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张之洞从光绪二十五年（1898）开始派遣留日士官生，直到抗战爆发为止，此举可以说是民国成立前后影响最为远大而深密的一项政策。近代中国最早的军事以及政治菁英，都与此一派遣有关。

　　仅以第一期士官生来看，步科有陈其采——担任过国民政府主计长，是大特务陈其美的弟弟。蒋雁行，曾经干过北洋政府的陆军总长。李士锐，是清廷驻日留学生监督，也是北洋将军府的将军。炮科张绍曾的官做得不算太久，却一度登上了北洋国务总理的交椅。

　　还有一个骑科的吴禄贞，命途多舛，就在革命成功前夕遇刺身亡。他被割去了首级，死前是满清北洋第六镇统制。如果世局另入歧途、而复依革命党人的筹措安排而发展，吴禄贞很有机会透过吕公望的“运动”而得到一笔黄花岗起义时没来得及花掉的四十万银洋；那样的话，他很可能会洊升山东巡抚，而他个人以至于整个民国，都会走上大不同的道路。

　　可惜的是吴禄贞终究死在石家庄，本来他是奉清廷之命，要拉着他第六镇的大部队到山西去戡乱的。

　　山西和陕西应该是全中国紧接着湖南起来响应辛亥革命的省份。当时山西的新军管带姚维藩并没有跟其他同志或友军打过商量，自己抽点所部五百人组成敢死队，派遣其中五十个“选锋”冲陷抚台衙门，其余的则攻打旗兵营区。谁也没想到，一接阵，姚维藩的人马只发了两枪，便打死了巡抚陆钟琦、陆光熙父子。日后有“山西王”之号的阎锡山就是在这两枪之后，被发动革命的新军同志们推上了历史舞台。

　　吴禄贞骨子里也是个革命党，他在受命征讨山西的时候，本来已经和他留日的同学、也是第二十镇的统制张绍曾有过约定：由于满清已经是王气黯销、苟延残喘的局面，一俟水到渠成，吴部在石家庄、张部在滦州，同时发动，各以火车运兵，会师于北京城郊，名义上可以说只是“清君侧”，顺随着时势发展，一举拔取京畿。如今朝廷派他领军赴山西镇反，岂不是大好的时机？

　　问题在于山西方面的“同志”也都还披挂着清军衣甲，是不是该先期联系，以免敌友不分呢？还有，既曰联系，又应该同哪一方、哪一面的人接触呢？这的确是个问题——先是，除了姚维藩尚未浮出水面，阎锡山、温寿泉即使蠢蠢欲动，也缺少横向的、对外的交际。此外，据说还有一批原先潜身北京的读书人，也于武昌一役之后不久，星夜绕道入太原，颇意有所染指。这一个消息不假，这批早就以撰文、办报为推翻手段的年轻人里，包括了景定成、仇亮、姚太素、史可轩等。其中尤以景定成锋头最健。

　　景定成，即李少陵《胼庐杂忆》中所称与王亚樵交最善的“梅九”，由于面色黧黑，故常自称“黑景”。此人本是山西河东人，有机智、性佻达、好讽谑，非但擅长吟咏，能写一手周旋唐宋之间的好诗，且于抨击时政方面尤称豪快。为了和立宪派的旗手梁启超打对台，景梅九刻意办了一份和梁启超所办的《国风报》同名的《国风日报》，目的就是宣扬革命，揭发立宪之说（也就是梁启超一派人的主张）只是清廷拖延实质改革的遁词，而梁氏等人若非曲意以承亲贵之欢，而忘却六君子戊戌之死义，便是误判形势，认为渐腐于两百六十年间之破败王朝尚有中兴之悬望；景梅九等人更坚决地认为：以温和渐进之势，是哪里也走不出去、什么也改变不了的。

　　“湖海一身轻似叶，须眉万劫不成灰”，这是景梅九后来作的诗句，而此志之蓄可谓久矣。

　　辛亥年秋姚维藩在山西搞独立，拥戴阎锡山成都督的这一役，吴禄贞和张绍曾的密谋被一场暗杀搅乱了局，吴禄贞给割了脑袋，而“石家庄／滦州”两路发兵会师的计划也落了空——张绍曾不肯吃眼前亏，干脆拔营而去，坐待袁世凯向清廷邀赏封赠，成为侍郎衔的宣抚大臣。此时能够出面安定军心、重整旗鼓的，居然就是早就在娘子关待命迎接吴禄贞入晋的景梅九。

