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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重新审视政治经济学

　　一、总体情况

　　现代经济学强调稀缺的概念。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配置稀缺资源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说，经济学是一门专门的学问。但是，正如我在第一章所述，经济的运转需要管理。如果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仅仅只是资源配置，那么这就常常内含了一个假定，即普遍盛行的制度是合适的。大转型之后，经济自行运转。在这一背景下，诺斯、沃利斯和温格斯特主张“开放秩序的一个重要属性是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表面上的独立性”。（North, Wallis and Weingast，2009，p.112）经济组织不需要参与政治过程，以保障它们的权利。合同能够自由达成。如果必要的话，合同能够得以执行。组织的存在不是基于特权，而财产征收的可能性等于零。

　　由于具备健全的体制，经济能够聚焦于市场的运转。可以发现，所有良好运转的市场将带来资源的有效配置。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主体能直接影响价格，同时外部性也不会发生。如果经济活动影响市场外其他人的境况，就会产生外部性。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生产或消费某种商品导致的环境污染。

　　在稀缺资源有效配置的情况下，将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偏离帕累托最优状态将无法在不损害至少一个其他经济主体的情况下，改善任何经济主体的境况。从道德的角度出发，这种情况通常具有“最小善行原则”的特征。这一特征表明，人们对资源有效配置的要求有着高度一致的要求。但是，在从非有效解决状态向有效解决状态转变的过程中，有更重要的事情发生了。大多数时候，收入分配也在变化。如果政府在出现环境污染时选择管制，这将立刻变得清晰。例如，如果生产者为了满足立法要求而面临成本增加，利润将下降。得益于更清洁的环境，消费者的境况变得更好。然而，生产者的境况变差了，即使他将更高的成本转移给消费者。这一结果说明，旨在提高经济效益的措施在大多数时候都会产生分配效应。没有任何受损者的情况是非常少见的。在采取的措施引起了潜在的帕累托改进的情况下，受益者可以补偿受损者。这是否会发生是一个政治选择问题，但是改变规则的分配效应并不总是表现得十分清晰。

　　相反，如果收入或财富的分配是问题的关键，那么可以预期经济主体将施加压力，要么维持有利于管制，要么使其向这个方向转变。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区分出已创造收入的重新分配与收入形成范围中的寻租。多数公民会选择通过政治制度来重新分配收入。根据“中间投票人定理”，如果中间投票人的收入低于平均收入，那么这种情况将会发生。这一理论依靠许多简化的假定条件。重新分配问题似乎更复杂，因为不得不考虑政治制度和关于社会构成的不同意见。我们将在第六章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寻租或创租发生在每个社会，同样也发生在诺斯等人提出的开放社会。然而，在开放社会理论中，寻租并没有处于失去控制状态，因为市场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特征都是完全竞争的。而且，经济是动态变化的。熊彼特式的新生产者、新产品和新消费模式的竞争推翻了既得利益。根据诺斯等人的观点，类似的竞争机制也在政治中发挥作用。如果现有党派的权力变得过大，公民将通过其他方式自我组织起来，从而弱化其影响力。自由进入政治舞台保证了权力的消散。这样，经济和政治相互保持平衡，“表面上的独立反映出均衡独立”。（North et al.，2009，p.146）但是，这一均衡并不是静态均衡。社会会遭受各种冲击，但是特殊领域中组织间的竞争引起了调整。因此，开放社会的特征是适应效率。

　　相较于似乎完全忽略制度对稀缺资源配置的一般分析，诺斯等人的分析向前迈进了一步。他们将我们带回到传统的学科分支——政治经济学领域。政治与经济相互交织，正如以亚当·斯密为先驱的古典经济学者早已认识到的那样。马克·布劳格在描述《国富论》作者的特征时明确指出。（Mark Blaug，1962，p.58）

　　他以令人耳目一新的怀疑的方式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阶级斗争的主题，以及意识形态武器——错误的意识——被不同的阶级用来为政治的至高权力而斗争。正是在这一点上，结合他对价格制度规定的“法治”的理解，才使得《国富论》成为政治经济学的名著。

　　政治经济学这一术语也许会引起误解，认为这个学科能够产生规范表述。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90）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因此，他倡导对这个学科的正面理解。他主要关注对人们想要实现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方式的探究。政治偏好应被排除在外。这才是科学应有的方式。“用更广义的‘经济学’比用更狭义的‘政治经济学’来描述会更好。”（Marshall，1890，p.36）

