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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增长的引擎

　　一、从外生到内生的技术变化

　　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增长理论在经济理论中占据很大比重。与其他人相比，阿西莫格鲁提供了最高水平的详细调查。显然，技术进步在增长理论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值得注意的是，技术进步在增长理论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最初，它被认为是给定的，因为仅需要考虑某些因素。在后面的发展中，完全从经济要素的角度来解释技术进步。正如本部分标题所表明的，从外生到内生。

　　在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三个要素解释经济增长，即资本积累、人口增加和技术进步。后两个要素假定是外生的。假定人口和就业以相同的速率发展。因此，产出增长就由就业增长（工人数量增加）、资本存量的增长率和技术变化率来解释。将标准古典生产函数对时间进行微分，就可得到它们之间的联系。资本积累有赖于储蓄率。

　　如果没有表现为人口增加或技术进步的形式，或同时表现为这两种形式的外生增长因素，资本积累引起物质资本的边际产量减少，由此导致资本报酬率下降。但是，人口增加提供了一条出路，因为人口增加使得物质资本相对稀少，以至于资本报酬率不需要下降。这可以表明存在一种长期均衡状态，此时劳动力和物质资本表现出相同的增长率。因此，增长率同样适用于生产，意味着人均产出保持不变。以更高的人均产出的形式长期提高生活水平，这要求技术进步。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通常假定技术进步是哈罗德中性，这意味着技术进步被设想为是劳动扩大的技术进步。在这一框架下，资本积累灵活地调整，人均产出以及财富由此增加，恰好与（劳动扩大）技术知识的指数式增长一致。这一结果被称为平衡增长路径。

　　向长期新古典均衡路径的转变过程如图3.1所示。横轴表示资本（K）与劳动力潜力（AL）的比率k。比率k通常被称作人均有效劳动的资本率（k=K/AL）。劳动力潜力是劳动力（L）的产出以及这一要素在生产函数中的效益（A）。因此，要素A增加劳动力潜力。L和A都按固定比例增长。纵轴为增长率（g）。这些增长率之和被称为自然增长率（g）。k在图3.1中用横轴表示。资本增长率（g）依赖外生的储蓄率和内生的资本生产率。当人均有效劳动的资本率较低时，相对的资本稀缺带来较高的投资回报。因此，当资本增长率较高，并超过自然增长率（g＞g）时，人均有效劳动的资本率提高，如图3.1中横轴所示。如果资本充裕，相反的情况将发生。此时g＜g，人均有效劳动的资本率下降。当k=k*时， g=g。资本、劳动力潜力和产出（Y）以相同比率（g）增长。因此，人均产出（y=Y/L）以劳动扩大的技术进步率增长。值得注意的是，严格的劳动扩大的技术变化假定是明确的。实证研究揭示了关于经济史中不同时期技术进步特征的不同结果。

　　图3.1 向长期新古典均衡路径的转变过程

　　20世纪50年代中期，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得到发展。通常将此归功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1956）。但是，其他学者也为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与索洛同时开始构建新古典框架的澳大利亚经济学家特雷弗·斯旺（Trevor Swan，1956）的工作也值得关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并不令人满意，因为它并未对生活水平的提高提供解释。技术发展是自发的。这引起了经济文献中一些代表性的表述。例如，技术发展由“上帝和工程师”提供，或被认为是“天赐之物”。

　　尽管早年有尝试，但是经济学家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以令人满意的方式将技术发展视为内生变量。同时，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以多种方式扩展，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它的结论。生产函数的不同具体形式，消费品和资本品（投资商品）生产部门之间的区别，以及经济主体在“完美的洞察力”下的决策共同丰富了理论架构。尽管这些扩展增强了人们对经济增长的理解，但是它们并未对技术变化过程提供新的解释。

　　如果技术发展用其他经济变量来解释，而忽视人口增长，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所有变量都将变为内生变量。同时，有大量的文献讨论内生增长模型。这里，我们再一次参考阿西莫格鲁的权威著作，它简洁地审视其中的内生增长模型。表3.1中，我们根据它们的主要类型对这些模型进行分类，并指出其明显的特征。表3.1能用来了解下面的讨论。

