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道上卖牛肉”是章士钊的名言。说这话的时候，他二十三岁，正和他的弟弟章勤士、黄兴、张继、徐佛苏等人牵连在广西巡抚王之春遇刺的案件里，都关在大牢之中。众人侘傺无聊，各言尔志，章士钊的大志如此：“必设一牛肉店于杭州西湖道上，鬻食佐读，以终其身。”
但是，他日后干的事业远大于此。
一九三二年十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叫作“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党”的新党；顾名思义，这是和共产党中央表示分裂了。此时他已经被开除共产党党籍，所以，当国民政府控以“企图推翻政府，危害国家”的罪名时，采取的是正常、公开的司法程序，押送南京交付司法机关审判。可以想见：设若他当时尚未脱离共党，恐怕遭遇不测的机会还更大些。
这是陈独秀第五次被捕，较诸此前四次，前来声援、呼吁放人的各界名公钜卿更多，根据《南京档案》数据显示，联名具保的显要包括了蔡元培、胡适之、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等人，声势不可谓不壮。
然而“惜贤”“爱才”“为天下留一读书种子”这一类的话从清末开始说，所保全的政治异议分子也确乎不少，可是话一旦说到民国二十来年，力道冷了，国民政府高层从蒋介石以下都明白一个道理：死里逃生者多酿后患，非动重刑不能镇压。这是中共党魁交付普通法庭公审之首例，轰动一时。
历经三次审讯程序，主动挺身担任辩护律师的大律师，也是陈独秀的老友，举国闻名的教育家、媒体人章士钊采取了一个低空掠过的辩护战术，他表示：从言论尺度和具体行动上看，陈独秀并未叛国，而且对孙文所倡导的三民主义亦无反对，故请求法庭判处被告无罪。但是，在那气氛诡谲肃杀的法庭上，陈独秀最为人所记忆、传述的，是他当庭发表了与章士钊相参差的意见。
他表示：律师之辩护，是基于章士钊个人之观察与评论，全系其“个人”之意见，并未征求本人同意；至于本人之政治主张，亦不能以章律师之辩护为根据，而需以本人之文件为根据。陈独秀本人的立场很清楚：他承认反对国民政府，但是不承认危害民国。此语之犀利与深刻，在于一刀切开了党国体制和信仰。最直白、浅近的话通常也最有力气：“孙中山等曾推翻满清政府，又打倒北洋政府，若谓打倒政府就是危害国家，那么国民党岂非已叛国两次？”
陈独秀求仁而得仁，章士钊为陈独秀所作的抗辩无效。从寻常成败利钝的角度视之，两人在这一次的法庭上都是失败者，但是这失败却又映衬了更伟大的知见和坚持。这一案的辩状在当时即经《申报》《大公报》《国闻周报》等新闻纸报道、转载，后来又与陈独秀的自我辩护一同印刷刊行。在另一方，国民党中央日报副社长程沧波也发表了《今日中国之国家与政府——答陈独秀及章士钊》一文——值得注意的是：程沧波的反面文章发表的当天下午，陈独秀就被法庭判处十三年的重刑，罪名正是：“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即使章士钊随后又发表了《国民党与国家》的文章，已然无助于客观真理之揭露。这一番驳火，堪称是民国成立以后，头一次在大众媒体上掀起“政府不等同于国家”的辩论。
此一举国瞩目的辩论显然为章士钊带来了莫大的冲击。他在陈独秀入狱一年以后，被推举为上海法学院院长，直到对日抗战军兴，仍然居住在上海租借区中，与国民政府渐行渐远，却因之而与唯一能在日本占领势力之下得以保留社会影响力的杜月笙越走越近。纵然侵华日寇之焰甚炽，他所关心向往的，并非如何在军事上制敌，却仍然是如何健全自己国家的政治伦理。
一场章士钊并未参与、结果也并未成功的政治暗杀，使得刚刚成立于一九〇四年八月的华兴会遭到破获。行刺案的凶手万福华显然是为了报复事主王之春（时任广西巡抚）在前一年的十月平定了广西柳直发动的一次革命党起义。王之春命大，逃过一劫，立刻辞官致仕，归隐于湖南衡阳，且在两年之后过世。
