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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为啥用鲤鱼，这个很明了，不外乎俩原因：鲤鱼身材好，样子好看，要是弄一鳊鱼，长得跟个芭蕉扇似的，天天看着不闹心嘛。当然，最重要的原因是鲤鱼吉祥喜庆，是运动健将级跳高运动员。皇帝是天子真龙，鲤鱼是专跳龙门的，“鱼龙混杂”用在这儿刚刚好。

　　中国人最喜欢的一种鱼大概要算是鲤鱼了，因为鲤鱼象征着富贵和高升。在以前年画流行的年代，我们经常会看到一幅叫做《连年有鱼（余）》的年画，一胖娃娃骑在一条胖乎乎的大鱼上。

　　那条胖乎乎的打鱼是什么鱼？

　　鲤鱼也。

　　你要是把鲤鱼换成一尖嘴猴腮的黑鱼，一凶残无比的鲨鱼，像话吗？昂丁鱼就更不成了，骑它背上，那屁股不成筛子了么！

　　跟前朝的虎符相比，唐代的鱼符多了一项常用功能，不单是征调军队的信物，而且还演变成了显示官员身份和进出皇宫的标志。唐制规定，五品以上官员，也就是穿紫色、红色两种官员制服的大臣，有资格佩戴鱼符。鱼符上刻有所佩戴者姓名和官职，凭这个鱼符，可自由出入皇宫。因此当时的鱼符相当于皇宫通行证和高干工作证。

　　为了方便携带，每个鱼符还专门配发有一个鱼袋，官员可把把鱼符装在鱼袋中系在身上。鱼袋也是分等级的：“三品以上饰以金，五品以上饰以银。”

　　袋子上的金银装饰是严格按照等级来的，大伙一看你腰上别着个黄袋袋，就知道这家伙肯定是省部级以上大领导，若是白袋袋，那就是司局级干部，跟现在的军衔警衔似的，一目了然。这个可不能乱来，你说我是资本家我家有钱，我自费弄个黄袋袋挂着玩。

　　绝对不行，这可不是图书，没自费出版一说。你有钱你放水里泡着，搁土里埋着，没关系，但你要自作主张做个和自己身份不符的黄金钱包，皇上会发起“扫黄”运动，把你当鱼一样给宰了的。

　　到武则天当皇帝的时候，她真的把鱼符当鱼给宰了，彻底废除了李唐家的鱼符，改用龟符，长相丑陋的乌龟变成了大周朝吉祥物了。

　　以今人的眼光看，每个高级官员身上别着个乌龟上朝议政，真是太滑稽了。由于乌龟一词的含义变迁，现在的男人，谁要送他一个乌龟，他若不跟你红脸就一准是缺少红色素！

　　武则天之所以选择乌龟这么个样子难看的爬行动物是因为“玄武”一词。玄武的原始意义就是指乌龟，武则天姓武，所以她心甘情愿当乌龟。

　　真的有点巧合，李唐政权成立最初，在虎符废除之后、鱼符使用之前，一直使用的是兔符，后来才变兔为鱼的。看来武则天考虑不“周”啊，乌龟哪能耍得过兔子？选乌龟做吉祥物，能吉祥得了吗？明摆着短命政权嘛。兔子只要不骄傲，不在跑道上四仰八叉地睡觉，乌龟先生连望其项背的资格都没有。这事不知道那些迷信的大臣们为什么没有像“改州为郡”事件一样提醒武则天。

　　有趣得很，龟兔赛跑童话完全能拿过来比喻李唐、武周政权交替这事。跑得贼快的李唐兔子中途打了个盹，锲而不舍的武周乌龟就爬到坐南朝北的龙椅上去了，待兔子醒过来后又噌地窜到乌龟前面去了。

　　紧接着武则天之后登基的唐中宗主政后，立即“罢龟袋，复给于鱼”，李唐家的皇帝当然得继续使用李唐家的鲤鱼吉祥物啰。

　　虎符创造了“符合”、鱼符创造了“合同”、那么龟符有没有创造出什么新鲜词语呢？

　　答案是肯定的。

　　这个词语是未婚女士们特别喜欢和向往的：金龟婿。

　　金龟婿一词的诞生就是来自于武周朝的龟符，最早的出处是李商隐的那首《为有》诗：

　　为有云屏无限娇，

　　凤城寒尽怕春宵。

　　无端嫁得金龟婿，

　　辜负香衾事早朝。

　　从诗意上看，那位唐朝美眉对身佩金龟的高官夫婿不能陪自己尽兴春宵很有意见，上班和爱情发生冲突了，看来那当儿金龟、银龟的成功男都难有老婆的口碑啊！因为古代上朝时间都是很早的，天不亮就起床，前面要是没打灯笼的，不定什么时候走着走着就不见了。等到宫门口一瞧，哟，马儿成无人驾驶了，骑马上朝的金龟婿哪去啦？掉在三公里以外的沟里了。