　　事实上，目前的术语名称是经济学，但是这一术语是比政治经济学涵盖更广泛领域的表述并非十分确定。显然，科学探讨需要实证主义的方法。经济与政治的相互关系能用这种方式得到确切的分析。政治经济学强调资源配置在社会情境中发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比建立在传统观点上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更为广泛。图2.1运用因果关系（箭头）描述了政治经济学的领域。为方便起见，忽略了外生影响因素。重点在经济的设计上，尤其是社会经济活动的组织和协调方式。经济的组织由技术状况、实施的制度和消费者偏好决定。偏好通常被假定为外生变量，因此消费者偏好未包括在该体系中。这一假定似乎不那么真实，但是我们将遵循这一假定，至少目前是这样的。如我们将在第三章中看到的，技术进步是有部分内生的和部分外生的。因此，图2.1中考虑了技术状况。

　　图2.1 因果关系描述政治经济学领域

　　经济的组织决定生产要素的配置。因此，它也是不同类别的要素（即资本和劳动力），以及不同个人间收入初次分配的决定因素。显然，初次分配的方式也有赖于社会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图2.1中，假定正式规则（制度）是内生变量。在这一背景下，规则主要与经济活动有关。经济制度付诸实施必需的政治权力由政治制度（如投票制度）、广义上的文化以及组织和个人的经济力量决定。图2.1中，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与收入分配联系起来，收入分配来自经济的组织。社会中的富裕集团会运用他们的方式通过若干渠道对决策施加影响。而且，为了该集团的利益，使制度保持现有的分配不受损。如果能通过集体行动解决问题，低收入群体将使收入分配产生有利于他们的改变。正如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1982）发现的，在规模较大的群体中存在悖论。因为每个个体从促进共同目标中获得的收入较少，个体理性行为导致团体成员坐享其他人的努力成果。

　　广义上的文化是指在社会中起作用的观点和信念。这些观点和信念会影响政治决策。相应的，经济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观点和信念。通过对教育、科研机构和媒体的投资，经济优势地位会被用来影响公众意见。广义上的文化也包括对经济过程施加影响的非正式制度。研究表明这些制度是由历史决定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关于社会信任的程度。在这方面，南欧国家与北欧国家在结构上截然不同。

　　路径依赖是将非正式制度归类为外生变量的一个原因。无论如何，非正式制度与图2.1中变量间不存在明显的关联。寻租不是为了调整非正式规则，但是由于有机会对正式规则的引入和执行都施加影响，寻租活动就猖獗起来。在华盛顿和布鲁塞尔有着众多领取报酬的说客就是活生生的证明。

　　正如第一章中所说，诺斯、沃利斯和温格斯特将自然状态和开放秩序区分开来。在自然状态下，特定的集团有时以变化的组成方式控制一切。在开放秩序中，自由进入经济与政治制度决定事态发展。开放制度都是在有着成熟经济的西方民主国家。对于它们的隐晦假定，即在这些社会中集团没有特定的活动空间，还是有许多反对意见。我们将在下面再次谈到这个问题，届时我们将探讨美国经济史，讨论有关政治经济理论的研究现状。

　　二、抽租模型

　　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集团将通过对其他主体生产性活动征税的方式抽租，这引起了许多有趣的问题。首先，在第一章已经讨论过，税收会导致经济活动减少。于是，提高税率在某个时候会导致税收收入降得更低。统治集团必须考虑众所周知的拉弗曲线。对于纯粹的政治集团来说，最优税率由税收收入的最大化决定。对于“商业集团”来说，套用弗朗索瓦·布吉尼翁与蒂埃里·维迪尔（François Bourguignon and Thierry Verdier，2010）的术语，事情会更复杂。

　　布吉尼翁和维迪尔的模型中，经济由两个团体组成。每个团体中，成员拥有能用于商品生产的资产。上层集团的成员都拥有固定数量的资本。工人阶级成员以单位劳动来计算。最终产品（产出）能以两种方式生产。被征税的正式部门中，产品由雇用的劳动力和资本按照标准的新古典生产函数生产出来。正式部门假定是竞争性的。在非正式部门，产品由不交税的工人生产。正式部门的税后工资率越低，分配到非正式部门的劳动力数量就越高。该假定明显限制了上层集团榨取租金收入的可能性。