章士钊身陷囹圄四十天，除了留下“必设一牛肉店于杭州西湖道上”的尴尬豪语，还可能为他在革命议题上带来极深刻的反省。对于这一段历史，一般多盛称日后献身反袁、发起护国运动的蔡锷——正是蔡锷冒风雪奔赴泰兴，求得知县龙璋之奥援，由龙璋出面，向上海当局保证，才让黄兴、张继和章氏兄弟等人逃解牢狱之灾的。不过，章士钊从此放下极端暴力手段的革命路线，甚至坚决不参加任何政党，应与王之春案有关。
从某一方面来看，王之春和参与营救章士钊等人的龙璋一样，并不是市井传言之中那种袍袖龙钟、翘靴摇辫的蠹吏。他们和章士钊都是湖南同乡，虽然三个人并没有交集，但是王之春曾经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出使俄国，归来之后，上了也堪称是“变法”的条陈，具体提出关于铁路、军制、变通科学、造就人才、筹款项、重工商、开矿务以及办交涉的主张；是首倡“华洋合办”的新派人物。他也曾参与、主导了和法国商订密约，与俄、德联手发动了一场国际干涉，阻断日本独占辽东半岛的阴谋。
王之春过世（1906）一年之后，龙璋也辞官归里，但仍以乡绅的身份，积极为兴办学堂、瓷业、轮汽船公司以及组织商会、农会而任事——说他是努力从实业上打造新中国则一点儿也不为过。
这三个互不相识的湖南老乡却围绕着一场行刺案，登上历史的舞台。一个是革命党人对立面的封疆大吏，一个是受牵连而心系革命的知识青年，一个是周旋于革命与反革命势力之间、具有进步思维的帝国官僚，他们之间的几个错身，并无一晤之缘，最后却具现于章士钊一人的觉悟和改变之上。
由于龙璋的援救而脱狱之后，章士钊随即潜往日本，还当选了留日湖南学生会职员长——这可能是他最后一个社团职务；主要的工作是反对日本藉辞取缔清朝留日学生的压迫行为。
同盟会就是在这一压迫的背景之下成立的。当时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严密控管学生写信、发电文等对外联系，并规范留学生必须随时接受调查、限制住居；此举非但没有促成同盟会进一步的团结，反而导致乌合之众的潜质毕露，几乎酿成进一步的崩解。
此时，和章士钊共患难已久的狱友黄兴隶属于早先“华兴会”的派系，章太炎则属于以江浙人为骨干的“光复会”，孙文、胡汉民等广东同乡则是“兴中会”出身。各派之招兵买马也各有基于互相争胜的主题——此时，浙派的秋瑾、徐锡麟主张辍学回国立刻从事暴力革命；粤派的汪兆铭和胡汉民等主张先完成学业，徐图大成。
章太炎、孙毓筠是各派人马之中最积极争取章士钊入会的一方，这时没有人了解：章士钊对于“党”和“革命”这两件事有了根本异于从前的认知。与其说一场牢狱之灾使之畏怯，不如说是一桩行刺案的苦主和救脱牢笼的奥援使之醒觉。
满怀热忱的同盟会同志把章士钊软劫在新宿寓所的房间内，两日两夜不让其出门一步；甚至还许了他一个新媳妇儿——此事，后来居然成了。
清末流传的志士仁人故事里“割肉煎汤、和药以进”的段子不少，前撰《社会居然有教育》文中提到的伍博纯就是一个例子。伍博纯二十二岁那年病肺咯血，群医束手，他的妻子徐氏瞒着上下家人，默祷于天，割下一块手臂上的肉入药，让伍博纯喝，居然有奇效，将养半年多，也就痊愈了。此事在章士钊后来的老丈人——“清末四公子”之一的吴保初身上就不灵了。
吴保初的父亲吴长庆是李鸿章亲手培植的淮军将领，也是看在故人旧交的情面上，把袁世凯一路提拔到历史舞台上的人物。光绪壬午年（1882）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当时在山东帮办军务的吴长庆奉命前去平定。在作战上，吴没有什么建树，却弄得积劳成疾，两年就过世了。重病期间，吴保初东渡渤海，有“刲膺肉以疗”的孝行传扬，事迹具载于章太炎所撰写的《清故刑部主事吴君墓表》。
