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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就叫这名：侍中。

　　侍中这个职务自魏晋以后，便变成朝廷显赫职务了，唐朝时，侍中是三省之一的门下省长官，正二品的宰相之职。但在汉朝那会儿，侍中仅是皇帝身边的服务员，他们的工作内容“非奉唾壶，即执虎子”------不是替皇帝端痰盂，就是帮皇帝拎尿壶。

　　李渊改出的那个颇有网络语境、和尿壶有关的“马子”一词，在港台地区很是流行，这个词被看做是男人女朋友的代称。相信看过港台生活剧的朋友对这个词都不陌生，那里面会经常出现诸如“哇，你马子好正点呀”、“你找死啊，老大的马子你也敢泡”之类的台词。其实，仔细想一想这个词曾经所代表的含义，我们就会知道，男人以“马子”称呼自己的女伴，是含有一些轻佻、侮辱的意味的。

　　对于如此雄赳赳、气昂昂提尿壶的宋之问，我觉得光说他奴颜婢膝恐怕还不够，奴颜婢膝前面最好得加上俩字：相当。

　　如果宋之问一生就干过为别人提尿壶的“下三路”的事情，那他被别人鄙夷地骂几句“摇尾乞怜的哈皮狗”也就过去了。但宋之问不是，他最终在中国告密界干出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下三烂大案子，因此，这位著名诗人也凭借此案而成为几千年来中国告密史上最遭后人唾骂的著名告密者之一。

　　这是一个真实版的“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那位慈祥的东郭先生名叫张仲之，一直把宋之问当作好朋友。

　　在武周政权期间的“五王政变”发生后，武则天被唐中宗集团剥夺了最高权力，张氏兄弟被诛杀。理所当然，把张易之大腿抱得铁紧的宋之问也被流放泷州（今广东省罗定市）。

　　但宋之问受不了流放之苦，不久便从南方的流放地偷偷跑回洛阳。

　　朝廷钦犯私自逃跑，这跟现在的罪犯越狱差不多，问题是很严重的。若是被朝廷捉住，肯定是从快从严处理，脖子上吃饭的家伙恐怕不保。所以，宋之问十分害怕，北上潜逃途中，一路担惊受怕。和前文的“两个动词”一样，这次潜逃过程也可用两种动物形容之：猫头鹰和丧家犬。

　　昼伏夜出如猫头鹰、惶惶张张似丧家犬。

　　就是在这段不人不鬼、见不得光的逃亡期间，宋之问写出了那首《渡汉江》的名诗：“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最后两句是宋之问当时最真实的心态反映。接近熟悉的家乡，碰到熟悉的故人，他也不敢上前打听家人的情况。

　　之所以保密得跟地下工作者似的，原因很简单：怕被人认出来，怕遭人举报后被官府抓回去。

　　宋之问当时的处境凄惨到没人敢收留的地步。你一朝廷逃犯，谁敢留你在家？那不等于是往家搬炸弹吗？

　　还真有不怕挨炸的。

　　张仲之就是。

　　张仲之家可不是住在防空洞里，其实也并不是张先生不怕挨炸，而是他出于朋友义气和好心，收留了无处可去的宋之问。张仲之把宋之问悄悄引进家中，好吃好喝招待着，说，你就安心跟这住着吧，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有我在就有你在！

　　可宋之问很快就以实际行动把老朋友张仲之那句掷地有声的话给改掉了：有我吃的就没你吃的，有我在就没你在！

　　当时的皇帝虽说是唐中宗李显，但朝政却左右在韦皇后手中，而韦皇后却和武则天的侄子武三思搅在一起，把朝纲弄得紊乱不堪。因此，忠于李唐皇室的张仲之和中宗驸马王同皎等人密谋，决定发动宫廷军事政变，斩杀武三思。

　　这些人太把宋之问当朋友了，这样绝密级的情报也没瞒着他。结果，让他们后悔不及的一幕发生了。

　　逃犯宋之问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叫自己的侄子向武三思告密，期望以此洗白自己的黑户身份，使朝廷不再追究自己擅自越狱潜逃之罪。

　　这种龌龊行为让人想起出卖维新派的袁世凯，人家戊戌几君子真心实意拿他当朋友，和他商量怎么扳倒阻碍政府前进步伐的老佛爷。他嘴上说好，却磨个屁股就跑到慈禧太后那告密去了。

　　张仲之是为朋友两肋插刀，而宋之问却是往朋友两肋插刀。

　　最后的结局当然可以想象，张仲之、王同皎等人全部被大权在握的武三思残酷处死。而宋之问也得偿所愿，因为告密有功，朝廷不但没有追究他的越狱罪，反而给他加官：“由是擢鸿胪主簿。”

