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经济增长新动力（套装共12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戳了你一下

　　如果你只能有一件擅长的事情，请擅长撒谎……因为一旦你擅长撒谎，你就擅长所有事情。

　　——Twiter用户@gselevator，2013年7月25日

　　2011年4月1日 星期五

　　想知道被Facebook这种公司收购是怎样的体验吗？

　　整个流程如下：由于收购早期创业公司更多是为了“招聘”而不是“收购”，Facebook看上的公司的每一位员工都必须经过常规招聘流程，和你自己单独来应聘别无二致。你们的团队打包一起来应聘，只会牵涉多一些的经济问题罢了。工人们有工会这样的组织，它赋予工人们一种叫作“集体议价”的魔力。现在，成为热门创业公司的一分子就相当于加入了工会，你入会后唯一需要履行的义务是在创业期间付出你的一切。同志们，欢迎来到新时代的集体主义。不过，通过捆绑人才，你们确实获得了宝贵的议价资本。如果不喜欢这个价格，那一切都免谈。

　　如果你读到现在还没有睡着的话，可能会问：“要是有人面试没过怎么办？”这个嘛，你的问题有点超前了。先来看看每位AdGrok人在Facebook表现得怎么样吧。

　　不管你是从谁那里拿到的面试邀请，一定记得面试前一天找他要一份面试官名字的列表。这样你就能像一位图书馆管理员乖巧的小儿子一样，做足功课，跟踪每一位面试官的线上足迹。

　　为什么要做这些？

　　因为不管是哪种面试，特别困难的技术或工程上的面试也好，胡扯的产品经理职位的面试也好，真正的挑战很简单：要么你完全无能，在被问到问题的时候连一个可能的正确答案也想不出，要么你还不至于这么弱，两三种解法还是能想到的，其中的任何一个解法都可能是正确的，而这由面试官定夺。这世上只有在数学推论和物理实验里才有真理，在其他地方就全看人们的主观想法了。一旦某种意见成为主流，就会被冠以言过其实的大写的“真理”二字。所以，你需要斟酌你身处的环境里公认的真理是什么。你可以通过阅读肢体语言，研究你的对手长期浸淫于何种智力染缸（如果有的话），来做到这一点。有了这些信息以后，你再从你想到的两三个答案里选一个他们最可能喜欢的。

　　让我停一停做一点解释，然后我们再继续。

　　这些面试还有另一个更微妙的目的。如果你有幸得到这份工作，那么这一天你承受的折磨实际上就是一种入会仪式，就像请求加入黑帮的小青年会被现成员集体殴打一样。这一过程十分怪异，但它让你产生归属感，从此建立起与团队的紧密联系。这对于你将来的实际工作是会很有用的。每一位面试官都会记住他或她帮忙领进门的被证明很有价值的员工。公司方面也很看重这一体验，并且一直在寻找让面试更有挑战和吸引人才之间的微妙平衡。网络上到处都是各色人等撰写的关于苹果、Google和Facebook这些旗舰公司怪异的面试过程的博客文章，以及对整个过程是否公平、残酷或者无厘头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一家公司的面试过程是它的门面。

　　让我们回到正题上来。

　　我的第一位面试官是阿隆·阿米特（Alon Amit）。他是以色列人（从名字就能看出来），在耶路撒冷拿到数学博士学位后加入Google，最终来到Facebook。和所有三十来岁的以色列男性一样，他矮小敦实、秃顶，表情冷峻如硬木胶合板。不过，就像每一位出生在以色列的犹太人一样，随着我用回答逐渐证明了我不是一个蠢货，他也变得温柔起来。他提议我们去室外继续，于是我们一左一右挨着坐在一张长凳上，迷离地望着Facebook后院的一个似乎永远无人使用的孤单的排球场，完成了后面的聊天。

　　下一位是罗希特·达万（Rohit Dhawan），也来自Google。他讲话时思维清晰，身上充满自信，明显让人感觉他很确信自己对本领域知识的掌握（他是从常春藤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的，所以这也难怪）。他考察的角度是我的分析能力，问了我那个赫赫有名的物理学家费米（Enrico Fermi）提出的关于芝加哥有多少钢琴调音师的智力题。他的版本是如何估算任意时刻天空中的飞机数量。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大致估计一下机场的数量和每天的航班数，然后做一点维度分析，得到一个和现实接近的量级数字。这个问题我们不到10分钟就聊完了。