吴保初也仅得中寿，四十四岁时中风不起，时在民国二年（1913），二次革命于匝月间起而复踬，大批反袁的党人亡命海外，章士钊和妻子吴弱男也相偕回到他们初晤之地——东京。
顺便在此岔一笔，旁叙另一关节：和章士钊、吴弱男二人错身而过的，正是先前提及的薄无鬼和他那号曰“我组”的同志。这一批被后来部分的史家称为“浪人”的人搭乘了同一艘客船，反向西渡，自东京来到天津，再转赴东北。这一批行踪神秘难测之人，极可能都以汉语“薄无鬼”、而日语实为“わし”发音的语词自称。所以，日方史料上称之为“我组”可能是对的。丁连山《归藏琐记·急进会》旁敲侧击的记载，无意间却支持了这一种关于薄无鬼身份的猜测：
斯人（按：指被张作霖以扰乱地方秩序之罪关押入狱的薄无鬼）疯了耶？未疯耶？实难蠡测。盖人心隔肚皮，况为非我族类之倭人哉？然亦有闻于市井之辈，谓彼党羽亦自称“倭”，皆穿绿色武士直裰，以为认记。
“急进会”是“奉天联合急进会”的简称，由行刺出洋五大臣的革命青年张榕所创立。张榕牺牲之后，急进会形势萎顿，而薄无鬼一行人原本就是要和新中国的这种激进势力相结合，用丁连山半生不熟的政治观察所得到的结论来看，庶几不算离谱：“（薄无鬼等人意图）藉由中国革命之迅速而彻底，谋求日本相应之再造。”换句话说：《归藏琐记》里的薄无鬼有两个不一定矛盾但是一定不一样的面目。他不只是要在中国的土地上宣示主权，也希望中国境内的极端革命力量能够为日本的政治体制带来巨大的裂变。
有趣的是丁连山的态度，一方面，他在《归藏琐记·薄无鬼》一则里将他描述成一个半疯半痴的浪人，另一方面，在《归藏琐记·急进会》的行文之中，似乎又暗示薄无鬼及“自称倭”的“党羽”有谋求“日本再造”的雄图远略。
殊不知，多年以后，藤井贤一却由于处理先人家业传承的文献之故，不意间取得了曾经收容过薄无鬼的川田医院病历资料，发现丁连山正是护送薄无鬼入院治疗“精神疾病”“胸骨断裂伤”的人。
宫宝森于拳术门户与丁连山号为“一表一里”，殊不知丁连山在与日本浪人的关系上本来就自有一表一里的两套。这还真应了章太炎说民国革命、各方势力危疑起伏的话：“湘浙粤桂，割据江湖，真深不可测！”
于是回头从章太炎说起。
先是，章太炎、孙毓筠和张继以近乎软禁的方式强逼章士钊加入同盟会的手段未遂，便想起了这位将门虎女吴弱男。吴弱男可能是中国最早一批留学日本的女性，负笈东瀛之时仅有十四岁，还因为不及龄而不能进入理想的学校，不得已求其次，进了当时也颇负盛名的青山女学，时为一九〇一年。
吴弱男初识章士钊则是在一九〇六年，以今日论之，也还未成年，但是已经能够“与孙逸仙先生上下议论，以为非男女平等自由，实行社会革命，不足征欧化”（吴相湘《民国百人传》）。以一未成年之少女，可以犀利地看出一个社会人心的发展脉络，这并不容易。吴弱男的论见要旨并不在“平等自由社会革命”这些“大字”；而是在为“征欧化”的前提立论——也就是说，她并不以为那些“大字”是外求于他国才能得到的，吾族吾民果欲并驾于泰西诸国之文明，必须先自发地追求那些基本的价值，“征欧化”却是下一步的事。
两年以后，章士钊还是没有加入同盟会，却已经带着新婚的妻子共赴英国留学——从某种心理层次来看，他和吴弱男简直像是逃亡一般地离开了日本。原因很简单：在一片废学救国声中，这一对夫妻都感到极大的困惑：那些宪政设计、内阁政治、制衡组织以及“犬牙交错，磐石之固”的律法节制，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又是根据什么而运转的？这些问题，并非“平等自由社会革命”所能满足，一旦废学而成革命之功，所面对的，岂不仍旧是一片洪荒？
也就在这一段留英深造期间，章士钊从“杭州西湖道上卖牛肉”那种轻盈、潇洒而略带些天真的理想中超拔而出，面对严酷的现实，力主在多方征逐势利权柄的环境中打造真正能够从制度精神的层次从事对话和辩论的两党政治。
