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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

　　理论视角下的历史发展

　　第五章 长波理论

　　一、衡量、记录、解释

　　那些认为经济发展呈现不同长度和幅度的周期叠加特点的观点，总是能让人充分展开其想象力。有学者认为经济发展遵循一个为期50年的长波。在这种背景之下，有许多学者孜孜不倦地研究长波理论。一些支持长波理论的学者认为他们发现了其存在。康德拉季耶夫被认为是该领域的先锋。康德拉季耶夫（Kondratieff，1926）指出，诸如价格、利率、国际贸易以及煤炭产量等经济指标显示出长波理论的存在。在其之前的一些学者也提出了与他的观点类似的理论，例如，荷兰科学家雅各布·凡·戈尔德（Jacob van Gelderen，1913）和所罗门·德·沃尔夫（Salomon de Wolff，1924）。康德拉季耶夫虽然不清楚前辈已经取得的学术成果，但由于受到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推崇，康德拉季耶夫独享殊荣。因此，这个接近50年的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被命名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以下简称K波）。

　　但问题是，对K波是否真的存在以及它存在的原因一直是有争议的。在过去，由于缺乏实体经济领域的统计数据，对货币变量的分析一直备受关注，因为货币统计数据相对容易获得。然而，时代变了。近期，安德烈·科罗塔耶夫和谢尔盖·泽瑞（Andrey Korotayev and Sergey Tsirel，2010）运用了频谱分析的方法来论证有关世界GDP增长率的时间序列是否显示了长波理论。频谱分析可以将时间序列分解成不同的形状和大小的波段。该方法的另一个优势在于为建立统计显著性提供了可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以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世界GDP增长的时间序列显示了大量的异常值。这些异常值使得科罗塔耶夫和泽瑞在发现了一些已接受的波段模式后，又不得不做出相应的调整。K波就是这种模式的一部分，并且具有统计显著性。因此，安德烈·科罗塔耶夫和谢尔盖·泽瑞认为：“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的频谱分析支持了这一理论假设，即世界GDP在动态发展中存在康德拉季耶夫周期。”（Korotayev and Tsirel，2010，p.14）

　　此外，他们还发现有足够证据表明朱格拉周期（长度为7年到9年）和基钦周期（长度为3年到4年）的存在。并且，长度为17年至18年的库兹涅茨周期也能在此频谱分析中观察到。他们的结论是：库兹涅茨振荡应被视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第三谐波。（Korotayev and Tsirel，2010，Abstract）

　　图5.1清晰地显示了建立在频谱分析基础上的K波曲线。该K波（曲线1，参照右边的纵轴）与实际的世界GDP增长率相比较，由于该增长率是11年的平均值，因此消除了序列中较短的时间周期（曲线2，参照左边的纵轴）。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在1870—1914年以及1946年以后的两个时间段内，两个曲线都存在某种联系。这种联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并不明显。实质性的重大差异产生于两次世界大战时以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但这一点在频谱分析中被排除了。两位作者提供的解释是：如果我们假设这样的情况发生，即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间移至20世纪20年代，也就是第三轮K波上升阶段的第二部分，然后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再返回到原始的“阶段时间表”，那么这些年中所观察到的有关偏离模式的问题也是可以解释的。（Korotayev and Tsirel，2010，p.17）这只是取决于采用哪一种定义来解释。一方面是外在冲击影响的差异；另一方面是内在机制的复杂性，尤其是在进行时间序列分析的情况下，更加复杂。

　　图5.1 受限制的K波（曲线1）与平滑的世界GDP增长率序列（曲线2）的比较

　　资料来源：Korotayev and Tsirel，2010。

　　基于已有的研究结果，K波的数据记录得以形成。由于存在前面提到的问题，同时还有其他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科罗塔耶夫和泽瑞提出了两个变量，这两个变量在时间选取上存在差异。在两个变量中，阶段A中的世界GDP的平均年增长率都规律性地超过了阶段B的平均年增长率。科罗塔耶夫和泽瑞在表5.1中将两个变量进行了比较。他们将K波分成了五段，第一段K波的阶段A和第五段K波的阶段B的数据是缺损的，因为这两个阶段的数据难以获取。值得注意的是，1820年至1870年的数据只考察了西方国家（12个重要的欧洲国家和4个“西方的分支”）。

　　表5.1 科罗塔耶夫和泽瑞的数据记录（2010年）

　　科罗塔耶夫和泽瑞的分析支持了长波理论的假设。然而，问题在于这种假设是否应该以世界生产水平为考量标准，毕竟世界各国的经济并非同时发展。正如我们在第四章讨论的，技术落后的国家可能追赶技术先进的国家。同时，经济发展领先的国家也会因为实施错误战略而导致落后。工业革命后，英国在经济和技术领域都处于领先地位，其霸权主义地位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想要永远保持这种霸权地位是不可能的。事实上，美国在1900年左右就开始在经济领域影响着英国。我们会在第六章继续讨论这个话题。

