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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我们平时给人牵线搭桥做红娘一样，介绍人只是中介，男女双方认识后就是他们自己的事了，今后是否结婚、结婚后生男生女，这和介绍人没任何关系的。但唐太宗却不这么看，他认为自己与侯君集及杜正伦的“离婚”和魏征很有关系，而且觉得魏征和侯、杜两人是个连成一体的三角形，两唐书《魏征传》中都有记载唐太宗怀疑魏征“阿党”的语句。

　　“阿党”包含着“阿”和“党”两层意思。这个词语简明意思就是对上级阿谀奉迎、暗地里拉帮结派，也可以说是拍马屁、搞小集团。谄媚讨好的“阿”还好说，但对于结党营私的“党”，古代帝王们是特别警惕并严厉禁止的，因为这会威胁到帝王统治地位的安全。如果臣下都联合结成了个铁板一块的利益共同体，这皇帝还怎么当呀！封建时代的臣下之间，特别是朝廷重臣之间，交往过频过密是令皇帝很忌讳的一件事。清初时期，康熙皇帝之所以废黜掉当时已做了三十多年皇太子的嫡子胤礽，就是因为他和朝廷重臣索额图等人的结党抱团让康熙感到了危险。而唐代也有相关制度规定，地方刺史、都督等官员回到京城后，在没有见到皇帝之前，都必须老老实实住在朝廷招待所，不得回家或者探访朋友的。

　　唐太宗怀疑魏征是侯君集、杜正伦“抱抱团”成员之一，既然他们是团伙成员，那魏征推荐这两人担任重要官职的动机就是“两有行为”了：有预谋、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唐太宗既然是疑邻偷斧了，那魏征曾经的行为就是怎么看怎么都像阿党了。

　　唐太宗觉得自己被死去的魏征利用了，窝了一肚子火，要是能喷出来估计没个三五辆消防车浇不灭。

　　就在唐太宗气得火冒三丈的时候，又有人向他打小报告说魏征“尝录前后谏争语示史官褚遂良”。小报告说，魏征生前每次给皇帝进谏时都留有备份稿，并将这份谏文底稿给起居郎褚遂良看。褚遂良是专职史官，魏征这么做明显是想让褚遂良把自己的正直言行记入史册，使自己名垂千古。

　　也不知道魏征是不是真的每次都把进谏的奏折都复印一份后送给褚遂良，对于此事，历史资料没有给出明确答案，现在已不可考。但这个小报告却让唐太宗发了大火，怒火中烧的唐太宗做出了两个决定：一是“罢叔玉尚主”、二是“踣所撰碑”。唐太宗在做这两件事的时候，距魏征去世刚刚半年。

　　这两个决定都是唐太宗拿自己的手打自己的脸，第一个决定是单方面撕毁魏叔玉和衡山公主的婚约；第二个决定是砸碎当初他为魏征御制的墓碑。

　　真替魏征抱屈，一辈子赤心为国，没享着皇帝的好，都死了埋了还得了一破碎的“碑具”，真是悲剧。当代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曾就此事感叹说：“幸其事发觉于征已死之后，否則必与张亮、侯君集同受诛戮。”

　　张亮就是本书前面曾提到过的那个被太子集团成员抓到狱中打得一佛升天、二佛出世，仍守口如瓶不透秦王李世民一丝秘密的猛男，只是他后来也因谋反罪遭斩。

　　陈寅恪认为魏征死得早是件很幸运的事情，不然一定会难逃斩首命运。此话也不无道理。但本人认为，以唐太宗对魏征的信任和亲密程度，在魏征没死的时候，是没有任何人敢在唐太宗面前说魏征的坏话或打小报告的，如此，唐太宗也不可能知道小报告中所说的那些真真假假的内幕，自然也就不会有悔婚、踣碑这样不愉快事件的发生。而且，只要没有确凿的谋反证据，魏征这个人是杀不得的，这点唐太宗肯定比一千年以后的我们更清楚。因为魏征是朝廷的一面旗帜，无缘无故地杀死这样著名的直谏之臣，别人会认为魏征是死于谏争，是唐太宗故意找茬、公报私仇。它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以后可能再也没有人进谏、类似褚遂良这样的正直史官可能会用曲笔将这件事情记进皇帝起注录。而这两点正是一心想树立明君形象的唐太宗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本人以为，只要不涉及谋反，非正常死亡事件是不可能出现在魏征身上的。

　　当然啦，唐太宗和魏征最后还是以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的。两年后，当唐太宗东征高丽落寞而归时，又想起了魏征的好处。面对着损兵折将却没有达到军事战略目的高丽之战，唐太宗深有后悔之意，他喟然长叹曰：“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