　　景梅九以阎锡山的代表、算是地主东道的身份来到吴禄贞的部队之中，将参谋长何遂推举为统制，代领第六镇。一时之间，士卒们撕了白布条缠裹手臂，高喊报仇，颇振墨绖白梃之情。这一关键时刻，景梅九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原因还是要从吴禄贞遇刺之原因说起。

　　就在武昌起义之后，吴禄贞第六镇的士兵曾经截获一批清廷将要运往南方去的军火，枪械弹药，无不齐备。清廷——也可以直指袁世凯——一举杀了吴禄贞，就是要趁着主帅枭首这一离奇惨祸突如其来，人心惶然难安之际，方便以各种名目、手段，将军火夺回。不料，景梅九和何遂一商量，认为这批军火实为两军胜负关键，于是才采取了强硬捍卫的策略。日后袁世凯派北洋第三镇的曹锟、卢永祥分兵三路打娘子关，和山西部队相持了好一阵，山西方面屡战屡退，但是起码撑过了民元、撑到了清室逊政。这一批军火，终究没有为革命带来阻力、造成更大的牺牲。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面，景梅九并没有闲下来，他既不以革命元勋自居，也不肯奔走求官谋事——虽然他身为山西选举出来的众议员，但是主要的工作，还是办报。他和山西的参议院议员田梓琴联手办了一份《国光新报》，专门对付袁世凯，其笔锋飒爽犀利，不亚于民国第一记者黄远庸。

　　革命阵营中原有一个称唤，叫“革命二枚”，指的就是景梅九和章太炎（章字枚叔）。虽然并称，而章太炎以其好慢侮人、喜难为人、擅卖弄人而尤享盛名，不过景梅九竟还十分瞧他不起，原因就是章太炎毕竟喜孜孜地接受了袁世凯“东北筹边使”的酬庸、笼络。到后来，是章太炎屡屡见轻于东北在地的军阀，不耐闷郁无聊，才一口一声骂起袁世凯来。他的气节和识见，是远远不及这另一“枚”的。

　　在历经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蓦地更迭之际，却先后经历了两种失落、两种惊心、两种极端的顿挫，而且这重重的失望，在很短暂的时间之内，冲撞着每一个肯思考的人。思考得稍微不透彻些，就会为了捍卫其中某一制度、某一文化和某一权力体系而抛头洒血；思考得稍微清晰些，也很容易就陷入较极端的犬儒态度。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有一大批人非常愿意亲近“无政府主义”（Anarchism，音译为安那其主义），原因无它，此一主义有一种各凭良心、远离权力的理性气质，上接中国古代一个巨大的传统，那就是道家与隐者。

　　无政府主义早在光绪末叶便已在知识界的小圈子里时兴起来，却可以和同盟会那般摧枯拉朽的宗旨与手段并行不悖。在推翻专制皇权的大方向、大目标上，安那其与革命党自然可以引为同志，像是张继、吴稚晖、李石曾等都具备着这两种盟会的气质和主张。不过，就深入同情革命党以及后来的国民党而言，景梅九却和其他人很不同调。他之所以瞧不起章太炎，更是因为章太炎在“入仕”方面一度显现的热衷之心，甚至不惜让袁世凯摸了头，是诚不可忍者。景梅九所措意的是张良那般人物，成其功则辟谷导引而远隐，奋其志则“一椎击皇帝，振古所未闻”。

　　总的来说，景梅九在民国成立前浪迹海内外、山东西、河南北，非但涉猎的学术驳杂而多精审，参与的活动和事业也倍乎常人。从二十世纪伊始（光绪二十七年），他在山西庚款所兴办的山西大学堂就读，因为资赋优异，同年又被举荐到京师大学堂，两年之后，变成了官费留日学生。此后他便一直活跃在中国近代第一批参与、号召、鼓动诸般带有政治意义的社会运动家之中。