　　有些学者提出质疑：即使长波理论存在，也不能用宏观经济数据来证明。这些学者提到了与技术发展相伴而生的创造性破坏过程。这种观点认为，长波是由特定频率发生的技术突破引起的。我们已经在第三章讨论了技术突破的问题。如果这些波段在某些程度上存在重叠，那么赢家和输家必然并存。当市场上出现新的部门，而既有企业出现衰败甚至最终不得不倒闭的情况时，紧接着，整个经济将处于“下滑期”。在科罗塔耶夫和泽瑞的分析中，阶段B被用来代表“下滑期”。一旦新技术被全面推行，不稳定的因素暂停下来，经济繁荣的上升期就会出现（阶段A）。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处于下滑期的经济增长落后于上升期的经济增长。克里斯·弗里曼和弗朗西斯科·卢桑表示如下。（Chris Freeman and Francisco Louçã，2001，p.257）

　　我们认为，长波的“下滑期”不仅仅表现为总生产增长率的放缓，还包括可能发生的一段时期的结构性调整，这种调整是为了适应新技术群的快速发展。新产业企业的迅速增长与旧产业企业的下滑、停滞乃至倒闭形成鲜明对比。虽然后者是前述“下滑期”的主要特征，但并非所有产业都是如此。

　　卡萝塔·佩蕾丝赞成上述观点，并进一步增加了另一个论点。在“下滑期”的结构调整过程中出现的相关价格大幅波动，使得总体水平上特定变量的时间序列构建变得复杂。“你如何将20世纪60年代的电脑与70年代、80年代以及现在的电脑进行比较？”（Perez，2002，p.62）此外，当一个人想解释K波是技术进步的结果时，还应当考虑劳动生产率的增加或者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等相关变量。

　　正如第三章中所观察到的，将技术发展作为解释K波存在的基础并不仅仅考虑了突破性技术的引入。佩蕾丝认为技术革命的发生需要新技术、产品以及各部门的合力发展，重组现有经济，使其调整到新的最佳状态。和佩蕾丝一样，弗里曼和卢桑将五次技术革命与相应的五个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进行了区分。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开创性创新都是综合性发展的基础。弗里曼和卢桑所谓“开创性创新”指的是那些“具有高显著性，技术成功并且有利可图的创新例子”。（Freeman and Louçã，2001，p.141）佩蕾丝在谈及突破性技术开始出现时，提出了“突破性技术大爆发”的概念。

　　英国的第一次技术革命可能与1771年阿克莱特在克罗姆福德的工厂开业有关，因为该工厂首次实现的纺织业机械化使制造成本大大降低。60年后，“利物浦—曼彻斯特铁路上运行的蒸汽机动力火车”标志着第二次技术革命中蒸汽动力的崛起以及铁路带来的重大意义。第三次技术革命始于1875年匹兹堡的卡内基贝赛麦钢铁厂，这一次美国取代了英国。福特的T型车在底特律制造，催生了第四次技术革命。最近一次技术革命要追溯至最原始和最简单的电脑芯片：1971年第一个英特尔微型处理器的诞生。

　　大爆发预示着技术革命的开始。然而，技术革命首先是一个整体性概念，是“技术创新与组织创新的集合”。这种创新集合具备以下几项要素。

　　（1）经济发展中的领先部门或者创新执行者。

　　（2）核心投入以及其他关键投入。

　　（3）交通、通信等基础系统的建立。

　　（4）管理以及组织机构的变革。

　　表5.2呈现了卓越的技术革命中具备的要素特征。表5.3则展现了与之相对应的长波数据。

　　表5.2 技术革命的要素特征

　　资料来源：Freeman and Louçã ，2001，p.141。经牛津大学出版社许可复制。

　　许多不平衡与技术革命相伴相生。佩蕾丝（Perez，2002，p.39）列举了一些最为明显的发展不平衡领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新兴产业与成熟产业之间。

