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陈筱石制军二首》写于袁世凯初隐洹上之时，接到这两首诗的陈筱石可能会觉得很奇怪：这袁项城是想勉我，还是想害我？
武卫同袍忆十年，光阴变幻若云烟。
敏中早已推留守，彦博真堪代镇边。
笑我驱车循覆辙，愿公决策着先鞭。
传闻凤阁方虚席，那许西湖理钓船。
北门锁钥寄良臣，沧海无波万国宾。
湘鄂山川讴未已，幽燕壁垒喜从新。
鸣春一鹗方求侣，点水群蜂漫趁人。
旭日悬空光宇宙，劝君且莫爱鲈莼。
德宗升遐，西后归天，清廷一变，朝柄在转瞬间落入摄政王载沣之手。载沣有杀袁世凯以为光绪报仇的素志，有一天还召见了一向与袁不和的张之洞，询问下手的机会。张之洞却立刻跪地碰头，连称：“国家遭逢大故，不宜诛戮旧臣。”
袁世凯掌握了这个危及身家的讯息，立刻找上了英国驻华特命全权公使朱尔典（John Newell Jordan, 1852—1925），也就凭借着朱尔典的掩护，袁立刻搭乘火车潜逃出京，躲到了他的亲家——袁之四子克端的老丈人何仲璟天津的故居。当时何仲璟已经物故，其弟何颐臣暂时予以容留；直到朱尔典居间斡旋多时，算是保驻了袁的性命，才有日后“洹上隐居”的一段岁月。
袁世凯号称退隐，如何甘于在池中久蛰？这种“我将再起”的话是不能说、又不能不说的。不能说，是为了避免亲贵疑忌；不能不说，则是为了试探与号召同其心、齐其志的侪流。于是他想到了一招：写诗。诗以言志，有倾诉隐衷的传统，尤其是经由诗句中“用事”（操弄典故）的伎法，借古述今，引喻成义，让那个特定的读者通过对典籍所载故事的独到体会，转化成对写诗之人的亲切理解。袁的学力当然无法支应这种事，于是他身边便少不了“二杨”——杨士琦和杨度。
前引的两首诗大约就出于这“二杨”的手笔。第二首比较简单，首句出自《左传·僖公三十二年》:“杞子自郑使告于秦，曰：‘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若潜师以来，国可得也。'”末句则用了《世说新语·识鉴》里张翰那个知名的段子：“张季鹰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适意耳，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这就把话说得很直白了：阁下如今身寄边防大命，千万不要轻言退隐啊！一个自己已经作态退隐之人，为什么还要劝人进取呢？尤其是他所劝的这个人跟他根本不熟！
对照陈筱石的说法，更能见出袁世凯诗中的虚矫。陈筱石，名夔龙，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历任顺天府尹，河南、江苏巡抚，漕运及四川、湖广总督，宣统元年（1909）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根据他的《梦蕉亭杂记》所言，他和袁世凯之于新建陆军的交情，只有一次奉陪荣禄往小站阅兵之际，算是一面之缘。但是在前揭袁世凯的第一首诗里，竟有“武卫同袍忆十年”，图将“十年前见过一面”之语，化为“十年来同袍不弃”之意，这是很狡狯的。
倘若依着写诗之人相互酬答的惯例，陈筱石必须有所回应；然而，这的确很难响应。试看：袁世凯以既退之身，申劝进之意，把明明没有什么深交的关系，倏忽拉近为袍泽知己，关键就在第一首诗里所运用的典故——颔联“敏中早已推留守，彦博真堪代镇边”——袁世凯显然要拖陈筱石下水。陈筱石本来就是一个老实朴厚、带几分固执傻气的人，从多年后他大力拥护辫帅张勋复辟可知其“宁效愚忠，不合时宜”的脾性。袁之所以倩“二杨”撰诗相挑，就是要藉力于这人的天真。
