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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追随领先者

　　一、复制技术

　　第三章已经提及，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是一个外生变量。但是，技术知识可以公开获取。就好像每个公司都可以在书中查找如何生产特定商品的蓝图。当存在许多截然不同的国家时，这种假设仍然有效。每个国家的企业都有可能利用更先进国家的技术。不同国家之间的福利差异可能是由于其他一些因素，如储蓄行为、人口增长和确定的初始情况等因素形成的。于是，就出现了落后国家是否能够赶上更发达的经济体这个问题。如果贫穷国家的人均产量增长速度比富裕国家快，那么我们认为这就是趋同。贫穷国家向富裕国家发展时，但这并不能保证当经济增长率相同时，人均生产水平也相同。也可能存在结构性差异，导致福利水平发散，即使趋同的过程已完成也是如此。因此趋同是不完全的。

　　在增长理论中，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趋同的过程。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趋同取决于相对稀缺的资本。假设两个国家除了可用的实物资本库存不同外，其他方面完全相同。相较于富裕国家，贫穷国家在初始情况下拥有较少的可用资本。由于新古典模型中假定收益递减，因此资本相对短缺意味着贫穷国家的边际及平均资本生产率将高于富裕国家，从而贫穷国家的储蓄会导致更高的产出增长率。因此，两国经济将趋同，然后它们将实现相同的产出增长率和人均产出水平。从长远来看，如果各国的结构参数彼此背离，生产水平的差异可能会持续。例如，从长远来看，在平衡增长的情况下，储蓄和投资比例较低的国家将有较低的人均资本量，因此，其人均产量会低于高储蓄率的国家。它们的长期增长率是相同的，都是由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所决定的。

　　这种可能性如图4.1所示。图4.1与图3.1相对应，不过图4.1中存在两个储蓄率不同的国家。领先国家，即国家1，其增长率等于自然增长率g，其长期均衡水平的有效资本与劳动力的比率用k*表示。只要k＜k*，那么储蓄率较低的落后国家即国家2的资本增长率会更高。因此，这个国家的增长率处在趋同于领先国家增长率的过程中，但最终这种趋同会是不完全的。落后国家的长期均衡水平的实际资本与劳动力比率将小于富裕国家，即k*＜k*。

　　图4.1 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得到的趋同

　　根据内生增长理论，要实现技术进步并不容易。各国需要做出一些努力，例如，在研发方面投入经费。显然，一个可以复制他国技术的国家是接近技术阶梯顶端的。然而，假设复制需要成本似乎是合理的。为了澄清这个问题，我们从一个简单的、戴维·韦尔（David Weil，2005）讨论过的两国模型开始。这两个国家有相同的劳动力供给，商品也只通过劳动力来生产。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模型中没有实物资本。领先国家的劳动生产率（A）可以通过更多地分配劳动力参与到研发活动而提高。分配到研发活动的劳动力比例越高，经济增长将越快。如果这个比例固定不变，那么经济增长率将是一个常数。在图4.2中，这个常数以水平线g来表示。国家1是技术领先者，g表示产出增长率。人均产出增长率也等于g，因为劳动力数量是固定不变的。作为追随者的国家2的生产率，相较于领先国家1的比率，则以横轴来度量（a =A/A）。如果这个比率为1，那么趋同是完全的。由于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假定复制的成本低于创新的成本。我们可以说后进国家的公司得到了一个生产率奖励，因为它们能复制领先技术。生产率奖励的大小取决于各国知识溢出的强度。一个国家越是接近技术前沿，被复制的成本越高，模仿就越困难，可以被模仿的越少。因此，追随者的增长率是生产率比率的递减函数，正如图4.2中的曲线g所示。两个国家的增长率在比率为a*时相等。这个平衡是趋同过程的结果，如图4.2中横轴上的箭头所展示的那样。在a*的左边，后进国家增长快于领先国家，在a*的右边则正好相反。

　　图4.2 根据内生增长理论得到的趋同

　　这种情况下，赶超进程导致一个落后国家（国家2）的生产率将永久低于领先国家（国家1）的生产率水平结果。当然，这个结果与分析所基于的假定有关，因为模型假定模仿比创新需要更少的研发支出。国家2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技术的溢出效应。如果两个国家以同样的速度增长，那么国家2的落后将成为永久现象。国家2在研发上比国家1支出更少，但国家2以同样的速度增长，这归因于溢出效应。通过将更多劳动力投入到研发活动，相对贫穷的国家2可以实现一个相对较高的生产率（a）。如果两个国家投入到研发中的劳动力同样多，如图4.2中的虚线曲线g'所示，会发生完全趋同（a =1）。根据定义，模仿的成本现在等于创新的成本。结果，研发支出较少的国家将处于较低的生产率水平，一个贫穷的国家减少对研发的投入将达到一个较低的生产力水平，这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结果一致，即较少的实物资本投资将导致较低的长期劳动生产率。