　　让我发表一点关于量化科学的看法：现实中的大部分人都可以把自己喂饱、让自己穿暖、娱乐好自己，却很少有人能说出经得起仔细推敲的合理论点，从三段论推导出结论，或者理解一个数学推理。在任何领域进行量化研究，感觉都像是在全世界的人都呆坐在电视机前机械地一边换台一边吃着奥利奥饼干时，你却在海军新兵训练营里受训。你其实不用害怕这里的俯卧撑测试。尽管智力测验已成为国际性科技公司拿来作为筛选人才进入精英阶层的手段，但只要你理解了问题空间，就没什么好担心的。所以，各位，如果你立志成为物理学家或者数学家，请不要担心，当你从长长的学术隧道里走出来时，你依然会比大部分人优秀很多。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们舒服地坐在会议室里的两张椅子上聊了聊宝马汽车：3系与5系各有什么优点，升级到M系是否值得（我的观点——值得）。

　　再然后是贾里德·摩根斯顿（Jared Morgenstern）。这是我第一次与一位真正的Facebook资深员工交锋。正如Facebook初创团队的许多成员一样，他也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因为受够了收购他创办的社交网站的大公司里的无聊生活，他在2006年加入了Facebook。扎克伯格怂恿他成了Facebook设计团队最早期的成员之一。他四肢修长强健，进门来一句废话也没有，立马让我为Facebook设计一款音乐应用。尽管我在设计方面的直觉仅限于每天早上找到两只差不多能配成一对的袜子，这个问题还是被我糊弄过去了。

　　然后作为一个检测我智力的随机测试，他让我解释一下“摇一摇配对”的原理。为什么用户只需同时摇一摇，两个手机就能互相通信？他看到了我简历上的物理学相关经历，所以想试探一下我的智力水平。毫不例外地，你怎样兜售自己，就会怎样被人挑选。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很简单，和与罗希特的面试一样，这一场也很快结束了。

　　当时我能模糊地感觉到，这每一场面试都是为了检验出一位理想的Facebook产品经理必备的一些原始技能。雷达图上有5个角，我刚刚从“设计能力”这个角走出来，还剩下一两个需要完成。

　　每一轮面试前，负责招聘的人会在指定时间出现，领我到下一个房间。我认为他们让我在这么多房间中换来换去的原因可能是我们的面试安排得太紧急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也趁机打量了一下周围的环境。对于一家已经如此成熟的公司来说，这里看起来（以及闻起来）依然像AdGrok这种早期公司临时搭建的庇护所。毫不起眼的桌子堆在一起形成一个个杂乱的办公岛，各种线缆四处随意延伸，放咖啡杯的碟子上放着吃剩的食物，地毯破旧且带着污渍，酒瓶子堆在看起来像是某些团队独享的吧台旁。这些人真是明目张胆地不把职业安全健康管理局放在眼里。

　　下一位盘问我的人是贾斯汀·谢弗（Justin Shaffer）。他比我还高，大概有1米95的样子，有一头浓密的大波浪卷发和看起来像是三天没有刮的胡子茬儿。他和我握了握手，屁股还没沾到椅子就开始问我关于AdGrok的问题。你们有多少用户？营收如何？未来打算怎么优化？下一步是什么？等等。我感觉自己像是又一次接受了投资人一对一的拷问，并且我得求他买下我们整个公司似的（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确实是我的目的）。

　　接受酷刑的过程中，我开始察觉到一丝有如劣质须后水的傲慢气息。后来我知道这是他的作为FoZ（Friend of Zuck，扎克伯格的朋友）的地位使然，而我天生对这种东西过敏。看来，有些过敏是越受刺激就越严重。

　　但他看起来不算笨，问的也都是标准的创业福音书里的问题，而我早已把这些经文背得滚瓜烂熟。我通过面试前的调查发现，他自己也是几年前通过被收购进入Facebook的。更早之前，他在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新媒体部门工作。他在纽约创立了一个小而精的团队，最终被Facebook跨越美洲大陆揽入麾下。

　　他的一系列问题终于问完了，我们两人全程都是用时速120英里一般的语速在说话，这场互相证明自我的比赛不到半小时就结束了。“聊得不错！”他一宣布完就冲出门去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意识到他当时应该是在嗅探硅谷文化里最常被滥用、肯定也是最有罪的概念之一：文化契合度。文化契合度就像天主教三位一体概念里的圣灵，神秘而不可触摸，令人难以想象，更难以定义，但对获得科技公司的工作来说又至关重要。理论上，它的作用是衡量应聘者在团队合作、产品开发风格以及大目标（“一个更加开放和联系得更紧密的世界”）方面与公司的契合程度。因为，在自视甚高的科技公司看来，他们的“企业文化”是独一无二的，就像亚马孙丛林里的部落一样不可侵犯，盛赞就是支起他们天价估值的根本。所以，候选人与这种文化的契合度就变得比什么都更重要。仅仅会熟练使用C++编程语言是不够的，你还得在思想上和精神上和他们融合。