　　根据“商业利益”的不同，上层集团的税收也不一样，其决定因素是这些“商业利益”是否与劳动力互补。这一区别对于理解为什么上层集团的行为方式不同非常重要，正如布吉尼翁和维迪尔主张的“由主要依赖矿产资源的上层集团主导的经济可能与由依赖制造业出口的上层集团主导的经济表现不同”。（Bourguignon and Verdier，2010，p.3）如果抽租建立在自然资源出口的基础上，劳动力投入可以忽略不计，最优税率则由租金收入的最大化决定。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熟知的拉弗曲线再一次决定着产出。按照布吉尼翁和维迪尔的观点，这种状况可以在一些非洲国家和一些石油出口国观察到。

　　如果上层集团依赖制造业，劳动力将是一个引起抽租这一重要结果的互补要素。原因在于上层集团的总收入依靠市场收入及租金收入。市场收入依赖资本的边际产出，如果雇用的劳动力较少，资本的边际产出将会降得更低。因此，税收对租金收入产生积极影响，但对市场收入产生消极影响。最优税率将低于使租金最大化的税率水平。图2.2说明了这种情况，该图是对布吉尼翁和维迪尔的观点总结画出。在图中特定的抽租情况下的拉弗曲线将租金收入作为正式部门雇用的劳动力（L）的函数。劳动收入的税率（τ）与商业精英控制下的正式部门雇用的劳动力数量之间一一对应。当没有税收（τ =0）时，劳动力的均衡数量表示为L。当L=0时，税基不存在。上层集团的市场收入（资本的边际产出）如图2.2所示。雇用的劳动力越多，边际产出将越高。税收的最优税率在L*处实现，L*是两种来源的收入总和达到最大时的劳动力数量。对商业精英而言，抽租动机与市场收入动机之间存在着权衡。

　　图2.2 租金收入（上）和市场收入（下）

　　资料来源：Bourguignon and Verdier，2010。

　　布吉尼翁和维迪尔的模型在以下三个方面得到延伸。

　　（1）拥有有限国家能力的上层集团会投资发展额外的国家能力，以便于抽租。有限国家能力意味着拥有政治控制权的上层集团在对其他团体征税以抽租时存在管理问题。第一章表1.1列举了历史上行政管理权较弱的国家的例子。

　　（2）上述分析假定上层集团不能失去政治控制权。但是，如布吉尼翁和维迪尔研究的，“现实中，失去政治权力总是上层统治集团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Bourguignon and Verdier，2010，p.9）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这种可能性不能与掌权集团实行的再分配分开。

　　（3）如果不是对两种类型，而是对拥有资本的上层政治集团、熟练的工人集团和非熟练工人进行区分，那么经济结构将变得更复杂。含有三个因素的新古典生产函数产生了关于要素互补或要素替代的分类法。

　　从技术角度来看，这些扩展使模型变得复杂。为避免技术性细节，我们限定在讨论的某些结论上，这些结论在直觉上似乎是合理的。

　　（1）上层集团假定国家建设的投资边际成本是常数，是为了将这一生产能力维持在最低水平，或是将其提高至最大值。当国家建设投资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时，临界水平出现。

　　（2）在失去权力的可能性较大的情况下，上层集团将不会对国家能力进行投资，因为如果工人阶级夺取了权力，将会用那些投资反对他们。值得注意的是，执政的工人阶级将使用与上层集团掌权情况下相同的逻辑，用“市场收入”动机预防“租金收入”动机选择再分配政策。

　　（3）假定上层集团维持执政的可能性取决于，与工人阶级自己支配经济的状况相比，他们在上层集团的统治下遭受的损失。那么，最优税收对工人的偏见会比在权力转移外生的情况下更少些。征税更少，工人阶级发起革命的动机就更少。

　　（4）三要素模型中，上层集团可以对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采用不同的税率征税。详尽地描述上层集团问题的特征非常困难。布吉尼翁和维迪尔侧重于研究不同种类的资产相互之间的互补性与替代性作用。简单来说，上述讨论首先是限制在国家能力水平较弱的经济体中。上层集团缺乏抽租的动机，但是在资本和熟练劳动力存在强替代性的情况下，替代要素（熟练劳动力）可能会被征税，以增加自有要素（资本）的收益。这一政策被称为“要素价格操控”。非熟练劳动力不会被征税，因为在所谓的“替代商业精英”经济中，资本和熟练劳动力是替代品，而资本和非熟练劳动力是互补品。这一分析引发了一些评论。第一，在国家能力较弱的经济体中实现有效税收可能是不可靠的。国家能力较弱的特征是“负责征税和输送收益的官僚的无效率”。（Bourguignon and Verdier，2010，p.5）由于在分析中假定对劳动收入征税是有效的，较弱能力的国家假定需要一个不同的解释。第二、三要素新古典生产函数中互补性或替代性问题的讨论相当专业化。要素价格操控机制可以用阿西莫格鲁（Acemoglu，2009，Chapter 22）使用的更直接的方式来解释。在该模型中，统治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成员会变为企业家，并用他们自己的方式生产出最终产品。上层集团会对中产阶级的产出征税。与布吉尼翁和维迪尔的分析一样，他们没有考虑榨取收入的动机。这种想法损害了中产阶级的利益，因此他们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其结果是，均衡工资下降，上层集团受益。阿西莫格鲁用以下方式总结了其结果，“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与纯收入提取的情况不同，统治集团的税收政策间接地从工资正在下降的工人那里榨取资源”。（Acemoglu，2009，p.795）