　　（2）现代管理模式的公司与传统管理模式的公司之间。

　　（3）被传统产业占据的领域与被新兴产业占据的领域之间。

　　（4）在新技术中获得培训的新技能与不断成为阻碍的旧技能之间。

　　（5）在现代公司工作或者具备跳槽能力的劳动者与在发展滞后的公司工作，可能面临失业和收入不稳定的劳动者之间。

　　（6）蒸蒸日上的新产业与旧的制度体系之间。

　　我们在第三章已经讨论过，在佩蕾丝的理论中，每一次技术革命的演进都经历了四个阶段，构成了一条对数曲线。图5.2显示了技术革命的每个阶段发生的变化。然而，这并不是全部。在佩蕾丝看来，从阶段2到阶段3的转变出现了经济的偏移。阶段2是一个疯狂增长的阶段，基于新的市场机会的出现，市场投机行为导致经济发展过热，并产生了金融泡沫。在金融泡沫破裂、市场不规范行为被清除以后，经济实现软着陆，经济增长也趋于平稳。可见，阶段2到阶段3的转变包含一个转折点，只不过它并非是一个“点”，而是一个或长或短的危机期。然而，没有足够的数据来证明上述理论是否正确。佩蕾丝大致遵循了弗里曼和卢桑建立的框架，正如表5.2展现的，当我们从历史角度来解释技术革命（或者巨变）时，该技术革命已经发生了。这意味着，长波从一开始就被分成两个阶段，即技术推广阶段与技术运用阶段。

　　图5.2 技术革命的生命周期

　　资料来源：Perez，2002。

　　两个阶段之间存在特定转折点这一特征的假设是佩蕾丝论述的核心。然而，现在的问题是这种划分是否合理。例如，帕彭霍森并不赞同这一观点，虽然他也认同经济发展分为四个阶段这一前提，但他认为阶段1和阶段2应合二为一，而转折点应成为新阶段的一部分，这个新阶段包含了经济发展与滞后的社会制度之间爆发冲突的结构性危机时期。（Papenhausen，2007，p.19）总之，危机在动态的长波理论中所扮演的角色值得更深入地研究。本章将在“金融不稳定假说”部分专门就金融危机在长波理论中扮演的角色展开讨论。

　　一方面，我们认为将佩蕾丝与弗里曼和卢桑有关长波的数据进行对比具有指导性意义；另一方面，即使两者在时间的选取上都只是与现实相接近而已。表5.3是对两者的比较，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两种分析路径最大的不同。

　　（1）在佩蕾丝的分析中，各个子阶段之间并没有实现严格的衔接，在转折点预留了空间。

　　（2）佩蕾丝指的“技术运用阶段”大致对应了弗里曼和卢桑所指的“上升期”，两者都具备高增长率的特点。一般理论认为，K波始于这一时期。但佩蕾丝很肯定地提出这一顺序应该反过来。这一认识上的差异意味着佩蕾丝的“技术推广阶段”大致与传统的“下滑期”相对应。

　　（3）两者最大的不同出现在第一波段的数据。在工业革命初期，可以预见的是，“技术推广阶段”与“上升期”之间的距离时间比较短。佩蕾丝认为1793年的“运河热”现象是技术推广阶段向技术运用阶段转变的起点。根据弗里曼和卢桑的分析，这一现象属于“上升期”的一部分，“这些潮流以及泡沫现象成为每一个连续K波快速发展期的典型表现”。（Freeman and Louçã，2001，p.168）

　　（4）佩蕾丝在记录这些波段时考虑到了波段重叠的问题，并在存在重叠的年份后标注了符号“*”。第四次和第五次激增的开始时间甚至要早于先前激增完成的时间。这一结论可以从之前的假设中得出，即每一次波段的激增都伴随着预先选定的“突破性技术”。相比之下，弗里曼和卢桑留意到技术革命这一事实具有较长历史。例如，他们认为“新的产业与技术被认为是第二段K波的上升期所具有的特点，然而它们早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因为是互相关联而结合”。（Freeman and Louçã，2001，p.188）对这些发展的进一步研究实际上揭示了某种程度的重叠。

　　表5.3 数据对比

　　问题是，表5.3显示的数据是否与科罗塔耶夫和泽瑞的研究结论相对应。表5.1和表5.3清楚地揭示了——至少就1820—1974年的数据而言，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似性。虽然数据并不是完全相等，但我们可以认为“上升期”和“技术运用阶段”的经济增长较快。

　　亚历山大·菲尔德认为，当科学技术进步难以实现时，我们可以考虑提高全要素生产力。（Alexander Field，2003）他比较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美国经济TFP（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情况。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增长计算法可以得出TFP的变化。这种分解法首先将增长归因于资本与劳动力投入的变化。这些投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带来的部分增长就是剩余部分。这些剩余部分成为衡量TFP增加的标准。我们将在第七章中对这种算法做更深入的解释。菲尔德利用不同来源的TFP数据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总体上而言，相较于美国历史上的其他任何时期，1929—1941年是技术进步最大的时期。”（Field，2003，p.1399）乍一看，人们不会期待在严重萧条时期出现经济的高效发展。不同的解释会导致结论的惊人差异。一些解释与标准问题有关，例如，这一时段的起点和终点的具体年份，或者对资本投入系列的调整。在详细考量了上述存在问题的争议后，菲尔德得出的结论是，经济衰退期出现的技术变革率增高，部分源于意外因素。“技术进步并不能达到稳步不间断的程度，20世纪30年代的特点是大量的产业和部门都有改进方案。”（Field，2003，p.1410）大萧条对生产力的影响不言而喻。正如达尔文的进化论一般，企业将遭遇优胜劣汰。并且，菲尔德指出经济的下滑伴随着资本利用率的低下，并促使在组织管理上的改进。如果大萧条时期的技术变革反而处于高增长，那么这一事实与长波数据如何产生联系呢？菲尔德上述论述中所指的阶段，在佩蕾丝的分析中被称为“转折点”（见表5.3）。这是一个系统重新定位的阶段，意味着要进行变革、改进，以及整合已有的制度架构。但无论如何，没有迹象表明生产率提高在这个转折期应该异常快速。可见，菲尔德的结论仍是值得怀疑的，虽然迈克尔·帕尔曼提出这种生产率提高的现象可能是消除所谓的“X效率”引起的。然而，支撑这一观点的经验证据相当薄弱，正如帕尔曼所言：“据推测，前期过于松散的成本削减发挥了作用。”（Perlman，2011，p.213）

