江之际，忽然遭受到哥萨克骑兵的猛烈袭击，枪火交织如扇，打得一叶扁舟有如蜂巢。蒋大同死前还高声呼求：“杀我一人，不要害了船家！”
这位在西伯利亚监狱里博得俄囚封赠“东方圣人”美誉的革命志士比熊成基晚几个月殉难，得年只有二十七岁。
熊成基死前从容坦易，一点儿都不像个只有二十三岁的青年，这种意态情怀，会不会是出于“刽子手集团”的美化？言人人殊。所谓“刽子手集团”，所指的就是吉林巡抚陈昭常、提法使吴焘，以及写下《熊成基事略》的傅善庆。根据《事略》所言：“所虑阅世久远，驯致遗忘，且恐千秋万世欲求其最终之事实而不可得。”这话信者恒信，不信者恐怕还会骂这些狡猾的蠹吏一句“厚颜无耻”。因为语气很可疑——倘若在熊成基殉死前后，这些审讯他的人已经能从“千秋万世”的角度看事理、察人情，则何至于汲汲然将他就地正法？杀人者为了能够在新国度的正义追讨之下苟全性命，甚至干邀名爵，才会刻意放大熊成基“就义”之心的热烈不可抗拒，也就因之而使得杀人者脱卸了一部分的罪责或愧疚。试看这样的两段对话——
熊成基：“我被捕已经好几天了，此地公署应该已经有电文致达北京当局，怎么还没有回音呢？”
傅善庆：“的确还没有回音。”
熊成基：“我所担心的是满清政府故示宽大，或许会从轻发落，只处以囚禁之刑，这样我就不能达到流血的目的了。”
傅善庆：“你所担心的，正是我们所希望的。”
事实上，军机处早在几天之前的小年夜已经有了回复，电文明白：“熊逆成基既经拿获，着朱家宝（按：当时的安徽巡抚）迅速派员来吉验明正身，即行就地正法。”朱家宝派来的是安庆知府豫咸和六十一标混成协马营管带李玉椿——他们都是能指认熊成基的人，而指认的目的就是杀戮。
熊成基留下了一篇两千多字的自供词，文笔犀利明快，那笔端正娟秀的小楷决计不让艺术史上任何伟大的书家专美于前。开篇即是：“吾生平磊磊落落，言无不吐，既承明问，直抒胸臆以答。”随即以三数语道尽革命之宗旨：“推倒野蛮专制政府，重行组织新政府，俾我同胞永享共和之幸福，以洗涤我祖国历史上莫大之耻辱。”
十八日行刑前傅善庆还预备了酒席，但是熊成基略饮即罢，说：“休怪我执意不领情，是我到了刑场之后，还要发表一场演说的。”
然而刽子手集团并没有给熊成基太多说话的机会，他略与提法官员告别了两句：“郑重！郑重！后会有期。”之后，登车来到北门刑场，向围观的老百姓高声喊道：“诸君！诸君！别以为我是盗匪，别以为我是奸人，别以为我是杀人的凶徒。我本来只是一个慈善的革命军人呀！”
说到这里，他的头颅就被砍下来了。没让他说完话的刽子手们却在他死后极力夸扬其坚毅、果决和勇敢，藉以自保自全；但是他们自己的慈善呢？
关于熊成基之临刑，有好些不同的记载。即使连臧冠三，也有的文件中录之为“臧贯三”，以国人命名的文理习惯言之，似乎“贯三”还比较合理。
对待革命烈士的手段，与傅善庆之所述颇异其趣的也有。李野光所撰《熊成基与商震革命活动片段》一文中曾经用另一个角度描写了熊成基在正月十八日被押往吉林巴尔虎门外九龙口刑场的一幕。
在这个版本里，熊成基就义之时，那个曾经允诺帮他找俄国买主兜售日本军情文书、后来却食言失踪的商震居然也在现场。据说商震混在人群里，忍泪目睹其情状。事后还跟人说：“他（按：指熊成基）不失为革命男儿。我看他时，他也看见我了。四目相对，他两眼仍闪着夺人的光彩。我泪如泉涌，他微笑颔首，并大声道：‘能抛却我个人头颅，换取同胞永享共和的幸福，是我最大的愿望。'”
此外，出身“日知会”，也是同盟会首创元老，与胡汉民、汪精卫、冯自由同列的革命前驱曹亚伯在他的《武昌革命真史》则踵事增华，描述得更加细腻：
临行前，吉抚陈昭常设筵祖饯，吉抚以下咸列席，成基居上座，谈笑自若，食量倍常，惟酒不沾唇。陈昭常劝以酒，熊答曰：“余革命党也；光明磊落，来去清白，不可以酒乱性。”
