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人物还普遍保留了笔记写作的习惯，这个习惯和晚近以“现代文学作家”为书写核心，大量印刷、商业出版、市场运作以“结集成书”的思维是很不一样的。
笔记写作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范围，天文地理历史政治诗论词学街谈巷议食单花艺可谓无所不包、无所不及。内容深刻独到者、文笔清雅优美者，或者是作者另有不替之名而籍籍于世者，往往一部小小的、随兴的手札也被当作古典文学的翘楚而流传着了。
但是绝大部分从事笔记写作的人并非专业作家，他们只是惯性地视著书立说为此生思见付诸后世公断的一个必然手段。大多数不能藉“孔门四科”之目以扬名声、显父母，浮沉于士绅、庶民之间的读书人，只好凭着几枝秃笔，只字点墨地述志抒怀。在清末民初生长生活的几代人，往往因时潮冲刷、身世飘零，更具复杂坎壈的怀抱，也因此而多于笔记之作中留下冰炭满怀的迹证。
一九六八年，台北中华书局出版了一本《稼青丛稿》，作者伍受真，稼青其号，江苏武进人。书前小序有“旅台廿稔，刻书五种，敝帚自珍，盖亦书生结习也”以及“文不足观，惟纪人纪事，率以略有裨于文献者为归”之语，可见作者肝鬲。
这本《稼青丛稿》正是从前述五种著作中剔搜而成，有文录十二篇，副以诗存、联话、语剩等各一卷。在文录中，有这么一篇《记先叔博纯先生》。若非此文，后人不易得知在民国之初，所谓“社会教育”这样一个概念以及实务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之下“不得已而形成”的；但是，即使为先人立传而其书不能传，似乎也在数十年后徒留惘然。
伍受真的二叔伍博纯，本名达，字仲良，生于清光绪六年庚辰（1880），也就是“民前三十一年”。大约是因为家道不好，五岁由母亲开蒙、授以“三百千千”之后，便被送进一个张姓大户人家的私塾寄读，虽然课业优良，却在那儿受了些刺耳言语的委屈，说什么也不肯继续读下去，后来辗转跟着个叫吴德生的老儒学制艺，二十岁上就中了秀才。
在当时，这样的成绩算是夙慧英发了。但是伍博纯童年时期受的窝囊气并没有消除，他对教育这件事有了不一样的体会——在他看来，功名科考、科考功名显然只是猎取个人身家地位的排他手段。除了在心理上开始同情康有为式的变法图强之外，他更对新学有了兴趣。由于秀才身份，勉可家给人足，他还和同里的三五友好合资聘请了一位日本教师，以手谈的方式跟从受学，内容包括日文和数学、理化等科目。
这个经验显然让伍博纯感受到两个面向：教育与功名是可以切割的，教育与每一个人都是不可分割的。在一个现代宪法国家，这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但是在朱门半掩的旧中国，这种基于对知识的好奇和分享所获得的体认却真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这时我们会问：国民教育，不就是普设学校，让每一个成长中的孩子都能够均沾雨露，获得知识的浸润，并且奠定学习的基础，不断在人生的道路上开启智能吗？不过，伍博纯的设想还多了一层：那些从来没有机会受教育，却已经卷进了大社会的变局之中，而且缺乏谋生和求知能力的成人又该怎么办呢？在新式小学堂、中等学堂已经广为国人甚至官僚所注意的时候，若是根本没有顾虑到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文盲，则下一代真能安心受教育吗？这确是一位先知的视野。
用伍博纯过世之后，中华通俗教育会北京分会所题的挽联来形容，的确惊动世人耳目：“社会居然有教育，国民永不忘先生。”
仅仅从伍博纯早年求学的经验上查考，便可以理解：那一代在青壮之年入民国的“小知识分子”，本身就处于一种不得不然、也不得已而然的速成教养环境之中。