　　表3.1 内生增长模型

　　内生增长理论的第一个也是最简单的一个版本是建立在微观经济结构之上的，这一微观经济结构并未从本质上偏离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保罗·罗默（Paul Romer，1986）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在企业中引入知识溢出效应，该效应使由资本积累导致的报酬减少变得无效。在标准的新古典模型中，竞争是完全的。技术知识被认为与物质资本存量有线性相关，其背后的推理思路非常清晰。因为，知识水平由所有相关企业的学习过程决定。假定企业从过去的经验中获取经验。在这一情境下，物质资本存量作为一个衡量标准发挥作用。因此，技术知识与此变量相关。知识应该决定劳动力的产出潜力。在新古典生产函数的一般规范下，产出与资本存量之间存在线性关系，它被称为AK模型。其中，K指的是物质资本总存量，A是一个常数。增长是完全内生的，它依赖于资本积累。企业采用给定的技术知识并采取相应的行动，但是由于正外部性的存在，资本回报率在资本积累的影响下并未下降。有了正外部性，与建立在经济主体福利最大化基础上的社会解决方法相比，得到的均衡产出增长率过低。从这个意义来说，均衡是次优的。

　　在AK模型中，技术知识形式上是内生的，但是企业并未被要求做出明确的努力来研发知识。事实上，企业家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在研究和开发上，以期要么降低生产成本（过程创新），要么开发新产品（产品创新）。这种现象正是内生增长理论扩展的核心。因此，人们应该意识到企业家必须赚回研发成本。例如，如果一名企业家开发了一种新产品或将一种产品升级，那么他将会要求某种形式的不完全竞争。企业家将对新产品或产品升级收取超过生产成本的价格。由此产生的剩余资金或利润用来补偿研发支出。而且，企业家必须获得新产品或产品升级的专利，防止仿造以保障收益。模型的拓展形式有两种。第一种，对最终产品的生产可能有多种投入，每种投入都有其自身的形式。第二种，不同质量的最终产品出售给有多样化偏好的消费者。两种解释产生了类似的结果。

　　只要相互间关系能充分说明清楚，建立在研发和垄断竞争基础上的内生增长模型能够解析求解，那么研发支出的效益在目前和未来都应当足够大。换句话说，“增长的引擎”应该强大到足以保证持续增长。如果研发过程中使用了稀缺要素，那么知识溢出效应必须保证引擎持续运转下去。这个条件在吉恩·格罗斯曼和埃尔赫南·赫尔普曼（Gene Grossman and Elhanan Helpman，1991）的开创性的著作中得到了满足。起点是消费者对提供的变量数赋值。这样的“多样化钟爱”使得引入新品种的消费品有利可图。因为，变量数量的增加产生了额外效用，从而增加了价值。企业或个人可以决定开发新产品的“蓝图”，并申请专利。品种市场的垄断竞争产生了利润，使企业能购买这些设计图。在这个产品差异增加模型中，不存在有关研发部门的进入障碍。自由进入意味着该部门没有超额利润。由于从过去的研发中所得到的知识溢出效应，长期来看内生增长是可能的。“站在过去的巨人的肩膀上”提高了目前用于研发的稀缺要素的生产率。市场经济的增长率比帕累托最优的经济组织下的增长率要低，因为私人企业没有考虑跨时期的知识溢出效应。

　　在产品差异增加模型中，缺少创新者（进入者）与现任生产者之间的直接竞争。但是，如果假定研发支出旨在实现对生产最终产品设备的质量改进，情况将变得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某一特定类型的改进了的机器将淘汰现有的机器，尽管后者仍然盈利。这表明了约瑟夫·熊彼特提出的术语“创造性破坏”。人们应该意识到，现任生产者目的是改善设备，以保持领先于竞争对手。尽管如此，人们应当意识到，对现任生产者来说，减少他的利润并不吸引人。“偷生意效应”根据定义是其他人的一种活动。

　　熊彼特增长模型有不同的类型和模式。在其中一些模型中，出现了恒定的经济增长率，但是，这仍然是次优的。这些模型中，市场经济（私人部门）的增长速度比帕累托最优下的经济组织更高或更低。原因在于两个干扰因素——专属效应和偷生意效应——带来了不同的结果。专属效应表明，即使在非完全竞争下，企业也不能获取创新带来的所有效益。因此，研发投资将比从社会角度来看的最优投资要低。偷生意效应导致过度投资，因为创造性破坏的影响被创新企业忽视。在研发支出带来实质性的品质改善的情况下，创造性破坏占据主导地位，市场经济增长速度与帕累托最优下的经济组织相比将更高。这并不令人惊奇，因为重大的技术进步会破坏许多现有的活动。

