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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径分岔的多种未来

　　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问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以对。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到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他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

　　——《圣经·马太福音》

　　2011年4月5日 星期二

　　1 000万美元。

　　Twitter终于正式重新加入游戏。他们开出了一个真正的价格。虽然还没看到正式的条款清单（魔鬼总是藏在细节里），但很显然Twitter已经终于接受了2011年科技泡沫的（不）理性思维。我们以守为攻的战术取得了成效。就连萨卡和我也无法否认这是一个非常诱人的报价。

　　当我正沉醉在这份兴奋与喜悦之中时，电话响了。“你好，安东尼奥！”

　　现在是下午6点半，这是我等候多时的阿明的电话。我们在Facebook的面试反馈来了。

　　“是这样，我和我们的工程师聊过了，拿到了最终的反馈。”

　　如果艾伦·索金（Aaron Sorkin）来把这个故事改编成电影，这时候就该响起越来越紧张的小提琴声。

　　“很抱歉我们决定不继续推进和AdGrok的交易。这边对阿吉里斯和MRM的反馈比较复杂，所以目前可能还不是合适的时机。”

　　该死的！

　　创业的朋友们，准备好在你已经挂彩的脸上再挨一脚吧。

　　“为了帮助AdGrok改进，您能透露一下具体的反馈是什么吗？”我无礼地说。

　　阿明换成那种语速略快的紧张神秘的语气，仿佛他藏身在灌木丛里。我猜，他当时肯定在一个关上门的会议室里。接着他义务指点了我们一二。阿吉里斯有被聘用的可能，但MRM绝对不行。显然，MRM是一位有才华的工程师，但他并不符合Facebook对伟大工程师的非常明确的设想。另外，这里还有一堵“文化契合度”的墙隔在中间。

　　那天的面试后，我就想MRM和Facebook合作，大概会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嬉皮士学生与海军侦察队的狙击手合作一样不协调。我的看法是对的。

　　“很遗憾听到这个消息，阿明。多谢你和Facebook所有人为这件事付出的时间。”

　　“等等。那只是给工程师们的反馈，我们给你的反馈不是这样的。我们希望你能加入Facebook广告团队。你收到的反馈非常出色，所有人都认为你是一位极为出色的候选人。”

　　我的脑子空白了片刻。当你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尽量圆滑一点，给事情留一些余地。“这样的话……阿明，你知道的，我现在还需要操心AdGrok和我们与另一家公司的交易。我得先考虑考虑。”

　　“考虑一下吧。但我想说的是，我们真的非常希望你能加入Facebook。”

　　我猛地抬起头看向我们的办公室窗户。接电话时，我把自己隔离在了阳台上，为了有一点隐私。阿吉里斯在室内，皱着眉头看着我。他像我一样迫切需要一个答案。我举起两根手指头，做出“两分钟”的口型，告诉他我需要更多一点时间。他点点头，回到了他的屏幕前。

　　我他妈的到底该怎么办？不能告诉我的队友这个消息，至少现在不能。

　　偷偷摸摸地，我做出好像是调整接电话的姿势的样子，挂断了电话，然后拨通了英国交易员的电话。虽然几个月前我已经搬出来，我们也算正式分手了，但我们还时常保持联系。毕竟，她是我两个孩子的妈妈，她也乐于继续收听AdGrok的传奇故事。

　　“嘿，有什么事？”

　　“来，帮我出出主意。Facebook不想要他们两个人，但是想要我。阿吉里斯现在正在这儿。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石油业从业者英国交易员和科技业一点瓜葛也没有，也几乎无从知晓个中玄妙。但她有一个非常善于解读职场人性的头脑。而且，鉴于我这个人完全视大部分人性或道德边界为无物，她可以对我的行为提供基于主流价值观的安全检查。

　　“别告诉他们。这会毁了他们的自信。你得先想一个可以稳住他们的方法。”

　　我们的对话又继续了几个回合，我向她描述更多细节，她给我分享她的看法。

　　我看了看我的表。已经快7点了。再过几分钟，阿吉里斯就会冲出门去和他的妻子西姆拉欢度二人时光。如果我在阳台上多停留几分钟，他就会离开办公室，我可以不理会他们发来的邮件，这样我就有一晚上的时间好好想一想。

　　英国交易员继续和我对话，阿吉里斯接到一个来自西姆拉的电话，离开的时候朝我挥了挥手，表情里带着担忧。

　　我长舒了一口气，挂断了和英国交易员的电话，收好装着我的创业材料的邮差包和笔记本电脑，以防阿吉里斯再回来。

　　下面给你们上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1961年左右，阿根廷的革命家切·格瓦拉先生（其头像常常被不懂事的嬉皮士们拿来印在T恤上做装饰），在古巴签署了一系列针对政治异议者的死刑令。正当古巴政府在电视上像播放“超级碗”比赛一样播放这些人的行刑画面时，我的父母逃离了古巴。和许多逃难的古巴人一样，他们离开的时候还是孩子，无依无靠，在慌乱之中被父母塞上了最后的离开古巴的航班。他们的父母（准确地）觉察到“铁幕”即将取道加勒比海覆盖整个古巴上空。