如前文所述：五岁始由母亲授开蒙之数而识字，到二十岁中秀才，这十五年间，伍博纯还是在一种“对于科名并不重视”的心情，以及“科举之在当时，早成强弩之末”的背景下从事学习。可是我们却不能不惊讶：仅凭二十到二十二三岁之间，与三五好友合聘日籍教师学习日文和数理的能力，他居然编著了一本《最新文法教科书》，和一本《简明药典》。
虽说内容大部分取材自日文书籍，是一种“针对国情而改译”的专著，但是能够在上海两家颇有规模的书局印行，公开上市，销路还很不错，这样的成绩，在今天受严密分流、分科、分系控制之教育出身的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文法学和药学在今天的学术体系里根本不可能毕集于学习者一身；更何况，伍博纯之所以出版这两本书，还纯粹是因为在二十二岁上，由于用功过勤，病肺咯血，在家养病，而得暇以兼之的缘故。出版了这两本看似风马牛不相干的书，大约也为伍博纯带来了相当不恶的声名，在一九〇三至一九〇六年之间，他已经可以出入桐城吴挚甫（汝纶）家，担任西席之职，其“才学贵重”可知。
为什么说能在吴挚甫家当塾师是不容易的事呢？吴挚甫是同治四年（1865）乙丑科进士，更曾在曾、李幕府多年，当过直隶州官，更重要的是他在任官之地都开办了书院，亲自登坛授课。辞官之后，还在保定莲池书院任山长，光绪二十八年（1902），还应张百熙之邀做过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是一个“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的人物。
伍博纯在教授旧学之余，除了继续自修日文以及由日文所负载的知识学术之外，还开始为上海《申报》写专栏，并因文名远播之故，在宣统二年应聘为家乡武阳（武进阳湖）劝学所的“总董”，大约相当于日后的县教育局局长，在他任内，武阳县增设了一百多所小学。然而，这只是他“发现”整个时代教育问题的一个开端。
想要谋一邦之长治久安、国富兵强，必须归结于教育，这是积弱百年所带来的痛彻之思。但是一般考虑教育为国族之知识力量奠基，多从近代以来的国民教育体系经眼入手，也就是悬望于孩童，务求确保新生国民普遍于成长过程之中不至于脱离教养机制，以迄独立于社会。可是伍博纯放眼所见，则总是那些从来就失学，即使废科举、广学堂之后仍然没有机会识字求学的广大黎庶。
民国成立之后，伍博纯原本有机会因蔡元培的提携而在全国教育行政部门施展身手，蔡氏在中华民国元年（1912）一月，接受大总统孙文提名，成为民国以来的第一任教育总长，一月九日启用印信，十九日通电各省颁发“普通教育办法”，并电召伍博纯赴南京帮办部务。这个“普通教育办法”的主要内容，除了进一步确认尽废满清时代的教材、教程之外，还颁发了中学以下的暂行课程标准，下一步——也就是伍博纯即将推动的，是如何更有效率地扫除成年人里的文盲；这种人，在数以亿计的国民之中占绝大多数。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伍博纯生不逢辰，他半生系念、与国本攸关的这样一桩大事，居然被一场临时发动的假政变完全戕丧了。
民国元年二月十八日，蔡元培、宋教仁被南京政府派为代表，北上迎接袁世凯至南京就任孙文让出来的大总统之职，可是十一天以后，北京发生了兵变。说是一群汹汹其情、不受约束的部曲反对袁世凯南下，誓以兵事谏之阻之。这场闹剧，却是老袁自己发动的。看出来的人，都说不出来——因为没有人能应付这样一则居心如此深刻却又如此浅陋的阳谋。
辛亥革命的成功，一夕而摧数千年帝制，不是值得大庆幸之事吗？
伍博纯是这样说的：“辛亥革命，不当谓之人民革命，而直当谓之军队革命。军队之所以革命，则惟少数贤豪之主持，与夫报纸鼓吹之力量，而与多数人民之智识能力无与。故此次革命之成功，为极欣幸事，又为极危险事。”