　　到目前为止，所有分析都是静态的，但是政治和经济制度始终在变化。而且，阿西莫格鲁强调它们都是外生变量。为了理解这意味着什么，他建立了一个动态框架形式的概念模型，如图2.3所示。有两个状态变量，政治制度和资源分配，它们变化得相对较慢。为了分析制度的变迁，阿西莫格鲁介绍了法理上的政治权力与事实上的政治权力之间的区别。一方面，法理上的政治权力与现行立法和执行法律的机会有关。另一方面，事实上的政治权力通过在现行政治框架内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产生影响而被获得。拥有充裕资金的上层集团有能力贿赂对手或使他们靠边站。相反，由于群众人数众多，如果他们能够组织大规模的抗议，他们就能施加影响，上层集团不得不考虑到这点。在获得事实上的政治权力的紧要关头，在使所有人的行动方向一致方面，群众总是比上层集团面临更大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在前面讨论过的集体行动问题。如果团体很大，许多人将单纯地等待其他人完成令人不悦的工作。事实上，“搭便车”行为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现象。

　　图2.3 阿西莫格鲁的动态框模型

　　已有的争论意味着分配资源对事实上的政治权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最终，政治权力是法理上的政治权力和事实上的政治权力的总和。这一权力要素决定了经济制度，而且因此最终决定了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对阿西莫格鲁的动态框架图总结如下：在时间t时，政治制度既定，同时资源分配已知。权力的一般平衡决定了时间点t时的经济制度以及时间点t+1时的政治制度。建立或调整制度，如议会监督、宪法权利、选举制度或非民主制度，比改变经济制度花费更多的时间。经济制度决定了时间t时的资源配置以及随之而来的时间点t+1时的资源分配。后面的假定暗指物质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是需要时间的。

　　这个动态框架可以用来构成历史事件的描述，或是用来建构政治体制转换的正式模型。达龙·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罗宾逊（Daron Acemoglu，Simon Johnson and James Robinson，2005）用历史例子来说明理论观点。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1688年光荣革命后英国财产权的发展。在中世纪时期，政治权力掌握在国王和各种类型的世袭君主手中。统治者有充分的激励去保护他们自己的财产权，但是通常他们不会加强他人的财产权。结果，“中世纪时期的经济制度几乎没有激励人们对土地、物质或人力资本与技术的投资，因此未能促进经济增长”。（Acemoglu et al.，2005，p.393）

　　在这种情况下，相关方达成一个协议将是有益的。然而，统治者做出可靠的承诺是不可能的。没有人能确定一个专制的君主不会违背他的承诺。尽管如此，历史按照自己的路径发展。17世纪经济与政治制度的主要变革为英国财产权的发展扫清了道路。英国贵族和商人财富的增长扩大了他们事实上的政治权力。这引起了政治制度上的变化，剥夺了英国国王大部分的政治权力。政治变革导致了经济制度的重大变化，刺激了金融和商业的扩张。这一影响在工业革命时达到顶峰。

　　正如上面所观察到的，这一动态框架也可以用来建构制度变迁的正式模型。达龙·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Robinson，2008）提出了寡头政治和民主政治的体制转换模型。社会分为两个部分：上层集团和平民团体。工人生产产品，但不使用资本，所以没有套牢问题。劳动的边际产出是不变的。执政的精英压制劳动力，夺取总收入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是固定的。因此，不是精英的最优选择。如此简化模型，是因为重点在体制转换的分析上，并对两种政治体制进行了区分。在民主政治中，与精英相比，平民（工人）占多数，从而确保了工人根据他们的边际产品获得报酬。相反，如果是精英执政，工人将受到剥削，工资更低。用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话来说，在这种情况下，非民主政治盛行。但是，这样的情况也可能是寡头政治的典型代表。