　　44磅重的行李就是他们带走的全部。里面包括一切生活之所需。

　　对我祖母来说，相比于我的父母，离开古巴是一件困难得多的事。但她从这44磅行李重量里分了5磅给一件对她来说不可或缺的物件：她沉重的坚硬如金刚石的多米诺骨牌。最高点数是双九而非双六（古巴是唯一以此为标准的国家），牌背漆成绿色，整套牌被装在一个坚固而简单的木匣子里。这副多米诺骨牌是我们与那个被革命撕裂和被冷战所困的世界之间唯一的联系。那个木匣子里藏满了回忆。它让人想起坐在走廊上看见的日落，朋友之间温暖的谈话，深夜喝下的黑如墨水的咖啡，以及落牌时清脆的咔嗒声。

　　那现在这副多米诺骨牌去哪儿了呢？

　　在柜子里吃灰呢。多谢了Zynga（社交游戏公司）、Facebook和其他一些公司，我妈这样的古巴裔老人现在也都忙着玩《开心农场》这些社交游戏，哪还有空坐在牌桌前捣鼓费了天大的力气从古巴偷运出来的多米诺骨牌啊。光是点一点那些99美分的粉红拖拉机和1.99美元的花奶牛就够打发时间了。

　　Facebook让古巴老太太也开始玩电子游戏了！而且她还掏了钱！

　　这个奇迹值得仔细回味。

　　其实不只古巴老太太如此。

　　2010年12月，Zynga发布了一款《开心农场》的克隆游戏，名叫《开心城市》。这个游戏是对另一个聪明得多的游戏《模拟人生》的低智商抄袭，却在一个月内累积了一亿名用户！

　　一亿名用户！

　　什么也不会像《开心城市》这么快流行起来。Facebook制造热点的速度不得不令人佩服。

　　另一个数据点：为了更有希望赢得Facebook的欢心，过去几个月里我一直订阅着Facebook的Google Alerts。一条新闻格外吸引我的注意。2010年10月，佛罗里达州的一位母亲把她的婴儿摇死了，仅仅因为小孩的哭声干扰到了她玩《开心农场》。一位母亲亲手毁掉了亿万年的进化历史赋予她的爱子女的本能，仅仅因为某个愚蠢游戏推送的Facebook提醒。一个可以让妈妈亲手杀掉自己小孩的产品，只要不算违法，是不可能失败的。Facebook是合法的精神鸦片，而且销售网络覆盖整个互联网。这样的公司如果有一天想卖鞋，那还不是易如反掌。Twitter是个挺可爱的产品，但没有人曾因它而死，尽管那位叫Lady Gaga的小姐在上面叫得卖力。

　　Facebook才是未来。

　　但是Twitter已经给AdGrok开出了一个非常有诚意的报价，而Facebook还没有给我任何实际的许诺。

　　一边是你坐在装修精致的办公室里工作，骑着上千美元的死飞单车，和无组织的、时不时搞出“宕机鲸”的嬉皮士在一起；一边是你穿着帽衫，手执天命，连拉屎的时候都要写代码，跟兄弟会男生在一起。选哪个？可不可以两个都要？

　　另一个关于科技人生的真相：所有那些宣称硅谷只看才华的人，都是通过与才华无关的手段（比如机缘巧合、特权阶级的会员身份，或者某个完全不敢公之于众的阴谋），获利的既得利益者。因为幸运女神从未眷顾过我，我也没有什么特权可依赖，那我就只能靠阴谋了。

　　运作一笔联合Facebook和Twitter的交易，就像让早泄的男人和性冷淡的女人同时达到高潮——几乎不可能，我随时有功亏一篑的危险，必须特别小心。

　　之前的故事里我们提到了米克·约翰逊。几个月前他的公司从我们这一届YC班级里神秘地消失了，然后他本人神奇地重新出现在Facebook内部。是他向Facebook广告部引荐了我们，拉开了这场肥皂剧的大幕。

　　我俩都喜欢苦啤酒，在奶泡咖啡馆喝下几品脱啤酒后，他和我分享了一点他那家公司的秘密。

　　他和他的合伙人（澳大利亚人詹姆斯）合作过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在移动行业打拼多年，一直在寻找一个可以长期做下去的项目。在经历了两年每月只赚2 000美元（或更少）的生活后，詹姆斯不干了。詹姆斯和他的女朋友相处得越来越认真，开始对创业生活感到厌倦。詹姆斯和米克决定卖掉公司。于是米克鼓起勇气，踏入人才收购市场。他们向所有人推销自己，经历了一大批公司的并购流程：Twitter、Zynga、Google、Facebook以及一些小一点的公司。

