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年，袁世凯派遣长子克定到河北正定牛家庄跑了一趟，路途不算太远，然交通不便，对于衔命往来的瘸子哥而言亦是相当辛苦的事。但是临行前袁世凯交代得很清楚：“聘卿不来，你也不必回来了。”
聘卿是“北洋之龙”王士珍的字。王士珍可以说是袁世凯的大弟子，无论在“新建陆军”以及“武卫军”时代，或者是山东清剿义和团事件上，都显露出卓尔不群的器识和谋略。他一生不慕荣利，故能韬养品望，在北洋诸将之中，德操声誉无人能出其右。辛亥清室逊政之后，王士珍就回老家正定，打算终老不问世事了。但是袁家父子不肯放过他，还是希望能仰仗其地位号召，出面筹备一支崭新的部队，号为“模范团”——也可以这么说：这是为了将来袁克定接班所必须拥有的一支武力。
王士珍为人老成持重，在北京西城旃檀寺筹组模范团的时候，也知道这就是“御林军”，是以招收学员生之际，往往对于能够兼资文武的人特别识拔，希望能多在袁氏父子身边栽培一些“国士”。打从一就任筹备处长，王士珍就看上了几个和袁世凯有旧谊、且禀赋佳好的世家子弟，其中一个是张镇芳的过继儿子张伯驹。但是张伯驹当时年纪还小，只有十二三岁，一直到洪宪帝制垮台，军校还一息尚存，默然反对袁氏复辟的王士珍虽然和极力帮衬袁氏称帝的张镇芳在政见上十分歧异，却仍一力鼓舞张伯驹从军，希望他日后能够以军领政，成就一番伟业。
张伯驹也就在民国五年考入中央陆军混成模范团骑科，中规中矩毕了业，在直系和奉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张作霖之间周游，却没能真的投身大政。因为在本质上，他还是一个文人，一生对于保存珍贵文物的贡献——如将展子虔《游春图》、李白《上阳台帖》、陆机《平复帖》、杜牧《张好好诗卷》、黄庭坚《诸上座帖》、吴琚《离家诗》乃至赵孟頫《章草千字文》等献给国家——也是众所周知的事。
张伯驹生前未了的一桩心愿是重新标点、编辑、刊刻他的一部著作《续洪宪纪事诗补注》。在他之前，已有麻子哥刘成禺的《洪宪纪事诗》二百〇八首，其中九十八首还有作者的自注。不过张伯驹显然不认为刘成禺之作道出了洪宪帝制的原委，甚至还有歪曲事实之处。于是他也续写了一百〇三首七言绝句，名之曰“续”，其实有辩、有驳、有补遗、有别解。张镇芳之于袁世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不惟为袁党，且有戚谊。”张伯驹自然也不例外。他的《续洪宪纪事诗补注》第九首是这么写的：“韬居指顾望铜台，不数阿瞒横槊才。犹记雄风传诗句，一行猎马急归来。”
就诗论诗，张伯驹不及刘成禺多矣。仅以近体格律论，他这一百〇三首之中，破格出律之处不胜枚举，然而这一首却作得特别苍劲，其中关键语还真是袁世凯的句子。据张伯驹笺解：袁世凯在宣统元年被满清亲贵罢黜，退归彰德养疴，所居之处在洹水之北、漳水之南，恰与世传之铜雀台相邻。其《冬日即目》之诗有此二句：“数点征鸿迷处所，一行猎马疾归来。”
《冬日即目》其实是一首七律，在袁克文所刊刻的父子合集中题名为《春雪》:“连天雨雪玉兰开，琼树瑶林掩翠苔。数点飞鸿迷处所，一行猎马疾归来。袁安踪迹流风渺，裴度心期忍事灰。二月春寒花信晚，且随野鹤去寻梅。”如果不仅仅是割裂其中两句，而是整体地看这首诗，袁氏之才比之于曹阿瞒的刚健雄奇，就差得太多了。
仔细读《春雪》，不难发现：除了颔联的“数点飞鸿迷处所，一行猎马疾归来”之外，头联和尾联各句大约都有一种“堪消落寞堪消怨，半是凄凉半是愁”的柔软况味。而腹联“袁安踪迹流风渺，裴度心期忍事灰”用袁安、裴度的典故，十分酣畅而冷隽，不能不稍做说明。