　　然而，在现实情况里，文化契合度通常是这样来评估的：

　　一个可能毁了每周欢乐畅饮时光的女性候选人？文化不契合。

　　一个讲话小声的印度或中国工程师，可以安静写代码，但身上没有美国人天然自带的像蓝色牛仔裤一样普遍的自我中心主义？文化不契合。

　　自学成才，毕业于一个你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学校？没有哈佛大学或者斯坦福大学毕业生毫不费力的傲劲儿？文化不契合。

　　类似的理由还有很多。

　　谢弗机关枪似的问题和趾高气扬的态度让我觉得不安。我怀疑我没有通过他的考察，我特别需要出去透个气。这一整天我都在一连串窄小、灰暗、闻起来一股腐臭味的房间里被审问。这关塔那摩监狱般的氛围令人十分疲倦。尽管我在进来时已经接受了国家安全局级别的安检，后来我还是每次都像装着炸弹的烫手山芋一样被小心翼翼地交接给下一位面试官。下一位面试官迟迟没有出现。美酒与美食自然不属于面试流程的一部分，所以我走出门，想找一些能吃的东西。

　　走过看起来上次清洗还是在里根时代的地毯，我找到了一个微型厨房。架子上唯一长得像真实食物的东西是一罐金宝汤。我打开它，把它倒进一个马克杯里。囫囵吞下这杯温热的糊状物，我去了趟男厕所。厕所倒是很近，就在这个厨房旁边。我冲到小便池，解开拉链，释放我的膀胱，脑子里想的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脸。与此同时，我注意到有敲键盘的声音。这是一个很小的卫生间，小到足以令人产生幽闭恐惧症。它有两个隔间、两个洗手池和两个小便池。在其中一个隔间里，某位裤子褪到膝盖处的绅士，正坐在马桶上敲击他的笔记本电脑键盘。听声音那不像是在和女朋友聊天。不是的。那位绅士连续不断地敲击了20秒，停顿2秒思考片刻，又加上几行代码，然后按下在Emacs之类的编辑器里保存文件的快捷键组合。这样抑扬顿挫的声音我是不会听错的；过去6年里，我的耳边全是这个声音。这家伙拉屎的时候也在全力写代码。

　　我自己的任务完成了，走向洗手池。水龙头旁边的两个大桶里装满了一次性牙刷和小管牙膏。我看了一眼垃圾桶，里面有几张被人扔掉的牙刷包装。真的有人经常用这些牙刷！这里的人拉屎的时候也要敲代码，工作的地方还提供牙刷。我开始对他们更感兴趣了。

　　不敢多做逗留，我回到我的会议室兼酷刑室，等候最后一位面试官。结果他是戈库尔本人。

　　当时，戈库尔·拉贾拉姆是广告技术方面传奇性的权威人士。作为大家口中的AdSense教父，这个仅次于AdWords的Google第二大广告金矿方面的专家，戈库尔是各种行业会议的常客，也几乎是所有叫得上名号的广告科技公司的顾问或投资人。

　　他也是通过一次小型的收购加入Facebook的，尽管那段创业经历其实只能算他在Google和Facebook之间短暂的间隔年罢了。印度理工学院毕业，拥有美国MBA学位，他是你能遇到的标准的印度裔科技从业者。这种人才可能是印度这个国家仅次于钢铁和塔塔汽车最值钱的出口商品了。

　　“如果我们雇用了你，你在Facebook广告第一个想要改变的地方是什么？”

　　戈库尔在讲开场白方面的深厚造诣，大概和一位外交官差不多。

　　“我会搭建一个转化率跟踪系统，很难相信你们居然还没有这样的系统。”

　　转化率跟踪系统是一种能告诉你每个广告对转化率（或者用营销人员的话来说——“销售量”）有多少提升的软件。它让你可以基于市场表现进一步优化营销行为。没有转化率跟踪的广告系统就像是没有后视镜的汽车——不对，可能它连挡风玻璃和车窗也没有。这对你自己和其他人都很危险。这件事从未被重视，也从侧面说明了Facebook的广告管理层是多么的不接地气。

　　从戈库尔的微笑来看，这显然是一个……正确答案！

　　对话基于此继续进行，我们最后谈到了Facebook广告系统值得改进的多个方面，以及整个公司需要做什么事情来处理这些问题。

　　那个有点轻佻的戈库尔——很快我就知道他好像总是有点轻佻，护送我出门。队友们和我今天是分开行动的，考虑到我们在不同时间到达这里，我们应该也是不同时间结束，我独自回到了AdGrok的狗窝。回去后，我们交流了一下彼此的体验。MRM和阿吉里斯没有给出什么正面的评价。事实上，这家公司法西斯式的折磨很显然碰到了他们身上错误的神经。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过Facebook，不论是其产品还是这家公司本身。这在我们参加他们的开发人员活动时就很明显了。这一整天的捉弄可一点也没有激起他们的好感。 经济增长新动力（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