　　似乎可信的是，模仿是困难重重的。然而，与新古典主义形成对比的是，它需要讨论为什么国际技术转让并非是不证自明的。阻碍无限技术转让的第一个方面是“在富有的国家开发的技术将不适合贫穷的国家”。（Weil，2005，p.225）相较于富国，穷国会应用那些需要较少人均实物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技术。如果富国的创新适合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那么这些创新对穷国来说没有多大用处。韦尔举了磁悬浮列车的例子，它显然不会影响那些主要使用自行车和破旧公共汽车维持交通运输系统的国家的生产率水平。新技术的应用受制于该国家的技术吸收能力。这种技术吸收能力依赖该国的经济结构，它因一个国家的财富状况有差异而不同。在本章第三部分我们将回到这个问题。

　　阻碍无限技术转让的第二个方面是隐性知识。相当一部分应用于生产商品的知识并未成文，既没写在说明书上，也没有用其他方法。这些知识储存在工程师和管理人员的大脑里，而且以非正式的方式从一个人传递给另一个人。即使指导在理论上应该怎么做，但并不是总能成功完成。实践经验是必不可少的。积累经验需要时间和努力。

　　阻碍无限技术转让的第三个方面是专利。贫穷国家不得不等到专利到期或“绕过”这些专利进行创新。“绕过”策略需要付出大量的努力。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并不是专利权在所有国家都能很轻松、顺利地强制执行。

　　想要追随技术领先者，需要清除许多障碍。因此，毫不奇怪，赶超的过程永远不是线性的。实证研究使用一个多项式来表示国家的人均增长率（g）和人均GDP水平（y）与美国初始状况的关系。图4.3描述了这个关系。虽然在横轴上测量了国家i人均GDP相对于技术领先者国家的比率，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图4.3与图4.2。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在横轴上的人均收入还是人均生产率都没有显著的差异。因为在基于图4.2的模型中，两个国家的劳动力数量是相同的。在这种情况下，生产率的差值等于人均产出的差值。图4.3中，曲线g表示美国的（常数）增长率，曲线g表示其他国家的增长率，且两国的相对人均GDP已给定。图4.3是基于大样本得到的实证关系。在查特吉( Chatterji, 1992）的样本中包括109个国家，而范·斯海克和德·格鲁特( Van Schaik and De Groot, 1996)的样本中包含104个国家。

　　图4.3 实证分析中的趋同和发散

　　图4.3也可以解释为这样一种理论关系，国家i的增长率（g）是在初始状态（y）下相对人均GDP的函数。图4.3中显示，曲线g与曲线g三次相交。在三个交点处，两个国家以同样的速度增长，也就是说，与技术领先者美国的增长率相同。然而，深入观察可发现，图4.3显示，对应比率y和y的均衡都是稳定的。相比之下，对应比率y的均衡是不稳定的。因此，相对人均GDP低于y的国家处于低水平均衡陷阱。初始状态为y＜y＜y的国家的人均GDP增长率甚至低于美国。这种情况可以称为散度。趋同只发生在初始状态为y＞y时。图4.3中y所对应的均衡并不是完全趋同。然而，在查特吉的研究中，初始水平为y＞y的国家会达到较高的均衡水平，与领先国家（y=1）的人均产出水平相等。决定是否完全趋同的制度因素将在下面进行讨论。多重均衡的存在性可以与向低水平均衡或高水平均衡移动的国家的趋同俱乐部及群体联系在一起。

