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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融合观

　　儒佛道三教关系是唐代政治、思想、文化上的一个热门话题。初唐以来，帝王三教并举的文化政策及“三教论衡”活动，促进了三教鼎立文化格局的形成与巩固。三教间虽然矛盾不断，三教优劣高下的争论有时还相当激烈，但从总体上看，三教基于各自的立场而在理论上相互融摄是这个时期三教关系的基本特点 。佛道两教在大力加强自身理论建设的同时，又都明确提出“三教融合”主张，至中、晚唐，佛教出现了宗密，道教出现了杜光庭，此二人分别成为“佛”或“道”立场之上“三教融合”理论的代表。与佛、道二教“三教融合”主张相呼应，柳宗元提出了以“儒”为基点的“三教融合”观，他不但明确提出了三教融合的总原则、总方向，而且批判地吸收三教思想资源完成了其儒家宇宙论与心性论的建构，成为唐代“三教融合”思潮中的儒家代表。

　　/第一节/

　　初唐以来的“三教融合”思潮

　　初唐以来，“三教融合”趋势日益明显，佛、道二教站在各自立场之上，明确提出了“三教融合”主张，并将其上升到理论高度。在这股强劲的思想潮流之中，儒家失去了话语权。尽管许多儒士出入佛、老，表面看来是在融合三教，其实他们只是在佛、老之中寻找一些精神慰藉，并没能提出以“儒”为中心的“三教融合”理论。这种局面直到中唐柳宗元的出现才有所改观。

　　一、佛教的“三教融合”主张

　　佛教从初传汉地的那天起，出于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就不断努力调合与儒、道两家的关系。汉末牟融说：“尧舜周孔，修世事也；佛与老子，无为志也。”三教“金玉不相伤”，“其道为贵，在乎所用” 。他认为，三家思想虽然相异，但也可以相容，此时的佛教还没有流露出自尊之意。三国时期的康僧会（约222—265），开始试探性地突显佛教在三教中的优越性，他说：“周孔所言，略示近迹，至于释教，则备极幽微。” 东晋孙绰（320—377）以内外、本末来会通佛儒，他说：“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外内名之耳。……周孔救极弊，佛教明其本耳，共为首尾，其致不殊。……故逆寻者每见其二，顺通者无往不一。” 他以佛为本、为内，以儒为末、为外，其目的在于会通儒佛，但立场非常明确。南北朝时期，梁武帝主张“三教同源”，他所谓的“同源”指的是以佛为源，甚至认为老子、周公、孔子是如来的弟子，尊佛之意十分明显。

　　唐初，佛道两家竞争十分激烈。法琳（572—640）“权舍法服，长发多年，外统儒门，内希聃术”而著《破邪论》 ，与抑佛伸道的傅奕（555—639）论战。法琳在其另一部护法著作《辩正论》中说：“考周孔六书之训，忠孝履其端；李老二篇之萌，道德创其首；瞿昙三藏之文，慈悲为其本；事迹乃异，理数不殊，皆尽美尽善，可崇可慕也。” 他以“事迹乃异，理数不殊”为理由来论三教会通，但“理数”二字意味深长。中唐时，李通玄（635—730）著《新华严经论》，引汉代象数《易》以解经。澄观（738—839）也以《华严经》比附《易经》，但其儒佛比较论已经脱离名数的会通，而进入思想体系层面的比较。

　　宗密著《原人论》，摆脱平面的比附方法，采取“本末会通”的方式，以佛教为中心融摄儒道，将内外浅深的教义会归于本源真心，体现出立体式的会通进路。他将佛教分为显性教、破相教、法相教、小乘教、人天教五个层级，再加上儒、道两个“外教”共为六个层级，较低的层级全都可以会归于显性教的“一真灵性”。会通方法是立体式的层层会归疏通模式，先是显性教与破相教的会通，接着通过破相教将法相教会归进来，然后是法相教会通小乘教，小乘教再会通人天教，最后是以人天教为基础将儒道两家的“元气”“自然”“天命”三说全部会通于整个判教大系统中。《原人论》说：“然所禀之气，展转推本，即混一之元气也；所起之心，展转穷源，即真一之灵心也。究实言之，心外的无别法，元气亦从心之所变，属前转识所现之境，是阿赖耶识相分所摄。” 这样既消解了佛教心本体与儒道元气论的矛盾，又坚持了佛教的本体地位。宗密会通三教的进路不再是浅层的教义比配，而是透过心识论进行的深层会通，实现了三教会通思想的重大突破，达到了汉末以来以佛教为中心的“三教融合”的最高峰 。

