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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三

　　新法开张

　　依据父皇遗嘱准备改革国政的神宗，甫一即位就遭遇极大障碍。

　　想以强硬手段进行国政改革，却没有主其事的人才。父皇提名、神宗也想倚重的欧阳修，却以“不可勉强”为由，不赞成推动改革。

　　（另外再寻觅负责国政改革事宜的人吧！）

　　十九岁的神宗毕竟是精神饱满的。神宗最后物色到担任南京长官的王安石。王安石和司马光一样，年纪轻轻就中进士，是有神童之称的俊才。

　　寻觅人才，当然不是由皇帝亲自到各处物色，他只能从自己视野内的人物中加以挑选。

　　从仁宗末期到短命的英宗时代期间，宋的国政有三个中心人物，他们是宰相韩琦、同平章事曾巩和参知政事欧阳修。

　　——三人同心辅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称治。

　　史书如此称赞由这三个人执行的政治。实际上的情形却是，宋的国政在财政上面临极大困难。

　　三人同心辅政也只是表象而已。韩琦甚有决断力，曾巩深谙法令典故，欧阳修则为文学、历史的佼佼者，他们各有专长，三人同心相辅为政当然是最理想的状态。但现实上的政治是由甚有决断力的韩琦决定一切，而站在协助者立场的曾巩，开始对韩琦有所微言了。

　　“过于独断专行——”

　　曾巩不止一次地对亲近人士诉说自己的感触。除了他以外，廷臣中对韩琦反感的人也不在少数。

　　韩琦处理公事的能力越是卓越，其余大臣的存在越发显得渺小。

　　（其余的大臣根本没有在做事嘛！）

　　众臣因受到如此批评而对韩琦心存恚愤，结果自然造成韩琦逐渐被疏远孤立。

　　神宗对韩琦的感觉也不甚良好。年纪轻轻即位的神宗，衔有父皇英宗的遗嘱，因而对国政改革有很大的抱负。但精明能干的宰相在一旁，新皇帝就似乎连存在的价值都没有了。

　　（这不是应该由朕裁决的事吗？）

　　每次韩琦要求事后承认时，十九岁的皇帝总会一肚子懊恼。他希望的是，宰相事前就找他商量，他或许会表示意见或做一些指示；然而宰相却是自行决定后，仅在形式上让他知道。

　　（莫非因为朕年轻而瞧不起朕……？）

　　年轻皇帝容易把感情形之于色，同时朝廷内也不乏睁圆大眼企图从皇帝表情看出其心事的人。

　　“皇上对司空好像耿耿于怀……”

　　“你也发现到了是吗？我也有这个感觉。”

　　“皇上认为司空的作风过于专横，这是一定的事情嘛！”

　　“依我看，司空的职位一定保不住的。”

　　廷臣们如此窃窃私议。韩琦的职位是三公之一的司空，此外兼任侍中职。

　　（时机成熟了！）

　　做此判断的韩琦政敌，遂提出了对他的弹劾案。这个人是中丞王陶。

　　——无视其余廷臣，作为专横……

　　这是弹劾的主要理由。韩琦因而被迫离开内阁。

　　在这之前，站在协助者立场的曾巩，为了牵制韩琦的专横，推荐了江宁府（南京）知事王安石。

　　韩琦于离开内阁前进宫辞行时，神宗问他：

　　“卿去职后，委由何人担任国政为宜？有人推荐江宁王安石，此人是否适任，卿意以为如何？”

　　对此，韩琦回答：

　　“倘若以王安石为翰林学士，他的才能超越其上。但如若要委以国政，他的能力稍嫌不足。”

　　翰林学士是皇帝的秘书，对皇帝垂询事项提出回答为其任务。为使王安石伺候于皇帝身边，将他任命为翰林学士是一个方法。但这无疑大材小用，因为以王安石的才华，翰林学士一职是委屈了他。然而，一下子就让王安石担起国政，使其入阁，在资格上尚嫌不足——这是韩琦的看法。

　　韩琦的回答可以说非常微妙。

　　王安石成为翰林学士，《资治通鉴》著者司马光也成为翰林学士。

　　新法、旧法之争的两派领袖，于神宗甫即位时同时就任为皇帝秘书，是一件值得玩味的事。

　　于神宗即位的翌年又有改元之事，是为熙宁元年（1068）。

　　此时王安石四十八岁，司马光五十岁，以东坡之号驰名的大诗人苏轼则为三十三岁，当时他因父亲去世正值服丧期间。苏东坡当然也是进士及第，但年轻的他仍只是中央官厅的中坚官僚。相较之下，王安石则是历任州、府知事的高级官僚。

　　王安石是曾巩为了牵制韩琦之专横而向皇帝推荐的，但他并没有因此即刻上京，那是因为他不愿意被人认为自己急欲攀登龙门。

　　——王安石会成为秘书、顾问，甚至是可能成为宰相的阁僚级人物呢！

　　他知道人们对他的评价相当微妙，因此，对进退之间持着极为慎重的态度。他到熙宁元年的四月才上京，这是被推举为翰林学士后第五个月的事。

　　——越次入对。

　　史书如此表达。“次”指“序列”而言，这句话的意思是：他被皇帝召见是超越序列之举。

　　“政治最重要的事情，也就是说，非首先执行不可的事情是什么？”神宗向他询问。

　　“非先做不可的事情是择术。也就是说，必须决定一贯的方法。”王安石回答。

　　不提意识之论，而以实施方法为绝对先决条件——王安石的实务派本色由此可见。

　　“方法……？”神宗略为斜首问道，“不知唐太宗持的是什么样的态度？他是否也以方法为重呢？”