　　景梅九是提倡禁烟和妇女天足的先驱，还剑及履及地开了一家贩卖戒毒药丸的公司。他本身是较晚进的同盟会员，却在第一时间给梁启超的“政闻社”助威。光绪末年，他和商震、陈乾、陈家鼎等留日同学在青岛开办“震旦公学”，这也是一桩了不得的大事——为了反抗德国业主的压迫，这几个公学的创办人兼教员经常联系青岛造船厂的工人，到学校里开会、串联，允为中国北方社会运动的发轫。这些事业因政治环境的不允许，虎头蛇尾甚至有头无尾的多，也就在这几年间，号召新世代勇敢改革的阵营出现了裂变。

　　从光绪丁未（1907）开始，一连串潮州、惠州、安庆、钦州、廉州、防城……屡仆屡起、屡起屡仆的革命行动，反而使得看起来温和渐进的立宪一派声势高涨起来。梁启超通过报端文字突出立宪议题原本不违背他当年保皇、变法、维新的立场，但是从革命阵营里涮了一圈出来的景梅九等人却不甘去支持清廷主导的“预备立宪”——他们认为“立宪”不过是暂诱革命阵营缓兵解甲的钓饵，而“预备”则是遥遥无期的悬望。要立宪，就只能倡导“民权立宪”，而不是朝廷立宪。这倡导，还是需要报纸，于是景梅九和宋教仁、田桐以及白逾恒等人，就是利用这个时机开始办报的。《帝国日报》《国风报》《国光新闻》，简直应接不暇。

　　《国风报》在辛亥革命之役以后大刊各省独立、响应起义的新闻，满清当局极为不满，要求刚刚复出的袁世凯积极查办。袁一方面主导冯国璋的部队焚攻武汉，一方面加紧对媒体的控管，自不待言。景梅九当然也承受了压力。不过，真正让他为难的则是“报道必须属实”这一信念，和“宣扬革命成果”的目标一旦矛盾，便实在不知该如何取舍了。

　　冯国璋反攻武汉，的确取得初步的胜利，而且若非袁世凯存心拿这一仗当作周旋于清室和民党之间的筹码，武昌所燃起的革命火种很可能于一夕之间就要灰飞烟灭了。那么，革命军受挫的消息究竟报还是不报呢？

　　据说是景梅九的夫人阎玉青给出的主意，《国风日报》于北洋军汉阳之役大胜，以及南京方面战事胶着之际，在头版上开了一个大天窗，只刊登了一则小小的启事：“本日所得宁、汉方面战讯甚多，奉谕不准刊载，特启。”

　　比起当时上海《循环报》通讯员受华侨收买拍发假电报曰“京陷帝奔”来，这一则启事显然更为阴毒。因为报纸虽然没有说假话，效果却比矫饰战果更能引起猜疑、讨论，聚讼纷纭之下，只会让不实的谣言更加发酵。

　　当年的章太炎因作《排满论》与爱骂人而得“章疯子”之目，可是在民国元年，他却自组“统一共和党”为袁世凯摇了一阵旗，有“以项城（指袁）之雄略，黄陂（指黎元洪）之果毅，左提右挈，中国宜无灭亡之道”之谀，也因而获袁氏封为“东北筹边使”。景梅九就是在这件事上把章太炎骂了一通。近世好慢侮人之尤者确可以说是章氏，而“黑景”则比这疯子还要疯得多——或者应该说：刚直得多，起码景梅九没有官瘾，值得尊敬。

　　清末民初，晋、陕二省是继湖南之后最早响应革命的省份，这是由于新军中级军官普遍有同情革命之背景的缘故。民国一旦成立即担任陕西独立混成第四旅旅长的陈树藩，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和湖北的黎元洪命运差不多，升官的速率还更快一点——宣统二年，陈树藩还只是个军械官，到了民国三年，他已经受袁世凯的任命，成为“陕西镇守使”——就像章太炎的“筹边使”、倪嗣冲的“巡阅使”一样，袁世凯把这些他自创的、看似既可以专征伐、又可以虚职守的“名爵”当成驴子眼前的胡萝卜，吃不到、却一路朝前跑的驴子可以少捱几鞭打，完成了跑差，还果然会尝到些甜头。但是跑得过急过颠，不免就会像章太炎，落得个幽囚软禁，好些时不见天日。