　　他们与Zynga和Twitter谈得最长远，Twitter则给出一个买下整个公司的提议。米克对Twitter不是很感兴趣，不想为它工作。在四处找了点关系后，米克得到了Facebook的接待。他们让米克和詹姆斯经历了整个并购流程的折磨，然后回过头来给了米克一份工作，只给了米克。Zynga也给了一个报价，但是这是买下整个公司的价格。当时他们手上有三个选择。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

　　接下来就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尴尬谈判。反复的讨价还价和争执不休能让索马里海盗索要赎金的过程都显得井然有序。结局是，米克加入Facebook，Zynga要走了詹姆斯和公司。最大的问题是，Zynga和Facebook都必须为这笔交易做点妥协，然而双方都不愿为了达成交易而推高这笔混合交易的总价，变相补偿对方。它们觉得自己被一个也不是特别喜欢的公司困在了零和博弈里。最后的条款细节我一直没有得到米克的确认，但他们好像是用一种古怪的混合了现金和两家公司不同生效时间的期权的方式，付清了投资人该有的回报。

　　后来我了解到，我的情况其实并不特殊，虽然也不会常有人对这种情况进行讨论。那些有能力收购和消化其他公司的企业只会对他们想要的东西下注。你带着一个团队过来，他们扫一眼，然后告诉你：“我们只要A和B两个人，C我不要，你们的技术什么的我们也不需要。”他们给你开出一个一次性付款的价格，你要么选择再找别人买剩下的东西，要么自己出钱买断合伙人股份，要么狠心抛弃那个没人要的C，然后完成交易。收购方——比如Facebook和Google就经常这样干，他们关心的只是每个工程师（或产品经理）的单价，而不是最后的总价。他们当然也不在乎你的投资人能拿到多少钱。许多早期团队被收购的时候都是这种情况。

　　以下两个原因让我把米克的例子铭记于心。

　　第一，他真正做过这件事。他已经在硅谷的领头羊公司里转了一圈儿，让它们彼此竞价，最终达成了一笔让他和他的合伙人都满意的交易。他熬过了Zynga犹疑不定的危险时期，那时就连他个人与Facebook的交易都可能落空。他做到了就连保罗·格雷厄姆都想不到甚至建议他不要做的事。凭借高超的技术，他打好了一手烂牌。他的公司没有做出什么名堂，融到的一小点钱也都花光了。如果这次交易最终折戟，他将一无所有。他唯一的真正实力就在于把Zynga和Facebook关进同一个房间，让它们打起来。

　　第二个值得我把他的例子作为指南的原因是，我很喜欢米克这个人。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脾气大、不合群、自以为是、孤芳自赏的创业者的城市，他让人觉得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从我的这笔交易中他拿不到任何好处，他之所以还愿意帮助我，完全是出于同是天涯创业者的革命情谊。

　　到我们的酒杯快见底时，我得出结论，米克可以搞定的交易，我也可以。

　　不过这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呢？

　　AdGrok大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我从一位东海岸科技从业者那儿听到一个对西海岸科技圈态度问题的完美总结：“他们就像没有记性似的。那里可真是一片‘无状态机’的热土。”

　　一点点背景：“状态”是一个术语，指的是程序或者函数运行时存在内存里的一段数据。“状态机”是一种计算时用的抽象模型，计算过程在这些抽象模型之间转换。每个状态由一组特定的指令或数据定义，各个状态之间因为一些外部刺激而发生转换。所以，一个无状态机，就是只依据某些指令做出简单的响应，完全不考虑历史状态的机器，就像是一个有健忘症的人。我们这位东海岸人士挖苦的就是，加州人都是一群不会记仇和抱怨的怪胎，不管别人多么厚颜无耻，做了多么过分的事。相应地，他们也不会特别记得回报别人给他们的慷慨帮助。

　　每一个新来加州的人最终都会懂得，人们对他说的那句肤浅的充满阳光气息的“嗨”其实是“你去死吧，我不在乎”。这对你有利也有弊。如果你答应去他们的婚礼最后没去，他们不会记恨你，但他们在去上瑜伽冥想课的路上，也不会介意从无家可归的人身上跨过去。在这个社会里，所有男人女人都住在自我满足的泡泡里，家庭或宗教中的传统价值观已经失去意义，外部的社会力量也基本上烦不到他们，比如收入不平等和叙利亚内战之类的。“轻松点，兄弟”被抬到生活哲学的高度。总体而言，硅谷的态度就是一种被自私高度强化的大胆的反社会状态，这里的人们表面上在追求某种所谓的“为了公益”的进步主义原则，或者集体推进改善人类生活的科技，但真相其实是，大家都只是在资本主义的棱镜里追求持续的自我发展罢了：一群拿着资产配置表和期权协议的嬉皮士。

