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十七年（1894），浙江绍兴府府学考场里前来应试的人不知凡几，人丛中颇有些奇观。今回有一幕，百年不见——前头走着个身形魁梧的大个子，双手各提着一只考篮儿，腰上系着条又宽又长的腰带，腰带的另一头牵在一个瘦弱矮小的孩子手上，人当他们是父子，却也不能无疑，毕竟父子同年考秀才的十分罕见。若非父子，他们的关系就更费疑猜了。
试后发榜，一前一后两人都中了，只不过名次和行次是倒过来的。走在前头的田沛鋆勉强得隽，而走在后头的蔡椿寿是田沛鋆的妻舅，年纪比这位二姐夫小上二十春秋，却高中了前列。他是这一榜里年纪最小的童生，只有十四岁。不过当时期望他将来能为绍兴府挣一个“连捷”状元的人恐怕都要失望了，这孩子一生的功名到此为止。
他更了不起的事功也不是以蔡椿寿之名成就的。他的号叫“东藩”，有时写成“东帆”或“东颿”。此公举业蹭蹬，多少与他不合时宜的个性有关，也与他所向往的文章境界和价值有关。后来他磨尽数十年青春，受尽书商剥削，骋一生之力，写下十一部《历朝通俗演义》（或称《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共一千零四十回，七百万字，不可谓不是巨著了，甚至我们还可以说：他恐怕是近世以来最用功、最独立、也最伟大的平民历史教育家。
蔡东藩命途之坎坷也相当罕见。他在六岁之前，还能跟着两位哥哥读书，但是时间不长，大哥就因病亡故。比他大四五岁的二哥也在青春期忽然罹患了一种怪病，先是两腿瘫痪，之后全身逐渐麻痹，药石不能回天，很快也就跟着他大哥去了。接着是一双父母，或许是由于两个大儿子先后去世而积忧成疾，随即过世。至于嫁出门的三个姐姐，没有一个能养儿育女，也相继撒手人寰。蔡东藩尚未成年，便得主持一连串的丧事，还向那位憨厚的二姐夫田沛鋆举债成服，情境可以说万般窘迫了。
俗事不堪了，田沛鋆给出了一个他自己也不甚甘心的主意：本县（临浦）谁不知道蔡东藩才学出众？有人来请去干枪手，也就是冒名顶试。此事有两个法门，一种是冒者与被冒者同科进场，枪手连作带誊，一手包办，再伺机供应给出钱的考生，自己的卷子就算白玩儿。另一种是原考生根本不下场，索性由瓜代者一体应付，不折腾。按寻常律例，三年一大比，蔡东藩替人考过好几次，虽然广助无学无才者晋身官场，他自己仍然只是个两袖清风的穷秀才。
有一年他亲自调教的两个满州贵胄子弟要应考，他心一横，也打算凭本事谋一出身，告别这西席带枪手的生涯。未料考到末场，两个学生为了孝敬老师，给送来一碗蒸鸡，蔡东藩起身一逊让，把碗鸡汤给洒在刚誊抄好的试卷上了，淋漓满纸，不堪辨识。当下也没有工夫重新抄录了；这一科，就算是天上文曲星给蔡东藩这些年干枪手的一个薄惩，可他一旦认识到这是天意，就彻底看开了——功名于我本无份，事业凭谁算有为？
正科不能出身，优贡也是一条路子。和“乡试”一样，优贡也是以省为单位的拔才之途。学政在三年任满之前，例由各府、州、县的教官保举所属之学校中品学兼优的生员弟子呈送给学政，并会同一省之巡抚考优贡，以备次年送京朝考。朝考如果还能保持优异的成绩，立刻分发，以知县或教职授用。
蔡东藩优贡名列前茅，朝考也在百名之内，是了不起的好成绩，还得进宫见皇上呢！
朝考优等，可以面圣，这是乾隆以后逐渐形成的规矩。以蔡东藩当时的境况来说，还得斥资捯饬一番；花一大笔钱，买套绣花衣帽。到正日子了，夜半起身和其他同榜登科的新贵们一起进宫，听候大内差遣。每个人都以为晨曦初上凤阙之时，就能够得见皇帝的龙颜，这是何等的荣宠？何等的恩眷？