　　就敷衍袁世凯而得利这一方面来说，陈树藩是应付得最好的一个。他原本是因为身为革命党人而被袁氏笼络，于一九一四年五月以绑架“豫陕剿匪总司令”陆建章的独子陆承武为手段，私下逼勒陆建章辞官，领有了陆在陕西的军政势力，但是一旦投靠陆建章的老主子袁世凯，便比陆建章看起来还要死心塌地地效忠；这一点，连狡狯如袁者都没有看出来：陈树藩对他也只是虚与委蛇而已。

　　景梅九则大大不同，章太炎载欣载奔地要上东北赴任之前，景梅九就给了他一顿冷嘲热讽，且直言：“老袁是准备干皇帝的！”不料一语成谶，民国四年，筹安会之推戴大作，景梅九却写了一篇讨伐袁世凯的檄文，其中最脍炙人口的一段如此：

　　本绍、术之余孽，袭莽、操之故智，谋破五族共治之均势，希图万世一统之帝业。讽令二三奴儒，上劝进表，赂遗各省代表，奉请愿书。藉共和以推翻共和，假民意以摧残民意。称帝称皇，有腆面目；误国误民，全无心肝。欲令天下仰望之遗老，列传贰臣；更辱国民保障之军人，功同走狗。

　　这篇骈四俪六的文章才写就几个小时，景梅九就被捕了。据说囚禁他的就是陈树藩——还不只囚他，而是稍早先囚禁了胡景翼，再以胡为诱饵，引景梅九入彀。这一说高拜石执之甚力，颇多软禁细节，但是却植诸民国六年以后，盖彼时老袁早已“龙驭上宾”了。不过高芝翁说起这宗软禁奇案，直指陈树藩“把二人安置在督属北角的小楼中，楼下派着武装守护，不许下楼一步。每日三餐，一盘五六只大馍，佐以各种烹制的猪蹄膀之类，都是大荤大油的美味；另外供应陕西本省所种的鸦片烟”。两年下来，胡景翼的体重养到五百磅，而景梅九则染上了阿芙蓉癖。不过两个人的闭门学问都有长足的进展：“潜心经史，规橅行草”，既似学人、又似书家。

　　倒是景梅九的老诗友张衡玉《忆梅九》七律六首写得悲壮极了，全无油腥肉臊之气。其中与撰文骂袁有关的是这一首：“落魄韩非悔入秦，飞言造狱竟成真。覆盆头上无天日，草檄灯前有鬼神。诏捕白衣关内侠，词连朱邸座中宾。槛车临贺都门道，风雨离亭几故人。”

　　至于正处在景梅九、于右任等人对立面的陈树藩，毕竟还是老奸巨猾。洪宪帝制一出，举国争议时，他默不作声；八十三天转瞬即逝，他撑到最后一刻，忽然宣布陕西独立，让袁世凯痛心疾首，故世传他与陈宧（音宜，不是“宦”字）为袁之“送命二陈汤”。待袁世凯于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一命呜呼，他从第二天起又取消独立，好邀段祺瑞之赏，得封“汉武将军”，一统陕西军务。最高明的是在这一个节骨眼上，他以职权所在，封出去一个帅印，居然是给陆建章那不争气的儿子陆承武，让他干陕西“护国军总司令”。这“将欲操之，反以纵之”“宁与外人，不与家奴”的两招，全是跟老袁学的。

　　尽管高拜石《古春风楼琐记》把陈树藩诱捕软禁景梅九的经过写得非常传神，但毕竟与史实略有出入。但是高拜石有心的曲笔尚不止此——恰由于欣赏景梅九的风度以及风骨，高氏为之撰此“行状”，刻意不提他在宁汉分裂（或称“四一二政变”）之后，对蒋介石颇有微词的一段，甚至含糊地说：“民国三十八年国府撤退，梅九不久便逝世了。”事实上，景梅九一直活到一九五九年，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虽然没有在共和国担当任何实际的公职，但是他和中共党中央的董必武交好，还是陕西省的政协委员。