　　因此，相比其他模型，如产品差异增加模型，熊彼特经济增长模型更为现实，因为现任者与参与者之间的竞争清楚表明资本主义扩张可能会带来伤害。这些模型中，创造性破坏仅仅归结为消除垄断利润。事实上，经济价值的损毁有多种形式。在这种背景下，阿西莫格鲁指出技术进步导致（暂时的）失业以及企业特定的技能损失。毫无疑问，我们可以列举其他例子，但是市场的运转总是在一套既定的制度下发生，正如我们在第一章发现的那样。因此，事实上，价值毁灭是一个比出现在市场理论中的价值毁灭要复杂得多的概念。阿西莫格鲁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他声称在这种情境中，“熊彼特模型的主要观点是增长伴随着潜在的利益冲突而产生”。

　　二、通用目的技术

　　现实中，技术发展并不表现出熊彼特和其他的内生增长模型通常假定的相对平稳发展的特征。以技术重大变化为特征的时期被逐渐进步的时期所取代。与重要发明相关联的工业或技术革命，如蒸汽机、电力和微芯片，偶尔发生。在第五章，我们将更仔细地研究经济史。现在，我们主要限定在这些现象的理论方面。

　　最近，技术发展表现出不规范性的观点引起了经济学研究的关注。在这种背景下，重点放在技术突破和通用目的技术上。通用目的技术是使得众多扩展和进一步应用成为可能的技术发明。表3.2给出了这样的例子。引入通用目的技术在一定程度上重新确立了技术发展的外生性。由于这种突破性技术，全新的机会出现。然而，这并非意味着我们应当认为它是“天上掉馅饼”。显然，促进技术进步总是人类的工作。发明者与创新者可以利用现在的和过去的科学知识。但是，在外生突破的情况下，技术进步并不与经济变量如资本总存量的规模和研发支出水平直接相关。

　　图3.2 品种扩大模型图解

　　识别通用目的技术需要根据经验观察发现若干基本特征。埃尔赫南·赫尔普曼和曼纽尔·特杰腾伯格指出了通用目的技术特征的三个属性：“第一，它们非常通用，即它们被众多的经济部门作为投入品使用。第二，它们持续的技术进步潜能体现在事后的性能的持续改进上。第三，与用户部门的互补作用出现在制造业或研发技术中。”（Elhanan Helpman and Manuel Trajtenberg，1998，p.55）赫尔普曼和特杰腾伯格构建基于通用目的技术的技术进步模型时，强调生产过程中投入品的互补性。

　　分析依赖于品种扩大模型。对于每个通用目的技术来说，存在着大量相互关联的活动，图3.2以图解的形式表示出来。最终产品用大量的投入品生产出来，而这些投入品通过运用劳动生产出来。生产最终产品的所有要素的总生产率由现有通用目的技术决定。投入品的供应商持有财产权，并获得利润。新投入品的蓝图的开发能通过将劳动力配置到研发中得到。研发成本能得到弥补，因为生产投入品会带来利润。与大多数内生增长模型相比，这一模型的增长引擎疲软。新品种的积累引起报酬降低，不存在跨时期的研发溢出效应。因此，随着时间的流逝，开发新品种将不再有利可图。从长期来看，静态均衡将导致稳定的投入品数量。在达到这一阶段之前，一项新的通用目的技术可能进入该领域，使得最终产品生产函数的总生产率更高。为了实现这样的生产增长，必须生产出新的投入品。

　　一旦一项新的通用目的技术出现，所有的研发机构都将转到相关投入品组成成分的开发中。起初，新的突破性技术将不会应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因为与旧的通用目的技术相比几乎没有专用投入被开发。然而，在某个特定的时期，将可获得充足的新通用目的技术的特定投入。届时，最终产品的生产者将转而使用新技术。利用新的通用目的技术来生产产品和服务项目，新的通用目的技术要求在之前就使用劳动力来生产新的特定组成成分。起初，所有的研发活动都将以研发新技术的组成部分为目标，因为从长期来看后者将会产生更高的利润。投资者表现出“完全的远见”，这是传统的新古典假设，因此他们立即投入最大的精力到新通用目的技术中。由于专利是将来利润的来源，因此专利非常有价值，尽管目前发明并未被投入运转。