不料，进得殿门之后，四下里仍是一片阒黑。好容易挨到天将破晓之际，太监传话，让大伙儿落跪、叩头、高呼万岁。人人身不由主了老半天，朝阳尚在觚棱下，便传话下来：朝见结束，众人可以各自回去了。新贵人们不但没见到皇上，没见到大臣，甚至连太监的长相都略无印象。
蔡东藩日后经常提起这一段往事，说时摇头太息不已，频称：“辜负，辜负。”这是十分有趣的两字笺注。三更灯火五更鸡，十年辛苦不寻常，换来一个淑世救国的盼头，一份不着边际的资格，但实则博取到的仅是彻底的失望。面圣而不见圣是个完整的象征，似乎在暗示着千百年来科举时代无数士子拼尽一身精力气血，为的不过是一瞬间的镜花幻泡而已。
真正令他绝望的是又等了几年之后，他终给分发到福州，以知县候补，却没有能力与督抚藩臬之流的上官周旋、交际，倒是吃了不少闭门羹。他遂因此而大彻大悟，在福州待了一个多月，便称病回家了。这一年，正值辛亥。
长久以来，蔡东藩在浙江地方上的文名已经相当大了。他有个多年相交的文友，叫邵希雍，字廉存，是山阴县下邵村人，一听说他称疾归里，赶紧前来存问；一见面而得知病是幌子，便竖起了大拇哥，道：“悬崖勒马，智士也。”然而他不只是来称许老朋友的，还带来一份工作——
原来邵希雍先前曾经编过一本书，名为《高等小学论说文范》，由上海惠文堂新记书局出版，这种既是教科书，又兼有“自修”的性质，只要新式学堂里有人使用，在尚未来得及发现第二种之前，市场都是独占而广大得无从想象的。科举已废，文教却不能一日中辍，邵希雍此一生意眼可以说独发先领，并世无双。
出版前他曾经就教于还没上福建去碰壁的蔡东藩，蔡告以：“假借文字，陶铸国魂，发爱国思想，播良善种子；的确是桩大功德。”这几句鼓励的话呈现了一种不凡的气魄，脱拔出一般遗老在清末民初之时那种冲天怨怼的亡国之恨。蔡东藩更接近严复，试图在新世界看似一片汪洋的茫然之中找寻旧王朝里可供抱柱取信或浮浪存身的饾饤之学。
果然，《高等小学论说文范》一上市便到处风行，“岁销以万计”。如今他二度找上了蔡东藩，是要把这文教事业往上再推进一层楼——邵希雍的下一个出版计划是《中等论说文范》。当是时，蔡东藩并没有立刻答应，以后见之明视之，很可能在那个节骨眼儿上，蔡氏已经有他自己的写作计划——也就是《历朝通俗演义》中的第一部：《清史通俗演义》。邵希雍不死心，三顾茅庐，请他务必花些时间属稿。他刚刚才开始写，就传来了重大的消息：武昌革命成功了！
一个新的时代在眼前展开。很多人来不及参与其缔造，甚至来不及讴歌其成功。但是来不及往往是桩好事——蔡东藩在这本《中等论说文范》的弁言里如此写道：“就时论事，勉成数十篇，并缀数语以作弁言。窃谓为新国民，当革奴隶性；为新国文，亦不可不革奴隶性。……夫我申我见，我为我文，不必不学古人，亦不必强学古人；不必不从今人，亦不必盲从今人。”
蔡东藩的写作事业初与邵希雍相绾合，而邵早故，于是这事业就转而由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发动。
会文堂是一个务实的出版社，看准了新式、旧式教育在衔接期间会有一段漫长的磨合时期。究竟什么是国民应该具备的普遍教养？什么又是才人得以专攻的精进学问？这在清末科举废除之后一直是关心教育大业之人都在摸索的问题。会文堂于是和蔡东藩商量：如何能透过市场的主导，奠定一个基本文化能力的培养方向。
从蔡东藩主持、编纂的书籍可知，他并不特别注重“四库”“百科”那样庞大的知识输送结构，从刚下手编写的《写信必读》《楹联大全》《幼学故事琼林续集》可以看出，他亦不注重流传了一二千年的载道问学之义，所关心的反而是更简明、切近的实用之学——在生活中能够应用的文字知识。