　　数据并不能说明所有问题。一个能够证明经济存在上升期和下滑期的重要依据是每一次技术革命都同时蕴含着一个普遍学习适应的过程。佩蕾丝将此定义为新技术-经济范式，即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伴随着新技术-经济范式，都需要学习新的技术和组织原则。“但是这种学习过程必须克服源于前一次成功范式的惯性。前期成功经验的普及会成为下一次技术革命得以发展的障碍。这种互相抵消的力量，新旧技术革命之间的冲突，是解释上述问题的核心。”（Perez，2002，p.19）我们将在本章“划分资本主义”部分讨论这种冲突的政治意蕴。

　　二、金融不稳定假说

　　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1964，1995）的金融不稳定假说为长波现象提供了另一种替代性解释。从本质上而言，这种假说可归结为以下几点。在经济的上升期，对经济发展的乐观主义随之上扬，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投机行为相伴而生。并且，金融中介也在不断增加。新的债务融资型金融资产和金融工具被开发出来。私人领域的债务状况不断恶化就是源于这些金融创新。国民生产总值的债务比不断增加。虽然这对于缓慢衰退中的经济并非是致命的，但当这种负债率不断上升，并到达某一程度时，局面就变得难以掌控了。当过低的收入难以支付所有债务时，恐慌就会爆发。那些金融资产的拥有者将在资本市场中试图出售他们手中的金融资产。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无论是在资本经济领域还是在实体经济领域，资产价格崩塌，无数公司破产，从而也标志着较长时期的经济扩张走向终结。

　　卡门·莱因哈特和肯尼斯·罗格夫（Carmen Reinhart and Kenneth Rogoff，2011）近期发表了针对较长时间段内公共债务的时间序列的讨论。这里，我们将研究时间序列限定在斯蒂夫·基恩（Steve Keen，2009a）呈现的澳大利亚经济发展时间序列的范围。图5.3清楚显示了从1860年至2010年的三次债务泡沫。第三次泡沫持续的时间是从1964年到2008年，远长于之前的两次泡沫。但问题是，对于上述数据的解读是否符合现实。基恩仅指出第三次泡沫，即最近发生的一次，也是最大的一次。由此，他认为：“正如前两次泡沫的破裂导致了经济萧条一样，我估计由于同样的原因这次泡沫的破裂会导致产生相同的结果。”（Steve Keen，2009a，p.350）为了证实这一观点，我们将进一步考察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

　　图5.3 1860—2010年的三次债务泡沫

　　资料来源：Keen，2009a。

　　明斯基的理论符合后凯恩斯理论，即货币并非是中立的，人们对货币的预期往往与实际情况不相符。从本质上而言，投资的资金很大程度上源于银行贷款。货币扩张影响着实体经济，因此，货币很重要。这一点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完全不同，后者认为货币供给的增长会导致物价水平上升，同时投资规模完全取决于存款规模。后凯恩斯理论假设生产能力并未得到完全利用，因此，投资就起到了关键作用。企业决定投资水平，消费者决定消费水平，总需求决定生产水平（实际产出），而生产能力可能偏离这一水平。实际生产水平与生产能力之间的比例表明了生产能力利用率。有人可能会认为生产能力利用率会影响企业的行为。明斯基指出，他的研究起点是加速因素与消费倾向之间简单的“汉森-萨缪尔森”互动。（Minsky，1995，p.83）在他看来，相对无弹性的金融或者非弹性的劳动供给等限制因素同样应被纳入考察的范围。但这还不够，因为在后凯恩斯理论中，生产能力利用率也应被作为附加的限制纳入其中。经济供给面的限制造成的影响阻碍了明斯基自身理论的最终形成。