　　模型旨在沿着图2.3安排的路线分析政治体制转换。上层集团与平民团体都对事实上的政治权力进行投资，但是上层集团总是比平民团体投资得更多，因为对前者而言利益更大。如果能成功解决集体行动问题，平民团体将获得更多的权力。在模型中，假定事实上的政治权力的来源是随机的，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波动。因此，这些波动将导致政治体制的均衡发生变化。建立在内生的、状态依从的与可转换的可能性基础上的马尔可夫体制转换结构成为社会的特点。在这一结构中，民主政治与寡头政治，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体制相互交替出现。

　　上层集团在民主政治和寡头政治下掌握权力的可能性分别由P（D）和P（O）表示。现在假定民主政治盛行，那么仍然存在在P（D）下上层集团压制平民的可能性，并在接下来的时期中建立政治体制。在寡头政治的情况下，上层集团决定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可能性是P（O）。在基准模型中，P（D）＜P（O）。因此，对政治体制来说，存在某种持续性。民主政治遵循民主政治的可能性[1－P（D）]比民主政治遵循寡头政治的可能性[1－P（O）]要更高些。在上层集团对权力投资的特殊情况下，模型在民主政治下和寡头政治下产生结果的有效性是一样的，即P（D）= P（O）。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用“恒定性”来概括这一状况的特点，“模型的特殊情况引起一种极端形式的效果，我们称为恒定性。即使政治体制沿着均衡路径变迁，经济产出的随机分配仍然是不变的”。（Acemoglu and Robinson，2008，p.287）作者指出这些结论可以解释历史事件，如美国南部的奴隶解放运动与拉丁美洲的殖民终结。在这两个例子中，上层集团不同形式的事实上的政治权力使得政治制度的变迁无效。

　　为扩展模型，假定对于统治集团来说，改变政治制度比改变经济制度要困难得多。这可能会导致所谓的“俘获的民主”。如果民主盛行，那么上层集团对事实上的政治权力的投资，可能会使他们转变经济制度的可能性比他们转变政治体制的可能性要高得多。在民主政治下，上层集团改变政治体制的代价很高，但是上层集团会进行足够多的投资，以便他们更可能决定民主政治下如何设计经济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存在一种或多或少可持续的极可能压制劳动的民主政治。在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看来，这一可能的模式能说明历史情况，如拉丁美洲非殖民化后经济制度的持续性。

　　这可能是正确的，但问题是，解释这些案例是否需要如此复杂的模型。这并非意味着那些复杂分析没有价值。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研究清楚地表明，平民与上层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会改变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按照他们在论文中设定的路径分析的正式模型有助于人们接受经济学中的冲突理论。也就是说，我们发现模型的动态内容稍显薄弱。没有向以资本和财富的积累为基础的经济发展留有一席之地。这并不令人满意，正如下面介绍美国经济史时将强调这点。

　　三、美国经济史

　　许多历史学者指出了美国历史上民主和财阀的交替时期。“财阀”一词指的是真正的权力掌握在资本巨头的手中。显然，寡头政治的概念更为广泛，这一概念指出政治权力取决于上层集团，他们可能有也可能没有自己的经济利益。

　　在财阀时期，商业和工业占主导地位，企业家没有受到任何方式的阻碍。收入差距很大。最近的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许多评论家渐渐明白资本主义能够将民主烙上自己的印记。比尔·艾默特（Bill Emmott，2003）在《经济学人》上指出在这方面可能出错，下面的引文将明确说明。

　　商业与政府之间的紧密联系对民主政治与公众对民主政府的信任有害。企业的存在本身就对民主造成了难题，因为通过对资源、说服力和许多法律特权的要求，他们不可避免地比公民施加了更多的政治影响。类似的，政治公平受到极端财富的挑战，因为钱越多，就可以带来越多的政治权力。

　　然而，必须强调随着时间的推移，富人的权力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凯文·菲利普斯（Kevin Phillips，2002）描述了美国经济中大量私人财富的地位是如何积累的，以及财富积累引起了大多数人怎样的反应。按照约瑟夫·熊彼特的观点，金融部门在整体经济中的作用十分突出。史蒂夫·弗雷泽尔和加里·格斯尔（Steve Fraser and Gary Gerstle，2005）完成了菲利普斯的分析，指出资本主义下的上层集团相互替代，“对特定的上层集团的统治挑战来自其他的上层集团以及民主的压力”。在权力的逆转中，观念也经常发生变化，尤其是在自满的、利己的精英让位于关注公正和公共事业的领导者群体时。尽管如此，上层集团依然执政，阶级斗争实际上从未在美国站稳脚跟。从民主的角度来看，欧洲和美国有着重要的区别。“真正的阶级斗争在多元化的美国几乎不可能，但是坚定的对自私的经济精英的对抗则像苹果派一样具有美国特色。”（Phillips，2001，p.XX）在第六章，我们将讨论欧洲和美国民主政治运转的不同模式。