对于新中国长治久安之图的缔造，章士钊有过于一厢情愿的主张。在他的假想里，中国政坛也应该像英国交替执政的两党一样，虽然多数票决的选举能够更替政权，但是立法部门与行政部门沆瀣一气，便能有效地推动公共事务。而一旦去两千数百年帝制，基于推翻清朝前夕多方牵制的势力俱在，新成立的民国该如何图强（或如何从中图利）的看法和算计又太多，即以“党”之名目或形态存者更不再少，章士钊于是一方面以“听（按：即放任之意）反对党意见之流行”为“党德”之核心精神，一方面又倡议各党都要“毁党造党”；也就是透过议题深刻的辩论，把原先一党的主张和精神打消，融入异己，最后化纷纭众志成为一个“二元对立”的国家思维。
在当时，这吆喝比起卖牛肉来不知难了千万倍，因为听不懂的听不懂，听懂了的也得装不懂。
一九〇八年章士钊带着他意料之外的妻子吴弱男共赴英伦，在爱丁堡大学主修法律、政治和逻辑，其间并长期为北京的《帝国日报》撰写专栏，呼应当时国内各个不同党派与势力对于“立宪”这件事的求知期待；他介绍欧西各国政党政治的许多篇通讯文字，也成为当时革命党和立宪派规划新政时不至于向壁虚造、画饼充饥，可以勉为参考的佐券。
章士钊大约可以称得上是二十世纪初极活跃而负盛名的“海外学人”，深造同时也不期而然地为推翻一个腐败的王朝下了思想层次的指导棋，为时三载，直到武昌起义，他立刻束装返国——显然他仍然希望能以所学，有用于时。
然而，他太过天真而又太过执着于“议员当分两党、而亦仅分两党”的言论。对于共和初肇的民国来说，实在取法过高，取义过深，也取径过难。要让众口喧呶、莫衷一是的无数个党中有派，派下有系，系内还有你是我非、前因后故乃至于种种恩怨的圈子，通过公开辩论，整合成“二元对立”的两造，各造之内，但举其相侔主张之大端，而去其相异论旨之骈歧，共襄互助，以成最大公约数之共识，且只在公共社会思想之终极问题上与完全对立的敌党作义利之辩、君子之争，不仅不切实际，而且有一种虚浮、荒诞的理想主义色彩。
以宪法为前提，以国会为场域，才有所谓政党。放诸行宪的国度来看，这是基本常识，也是章士钊所斤斤坚执者。但是相对而言，民国前的同盟会、民元时的国民党，甚至民国三年的中华革命党，就怎么看都不堪、不配称为一个政党了。
就论理而言，发动革命之最激进而付出重大牺牲的主要势力，竟然不是一个它本身所一向宣称的政党，而是章士钊所谓的“徒党”“朋党”和“帮会”而已。此论在平时还可以付诸理性之商量，名实之析辩，但是在袁世凯操纵北洋军事力量以挟制清廷、裹胁革命的时机之下，就有迂阔不识时务的气味。
来自各方的强大压力不小，他旋即离开了归国之后一向栖倚谠论的《民立报》，愤切之语如此：“革命党贪天之功，于稍异己者妄挟一顺生逆死之见以倒行而逆施。”在民国元年九月二十二日创刊发行《独立周报》（The Independent），自命“司佩铁特”（the Spectator）——也就是今日俗称的“观察家”——目的还是振作一泯除党见的论证方式，要从言论界竖立典范。
章士钊与民党的合作与决裂都是理念离合的问题，至少在章而言，没有因个人出处而纵意使气的成分，然而从见解之益形孤立，使他不得不独树一帜的整体形势看去，越是坚持“以学理入时局”的路线，他就越不能得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道侣”——甚至“对手”。
二次革命失败之后，章士钊再度流亡日本所创办的《甲寅杂志》（The Tiger）于民国三年（1914）在东京发行月刊，一总只有十期，却曾经有效地召集了许多党派、立场、见解与之多异而少同的一时俊彦；像是和他一再公开辩论的吴稚晖，或是对于政体和文体的意见完全南辕北辙的陈独秀，也都是此刊作者。可是章士钊越是发行传播媒体，就越孤立了自己。
在这里，我们先看一首白居易的《云居寺孤桐》:“一株青玉立，千叶绿云委。亭亭五丈余，高意犹未已。山僧年九十，清静老不死。自云手种时，一棵青桐子。直从萌芽拔，高自毫末始。四面无附枝，中心有通理。寄言立身者，孤直当如此。”