　　唐朝美眉的哀怨可以理解，但从这位美眉的不满之中，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武则天的勤政。大清早的，她哪不想赖在暖暖的被窝里啊。再说，那个美眉就一个老公，人家女皇面首多着呢，一三五、二四六轮着换都成，她不也没有因此废朝吗。

　　因为武则天的改鱼为龟，金龟婿一词横空而出。个人以为，李商隐的“无端嫁得金龟婿”这句和王昌龄的“悔教夫婿觅封侯”那句，可合称为“闺怨双璧”。

　　声明一下，“闺怨双璧”乃本人所造，网上搜不着，辞海查不到，我姑妄造之，你姑妄观之，最后我再姑妄妄想一下，希望将来这词也能像金龟婿那样流传开来。

　　武则天就是靠金龟婿才改变自身命运的，李治就是她钓到的那个成色很足的纯金金龟婿。

　　其实武则天本身也是块足赤纯金，作为一国之君，她是称职而且应该值得后人称道的。但由于男权主导的社会之偏见，一直以来，作为女皇帝的武则天在中国民间的形象都是反面多于正面，人们总是津津乐道于她养男宠、找面首的风流艳事，总是把她定格为毒子杀女、残暴冷酷，为了权力不顾一切的另类女人。

　　这也确是事实，而且武则天为权力泯灭亲情、制造冤情的行为在历代帝王当中属于没心没肺的那一种，虽说不是每个妇人都心肠狠毒，但“世上最毒妇人心”这句话用在武则天身上一点也不冤枉她。她的德育评分是不及格的，如果按照百分制给这个历史上惟一女皇品德打分的话，最多五十分。虽然德育成绩单红灯高挂，但我们无法否认，这个女人是有才的，而且是相当的有才，至于她的才能到底能打多少分，在本书的最后，我会给出一个分值，并会详细说明其得分和扣分原因，希望能得到大家的认同。

　　然而，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我们应该将他（她）放进整个社会和历史的大环境的框子中去全面考察。具体到作为帝国领导的武则天身上，我们不光要看她的德，也要看看她的才以及她的才对社会和历史的贡献。显然，武则天不属于德才兼备型的封建帝王，而是标准的有才无德型。她的缺德给她的亲人和大量被她迫害致死者带来了无可挽回的灾难，但她却并不是个只知道一味嗜杀的昏庸帝王，而是运用她的政治智慧把她领导下的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欣欣向荣。

　　客观地说，武周时代可称得上是一个盛世时代，人民的幸福指数是相对较高的，在她统治期间，边境稳定，没有持久混乱的大规模战事发生，农业、文化、经济都快速发展，人民生活安定，一派和平繁荣景象。

　　这并非是作者偏向武则天而故意把她夸成唐朝一枝花，因为历史事实本来如此。

　　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唐朝全国总户数是三百八十万户，到武则天退位的公元705年时，总户数增加到六百一十五万户，粗算一下，在这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跨度中，唐朝年均增长户数四万四千户。

　　单独一组数字不能说明什么，让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组同类型的数字。

　　在本书的第一章我就摆出过这组数字：唐朝总户数最多时出现天宝年间的公元754年，当时统计的数字是九百零七万户。

　　那么这个对比数字就产生了。

　　从武则天交出权力的705年到754年这五十年间，唐朝户数总共增长了两百九十一万，平均每年增长五万八千户。

　　两相对比，唐玄宗时期的人口数每年比武则天时期多出一万四千户，而唐玄宗所在的开元、天宝时代是中国历史公认的封建社会三大文明发展高峰之一。而以上的对比数字表明，即使是站在历史的珠穆朗玛峰旁，武则天也并不逊色多少。所以，如果单纯就治国之道方面而言，皇帝武则天是有让后人仰视的理由和资格的。

　　也许有人会说，仅凭人口一项指标就断定一个朝代盛衰的做法有失偏颇。这种质疑当然不无道理。但在生产力落后以及自然经济占据绝对霸主地位的封建时代，人口增长的多寡快慢是判定一个政权是否发达强盛的重要标志。即使在近现代社会，人口的增减幅度仍然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安定、繁荣的较为重要的参考指标之一。

　　这个道理很简单，如果国内形势混乱，天天兵荒马乱地睁眼闭眼都是打仗，人民战死的、饿死的、病死的到处都是，人口只会剧烈减少，何谈增长？ 轻松幽默侃唐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