《后汉书》卷四十五《袁安传》引《汝南先贤传》说过这么一个故事。某年下大雪，积雪丈余，洛阳县令亲自出巡，见家家户户都扫除积雪，有出入之迹，多乞讨之事，唯有袁安家门口无法出入。县令还以为袁安已经冻死了，待强行除雪进屋察看，却发现袁安僵直地躺在床上，还有一口气息。问他为何不出门，他就回答：“大雪时大家都饿，不能再去干扰人。”县令因此以袁安为贤，遂举为孝廉。这是腹联出句所咏之故实，赞赏袁世凯退居洹上，不与人争，颇有当年龚定庵的诗句所述“侪流百辈无餐饭，忽动慈悲不与争”的格调。
至于落句的“裴度心期忍事灰”，说的是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裴度以宰相领淮西节度使、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自请督师赴前线，出发时，裴度慷慨誓道：“臣若贼灭，则朝天有期；贼在，则归阙无日。”感动得唐宪宗为之垂涕不已。最后终于生擒吴元济，荡平淮西，震慑河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元和中兴”，而诗句里的关键词“心期”乃出此，非但以裴度之功业相标，而且“忍事灰”一语反用原意，更显幽峭孤深。
问题是这样流丽允洽地用典，似非袁世凯这不知书的人所能支应。
由于现存袁世凯的诗多由袁克文（寒云）编纂，此中大有蹊跷。宣统二年（1910），袁克文编定《圭塘唱和集》，集前有袁克文亲笔写的短序：“家大人以足疾致政归，课耕训子之暇闲，以吟咏自娱，宾友酬和，积稿累寸，大人辄以示克文，因次其目录，都为一编，命为圭塘唱和诗云。”
这“大人”之次子袁克文是知名的公子哥儿，喜诗词、擅演剧，还能写一笔带些瘦金韵致、又带些山谷风骨的行楷，所以这《圭塘唱和集》里的许多作品，极有可能是做儿子的给润色、增修过的。
一字一句揣摩《春雪》，还可以体会出那是三种笔意，除了“数点飞鸿迷处所，一行猎马疾归来”有一种粗豪犷悍之气以外，头联“连天雨雪玉兰开，琼树瑶林掩翠苔”以及尾联“二月春寒花信晚，且随野鹤去寻梅”皆柔弱纤秾，应该是标准的寒云手笔，补缀痕迹甚明。至于前揭用袁安、裴度故实的一联，则像极了杜甫和李商隐的笔法，如“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秋兴八首》之二）和“贾氏窥帘韩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无题》）。这第三种笔法，看来又非袁氏父子之才与学所能办，只能暂且存疑。
关于袁世凯写诗的能力和动机，一直是个谜。他洹上养病（足疾）的时期，常刻意拍些小照，影中人戴笠披蓑，状若渔樵，以示略无进取之意，这便可以看出：连诗情都是造作出来的，是以袁世凯并无写诗的真诚。不过，在《续洪宪纪事诗补注》里，张伯驹引某笔记谓：“项城年十三四岁，书一春联云：‘大泽龙方蛰，中原鹿正肥。’塾师为之咋舌，知非凡器。”
问题是：流传甚广的这一联，是他写的吗？
看袁世凯的诗，须从炼句看起。他有一首号称七律的《怀古》，据说是十五岁上写的，设若以年事尚轻视之，不应过于挑剔，但是用字之率性出格，大约也不会因为人生历练之累积而返求绳墨，毕竟霸才虎视之人，管它什么诗律呢？《怀古》原文如此：
我今独上雨花台，万古英雄付劫灰。谓是孙策破刘处，相传梅赜屯兵来。大江滚滚向东去，寸心郁郁何时开。只等毛羽一丰满，飞下九天拯鸿哀。
少年抱负，空谈自喜，这不能说是病。但是从第三句开始，“策”字与第四句“赜”字皆出律，“屯兵来”三平落脚，第五句“向”字拗，而第六句非但未依律而救，“寸心郁郁”完全失对，又写成一个“何时开”的三平落脚；第七句“羽”字出律，第八句“下”字、“天”字则完全失对。像这样一首连三家村的塾师都会摇头太息的劣作，居然也就因人而传了，也不见他身边那些个旧学邃密的老文士给丹黄批改一番，后人品头论足，还许称道此作“一派豪情”，果然是英雄欺人，也没有谁知道或敢于指摘他败坏诗教。