　　从总体水平来看，赫尔普曼和特杰腾伯格的模型生成了一个循环模式。出现一项新通用目的技术后，由投入方面的工资和利润构成的实际GDP立即下降。只有在新通用目的技术实际应用于最终产品生产后，实际GDP才开始增长。这一循环模式可以用模型来模拟演示。第一阶段中实际GDP的下降是由劳动力的重新配置引起的，劳动力从旧的组成成分的生产机构和旧的研发机构配置到后期将使用的新组成成分的开发。最后阶段实际GDP的下降被第二阶段实际GDP的增长所抵消。如果新通用目的技术的出现有时钟式的规律，那么经济将长期增长，因为产出和全要素生产率在每个完整的周期中都增长。

　　赫尔普曼和特杰腾伯格的模型是第一代通用目的技术模型的代表。这种类型的理论受到美国1973—1990年“生产力放缓”思想的影响。然而，这一时期劳动生产率（每小时产出）并未下降，与上述提到的模型的情况一样，尽管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生产率增长仍然是不符合标准的。用赫尔普曼和特杰腾伯格的修正模型可以模拟出类似的结果。在修正模型中，熟练劳动力用来研发，非熟练劳动力用来生产组件。花费20年的数据积累的修正模型的模拟结果显示，实际GDP增长在循环的第二阶段要高得多。

　　理查德·利普西、肯尼思·卡洛和克利福德·贝克尔（Richard Lipsey，Kenneth Carlaw and Clifford Bekar，2005）利用历史数据，确定了通用目的技术引进美国的时间点。他们定义通用目的技术是：通用目的技术是单一的共性技术，是可识别的。因为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初始有许多改进余地，最终被广泛使用，拥有许多用户以及溢出效应。（Lipsey et al.，2005，p.98）这一定义与赫尔普曼和特杰腾伯格的定义并没有明显不同。然而，利普西等学者坚持认为，对于识别一项突破性技术来说，这些特征是必需的。表3.2显示了研究结果：在美国已确定的通用目的技术清单。根据利普西等学者的观点，西方世界的经济历史开始于公元前10000年。与我们的目的相关的是考虑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的突破性技术。在过程创新（P）、产品创新（P）和组织突破（O）之间做出区分。

　　引人注目的是，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是现代过程创新中仅有的实例。实际上，它们都是仍有待证明的通用目的技术。显然，过程创新与产品创新之间的区别有些不严谨。因为，新产品的引入可能带来生产过程的成本节约。在这一方面，蒸汽机的应用可以作为典范。不过，表3.2中，蒸汽机的特征是产品创新。而且，三大组织突破被划分出来。人们可能严重怀疑这些是真的独立的突破。相反，它们可能是一个复杂结构的组成部分。当我们在讨论卡萝塔·佩蕾丝理论中经济技术范式概念时，我们将回到这些问题上来。表3.2中通用目的技术的日期确定相当粗糙。这使得我们无法对通用目的技术产生的相互影响进行深入调查研究。按照利普西等人的观点，相互影响是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们考虑到的所有情形中，一项新的通用目的技术的全部影响（除了其他方面，对生产率）依赖于适用范围、新通用目的技术生产率，以及与其竞争的技术和组成部分的区别”。（Lipsey et al.，2005，p.411）

　　表3.2 通用目的技术的引入

　　资料来源：Lipsey et al.，2005，本表经牛津大学出版社授权而复制。

　　三、鉴赏理论

　　为了理解经济中通用目的技术的重要性及其影响，利普西等学者采用了两种不同的方法。他们先是采用经济学文献中的“鉴赏理论”。这一理论没有用数学形式表达，主要是描述性的。它通常被用来获得技术变化及其社会意义的更广泛的情况。按照利普西等学者的看法，“鉴赏理论”不能代替正式的数学分析，而是获取知识的互补方式。而且，利普西等学者运用了一个简单的数学结构——logistic曲线——更倾向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描述结构。此外，建立相当复杂的数学模型来模拟引入通用目的技术的后果。数据结果通过展现主要变量的时间路径显示出来。由于结果难以解释，即使是在相对不那么复杂的模型中，我们仅能关注分析“鉴赏”部分。

　　利普西等学者提出的“鉴赏理论”建立在他们所谓的结构主义-进化分解理论之上，该理论旨在打破新古典生产函数的黑盒子。图3.3说明了这是如何完成的。分解中所应用的概念简单明了，但是“促进结构”的含义需要讲清楚。促进结构的定义是“一组技术知识的实现方式，是指体现技术知识的实际的物理对象、人和结构”。（Lipsey et al.，2005，p.60）图3.3中有两种箭头。虚线箭头（A）表示自然资源流向生产产品的促进结构和为绩效的收入和产出的流向（B）。实线箭头表示内在关系。为了理解每种情况的意义，利普西等学者列举了几个例子。（Lipsey et al.，2005，p.56）