餐毕，自座起，登车出巴尔虎门，赴刑场，观者如堵。成基嘱刀手少待，敬立向大众曰：“你们大家来看杀人，要知杀的是我熊成基。熊成基是一个革命党，不是杀人越货的红胡子。红胡子不怕死，是祸国殃民；我不怕死，是爱国救民。人谁不死？我死不足惜，我死只要前仆后继，再接再厉。排满革命，必定成功。我纵流血，亦当含笑九泉。
“若我死后，继起无人，大家都畏难苟安，贪生怕死，甘心异族专制，坐受外人宰割，我纵复活，亦耻与同中国。人之爱国，谁不如我？请你们大家莫怕死，莫怕我死，莫哀我死，莫可怜我死！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我今日死得其所了，望你们大家好自为之。从此告别，与世长辞。”
说完这一段话，他直立受刑，死后颜色如生，观者皆为之堕泪。
民国元年正月十八，是熊成基就义的两周年，旅居吉林的三江同乡会将他的灵柩迁往三江义园，此时的三江同乡会会长竟然就是当年主审熊成基的提法使吴焘。根据吉林师范学院李澍田教授的《爱国志士熊成基在吉林就义记实》称：“辛亥以后，杀害熊成基的元凶摇身一变，皆成了民国的新贵。陈昭常、吴焘、傅善庆等慑于吉林人民对他们杀害熊成基的义愤，遮掩自己的罪行，乃让傅善庆编印《熊烈士事略》一卷……本书多有回护，在编者笔下，审判写成了会晤，监狱写成了宾馆，清朝的封疆大吏、杀人法官，成了优礼革命党、崇拜英雄的好汉。”这是独具史眼的透视。
章太炎就基于这副冷眼，给熊成基写了一副挽联：“早到三年也同成国事重犯，蠢尔元恶敢来吊革命先驱”。下联戳破了狡狯的凶手，上联却也抬举了包括章太炎自己在内的许多未及死难的党人。
百余年后看熊成基临死前的呼唤，也许仍有更冷眼的人会以为那是老生常谈。不过，当年党人能在公众面前振臂一呼，闶阆而谈，已经重于泰山了，其慈爱所衷，是一份相呼共与的理想，而不是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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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成基的死虽然壮烈，就义之前的慷慨陈词固然动人，然而，用胡导演常说的话来探勘：他能“扛得起”这一个电影故事吗？我勉强站起身，在不到三坪大的和室中绕圈踅走，脑子里只盘旋着一个问题：胡导演究竟要拍谁的故事？
从暂定的片名来看，《扮皇帝》和《窃国风云》不消说是从袁世凯说起。袁世凯是个大箭垛子，周旋于乱世云雷风雨的激荡核心，又有着复杂阴郁、机巧诡谲的用心，即使不以左右历史大局立叙事张本，纯就人情心性玩味剥挦，都是取之不尽的题材。然而，说得浅白一点：刻画一个人人不以为然的大反派，如何有趣？但是若要替一个人人不以为然的大反派翻案，又如何能得到事实材料的支持？
倘若不是袁世凯，而是从革命党阵营下手，固然徐锡麟、秋瑾再加上一个吕公望，也许“扛得起”大通学堂上“秋风秋雨愁煞人”的悲情愤慨，但是，对于华兴会、光复会以及同盟会等等革命势力内部的矛盾和哄斗，如何在这一惨烈牺牲的主轴侧面视而不见？
如果离开了腥风血雨的革命武斗现场，尽管有感人深挚的民间教育家伍博纯，有发人警醒的一分钟演说家王晓峰，或者开拓时人世界观、生命观至为恢宏广袤的女先知、女豪杰吕碧城，其人姓名，却恐怕在任何一条电影街头，根本没有千分之一甚或万分之一的人是曾经听说过的。那么，顺着这种“大名”逻辑想去，辜鸿铭、马建忠者流，又能“扛得起”一部什么样的史诗，好供后世之人也有机会“慈善相呼”呢？