　　也许他想起了多年前和魏征进行过的泰山封禅的辩论，觉得只有魏征才敢在他面前什么都敢说不。这样的一个铮臣，还有什么理由对他求全责备呢？于是，尚在回京路途中的唐太宗命人乘快马提前赶到京城祭祀魏征，并“复立所制碑”，还把魏征的妻子儿子接到自己的行宫进行慰问赏赐，这就相当于赔礼道歉了。

　　唐太宗总算良心发现，给了魏征一个该有的结果。我想，我们都应该向这位心底无私的贤良忠臣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他让我们明白，当一个人怀揣无私和正义时，他的力量何其强大；他让我们懂得，直言和批评是一种纯净透明的高层次美德；他让我们知道，没有附着杂质的权力是多么的令人钦佩和感动！魏征的行为没有过时，在国家正在建设和谐社会和推行廉政建设的今天，我们也许更需要这样时刻将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高于一切位置上的人！

　　十三：闪闪谏星放光彩

　　贞观时代是个谏星璀璨的时代，以魏征为代表的直谏之臣层出不穷，君臣间基本上达到了一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理想状态。众多谏臣对唐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一切领域内的一切不合理现象及行为，进行全方位的、好不留情的监督和批评，形成了一个百家争谏的良好局面，极大地推动了当时的社会进步和发展。

　　我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乏忧国忧民的正直谏臣，有用铁链把自己锁在树上进谏的，有抬着棺材进谏的。类似事迹虽然令人感动，但也同样令人唏嘘，因为这种极端事件的存在至少表明，这些当事大臣的直谏环境十分恶劣。这更能反衬出唐初谏臣的幸运与幸福。纵观历史，像唐太宗贞观之治时期那样大范围、大面积、大规模的群体谏星存在，即便是把中国古代史倒过来、翻过去地找，也找不出任何一个能与之媲美的朝代。

　　而这台光彩照人的“谏时代”大戏的出品人正是唐太宗李世民。任何时候，一种风气的存在与流行和领导者的支持提倡都是密不可分的。贞观时期，唐太宗为了使自己少犯错误、使国家少走弯路，大开求谏、纳谏之风，发自内心地请大家给自己和朝廷提意见，提的有道理，重奖；说的无道理，没关系，不惩不罚。唐太宗公开说过，即使所谏“不合朕心，朕亦不以为忤”。

　　贞观元年，唐太宗下了一道诏令，规定今后三品以上官员入朝议事时“皆命谏官随入，有失辄谏”。谏议大夫只是五品官衔，这种允许低级干部列席高干会议的做法，是有意识地力挺谏官的腰杆身板。事实上，唐太宗在位期间，将谏官的地位提高到了一个简直让人羡慕得淌口水的份上，魏征、褚遂良、王珪、戴胄、岑文本等一大批谏官都曾官至宰相之职，这要是历史上难得一见的奇观。对于谏臣们上递的奏折，唐太宗每一篇都亲自观阅，他曾告诉司空裴寂说：“比有上书奏事，条数甚多，朕总黏之屋壁，出入观省。”

　　把臣下长篇大论的奏章贴在墙壁上，利用进门出门的机会化整为零地观看，这样作风务实的帝王太少见了。这种具有李氏特色的公文处理方法并非是唐太宗偶尔为之的作秀行为，而是他经常使用的一种个性工作法。为准确了解地方官员的施政情况，唐太宗还将全国所有都督、刺史的姓名抄录在内宫屏风上，“坐卧恒看，在官如有善事，亦具列于名下。”这和现在很多小学教室里张贴的荣誉榜差不多，哪个学生助人为乐了，哪个学生拾金不昧了，老师都会在他的名字旁边贴上一朵小红花。李老师也是一样，他利用休息、睡觉甚至上厕所的时间来熟悉屏风上的官员名单，遇到类似“某某都督实弹演习搞的不错，某某刺史农业生产抓得不赖”这样的政绩，他都会在相关官员的姓名底下划上记号，作为日后提拔的重要参考。

　　对于这样一个勤政、清醒的皇帝，除了向其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我们的双手别无选择。

　　在唐太宗求谏纳谏的示范效应下，除魏征外，唐代还涌现出了另外一大批直谏名人，他们的谏言谏语都曾在不同程度上左右和影响过唐太宗的治国方针。

　　下面按照可读性、趣味性、重要性等指标排名，简单介绍一下几位谏臣事迹片段，希望这段小小的历史横切面让朋友们在开心之余顺便也能有点另一种思考。

　　第一个说的是孙伏伽，因为这个人总是和第一连在一起。

　　孙伏伽这个大家也许并不太熟悉的人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标志性人物，他是我国科举史上有名可考的第一个状元。

　　科举制度虽然开始于隋朝，当目前已经找不到详细的隋代科举考试的史料。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在唐朝举行的首次科举考试中，孙伏伽名列榜首，成为中国正史记载的第一位状元。而最后一位状元是清朝光绪年间（1904年）的刘春霖。 轻松幽默侃唐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