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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地就要收租调。隋朝收租是以“床”为计算单位的。不要以为政府会派人挨家挨户去数张三李四王五赵六家有几张床。那不可能，你要是偷偷把床拆了，你要是全家都打地铺，政府找谁要米要布去啊？“床”在这里指的是一夫一妇。一床向政府缴粟三石，另有绢若干匹、绵若干两、麻若干斤。但如果你没结婚，那就只需要缴半床租调。这样一来，有老婆的男人就吃亏了，仅得了一半露田的女人还得交和一个成年丁男一样的租调，这不是鼓励男人都打光棍吗！

　　炕头热了，粮袋瘪了。在那个食物严重匮乏的年代，女人这个秤砣的重量永远压不下粮食这根秤杆。在这个问题上，天地之间没有称。女人可以几年没有，但粮食不能几天没有。这个租调政策在当时逼得许多男人不敢讨老婆，多一个人就多份租，多张吃饭的嘴。为了省点口粮，只能硬把自己憋成光棍了。那些偷偷娶了老婆的也是藏着掖着不敢说，遇到官府查问，夫妻俩都假装不认识，实在问急了就随便说，这是还没过门的女朋友未婚妻，或者干脆说这女的是走错门不小心撞俺家里来了，反正打死也不承认是自己的另一半。

　　到唐朝的时候，政策变了，朝廷说：老婆，这个可以有。唐制租调征收改成了以丁为计算单位，妇女不受田也不必缴纳赋税，这样男丁就不会因为有妻子而增加负担。这是唐政府鼓励男人结婚、女人生孩子的一种间接奖励措施，朝廷希望国民搞好“双产”------田间生产和人口生产。贞观三年，李世民还下了一道奖励生育的诏书：“妇人正月以来生男，赐粟一石。”一石粟相当于一个丁男半年的租税，可以想象那些受奖家庭当时的欣喜心情。贞观二年，后来的唐高宗李治出生的时候，李世民也曾高兴地“赐是日生子者粟”，规定给当年和李治同一天出生的全国所有男孩家庭奖励粟米。

　　和现在世界上许多人口增长缓慢或呈负增长的国家对国民生孩子奖车送房甚至授予“英雄母亲”称号的政策一样，中国历史上因为战争需要，一直都提倡无计划生育，不少朝代都对生育实行过奖励，奖品五花八门，除了赋税优惠外，还有以酒水、狗肉等食物作为奖品的。不过，和唐太宗李世民相同，很多朝代对生育的奖励都很势利，也都仅限于对生了男孩的家庭。因为男孩长大了不但能躬耕田野，还能驰骋战场。要是谁家生了女娃，那就只好憋住口水看别人大口喝酒、大块吃狗肉了。

　　只讲性别，不讲人性。没办法，重男轻女一贯是封建社会的基本国策，他们可想不到，要是没有女人，那些既能生产又能打仗的男人从哪里来？

　　促进人口增长和以农为本贯穿唐太宗整个执政期。民富则国富，国富则军强。李世民清醒地知道，搞好农业生产，让农民衣食无虞，才能保持政治安定、统治安稳。在这一治国理念的支持下，李世民积极劝课农桑，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他甚至在贞观三年正月，亲自下地犁田耕种。

　　这绝对是一场具有超强新闻价值的大戏。

　　公元629年的新年刚过，李世民在长安东郊的农田里开始了一次令当时人民瞠目结舌的表演秀。贵为皇帝的唐太宗李世民在农田里赶牛扶犁、挥耒使耜（音sì）地当起了农民。虽然是偶尔客串，但“观者莫不骇跃”，足以让人惊讶得差点下巴脱臼。 大伙都跟看贺岁大片似的，群情激动。几百年了，谁看过皇帝在泥巴地里犁田翻地呀！这真是个亲民皇帝，而且还不是貌似。

　　皇帝在田地里耕耘劳作并非李世民的原创，这个是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有的一个礼仪形式，仪式名叫“藉田”。就是为了体现朝廷重视农业生产，在农作物开始耕种之前，皇帝假模假样跑到田地里挖几锹泥、翻几下土，一种象征意义而已。但即便是这么简单，而且类似郊游散心的这种藉田仪式，很多皇帝们都懒得去做。他们忙着抢地盘、忙着玩权谋、忙着选美女，对这个玩泥巴的事情没兴趣。所以自汉末以后，天子藉田之礼已经被废弃了数百年之久而无皇帝问津了。

　　不管是不是作秀，作为四百年来的第一人，李世民恢复了这个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优良传统是值得后人赞赏的，明主之所以英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明主明白事理，眼明心明。