　　正如前面所说，y 曲线可以被解释为一个理论的关系。问题是，如何解释曲线运行方式的复杂变化？或许有人认为，对于与技术前沿存在巨大差距的国家可以轻易地模仿先进国家的特定技术，要不是模仿的可能性下降，这些国家会增长得更多。低垂的果实总是容易采摘。接下来，落后国家会有一个阶段的发展与更先进国家足够一致，使得赶超成为可能。理解这一点意味着趋同假说必须受到限制，因为赶超不仅是一个技术落后的问题，还需要社会的能力。如摩西·阿布拉莫维茨所说：“对于一个过去无法达到如经济发达国家的高水平生产率的国家，其顽强的社会特征通常是原因之一，甚至或许是实质的原因。”（Moses Abramovitz，1986，p.387）然而，社会能力和技术机会是互相作用的。技术机会迫切需要改变和适应。这意味着“社会力量对成功采取更先进技术的限制逐渐弱化，并允许更全面地开发技术”。（Abramovitz，1986，pp.388-389）此外，需要注意的是，赶超过程是自我限制的。因为赶超过程越接近完成时，尽管实际上看来赶超变得更容易，但生产率的奖励同时也越来越少。然而后进国家的增长率在下降。在特定的点y（见图4.3），领先国家和追随国家的增长速度是相等的。在一些有点复杂的实证和理论方法中，趋同俱乐部起源于新古典模型的扩展，然而考虑内生增长和各国间的技术转移这似乎是符合现实的。

　　二、赶超和制度

　　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1962）在其关于经济落后的著名论文中，列举了一些工业化过程的特征。经简要总结，这个过程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其中，这些特征越明显，其经济越落后。

　　（1）与先前的发展不连续。

　　（2）重点发展大型工厂和企业。

　　（3）经济更集中于那些制造生产物资而不是消费商品的行业。

　　（4）对国外技术借用和资金援助的依赖性大。

　　（5）生活标准的下行压力大。

　　（6）公共机构例如银行和政府的代理角色很重要。

　　格申克龙特别强调进行大规模投资的工业化，会存在广泛的活动。在这一点上，应该强调经济代理人是不愿意去应用更先进技术的。相对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由于其低工资成本而不是一个选项：“最重要的是去考虑这点的事实是产业工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一个稳定的、可靠的、有纪律的、已经切断了与土地相连接的脐带的群体，而且已经适应了在工厂中工作。但是，在落后国家，产业工人的数量并不充裕甚至是极其稀缺的。”（Gerschenkron，1962，p.9）在制造业，有着相辅相成的发展问题：“特定线路的工业进步果实作为外部经济被工业的其他分支接收，这些分支的进步反过来也会使前者受益。”（Gerschenkron，1962，pp.10-11）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投资，需要大笔的资金。在某些情况下，例如过去在德国，与企业保持密切关系的银行为工业扩张提供资金。在其他情况下，政府必须通过补贴公司或限制竞争为企业提供帮助。落后经济体的情况与工业革命前夕的英国是不相同的。首先，当时英国的工业发展是渐进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以相对规模较小的水力行业机械化，以棉纺织业和铁制品占突出地位为特征的。而且，在英国，资本是通过有利可图的贸易活动积累起来的。其次，在产权得到保障之后，工业化发展可以在没有政府直接支持的情况下继续进行。

　　格申克龙的描述表明，在落后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制度是极其重要的。然而，孕育出工业化的制度也有负面影响，越接近技术前沿，就越需要进行创新而不是模仿。这是达龙·阿西莫格鲁等学者的研究重点。他们分析一个在前沿技术之下运行的国家的增长机会。阿西莫格鲁等学者的模型如图4.4所示。实线箭头表示模型中的产品流动，虚线箭头则表示模型中的驱动力。

　　图4.4 阿西莫格鲁等学者的模型中主要关系的示意图

　　资料来源：Daron Acemoglu，Philippe Aghion and Fabrizio Zilibotti，2006。

　　在完全竞争下根据现有技术投入劳动力和中间产品来生产最终产品，劳动力供给不变。在“生产现场”生产出的中间产品归资本家所有。经济由生存在两个时期、代际交叠的代理人构成。资本家在“生产现场”有财产权，工人拥有一些技能。在每个场所都存在一个领先的、有一定垄断力的公司。准入限制允许公司设定一个限制价格。资本家雇用管理人员经营公司。生产一个中间产品需要一个最终产品。管理者设定中间产品的价格，这将决定利润。利润在资本家和管理者之间进行分配。存在管理者有机会将利润据为己有而不会被起诉所引起的道德风险，可以通过管理者分享利润的方式来解决。技术进步取决于三个部分。首先，管理者在前期采用世界上现有的最先进技术。其次，高技能的管理者能在前期依赖本地知识的状态进行创新。管理者（或企业家）分为低技能和高技能两类。资本家事先不知道雇用的管理者的技能水平。管理者的能力是事后显露的。最后，拥有新技术知识的一代人所从事项目的规模由资本家决定，因为资本家要承担投资成本。投资成本包含最终产品的数量。

