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禁忍不住的创作冲动里，一只缓步在白漆窗棂上剥啄来去的禽鸟开启了远道专程而来的藤井贤一所交付的任务。这是（在我的想象中）胡金铨导演那部始终没有开拍的片子的第一个镜头。
这只鸟，应该是当时北京常见的冬候鸟，灰鹤或者太平鸟。春天里飞南去了，到了初秋时节又飞了回来。也可以这么说：我把章士钊在伦敦客寓之所偶然惊见的那只禽鸟借了来，放在时间相当接近的另一天涯、另一窗外。
鸟儿短暂停留的窗棂是北京协和医院的病房外侧，病房里，坐着一个神情欢快、正在写信的半老之人，离他自己所预期的“可活到八十岁”还有漫长的二十六年。他写道：
大孩子、小孩子们，贺寿的电报接到了。你们猜我在哪里接到？乃在协和医院304号房。你们猜我现在干甚么？刚刚被医生灌了一杯篦麻油，禁止吃晚饭。活到五十四岁，儿孙满前，过生日要捱饿，你们说可笑不可笑？你看公公不听话不乖，过生日还要吃泻油，不许吃东西呢！
第一场戏也就结束在这一个简短的家常话上。我们还不知道：他就是梁启超。这是民国十六年，公元一九二七年，梁启超毕竟还只剩下两年残余的生命。
“为什么是梁启超？”
藤井贤一非常不解。在他心目中，胡导演对于近代史上多少伟大的人物和事件也许都不愿意放过，但是从袁世凯窃国自专出发，无论是以革命、牺牲、权谋、暗杀、战争为背景号召，或是以民主、教育、文明、和平、宽容为主题价值，说得大一些、宽一些，这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政权的蹒跚学步时期，多少从微末以至于洪荒的深刻变动正在发生，以建构新生命、新社会、新世界、新国家……为规模的故事，为什么会落在这样一个人物的身上？
藤井贤一显然在与胡导演交往商酌的过程中听到了不少他似乎觉得有趣、但是未必能拍摄成电影的故事。比方说：戊戌年百日维新，变法失败，康、梁师徒仓皇去国，来到日本，那是一八九八年九月，传说明治天皇还曾经予以亲切的招待。到了十月间，由旅日华侨筹资附股兴办的《清议报》就热烈刊行。为了能够推销这一份旬刊，梁氏甚至还在上海设立了一家名为广智的书局。此报共出刊一百期，至辛丑（1901）年停刊，清政府虽然屡欲禁止其发行，可是往往越禁声势反而越大，即使藤井贤一这样一个东洋人，都还能朗朗上口地背诵这两句：
我支那四万万同胞之国民，当共鉴之。
然而他还是满面狐疑地再问了一次：“为什么是梁启超？”
“你知道梁启超的死因可能是一次医疗疏失的后遗症吗？”
他摇了摇头，可是随即微微皱眉苦笑，那纠结的表情，仿佛明白了我的用意——因为胡导演遽尔过世，也是在一次极为平常的心脏绕道手术之后。据说手术成功，而手术完成了，人却一直未曾清醒过来。
“胡导演经常说袁世凯，也说过秋瑾、吕公望、熊成基，更多提起的还有周作人，最喜欢谈的却是老舍；但是他从来没有提过梁启超。”藤井贤一头一次流露出非常为难的神色，他不断咂巴着嘴，腮帮子也由于大牙一下又一下地紧咬，而鼓动起结实的筋肉。我猜想：怕不是因为他家里也开过医院、而对于电影故事所可能涉及的医疗纠纷而觉得不安了。
“藤井先生，”我刻意放缓了语速，希望他不至于有一言一字的误会：“坦白说，我对原本胡导演想拍什么故事，是一点兴趣也没有的。至于你和他有些什么约定或者是承诺，也不干我的事。我呢，也不想浪费你的还有我自己的时间。不过，如果你这么辛辛苦苦来一趟，觉得是想完成一个可以纪念胡导演的电影故事，也许还可以反映出一种历史情怀之类的东西，我也只能从这个题材、这个角度说起。”
“可是，为什么是梁启超？”他问了第三次。
我没有直接回答他，是因为我更想迫使他吐露或者暴露另一面的隐衷：他再三希望我从丁连山和薄无鬼亦敌亦友、又或是化敌为友的关系上去作文章、编故事，总有一种重新鼓吹大东亚共荣圈的隐喻企图。
