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被时人称为“章疯子”，陶成章则被章疯子呼为“焕皇帝”（按：陶成章字焕卿）。不论是作学问还是搞革命，章太炎虽然持论甚激，却总言而有据。他对陶成章的戏称大约也反映了陶专断自为的个性。

　　陶成章在民国元年（1912）一月被蒋介石亲手狙杀于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广慈医院的事，虽然史述不免删削，但是根据蒋的自叙，以及较早期的历史档案，都能推而揭之，还原本事——枪，的确是蒋开的。“制裁”了“逼死徐锡麟”“诋毁先烈”“丧心病狂、已无救药”的陶成章之后，蒋介石即为了逃刑而辞却沪军第五团团长的职务，出走日本。

　　关于这一桩始终未能在法治上还死者一个公道的案子之所以发生，有谓革命党内部之哄斗所致，乃盛称这是同盟会系统压制光复会系统的手段；也有谓南京光复，黄兴被推举为大元帅，而浙军不服，无奈折冲之下，遂以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副之为调停，传闻就是陶成章鼓噪发动的。

　　章太炎也于陶遇刺后发表谈话，称：“沪都督陈其美尝与浙军参谋吕公望言，谓致意焕卿勿再多事，多事即以陶骏葆为例。”的确，陈其美才刚在年前的十二月十二日，枪毙了镇江军政府的总参谋陶骏葆。以彼陶儆此陶，顺理成章。

　　但是既然提到了吕公望（1879—1925），就不妨以这位亲历其境的人自己的文字为证以揭之。

　　吕公望是老革命党，浙江金华府永康人。十九世纪的最后一两年，他进过秀才补过廪，还当过三年塾师。偶然间读到了壬寅年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激发出热烈的革命思想，夤缘入绍兴大通学堂，成为徐锡麟、秋瑾的同志。

　　光绪三十三年（1907）七月六日，徐锡麟发动安庆起义，在巡警学堂毕业典礼上枪杀巡抚恩铭，随即在第二天殒命。此案当下便牵连了秋瑾，于七月十五日在绍兴古轩亭口被砍了脑袋。这个时候，吕公望已经是陆军军部速成学校的学生，之后又经遴选，送往日本士官学校的炮科深造。吕公望有一篇简述生平的文章，后来收录在《杭州文史资料》第四辑之中，由编辑命名以《吕公望先生自传》问世，文中透露不少江、浙当地革命的秘辛。

　　从出身派系的角度来看，吕公望算是“光复会”系统的人马。但是早在一九〇六年间，他就已经“对光复会很灰心”。为什么呢？《自传》如此写道：“我主张到军队里去运动，秋瑾主张利用亡命之徒。后因所用非人，秋瑾的主张没有收到效果。”此外，秋瑾还主张每个光复会的会员交出十元英洋来打戒指，界面上镌以“光头复脚”的一个怪字来当表记。什么是“光头复脚”呢？就是把“光”字的头四笔和“复”字的末三笔，上下相迭，合成一个新字，念做“光复”。看来秋瑾这主张还是不脱小孩子扮家家酒的天真烂漫之气，但是这让一向以为“不革命则已，革命就不能离开军队；离开军队，此后无事可做”的吕公望为之深深不安了。

　　日后，吕公望是在保定看报纸得知徐、秋牺牲的消息。当时他正和另外三十九个浙江青年——其中包括蒋介石——同船共赴天津、复转保定，参加陆军军部速成学校的招生考试。其间道经上海，吕公望和几个比较热心的同志还上“女学报”去见了秋瑾一面。秋瑾的临别赠言是：“你们一共有四十个人，今日就有这么多同志，我真兴奋，但现在时局很紧，万一有机可乘的话，我很愿你们都回来，可是我有要紧的事，要回绍兴去了。”