　　二、道教的“三教融合”主张

　　道教在三教关系中的“自我”意识形成于西晋，在此之前，要么依附儒学，要么在混混沌沌之中被佛教所利用，还没主动与佛教发生交涉。西晋道士王浮伪造《老子化胡经》，把佛教之源归于道教名下。东晋道士葛洪（284—364）在《抱朴子》中，主张以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虽没提到佛教，但为日后“三教融合”埋下伏笔。南北朝时期，道教在三教融突之中十分活跃。道士顾欢作《夷夏论》，利用本土优势联儒抗佛。北魏道士寇谦之（365—448）与南朝刘宋道士陆修静（406—477），在坚持“儒道兼修”的同时，大规模援佛入道以推动其宗教改革。随后，南朝道士陶弘景（456—536）提出“百法纷凑，无越三教之境” ，成为道教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倡“三教融合”论的人。

　　入唐以后，道教对佛教的吸收一改往日把“世尊”改“天尊”、在“因缘”前加“自然”等生吞活剥式的做法，开始加强对佛教义理的吸收与消化。成玄英、李荣等融合老庄哲学和佛教中观哲学而创道教重玄学，司马承祯以老庄思想为主体，吸收佛教的止观、禅定学说，阐发养生、修真之道。晚唐道士杜光庭明确提出以道教为本位的“三教融合”主张，他说：“三教圣人，所说各异，其理一也。……但能体似虚无，常得至道归身，内修清静，则顺天从正，外合人事，可以救苦拔衰，以此修持，自然清静。” 儒释道三教在理论架构上虽然各不相同，但在“理”上是一致的，这个“理”就是自然清静之道，这其实就是主张以“道”为基点来融合三教。孙亦平先生说：“杜光庭之所以能够成为唐代道教的集大成者，与他在其代表作《道德真经广圣义》中既圆融道教各派教理，又积极吸取儒佛道三教的精华，从宇宙观、重玄学、认识论、心性论、修道论、社会观上提升了道教的理论思维水平密切相关。” 不论是从以“道”为基点融合三教理念的提出，还是从方方面面理论的实际建构来看，杜光庭都堪称唐代“三教融合”思潮中道教的代表。

　　三、“三教融合”思潮中的儒家学者

　　吕思勉先生说：“世皆以汉世儒学盛行，魏、晋以后，玄学、佛学起而代之，其实非是。此时之儒家，实裂为二派：有思想者，与玄学、佛学合流，无思想者，则仍守其碎义难逃之旧耳。” 魏晋至唐末的“有思想”的儒家学者中，论及儒佛关系或三教关系的主要有颜之推、王通、韩愈、柳宗元、刘禹锡、李翱、白居易等 。

　　颜之推（531—约590），南北朝后期至隋初儒家学者，著《颜氏家训》二十篇。关于儒佛关系，他说：“内外两教，本为一体，渐积为异，深浅不同。内典初门，设五种禁；外典仁、义、礼、智、信，皆与之符。仁者，不杀之禁也；义者，不盗之禁也；礼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酒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归周、孔而背释宗，何其迷也！” 他认为，儒佛二教，虽深浅有别，但“本为一体”，儒家“五常”与佛家“五戒”相符，不能因为归周孔而背佛教。

　　隋朝大儒王通（？—617），一方面站在儒家立场之上，批评道教求长生是“贪得无厌”，批评佛教为“西方之教”难以适用于中国 ，另一方面又着眼于政治，认为三教都有益于统治，提出“三教可一”说。

　　程元曰：“三教何如？”子曰：“政恶多门久矣。”曰：“废之何如？”子曰：“非尔所及也。真君、建德之事，适足推波助澜，纵风止燎尔。”子读《洪范谠议》，曰：“三教于是乎可一矣。” 注释标题 《中说·问易》，《中说校注》，第134—135页。

　　“真君”为北魏太武帝年号，“建德”为北周武帝年号。王通认为，“二武”利用行政手段强制灭佛是“推波助澜”，“纵风止燎”，是根本行不通的，处理三教关系最好的办法是把它们统一起来。在这里，他虽然没有直接指出三教统一的方向，但从其思想倾向来看，应该是“三教归儒”。

　　中唐以降，面对佛、道两教发展的迅猛势头，儒家内部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主张高举儒家大旗力排佛老，另一种主张以儒家思想为中心融合三教，前者以韩愈、李翱为代表，后者以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为代表。

