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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

　　柳宗元儒教观的时代意义

　　“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的局面开始形成，至德宗时期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各藩镇依恃强大的军事力量不服朝命，甲兵自擅，刑赏由己，户籍不报于中央，赋税不入于朝廷，并力图建立起世袭制度。德宗讨伐河北、山东一带的藩镇，结果引起“泾原兵变”，被迫出奔奉天，转走梁州，险些丧命。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因护驾有功被封为“神策中尉”，此后宦官主管禁军遂成制度，宦官集团逐渐控制了中央政权。连年兵乱也造成国库耗竭，政府加强对人民的盘剥，苛捐杂税日益严重，使得民不聊生，起义不断。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抑制藩镇、宦官势力，重建中央集权，成为唐王朝君臣必须正视的问题。“新《春秋》学”与“永贞革新”，分别从思想与制度层面探讨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新《春秋》学”大力倡导“尊王”，意欲结束强藩跋扈、宦官弄权的混乱局面，重建“大一统”的皇权专制政治。“永贞革新”所提出的夺取宦官兵权、集中财政大权、禁止随意增加赋税等主张，则是“新《春秋》学”的政治思想在制度层面的具体体现。柳宗元既是“新《春秋》学”的服膺者，又是“永贞革新”的主要参与者，其儒“道”观正是这一时代思潮的集中体现，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政治上，提倡以“王道”来重建“大一统”的社会政治秩序。柳宗元标举“孔子之道”为中唐时代精神的方向，并明确揭示其“大公之道”与“生人之意”内涵，一方面提倡“王道”政治，主张实施“选贤与能”及“民本”政策，另一方面提倡重建“大一统”的社会政治秩序，重振唐王朝的中央权威。柳宗元把尧舜时期禅让制度的确立看作“大公之道”形成的标志，并把“大公之道”作为儒“道”的基本精神，他并不是真的主张在中唐实行禅让制度，而是提倡这种制度所蕴含的“大公”之精神，并认为郡县制是“大公”精神在当时的最好体现。他在《封建论》中说：

　　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注释标题 《柳宗元集》第一册，第74页。

　　他认为，周朝因“私”而不革除封建制，秦朝则因“公”而实行郡县制，甚至认为秦朝是“公天下”的开始。他把秦朝郡县制的确立看作“公天下”的开始，最主要的原因是这种制度打破了封建制的世袭制度，给更广大的庶族阶层提供了进仕的机会。安史之乱以后，朝廷内部各官僚阶层结党营私，并与藩镇、宦官势力相勾结，政治局面极为复杂，庶族阶层极少有参政的机会。“永贞革新”集团中的成员大都是庶族出身，“任贤能”是他们的集体心声，也是中唐社会的现实之需。

　　实践上，为当时士人指明了在复杂而严酷的政治环境中践履“圣人之道”的思想与行为准则。“圆外方中”，是柳宗元对儒家人格理想的概括，也是他所积极倡导的处世之道。他说：“尝以君子之道，处焉则外愚而内益智，外讷而内益辩，外柔而内益刚；出焉则外内若一，而时动以取其宜当，而生人之性得以安，圣人之道得以光。” 处则“外愚内智”，出则“外内若一”，这就是“圆外方中”的君子人格，其目的在于使“生人之性得以安，圣人之道得以光”，即实现“圣人之道”。 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新论--中国诗学研究专刊 （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