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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以孔子为核心的儒家“道统论”

　　“道统”，作为一种思想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萌芽 ，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却晚至南宋才由朱熹正式提出来 ，在此之间，韩愈则为千百年来大家所公认的儒家“道统论”的大力倡导者。他认为，儒家有一个迥异于佛、老的贯穿始终的“道”，此“道”由尧传于舜，由舜传于禹，由禹传汤，由汤传于文、武、周公，由周公传于孔子，由孔子传于孟子。同样，柳宗元心目之中也始终存在着一个明晰的儒家“道统”观。他认为，从尧到舜到禹到汤再到孔子，儒家思想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一种基本精神，即“道”。在柳宗元的“道统论”中，孔子居于核心地位，而周公与孟子往往被排除在外，这是由他对儒“道”内涵的独特理解所决定的。

　　一、以孔子匡定儒家“道统”

　　柳宗元看来，儒家的“道统”是：“其道自尧、舜、禹、汤、高宗、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皆由之。” 在这个“道统”中，柳宗元最推崇的是尧、舜与孔子，所以他经常把儒家之“道”称为“尧舜孔子之道”，如“求尧、舜、孔子之志”，“行尧、舜、孔子之道” ；“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 。

　　在尧、舜、孔子三人之间，柳宗元更推重孔子，经常把“尧舜孔子之道”直接归为“孔子之道”。他说：“凡儒者之所取，大莫尚孔子” ；“夫子之道闲肆尊显，二帝三王其无以作大也” 。他认为读书作文“其归在不出孔子” ，并致力于“延孔子之光烛于后来” 。他还以“孔子之道”来评价儒家学人，如他赞扬独孤申叔“读书推孔子之道” 等。柳宗元把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与儒家“道统”的核心。孔子思想体系是在“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 ，所以柳宗元在评价孔子之前的圣人时，总是奉孔子思想为圭臬。如他列举孔子对前世圣人的赞美曰：于尧曰“克明俊德”，于舜曰“濬哲文明”，于禹曰“文命祗承于帝”，于汤曰“克宽克仁，彰信兆民”，于武王曰“有道曾孙” 。柳宗元把儒家“道统”归结为孔子，把“尧舜孔子之道”直接归为“孔子之道”，就是因为孔子是儒家“道统”的总结者与集大成者。

　　关于孔子在儒家思想链上的地位，早在孟子就曾作过评述。他说：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注释标题 《孟子·离娄下》，《四书章句集注》，第295页。

　　儒家思想发展到西周时，随着国家的衰亡、王道教化的式微，作为王道教化载体的《诗》也趋于亡迹，在儒家思想链濒临断绝之时，孔子作《春秋》以承续儒家道统，孔子所谓“其义则丘窃取之”，意味着他作《春秋》的目的在于承续往圣的大义。孟子还明确提出孔子在儒家思想链中的“集大成”地位：“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

　　汉代“公羊学”开始确立孔子在儒家思想链上的核心地位。《春秋公羊传》“哀公十四年”：“（孔子）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 这种观点认为，孔子既是往圣的总结者，又是“后圣”的启发者，他在《春秋》中制定的“大一统”制度，等待着后王来实施。董仲舒继承了《公羊传》的“孔子文化核心观”并把它神圣化，提出“《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的观点 ，认为《春秋》的中心内容是言“新王之事”，《春秋》是应天而作。至此，孔子的文化核心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

　　中唐“新《春秋》学”也同样以孔子为儒家“道统”的核心。《新唐书·啖助传》说：

　　其言孔子修《春秋》意，以为夏政忠，忠之敝野；商人承之以敬，敬之敝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僿。救僿莫若忠。夫文者，忠之末也。设教于本，其敝且末；设教于末，敝将奈何？武王、周公承商之敝，不得已用之。周公没，莫知所以改，故其敝甚于二代。孔子伤之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商周之道，不胜其敝！” 注释标题 《新唐书》卷二〇〇《啖助传》，第5705—5706页。