这样的才具和学养虽不足以骄人，毕竟还能在他的老家项城组文社，称盟主，留下了多首“咏怀”诗，如：“人生在世如乱麻，谁为圣贤谁奸邪？霜雪临头凋蒲柳，风云满地起龙蛇。治丝乱者一刀斩，所志成时万口夸。郁郁壮怀无人识，侧身天地长咨嗟。”一样句句是坑洞，不胜弥缝。此首第一句拗五六字，而第二句不救，一样失对且三平落脚；第三句“蒲”字出律，第五、第六句的拗而不救与首联同；第七句六字出律，第八句三平落脚——仍旧是百孔千疮的一首诗。
再如：“不爱金钱不爱名，大权在手世人钦。千古英雄曹孟德，百年毁誉太史公。风云际会终有日，是非黑白不能明。长歌咏志登高阁，万里江山眼底横。”非但仍有格律上的毛病，其谈吐怀抱之侈鄙粗豪，尤甚于前。可知此人根本无意于诗；而诗之于项城，不过是发牢骚的七字句而已。
经过三十年在军政界翻云覆雨——其间连一首诗都没有写过——之后，袁世凯自朝鲜而小站，从疆臣而枢机，其“郁郁壮怀”舒展到令满清贵胄感觉卧榻之侧的酣眠扰人了，趁着宣统即位，载沣监国，遂有倒袁的密谋。袁世凯知道这不只是“凋蒲柳”，恐怕还有“一刀斩”的大难，于是赶紧辞官，回到洹上养他的“足疾”。居然又开始写诗，而且多属放闲归隐而强作甘心的意思。
可怪的是，三十年不通文墨，袁世凯在写诗上的表现却出人意表地好了起来。前揭《春雪》暂且不论，像是《落花》:“落花窗外舞，疑是雪飞时。刚欲呼童扫，风来去不知。”就相当有意趣。《病足》二首之一：“行人跛而登，曾惹齐宫笑。扶病乐观鱼，渔翁莫相诮。”还巧妙而诙谐地用了《左传》上卫使孙良夫等四国使者在齐顷公宫中受嘲辱的典故，仅以这涵养和胸怀而言，断然不可能是袁世凯自出机杼之语，而应该是他身边时时伺候着的“语言侍从之臣”所点窜修整之作。
至于世传他年少时节的那一联：“大泽龙方蛰，中原鹿正肥”，据说是明末极无品的贰臣牛金星献给李自成的谄词，果若属实，张伯驹把这一联栽给了袁世凯，不知道是不是也暗藏春秋褒贬之意。
无论如何，旧体诗之作，除了从格律上爬梳肌理之外，通篇、连章而读，一玩味即真假立辨。遥想张打油的“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咏雪》）还比较实在。
***
关于旧体诗的种种玩索、体会，不是在讥嘲袁世凯的不文，而是在翻看袁世凯的诈伪。略加举证，足以提纲挈领。姑容我稍稍节制，掉过笔头，交代一下之前在提到《杭城风云》的时候一笔带过、却没有说完整的一个关节。这个关节与我对袁项城的理解有直接的关系。那就是跟我说了“人间藏王”故事的胡金铨导演。
一九九七年一月十四日，胡导演心脏手术失败，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他生前的朋友聚在一道说起来，每个人都会想起一部他发愿而未能成就的作品。有人说他的《华工血泪》没能拍成，最属遗憾。有人说他还想拍《徐光启传》，才跟北京电影制片厂谈出个眉目，也因为大气候上有所顾虑，倏忽没了下文。也有人说他晚年钟情于动画片，策划《刘海戏金蟾》的卡通，光是原画手稿就有近千张，却苦于没有资金，连脚本都出不来，于是赍志以殁。
我跟胡导演多年前合作过两个计划，一个是香港徐克的《笑傲江湖》，一个是台制鲁稚子的《将邪神剑》。前者开拍之后完成了几场戏，徐克收回去自己导了，本子作废。后者则还没开拍，胡导演便遭撤换，本子给接手的丁善玺改得体无完肤、不成面目，从历史宫廷剧变成了武打风俗剧。可我先前领过稿费，没有申覆的权利，只能在台湾电影制片场提供的文书上签名，表示愿意转让。倒是不久之后，胡导演给我打了个越洋电话，劈头就问我：“对袁世凯有没有兴趣？”
“聊的兴趣很大，写的兴趣没有。”我说。
“那咱们聊聊。”他说。
就是在胡导演过世前一年的东京影展上，胡金铨应聘担任评审，认识了一个叫藤井贤一的财主。此人做西阵织发家，是和服工业的钜子，也凭借着这个出身，跨足影视服装制作，甚至成为许多时代剧的出资人。这个藤井贤一的祖上有人出资在北京开过一家“川田医院”，后来还辗转到伪“满洲国”任过官职。此人对于中国近代历史极感兴趣，很想出资拍一部跟“满洲国”有关的电影。也不知道胡金铨是怎么跟他扯络的，就在影展期间，寥寥数晤，藤井贤一改了主意，愿意投资胡金铨拍一部《扮皇帝》——后来改名叫《护国记》，又名《南国之冬》。