“那么你也说说看——”我说，“为什么是薄无鬼？为什么是‘わし'？过去这么些年，我可从来没有听胡导演对他、对丁连山、甚至对‘伪满洲国’的材料那样有兴趣过。在我看来，与其说你要完成一部胡导演悬念已久、却始终没有完成的作品，倒不如说是你要藉由他的名义，投资拍摄一部重新翻转历史、重新解释清国和日本关系的电影。而且呢，这故事由日本人来写不稀奇，倒是扛着老胡的旗号，噱头就不小了。”
我这么说着的同时，心里反复往深处想去：或者，“わし”是确实存在的。“我组”，在汉语谐音“我族”，顾名思义，就是一个“在日本发起，吸收日、清两国人民，宣示友好、和平且互助如同族的组织”。这个“组”或者“族”，是如何以想象的形式存在的呢？就让我先吐露一个关于梁启超其人其事的小小段落，作为我如此设问的夹注好了：
戊戌变法维新百又二日，以慈禧策动的政变而失败，六君子未经审判而遭屠杀，康、梁先后出奔。梁启超和谭嗣同意气相约，两人以“赵氏孤儿”故事中的程婴与公孙杵臼相期自诩，一生一死而已。
至于为什么是梁生而谭死，据陈敬第（叔通）所撰之《戊戌回忆》声称：谭嗣同之非死不可，是为了不愿意拖累老父谭继洵。其决心之切、用谋之深，甚至到闭门三天、假造乃父痛斥儿子的书信多封的地步。此举果然奏效，当局日后果然相信谭继洵没有附随其子、支持维新路线的居心。
也就在北京大肆搜捕康、梁逆党的同时，梁启超于八月六日进入日本使馆，暂得托庇。当时日本驻清公使林权助记载了当日的情形。彼时，正在北京访问的伊藤博文见到了仓皇出奔的梁启超之后，说：“这是做了好事，救他吧！而且让他逃到日本去吧！到了日本，我帮助他。梁这个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
梁启超抵日之前，还有漫长而惊险的旅程。原来，当他匆促逃奔天津的时候，才下火车，就被认识的人发现，甚至一路紧盯，直到子夜时分，已经登上快马小汽船，准备登上日本兵舰之际，还遭到清廷的兵轮阻挡，以至于登船查察。领兵前来盘问的是候补道王修植，既是荣禄的亲信，也是梁启超的故人。荣禄会派遣这样一个人追捕逃亡，显然另有算计；其中不可告人而也瞒不过人的，当然是首鼠两端、市恩取媚的手段。
梁启超对于日本政客的救命之恩的感激之情，则充分腾跃于他的一首杂言古诗《去国行》里：“……东方古称君子国，尔来封狼逐逐，磨齿瞰西北，唇齿患难尤相通。大陆山河若破碎，巢覆完卵难为功。我来欲作秦廷七日哭，大邦犹幸非宋聋……”这几句诗写得哀痛！除了以申包胥自况，当然不免有藉助日本军事力量推翻满清的用心。而于感谢日本国的接纳和保护之外，他还明白点出：中日两国更应该携手协心，共同防患。然而患从何来？不消说，正是诗中描述的“磨齿瞰西北”——从日本与中国并肩同契的角度看过去，西北恰是俄国。
虽然《去国行》写来豪壮痛快，然而日本军部对于康、梁的主张、地位和价值，却与伊藤博文南辕北辙。军部原本欲与清廷、甚至袁世凯本人密切交好，所以一时之间尚有“引渡叛逃罪犯回国”之议。的确也就在这样尴尬的国际气氛之中，康有为领了九千元“程仪”，辗转出奔加拿大。
康、梁殊途而不归则自此始。梁与孙中山、陈少白过从渐密，而从立宪论转倾于革命论，亦自此始。是后，便展开了他益发激进的《清议报》生涯。换言之：汲引“东方古称君子国”之人以为同志的愿望似乎在几个月之间就破灭了，“我组”所含括者，应该还是“封狼逐逐，磨齿瞰西北”的东洋扶桑族类。
质言之：从梁启超短暂的希望和巨大的失落感上看去，我敢说藤井贤一的“我组”神话和伊藤博文口中的“珍贵的灵魂”恐怕是一样的口惠罢了。不过，我当下和藤井贤一说的还不只这些，还要多一点——
“你要知道：丁连山没有杀掉薄无鬼，反而送他进了医院，那并不意味着他们是‘わし’的同志。”我提高嗓门儿说，“可能只是在出手的那一瞬间，丁连山失去了报复的兴趣。”
或者是——就在即将攫杀“我组”特务薄无鬼的那一瞬间，丁连山倏忽转念，预见了尔后数十年岁月之间，他——作为一个不能再见天日的流亡者，一个“里子”，一个终其一生与人无所涉、与世无所争，不徒隐姓埋名，亦且远走高飞的汉子，不论日后过得是什么样的日子，至少不再流连、耽溺或束缚于前半生般般种种的是非恩怨之中，逐漩涡而陷溺。这，是多么自在、痛快、又多么疯狂的一件事！