　　在明斯基看来，金融资产价格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在新古典主义理论中，有关经济主体的完全预期理论认为，这些价格反映了未来资产的回报。明斯基对这一过分乐观的预测和估计持保留态度。“对于未来收益流而言，并没有所谓的‘正确’价格。资产的市场价格取决于一段时间内预期达到的收益产出以及这些预期本身的稳定性。”（Minsky，1964，p.331）如果金融资产的价格增长，诸如庞式金融家这样的金融市场参与者将会陆续登场。这些投机企业家用借贷的资金来购买各种各样的金融资产。然而，这些资产所产生的收益往往不足以偿还其借贷的利息。但这些投机者仍推测金融资产价格的增长能够应付所有债务，甚至产生盈利。不断增长的庞式投机行为使得金融体系变得脆弱。同样的情况在房地产领域也很常见。

　　基于金融不稳定假说的长波理论，可以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1）一个相对稳定的经济发展期是该长波的起点。在这个时期，公司和银行持有较为保守的融资态度，此时的风险溢价高，经济主体刚从前期的投资失败中吸取教训。

　　（2）在上述稳定阶段的影响下，大多数项目都能够获得成功，债务也能较快得到偿还，并由此产生更多的借贷行为。债务杠杆带来了高利润，使得企业和银行开始不那么谨慎，风险溢价降低，同时，经济扩张加速。

　　（3）然而，这样看似快速的扩张发展却危机四伏。“世界范围内的周期性稳定和发展平衡，以及资本主义金融制度本身都出现了动摇的趋势。”（Minsky，1982，p.101）经济发展随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被明斯基称为“欢快经济期”。这一时期，每个人都认为经济发展没有了限制。一些新的金融模式和投资产品被广泛接受。显然，经济主体并没有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这一点被卡门·莱因哈特和肯尼斯·罗格夫证实。人们总是会抱有“这次会不一样”的侥幸心理。

　　（4）资产价格的上升导致庞式金融家铤而走险。负债额上升的同时，利率也在不断上升。

　　（5）当金融泡沫达到极限时，主要问题就凸显了。原本利润丰厚的项目实际表现却不尽如人意。低利润与高利率使得自产货物的需求量下降。货物开始滞销，企业的债务压力高于之前的预期，一些企业开始进入破产程序。所有的经济主体都希望尽快偿还它们的债务，由此导致的大规模减价行为使得金融资产价格崩溃。没有了流动资产，庞式金融家就难以维系了。由于财富的规模同时决定了总消费规模，资产价格紧缩导致总需求量的下降。此后，越来越多的公司陷入困境，整体经济进入萧条期。

　　正如汉斯·维瑟（Hans Visser，2010）所言，明斯基的理论服从于欧文·费雪。但明斯基的理论被认为更悲观一些。因为根据欧文·费雪的理论，新的经济周期需要熊彼特的创新浪潮来重启，而该创新浪潮将由短期的投资行为主导。但在明斯基看来，经济发展的“静音时期”同样预示着自身的衰退。因为人们总是在情况出现好转时过于乐观。并且，明斯基还认为经济衰退并不一定伴随着产品价格水平的下滑，尽管资产价格是其理论的根本因素，但如果产品价格下降而实际债务没有下降，那么债务人不得不进一步削减消费。债权人受通货紧缩的影响也不太可能增加消费，因此，经济发展就面临着更长的低消费、高失业时期。正是由于上述现象的存在，也证伪了汉斯·维瑟认为费雪较之于明斯基更悲观的观点。

　　明斯基的理论相当复杂，相关理论模型的建立非常困难。只有通过模拟运行才能得出相应的结论。明斯基认为动态、非线性方程式的计算机模拟系统的运用是科学的进步。“这些技术的应用使得经济学家能够摆脱那些为了方便数字运算而不得不调整理论自身的束缚，从而能够更自由地研究理论本身的问题。”（Minsky，1995，p.86）基恩通过对古德温生产周期模型的延伸将明斯基的部分观点进行了形式化。在古德温模型中，工人消费了他们所有的收入。同时，公司利润决定了投资规模。生产能力取决于实物资本存量，总产出等于生产能力，由此形成了封闭的循环流。劳动力需求取决于每年以固定百分比增长的产量和劳动生产率。劳动力供给是外因。系统的内部动力由资本积累和决定工资形成的菲利普斯曲线机制决定。罗伯特·古德温（Robert Goodwin，1967）指出，资本积累过程和工资形成过程之间的互动将引起一种循环模式。如果公司投资扩大引起就业量上升，劳动在国民收入的比重将会增加。由此，利润下降，投资减少，对就业造成负面影响。从而，工资的增长放缓，用于投资的资金增加，这个循环就闭合了。需要注意的是，经济发展归因于劳动生产率这一外因的增长，但其过程呈现出上述循环模式。