　　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九年，高拜石在台湾省政府所拥有的传媒《台湾新生报》连载其专栏，而能够大书景梅九之生平，是相当不简单的事；时距风声鹤唳之白色恐怖未远，而能将一个在二三十年代积极反蒋的革命元老之一生燃犀发微，荣以华衮，恐怕还是因为党国大老于右任以及宫廷亲贵孔祥熙还健在的缘故，他们和景梅九都有极深的私交。孔氏在景梅九最窘迫的时候，经常出手接济；于氏不仅和景是同乡、同志，其为人行事，豁达浑厚，亦与梅九同调。高拜石有一段文字形容得很妙，录之于后，以见斯人风流：

　　和他（按：景梅九）有交往的，都知道他不爱吃，不爱穿，不爱赌，不爱应酬，不颠倒是非，不计较得失，不发怒嗔人，不危言耸听。客来不迎，客去不送。任何人见到他，听他妙论，一切得失利害，宠辱生死，统统消于无形，不是尊之为“景圣人”，即是称之为“活菩萨”，其为人倾倒者有如此。

　　景梅九和另一位诙谐智趣的民国人物刘成禺（禺生）也是至交。刘氏有《洪宪纪事诗》两百零八首七绝一卷之作，每首另有详文说解，以亲闻亲见亲即之身，将民初至洪宪终结间之史事作了相当丰富的补充。

　　刘成禺幼出天花，是个麻子，有“麻刘”之目。而景梅九肤黑，常自称“黑景”。当景梅九得知刘成禺写了纪事诗之后，立刻也写了十首七绝回报，将他在狱中隔墙闻见的洪宪怪状也作了一番描述。根据他和刘氏的通信可知，这十首诗是“黑景”应“麻刘”邀约，共襄纪事诗盛举而写的。景梅九一挥而就，随句附注，有致刘书信一封，其中有一段：

　　在秦（陕西）时，同邑王君书“袁”字请测时局，予立断曰：“土头哀尾，其败必矣。”革命旧雨，梦寐弗忘，麻黑交情，在此一举。

　　以七绝抒情言志，得其体之精炼凝深者为佳；而以七绝叙事，则于运典用事方面，非宛转清切、绸缪绵密之笔不能办。景梅九这十首诗偶有不协声律者，但是大多亲切自然，抑扬有致，点染现实，不愠不火，流露诙谐冷峭的面目。像是：

　　犹忆儿童拍手歌，家家红线意如何？幻成年号真奇绝，半继前清半共和。

　　这是因为北京童谣有句“家家门上挂红线”，袁世凯称帝，公布了年号，老百姓便把这首老童谣说成了先见的符谶，而“洪”字，则三点水加上一共字，遂解为半取“清”字偏旁、半取“共和”之“共”。

　　另一首：

　　宛转娥眉一剑休，为防身后更遗羞。君王意气依然在，不使虞姬自刎头。

　　这一首说的是陈宧背叛袁世凯、通电独立，以明反帝之志以后，袁世凯的“送命二陈汤”吞下了一陈，在怒极之余，曾经手刃一妾，据说死者还是平日最得袁世凯宠爱的一个。景梅九反用霸王别姬的故实，可谓谑而虐矣。

　　曾经写下《忆梅九》七律六首的张衡玉也是了不得的人物。他本名瑞玑，字衡玉，是同治十一年（1872）生人，资历未入翰林，官不过韩城、兴平、长安、临潼、咸宁等地的知县，在宣统末叶，由于任事之实务体察，知清廷之无可树立，遂参与了同盟会。

　　像他这一类前半生淹埋下僚而犹有奋翮之志的人物，即使时运不佳，来不及跻身重大事件而跃登大历史的舞台，也能够在新旧时代交替的岁月里，发挥安定过渡的力量。

　　民初反袁大纛四举，于弹指间推翻洪宪帝制，日后人们多记得蔡、李诸将，然而足令老袁忧惧僝僽的却是在许多小小的县份里发挥启迪民智而又极有治绩、廉名与慈心的前清知县；无论他们是否像张衡玉一样同情革命、甚至加入同盟会，都在新的政治架构和价值鼓吹了几年以后，成为共和制度最坚定的支持者。

　　这些受过旧学浸润而能不染其旧，受过流行思潮感召而能不鹜其新的下层文官，既没有遗老的怅惘不甘，也没有民党的昂藏得意，更痛恨军阀的骄横恣肆，他们也还知道如何真诚地在保守的官箴规范之下“抚民如子”，这是一种夹缝里的智慧与伦理，其结果当然是赢得万千百姓的尊重和景仰。张衡玉在光绪末年调任兴平县令之际，就有一双旧靴子留在前任任所韩城县的鼓楼上，供人瞻仰，版书：“知县张瑞玑之遗靴”。