还有——我绕回自己的蒲团前面，听见膝盖骨嘎勃儿一响，勉强复坐，对藤井贤一说：“还有——恕我直言；我认为你愿意支持胡导演拍这样一部片子也不单纯，导演人都已经过世了，你还能跟我谈出什么‘具体的思维’呢？”
“那么张先生，”藤井贤一立刻倾身向前，肚皮紧靠着矮几，圆豆儿似的小眼睛朝我一瞪，道：“死了千千万万的革命家、却还没有一个什么结果之后，就不要继续去革命了吗？”
即使他的话听起来有一点豪迈，颇有些民国人物的风骨况味，但是一听之下，我闪过的念头却是：你不就一卖和服的日本人吗？不料这卖和服的却仿佛看出我心头的疙瘩，接着说：“张先生，丁连山放过薄无鬼这件事，你应该还不知道。我说得不错罢？”
是的。我不吭声、也不置可否。依据我多年来读书究理的习惯，无论是作点小学问、搞点小研究，或者是写一部长短篇的小说所必须从事的考察，都有我坚持的认知习惯和态度。薄无鬼的故事，唯一接近真实的内容，就是出自江湖人物丁连山那一本夹文杂白、流传也不见得如何广远的笔记之书《归藏琐记》。
然而，这样一个角色，确乎有其作为一个真实存在人物的些许条件吗？藤井贤一总在强调：“胡导演对于丁连山放过薄无鬼这一点很有兴趣。”从语意上分析，则似已将薄无鬼视为真实存在的人物，也把丁连山这一部难辨真伪的杂谈当成真实性颇可参考的史料了。
不过，我记得《归藏琐记》原文对于丁连山出手杀人的叙述只有一句半的话：“刻直趋通衢，攫薄无鬼襟而掌杀之！”仅就此言之，其欠缺细节、潦草之极，实在不像是回忆生平重要一役的笔触。反过来说：如此敷衍了事，却真像是有什么不可以为人道出的隐情，宁用“掌杀”二字含糊带过。
再仔细推敲前文，则这一段：“宝田当即劝我：‘本门还有赖大师哥撑持掌理，尔这一去，非身死、即是杀人，如何是个了局？’我遂问他：‘杀人逃刑、被杀送命，与夫撑持掌理一门户，孰为易？孰为难？’宝田曰：‘当然是杀人、被杀来得容易；撑持掌理一门户来得难。’我便道：‘诺！我今为其易者，尔且任其难。'”对照起吴樾行刺五大臣前几天在芜湖科学图书社阁楼上和赵声诀别的壮语，更透露着一种抄袭的意思。
此外，还有这一席话，相当可疑：“彼邦（按：指日本）之人，协同发展革命，缔造中华，实有功于民国。但是居功之心不泯，便要时刻来讨索。”就更不像是掌杀一个侵占中国领土之人的誓词，反而像是对一个侵略者产生了理解其动机的同情。
把事件整个儿翻转来看，即使张作霖从狱中放出薄无鬼，作为诱钓金鳌（革命党人）香饵的这个奸计之所以失败，完全是因为丁连山他假装中计、假装袭杀薄无鬼、假装杀人逃刑、亡命天涯，再也不浮露于江湖之上，这是丁连山的计中之计。当年高拜石把张作霖比做宋江，以为他城府阒深，却没有想到丁连山非但胜彼一筹之算，还在自己的记传之作上都撒了这样曲折幽微的大谎：
我别无长言，仅对宝田道：彼日出手杀薄无鬼，我便堕入了鬼道。此后你我便有如衣服，尔为一表，我为一里，尽管彼此相依，却也两不相侔。然南北议和之事，切记不宜横柴入灶、操之过急，你也要学会“反穿皮袄”！
怪不得藤井贤一再三强调：胡导演想要知道：为什么？这个什么，或恐也是我面前这位投资人极为关心的。
“‘薄无鬼’究竟是什么？”我没有说“‘薄无鬼’究竟是谁”，我说的是“什么”。那是出于一时之间恍兮惚兮的灵感罢？我知道那不是一个平常的名字，甚至不该是一个名字。藤井贤一笑了，笑得非常灿烂，不只是愉快，在愉快底下，好像还浮现出来一种感动和欣慰。他不住地点着头，良久，才说：“是的是的！张先生问得好，是的！薄无鬼不是一个普通的名字，是我。”
“你？”
“不，不是‘你’，是‘我’。”藤井贤一接着用日语说，“わし。”
仆，自称。 南国之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