即此一念可及，则面前这个画地圈国的痴呆人，岂不是为他带来新面目、新骨血、新生涯的人了吗？丁连山忽然下不了手，却又意识到不能不下手；果若不下手、又要看起来下了手，则……无怪乎《归藏琐记》之中，尽管有许多篇章都写得枝叶纷披、泥尘扑掩，但是偏偏这一段：“刻直趋通衢，攫薄无鬼襟而掌杀之！”却如此简略。
因为丁连山不但没有剪锄这个侵门踏户的“倭”，他甚至还趁着远走高飞之际，辗转将薄无鬼送进关内，送进京师的川田医院，还特别嘱咐院方：病患所需诊治的包括“精神疾病”以及“胸骨断裂伤”。
“你不相信有一个‘わし'? ”藤井贤一看起来相当疲惫，脸上居然浮现了许多先前我全然未曾察觉到的细小皱纹。他顿了一下，从上衣内袋里掏出那个我曾经匆匆看过一回的仿毛泰纸洒金笺，连信封带信纸。他好像并没有意思再让我看，只是带着非常失望的惆怅神情，抽出折了两折的纸方，再看了一眼，说：“太可惜了，胡导演并没有不信啊！”
就在这个刹那间，我注意到信封背面有几个小字，毋庸置疑，那是胡导演亲笔的字迹，介乎碑书和楷书之间、扁扁方方的字型，永远是深蓝色帕克墨水，带着相当有年月感的气息——真会让人感觉：连他写的字都是穿古装的。
“我可以看一眼么？”我指了指那信封。
藤井贤一丝毫没犹豫，将信封递过来，背面四个小字是“南国之冬”。
“他跟你说了是什么意思吗？”我问。
“不知道，也许就是临时想到的一句话吧？所以我想啊，会不会是《护国记》这个名字又觉得不好了不要了……”他想说什么，可是一个字也没说，大约是觉得跟我已经没有什么可谈的了，于是又沉吟片刻，才清了清嗓子，道：“你还没有告诉我——”
“为什么是梁启超？”我说，“是啊，你一定会觉得奇怪，胡导演生前怎么可能知道：他也会像梁启超一样倒霉，是吗？”
我凝视着“南国之冬”四个字，想起香港一位老中医唐天如的轶事。
从家世、背景上看，唐天如和梁启超相当接近。他们都是广东新会人，梁乃光绪十五年乡试第九名举人，唐则是光绪二十九年乡试获隽。如果是在一个稳定的旧社会，此二公或将不做他想，一意向功名路上翻腾，如果没有特别的际遇而发达，也就是官袍微薄赋微酸，碌碌一生，数十载身系乡绅之流罢了。偏偏这是一个变动极为剧烈的时代，梁启超中举的时候，张之洞官居两广总督，便顺理成章是香帅门生了。两年后拜入同样是举人的康南海门下，更成为维新一派的领军人物。唐天如则受困于科举之废，簪缨无望，改行投医。他人所未及料者，他也成了岐黄之术的翘楚。
天如，名恩溥，民国后有一段短时期曾经在吴佩孚幕中担任秘书处处长，北地各路军阀日迈月征，时时发动不义之战、闹得一片焦土的时候，唐天如就悄然离开得更远一些，渡海来到了香港。一九二九年梁启超入院开刀，术后未见好转，唐天如还风尘仆仆、专程北上，为梁启超把脉处方，居然在不干犯西医的一切作为之下，改善了梁启超的病体。
由于梁、唐既是同乡，且为老友，经常一见面就说起家乡话，有时遇见不方便旁人与闻的话题，也很习惯了用新会话交谈。唐天如好诗、喜书画，常有以字画为礼敬，权充诊金的，唐天如也不在意。他和梁启超一见面，往往闲话还没说上几句，两人便很自然地口操乡音，吟咏起来。
有一天晨雨初收，尘埃尽落，是北京冬季难得的飒爽天气。梁启超验血完毕，才回到病房，时已傍午，唐天如就来访了，梁启超看见故人，尚未及寒暄，忽然冒出一句；“雨晴山有态。”
唐天如立时答道：“日暖地无尘。”
梁启超接着继续吟出：“南国冬如旧？”
唐天如依然毫不迟疑：“西江月不新。”
梁启超所谓的“南国”可以指新会家乡，也可以指客寓香港，但是唐天如之于香港的心境，情同远戍之流人、飘零的过客，所以还是把梁氏出句刻意说朦胧的地点挑明了，用“西江”表示了新会所在之地。至于“月不新”，用意用语都活泼，转个弯就更能理解：月亮还是那一个月亮，但是人似乎总不在家，总在异乡看月。
梁启超这时犹豫了一下，才跟着从人物托住句意：“霜心惊岁晚。”