　　张衡玉的诗也是极好的，文采神韵在唐宋之间，器局开阔，词理畅达，绝无刻意随时俯仰，故作冷峭幽深之态。光绪三十二年（1906），段芝贵以一万二千两身价买得伶人杨翠喜，献于庆王之子载振，以购黑龙江省巡抚之缺。这一案轰动全国，为御史赵启霖弹劾，但是庆王奕劻当时权倾朝野，后来的收场居然是让刊布此案的《京报》关门，而赵启霖的老师、军机大臣瞿鸿禨则丢了官。张衡玉写《杨花曲》嘲之，仅以下数句，已经是近世以来最称经典的政治讽刺：其干净利落的记事，以及犀利深刻的谑嘲，可敌《长恨歌》《圆圆曲》：

　　消受章台一枝柳，人天好事感良友。

　　昆仑肝胆押衙心，酬恩岂在谢媒酒。

　　阿翁只手揽朝纲，亲草诏书代玉皇。

　　白山黑水新开府，头衔一旦生光芒。

　　《忆梅九》六首也是借题抒愤的意思居多，他大约以为景梅九此次遭到逮捕，万无生还之可能，所以遣词之愤激、用情之迫切，远远超乎《杨花曲》那样的讥诮，而直是辱骂了。其第五首：

　　送死宫中纣绝阴，晴空无日昼沉沉。

　　天垣黑暗修罗掌，地狱慈悲佛祖心。

　　尚冀皋陶怜孟博，谁闻魏武杀陈琳？

　　十年奔走贫如洗，莫语输官赎命金。

　　此诗仅首句用道家典较不平易，“纣绝阴”，即“纣绝阴天宫”，为“道教六天宫”之一。见段成式《酉阳杂俎·玉格》:“六天：一曰纣绝阴天宫，二曰泰煞谅事宫，三曰明辰耐犯宫，四曰怙照罪气宫，五曰宗灵七非宫，六曰敢司连苑宫。人死皆至其中，人欲常念六天宫名。”

　　“送死宫中纣绝阴”与次句第五字两用“纣”“昼”，一方面也就是“咒”，痛骂而不能禁的转语。

　　张衡玉将袁世凯比喻成具有恶力、介乎人鬼之间的魔神，也隐然以机诈满腹、野心猖狂的曹操作一反衬——“未闻魏武杀陈琳”，意思就是说：连曹操都知道惜才好生，不杀陈琳，你老袁囚一国士，砉砉磨刀，何以自处？而把景梅九比喻成“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地藏王菩萨，则警策而恰切！

　　景梅九家学、幼学渊源深广之故，多闻强记，博洽中外之学，于旧学能治文字训诂，于西文能翻译但丁《神曲》、托尔斯泰《救赎》，故其排奡耿介，近乎目中无人。对于迷恋权位、残民以逞的军阀自然是打从骨子里痛恨。一九一六年，袁世凯称帝，景梅九拟了一篇《讨袁世凯檄文》，也因此被捕，在北京关押了几个月。

　　在政治主张方面持进步之论，而在文化价值上，景梅九却对古典民间戏曲充满了情感和创意。他在《戏曲说略》中说：“戏曲之移人，其力遥在史籍说部之上，无怪乎欧美之文豪，均以剧作家显著也！吾国以戏曲为文章余事，且等而第之于小说传奇之下，所谓通人君子者多不屑为之。间有一二为之者，亦多隐其姓名，惧为世指责。晚近之致力斯道者尤少。中国戏曲所以无长足之进步者，职此故耳。戏曲无进步，则社会无改良。”

　　从一件破天荒的创举可以看出：他对于千百年来始终流荡于社会底层的传统戏曲有特拔高举之功。民国十三年（1924）春，景梅九应安邑县长的邀请，重修县志，竟然在《乡贤录》上，将当时六位安邑县籍的山西梆子演员列名载籍。在他那个时代，唱戏的角儿一般连家庙也不让进，怎么可能登入县志、列为乡贤呢？