　　韩愈自幼服膺儒学，“其所读皆圣人之书，杨墨释老之学无所入于其心。其所著皆约六经之旨而成文，抑邪与正，辨时俗之所惑” 。入仕以后，这种思想更加坚定，连续写了《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进学解》《谏佛骨表》《与孟尚书书》等一系列文章，大力倡导儒学，力排佛老。在对待佛、老尤其是佛教的态度上，韩愈与柳宗元有过激烈的争论。

　　柳宗元在永州时，结交一位“山人”元集虚（即元十八），并作《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以赠之。在此文中，柳宗元盛赞元集虚处理儒佛关系的态度：“悉取向之所以异者，通而同之，搜择融液，与道大适，咸伸其所长，而黜其奇邪，要之与孔子同道，皆有以会其趣，而其器足以守之，其气足以行之。” “通而同之”是元集虚处理儒佛关系的基本立场，柳宗元对此极为欣赏。柳宗元还说，杨、墨、申、商、刑、名、纵横及后来的佛教，尽管在思想上“抵捂而不合”，但由于“皆有以佐世”，因而应该“通而同之”。韩愈看到此文，写信指责柳宗元“不斥浮图”，柳宗元又作《送僧浩初序》予以反驳。在该文中，柳宗元把韩愈排佛的理由归结为三点：一是“以其夷也”；二是“无夫妇父子”；三是“不为耕家蚕桑”。柳宗元针对这三条逐一反驳。

　　“以其夷也”，是韩愈排佛的最重要的原因。如《原道》：“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论佛骨表》：“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 其实，这种批评早在南北朝时期的“夷夏之辩”中，顾欢、荀济等人就已经提出过。韩愈根本无视当时佛教已经完全中国化了的事实，还只是一味地抱住“夷夏之防”不放。柳宗元批评韩愈“不信道而斥以夷”，主张对佛教应该“去名求实”。对于韩愈所谓“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家蚕桑”，柳宗元一方面表示自己也不喜欢，另一方面又认为韩愈因此而排斥佛教是“忿其外而遗其中”，“知石而不知韫玉”，没有看到这些表面形式下所包含的有价值的思想。

　　元和十四年（819），韩愈因反对宪宗迎佛骨而遭贬潮州，途中巧遇元集虚，两人相处十余日，韩愈对元氏儒释相通的观点也开始接受。临别时，韩愈作《赠别元十八协律六首》，其中一首赞元集虚曰“治惟尚和同”，对其儒释“通而同之”观点表示赞同；还有一首述及自己与柳宗元十年前的那场关于儒佛关系的辩论，诗曰：“吾友柳子厚，其人艺且贤。吾未识子时，已览赠子篇。寤寐想风采，于今已三年。不意流窜路，旬日同食眠。所闻昔已多，所得今过前。如何又须别，使我抱悁悁？” “赠子篇”，即柳宗元《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当年韩柳之争，就是因为这篇序文而引起。现在，韩愈回忆往事，感慨万千：“所闻昔已多，所得今过前。”从这两句话可以看出，韩愈已经接受了元集虚会通儒释的主张 。

　　李翱（772—841）在崇儒排佛的基本立场上与韩愈是一致的，这在其《去佛斋》《再请停率修寺观钱状》等文中都有鲜明地体现，但在对佛教心性论的大胆借鉴上又与韩愈不同。其《复性书》以《中庸》《易传》为立论根据，试图建立儒家心性论。其心性论以“去情复性”为旨归，以“弗思弗虑，情则不生”为“复性”之方，最终达到“尽人之性”“尽物之性”，乃至于“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境界。《复性书》采拾《大乘起信论》《圆觉经》《楞严经》的痕迹十分明显，至使韩愈看后不禁发出“吾道凌迟，翱且逃也”之叹。

　　综上所述，柳宗元生活的中唐时期，儒佛道三教虽然鼎足而立，但融合之势已如滚滚洪流，势不可挡。佛道两教在大力加强自身理论建设的同时，又站在各自立场之上，明确提出三教融合主张。作为当时儒学的翘楚，韩愈、李翱高举反佛大旗，但从韩愈晚年对佛教态度的改变及李翱“复性说”对佛教的大量借鉴可以看出，依靠“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文化强制政策来打击佛老的想法是根本行不通的，早在隋朝的王通就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与佛道二教以佛或以道为基点的三教融合主张相辉映，柳宗元提出了以儒为基点的三教融合观，他不但明确提出了三教融合的总原则、总方向，指出了三教在思维方式与心性学说方面的契合点，而且批判地吸收三教思想资源完成了其儒家宇宙论、人生论的建构，成为唐代三教融合思潮中的儒家代表。 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新论--中国诗学研究专刊 （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