在他看来，当前的文史教养不外两端，一是“优孟学”，一是“盲瞽学”。所谓“优孟”，还算是文雅的贬词，意思就是说：在传统的老师宿儒教导之下，孩童不过是模仿唐、宋诸大家的腔调，咿唔鹦鹉，摭拾之无，到头来还是求媚于王公权贵的一种文字。
对于新文学所寄生的新媒介，蔡东藩也没有好评。他对民国以后“入塾六七年，自谓能作三五百字文”的学生又是如何议论的呢？“实则举报纸拉杂之词，及道听途说之语，掇拾成篇，毫无心得。”这就是所谓的“盲瞽之学”——换言之，也就是街头走唱卖艺之流亚而已。
蔡东藩的《历朝通俗演义》始自《清史通俗演义》，根据其孙蔡福源的追记，这部书在一开始与会文堂新记书局洽谈出版的时候曾经“多次遭到奚落和嘲讽”，似乎与当时文化界的两股思想主流有关。
蔡福源的论证是以两个蔡东藩身侧之人的看法作骨干的：一个叫李马鉴的邻居，是满清遗老，主张此书应该“为君主制度招魂”；另一个叫沈幼贡的友人则希望这本书能够达到“反清复明”、彰显民族斗争旗号的鲜明目的。
而蔡东藩所拈出的疑惑却远远高出这意识形态的恶斗，他的用语简洁有力，直指打开历史纠结的“角觿”，其实在于能否追问“失政”的关键，而非满足读史者的情感：“夫使清室而果无失德也，则垂治亿万年斯可矣，何至鄂军一起，清社即墟？然苟如近时之燕书郢说，则罪且浮于秦政、隋炀；秦、隋不数载即亡，宁于满清而独永命、顾传至二百数十年之久欤？”
在蔡东藩笔下，写作“演义”这件事犹如“书史”。他不但要逼问历史发展的真相，还于周章叙事之间，一步一步地设问：往来成今古，因果究何如？而这种说故事的态度与方法，当然不是兰台令史、司马世家之属，而是满眼看着三家村里跑来蹦去的塾童，思虑其当知、当问、当思、当辨之事而开出的书写之路，迥异于千秋以来的史家！其伟大处，偏在于这个创世之见。
一切若是为了教育，则历史应该如何呈现？这个思维完全扭转了传统民族教育以完足正确史观为目的的作法。再说得浅显些：当怀抱着《幼学故事琼林》的写作动机面对历史之际，书史者所念兹在兹的不只是表象之事实，还有经不起追问的因果。
如何说明蔡东藩的“演义”不是说故事，更是翻检故事的肌理，透析情节的骨髓，使之成为民国教育之一环，为蒙童也似的国民们建构一套有别于顶礼帝王、崇扬正朔的史观呢？试举一例，就在蔡东藩的第一部长篇历史演义之中。
先是，韩愈有一首《雉带箭》的七古，是这么写的：“原头火烧静兀兀，野雉畏鹰出复没。将军欲以巧伏人，盘马弯弓惜不发。地形渐窄观者多，雉惊弓满劲箭加。冲人决起百余尺，红翎白镞相倾斜。将军仰笑军吏贺，五色离披马前堕。”
其中的“将军欲以巧伏人，盘马弯弓惜不发”，在短短十句诗中营造了一种倏乎顿挫的气氛，像是横空出世的一阵悬疑，让读者错愕，几乎要从将军的内心去反问：他是想放过这一只雉鸟了吗？当然没有。将军只不过是卖弄了一个猫玩老鼠的把戏，制造出一瞬间凝结旁观者惊诧、叹服的气氛。
蔡东藩借用了这两句，改成“将军欲以巧胜人，盘马弯弓故不发”，置入《清史通俗演义》第九十九回后的批注之文中。他接着写道：“这两语正可移送袁公（按：即袁世凯）。迟迟出山，又迟迟入京，处危疑交集之秋，尚属从容不迫，其才具已可概见。汉阳一役，明以示威，得汉阳而失南京，正袁公之所以巧为处置也。从字句间体察之，可以觇袁大臣之心，可以见著书人之识。”
作者为自己的书写批注，看来不免有“老王卖瓜”之讥，但是毋宁从另一个更为宏观的视角看去：这段话当然不只是在揄扬著书人多么有见解，而是藉批注的口吻，助读者一臂之力，从看古人热闹的立场上抽拔而出，发现历史推进过程之中，一二暗中控驭之人如何旁敲侧击之窾窍。
这几句按语的确石破天惊，发前人所未发，直指袁世凯纵冯国璋之所部烧劫街坊、荼毒汉阳，与刻意让南京失守，拱手于同盟会数百残兵，其实是出于同一副机心——若不焚掠汉阳，不足以邀迎宗室的信任；若不弃守南京，又不足以裹胁朝廷之眷倚，而袁氏之所以能在清宗室与革命党之间悠游取容，两面得利，关键就在汉阳、南京的一操一纵之间；打汉阳、弃南京，都只为了养两面之敌、复结两面之盟。