　　啖助对夏商周三代的评价也都托之于孔，所以《新唐书》在评价啖助等人时说：“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诎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学，凭私臆决，尊之曰‘孔子之意也’，赵、陆从而唱之，遂显于时。” 他们诠释《春秋》的方式是“凭私臆决”，但又尊之曰“孔子之意”，这就是说“新《春秋》学派”突出孔子在儒家思想系统中的核心地位，其目的在于借孔子之名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柳宗元以孔子为儒家“道统”核心的思想，是在“新《春秋》学”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他常用“孔子之意”来概括《春秋》的思想。如他评论元洪《报张生书》和《答衢州书》对《春秋》思想的理解说：“兄之学为不负孔氏矣”，“兄书中所陈、皆孔子大趣。” 柳宗元在名义上以“孔子大趣”为诠释《春秋》的标准，而在实际操作上也像“新《春秋》学派”那样“凭私臆决”，以“六经注我”的方式来诠释《春秋》，并通过诠释《春秋》进而重新诠释整个儒家思想，为了增加这种诠释的权威性，他首先就要突出孔子的核心地位，然后借诠释孔子而诠释自己。

　　二、周公、孟子的缺席

　　（一）对周公的态度

　　制礼作乐的周公，在中国古代的地位一直很高。初唐时期，周公与尧、舜、孔子并称为“四大圣人”，“周孔”之称也十分普遍。高祖武德二年（619），“令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四时致祭” 。唐太宗也说：“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 贞观二年（628），孔子地位开始慢慢越过周公。《旧唐书·儒学传序》云：“贞观二年，停以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以宣父为先圣，颜子为先师。” 这时，孔子代替了周公而成为儒教的教主。

　　在柳宗元的著作中，提到“圣人之道”时，或曰“尧舜孔子之道”，或曰“孔子之道”，而很少把周公与尧、舜、孔子并列。这种提法反复见于《送娄图南游淮南序》《寄许孟容书》《答周君巢书》《柳州文宣王庙碑》等作品。在《答元饶州论春秋书》中，柳宗元说：“见圣人之道与尧、舜合，不唯文王、周公之志，独取其法耳。” 可见，他把周公从“四大圣人”之中删去的原因在于，“周公之志”有不合“圣人之道”之处。这种不合之处，其实就是周公所提倡的分封制。“永贞革新”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打破藩镇割据的局面，实现国家的“大一统”。作为“永贞革新”中坚力量的“新《春秋》学派”，继承了西汉公羊学“天下为公”之微言大义，意欲在安史之乱的废墟之上重建“大一统”的皇权专制政治，“反封建”遂成为中唐时期的一个时代命题。柳宗元有《封建论》一文专门探讨这一问题 。

　　柳宗元还对周公直接提出过批评。他在《桐叶封弟辩》一文中，批评周公明知年幼的周成王以桐叶封小弱弟是小孩子之间的游戏，却以“天子不可戏”为名让这场游戏变为现实。从“经”上来看，周公劝成王守“信”是无可厚非的，韩愈就曾以此例来说明“自古以来，未有不信其言而能有大功者” ；但从“事”上来看，“以地以人与小弱者为之主”，这明显是有违“生人之意”的。在“大公之道”与“生人之意”发生矛盾时，柳宗元提出要以“当”为标准：“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设未得其当，虽十易之不为病；要于其当，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戏乎？若戏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过也。” 他认为，“王者之德”并不在于坚守那些抽象的道德信条，而在于“行之何若”，即在行上是否恰当，当则行，不当则改，不当而改不属不守信，相反不当而行，则是过错。柳宗元认为，周公辅佐成王应该“归之大中”，大中即“当”。“当”的标准不是抽象的儒家道德信条而是“生人之意”。

　　柳宗元在为陆淳所作《墓表》中说：“其道以圣人为主，以尧、舜为的。……其法以文、武为首，以周公为翼。” 他把陆淳的思想分成两大部分，一是“道”，二是“法”，前者着眼于理想层面，以“尧舜为的”；后者着眼于现实层面，以“周公为翼”。这就把“天下为公”的“尧舜之道”与“天下为家”的“文武法度”区别开来。周公的文化意义是在“法”的层面，而非“道”的层面，因为周公所倡导的分封制是不符合中唐“新《春秋》学派”所极力倡导的“大公之道”之政治理想的。这应该是中唐以后周公地位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柳宗元常在儒家“道统”中有意忽略他的主要原因。