　　为了避免一叶障目，表2.1描述了1861年至2007年美国资本主义的历史。这些时期的划分建立在菲利普斯的观点之上。某个特定的历史冲击，尤其是战争，导致资本主义动态变化。在“影响”一栏，每次冲击后随之而来的时期都被相应命名，财阀时期是（p），民主时期是（d）。战争在该框架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常，它们预示着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时期，在这样的时期中，政治制度表现出专制制度的所有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这一规则众所周知的例外。这场战争强化了资本主义调控，与20世纪30年代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一起到来。

　　表2.1 美国资本主义的历史（1861—2007年）

　　南北战争（1861—1865年）引起了美国财富的重新调整，为镀金时代生产巨大财富创造了条件。正如钱德勒的研究，铁路和钢铁业为财富规模和范围的增长奠定了基础。资本主义表现出充分的活力，而且看起来没有人能够将其引入另一个不同的方向，正如菲利普斯发现的：“总统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对19世纪70年代中期至1896年的经济哲学或经济管理而言，都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国家政治文化受控于自由主义和社会进化论。社会进化论这一伪科学观念认为，富有的资本家代表着‘适者生存’的选择过程。”（Phillips，2002，p.42）一系列数据证明，毫无意外，不平等大大加剧。（Phillips，2002，p.43）根据一份确定的计算，1890年1%的美国家庭拥有超过50%的总财富，相比之下1860年大约是29%。州一级收集到的数据也提供了类似的信息。

　　就收入分配来说，整个19世纪都表现出一致的模式。财富的积累与财富差距的扩大同时发生。早期的民主时期，仍然存在着抵制，但是“工业化的特征太强大了，以至于无法阻止”。（Phillips，2002，p.31）从制度设计及其结果的角度看，整个19世纪可被视作一个长期的自由企业对资本和财富积累的时期。正如菲利普斯所说，“国家对工业化，以及‘掠夺性财富’做出明确反应确实花费了半个世纪的时间”。（Phillips，2002，p.31）

　　在镀金时代，公众的焦虑和愤怒达到临界点。自然，随着许多令人瞩目的制度变革，时代的转折到来了。1903年，美国商务与劳工事务部设立，这使调查企业行为成为可能。1906年，铁路立法运动促成了《赫伯恩法》的通过，它赋予州际贸易委员会更多的权力。同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提出关于收入和遗产税，以及禁止企业政治资金的实质性改革计划。对于农民和工人来说，这些年发展迅速、收益提高。收入统计仍然缺失，但是正如菲利普斯所说，“它们确实证明了一个重大的可能性，即进步时代带来了与其政治辞令相匹配的财富和收入的显著变化”。（Phillips，2002，p.54）

　　进步时代并未延续很长的时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下，旧的经济精英重新夺回了政治权力。然而，研究对这一时期给予了特别的重要意义。镀金时代是一个资本主义完全不受制约的时期，在此期间，大公司和它们的所有者（强盗资本家）享有几乎无限制的权力。贾科夫等人阐述了后者的重要性：“铁路公司和大公司的出现增加了混乱。这些公司损害了乘客和工人的利益，通过侵略行为和可能是不经济的策略摧毁了它们的竞争对手，而且偶尔毒害、欺骗顾客。”（Djankov et al.，2003，p.606）纠纷可以在法庭上解决，但是“强盗资本家”影响法官的任命，或贿赂他们。众人的反抗引起了经济管制，管制形式包括反托拉斯立法、促进食品安全和负责任的药品使用，以及改善劳动条件。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根本变革，“在美国出现了管制国家”。（Djankov et al.，2003，p.606）

　　如上所述，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终结了进步时代。反托拉斯暂停和联邦对战时研究的补贴之间的相互作用促进了大企业集团的出现。“一战”后，消费者需求和商业势头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削减税收得到人们接受，并成“咆哮的二十年代”的动力。与其他任何的新发明相比，汽车占据了20世纪20年代，引起了几乎所有事物——从植物到居住模式——大量的迁移。投资推动的繁荣随着1929年令人意想不到的股票市场崩溃而终结，随之而来的是大萧条。这导致了随后被称为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的20世纪30年代的改革。正如菲利普斯所说，“20世纪20年代对财富的崇拜变成了30年代的怀疑”。（Phillips，2002，p.68）