　　依据后凯恩斯理论，基恩介绍了古德温模型的投资函数。投资净额等于利润率乘以生产水平减去折旧费。如果投资超过实际利润，那么二者之间的差额将由银行借贷来提供。显然，公司必须支付贷款利息。该利率是债务产出比的线性函数，净利润用来支付贷款利息。在该模型中，银行既不盈利也不消费。在古德温-明斯基模型最新的一个版本中，基恩也引入了公司的庞式投机行为。庞式投机行为的变化率是非线性函数的经济发展率。庞式投资是纯粹地靠借贷来融资的行为，这意味着企业要承担更高的利率负担而没有任何生产收入。

　　需要注意的是，在基恩的分析中，消费成为剩余变量，而这与古德温的原始模型形成鲜明对比。在古德温模型中，工人消费了所有的收入，企业投资了所有的利润，由此形成了闭合的循环。但在基恩的模型中，投资倾向函数取代了所有利润都用来投资的假设，消费水平等于由实物资本存储和固定资本产出率决定的生产水平和企业购买的投资产品数之间的差额。因此，消费成为剩余变量。这与后凯恩斯理论范式不相符，后者认为消费函数通常是假定的。消费因素的消除使得该模型变得不太现实，因为较之于投资，消费对于商业周期的敏感性不高。在此不针对此异议的强度问题做出回答。

　　基恩的模型可以简化为六个不同等式的系统。正如图5.4所描述的，基于大致合理的参数值的数值模拟生成了一个周期性增长模式。庞式借贷的引入暗示着增长的恢复将需要越来越长的时间，因为利润以不断递减的程度分配给了生产目标。

　　图5.4 基恩模型中实际产出的仿真结果

　　资料来源：Keen，2009a。

　　这种情况将持续下去，直到最后一轮周期中发生的债务超过整体经济的偿债能力，继而发生经济萧条。（Keen，2009a，p.353）在这种情况下，很明显由生产借贷和投机借贷共同融资形成的经济扩张可能使整体经济发展陷入困境之中。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尚未发生债务通胀，这一点与明斯基的分析不同。在基恩的模型中，不断增加的债务负担挤掉了生产性投资，从而最终导致经济发展的停滞。

　　万一真的发生债务削减导致通货紧缩的威胁，适当的政府政策可以起到缓解其危害的作用。对金融制度而言，政府预算赤字以及“低利借贷”等政策可以保持经济循环流动。那么，这些政策上的调整是否足以使公司、家庭以及金融机构的投资组合得到清理。明斯基对此持相对乐观的态度，但与之相反，基恩和彼得·特明则对通过政策来缓解经济萧条的效果表示怀疑。例如，彼得·特明（Peter Temin，2010）总结道：“近期的政策行为对于另一个潜在的金融危机几乎没有起到缓解作用。”（Temin，2010，p.16）基恩的观点则更悲观，“美国私人债务规模意味着已经开展的债减程序将使政府陷入刺激需求的泥潭中，不太可能寄希望于通过刺激个人借贷影响另一个‘庞兹’来解救美国经济，信用创造体系的崩溃所造成的影响将很快胜过伯南克（前美联储主席）增加货币供给这一出人意料的举措所带来的影响”。（Keen，2009b，p.12）此时，很有可能引起经济萧条。

　　三、划分资本主义

　　我们在第一章中讨论过，波兰尼将资本主义特征定义为双重运动。一方面，为了使市场功能得到最佳发挥，有必要实现经济行为与社会关系的脱钩；另一方面，有必要实施一些干预，以限制资本扩张造成的剩余。这种内部差异导致了经济发展时期两种经济模式的交替出现，即经济主体的自由发展模式与公共部门占主导地位的规制模式。我们曾在第二章中以美国经济发展历史为基础，对上述现象进行了解释。在表2.1中，我们总结了经济与政策之间这种动态交互关系。

　　表5.4展示了更早时期美国经济的一些调查结果，同时补充了1770 —1873年英国的相关经济数据，新增的英国数据使得我们有机会将基于政治集群的资本扩张类型与弗里曼和卢桑以及佩蕾丝的长波数据进行对比。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2007）提出了“超级资本主义”的概念，它指的是一种无限制且不间断的资本扩张形式。赖克同时提出了一种受规则制约，发展更为平衡的资本主义概念，即“民主资本主义”。从历史的角度而言，我们更倾向于将其表述为“平衡资本主义”。值得注意的是，基于不同政治制度的民主职能在其初始阶段的情况可以与现代时期相比拟。

　　接下来，我们需要进一步地说明将英国资本主义划分为超级资本主义和平衡资本主义的原因。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主要特征是新的资产贵族和旧的政治贵族都投资高利润的项目。这也意味着“制造业的利益往往决定了政府政策”。（Freeman and Louçã，2001，p.166）这一观点在相互竞争的要素上是恰当的，例如工作时间数、获取修建运河的许可以及克服对引入工厂产品的抵制。根据佩蕾丝的观点，英国由大发展时期进入平衡发展的转折点是1793年运河热，该事件也导致了1798年的恐慌，但随后的经济制度规制防止了人们的过度投资行为，并使得经济进入了平衡发展时期。该时代的另一个特点与收入分配有关。《斯宾汉姆兰法》针对那些收入低到无法满足其生活的工人，引入了津贴制度，该制度参照了面包的基础市场价格。