　　资本家希望实现产量最大化。在每个时期，他们必须决定两个问题：第一，投资项目的规模；第二，是否保留没有创新能力的低技能管理者。若无视创新特征，保留原有不熟练的管理者会有利可图，因为这样的管理者可能会将自己的利润再投资于公司而分担投资成本。这些留存收益会吸引资本家投资于大型项目和保留老的低技能管理者。保留老的低技能管理者的这种选择不得不与雇用技能状况未知的新管理者相比较。要使得这种替换成为可能，资本家必须知道新雇用的管理者是高技能的，从而能进行创新。最后，应该注意到，旧的高技能管理者永远不会被取代。取代低技能管理者的决定还取决于其他方面，如其劳动生产率（A）相对于技术领导者劳动生产率水平（）的程度。类似于本章的“复制技术”，比率a =A/估量与技术前沿的接近程度，即对该国与前沿差距的倒数。如果比率a较低，那么资本家会倾向于保留老的低技能管理者，因为投资于模仿领先者技术的大项目非常有利可图。在技术前沿的附近则不会发生这种状况。为使利润最大化，会努力去创新。在这两种情形的中间，存在一个比率a。若a＜a，老的低技能管理者会被留下（政治制度为R=1），但是如果超过这个临界值，即a＞a，这些管理者会被解雇（政治制度为R=0）。

　　这个分析有点复杂，但其结果可以使用图形来阐明。因此，我们选择设置与阿西莫格鲁等学者不同的模型。我们运用不同的方法来保证与本章“复制技术”中图形的可比性。如图4.5所示，我们把后进国家的生产率（A）看作生产率比率（a =A/）的函数。A的增长率等于最终产量的增长率，因为在生产率水平和总产出之间存在线性关系。此外，技术领导者的增长率g是常数。

　　图4.5 不同政治制度下的赶超

　　后进国家的增长率（g）取决于其选择的制度对管理者的选择。R=1的政治制度会保留低技能管理者，当接近于技术前沿时其增长率随着a的递增而递减。最初，R=1政治制度下的增长率高于R=0的政治制度，而在R=0时，老的低技能管理者会被更年轻的管理者取代。当生产率a=â时，两种制度下的增长率相等。在R=0的政治制度下，增长率（g）也会下降，但与R=1的政治制度下相比，下降得要少一些，因为额外的增长引擎正以高技能管理者的创新形式运转。这个额外的经济增长来源也保证，在这个模型中最终实现完全趋同，即a=1时g=g。与此相反，如果制度R=1始终保持不变，那么不会发生完全趋同，并在a=a时达到长期均衡，在该均衡下有g=g。阿西莫格鲁等学者将这种情况称为非趋同陷阱。完全趋同不会实现，因为经济缺乏充分的创新。

　　追随者最终是否能走出趋同陷阱，取决于制度转换。显然，制度转换情况下的生产率a取决于最大化利润的资本家所做出的权衡。当保留老的低技能管理者的公司价值低于雇用年轻管理者的公司的预期价值时，生产率水平会达到阈值a。

　　对赶超过程的结果而言，a是在a的左边还是在a的右边很重要。在前一种情形下，经济及时转换就能够完全趋同。在后一种情形下，如图4.6所示，经济陷入低均衡陷阱。正如之前所讨论的，资本家将在生产率达到a处时进行转换，但现在这种转换将不会发生。经济将在点a处陷入非趋同陷阱。仔细观察图4.6，它表明这种低水平均衡是稳定的。经济的大幅落后可能是太长时间依靠阿西莫格鲁描述为投资型战略的结果。为了达到完全趋同，需要及时转向创新型战略。

　　图4.6 制度转换失败情况下的赶超

　　什么和这个制度完全相关？在阿西莫格鲁等学者（Acemoglu et al.，2006，p.64）的模型中，制度主要关注落后国家的反竞争政策：“在落后的经济中，当政府选择低竞争环境以激励长期关系、更多投资和更快的技术趋同时，这种情形令人想起格申克龙的分析。”限制中间产品进入市场提高了在位企业的利润。更高的回报使投资项目更有吸引力。这种所谓的“专用性效应”的结果是低技能管理者将经营更长时间。公司拥有金融资源和关系以避开挑战者。在制度转换失败的例子中，这个方面在文献中被称为租金保护（rent-shield）效应。最终，在这种基于投资型战略的政治制度下，限制竞争的影响将长期存在。从社会角度来评估结果的含义，我们需要一个标准。对福利的比较通常的规范是消费流的现值。在论文的正文中，阿西莫格鲁等学者从增长最大化的角度讨论制度变迁。他指出，将福利最大化策略与均衡相比较“和将增长最大化策略与均衡相比较非常相似”。（Acemoglu et al.，2006，p.61）