　　夫唱妇随。老公忙，老婆也没闲着。贞观元年，李世民的皇后长孙氏“帅内外命妇亲蚕” 。“命妇” 是指有正式封号的妇女，对宫外而言，一般都是朝廷官员的母亲或妻子。如国夫人、郡夫人这类皇帝诰命的封号。这也是分等级的，像国夫人在唐朝就属于一品封号。杨贵妃的三个姐姐就分别被唐玄宗封为韩国夫人、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武则天也是，她的姐姐武顺和姐姐的女儿贺兰氏同样因为共伺唐高宗而被封为韩国夫人和魏国夫人。

　　长孙皇后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贤德皇后，她的事迹本书将在后面辟专章介绍。在万物复苏的三月，皇后带着宫内妃嫔和宫外有爵号的妇女去采桑喂蚕，这也属于一项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政治活动。更多体现的是朝廷对家庭工业产业的支持和提倡。皇后带领着后宫妃嫔及宫外有爵号的妇女举行躬亲蚕事的典礼。“农桑”一词在中国古代是一个不分家的词组，一直连在一块。老公劝农，老婆倡桑。这两字一个主吃、一个主穿，位居“衣食住行”之首，这夫妇俩的行为告诉我们：明白人都跑一家去了。

　　李世民重视三农不是讲在口头上，而是体现在实实在在的行动上。他可以为了不耽误农时而推辞了太子李承乾的行冠礼。“冠礼”是汉族男子的成年礼，女人的成年礼则叫笄礼。按照礼制传统，男子二十岁行冠礼，女子十五岁行笄礼。“弱冠”和“及笄”两个词语指的就是这两个年龄。李承乾是公元619年出生的，到他行冠礼的贞观五年才十二周岁。在天子之家，这么小就行成年礼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因为天子为了政治目的，大多拔苗助长，提前举行成人礼，据说周文王就是十二岁行的冠礼，他的孙子周成王比他迟点，十五岁而冠。

　　太子是皇帝的惟一接班人，他的冠礼是国家大事，有着一套严格的礼仪规定和流程的。太子少傅萧瑀向李世民上奏，请求批准按照古时规矩，在二月份选定一个吉日行礼。李世民没有同意这个要求，他说：“东作方兴，宜改用十月。”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二月份各项农事耕作刚刚开始，应将冠礼日期当改到农闲的十月。这话确实在理，有农村生活经历的朋友都知道，二月份是仅次于“双抢”的“准农忙”时期，各种生产资料储运和农作物的播种工作已经开始。一年之计在于春，庄稼一误误一季。如果想要有个好收成，这个时候不能瞎耽误。

　　这下太子的老师萧瑀不干了，他没有因为皇帝的拒绝而后退，而是理直气壮地回应李世民说，根据阴阳历书，二月最佳，不应改期。古代人都讲究用历书推算所谓的吉凶。例如某日不宜婚嫁、某天不宜沐洗、某时不宜访友云云，当时许多人都对此类唯心学说深信不疑，而李世民不但认为和农事冲突的二月冠礼属“少儿不宜”，还就此给萧瑀上了一堂辨证唯物主义课：“吉凶在人。若动依阴阳，不顾礼义，吉可得乎！”他告诉萧老师，吉凶祸福全在于人，如果动辄拿阴阳卜卦说事，不按事物内在规律办事，永远得不到期望中的吉祥。最后他以“农时最急，不可失也”为理由，取消了本该在二月份举行的太子成人礼。李世民是个具有相当唯物科学水准的帝王，他在很多时候都把阴阳学说那一套晾在一边。贞观六年，曾在玄武门政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的张公瑾去世发丧的当天，他伤心大哭。在他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时候，礼部官员向他奏报说“辰日忌哭”，就是当天不宜哭。李世民回答说：“君之于臣，犹父子也，情发于衷，安避辰日！”

　　一千年前这个叫李世民的皇帝，真的和他的名字“济世安民”之意一样，把安民爱民时刻放在心上。居庙堂之高却能想到江湖之远的皇帝并不太多，李世民当之无愧地能算上一个。当然，他这种牵挂人民的心理是建立在让自己的李氏“家天下”江山永固的基础上的，但若抛开其它，就事论事，历史是欢迎和肯定这种“私心”很重的皇帝主宰天下的。至少有这样的皇帝，和他同时代的人民不必像战乱年代那样活得没有安全、没有快乐、没有尊严。

　　对恋人来说，被人牵挂是一种甜蜜；对家人来说，被人牵挂是一种温暖；对人民来说，被皇帝牵挂，那就是一种幸运的幸福了！之所以要加上“幸运”，是因为，碰到这样有良心的皇帝的概率太小了，这实在不是作者的臆想，而是历史事实早已证明了的。

　　李世民就是这样一个有良心的皇帝。贞观二年，关内因为旱灾而闹起了饥荒，百姓没有吃的，食不果腹，“民多卖子以接衣食。”许多人不得不忍痛卖儿卖女以换取粮食。李世民知道这种情况后，“诏出御府金帛为赎之，归其父母。”他下诏命令拿出皇宫府库中的金银财物赎回那些已经被变卖的子女们，并将其送还给他们的父母。 轻松幽默侃唐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