这还得从“敏中”“彦博”说起。
“敏中早已推留守，彦博真堪代镇边”是《寄陈筱石制军二首》之一的颔联（第三、四句）。袁世凯拿这两句诗中的于敏中、文彦博来自况，足令后人啼笑皆非，陈筱石不会看不懂，然而越是看得懂，越是笑不出来。
有清一代，大臣遭毒杀的传闻很多。康熙朝理学名臣汤斌据说是被大学士明珠毒死的。乾隆朝的制艺名家管世铭（韫山）到处宣扬要弹劾和珅，却让和珅一党的人给毒死。传闻江南狂生龚定庵则是介入了贝勒奕绘和西林春太清的婚姻而遭毒杀。林则徐则是被广州十三行的人（一说姓伍者）毒死。至于于敏中，连《清史稿》都写得极其暧昧：“世传敏中以高云从事失上意，有疾，令休沐。遽赐陀罗经被，遂以不起闻。”（《清史稿》卷三一九列传一百六）故实：大臣死，有御赐陀罗经被的恩典；然而于敏中只是犯喘，却赏下了陀罗经被，遂有“赐死”一说，于敏中也就只好奉旨服毒了。
于敏中不明不白死后一年，由于子孙争产而暴露了于氏家财价值高达二百万两，乾隆甚至将于敏中的牌位撤出了贤良祠。至于于敏中究竟贪或不贪、冤或不冤，众说纷纭；也有一个传闻是说他无意间泄漏了代皇家抚养私生女的秘密而遭祸，显然那“千古艰难”之际，是有可悯而不可告人之痛。这是袁世凯对陈筱石所做的自剖之一，仿佛他这个洹上钓翁也蒙受了御赐陀罗经被的不白之冤。
其次是文彦博。文彦博累仕于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五十年间，身兼豪帅与良相，却在耄耋之年，败于和王安石、章惇不能兼容的党争之中。
所谓“彦博真堪代镇边”还有一层潜台词在底下，也就是说：袁世凯除了以文彦博自拟之外，显然也把陈筱石比作了狄青。当年文与狄分掌东、西二府，同执相权。文彦博基于不欲在主客观形势上造成狄青功高震主的声势，坚持让狄青出镇外藩。宋仁宗不能远虑，只道：“狄青是忠臣。”文彦博则回应道：“太祖宁非周世宗之忠臣乎？”这话表面上憸薄，其实内存忠厚，为的就是让君臣两造皆不自处于嫌疑之地。
正因用心深沉磊落，文彦博也才会在答复狄青的询问时留下那句看似挑唆，实欲防患于未然的警语：“无它，朝廷疑尔。”浅见者当然会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地怀疑文彦博有心屏挡狄青于中朝枢府之外，殊不知这样减少猜疑摩擦，正是防微杜渐的君子之道。然而，狡谋之人却正好利用这样的语境来为难陈筱石。袁世凯的诗句说白了就是：“看看我这样儿你就知道了：他们（按：指亲贵朝廷）信不过你！”
狡谋之尤者，在于袁世凯非常清楚：陈筱石接到这两首诗之后，是不可能张扬出去的。他自己当年手领光绪片纸之谕，却拿到荣禄面前市恩，一夕之间摧毁了百日维新，也扼杀了光绪的生机。身为这样一个在危疑动荡之际求生猎禄之徒，袁世凯太知道如何利用此一“不可告人的感动”——在他推想之中，能够在满朝才俊一空的情况之下，以敦谨擢升大吏的陈筱石只消有稍许积极进取的野心，便不难加以笼络，成为他袁某在京中的一副耳目。袁世凯的“二杨”师爷，大约就是透过对诗中典实所系的两位宰辅之推崇和惋惜，对陈筱石故示无限的恭维和祝福。
袁世凯却不知道，从《辛丑条约》签订、两宫回銮之后开始，陈筱石已经注意到他玩弄权术的性格，《梦蕉亭杂记》里就描述过，当李鸿章过世之后，袁世凯是怎样为人做官的：“遂以疆吏遥执政权，一意结纳近侍，津署电话房可直达京师大内总管太监处，凡宫中一言一动，顷刻传于津沽。朝廷之喜怒威福，悉为所揣测迎合，流弊不可胜言。”