　　这是秋瑾和吕公望等人留别的话，也是一次永别的赠言。

　　吕公望看革命，有一个战略观点，那就是：“欲拥有力量，便不能离开军队。”这个观点，一直到民国成立以后，他都坚执不移。

　　徐锡麟因袭杀恩铭而死，遭剖心致祭的过程见诸报端，随即又株连尚未举事的秋瑾也横遭大戮于绍兴，引发了惊人的媒体效应。当时一直有传闻：绍兴知府贵福已经掌握了名籍簿册，随时可能一举查拿新军里的革命党人，在赴日深造途中的党人不是没有顾虑，像童保暄、林竞雄等就有意潜逃，但是吕公望表示：离开军队，无事可做，生不如死。是这番话让众人隐忍下来，可也居然没有发生令他们惴惴不安的大追查。

　　留学之时，吕公望入炮科学习，他形容自己“连星期日都不出去的”，反而趁着同学们例假外出的时候，专找字纸篓里同学们遗弃的信件草稿，藉以理解这些人的政治倾向。一旦发现某人对当局不满，或是表达过向往自由、民主的心迹，便一力攀交，使结莫逆，三年下来，吸收了二十三个同志。这里面有一个广西人，叫陈以禄，由于个性激烈，很发挥了些凝聚党人情感的作用。

　　一九〇九年，这一群士官生毕业了，按例由浙江送出门的学生，就得回浙江投军，但是陈以禄另有想法。他和何遂、王勇公、杨增蔚等人一直认为：革命不应该只发生在“中心地区”，一朝风云色变，若要神州大地各个角落都能桴鼓相应，边省必须有人、有枪、有言论。陈以禄也跟吕公望说：“人人逐鹿中原，虽豪杰不能自树立耳。虬髯故事你是知道的，那有先见之明的道士说过：‘此世界非公世界，他方可也！’这话我们应须体会。”

　　这番话显然深深打动了吕公望，他还是依律回浙江八十二标第二营报到，随即辞职，准备到广西去施展；所辞不能照准，他就搭海轮溜了，同行的，据说有三十条好汉。

　　这些人不是准备“投军”，而是要自办兵营、军校，还风风火火地设置了干部学堂、兵备处，计划到蒙古买马匹，还一连办了三份宣扬革命的报纸，分别是《指南报》《南风报》和《南报》，办一份、禁一份；禁一份、办一份；每份报的销量从两千份到四千份不等，按照识字人口来看阅报率，算是相当热门的媒体了。

　　何遂在宣传革命的时候曾经因为一时激动，要学生以跳天桥的行动来宣示献身革命的决心，还真有学生跳下来，当场摔断了腿骨——那摔断腿的始终觉得纳闷：怎么前面带头跳的那人没摔出毛病来呢？带头跳的是陈以禄，他原本练过几天庄稼把式，落地扎桩，还赢得了满堂的喝彩。

　　在这一期间，两广总督张鸣岐忽然间对革命党人表示了极大的善意。有一天，这位制军大人毫没来由地请了几个素以鼓吹革命著名的中级军官吃饭。受邀的杨增蔚是兵备处处长，陈之骥是陆军小学堂堂长，席间张鸣岐向党人故示亲近，掏出身藏的短枪，慷慨陈词，说：“我是赞成革命的，随身带着枪，将来有大事可举，随时派得上用场。”说了还不算，把枪交到一个平素轻狂自喜的尹昌衡手里，尹昌衡毫不犹豫，连放三枪，当场打破了两块玻璃，张鸣岐一噱而罢，丝毫不以为忤。席间且馈赠各人以红绸包裹的安南刀，还请了歌妓佐觞，尽欢而散。

　　回到陆军小学堂里，不胜酒力的杨增蔚对吕公望说：“我今天得了四样宝贝，太快活了！”

　　“什么宝贝？”吕公望问。

　　“第一宝是一把安南刀，第二宝是一张岳飞像，第三宝是一名美妾，第四宝是得到张大帅这样一位大同志！”

　　吕公望一看他这神情就知道：事情坏了！

　　“藉助于既成势力”看似是革命党在一路发展过程中的必要之恶。如果杨增蔚能冷淡观之、冷静度之，不会看不出来，得自张鸣岐的所谓“四宝”根本是廉价的收买和空洞的允诺，去梁山泊式之“投名状”远矣！