　　（1）新技术体现在新设备中。

　　（2）新技术使得先前无用的材料变得有价值。

　　（3）新研究实验室提高研发率。

　　（4）人口增加使收回荒地合算。

　　（5）新的公共政策需要创建新的政府部门。

　　（6）新的环境保护法使得开采某些矿产不再有利可图。

　　（7）新的税收刺激政策提高了研发数量。

　　（8）新的反垄断法改变了产业的积聚与布局。

　　（9）新的税收政策改变了收入分配。

　　图3.3 结构主义-进化分解理论

　　资料来源：Lipsey et al.，2005。经牛津大学出版社许可翻印。

　　通用目的技术鉴赏理论始于将历史记录置于技术、促进结构、政策、政策结构和政策绩效的结构主义进化分类体系中。这导致了大量的难以总结的观察。因此，这里我们将讨论利普西等学者给出的要点。新通用目的技术对技术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由其与已有通用目的技术间的关系决定。利普西等人强调，新通用目的技术随着时间的推移偶然出现。因此，新通用目的技术可能与那些本身还未达到其发展轨迹末期的技术相互竞争。例如，当与为工厂提供动力的蒸汽竞争时，水力使用效率显著提高。但是，当新技术与现有技术合作时，相反的情况也是有可能的。电力和信息通信技术的结合就是一个例子。

　　至于通用目的技术对促进结构的影响，利普西等学者区分了过渡时期的影响和长期的变化。过渡时期的影响与不确定性决策有关，引起投资繁荣、调整滞后。后者的一个例子是美国和欧洲的制造部门长期延迟的电气化。由于历时数年，运营的以蒸汽为动力的工厂的运行成本始终高于以电力为动力的工厂的所有成本，而不得不被取代。通用目的技术对促进结构的长期影响，是要求劳动力掌握新技术和新基础设施，而且破坏现有的抽租源泉，导致利益受损群体的反抗。在这一点上，利普西等人提出：“当那些从旧的经济租金来源中获得既得利益的人有实质性的政治权力时，长期冲突经常发生。”（Lipsey et al.，2005，p.417）

　　导致政策与政策结构的变化与一个不同的教育制度安排有关。未能遵循正确的路线将产生严重后果，正如19世纪的最后30年，一方面是德国和美国的教育政策差异，另一方面是德国和英国的教育政策差异。第二次工业革命需要接受过工程技术训练的人员。英国未能跟随其他国家发生的变化，而是依赖其传统的非全日制教育和在职培训制度。这被认为是导致英国工业相对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导致政策变化”标题下的另一个方面是，人们发现，“即使有也是极少数的现代通用目的技术的开发在发展早期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公共支持”。（Lipsey et al.，2005，p.418）在这点上美国国防部的作用众所周知。

　　关于通用目的技术对绩效的影响，出现了两种见解。（Lipsey et al.，2005，p.425）

　　（1）技术变化幅度、促进结构与政策结构变化幅度以及绩效变化幅度之间并无必然联系。

　　（2）遵循S-E（结构主义-进化）理论的第二个重要见解是，技术变化的幅度及其引起的促进结构变化的幅度之间并无必然联系。

　　为了说明什么是利害攸关的，利普西等学者提到了英国的工业革命。在工业革命的前半段时期，即从1780年到1820年，英国虽然建立了工厂制度，但是组织性的通用目的技术并未伴随整体生产率而提高。1820年后，蒸汽机被引入了工厂。这带来了许多促进结构的变化，人们搬迁到新兴工业城市，生产率和实际工资实现了显著增长。两个已确立的技术的联合得出了著名的推论，“这一时期技术变化不像1780年到1820年那样具有剧烈，且伴随着比1780年到1820年更大的生产率提高以及促进结构的变化”。（Lipsey et al.，2005，p.426）在这一背景下，利普西等学者反对通用目的技术的引入总是导致生产率减缓，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基于结构主义-进化分解理论的鉴赏理论相当折中，因此难以论述。但是，在“抽象的第二个层面”上，引入logistic曲线来构建更多的理论结构。该曲线的特征是起初缓慢，随后快速发展，之后逐渐减弱。利普西等人将其划分四个阶段，如图3.4所示。值得注意的是，图3.4的纵轴描述通用目的技术的效率或生产率。正如利普西等学者正确观察到的，“对单一通用目的技术的完整描述需要几个属性”。（Lipsey et al.，2005，p.434）为了简化起见，假定绩效完全由技术引起的单位服务成本来衡量。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必须适用许多协定。例如，重视耐久性可能需要调整折旧成本。这里，由于我们主要关注理论性问题，因此不详细阐述这些问题。但是，有另一种方式审视通用目的技术的影响。一项通用目的技术的进化及其衍生技术带来许多的应用，表现为新产品、新过程和新组织的形式。通常假定通用目的技术的累积应用也遵循logistic曲线。在这种情况下，用纵轴衡量变量“应用”。除了测量问题外，这可被视作描述通用目的技术时间路径的另一种方式。利普西等人利用一般方式分析效率和应用曲线进一步简化了这个问题。