唐天如仍然一应声，接住了：“远志忆家亲。”
梁启超笑谓：“还是舍不得你的药材啊！”他笑的是句中用上的“远志”虽然切对，然而毕竟像是故意逗趣。
唐天如这时昂声说：“你的‘霜心’，不也是戴顶子忧时忧民口吻？医人医国，我们算同行。末一联我作出句，你来落句罢——寥落京华道！”
雨晴山有态，日暖地无尘。南国冬如旧，西江月不新。霜心惊岁晚，远志忆家亲。寥落京华道，知音能几人？
梁启超故去之后，唐天如每每倩人作书，无论是中堂、楹联、雅室小对，不外就是这首诗的前三联。写得好的，还专送各色补品药材。他留下的名言是：莫恨南国无冬，可深哀者，人去海空。新会，似乎就是在那个年头里开始寥落起来的。
我原本是不怎么欣赏梁启超的。那时我还年轻，读到教科书上他的文章，总觉得文句冗长，赘语连绵，一个道理反复陈说，引人瞌睡，说什么“笔锋常带感情”，我却着实体会不出。加之以年事稍长时，读了刘成禺的《洪宪纪事诗百首》，说梁启超“默观世事，一生凡四变”，从立宪、革命、俄式专制，乃至于民主社会主义，其随世局人情之流转而著书立说，言之滔滔，信者凿凿。然而，岁月既迁，时移事往，梁氏“不惜以今日之我攻（战）昨日之我”，几无可辨之信仰。遂有：“要问任公的主张如何，必先确定其究为那一时期的梁任公。”（毛以亨撰《梁启超》）这就有些“以不试之学，骤出为政，其费人者，岂特医之比乎？”（苏轼《墨宝堂记》）感觉上是把人民当作知识和学问的试验品了。
不过，梁氏从一九二六年罹患小便出血症之后的四年期间，也是他人生之中做学问最辛苦又进境最缓慢的一段时间。抗病期间，他自信而乐观，尽量对家人报喜不报忧，以免为子女、甚至孙辈带来忧劳，恰可以看出斯人的醇厚与笃实，那是学养，也是人格。
五十三岁的梁启超原本身体一向健朗，据推测，其为尿血症所困，多基于讲学和各处之演讲活动殊为繁剧，以及他的妻子李氏罹患乳癌、乃至于过世，故而梁启超受到的牵累也不少。他原本在一德国医院接受检查，由于始终不能检出病原，遂转入协和医院复检，不久即得知其右肾有黑点；且血由右方出，即断定右肾为小便出血之原因。根据他的弟弟梁启勋所撰之《病房日记》云：“任公向来笃信科学，其治学之道，亦无不以科学方法从事研究，故对西洋医学向极笃信，毅然一任协和处置。”
殊不料，虽然遵医嘱割去了右肾，梁启超的尿血症并未痊可，“稍用心（动脑筋、用思虑）即复发，不用心时便血亦稍减”。当时有打血针的疗法，应该就是指输血，每月一次。也由于经常复发的缘故，梁启超的中医好友唐天如还亲自从香港兼程来北京，为他处方供药，据他亲笔给孩子们写的信说：“天如之方，以黄连、玉桂、阿胶三药为主。”“近闻有别位名医说：‘能将黄连和玉桂合在一方，其人必为名医云云。'”
然而，尿血症顶多只能是药到症缓，而始终没能根治。多年后有一个流传广远的说法，提及协和医院那一次动手术时出了差错，据说，昔年参与梁启超手术的一位实习生回忆：梁启超进了手术室之后，值班护士用碘酒在梁的肚皮上标错了下刀的位置，操刀的医生姓刘，还是一位高学历的名医，却以疏忽之故，未核对病人X光片就进行了手术。手术干净利落，切除的却是没病的肾囊。
另外还有一个传闻，也并不见诸当日，而是数十年后忽然哄传起来的谣诼，说是梁启超早在开始尿血的时候，就已经罹患了恶性肿瘤，所以错割肾囊与否似乎不是什么了不得的错误，也正因癌变随身，开了刀之后，尿血的情形一直未曾改善，却也不是说不过去的，如此，协和医院又在多年之后得到了一重开脱。
手术是在一九二八年三月十六日，梁启超开刀的时候，其子梁思成和媳妇林徽因正在欧洲度蜜月。为了让一对新人能够放心，梁启超在四月二十六日的信中还说，手术后的身体“健康大有进步”，给他的大女儿令娴的信上则写道：
我受术后第四天，便胃口如常。中间因医生未得病原，种种试验，曾经有一个礼拜，不给我肉品吃，饿得我像五台山上的鲁智深，天天向医生哀求开荤，出院后便不容说了。总而言之，受术后十天，早已和无病人一样。