作为一个历史小说的写作者，蔡东藩何尝只措意于我们后世人眼中的文学？他开笔所写的第一部历史演义就是为了在帝国和民国易帜之秋，察觉这大历史舞台上之阡陌纵横，各从何处而来、又通往何方而去。所谓“著书人之识”，才是他心系于读者的枢纽——叙述故事，是为了提炼观点，并且施之于普通国民之教育。
就像是先前他所撰写的《幼学故事琼林续集》，其目的还是架构一套审视历史的独立观点，将“为新国民，当革奴隶性；为新国文，亦不可不革奴隶性”的写作信仰，传播到每一个有能力听说书的人耳中。更具体地说：蔡东藩既承继了罗贯中以小说写史的企图，更着眼于他那一个当代的宏观性的文化教育，撇开辞章美学的角度不看，单以纵深两千一百六十年的时间跨度、一千零八十回达七百万字的篇幅，而总以一人一笔挽任之，这份成就恐怕连罗贯中也只能瞠乎其后。
陆游的诗《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是这么写的：“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此处的蔡中郎是传说故事《赵五娘》里的负心汉。不过，此诗常让我想起蔡东藩——在现实里的无论张家村、李家村，还能听到他说的这一部漫长的故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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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首《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与我关系特殊。这一张书法作品，行书秀美，是静芝老师亲笔墨宝，在我的书房壁上悬挂多年，直至今日。犹记书写当时，我侍立在侧，老师写得高兴，指着剩下来的二尺全开的空白处说：“还有一半儿，我再给你写两首，还是陆游罢。”多写的是放翁《东关》诗二首，也都是七绝。其一曰：“天华寺西艇子横，白苹风细浪纹平。移家只欲东关住，夜夜湖中看月升。”其二曰：“烟水苍茫西复东，扁舟又系柳阴中。三更酒醒残灯在，卧听潇潇雨打篷。”其中“又”“系”二字颠倒，字间右侧打了个勾，算是补正。
老师一挥而就，落款钤印罢了，才说：“诗人是一个意思，读诗之人，又生出自己的意思，意思无穷，人人不同，诗才是活的。字纸你拿回去，裁开也可以，不裁也可以；但是要看出放翁的意思，看出我的意思，也看出你自己的意思要紧。”
接着，他从桌上的铜钵子底下抽出另一本书，递了过来。我仔细一打量，发现那不是书，是一本封面打印着《一代暴君》四字的稿本——的确就是多年以后柳亨奎在电话里形容的“剧本”，然而，捧在手里翻览的当下，我根本不觉得那是什么剧本，乍看倒像是一册翻写修订了许多次的教学笔记，每一页的正文只有八行，朱丝栏分明界定，行中有钢笔大字、也有红笔小字，行间略现空白之处，也都几乎写满了更细小的注脚，虽然文字密密匝匝，犹如蚁阵，但是布局分明，前后文的衔接倒是十分清楚的。
在这一册文字的第一页上，清清楚楚两行毛笔小楷标题：《武昌革命真史：〈熊成基事略〉考》，信目游观，立刻看到几句醒目的正文：“革命未就之前，孰能卜其成败？革命既兴之后，谁不争相收拾？建勋者争其权轴，败亡者振其铩羽，所事者何？盖孜孜造史，以攘后世之名也。”
由于字句铿锵有节，我忍不住读出声来，静芝老师随即笑着说：“你就把这篇东西改写了罢。”