　　制度变迁延长了执行投资型战略的周期，这种观点可能优于增长最大化的观点。图4.7说明了这种情况。在该图中，均衡状态的转换点a位于制度曲线R=0与R=1交点â的左侧，因此这种经济切换到创新型战略还为时过早。这种情况是否会发生取决于初始位置的生产率比率a。我们可以说当a≤a＜a时，将增长最大化战略进行转换是不合适的。在图4.7中，限制竞争导致a移到右边，例如移动到点a。如果这种移动足够大，即a≤a，那么经济体会发现自己处于投资型制度。这时反竞争政策将导致落后经济体的高增长率，这完全符合格申克龙的观点。如图4.7所示的â＜a，限制竞争也会导致a移动到右边。结果转换到创新型战略（R=0）的时间晚于应该从增长最大化战略进行转换的合适时间。这意味着增长率低于没有制度（这里指竞争政策）变化的情形。如果这种情形长时间持续，经济将有陷入非趋同陷阱的危险。因此，当经济接近技术前沿时，不应该过于限制竞争。如果国家变得更富有，更多的竞争将引起更多的创新，从而使经济快速增长。阿西莫格鲁将这种情形做了如下总结：“适合早期发展战略的制度因而在接近前沿变得不再适合。采用这种制度的经济体后来会放弃这样的制度。”（Acemoglu et al.，2006，p.65）

　　图4.7 赶超时过早进行制度转换的例子

　　我们用两个评述来结束这个分析。第一个评述涉及使用投资补贴培育投资型战略的可能性。如果政府占投资成本的一部分，那么图4.7中的a会向右移。可以计算为了使a与â相一致所对应的补贴水平。第二个评述涉及一个经济体陷入政治经济陷阱的可能性。如果需要，经济实力可以转变为实际上的政治权力。阿西莫格鲁等学者假定，在前期获利的资本家会尽可能地贿赂政客以限制竞争。更少的竞争会带来更高的利润。投资型战略因此遗留下来，成为长时期内更好的战略。如图4.6中所显示的，这也许会导致经济陷入非趋同陷阱。

　　正如我们所见，格申克龙在他关于落后和增长中所提出的问题之一是专注于生产资料产业而不是消费品行业。我们将在下面阐述这些问题。

　　三、结构转型

　　赶超并不仅仅意味着通过模仿现有技术实现快速增长。经济的结构也需要适应，这个过程需要时间。赶超需要经济结构的转变。经济部门的结构取决于发展水平。结构变化带来自身的问题，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因此有必要关注这一现象。

　　使用大量国家的横截面数据可以证实，经济部门的结构在不同的水平的解集遵循一个标准模式。这意味着不同部门的增加值在总增加值中的份额是人均GDP的函数。其他解释变量，如人口规模和出口对GDP的比率，可以被考虑以提高统计关系。钱纳里和赛尔昆（Chenery and Syrquin，1975）的多国模型涵盖了1950—1970年，并包括101个国家。汉克·范·盖默特（Henk van Gemert，1987）使用一个合并的横截面时间序列分析来估计标准模式，在这个研究中考虑了随着时间推移的自主变化。然而，范·盖默特仅仅将在1962—1980年的19个经合组织国家作为样本数据，以至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仍然是被忽视的。莱希德罗·普拉杜斯·德·拉·埃斯科苏拉（Leandro Prados de la Escosura，2005）利用欧洲18个国家在1850—1990年（个别国家可获取的尽可能久的数据）的数据，研究其结构转变。因此，重点是早期的工业化模式与后来者之间的区别。比较世界大战前的行业模式与标准模式的差别，埃斯科苏拉得出结论，“在后来者的例子中，在相同的收入范围，其相对规模的工业产出增长速度更快，这支持了格申克龙的论点，即后来者的工业增长速度更快”。（Leandro Prados de la Escosura，2005，p.15）