　　资本市场与税收措施的限制带来了平均主义思潮，因此，工会和蓝领工人增加。罗斯福新政的影响从20世纪60年代晚期持续至70年代早期，“这些年仍然是20世纪美国平均主义思潮的鼎盛时期”。（Phillips，2002，p.69）然而，1966—1982年是一个充满不确定和不景气的时期。生产率增长缓慢，甚至停滞，企业经营者对美国自由企业制度的未来感到悲观。通货膨胀飙升，利率极高，由此导致了“隐藏的萧条”。

　　里根总统上台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削减税收和宽松的监管预示着自由主义新时代的到来。供给学派的经济学家摒弃凯恩斯主义思想，在金融和建筑领域采取了新举措。同时，硅谷及其他地方奠定了技术革命的基础。20世纪90年代伟大的技术狂热导致了证券市场的互联网泡沫，以及随后互联网泡沫在2000年的崩溃。但这一次的经济复苏即将来临。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的紧急财政援助消除了道德风险，与过去经历的财政问题相比，这是根本不同的。但是政治权力的平衡并未发生向有利于改革者的转变。

　　弗雷泽尔和格斯尔证实了表2.1所示的分类。他们讨论了美国历史上统治集团的变化。权力中心受到工人和农场主以及即将到来的精英和新寡头垄断集团的挑战。历史发展的特征表现为统治集团危机与其他集团接替的几个时期，并经常伴随着对公共责任和管制资本家扩张需要的不同观点。

　　第一个危机和接替时期发生在美国《宪法》生效后的几十年。联邦党人想要在美国建立英国式的贵族共和国。他们采用专制措施，导致民主反对派联合起来。联邦党人受到民主党的攻击，而且“后来的精英不得不适应已经成为美国共和制典型特征的民主政治”。（Fraser and Gerstle，2005，p.20）尽管如此，内战期间及以后出现的投机者、实业家和金融家引起了第二个精英危机和接替时期。这些人并不视自己为公共人。相反，镀金时代的新精英对公共领域既无知又轻视。

　　镀金时代民粹主义者对美国权贵资本主义的反应引起了精英危机和接替的第三个时期。美国新的领导人对大众福利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是强盗资本家从未有过的。进步时代承诺“一个受国家监督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仅保障资本所有者的盈利，而且对富人影响政治和主导经济的能力实施民主检查”。（Fraser and Gerstle，2005，p.18）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情况发生了戏剧性变化，精英选择减少民主成就。道利指出，思潮的改变有两个特征。首先，“一战将富豪转变成了爱国者，暂时促进了上层阶级对合法性的追求”。（Dawley，2005，p.171）其次，在十月革命和欧洲混乱的背景下，人们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因此，“在1929年财富分配达到了珠穆朗玛峰式的不平等，贫富间的差距比20世纪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大”。（Dawley，2005，p.174）

　　大萧条结束了不受限制的财富积聚和投机，并为新政秩序奠定了基础，新政时国家设法确保企业的盈利能力、高工资人群和那些无法自食其力人群的社会福利。（Fraser and Gerstle，2005，p.23）最近的一个精英危机和接替时期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和2000年间，此时新政联盟被保守主义运动推翻。使这次危机如此特别的是南方作为经济和政治权力中心的兴起。正如林德所说，“美国社会的南方化在很多领域都可见到，从种族两极化定义国家政治的公民权利，到用古老南方的减税、放松管制、自由贸易和商品出口措施的标准定义美国主流的经济状况”。（Lind，2005，p.253）

　　小亚瑟·施莱辛格从政治的角度分析美国历史上的交替模式。（Arthur Schlesinger Junior，1986）在他看来，存在着约30年的内生循环，表现在人们对公共事业和私人利益优势的关注交替出现。公共事业对政治有很大影响时期的特征是民主，而私人利益为中心的时期则被标记为资本主义。施莱辛格对历史的分类与表2.1大致一致，除了1950—1970年。正如作者所说：“20世纪50年代与20世纪20年代一样，公共目的逐渐消失，使私人动机占主导地位”。（Schlesinger，1986，p.32）但是，随着艾森豪威尔在20世纪60年代急于为公共承诺，这带来另一个新的时期。因此，这种情况的循环只持续了相当短的时间，因为施莱辛格不得不承认1975年左右出现了更保守的思潮。在施莱辛格的描述中，战争并没有发挥决定性作用。政治循环被视作内生的，因为它们深深扎根于大众心里。在社会变化加速的情况下，一段时间后人们对此感到厌倦。这些变化比他们所能承受的要多，因此，激情、理想主义和改革逐渐消失。随着时间的推移，私人利益占主导地位的时期也引起矛盾。这些时期的特征是不满与反抗，最终达到一个突破点，进入一个新的政治时代，此时人们再次寻找人生超越自我的意义。