　　张鸣岐本来就极狡狯，从一年之后对于辛亥革命的反应可知。武昌义旗一举，两广随之震动，广东的民军立刻攻占了香山、新安，并与惠州民军组成联合作战部队。在那个时候，广东咨议局的士绅们游说张鸣岐宣布独立，以免老百姓徒遭兵燹之苦。张鸣岐一口答应，殊不料没过几天，湖北方面战事胶着，传闻革命军落于下风，张鸣岐立刻翻脸，封了广州城门，准备负隅顽抗。

　　在那个节骨眼上，反倒是革命党早就渗透动摇的另一股“既成势力”稳住了阵脚——分领一支部队驻守虎门的李准，居然在当地炮台升旗誓师，广东咨议局因之自行宣布独立，却还是“推举”张鸣岐为广东都督，张鸣岐吓得跑了。

　　这一节在日后发生的闹剧一方面显示了末代清朝的封疆大吏之无担当、无节操、无信诺，亦无审时度势的眼光，可是却有绝佳的机会在旧朝新党交替之际占尽一切资源和便宜；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藉助于既成势力”根本是革命党人内化极深的一个思维逻辑。他们口口声声要建立民国，然而心心念念所想的，却是如何顺顺当当地经由割据一省之方面大员“领导”独立。兵不血刃而得天下当然是上策，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便宜行事也就为革命事业、民主价值、建国理想蒙上了难以磨灭的阴影。

　　尹昌衡逞其意气，用大帅的手枪，发三弹打破会客室的玻璃窗，这的确激发了张鸣岐极大的迫切感，他亟需有更多信得过而又能治军打仗的能人在身边参赞机要，以便对付革命势力。可是放眼神州，但凡是有一点新学新知新教养之士，无不亲革命而远朝廷，方圆千里犹如咫尺，就是没有可用的智囊。实在不得已，他还是想起一个人来。此君虽不令人放心，但是处境窘困，勉可收降利用，他的名字叫蔡锷。

　　世人所熟知的蔡锷是在他羽翼丰满，声威震烁之后一呼反袁而天下景从的一节。但是一九一〇年时，他差一点身败名裂。

　　梁启超在长沙办时务学堂，蔡锷是这里的学生。十六岁（1898）入学，次年即赴日深造，再过一年又追随他在时务学堂的老师唐才常回国参加自立军。失败后再赴日本，入陆军士官学校，他是在同盟会成立之前一年（1904）毕业回国的，这个年份很重要，只要不过分积极活动，他过去参加自立军的一切革命履历都不会有人知道——因为他在二度留日的时候改了名字——即“锷”；原先的“艮寅”已经如烟而逝。由于看似不涉会党，朝廷便略疏所防，蔡锷因此得以先后在湖南、广西、云南等省教练新军。

　　前述他差一点身败名裂，就是初任陆军小学堂监督的时候，包庇了一些用舞弊手段考进来的湖南籍学生——谁不照顾同乡子弟呢？但是清廷早有明令：新军应招收本省之人，即令各省多少对此都有所通融，但是一旦涉及就学机会之有无，便与一生的生计有关，当然要计较。根据出身陆军小学堂的广西军阀李宗仁回忆：蔡锷包庇湖南子弟的情事不只此一端，甚至在考试内容上也明显有所偏袒，这便引发广西本籍学生的高度不满，甚至爆发了学潮。张鸣岐看准这一点，把蔡锷调到学兵营当营长，兼干部学校校长，不久之后又接替蒋尊簋充任兵备处总办，这就是广西的新军首领了。

　　对于原先担任兵备处总办的蒋尊簋（1882—1931）来说，情势最为尴尬。他早年是杭州求是书院出身，光绪二十六年官费留学东京成城士官学校，尔后又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骑兵科卒业，学历完整。在留日诸生之中，以学行优异著称，和蒋百里、蔡锷并称“南方三杰”。