　　观察标准模式得知当人均GNP增加时，第一产业（主要是农业）的增加值所占份额下降，而服务业的增加值所占份额上升。制造业的份额最初是上升的，但在收入水平相对较高时下降。类似的结果适用于制造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的比例，尽管其转折点在人均GNP水平较低处。对制造业在收入水平较高时产出和要素使用份额反而下降进行反思，赛尔昆指出：“这种下降在过去的20年里发生在几乎所有的工业国家，并被称为去工业化。”（Syrquin，1988，p.239）

　　根据罗伯特·罗森和拉马纳·拉马斯瓦米（Robert Rowthorn and Ramana Ramaswamy，1999）的研究，去工业化是与制造业就业份额下降有关的一个现象。为解释这一现象，他们坚持认为，制造业产出的比例应该按照实值测量，因为实际产出份额的变化显示了制造商需求的收入弹性变化的影响。制造业实际产出份额下降的本身就导致了制造业就业比例的下降。然而，这并不是全部，因为必须考虑发散的生产率变化问题。制造业的生产率增长高于其他行业，这需要更少的劳动去生产一定量的产出。除了这种供给效应之外，还有一个需求效应，因为生产率增长的差异转化为相对价格效应。制成品变得相对便宜，从而刺激了对这些产品的需求。

　　在图4.8中，罗森和拉马斯瓦米用图解的方式通过展示制造业产出和就业的实际份额（曲线）与假想模式的比较来阐明了制造业发生了什么。为了方便起见，假定各条曲线在初期都有相同的实际产出和就业份额。假想曲线显示了如果所有部门的增长率都相同时，产出和就业所占有的始终如一的份额。假想曲线的形状反映了就制造业而言的收入弹性的变化：起初比较高，后来在更高收入水平处开始下降。产出和就业的实际份额与假想曲线值不同，这是由于制造业相对快速的生产率增长，即供给效应（生产需要的劳动力更少）和需求效应（更低的价格导致更多的需求）的影响都考虑在内。实证研究表明，去工业化主要是发达经济体的内部因素造成的。根据他们的研究，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主要通过刺激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来影响去工业化。

　　图4.8 制造部门的产出和就业份额

　　资料来源: Rowthorn and Ramaswamy，1999。

　　进一步的研究揭示了标准模式其他有趣的特点。当一个国家变得更发达时，与重工业相比，轻工业会失去它在总增加值中的部分份额。另外，引人注目的是，该行业的“金属制品和机械”所占的份额展示出最显著的上升。这个结果证实了格申克龙的观点，即工业化会伴随着生产行业的强劲扩张。

　　对结构转变的分析是基于静态条件下的标准模式进行的。在动态版本的转换过程中，不同行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形成了分析的起点。在来源于钱纳里、罗宾逊和赛尔昆（Chenery，Robinson and Syrquin，1986）的图4.9中，这种分配勾勒出一个经济体分为三个部门的情形。根据标准模式（ρi）和每个部门的增加值增长率（Gi），可以算出该部门的产品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从而决定该部门对增长的贡献。如果所有部分的增长率相等，那么这些部门对总增长率的贡献将等于其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然而，在图4.9中并非如此，因为作为增长速度最快的部门，制造业的贡献大于其静态份额的值，初级生产部门的情形则与之相反。

　　根据图4.9中的模式，赛尔昆区分了三个阶段的转换。

　　图4.9 行业的增长来源

　　资料来源：钱纳里等学者的研究，经世界银行许可后转载。

　　第一阶段：初级生产。在这个阶段，占据主导地位的初级生产活动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无可否认，初级生产的增长率低于制造业的增长率，但前者所占的份额很大。与制造业的贡献相比，初级生产的贡献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初级生产部门占的比重较高导致总的经济增长率较低。

　　第二阶段：工业化。经济的重心从初级生产转移到制造业。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农业部门。

　　第三阶段：发达的经济。转型到这个时期是由制造产品需求的减少决定的，因为制造产品的收入弹性较低。最初，出口持续增长使发展保持平衡，但是，最终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开始下降，服务业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工业国家，服务业占GDP增长的一半”。（Syrquin，1988，p.247）

　　标准模式的分析产生“典型事实”，但是关于潜在原因并没有提供较多的信息。基于会计程序的额外研究可提供进一步的信息，但是必须获得一个关于先进转型过程模型中决定因素的更详尽的图示。赛尔昆讨论的两个补充研究对我们在第七章中关于这个世界上大多数赶超的反思很重要。