　　在当时，“唐太宗”是明君的代名词。身为君主，如何才能成为像唐太宗那样的人？——这是每一个就帝位者所想的第一件事。

　　“为什么要向唐太宗看齐呢？”王安石用较大的声音道，“何不舍太宗而向尧、舜看齐？”

　　尧、舜是神话中的人物，为圣天子的代名词，远较实际存在过的唐太宗为高。

　　伸手到更远的地方——王安石如此激励年轻的神宗。

　　“尧、舜之道很难企及吧？”神宗道。

　　“一点不困难。”王安石态度严肃地摇头道，“尧、舜之道至为简明，绝不难仿效。这个道极得要领，而且容易之极。末世学者由于无知，因而把他们推到遥不可及的高处。”

　　关于唐太宗的政治，有《贞观政要》一书记录他与臣下问答政治而广为人知。但尧、舜由于是传说中的人物，因此无人确实知悉他们的政治手段如何。

　　——志气要高，但绝不可轻视实务。

　　王安石想要告诉神宗的是这一点。

　　由口吻看得出来这是个硬汉子。神宗初次见面就对王安石有了这样的想法：

　　（一切交给这个人处理，一定不会有差错。）

　　“臣过去在地方时，深深感觉如此下去，我国一定会陷入僵局。此际最重要的是变法，精神上要尽可能地接近尧、舜之心，但却要以务实态度将事情一一处理，这是最重要的。皇上可以不用畏惧，这样做一点也不困难。”

　　神宗表情恍惚地听着王安石滔滔不绝地讲话；实际上，神宗此刻正有醉意。

　　尧、舜之道不外乎是以人民为重的思想。

　　从王安石上京的第二年起，由他建议的“均输法”和“青苗法”陆续付诸施行。他的地位也逐次晋升为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最后坐上宰相宝座。神宗对他的信赖程度由此可以窥见。

　　相对于此，反对王安石“新法”的司马光，辞去翰林学士职位，移至地方专心完成《资治通鉴》。

　　新法以增加“健全之农民”为目的，换言之，在于增加有纳税能力的农民。为重建国家财政，这是最根本的方法。

　　新法以青苗法为主要骨干。

　　青苗法不外乎是国家以低利对农民融资。收割期过后开始种苗时，大部分农民都闹穷，为了要吃饭，连存下来准备作为种苗用的稻谷都早已卖掉，这是当时一般的情形。

　　知道贫农急需资金的地主或豪族，于青黄不接时期贷给他们的款项，利息达六成至十成之高，届时无力偿还的贫农只有潜逃沦为流民，成为社会不安的因素。国家税收当然也因此而减少。

　　政府依据青苗法贷给农民的款项，利息在两成以下，而且，偿还方法可以任选稻谷或现金，谷价涨高时，当然以现金偿还较为有利。

　　青苗法发表后，立刻涌起反对之声。

　　地主和豪族施放高利贷并不是一时的行为，而是他们的主要营业项目之一。政府举办低利贷款的结果是，他们丧失了高利贷这项利润颇高的生意机会。

　　出仕朝廷的高级官僚，几乎全都是地主、豪族出身，因此，他们不赞成对自己带来不利的青苗法是必然之事。为了国政改革，他们可以同意王安石其余的新法，唯独青苗法例外，坚决反对实施此法——这是他们的见解。

　　司马光则从另外的观点表示反对。

　　“国家怎么可以做贷款业务呢？国家必须以道义为基本，王安石三句不离尧、舜之道，但是向农民收取利息，不是悖离此道吗？”

　　也就是说，他是站在道义观点表示反对的。

　　王安石对国家改造事宜怀有满腔热情，无论遭遇多大的反对声浪，他决心贯彻到底。

　　新法之中有一种“募役法”，亦被称为“免役法”。

　　宋朝政府将农民依资产分为五个等级，其中的上等阶级——一等户和二等户——属富农，被认为是在经济上有余裕的阶级，因此，国家常常派各项杂务让他们担任。这些杂务包括官员出差或旅行时的住宿、接待事宜，以及国家物资的运输、保管，甚至押送犯人的任务等等，而政府对这些任务都不支付任何报酬。

　　这亦使农民的劳动意愿低落许多。以押送犯人为例，倘若犯人于途中逃逸，负责押送的人要受处罚。此外，负责运输的物资若有遗失或破损等情事，亦得赔偿。故，人们都说：

　　——成为一等户的人，最后一定会破产。

　　被核定为一等户或二等户，只有坏处而没有好处，因此，没有人愿意成为富农。耕作态度不积极的结果，生产力当然无法期望提高。有些人甚至积累了不少财富，也依旧住在原先的破旧房子，连修缮也不肯，以免被提高等级。

　　王安石的募役法是要一、二等户富农缴纳金钱，以免除被政府派遣担任杂役的规定。政府用这样的方法招募人员担任这类工作，因而称之为“募役法”。富农因缴纳金钱而免除被派令担任杂役，故此法又被叫做“免役法”。实施的结果，农民的勤劳意念果然回升，人人愿意辛勤耕作，以便成为一等户，这当然使国家的生产力提高了。

　　由于募役法使富农的负担减轻，所以没有像青苗法那样受到反对。但还是有人以“删改祖法乃不孝之举”的道义观点，表示反对。删改宋建国以来太祖、太宗、真宗、仁宗等历代皇帝所推行的“法”，非子孙应有之举——这是这一派人士的想法。

　　当然也有人是为反对而反对。这些人虽然赞成推行新法改造国家，却因为对王安石持有反感态度，所以决心处处与他对立。

　　有些人则因为与反对王安石的人有血亲或朋友关系，而加入反对新法阵营。反对新法的人被称为“旧法派”，两派的对立遂愈演愈烈。为了使国家恢复活力的改革方案，反而带来论争和对立，使国家丧失活力——时局一时有了这样的倾向。 陈舜臣十八史略（共五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