　　如此的美国政治循环的心理学解释忽视了经济与政治权力间的关系，这一关系在菲利普斯、弗雷泽尔和格斯尔的研究中占据了中心地位。在后面提到的他们的著作中，重点也是在介绍解释经济增长波理论，而非发展该理论。事实上，他们较多关注资本主义制度的变化，而几乎没有展现因果关系。可能历史学家的任务并不是探究因果关系，但是为了进一步分析资本主义的动机，理论上的详细阐述不可或缺。因此，在第三章中，作为推动财富积累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技术进步将会被置于严格的审视中。

　　四、评价

　　诺斯等学者对自然状态和开放社会进行了区分。这一区分广义上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寡头政治和民主政治的对比相一致。除此之外，这一理论探究了精英集团的政治权力对经济的影响。在这一方面，人们可能从纯粹的政治精英的角度或从有着自身经济利益的精英集团的角度来思考。在后一种情况下，精英有一个除通过税收来捕获收入（租金榨取）之外的替代选择。对竞争对手征收高额税收迫使他们减少产出水平，这会减少劳动需求，因而也会减少工资。由于平均生产成本下降，这样的要素价格操控扩大了精英的收入。

　　正如格雷夫发现的，国家可能缺乏对公民有效征税的行政权力。因此，精英有动机投资提升国家能力，以使征税和税收收入移交更有效率。布吉尼翁与维迪尔指出，上层集团将国家能力提升至最高水平，超越某一特定的临界值。但是上层集团将不会对国家权力进行任何的投资。如果他们失去政治权力，由工人阶级掌权的概率极大的话，存在着在后续阶段利用强有力的行政权力抵抗上层集团的可能。上层集团丧失政权的可能性依赖于上层集团统治下的工人福利与经济指引下的福利相比的差异。上层集团征收的最优税收，与外生权力转移的可能情况相比，对工人阶级的偏见将更少。

　　制度随着时间而变化，这就要求动态分析方法。根据诺斯等学者的观点，从自然状态转向开放社会与非个人交换或多或少的逐渐增加有关，这为新精英提供了利用经济活动的机会。一旦满足特定的条件，从自然状态向开放社会的变迁将很快完成。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分析了建立在上层集团与平民的社会冲突基础上的政治制度的变迁。两个群体都对事实上的政治权力进行投资。因此，实际的权力平衡并非完全由现有的立法决定。马尔可夫过程模拟了对平民集体行动问题的解决方式，采用该过程引起了政治权力的变化。因此，随着时间的流逝，寡头政治与民主政治彼此随机替代。而且，如果假定政治制度变迁相对较难，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上层集团可以决定民主政治下的经济制度。用人们接受的术语来说，即是被捕获的民主。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模型并未关注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事实上，这些现象可能引起政治权力波动，并因此引起相应的制度波动。历史学家，如菲利普斯以及弗雷泽尔和格斯尔描述了美国自共和制建立以来民主政治与财阀政治时期的交替。这一描述清楚地阐释了实际发展，但是也表明动态变化是由如下所描述的行动与回应体系决定的。如果资本主义不受管制，资本积累会引发多种消极影响。收入分配变得更不公平，外部性的重要性增加，同时道德价值逐渐削弱。不久，这将得到广泛支持的回应，这些回应将引起制度调整。然而，管制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妨碍创新行为，减缓经济增长，从而导致抵抗过度管制，实现市场自由化。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扩张将再一次开始，循环运动随之完成。菲利普斯以及弗雷泽尔和格斯尔的描述与波兰尼的双重运动观点相一致。

　　上述讨论的历史反思，并未关注技术发展的具体特征。传统文献中，技术发展对经济管制程度的显著影响仅仅只有零星认识。例如，贾科夫等学者指出了美国镀金时代转向进步时代与危及宪法国家的大企业出现之间的联系。在他们看来，这导致无效率，有必要进行国家干预。但是，仅仅因为对效率的考量，才产生制度，似乎是不可能的。正如阿西莫格鲁观察到的，社会冲突通常是管制领域变化的基础。也如波兰尼所强调的，技术变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思考技术进步的特征，以理解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正在发生什么，是非常有益的。下一章将讨论不同的技术进步理论。 经济增长新动力（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