　　蒋尊簋既是光复会成员，也是同盟会干部，却一向受清朝督抚——如张增扬、张鸣岐等人——的信赖。这种带有些特意加赏的信赖有如双刃刀，一方面可以提升他们在军队甚至政治场域里的地位，一方面也容易引起同侪、同志间的猜疑。

　　张鸣岐大用蒋尊簋就显然是动过机心的。他明明知道蒋学成归国之后与徐锡麟很亲近，徐锡麟辜恩刺杀恩铭被戮，蒋也受到当局的疑忌，于是一方面把蒋调来广西，看似重用，一方面又在他不甚知情的状况下忽然逮捕了一名嚣嚣昂昂的革命党军需处长孔庚。

　　这让蒋尊簋很下不了台——倘或他为了营救孔庚而和张鸣岐翻脸，是小不忍而乱大谋；但他要是随主官之见押人取供，则只能进一步深化和同志之间的裂痕。果不其然，一个和孔庚换过帖的王勇公在得知孔庚被捕的当天晚上，便抽出佩刀要找蒋尊簋拼命，还是吕公望把他给拦下来的。

　　吕公望硬着头皮到蒋尊簋的办公室跪求，蒋尊簋当下的第一个答复是：“大帅（按：即指张鸣岐）明天早晨八点开军事会审，说是要杀几个脑袋给他们看看。大帅要怎样办就怎样办，我，是无法可想的。”

　　事态尚不须演变至此，吕公望也早已看出张鸣岐杀鸡儆猴的用心，但是他明白：一旦除去了一个孔庚，接着再处置王勇公、杨增蔚等人就更方便了。这是各个击破。顺藤摸瓜多么容易，只消军中革命党自己沉不住气、互相泄漏就成了。

　　幸而蒋尊簋还是给指点了一条明路：一大早趁天不亮，去求见广西按察使王芝祥。王芝祥（1858—1930），字铁珊，学不过举人，官不过臬司，是个彻头彻尾的满清汉官，民国前从未参加过任何新潮的革命组织。但是此公却极有风操，为人宽和，厚接士庶。比起“革命同志”蒋尊簋，他对前来跪求的吕公望的责备便慈悲多了。他说：“你们这群小孩子太胡闹了！我不救你们太可怜；我若救你们更不知要闹到什么地步！”此言一出，吕公望心头一喜——这便是愿意救人的言语了。

　　王芝祥果然说服了张鸣岐不召开军事会审，只把他看不顺眼的王勇公、孙孟戟、杨增蔚和陈之骥逐出广西，限期三日离开桂林。这一段波折横生，会让读史者纳闷：新军之中的革命党人怎能如此大意失算？追根究底，还是不肯放弃“藉助于既成势力”的迷思；至若“既成势力”之难以撼动，更远非“这群小孩子”所能想象。

　　吕公望所干的最危险的一桩勾当，是试图“运动布置”一个巡抚的官职。

　　王勇公、杨增蔚等四人被逐之后一个月，吕公望也辞职离开桂林，取道上海，准备回浙江自己原先应该报到的部队当差。话是他自己说的：“革命就不能离开军队！”

　　吕公望是浙江子弟，当初意气风发地上广西投军，纯粹是为了“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找别样的人们”（鲁迅语），但已经违反了浙江留日军校学生回省参军的约定，是要受罚的。好容易通过人事关系，避免缉拿，到八十二标第二营任督队官，又接到营长的口谕：“你每月只来领饷，不必到营办事，也不必随队出操。”这是什么意思呢？吕公望登时明白过来：人家已经怀疑他是革命党了。

　　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他还是待了九个月。直到留日的同学蒋作宾推荐他到驻扎石家庄的北洋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手下发展，才离浙赴京。蒋作宾还告诉吕公望一个来源甚为神秘的消息：吴禄贞有出任山东巡抚的风声。

　　吴禄贞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选送日本士官学校第一期习骑兵科的兴中会老同志，参与革命的资历比蒋、吕还要深。早年甚至还加入过唐才常的自立军，反清的志力无人能及。吕公望一想，这是个绝大的好机会。