说穿了，这“极危险”三字，说的还是《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所记载的那两句老话：“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 ’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政体虽然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但是“事实上文盲遍全国”，而以一般的生活现况而言，根本不可能让广大群众再接受正式的教育。
宣统元年（1909），学部颁布《简易识字学塾章程》，确立“简易识字学塾”是专为年长失学和贫寒子弟之无力就学者设置的，有专门设计的语文课本和简易算术，两年毕业。第二年，光是江苏一省就办出一百四十九所学塾。
因为追随蔡元培而失去大展宏图的机会之后，伍博纯并未怀忧丧志，比之于“简易学塾”更上层楼，他在上海成立了一个“中华全国通俗教育研究会”，就设立于江苏省教育会旧址。一同列名为发起人的不乏籍籍之士：蔡元培、宋教仁、张謇、马相伯、林森、熊希龄、居正、吴稚晖和于右任等等皆是。
这个庞大而繁复的文明再造工程还包括了“通俗教育用品制造所”的组成。单从一件琐事即可看出，伍博纯的观念之新颖、实践之开明，非但在当时足可谓前不见古人，即令到了百年后的今天，亦不多见有相等器识的来者。
根据他的侄儿伍受真的回忆，说的是武昌起义前不久，伍博纯忽然对伍受真说：“我很想叫你和冶白（伍博纯的长女）将来都去做舞台剧的演员。”伍受真回忆道：“他怕我不懂，又解释着说，就是去做戏，接着问我愿意不愿意？我当时听他这样说，心中很诧异，怎么叔父会要我们去做‘戏子’? ……他又说，戏剧可以移风易俗，是推行社会教育的一大工具。”
“中华全国通俗教育研究会”在各地设有分会，经营内容包括兴办补习学校，举办通俗演讲，创设阅报所、巡回文库，也成立图书馆，发行白话报，改编戏剧唱本。从今日的眼光视之，这一切都冠以“通俗”之名，似乎鄙俚不堪，难入格调；可是就当时的国情人事看来，非如此不易唤起大多数文盲的学习趣味，也不易引领成年之人在实用目的之外亲近文化活动，以成风尚，以见理想。
但是就在民元、民二两年里，这种几乎全靠热心人士赞助才得以在全国十多个省份维持下来的会所，却因为宋教仁的遇刺而停摆了。
我们今天看宋教仁遇刺案，疑云重重。大多数人皆直指袁世凯为嗾凶行险之巨憝，也有的阴谋论指此为国民党内斗而嫁祸于袁，主谋实为陈其美（英士），获利的则是孙逸仙。通常阴谋论是一种基于目的论而成形的假说，凡事以后果决定动机，故可谓“上帝给人类创造鼻子是为了方便架眼镜”。这种设论经常靠不住，原因在于对其事“后果”的误判。宋教仁之死实则并未真正为国民党带来“以悲愤形成团结”的力量，却让党人灰心丧志到极点。其恶果由第二年（1914）国民党之“大倒退”式的改组可知，使准备顺利执政的国民党回头变成“中华革命党”（直至一九一九年再改组为止），根本上只是在以重返暗杀和暴力革命为不得已之号召，以便提振“宋案”所导致的隳颓无赖之气而已。
“中华全国通俗教育研究会”大受影响的原因是：没有人再捐钱了。原本有钱也留心教育的人士出国的出国、关门的关门，谁还在乎这恶浊无明的国度？
清末多方面的新旧交替使得传统伦理在接受重大冲击之余，也有多方面的反扑，许多革命阵营的新派人物身上也不得不披挂上看来陈旧却令人怵目惊心的甲胄。
比方说，十六七岁在杭州“求是书院”就读时就被知县方雨亭许为“中国之宝”的蒋百里，夤缘结识梁启超之后，通过当时早稻田大学的校长大隈重信（后为日本首相）的介绍，终于得到特许，和蔡松坡、蒋百器、张孝准等一同入学，为中国近代的军事教育注入了决定性的力量。
相传蒋百里在十六岁中秀才之前一年，就有过一次轰动邻里的孝行。他的母亲生了一场大病，迫于家道贫寒、饘粥不继的窘况，根本没有延医诊治的能力。蒋百里万般无奈，只好效法古人割股疗亲的故事，在自己的手臂上割下来一块肉，煎汤作药，居然把母亲给治好了。这事大约也对于后来他能够成为书院月考的高材生有些影响。除了蒋百里文章捷秀之外，学官对其人格声望之厚加青眼显然亦不无干系。