　　表5.4 资本扩张的形态

　　随着时间的推移，《斯宾汉姆兰法》在实际运行中实施成本过高，且不足以保障劳动力市场的效率。随着工商业阶层的不断壮大，斯宾汉姆兰体系被1834年的《济贫法》替代。该法几乎未给失业人员提供任何直接好处。然而，一个真正的劳动力市场在这个被佩蕾丝称为“第二次伟大激增”的动荡时代形成了。正如查尔斯·狄更斯和伊丽莎白·盖斯凯尔等著名小说家所描述的，这一时期的工人生活非常艰难。1846年《谷物法》的废除意味着食品价格的下降给工资下调施加了压力。从此，工人阶层无法从低价食物中获得好处。劳动力充裕的地方，平均工资被固定在中等水平。

　　第二次工业革命是一段被浓厚的社会不稳定情绪和工人抵制情绪所左右的时期。根据弗里曼和卢桑的论述，“19世纪三四十年代是英国最接近社会革命的时期”。（Freeman and Louçã，2001，p.186）然而，这一时期并未发生真正的革命，并且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混乱后，英国迎来了伴随着实际工资增长的维多利亚繁荣时期。根据佩蕾丝的理论，维多利亚繁荣与1847年的铁路热以及随后的经济萧条有关。但该理论较少甚至没有考虑到劳动力市场的发展。

　　正如范德克伦德特所描述的，表5.4从动态视角强调了双重运动。无限制的资本扩张导致过剩，最终引发了反抗。如果能够从政治行为的角度来解释这种反抗，那么这就改变了资本扩张的特征。适当的规制随后会引致更为平衡的发展。但一段时间后，这样的发展会引起经济的停滞。新的改革措施将被规划，而这一次改革措施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即给予企业更多的自由去投资和创新。例如，1934年英国《斯宾汉姆兰法》的废除以及20世纪80年代美国撤销管制规定的举措。

　　科技的发展是政治风云变幻中的重要因素。表5.3与表5.4的对比告诉我们超级资本主义时期大体上与佩蕾丝所谓的“技术推广阶段”相对应。类似的对应关系还存在于平衡资本主义时期和“技术运用阶段”之间。然而，表5.3与表5.4中的时代区分并不具有一致性。一方面，我们无法避免所有类似随意性划分导致的结果；另一方面，我们必须保持警惕，以免陷入某种技术决定论的思维中。正如第二章中所论述的，政治进程有其自身动态特征。因此，弗里曼和卢桑强调：“与技术和经济领域一样，有必要充分考虑政治和文化子系统的‘半自治’模式发展。”（Freeman and Louçã，2001，p.255）此外，我们在第二章也讨论过，诸如战争这样的外因，在经济与政治相互作用的领域的内生发展中扮演的角色。

　　表5.3也显示出弗里曼和卢桑有关长波的划分不同于佩蕾丝。部分原因在于后者选择了不一样的视角来审视双重运动。佩蕾丝将重点放在一个由充斥着投机风险的旺盛发展期向基于改革的相对平衡发展期的转折点上。但在弗里曼和卢桑看来，每一个波段都包含了一段上升期（繁荣发展期）和紧接着它的下降期（危机调整期）。在下降期，有必要为新产业的出现预留空间，以此来替代发展停滞的产业部门。因此，既得利益者必须被推翻。这也暗示着自由化与去规制化的发展将得到支持。这样的过程往往会以一种更为复杂的方式而非适应反方向发展（规制）的方式消逝，当然，如果后者的调整源于明显的资本主义内转变方向。对于这一点，镀金时代和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例证。

　　四、评价

　　反思长波理论，或者说K波（以该领域的先锋人物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命名），需要重点考虑以下问题：经济中是否真的存在长波？如果存在，单次波段的期间是多长？是否可以通过科学的方式来衡量这些波段？如果K波真的存在，如何解释它们？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些问题并不能分开回答。

　　在确定K波是否真的存在时，人们通常从不同国家真实GDP增长的时间序列出发。在此背景下，一般认为所谓上升期的经济发展要超过所谓下降期的经济发展。在探讨时间序列时又产生了一些问题：应该选取哪些国家作为考察对象？哪种统计方式最适合用来发现K波？一般而言，实证研究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K波的存在并未超出人们的合理怀疑，但相关的争论不止。最近，科罗塔耶夫和泽瑞的研究已经表明可以从统计学上证实长波的存在。尽管他们使用的方法非常成熟，但他们的研究方法仍备受质疑。他们利用的是综合数据，但由于缺少1820—1870年的数据，使得整体数据缺乏一致性。并且，由于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出现了过度发展，他们不得不对数据进行相应调整。