　　彼时，全国都在练新军，目标是一省练一镇（大约是后来的一个师的部队，约在万人左右），唯山东未练。倘若此议是真，当然还是为了派吴禄贞去练一镇新军。依照袁世凯练兵的传统，总是在练成一支部队之后，将原部队拆散，再编新旅，如此新旧掺和，生熟相济，乃为北洋军扩充的惯例。

　　吕公望看到了机会，立刻通过书信往来，俛蒋作宾居间联系，还跑了一趟吴禄贞僦居之地：方家园。吴禄贞为人有燕赵风，不拘小节，披了件短衣、穿了双拖鞋，就和吕公望谈起大事来。他也不矫饰，开门见山地说：出任山东巡抚的消息是有的，但是庆亲王奕劻要二十万银洋的贿赂，他拿不出来。

　　没想到吕公望却说：“今年三月底广州黄花岗起事之前，南洋捐了一大笔款子，大事坏了，钱也没用完，有四十万的结余，两个月之内可以如数筹到。但是，有三个条件。其一，接济买官的款子是革命经费，到任之后应该立刻开抚库归还。其二，到省后练新兵应以同志为主。其三——”说到这里，吕公望停了下来，沉吟半晌，语气一变，道：“第三恐怕办不了，不说也罢。”

　　吴禄贞立刻接道：“这样不好。你还是说了，咱们商量着办。”

　　“陶焕卿你是知道的，他也是光复会的老人了，可是受徐锡麟案的牵连，成了钦犯。他——能入幕吗？”

　　这的确是个难题。身为乱党钦犯，就是在任何一地公开露面活动，都有极大的危险，更不消说要到巡抚衙门作幕吏了。然而吴禄贞想了几分钟，道：“可以入幕。你让他把名字换了罢。”

　　吕公望站起身，对吴禄贞行了三鞠躬礼，道：“我佩服统制到极点了！有肩膀、有胆略、有办法。我明日就动身回上海去办这事，就在此辞行了。”

　　这一笔二十万元的巨款，由吕公望居中协调，果然从香港汇到杭州，再由杭州的同志李执中、王文庆千里间关，携往北京。人和钱安然抵达的那一天是一九一一年阴历八月十九日。这一天，武昌城响起了革命的第一枪。对盼望民国成就之人而言，这是爆竹一声；对吴禄贞、吕公望而言，原本规划已久的前程好景却忽然给震碎了。

　　吴禄贞更不会知道：他还剩下一个月不到的寿命。

　　吴禄贞之死可以看作是民党势力内讧的一连串暗杀事件的开始。

　　虽然一般公认是袁世凯为了阻止吴与山西的阎锡山会师合攻北京，因而买凶行刺。不过，受赂之人以及行凶之人毕竟都是吴禄贞的“自己人”。

　　辛亥年十一月四日，吴禄贞授署理山西巡抚，当天他就办了一件像是造反的事。原来有一列载运军火的辎重车由北京开往汉口，这当然是为前线冯国璋的部队作运补的。没想到列车行经石家庄，却教吴禄贞给拦了下来，吴并且代替两名副协统李纯和吴鸿昌签名，发出联署通电，警告清政府应该立刻停止作战，大赦革命党。并且强烈表示：他愿意亲身前往武汉前线，作为清政府与革命军的谈判代表。在这封电报里，吴禄贞还明确地表态：应该立刻将在汉口狂杀滥烧的冯国璋调回北京，并且治主帅荫昌之罪。

　　这一封通电措辞强烈，有“将士忿激，一旦阻绝南北交通，妨碍第一军（按：即冯国璋部）后路，禄贞不能强制”这样的话，根本像是吊民伐罪的檄文了。拍发了这封檄文之后，吴禄贞立刻乘火车到娘子关，在车站上与山西革命军会商，谈出一个“燕晋联军”的名目来，由吴禄贞出任大都督，阎锡山为副都督，两军的目标就是北京。