　　图3.4 技术变革的logistic曲线

　　在第一阶段，新的通用目的技术被引入促进和政策结构，当时这些结构仍然适应于之前的通用目的技术。新通用目的技术的投资规模相当小。蒸汽机的改进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从1700年开始，最初该设备仅仅被用来从煤矿抽水。在这一点上，利普西等人指出，“这是通用目的技术的典型特征，开始时它只是一个相对效率不高的，且仅有少许使用者的技术，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效率不断提高，应用领域不断扩大，使用者数量不断增加”。（Lipsey et al.，2005，p.184）

　　在第二阶段，重塑促进结构。这引起一个可能持续多年的混乱时期，这一阶段总是充满高度的不确定性。正如南森·罗森伯格（Nathan Rosenberg，1994）和利普西等学者反复说明的那样，技术创新是一项充满许多不确定性的活动。技术变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即使马克思也没有掌握其全部意义，正如罗森伯格（Rosenberg，1994，p.97）指出：

　　回顾马克思，很明显，尽管他深刻理解资本主义的技术动力机制，但是他没有理解这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制度措施降低了风险，而且风险降低促进了实验，使资本主义下的创新变得普遍。

　　在以实验为特征的世界里，当然有成功者和失败者。在1850年，蒸汽机被大规模利用在纺织部门、啤酒厂、钢铁生产和铁路行业。蒸汽船取代帆船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因为竞争提高了（航海）航运业的效率。正如我们所见，按表3.2的分类，蒸汽船是一项独立的通用目的技术。

　　选择和创造性破坏在第二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活动不仅在现有经济活动的挤出，而且在推出新产品赢得胜利。在这种情境下，区分熊彼特MarkⅠ和熊彼特MarkⅡ之间的竞争非常重要。

　　约瑟夫·熊彼特对30年干预时期中竞争与技术进步的过程发表了不同看法。熊彼特MarkⅠ来源于他在经济发展领域中的创新工作。但是，熊彼特MarkⅡ是基于他对资本主义的看法，这是他在职业生涯的后期发展出来的。这两个看法的推出的地点和时间都不同。因此，两个观点可能都是正确的，因为现实取决于新兴通用目的技术影响带来的重大变化。

　　在第二阶段，在熊彼特MarkⅠ竞争情形下，市场中有许多卖方。强烈的企业家精神和市场容易进入是这一阶段的特征。生产新产品所需要的知识对企业来说来自外部，换句话说，是公共知识。显然，可以想象，生产者模仿市场中的前辈。在这种情况下，外部溢出效应非常重要。然而，获取知识的方式是次要的。许多企业进入市场，价格竞争变得激烈。那些无法跟上的企业将被迫退出。最后，数量有限的能够利用组织规模的或者利用技术的企业生存下来。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证明这一点。在美国汽车行业，1895年到1909年企业数量大幅增加。在1909年的高峰时，汽车企业的总数达到272家。之后，汽车企业数量减少至1941年的9家，尽管汽车行业产出持续增长。另一个例子与收音机生产有关，这不是通用目的技术本身，而是引进电力的结果。利普西等人简洁地总结了其发展历程，“从1923年到1926年，超过600家收音机生产企业成立，但是到1934年仅有18家企业幸存下来。到1934年，‘进化之手’已经完成了1923年时单个个体无法完成的事情，从那些没有生存下来的企业中挑选出那些具有生存能力的企业”。（Lipsey et al.，2005，p.43）

　　在熊彼特MarkⅡ竞争情形下，拥有长期专利的大企业主导着市场。因此，潜在进入者的障碍极高。竞争或多或少是一个例行行动，它旨在维持或扩大市场份额。这种类型的竞争符合第三阶段的logistic曲线。通用目的技术的应用机会众多，经济结构完全按新情况运转。因此，新通用目的技术的生产率很高。“例如，汽车批量生产的技术知识体现在工厂和汽车上。基础设施的大量投资，如道路和石油生产与分配，要求给予它们价值。”（Lipsey et al.，2005，p.411）