伍博纯也有这样的一番际遇，不过在他身上，这提供人肉治病的是他的妻子徐氏。当时伍博纯只有二十二岁，还在和三五邻里友好合聘一日籍教师补习新知的时候，一说是由于用功过度，病肺咯血；于是徐氏夫人瞒着他，焚香祝祷之后，割了手臂上的一块肉，煎汤和药以进。伍博纯吃了这药，居然和蒋百里的母亲一样，很快就痊愈了。
蒋母日后如何，史料不烦细载。伍博纯却在吃了人肉汤药之后的十二年又犯了病。这一次是应吴稚晖之请，出席教育部召开的国语读音统一会。伍博纯之所以能应邀，是因为他在前一年里在各地发展“通俗教育会”赢得极大的名声。伍博纯本人于国音统一问题原无半点兴趣，然而，和他共同筹组“通俗教育用品制造所”的一个朋友（其实是个生意人）却提醒他：你若不趁此机会北上找些达官贵人筹款，“咱们也通俗不下去了！”
这可是一语惊醒梦中人。伍博纯一到北京，便展开了密集的拜会和宣传活动——包括举办当时北方各界都很喜欢举办的“讨论会”。
民主之于近代中国之第一启迪便是“讲话”！许多人也许就是受到了一场慷慨激昂的公开演说之刺激，摇身一变成为抛头颅、洒热血之革命追随者；反过来说，也有人不惜以头颅热血之抛洒为代价，换取一场慷慨激昂的公开演说之机会。人们着迷于演说、热爱着演说，也对于在演说中能够掌握修辞、发挥情采、辩理清明、思致绵阡者，产生无比的崇敬。筹款募捐，往往也要靠这一套。在奔走演讲了几个月之后，人们对于伍博纯有了相当深刻的印象：“他真会讲！”
伍博纯却在预定南返的前一天大量呕血，十二年前的旧疾复发，不得已，被送进了一家日本人开设的“川田医院”诊治。不过上海通俗教育总会方面所关心的是“经费无着，势将解体”，以及“盼速南旋，以维残局”。等到徐氏带着六岁的儿子来到北京见他之时，双方都知道这是最后一面了。民国以来第一个主张社会教育的先知就因肺结核死在北京，享年三十四岁。
前揭“社会居然有教育，国民永不忘先生”虽然是一副知名的挽联，但是所言不确——大部分的人在不到一百年间就忘记了伍博纯，倒是另一副他的同乡胡均的挽联写得凄恻而准确：“事不可为，贾生以是忧愤；语乃成谶，李贺毕竟呕心。”——伍博纯北京行前的确说过：这一趟若是募不成款，就来给我送葬罢。果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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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伍博纯其人一生之言行，我在一九七九年十月初草成此稿，在当时台静农先生所亲授的“治学方法”课程中提出口头报告。那是我进入研究所之后第一篇与课业有关的文字。台老上课的风范独特，他并不怎么讲授治学应该用些什么方法，大部分的时候，他老人家就是闲说些从晚清到民国之间“老辈儿学人”家长里短的小故事，特别侧重于表现在那学人文章之中读书和拟题的习惯。
我的报告稿原本没有什么学术价值，因为从那时候起，我就不怎么会写学术文章，会以伍博纯为题目，根本是因为静芝老师给的那一本《稼青丛稿》就在手边，我又看得津津有味，尤其是关于“讲话”的力量那样的论述——当我写下：“民主之于近代中国之第一启迪便是‘讲话’！许多人也许就是受到了一场慷慨激昂的公开演说之刺激，摇身一变成为抛头颅、洒热血之革命追随者。”这样的句子的时候，内心实在是无比激动的。
我甚至会有一种错觉：我已经当场听到了伍博纯演说提倡通俗教育的号召。再有，就是伍博纯鼓励子侄参与戏剧演出这种事，也令我觉得不可思议而备受感动，那不只是一种知识开明、人格开通的表现，也具体地展露出一种打破俗见迷思的勇气。好像真让我体会了静芝老师所说的：“教育不是天经地义成就的，教育是要有人能发愿助人、救人的事业。”
倒是台老，竟然在这一段落的文稿上密加圈点，不但称赞了我两句，还说：“近世人写文章，喜欢用注子，一句几个注，一篇百十个注，走一步、跌一跤，看得烦死人。你这一篇文字一个注子没有，好得很。不过，要是能把王晓峰枪打郑汝成的演讲把来做个旁证，倒也是不错的。”