　　袁世凯当时正酝酿着复出，他很清楚：清王室不能倾覆得太快，一朝土崩瓦解，他便失去了居间牟利于两造的机会。于是乃有“石家庄血案”——由段祺瑞出面找着了他一个安徽同乡周符麟，此人刚因吸鸦片而被吴禄贞开革了第十二协协统之职，周符麟再花两万银洋买通吴禄贞信之不移的卫队营管带马步周，在十一月七日凌晨突然掏枪射杀吴禄贞，还割下了他的脑袋。

　　这一段期间，曾经试图协调吴禄贞贿买山东巡抚之职的吕公望也没闲着，而他曾经一力推荐入吴幕办事的陶成章也有自己的愤慨。大约就在武昌枪响之后的几天，吕公望应约到上海和李执中、陶成章、王文卿等人开会商谈江浙响应之举。没想到陶成章开门见山就骂人：

　　“陈英士是一个没有心肝的人！我五年来在新加坡等处筹来的款，约一百几十万元，给他作组织革命之用，现在我回来一查，都被他大嫖大赌用掉了。现在我再不与他合作了，听说他托姚某（按：即姚勇忱，是吕公望在光复会的老同志，大通学堂系统出身）到杭州和你们接洽，我劝你们也不要与他合作。”

　　指控同志长期贪污，这不是一桩微罪，而且呼号奔走如此，可见凭据确凿。吕公望乃在回忆录中有如下一段极有趣味的曲笔，勾勒出陈英士的嘴脸：“陈英士因陶焕卿（按：即陶成章）说他用了许多钱，革命毫无组织的话，陈英士想挽回面子，组织了一批流氓、伶人去打制造局（按：即江南制造局）失败，被清兵押住，拿在局内。”

　　后来还是革命同志李执中见陈英士“还肯拼命，还不失为人，应当去救他”，这三句话字字刀笔，可见吕公望对于陶成章之于陈英士“大嫖大赌”的指控有多么痛心了。那么，究竟该怎么办呢？“李执中率领了各同志再攻制造局，上海光复，陈英士亦出来了。陈英士联络报馆的人提议选举都督，结果陈英士选上了，陶焕卿因此要打倒陈英士。”

　　吕公望的回忆朴实直质，不假雕饰，想是口述而成。口述其事，最容易在思路转折之处见出回忆者对于材料的直观判断。陈英士的贪婪和虚矫，恰可以从吕公望的叙述次第中得见。

　　而吕公望，在革命的路途中，却堪称走一步、失望一步。

　　***

　　绝大而显得可笑的对比，是走一步却怀着两步希望的杨增蔚。他在获得所谓的“四大宝贝”的第二天，挎着他的安南刀，捧着他的岳飞像，搂着他的美妾，自己穿就打扮了一身戎装，也勉强有几分像张大帅吧，算是四宝俱全，到街头的摄影馆里去拍了一张照片，冲洗放大了不知道多少张，到处分赠友人。

　　对于一般人来说，这样有如符咒一般的东西，受之无用，拒之非礼，只好唯唯以应，回家就“过化存神”了。却有一张落在当时位居管带的郭向天手中。这郭向天有个流落在京津之间的叔叔，不远千里回广州祖家来向亲戚故旧告帮，郭向天问起这位族叔：即将骏业大展的，究竟是什么生意啊？那叔叔一说是摄影馆，郭向天就乐了，忙道：“我能资助您的，比银子有用多了。”说着，连忙到里屋去请出了带刀的杨增蔚和美妾以及岳飞的合照，说：“老叔，这是大帅本人的照片，这就像是您摄影馆的门神了；有了他在门口，谁还敢不卖老叔您的面子呢？”

　　杨增蔚的肖像就这样流落到天津，北地老百姓在那段年月里知道杨增蔚的人的，可以说一个都没有，但是那一身军礼服，配上高帽隆缨、戴勋章勋表，管他是谁，又谁不敬畏三分？

　　这里就暂且打住，掉头说回袁世凯家去。

　　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寒云，在一桩谁也不知道缘起的纠纷之中，从特务手里救过一个人，这人姓王。这人的孙子在打算找胡金铨导演合拍《徐光启传》的电影公司里干摄影助理兼打杂，已经很多年了。胡导演是老北京出身，由于接接送送认识了，聊得特别起劲。有一天无意间叙起旧来，这老王将当年袁二爷搭救他爷爷的故事说了一个通透，还说：“没有袁二爷，就没有我爷爷；没有我爷爷，就没有我，这恩情大了。”老王能想到的报恩方式，就是有那么一个像胡导演一样的人，能够把袁寒云袁二爷的那些个事儿拍成片子，给表扬表扬。