　　在第四阶段，通过通用目的技术创造新产品、新过程和组织完善的机会减少。一种收益递减类型开始。显然，在现有通用目的技术框架内进行改善的机会被耗尽。在一项通用目的技术的成熟期内，经济以更慢的速度增长。引入一项新通用目的技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经济停滞增加了创新的压力。利普西等学者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但是当一项通用目的技术开始经历logistic轨迹的扁平部分时，发明一项替代性技术的压力增加”。（Lipsey et al.，2005，p.439）然而，按照利普西等学者所说，通用目的技术的出现并不表现出一个固定的模式。预测新技术的到来非常困难。正如上面观察到的，突破性技术可能彼此交叉，并相互影响。

　　图3.5描述了一些可能性。随着时间的流逝，现有曲线A可能被其他可供选择的曲线B、曲线C或曲线D之一替代。在哪些条件下将引入可供替代的其他选择，如果这真的发生的话，部分依赖于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家的前瞻性。尽管在不同程度上，从曲线A转换到曲线B或曲线D使得生产率暂时降得更低。这些变量与赫尔普曼和特杰腾伯格的模型的表现状态一致。在他们的模型中，新通用目的技术的生产率最初达不到旧通用目的技术的生产率水平。但是，有远见的企业家为了将来的发展，投资于新通用目的技术组成成分的开发。尽管如此，在赫尔普曼和特杰腾伯格的模型中，最终产品的生产只使用一种通用目的技术。相反，利普西等学者强调，在实践中，通用目的技术不仅仅彼此交叉，而且相互增强，尽管图3.5并未显示出来。

　　图3.5 两个连续的不同模式的通用目的技术的生产率曲线

　　资料来源：Lipsey et al.，2005。经牛津大学出版社许可翻印。

　　利普西等学者对美国经济史上三项相互交叉的通用目的技术赋予了特殊的重要性，“直到20世纪40年代早期，美国经济的促进和政治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以适应电力、规模生产和汽车行业的需要”。（Lipsey et al.，2005，p.201）这些通用目的技术促进了从1945年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长期繁荣”。在这一时期，技术进步保持稳定，促进结构微调以满足潜在的技术需要。在这种背景下，利普西等人指出电力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技术突破，“电力改变了经济结构，以这样的方式，如果有的话，是自新石器时代农业革命以来的10 000年中历史上极少的、其他的通用目的技术已经做过的方式”。（Lipsey et al.，2005，p.201）

　　如果假定循环以每隔大约半个世纪的频率发生一次，经济史可以用更广泛的方式来构造。这样的观点得到卡萝塔·佩蕾丝（Carlota Perez，2002）的支持，她非常关注技术革命的概念。根据佩蕾丝的观点，一场技术革命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强大的、高度可见的新的动态技术、产品和产业的聚合，能够带来经济整体结构的提升，推动长期的兴盛发展”。（Perez，2002，p.8）在她看来，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以其生命周期为特点，这一生命周期也可以用logistic曲线来描述。与利普西等学者的观点类似，佩蕾丝将技术革命的生命周期划分为四个阶段。其基本想法是一致的，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区别。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之间的过渡“转折点”。在这一点上，与主要结构变化相一致的繁荣发展得到修正，因此后来经济能达到一个更平衡的增长路径。在佩蕾丝的展望中，这些变化通常伴随着金融危机，迫使企业和政府不得不将事情恢复正常。只有当现有技术达到成熟期，而且创新的压力与机会都很大时，一场新的技术革命才会产生。图3.6用两个对称循环说明了这个过程。两个循环，一个从时间0开始到时间t，另一个循环从时间t开始到t，涵盖大约50年。图3.5和图3.6有着本质不同。佩蕾丝用图3.6中的纵轴衡量累积应用，或她提出所谓的扩散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假定当引入一项通用目的技术时，相比于图3.5提供的例子，其中纵轴衡量生产率，不存在“巨大飞跃”，似乎是合理的。