台老的意思似乎是要提醒我：即使能够不用注解就尽量不用，以免破坏了文气；但是，有些不能省略的典故，虽然枝节芜蔓，但若能够有力地声援论点的话，似乎还是要想办法融入正文。王晓峰杀郑汝成的事件，的确可以解释“民主之于近代中国之第一启迪便是‘讲话’”这样的主张。
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十日，是日本新天皇的加冕登基之期，非只东京有盛典，日本之各驻外使馆也要举行庆祝活动。而身为袁世凯所任命的上海镇守使郑汝成，也要以地方长官的身份前往日本领事馆祝贺。
在此之前，也就是众所周知的“二次革命”期间，郑汝成曾经率领优势的海军兵力，把进攻制造局的革命党人陈其美打得落花流水。此仇不报，陈其美几有不能在革命党阵营中立足之慨。于是，他亲自主谋，研究了郑汝成当天前往日本领事馆的行进路线，以分进合击之势，构划了五条彼此交织的狙击路线，最后将郑汝成的座车逼上了交通极为拥挤的白渡桥。受陈其美所指使的刺客王晓峰、王铭三、孙祥夫等多人合力围击，枪杀郑汝成于通衢之上。这的确是民元以来轰动国际的一桩绝大惨案。此事，日后为了电影故事前来纠缠的藤井贤一不但也知道，并且十分在意，故而于此顺便一笔带过。
当其时，王晓峰冲进郑汝成的车厢，近身连发九枪，把郑汝成的心脏都打出了胸膛。刺客本来还可以像其他同伙一样，在车阵人丛中从容逃脱。可谁也没料到，王晓峰却站在桥头，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一分多钟的演说，直到租界区的洋警察前来，持铁棍打落了他的手枪，当场予以逮捕，随即速审速毙。
王晓峰只是那一时代数万万被箝制了发言之权的沉默大众之一，身怀一支枪，而实欲口吐一席话，九发子弹打落一颗心脏，或许只是个必经的过程，这样的人真正的目的，是“供世人喜怒”的片刻之言，必须不假他人唇舌，而必欲亲口说出，哪怕仅有一分钟也好。
藤井贤一跟我喝了不知续过第几杯的曼特宁，依旧维持着拘谨和平静，他的那种不动如山的气质有一种潜伏的力量，似乎有意让我从自己的生活回忆和文字创作之中爬梳出一个积极的想法，帮助已经成为在天之灵的胡金铨导演完成一部他原本极想拍摄的电影。
藤井贤一很有把握地告诉我：那部电影即使不叫“扮皇帝”“护国记”之类的名称，也绝计不会是“华工血泪史”或“刘海戏金蟾”。他生硬的中国话听来别有一种质朴、稚拙的说服力：“每一个人到了某一个时间，就会回去他以前生命过的某一个地方。我和胡导演的那个生命过的地方，刚刚好是重叠在一起的地方。你，也是。”
我摇摇头，既表示不同意他的论理，也表示没有这样的事实。
然而，他继续说下去：“我举你一个例子罢张先生。伍博纯过世的川田医院，是我祖母的家族出资，让我的祖父开办的，这一所医院后来由我叔叔继承，我的祖父和父亲才能够回到日本继续经营祖传的事业。是到了我叔叔主持医院的时代，川田也收容过薄无鬼了。（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会儿。）有一点奇怪的说法是不是？薄无鬼？是的。薄无鬼，并没有死在丁连山的手里。胡导演很有兴趣的就是这一点。为什么丁连山放过了薄无鬼呢？这不是小说里才会发生的事，这必须是现实里才会发生的事。”
“你的意思是说：现实里的确有一个丁连山，这个真实的人物并没有像传说中那样出手斩杀了薄无鬼，而是把他悄悄地送到北京，还养好了他的伤？”
“这只是最表面。”藤井贤一把手掌向眼前平伸，仿佛手心底下就是那肤浅世界的边缘。
“还有里面？”
“不，应该说是‘外面’! ”藤井贤一难得地露出了笑容，说：“贵国成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成立这个国家的时候，有人看到自己的新国家，但是也有人看到的，是更多的世界。” 南国之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