　　这应该是在《徐光启传》拍片计划中道夭折之后，让胡导演想起袁世凯这个题材的关键。

　　在袁寒云自己的笔记《丙辛秘苑》里记载过：当时的步军统领江朝宗是个特务头子，要抓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儿——那孩子原先是天津日本租界一家摄影馆的学徒。那是大清垂暮之时，袁世凯与庆王政争失败，放归洹上，休养“足疾”。袁世凯特意找了这摄影馆的郭老板给拍了张《蓑笠垂钓图》，取景中岳嵩山，表示自己已经绝意仕途，一心归隐。

　　那可不能用图片背景作假欺罔，得真到嵩山走一趟。

　　一行人到嵩山拍照的时候，郭某还带着俩学徒，其中一个就姓王。袁世凯看出这拍照的事儿其实玄机不少，很能大加利用。小照拍完，就把郭老板的和这个姓王的学徒留在府里当差，日后袁家再发迹起来，多少张刻意流传出去的照片，都是这一郭一王师徒二人拍的。姓王的小徒弟后来就一直跟着伺候袁寒云，也随着这位袁二爷住在一个叫“流水音”的园子里。

　　可是，步军统领江朝宗持卷要捉拿这孩子也不冤枉——他本来就同情革命党，仗着读过几年书，会写几行字，在报纸上投稿子骂人，叫人给举发了。江朝宗到流水音捉这孩子原本也是分内。

　　然而，袁二爷一向看不得江朝宗这般仗势凌人的奴才嘴脸，登时抓着根拐杖，把江朝宗连带着一帮侦探，全数揈了出去。老王的爷爷保全下来，几十年岁月流逝，辗转有了老王。

　　老王念念不忘要对一个在历史上号为巨奸大恶者的儿子报恩，胡金铨当然不会为着聊这么一段闲篇儿就拍一部电影；但是，藤井贤一却不是凭空出现的，他也有往事，他的祖上也有往事，这些往事，在某个基于时间与空间的巨力冲积作用下，竟然乱针交织，粗具可以辨认的画面。

　　此时，我还不能将藤井贤一与东三省在民元前后的时局史事发展联系到一处，但是他却似乎早已经审慎而坚定地掌握了我身后的乱针图案。我们在丧礼之后的某一天下午约在新生南路的紫藤庐茶馆一间小小的榻榻米包间见面。他是习惯盘腿而坐的，我则始终局蹐不安。才寒暄了几分钟，我的两条腿就酸痛得要麻痹了，直到他忽然提起一个名字：“薄无鬼。”他保持着低沉的声调，说了第二遍：“薄无鬼——这个人，张先生应该是认识的吧？”

　　这就像某人忽然问你：“你认识令狐冲吧？”或者“你认识任我行吧？”我还没来得及整理思绪，告诉他：这是一个在近代民间历史著作里面经常被提及的名字，但是作为一个人物——而非角色——的薄无鬼，我还没有把握用“认识”二字加以叙述。

　　然而，我却万万没有想到，藤井贤一却立刻接着说：“那么，我们就先从比较接近一点的人说起好了。王岷源先生，您应该听说过的吧？或者是王静芝先生，您应该认识的吧？”

　　王岷源，关外金州永江出身，曾经在清末民初的十数年间出任过不计其数的官职。民国成立，受知于张作霖，代理奉天省长兼财政厅长。王岷源一力提携的一个本家后进秀异青年王镜寰，也曾经在张作霖入关前后历任东北行政与财政要职，镜寰公的二公子，就是我大学时代的系主任及经学通论、诗经、韩非子等课目的授课老师，静芝先生。