　　图3.6 通用目的技术连续曲线

　　一场技术革命不仅仅包括引入单一通用目的技术。相反，它涉及一个连贯的由新技术发展组成的实体。除了新产品和新生产过程外，首先是与能源和原材料开发有关的变化。其次是与运输和交通系统有关的变化。最后是与基础设施有关的变化。这些都需要考虑。在新的通用目的技术情况下，重点在于已被区分开的技术间的协同性。而且，佩蕾丝也关注在技术革命后随之而来的转换“做事方式”的必要性。因此，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伴随着技术-经济范式，对此佩蕾丝描述为，“最佳实践模型由一组无处不在的共有技术原则组成，它代表着应用某次特定技术革命和使整体经济现代化与恢复活力的最有效的方式”。（Perez，2002，p.15）这与利普西等学者描述通用目的技术出现的方式明显相似。但是，两种方法论立场显然不同。我们在最后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四、评价

　　研究技术发展需要特定的情境。如果出现变化，需要明确哪些项目经历了这些变化。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总生产函数起了这个作用。既定劳动力供给下的资本积累引起报酬递减，直到最终停滞。人口增加为这个问题提供了解决办法，但是它没有解释人均产出的长期增长。尽管如此，技术进步以外生趋势的形式保证了人均收入的持续增加。

　　自发技术进步的假设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不恰当的。资本积累与设备改进总是齐头并进。技术机会诱导富有创造力的企业家创新。科学进步带来了以研究和发展支出的形式投资创新的可能性。在这些原则基础上，建立了全面解释技术进步的内生增长模型。因此，理论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实践中，技术进步比以长期均衡增长为特征的模型要更加不稳定。这一见解打开了整合两个相当极端的理论立场的大门。

　　通用目的技术的引入揭示了经济增长过程。以新出现的通用目的技术为表现形式的内生增长动力与由此产生的内生研发的结合，引起表现为一个或多或少循环模式的增长。为了保持长期的经济增长，新的突破性技术需要频繁出现。尽管结果越发现实，基于瓦尔拉斯范式的通用目的技术模型越表现出许多局限性。构成这些模型的有完全预见能力的经济主体很好地进行调整，来为它们自己的利益服务，此时市场出清、均衡普遍存在。但是，这似乎并不是真实世界运转的方式。

　　利普西、卡洛和贝克尔通过引入“鉴赏理论”改变了这种情况，“鉴赏理论”是通过将普遍的实践经济学的数学方法与主要的语言方法进行对比来定义的。这里，我们将不回答他们对通用目的技术的分析是否足够严谨的问题。很明显，利普西等学者用他们的定义确定了西方历史上大量的通用目的技术。接下来，他们研究了其区分开的通用目的技术的普遍属性。他们详细说明的起点是进化论方法，这个方法考虑了投资者的不确定性、某些发展的路径依赖，以及冲突取代完美和谐的可能性。显然，这种设想比瓦尔拉斯均衡理论更接近现实。但是，利普西等学者想要沿着进化论路径更进一步，而不是仅仅用“鉴赏理论”推理。他们构建了相当复杂的模拟模型来说明通用目的技术的影响。但是，同在经济文献中经常碰到的情况一样，模拟模型是一个死胡同。由此产生的模拟带来了所有形式和规模的循环，但是缺乏一个明确的结论。“模型的目的是抓住历史事实中数量不断增加的丰富细节。”（Lipsey et al.，2005，p.495）这一保证没有让科学更进一步。在缺乏一定程度的概括的情况下，获取科学知识是非常困难的。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寻求与约瑟夫·熊彼特同盟，似乎卓有成效。在导论中已经提及，约瑟夫·熊彼特呼吁一种创造“理性历史”的鉴赏理论。在这种背景下，熊彼特在讨论卡尔·马克思的著作时说：“他是一流的经济学家，第一个发现并系统地教授经济理论如何变为历史分析，以及历史论述可能变为历史理性。”（Schumpeter，1942，p.44）这种方法对于理解资本主义发展历史极其重要。当广泛讨论熊彼特的方法论观点与他为之努力的创新概念时，克里斯·弗里曼和弗朗西斯科·卢桑抓住了问题的核心，“创新本质上是历史性的，只能作为历史过程来理解。它的聚合与非随机分配，以及与组织结构和制度结构变化的联系，是现代资本主义有机运转的一部分”。（Chris Freeman and Francisco Louçã，2001，p.63）由卡萝塔·佩蕾丝详细阐释的长波理论，比利普西、卡洛和贝克尔的开放式方法更适合这个传统。在第五章，我们将详细讨论卡萝塔·佩蕾丝的著作，以及其他学者关于经济发展中长波理论的代表性著作。 经济增长新动力（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