　　（二）对孟子的态度

　　先来对比一下孟子在韩愈“道统”观中的地位，以便更好地理解柳宗元对孟子的态度。韩愈特别推崇孟子，他说：

　　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故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后离散分处诸侯之国，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原远而末益分。……孟轲师子思，子思之学盖出曾子，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 注释标题 《送王秀才序》，《韩昌黎文集校注》，第261—262页。

　　他认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因此弟子门只能根据自己的“性之所近”来继承孔子思想，这就是说，孔子死后所分出的八家之儒在思想上是有差异的，他们与孔子本人的思想也不完全一致，这就有一个哪家思想更接近孔子原意的问题。韩愈认为，曾子至子思再至孟子，这一传承谱系最得孔子之意，所以他主张“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这就明确主张以孟子思想作为儒家的正统，提倡从孟子思想来“求观圣人之道”。他又说：“然赖其言，而今学者尚知宗孔氏，崇仁义，贵王贱霸而己。……向无孟氏，则皆服左袵而言侏离矣。故愈尝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者，为此也。” 韩愈把当时“尚知宗孔氏”的功劳归于孟子，对孟子的“崇仁义”与“贵王贱霸”思想极为推崇。

　　基于以上原因，韩愈十分重视孟子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他说：

　　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注释标题 《原道》，《韩昌黎文集校注》，第18页。

　　有研究者说：“韩愈的‘道统’谱系上，真正居于中心位置的是孟子，其余的列祖列宗不过是配享从祀而已。” 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韩愈把孟子作为孔子之后儒家“道统”的继承者，又认为“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并说“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 ，含蓄地表明自己愿意成为儒家“道统”的继承者。李翱评价说：“孔氏去远，杨朱恣行，孟轲拒之，乃坏于成。戎风混华，异学魁横，兄尝辩之，孔道益明。” 李翱也确认韩愈思想得之于孟子。

　　再来看柳宗元对孟子的评价。《柳集》中大约有十六篇文章提到孟子 ，我们可以把这些文章大致分成两大类。一，只是引述孟子的某一句话，或某一观点。如：“白圭壑邻，孟子不与” ；“孟子曰：位卑而言高者，罪也” ；“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孟子赞之” ；“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礼之” ；“孟子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孟子曰：‘今之乐犹古之乐也’、‘与人同乐，则王矣’。吾独以孟子为知乐” ；“孟子曰：杀一不辜而得天下，君子不为” ；“是孟子之所谓不为也，非不能也” ；“孟子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 ；“孟子曰：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 ；“孟子曰：余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而已矣” 。以上十一篇中，柳宗元只是在文章中引述孟子的一句话，或一个观点，有的地方他直接表示赞同，有的地方则没有直接表明态度。二，对孟子思想进行评述。这类文章主要有《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吏商》《天爵论》《上湖南李中丞干廪食启》四篇。

　　我们重点考察第二类文章。前面已经谈到《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所载李景俭作《孟子评》一事，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能看出柳宗元对孟子的态度。韦词与路随都认为《孟子评》“摭”孟子。“摭”是何意呢？柳宗元把自己“非左氏”与李景俭“摭孟子”相提并论，并说两人都招致世之“愈狭”者的非议，可见“摭”在这里应有“苛责”“批评”之意。《孟子评》应是一部苛评孟子之书。柳宗元却对这部书大加赞赏，认为它能做到“求诸中而表乎世”。

　　柳宗元不但赞赏李景俭对孟子的苛评，他本人也在多篇文章中表达与孟子不同的意见。在《天爵论》中，他不指名地批评孟子说：“仁义忠信，先儒名以为天爵，未之尽也。” 在这里，他把孟子称作“先儒”而不是“圣人”。他认为，孟子把仁义忠信看作“天爵”的观点是不完全正确的。