险诈人在敦厚人面前卖乖，竟未得逞——于是那诗句就显得益发可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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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首七律里面，其宛转邃密的用意是一层，而其狡猾巧诈的动机是另一层，我像剥洋葱似的一点一点推敲出来，觉得有一种在深深的隧道里透见遥远之处微微露出一点光明的欣喜，不意正是这样，已然落入了胡导演的陷阱。我开始对“扮皇帝”三字有了别样的体悟——“扮皇帝”当然不是真的当皇帝；果若为皇帝而不当真，则非一般人所谓的拥权自重之徒，那么，胡导演想要让我去揣摩的袁世凯，又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在近代国史上形象如此鲜明巩固的一个人，还能有什么新的角度去加以映照逼视呢？
一九九七年一月十四日，胡金铨导演遽尔过世。在葬礼上，人人红着眼。除了排队行礼如仪，坐着的、站着的，无不喁喁互道逝者未竟之功、长遗之憾。我也像是着了寂寞的传染，流连不忍去，同许多电影圈儿里相熟或不熟的前辈瞎三话四，才猛可发现成为一张巨大遗像的那个人居然有那么多想干而没干了的活儿。想干而没干了的活儿一经全面比对揭露，给人的感觉就不只是可惜，甚或还透着几分荒谬之感——我想：就算是再给胡导演一百二十年，他也拍不完想拍的故事。
“我想就是再给胡先生一百年，他也拍不完想拍的故事呀。”说这话的是个小个子，在给那张遗像行鞠躬礼的时候，小个子与我并排。我们并不相识，但是面前庄严的死亡让随机而遇的我们看起来仿佛一对老友。队伍缓慢地前进，或一排两人，或两排四人，有的更多些，都算是一个致祭单位。我身边这矮个儿接着忽然用一种听得出生硬的口音问我：“我不是很熟悉这种场合的做法，先生你是哪一个单位，我就跟你一起，这样可以吗？”
站进行告别礼的队伍之前，我用的是“张大春工作室”的名义——在九十年代初的几年里，我制作兼主持好几个电视节目，会计告诉我：无论什么开销，都得报到公司的账上，这叫搜集发票。我一向不知道送奠仪可不可以报账，然而当参加公祭之时，人家安排你上香，请问你属于哪个单位，开发票的本能便蹦出来了：“张大春工作室。”
我冲小个子点了点头，并且顺手掏出一张名片递过去，说：“‘张大春工作室’，可以吗？”
那人双手捧住，似乎十分意外，又似有更多的惊喜，连忙要掏名片给我，不意却教司仪的呼唤打断了：“‘张大春工作室’，上香——献果——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礼成！”
不，礼没有成。我身边算是本工作室临时员工的这位，竟然猛可朝前一步，趴下身去，深深地、缓缓地、有如虔敬之极地对着微笑中的遗像拜了下去，额角贴伏地面——所谓顶礼——之际，口中还咿咿唔唔吟哦起来。这个突兀的动作使我相当尴尬。我并不想跪拜，而一个忽然算是我的员工的家伙当众行此大礼，我总感觉要为他执拗的敬意或者疯状尽点儿什么责任，于是只好愣着、杵着、等着。这位矮个子立时成为焦点，吸引了所有在场之人的视线，连带地我也遭殃，像是牵了头特别调皮、不听使唤的宠物，进了兽医院。原本该悲凄、起码肃穆的场合居然点缀出了荒谬的趣味。
小个子行完了他自己的那套礼，站起来朝我一摊手，像是咱俩早就商量好的这一幕，我却似乎丝毫没有反抗的能力，顺着他手掌指示的方向，从厅堂的侧门就出去了。当我再一回身，他的手上多了一张名片，十指密捧，恭恭谨谨递上前来：“张先生，这一次我来参加胡导演的告别式，也是特别来想见你一面的。”
名片上黑大光圆四个正楷字体居中：藤井贤一。
“有什么事吗？”我问。
“关于胡先生生前的一个拍片计划，胡先生曾经同我说过：要向张先生您请教。”说着，他像是对着遗像一样深深一鞠躬。
“是那个《扮皇帝》吗？”