　　***

　　可能，景梅九并不知道，他对于戏曲的提倡所展现的新视野有多撼动人。一位原本与他并不相识的同辈读者，就是一个受到感召而将之昂声传扬的人。

　　此人姓王，名镜寰，字明宇，号觉盦，光绪十年甲申生人，较景梅九只年轻两岁。王镜寰早岁即追随金州出身的名宦王永江（岷源）任辽阳州警务局长。王岷源之于人才简拔，特重书法，王镜寰又写得一笔秀整端严的小楷，遂大获赏识。

　　即使以整个中国为范围审视，从清入民国，此一风云动荡的期间，“奉天二王”都称得上是难得的循吏。王岷源在民国十年前后任代理奉天省长，任命王镜寰为政务厅长，兼领清丈、水利、屯垦各局督办。大约就在奉天省计划开辟沈阳至海龙、复转接长春的“奉海铁路”之时——约当民国十四年（1925），王镜寰奉令成立“奉海铁路公司”，于偶然赴京采购的旅次，他读到了景梅九甫自京津印书局出版的新书《罪案——辛亥革命回忆录》，其中收录了那一篇《戏曲说略》，王镜寰尤感于这么一段话：

　　吾国野人，身不履义宫，目不识文字，而素行孝义节烈，往往可以撼天地而泣鬼神者，乃恒过于读书知礼之士大夫。夷考其故，则或由真性之流露，或蒙社会之熏染，而最普遍之原因，则为受戏曲之教训，谚所谓“高台戏化人”者，实有至理存焉，则舞榭不啻为国民之义校，优伶不啻社会之导师也。呜呼！中原之衣冠文物历史风俗、世道人心，为戏曲所维护者，极为远大，固不仅乡里野人受其赐也。

　　在北返奉天的火车上，王静寰为这样一段见解触动，“如雷击于顶”，不只是感慨良深，他还将这篇文章高声朗读给他刚满九岁的孩子听。

　　那个孩子，日后醉心于书法，当然是追随父亲的步履；其专注于京剧，甚至投身于多种戏剧的创作，也是秉持着景梅九“高台戏化人”的信念。而在聆听父亲朗读着《戏曲说略》整整半世纪之后，我也得以亲炙于他的门下。他正是王静芝先生。

　　王老师给我的“满村听唱蔡中郎”下款多题的几句话，也正是静寰先生当年朗读的一部分内容：“旧剧者，国民历史教科书也。无旧剧，则无历史，无历史，则无国家。”

　　旧剧，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越来越厌弃鄙夷的东西。

　　无论戏名叫《扮皇帝》还是《窃国风云》，胡金铨导演甚至想过这样一幕开场戏：一群被袁世凯关进大牢的死囚，各人各说一套，说自己如果侥幸不死，而又能重获自由的话，会在这世间做些什么？

　　坦白说，这是一个有如薄伽丘《十日谈》一般伟大的开场设计，具备了非常古典主义的情感，既吻合人性在被迫面对极端困境的时候所可能显现的珍贵价值，也足以暴露不同角色心理幽暗或光明的角落。胡导演接着还手舞足蹈地表示：第一个被指名就这题目表达愿望的人根本没说话，他把手臂一卷甩，四指压住袖口，唱了一段。藤井贤一迫不及待地追问：“他唱什么？”

　　胡导演答说：“不知道。”

　　胡导演一向如此。为了琢磨一个开篇的形式，可以捣鼓三年，但是还不一定有可以接得下去的故事。当年我们在编写《笑傲江湖》和《将邪神剑》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干的——我甚至认为他对于第一个登场的人物如何“起霸”的关心程度，远超过讲清楚一个完整的电影故事。像是死囚牢里各言尔志，其实原有所本。那是胡导演生平无数所谓的“没什么学问的小研究”之中的一环。他当时在美国加州帕萨迪纳，我们明明应该讨论的，是天下第一勇士庆忌如何被一个病夫要离刺杀，可是他却尽在想着另一面的处境：刺杀任务完成，行凶者逃逸，但是无辜而被捕的人该如何展现他们的惊恐、愤怒或者悲伤？

　　接着，胡导演说了“西湖牛肉”的故事。还特别强调：“不是台北金华小馆儿西湖牛肉羹那个西湖牛肉。”

　　是章士钊。 南国之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