“改写？”
“改写。”
“改写成什么呢？”我还是一片混沌。
“改写成什么都可以。古人说‘隐括成文’，就是这个意思。把诗填成词，把词吟成诗；把笔记敷衍成小说，把小说提炼成考据。都可以的。”
“什么时候交卷呢？”我怯怯地问道，一面想：这大概就是向“老板”讨字画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吧？
不料静芝老师却指着桌上未曾干透的字画，说：“才说‘满村听唱蔡中郎’不是？那说书的老先生管它什么时候交卷呢？”
一听说没有交卷的日期，我可乐了，一时兴起，摇着手上的册子，随口问道：“为什么是‘一代暴君’呢？”
“电视台印剧本，封面印多了，我看扔了可惜，就收着用。你要不要几张？”
我还真讨回家一大沓报废的《一代暴君》封面纸，反折之后，用来包覆稿子，非常合用。直到手写稿这件事彻底从生活中消失为止——人们称这种不写字的时代为网络革命时代。至今我还保留着封面里页印有“一代暴君”字样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从《武昌革命真史：〈熊成基事略〉考》隐括改写而成的《慈善相呼革命军》。事实上，我一直没有缴回那一份作业，我甚至没有缴回静芝老师的稿本。原因很简单，我并不知道我“改写”成功了没有。
静芝老师交付给我的是一份学术材料，可是他所谓的“隐括”，显然并非要我把这份材料融会成另一篇学术报告。我大胆揣摩，他会不会是要我将熊成基的身世、遭遇改写成小说或者剧本呢？（用《一代暴君》剧本纸封当封面，不就是一个相当强烈的暗示吗？）不过，我实在没有把握，只能夹议夹叙地写成一篇读来像是刊登在《传记文学》上的道故杂谈。不料，几年之后，却真派上了用场。
那时，旅居香港的张艾嘉介绍我和胡金铨导演结识，要我带一些可以“显示编剧功力”的作品给导演过过眼，为的就是替徐克监制的大片《笑傲江湖》编写剧本，而胡导演则获聘执导此片。胡导演当着我的面把《慈善相呼革命军》很仔细地读了一遍，突如其来地说：“你和王静芝先生是故旧吗？”
“我是门生。”我说。
“那么，就是你了。”胡导演摇晃着那一卷《慈善相呼革命军》，说：“这明明是王先生的笔墨。一篇论文写来，简直就是剧本。你只不过是把它作成大白话的文字罢了。然而，这也是不容易的事了。”
藤井贤一和我在紫藤庐窝着罗圈儿腿喝茶的那个下午，他在暮色之中，用那短短的手臂、短短的手指，挥舞着、拨弄着、比画着，像是这世间有一种语言不敷使用、非以夸张而难看的舞蹈不足以表现的意思，挣扎了半天，才说：“胡导演的《扮皇帝》就是要用这种方式写，也是用这种方式拍！”
“不过，”我问，“静芝老师也好，还有你刚才提到的王岷源也好，他们跟薄无鬼又有什么关系呢？”
“你们中国人喜欢说大时代、大时代，”藤井贤一伸着懒腰，道：“胡导演就说过：大时代，就像黑洞一样，是每个人都卷在里面、陷在里面，都有分不开的关系。”
其实，这话里面的“黑洞”一词是藤井贤一自己添加的，本来的语句也不是胡导演说的。原话出自熊成基。那是熊成基慷慨赴义的两个叙述版本其中之一，说的是熊成基和提刑法官告别之时，先说：“郑重！郑重！后会有期。”之后，登上囚车，前往北门刑场。
在路上，他对押解他的护兵也有交代：“尔等与我并非陌路，是这个时代伟大，把人人都拥抱起来，有如浪潮迭生，浮沫相连，人人都密不可分啊！”之后，烈士再向围观的老百姓高声喊道：“诸君！诸君！别以为我是盗匪，别以为我是奸人，别以为我是杀人的凶徒。我本来只是一个慈善的革命军人呀！” 南国之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