手术房里是否有什么差错或失误，梁启超自己身体的感受是最清楚的。他不会不明白便中之血的流量，以及是否积劳而导致疾病加剧的程度。然而，除了基于不让家人担忧之外，他还有一顾虑：他不希望个人所遭受的痛苦在诉诸公论之后，得到的只是丝毫无益于科学研究的指摘报复而已。他亲自在家信中说明他的看法：
近来因我的病，惹得许多议论，北京报纸有好几家都攻击协和。我有一篇短文在《晨报副刊》发表，带半辩护性质，量来已看见了。总对这次手术其实可以不必用，好在用了之后身子没有丝毫吃亏，只算费几百块钱，捱十来天痛苦，换得个安心。是否一定要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据当时的诊查结果，罪在右肾，断无可疑。
他还说：“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
然而，就在手术后半年，他的病势愈发沉重，小便阻塞，寒热交作，其枯槁，已经到了连大夫都不敢处方的地步。一九三〇年一月十九日，终告不治。遗嘱有云：“把尸身剖验，务求病原之所在，以供医学界之参考。”在这一点上，梁家子孙并没有遵从遗命。
梁启超的伟大，是从这样的一场极端折磨人的恶疾上绽放出来的。他守护家人，回护医者，维护科学，以一微躯挡病魔、挡舆论、挡一切对求知求真求明白之阻碍，其号任公，斯人果尔大公。
“这怎么会是一部电影可以说的故事呢？”藤井贤一说。
“你可能还不知道一点。”我笑了，笑就是卖关子的意思，笑一阵，他得等一阵。然后不知过了多久，我才说：“南国之冬，可能是胡导演特意提醒我的一个名字。”
那是我和藤井贤一说的最后一句话。我没有告诉他我那闷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宁可那只是出乎我大胆臆测、甚或妄想的一个诠释。就南方土生土长、几乎不经寒霜冻雪的人来说，为生计、为功名、为理想、为可以拼搏的一切而离开了没冬季的地方，所以，南国无冬恰是南国无人过冬。而胡导演是道地道地的北京人；在他生前，却也在一九五〇年流落到香港，与唐天如有近十年之交游。他亲眼看过一位老太太写了一对五言联，属名“璇珊女史”，上款题“天如先生正”，内容就是“雨晴山有态，日暖地无尘”。
我问过他：“难道没有人写‘南国冬如旧，西江月不新’吗？”
他笑着摇了摇头，看来就像个到哪儿都一样乐的异乡人。
***
梁启超与唐天如的淡淡之交大约在北京协和医院一九二九年动的那一次谜一般的手术之后，又持续了不到半年。若非胡导演对“璇珊女史”四字落款情有独钟，一个思想家、革命者暨报人、教育家这样一个不寻常的人物大概也不会暴露出他和一位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来默默无闻的医者交游的侧面。可是，胡导演多年前提起那一对“雨晴山有态，日暖地无尘”的书法作品的时候，他更有兴趣的似乎是“璇珊女史”其人。却也因为这样落款荒唐可笑，所谓的“作品”，居然还流传了下来（编者按：直到2019年秋季，还可以在书法艺术网站上搜寻到这副对联的形迹），据胡导演推测：璇珊女史可能就是一个寻常的病人，或者是病患家属，由于付不出诊金，唐天如便通融行事，让对方写下那一日他在协和医院和梁启超对句成诗的首联。再进一步看：此纸当书于唐天如南返香港之后，甚至可能恰在梁启超过世之后未几。
“有什么人会给人写了一张字之后落款自称‘女史’的呢？”胡导演说起来每每忍俊不禁，大笑一阵之后接着说：“这就好比你给我写信，署名却写‘大春先生’一样。”
之后不久，胡导演就送了我一本字帖，还说：“款落不好，一写字就是闹笑话。这在民国那年月的事儿可多了去了——可惜有这么一个写字落款、丢人现眼的故事，不能拍，拍不出来——！人世间真正荒唐的事，太细太碎太曲折隐蔽没有形象，往往拍不出来。”
可是听他说，却有滋有味。 南国之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