　　第一个补充研究涉及制造业产出增长的出口扩张效应和进口替代效应。关于这点，对大国和小国之间作了一些区分。在大国，就GDP而言，预计出口扮演的是次要的角色，尤其是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然而在这个时期，进口替代对制造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从经济视角来看（包括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1950—1970年的计算在两个后续期展开。以显著出口扩张为特征之前的时期是以强劲的进口扩张为特征的时期。这个顺序指向新兴工业争论的意义所在。赛尔昆简明总结了隐含的含义，“研究结果表明，在其能大规模生产制造业出口商品之前，一个经济体可能需要先奠定一个工业基础和掌握一定的技术”。（Syrquin，1988，p.254）在这一点上，需要根据阿西莫格鲁等学者的考虑提出警告，本章的“赶超和制度”部分中提到：“关键问题是没有促进出口与进口替代相对抗，反而是倾向于后者以避免低效生产，从而延迟替换进口替代。”（Syrquin，1988，p.254）

　　第二个补充研究涉及发展中国家目前因限制生产要素流动造成的低效率问题。如果生产要素的边际产量，例如制造业劳动力的边际产量超过农业劳动力，那么要素的分配就是低效的。于是可以通过将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转移到制造业部门来培育经济的扩张，直到两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量相等为止。边际生产率的测算比较困难，但是相对劳动力生产率（某部门在增加值中所占的份额除以其在就业中所占的份额）可以当作部门间回报比较的部分指标。在图4.10中，基于对标准模式研究的结果计算了这个指数。在中等收入范围，制造业和初级生产的生产率差距最大。因此，在这个范围内，资源转移可对总增长做出最大贡献。

　　图4.10 相对劳动力生产率

　　韦尔指出要素缺乏流动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地理隔离，起因于重新安置成本。第二，高工资部门的最低工资。因此，在这个部门雇用额外的工人会导致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低于最低工资，从而阻止从低工资部门到高工资部门的再分配。第三，农业部门的隐性失业，这与工人的劳动报酬超过其边际产出一致。

　　赛尔昆也做了测算，结果表明资源分配对经济增长有贡献。资源分配这个因素似乎会做出实质性贡献，在工业化阶段尤其如此。然而，在高收入范围，这种影响几乎为零。劳动力再分配的影响逐渐消失：“如果生产率在超出研究模拟的范围后继续下降，它将不再全部归因甚至部分归因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减少。当劳动力继续转入服务业时，一个不同的或可能是负面的效应将变得重要。”（Syrquin，1988，pp.257-258）在第七章研究近期一些国家的扩张时，会重新谈到这一点。

　　四、评价

　　根据格申克龙的研究，工业化过程从“大爆发”开始，不连续是国家经济发展的特征。只要基本障碍存在，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会停滞，其相对于技术领先国家的差距会越来越大。伴随着“大爆发”，追赶进程开始启动，并向领先者的生产率水平部分趋同，甚至最终完全趋同。

　　存在不同的方法来解释后进国家的经济扩张。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技术知识状态不是决定经济落后的变量。在这个理论中，技术知识可免费获取。发展中国家落后于发达国家，是因为资本稀缺，其人均资本品相对较低，这意味着其资本边际生产率相对较高。发展中国家如果将足够的储蓄投资国内经济，那么其经济增长速度会较快，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会缩小（甚至赶超）。

　　根据内生增长理论，必须努力创新。经济增长依赖于研发支出。就这点来看，这种理念与后进国家复制知识需要成本的认知相符。需要付出额外的研发支出来调整已复制的技术以适应当地的情况。因此，它需要时间才能达到领先者的水平。然而，因为存在知识溢出效应，所以只需在研发方面有相对较少的投入，其经济就能比富裕国家增长更快。从生产率减少的角度来看，越是落后，其增长率越低。模仿技术领先者正变得越来越难。一个国家越接近技术前沿，其模仿的成本越高。在某个时刻，后进国家的增长率会降到与领先国家相等，结果两个国家以同样的速度发展。尽管趋同过程停止了，但如果后进国家不将其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提高到与领先国家相同的水平，那么在生产率水平方面并不会完全趋同。当一个后进国家已经像领先国家那样富有时，它必须像领先国家一样创新来紧跟领先者的步伐。另外，产生部分趋同是因为两国的经济结构有差异。然而，这一结论也适用于新古典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后进国家较低的储蓄率也将仅导致部分趋同。资本存量和人均产量会长期低于领先国家的水平。