不过，乍听之下，我还以为所谓的“扮皇帝”就是上世纪六十年代香港邵氏公司拍过的《江山美人》，题材出自稗官野史所述明武宗正德皇帝在梅龙镇调戏民女的“游龙戏凤”呢。那是一部当时极为流行的黄梅调电影，由当红的皇帝小生赵雷和玉女林黛主演。胡金铨还帮衬了个男配角大牛，主题曲就是《扮皇帝》。
“从‘满洲国’到梅龙镇，这也差太远了罢？”我说。
“不是正德，是袁世凯。”胡导演在电话里说，“不过呢，要说扮皇帝，还得从真皇帝身上说起。”
真皇帝说的是光绪。
接着，胡金铨在电话里就开了讲。说：光绪即位之后，亲爹醇亲王奕譞一家子反而很受慈禧的气。
有那么一则传闻，是李鸿章说出来的——醇亲王病重的时候，直隶总督李鸿章推荐了个大夫登门看诊，老醇亲王推阻再三，就是不让那大夫把脉，最后，叹了口气，同那大夫悄声嘱咐道：“你回去替我给少荃捎个话，就说太后‘照顾’我，每天都差遣御医来诊视好几回，药饵医单，悉自内廷颁出，我，没有延医之权啊！”
说完竟有泫然欲泣之态。大夫正准备告辞，忽然又听醇亲王说：“敢问：有壮盛男子，多所娶而不育，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呢？”
大夫惊问：“王爷说的是哪位？”
没想到醇亲王当即泪如雨下，不能成言，好半天才竖起个大拇指，说：“今上！”
这段故事的玄机甚深——慈禧使了什么手法让光绪不能生育呢？从结果上看，光绪、宣统的帝位皆慈禧一言而决，光绪晚年历尽残酷非人的待遇，醇亲王那“一指头禅”里的怀疑，不是没有道理。
“我心里想的第一场戏，就是那一指头禅！”话筒里的胡导演这么说。
胡导演说的这个段子我隐约听过，但是由于情节过于惨酷，说得慈禧西太后甚至为独掌大权而长期暗中下毒而令光绪不育，如此辣手，听来不只悚然，直以为禁中根本不可能让任何人这样垄断操弄，于是一向不敢置信。
“老醇亲王这话真假如何我不敢说。”我不忍拂逆胡导演的兴奋之情，只好淡淡答道：“不过，小醇亲王（按：即宣统的亲生父亲载沣）在光绪、慈禧相继死后摄政的事，似乎和袁项城的关系更密切一些。”
他一听就笑了，道：“你小子又在作那些饾饤文章了是吧？”
是的，他没说错，那是我生命之中最堪称“浪费”的几年。堪说是焚膏继晷、日以继夜的，我整个人泡在中古以后任何朝代的古典诗里，说是浸润学习，也不尽然是为了研究或创作，更不多心思是为了掌握诗歌的美学或技巧。稍稍具体一点的念头，毋宁说是常透过旧体诗隐晦的遣词、用事，而一窥古人生活或生命之中许多潜伏的、隐微的、深埋而守藏的秘密情事。换言之：我是为了发现那些刁钻字句里最平凡庸俗的八卦而正襟危坐读古诗的。
胡导演说得没错，我又在拆解那种除了窥秘之余别无用处的字谜了。当时，我并没有料想到那会是我们此生中的最后一次通话，只知道这位曾经享誉国际的大导演现在也只能在闲谈中拍得一嘴好电影。坦白说，我心头有很激荡的感慨，也泛起了很深的同情，可是我知道我帮不上一点忙。而他的每一个无边无际的大计划、大构想，都只能像一圈一圈不断向外扩张并消弭的涟漪一样，逐时逐刻消失在闲聊话题的尽头。
可是，他却像是看穿了我的生活、我的心思一样，如此说道：“你可以先看看袁世凯写给你师傅的曾姑丈的两首诗。”胡导演接着说：“袁项城不是个简单的人物，你会懂他的。”
他说的“你师傅”，是胡导演打这通电话之前五年（也就是一九九二年）已经去世的历史小说家高阳。至于“那位曾姑丈”，则是指曾经官居内阁侍读学士、顺天府尹、漕运总督、河南巡抚，乃至四川、湖广以及直隶总督的陈筱石。高阳学问淹贯，家世也相当显赫。清中期以后，浙江仁和许家不只世代簪缨，透过姻亲关系所缔交的阀阅门户也不胜枚举，陈筱石制军其一也。 南国之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