　　然而，根据弗里曼和卢桑以及他们的支持者佩蕾丝的观点，上升期的经济增长不一定超过下降期的经济增长。在他们的研究中，他们将对K波的解释作为第一要务，而非用统计数据对这些周期进行衡量。他们将技术革命作为起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会发生更迭，后者超越前者，也由此引发了技术沿着非连续路径发展。技术革命包含了大量的相互关联的现象。除了一些突破性技术的引入，这些现象还包括领先产业部门的快速发展，涉及专项或者核心要素投入的使用，为适用新发展而对基础设施进行的必要改善以及各种各样的组织变革。在技术革命初期，变革非常激烈。发展空间有限的旧产业要为具有扩张性的新产业让路。简而言之，这一时期的特征是高度的颠覆性创新。这些发展对于GDP的增长产生的影响并不清晰。因此，弗里曼和卢桑指出长波是基于对技术革命的广泛性描述而存在的。佩蕾丝也同意这一观点，但正如第三章所讨论的，她更强调通过增长曲线对长波进行理论解释。

　　对长波理论的存在还有另一种可供选择的解释。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该理论可简单归结如下。如果经济出现繁荣发展，市场的乐观情绪持续上扬，企业家乐于投资。这种投资导致经济进一步扩张，于是自证预言式的繁荣景象出现了。投资者不会将债务累积看成是真正的问题。金融领域的创新刺激着商品生产部门的进一步发展。在如此繁荣的世界里，庞式投资者悉数登场，那些并不关注直接投资回报的投资者开始灵活抉择以获取跟他们预期一致的高额资本收益。这样的经济增长难以简单地持续，泡沫会产生，并最终破灭。一旦泡沫破灭，公司和家庭的不断减债行为可能导致经济走向萧条。由此产生的问题是，此时政府能否通过财政政策或配套的金融制度来扭转局势，后者与中央银行进行合作，而这些措施也可能导致市场充斥“低利借贷”。

　　明斯基自己并没有对这样一个过度投资的周期持续的时间进行解释。基恩则暗示20世纪30年代与最近的金融危机存在相似之处。因此，他认为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实际上支持了K波的存在。佩蕾丝除了对长波进行技术性解释外，也为金融不稳定假说预留了空间。在技术革命处于技术推广阶段的末期时，在新的、高利润领域的投资水平非常高（包括1793年的运河热、1847年的铁路热以及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这一时期由于新金融产品的引入，金融领域的投机行为同样增长。最终，泡沫破灭，经济发展进入平缓阶段，也就是佩蕾丝所说的“技术运用阶段”。明斯基认为，同样也被维瑟强调的，尽管泡沫的出现没有直接原因，将技术发展和金融发展相结合是富有成效的解决路径。然而，佩蕾丝并没有清晰地解释金融部门在1793年、1847年和1893年，在从技术推广阶段到技术运用阶段转变过程中的重要性。

　　若要呈现完整的长期发展图景，研究者应考虑“政治与文化子系统的半自治发展”。（Freeman and Louçã，2001，p.255）我们曾在第一章中讨论过，波兰尼所定义的双重运动完整描述了长波理论。为了纠正资本的过度扩张，有必要在社会中建立政治上的多数派。相反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为了促进技术的革新突破，有必要创造更多的经济自由空间。正如第二章中论述的，经济与政治相互影响。同样，这种复杂的互动关系或多或少助长了对于长波的常规存在模式的合理怀疑。

　　然而，长波的常规存在模式只有在研究者渴望对现状进行预测的时候才具有重要性。系统的K波理论并不是理解复杂经济、技术与政治发展的前提。但有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上述假设性研究将激发开创性研究。类似“这一次会不一样”“资本市场的有效运作”“技术的持续进步”的传统观念应当调整，部分原因是考虑到了长波理论。

　　上述讨论所得出的结论有助于我们理解最近的经济变化。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显示了它与20世纪30年代金融危机的相似性。然而，尽管双泡沫出现在世纪之交，但其影响并没有那么深远，主要原因在于政府的干预措施。那么政府的干预措施是否总是有效呢？因为无论是否有长波存在，资本主义的动态发展都具有天生的不稳定性。彼得·特明从两个教训中总结了上述思路。（Peter Temin，2010，p.16）

　　第一个教训是开放的美国经济容易每隔一段时间就崩溃。良好的条件可以消除一个年代的经济萎缩，但美国经济的繁荣又受制于这些条件。第二个教训是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承受了巨大压力，这种压力只有在面对诸如大萧条这样的经济急剧衰退时才能得以减轻。 经济增长新动力（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