　　眨眼之间，宋之问从一个终日不敢见光的逃犯摇身一变，成为大唐外交部官员。

　　只是，宋之问的这种出卖朋友、恩将仇报的无耻之举被永远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几乎在所有有关宋之问的个人传记里，对他的这种恶劣品行都会出现同样一句评语：“天下丑其行。”

　　宋之问是丑陋的，一个丑陋的唐朝人。

　　但在武则天主政的那个时代，丑陋的人和丑陋的事太多太多，由于社会指导思想出现了错误和偏差，致使当时的很多人的人生价值观发生严重扭曲，人性中丑恶的一面被无限纵容和放大，让那些我本善良的好人吃尽了苦头，受尽了折磨。在那个群魔乱舞的时代，又一群人类中的魔鬼粉墨登场了。

　　十二、滴血特产之：酷吏

　　现在，只要在史书上一看到“酷吏”这两个字，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残酷折磨、严酷拷打、鲜血迸溅、惨无人道等一系列冷酷可怕的字眼。

　　如果你是这样，那我可以偷偷告诉你：我和你一样，直到现在，我仍然对这个词充满反感。

　　今天的国人之所以对酷吏一词存在着这种定性思维的憎恶感觉，多半是和武则天朝的酷吏横行有些关联的，唐初的酷吏因为有皇帝武则天的直接撑腰，因此，这个恐怖组织的祸害程度，比之其它任何一个朝代都来得更为凶猛、更为酷烈，连在中国历史上恶名远扬的明朝锦衣卫以及东厂、西厂，在武周朝的酷吏面前，都得甘拜下风。

　　但如果考究起来，也许可以这么说，对于“酷吏”这个词语，我们全都会错了意。

　　“酷吏”一词最初的含义并非我们今天的脑海里普遍想像的模样，它应当算是一个比较正面的词汇。

　　作为一个连在一起的固定词组，“酷吏”最早出现在司马迁的《史记》一书中。司马先生在自己的这篇鸿篇巨著中专门辟出了一个《酷吏列传》章节，用来介绍汉朝的那些个执法峻酷、用刑严厉的官吏。

　　汉朝酷吏的产生是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的。我们知道，刚成立的刘汉政权因吸取了秦朝刑罚过严过暴而亡国的教训，所以在立国之初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遵循黄老学术，提倡无为而治，法度从轻从省。

　　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少权贵之家、豪强人物开始巧取豪夺、称霸一方，严重威胁到朝廷的权威和利益。又因为这些逐渐坐大的权豪势力互相牵连、盘根错节，甚至涉及到皇室、外戚成员，所以，这些势力集团根本不把他们所在地的主政官员放在眼里，经常明目张胆地为非作歹，侵害人民。

　　正是在这种大环境下，一批看不下去这种张狂行为的官吏拍案而起，对那些无视法律的权贵集团举起了严酷的法律之剑，以强硬铁腕把许多危害社会、欺压群众的高官一一绳之以法。

　　可见，《史记》中的汉朝酷吏相当于司法猛药，在一个已经得病的社会中是必须必要的，因为乱世必须要出重典。而对那些根本不讲道理的豪强恶霸们，你要是拿本《宪法》或者《圣经》上门去跟他们讲理，他可能当场就无法无天地把你捆得跟粽子一样扔哪角落里喂蚂蚁去了。这种情况下，只能以暴制暴，讲理在这时候是没有市场的，就跟现在一样，你跑到阿富汗山区找到基地组织，然后对基地分子说，请你们以后不要再干恐怖爆炸的事情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大家伙都受不了这个！

　　这可能吗？估计基地分子听了你的话之后，马上就会把你埋到地下作为房屋地基一分子的。可能在你成为地基之前，他们会气呼呼地对你说，这活儿是俺们集团的主打业务呢，俺们不干这个，难不成天天抱着炸药去白人农场的地里炸土豆？

　　说到土豆，还真能和汉朝的酷吏哥哥们对得上茬呢，他们就是把那些不可一世、目空一切的豪强恶霸们当土豆那样地给拍成土豆泥了。

　　别以为只有黄瓜能拍，其实和黄色根本不搭界的黄瓜拍起来兴许还没黄色的土豆那样顺手呢。

　　针对喜欢拍土豆的汉朝酷吏，现代史学大家陈登原在他的史学著作《国史旧闻》中曾有过客观评论，他说当时的所谓酷吏“乃拥戴君主而与豪民斗争者也，若但以后世猛酷之吏当之，犹嫌不相适应。” 轻松幽默侃唐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