　　在《吏商》中，柳宗元对孟子的义利观提出批评：

　　或曰：“君子谋道不谋富，子见孟子之对宋硁乎？何以利为也？”柳子曰：“君子有二道，诚而明者，不可教以利；明而诚者，利进而害退焉。吾为是言，为利而为之者设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孟子好道而无情，其功缓以疏，未若孔子之急民也。” 注释标题 《柳宗元集》第二册，第564页。

　　孟子批评宋硁的话出自《孟子·告子下》：“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柳宗元不同意“谋道不谋富”的观点，他把人分为两大类：一是“诚而明者”，二是“明而诚者”，前者“不可教以利”，而后者不但可以教以利，而且能以利退害。所以，柳宗元说：“孟子好道而无情，其功缓以疏，未若孔子之急民也。”他认为，孟子只言“道”而不言“利”，这种只停留在理论层面的观点是不能满足生民的实际之需的。这句话也明确地交待了他不把孟子列为儒家“道统”的原因，即“其功缓以疏”，但他并没有完全否定孟子理论的价值，只是说它“缓以疏”，不像孔子之道那样“急民”。同时，从这句话也可看出，柳宗元并不像韩愈那样把孟子看作孔子思想的正统继承者。

　　以上三篇都是对孟子批评的文章，在《上湖南李中丞干廪食启》中，柳宗元对孟子给予了肯定：

　　又读孟子书，言诸侯之于士曰，使之穷于吾地则赒之，赒之亦可受也。又怪孟子以希圣之才，命代而出，不卓然自异以洁白其德，取食于诸侯不以为非。断而言之，则列子独任之士，唯己一毛之为爱，故遁以自免；孟子兼济之士，唯利万物之为谋，故当而不辞。 注释标题 《柳宗元集》第三册，第904页。

　　在这段话中，柳宗元比较了列子与孟子人生态度上的不同，肯定了孟子“不卓然自异以洁白其德，取食于诸侯不以为非”的人生态度，这是与他“辅时及物”的思想相一致的。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尽管《柳集》多次直接提到孟子，却没有一次把他列入儒家“道统”之中，甚至没有一处说他是孔子思想的正统继承者，也没有把孟子称为“圣人”。柳宗元尊孔而非孟的主要原因，在于上文所说的孔子之道“急民”，而孟子之道“缓以疏”。朱熹曾分析孔、孟思想的差异说：“孟子教人多言理义大体，孔子则就切实做工夫处教人。……《论语》不说心，只说实事。《孟子》说心，后来遂有求心之病。” 朱子认为，孔孟最大的区别在于：孔子只说实事，孟子多讲理义。这正是柳宗元重孔轻孟的原因。

　　钱穆先生曾论“汉唐儒”与“理学家”之区别云：“汉唐儒志在求善治，即初期宋儒亦如此。而理学家兴，则志在为真儒。志善治，必自孔子上溯之周公；为真儒，乃自孔子下究之孟轲。” 汉唐儒与宋儒的区别在于，前者重事功，后者重心性，前者重“外王”，后者重“内圣”。柳宗元与韩愈虽生活在同一时期，但两人对“儒道”内涵的理解是不同的。柳宗元重“儒道”经世致用之事功，韩愈则重“儒道”仁义道德之心性，所以柳氏把孔子列为儒家道统之核心，而韩氏则把儒家道统下究至孟轲。这一差异，决定了两人在中唐儒学复兴道路选择上的不同。柳宗元借诠释“孔子”而把儒“道”引向“辅时及物”，并主张在此基础之上实现儒佛道三教的融合，韩愈则借诠释孟子而强调儒“道”的仁义道德内涵，从而把儒与佛、道严格区别开来。

　　总之，柳宗元把孔子作为儒家“道统”的总结者与集大成者，在他的“道统论”中，周公与孟子没有享受到韩愈“道统论”中的位置，这是由其“大公之道”的政治理想与“生人之意”的政治策略所决定的。 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新论--中国诗学研究专刊 （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