　　可以设想，赶超过程不像上述考虑中所假定的那样单调上升。让我们假设模仿的成本最初是增加的。如果越来越多的长在低处的水果被采摘，一个人会试图在更高的地方去碰运气。因为这是困难的，所以后进者的增长率会下降。与此同时，抗衡力量开始运行。社会应用技术改进的能力提高，人们从学习过程中吸取教训，模仿的成本相对于人均GDP的比率会下降到某个水平。后进者的增长率又开始增长。当继续发展时，赶超过程会在某个时刻失效。如果成功发生趋同，模仿的成本当然会上升。它可以表明，在这些假设下，三个均衡点确实存在。在这些均衡点上，领先者和后进者的增长速度相等。中间的均衡是不稳定的。为了趋同到一个更高的福利水平，相对人均GDP水平必须高于对应的不稳定均衡处。如果不能，那么经济会趋同于较低的均衡。经济会陷入困境，而如格申克龙所说的“大爆发”仍然不会到来。

　　格申克龙的研究还包含另一个重要的信息。制度在赶超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包括银行在内的企业之间的网络关系和长期合同，对于大规模投资所需的信任而言，是十分有帮助的。一项如赶超领先者这样的计划需要一个途径，这其中重大机会和融资机会是至关重要的。当一个国家发展落后时，盈利能力和再投资利润会促进经济的增长。政府可能会伸出援助之手，通过限制竞争来增加投资的盈利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国家坚持太长时间的模仿战略，不完全趋同也确实不可避免。实现完全趋同需要及时切换到创新型战略。由此而论，这意味着要想达到理想的目标，需要引入另一种制度。

　　阿西莫格鲁、阿吉翁和奇李博迪（Acemoglu，Aghion and Zilibotti，2006）已经把这些想法巧妙地模型化。在模型中有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在投资型战略下，重点是进行模仿。如果距离技术前沿较远，高投资会达成高增长率。现任企业家掌握着局势。在创新型策略下，需要做许多新的事情。这意味着以用年轻的、充满活力的企业家取代年长的、不称职的管理者或企业家为代价，从而可以维持经济的高增长率。从投资战略转向创新型战略是通过最大化公司价值的资本家来完成的。如果这种切换相对较晚，经济可能落入非趋同陷阱。这是否会真的发生，取决于结构参数的值。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影响产品市场的竞争来发挥作用，比如提高进入壁垒的条件。不管制度如何发挥作用，政治经济学的深刻见解应该被认真考虑，正如在第二章详细说明的那样。在目前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受益有限竞争的资本家可能通过贿赂政客来击退竞争对手。这可能会导致局部趋同，用阿西莫格鲁的话来说，将落入“政治经济陷阱”。（Acemoglu et al.，2006，p.67）

　　落后国家不仅要跟上技术领先者，还要在追赶过程中完成经济的产业部门结构转型。实证研究表明，存在一个标准模式，在该模式中，部门增加值占总增加值的份额是人均GDP或GNP的函数。在此研究的基础上，赛尔昆辨别出转型的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重点是初级生产。因此，经济增长相当温和。在第二阶段，工业化发生了，于是重点转移到制造业。在第三阶段，经济更加发达，去工业化肯定会发生。制造业在总增加值中的份额下降。可以在更细微的层面观察到这种现象。典型事实的不同排序使得上述情况变得完整。例如，赛尔昆指出，事实上，一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与国际专业化模式的改变相伴而生。由于这个原因，有着显著出口扩张特征的时期出现在有着强劲进口替代特征的时期之前。这种顺序表明了与幼稚产业论的关联。如果当地产业正在吸收特定的技术，那么这些产业将从一定程度的针对国际竞争者的保护政策中获益。需要强调的是，得到的结论是当制度不再有效率时需要进行改进。

　　另一个不同顺序的典型事实是低效配置生产要素，通常在发展中国家可以观察到这一现象。如果不同部门的边际生产率差距较大，那么这样的生产要素分配是低效的。有关平均劳动生产率的数据表明效率低下。此外，在低收入水平阶段，资源的重新分配会对经济增长做出重大贡献。但在高收入水平阶段，当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制造业，则没有这种现象。有趣的是，赛尔昆预计，在持续扩张期间，当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转移到服务业时，劳动力资源的再分配会产生负效应。对资源再分配来说，当时的制度也很重要。 经济增长新动力（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