这一首诗充分显示了章士钊的心境和处境。多年以后（1925—1927）, 《甲寅》在北京以周刊形式卷土重来，一共发行了四十五期，章士钊的笔名就成了“孤桐”。
革命之不行，退而求其次，便是问学与议论；这是章士钊生命的主轴。《甲寅杂志》首度发刊期间，他不断以正本清源的视野，试图就欧西与中国之孰能孰不能，何以能而何以不能，运用对比生活与历史渊源的方式来思索：如何调和中西立国的异同，让《甲寅》成为当时中国摸索宪政与民权的教科书。他评议梁启超的国体论、严几道翻译的民约论，在重大时政和论潮变迁之际，就“帝政”“共和”“复辟”甚而“联邦”等题目，申以己意，发表独异于众口的意见。
一九一七年，《甲寅》在北京有过一次短暂的复刊，改为日报；又因段祺瑞之专政而匆匆收拾。此后便又陷入了颠沛流离、阢陧不安。他赴日、居沪、再次游欧，还一度代表南方政府参与南北议和。可是，一个思想上前所未及而意义重大的新疑惑出现了：在这个文明进程的当下，居然如此喧嚣，中国适合引进代议政治吗？
一九二一年二月，章士钊第二次访问欧洲，见到了农业经济学家潘悌（Arthur Joseph Penty）、剧作家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以及科幻小说之父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他们都是费边社（Fabian Society）的成员，都对中国有相当热烈的兴趣及程度上的好感。威尔斯甚至告诉章士钊：中国的科举取士制度极佳，他计划要将之载明于所著之《世界史纲》（The Outline of History）。潘悌也认为中国旧有之“七十二行”若是掺合了经他改倡之英国“基尔特制度”（也就是在工会基础上组织产销联合会，以改善劳动人口的利益），非但能在“农为政本”的中国大放异彩，还足以回头促使西方获得启发性的反思。
在国内乌烟瘴气的权势攘夺战争之外万里之遥，听见一群社会思想菁英称许令人灰心失望的中国，不能不说是一大振奋。章士钊甚而以为他找到了解开“为什么欧西能、中国不能”的钥匙——中国之不可移植西方代议制民主，乃是由于以农业国而运用工业国之法制，这本是“剿袭”，今后必须将这样的滥政“悉行罢去”，而“德行政事”应回归“农国所需”才是。
章士钊于回国（1922年11月）后接任北京政府任命的农业大学校长，这一步比“毁党造党”走得更险；人们不容易看出他只是想要避免工业国家所面临和苦恼的劳资冲突、贫富差距，以及恢复固有的、“节俭止争”这一类的道德。他的呼吁倒像是于袁氏称帝倒台之后六年，再一次唤起“帝国”的幽灵。一次大战之后英国（乃至欧洲）的另类思想家所启发于他的，竟是“西方的没落”——这还是他所推崇的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著作。章士钊如此说：“以愚所知，今欧洲明哲之士，扬榷群制，思古之情，辄见乎词。如德之斯宾格勒，英之潘悌，其尤著也。”
“费边社”终于没有在中国出现，不只是因为章士钊在思想问题上“独学而无友”，更是因为他不只要议论，还要立即实践。这和迅速发展工业的整体国家需求、风尚和理想恰相悖反。
北伐成功之后，他再度被通缉，遂于一九二八年底三度赴欧，有《伦敦郊居寄人》诗，益可见孤桐之萧索：
廿载天涯去后还（自注：丁未首到此邦，屈指已廿载矣），郊园小小足舒颜。野眠独息怜幽草，晓坐枯眉润远山。忧国不弹无益泪，读书宁为有心闲，来禽怪少门前客，侧目窗棂代款关。
“款关”，叩关也。一只万里他乡之外偶尔窥看门户的禽鸟，像是要来访的模样——不，不是来访，只是给了孤桐一记冷眼。一如数十年来他的同志、国人所给他的一般。一切似乎都是因为他走得太远了，他早就忘了在杭州西湖道上卖牛肉的渴望；起码，那样的生涯还算是务实的。 南国之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