　　那么，硅谷人怎样看待我的背叛呢？为了达到目的我要做出多少牺牲？

　　我断定，资本主义的嬉皮士是会再次接纳我的，只要我能取得一点点基本的成功。无状态机持续地运转，吃进人和金钱，吐出各种产品。他们将十分乐于把我也搅拌进去。

　　2011年4月6日 星期三

　　自创业以来，我第一次决定欺骗我的队友。

　　和许多这样的谎言一样，我撒谎的借口是：这样做可以把整体收益最大化。我的创业伙伴现在早已被各种波折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们的未来全都押注在一个可能顷刻崩塌的非常脆弱的并购交易上。如果让他们知道Twitter真的已经是他们唯一的希望，他们会感到无法呼吸的。作为CEO，我有义务把这份压力内化，就让它消耗我一个人而不是全公司吧。

　　这个理由是不是让人无法反驳？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还不知道Facebook到底是不是认真的。上帝保佑，至少先给我发一封聘用意向书吧。这天早上我给戈库尔打了个电话，告诉他Facebook对我的兴趣令我感到非常荣幸，但我需要看到具体的聘用意向书，才好考虑如何跟另一边谈判怎么给我自由。

　　不过，今天应该属于Twitter。

　　每次收购都有一个可以叫作“尽职调查”的环节。它既涵盖技术上的检验，也包括法律上的审查，为的是确保买方公司拿到手的确实是它们想要的东西。在技术方面，这意味着买方公司要研究被收购公司的“技术栈”，即产品背后支撑整个用户界面和后端服务的技术之列表。这个过程可能会详细到买方坐下来和创业公司的工程师一行一行对代码。在这个年代，亚马逊云服务和各种开箱即用的后端模块让任何略懂一二的傻瓜都能搭建起可以做点什么的网页应用。早期创业公司里懂得规划和应付大规模增长的人非常稀有，但是对于一家大型的快速成长的公司，最重要的就是如何规模化。等待团队的技术能力从青春懵懂蜕变为成熟稳健，即便对大公司来说，也是一个太漫长的过程。

　　作为第一步，Twitter邀请我们去做一次技术上的汇报，听众是一群直接汇报给凯文·韦尔的工程师。我们花了紧张而磕磕绊绊的一小时，和Twitter广告部门的高级工程师们关在一个小房间里，过了一遍支撑起AdGrok运行的后端代码。虽然我这里用的是代表整个公司的“我们”，但这场演出其实完全是我的队友们在主导。我已经太久没碰过AdGrok的代码，要让我说我也说不出个什么所以然来。这场会议进行得还算成功，我们和Twitter的交流已经深入到如此地步，这意味着这场AdGrok的冒险已经没有什么回头路可走了。

　　“听着，我们得快点决定到底要不要卖掉公司。”一走出Twitter办公室，我就对队友说道。

　　我们坐在南方公园的野餐桌上，他们俩在我对面。这里也是Twitter这个点子于2006年诞生的地方。当时Twitter的创始人们就在这个公园的某个斜坡上举行了一次头脑风暴会议。这可真够讽刺的。

　　在一段尴尬的沉默和垂头丧气地对着绿色的桌面进行了一番深入研究后，我们终于开口说话。可能是第一次，我正面质问了队友们为什么自从正式上线以来我们就再没有发布过什么新功能，为什么我们团队在技术方面的投入似乎越来越弱？我感到AdGrok的技术部分和其他部分之间（即他们和我之间）时不时会竖起一堵墙，我需要确认一下他们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感觉。

　　他们没有反驳我。

　　MRM本人似乎已经放弃了，他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有推送任何新代码。阿吉里斯和我聊过几句，但截至目前，我对此采取的行动不过是在他迟到的早晨打电话叫他快点滚过来。阿吉里斯做了他该做的事，但他们二位已经失去了在思想上合二为一的协调性，即那种从我们住进山景城的破烂公寓的第一天起就为AdGrok的开发提供着动力的默契。开发团队是科技公司的引擎。如果他们俩没法合作了，我们也就完了。如果引擎不能回归正常的工作状态，那我们最好趁还有机会的时候赶快把公司卖出去。

　　我看了看他们两个，他们看起来疲惫且焦虑，一副已经受够了这个创业游戏的样子。他们同意我们应该将这笔交易进行到底。我们必须把AdGrok卖给Twitter，别无其他选择。 经济增长新动力（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