“呃——这个嘛，”藤井贤一迟疑了片刻，笑了：“《扮皇帝》也可以，《窃国风云》啦、《护国记》啦也可以，什么《南国之冬》也可以，最不重要的就是名字。计划是有一点改变了，是的。我们可不可以谈谈呢？”
“现在？在这里谈吗？”我回顾一下灵堂，里头正在献果的是香港来的媒体人李怡和金钟。
“只要张先生有时间，现在谈也可以，我们再约一个会也可以的。”
“老胡死了，我是没有兴趣再给人写本子了。”我收起了那张名片，掠过一个无关紧要的念头：这名片上的正楷颇有碑体的底子，还真是一笔好字。
藤井贤一似乎早就料到我会这么说，立刻道：“不不不，不是写脚本，是提供一些具体的思维。”
“提供一些什么？”
“一些具体的思维。”他坚定地再说了一遍。
老实说，我对于一转念就变卦十万八千里远的那种电影发想会议已经倒足胃口。通常就是这样的：一群抽着烟、嚼着零食、甚至喝着烈酒的汉子，围坐在一间密不通风的冷气房里，晨昏不辨，朝夕不停，随口胡诌一些带着九成欺罔性质的奇遇或幻想，再把这些彼此原本无涉的段子用简陋的情绪因果或者比被雷劈的几率还低的巧合串连到一起，讨论的人们在热切而充满夸张惊讶的气氛之中误以为这就是惊人的叙事艺术。我一想到这种场面，就觉得厌烦。而且，每一次我参加导演或编剧的告别式的时候，都觉得这种会议和他们的离世才有着不可切割的逻辑关系。
如此转念一想，我更觉得和这个藤井贤一再谈下去已经有对死者不敬的意思了，便不耐烦地说：“你对这种题材有兴趣，请胡导演可能是找错了人，跟我谈更是浪费时间。”一面说，我一面朝庭院走去。
不料这小个子一窜身横在我面前，一面伸手从上衣内袋里掏出一方折叠得整整齐齐的米白色信笺—— 一看就是胡金铨上一次参加东京影展时在神保町买到的宝贝，之后他再回到寄居的加州帕萨迪纳，给老朋友写信，总爱用这种仿毛泰纸的日制洒金笺。
洒金笺抖擞开，上头是寥寥几行：
贤一吾兄鉴：前信言及“扮皇帝”事，须从辛亥前后革命实务考察入手，非有具体之思维，不可得故事。弟即将赴台作心导管手术，谅能一晤。弟抵台北后再约大春，若能与兄见面详谈，可望于农历年前打定初步预算。金铨。十一月二十三日。
胡金铨是老派人，不大用新式标点，所以引号“ ”很可能就代表着书名号《》——换言之，就是作品的意思。如果说“扮皇帝”是《扮皇帝》，那么，这会是一部筹拍中的电影吗？而另一个引人遐思之处是：明代正德皇帝的风流故事，老早就被一年前故去的李翰祥拍成了一部黄梅调电影《江山美人》，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若说胡导演真要重拍此片，会是带着一种追怀故人的心情而为之的吗？这难道是他另一个没有来得及实现的梦想吗？
信的确是胡金铨导演的亲笔，看信末所署日期，是他回国前不久写的——甚至还可能是大导演在人世间留下的最后一封信函。
然而令我吃惊的是那引号里的三个字：扮皇帝。“扮”字写得很含糊，又像“换”字；提手偏旁涂改过，又像是“火”字偏旁的“焕”字。说他写的是“扮皇帝”，乃基于《江山美人》而显得顺理成章，理解起来并无不妥。若说原文其实是“换皇帝”，用来旁注于民国新成之时，袁世凯暗存复辟思想，后来还果然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随即“龙驭上宾”，虽说是闹剧一场，但是与藤井贤一所说的什么《窃国风云》啦、《护国记》啦，之类的名称，倒也理路一贯。
至于“焕皇帝”，不但不为荒唐错谬，“焕皇帝”还真有其人！而且，这个“焕皇帝”还真和“辛亥前后革命实务”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 南国之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