　　“岂止认识呢？我是静芝老师的学生。”

　　认真说起来，静芝老师也是我亏欠最深的一位老师。

　　应该是本世纪开张之后不多久，我到处接着些电影公司编剧顾问之类的活儿，那是一段看起来我还相当活跃的时间，忽然长出了不少白头发。有一回应大学、也是研究所同班同学陈美妃之邀，到她任教的学校做一场文学本科生如何增加就业能力的演讲。

　　昔年陈美妃对我一向不理不睬，我原本也不想应付。可是转念再思：总是老同学了，岁月如梭，距离大学毕业已经要以一个十年、两个十年来计算了，何不见见？就算是彼此惊看老态，也不为无趣。

　　果然，讲座完后散步出校园，陈美妃先嘲笑了我的白发，又向我礼貌性致谢，之后忽然面色凝重地对我说：“有一件事我不吐不快。”接着，她反而沉吟起来，好半天才半低着头说：“应该说不是你的错，但是我怪罪了你二十年，虽然你也不知道，可是我还是非常不安，总想跟你说说。”

　　当年在校之时，我和美妃虽然同窗六七年，却很少过从。尤其是进了研究所之后，我一直在报社打工，平日所事，不是撰小说，就是编剧本，甚至写政论；行有余力，才有一搭没一搭地准备准备学位论文。美妃所谓的什么有错没错、该罪不罪的事情，应该和我都无干系。但是，人家这么郑重其事地追忆起往事，即使有什么误会，我也只能暂作洗耳恭听之状。

　　“进研究所之后，我非常不谅解你。”

　　“我怎么了？”

　　“我刚说了，不是你的错。”美妃的神情坚定得近乎严厉，说：“是老板。”

　　“老板”一直是我们背后给静芝老师的昵称。

　　“当时我急于自立，只想进了所里，可以兼一份助教的差，那样生活压力会减轻许多。可是，老板却一口回绝了，说他要把‘位子’留给张大春，留给你。”美妃这个时候稍稍恢复了平静而略无表情的面容，说：“没有别的原因，只说男生比较不麻烦。”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最后一年，大学里的系所主任的确还能够堂而皇之地跟前来求职的女学生说：“你们女生太麻烦了，将来一结婚生孩子，系里面的事就要一团乱……”这话，可以想见。然而，我所知道的原因还不只性别问题。

　　其实，应该就是在陈美妃去见静芝老师之后的一两天之内，他请系上较熟识的老师打电话把我找了去。那是我第一次进入研究所的办公室，但觉庄严宁静，别有一种既让人瞻慕，也让人却步的气味。可是那一天静芝老师根本没有提让我担任研究所助教的事。他先问过我的里贯，问我知不知道张姓的堂号，还问了家中祖上琐事，闲谈无端，还说他的大哥本名也叫大春，而他的母亲则与我同宗，也姓张。最后又问我进了硕士班学程之后有没有什么打算？有没有什么计划？他的问话相当笼统，日后对照起陈美妃的话仔细想来，静芝老师似乎并不以为我会对就任助教有任何异样的想法。然而事实上，我早就答应进入当时号称台湾第一大报的《中国时报》副刊去兼一个编辑的差事。

　　“学术这条路是冷清的，”静芝老师长叹一口气，说：“我们这一代人不如你们运气，一个大学可以念好几次都毕不了业，那都是因为战乱的缘故。而我们这一代人就算想要作学问，都开始得晚；有人甚至根本没有机会——

　　“你们这一代就不同了，你们作学问，兴教育，有的是时间，但看发愿如何而已——把这拿回去看看——”就在这个时候，他拿起了书桌边沿上的一个铜钵儿，那钵儿底下压着一本薄薄的小书，他抽出了书，递给我，封面上印着毛笔字题签“稼青丛稿”四个大字，作者伍受真。静芝老师接着说：“教育不是天经地义成就的，教育是要有人能发愿助人、救人的事业。”

　　那一刻，我觉得老板的话真是老生常谈之极，而那钵儿，金光晶亮的，真是好看！ 南国之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