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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局

　　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和我劳碌所成就的事。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

　　——《圣经·传道书》，2：11

　　2011年4月18日 星期一 下午2点

　　回到办公室，队友们假装还要回去写代码，但他们的心思肯定在别处。我刚刚下了一招置他们于不利境地的险棋，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我固执地想要加入Facebook。同样的固执曾帮我们融到了钱，抵御了法庭上的敌人，现在则很有可能摧毁我们流血流汗创造的一切。

　　不到半小时，Twitter就打电话过来了。MRM接的电话——我已经不用参与整个程序了。我只坐在旁边静静地欣赏这一刻。两位队友都挤在MRM开着免提模式的电话前，仔细倾听杰西卡·韦里利说出的每一个字。MRM拿笔写下重要的交易数字，然后向杰西卡重复一遍进行确认。

　　哇……他们开出的价格是500万美元还有余，比我预想中的高出非常非常多。这和一周前萨卡和我力劝两位队友不要接受的价格一模一样。

　　巨兽Twitter这盘棋下得非常保守。他们在我扔下明显意味着我们内部矛盾重重的重磅贬值炸弹之后，半个小时就回了电话。如果他们够大胆，就应该把AdGrok晾上几天，无视我们的任何邮件和电话，让我的队友们在恐惧和焦虑里煎熬。经过那样的冷暴力，他们只需开出一张20美元的星巴克礼品卡，就能把AdGrok全员收入囊中。然而，他们半小时之内就回了话，还给出一个和最开始讨论时一模一样的价格。Twitter就像那种总是虚张声势不断叫牌的德州扑克玩家，技术奇烂无比。我的队友们能拿到比他们期望的更多的钱，以一个他们本来就愿意接受的价格。这笔交易就要完成了，尽管交易双方都笨拙无能。AdGrok算是死了：我的队友们和Twitter在商量葬礼的价格。

　　然后我感觉到一阵刺痛。

　　现在的我只有邮箱里躺着的一封Facebook聘用意向书，以及戈库尔保证这个意向会继续执行的口头承诺。我刚刚在Twitter的头上拉了泡屎，然后又把它糊到了Twitter最大的股东之一克里斯·萨卡的脸上。我的队友们现在迫不及待要收下这笔钱，也没什么能阻止他们这样做；他们可以接受Twitter开出的任何条件，不管我是否是其中一分子（很可能我不是）。我需要立刻接受Facebook的聘用，但是在此之前，我还得找一个劳动合同方面的专家律师来为我把把关。

　　硅谷的劳动合同是如此复杂，每次微型收购招来的每一个人都会涉及现金、期权、股票、知识产权协议的不同组合，以致有一大群这方面的律师可以帮你谈判，把你卖个好价钱。

　　我给曾经和我们说过话的每位律师都打了电话——芬威克韦斯特、奥睿以及便宜的曾帮我们审合同的律师。我让他们给一些推荐。

　　不到半小时，我就为自己聘用了一位全新的劳动律师。“我现在有一份聘用意向书，不知道该不该签。我们公司的其他部分被一家竞争对手买走了，我是CEO和创始人。你需要些什么资料？”

　　“我需要你的聘用意向书，你和现雇主的股份认购协议以及你的雇佣合同。”她简洁地回复道。这时候，我的队友们正跑来跑去，在公司文件里翻个不停，紧张地接着电话，处理交易的细节。我则在用我们那台慢悠悠的、不时卡顿的扫描仪扫描海量的文件，偶尔也出去接一个我自己的电话。

　　办公司里有一种世界末日马上来临、侵略者马上要入侵的气氛，这很像1979年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伊朗人质事件发生前的最后几分钟。一个小组正在把重要的信息传给保密渠道，另一个小组正在搜集、扫描、销毁文件，策划怎样才能顺利逃脱。

　　一个小时后，我的律师终于回了邮件。“你必须马上接受Facebook这份工作，并且签约之前必须从AdGrok离职，不然你就违背了两份合同里的竞业禁止协议条款。”

　　时钟指向下午2点45分。

　　我立马给阿明在Facebook企业发展部门的手下打了个电话，询问他最迟会待到多晚。硅谷里做公司间交易的人和小镇上的银行家一样，有着宽松的日程安排。他说他5点钟下班。

　　我必须赶上3点07分开往帕洛阿尔托的火车才能及时见到他。我坚决不能允许这笔未完成的交易过夜。

　　队友们低着头，讨论交易——和我没有关系的交易的某个方面。我没有打扰他们，而是抓起我的自行车头盔，走出了这间我曾经工作过、忧心过，偶尔还睡过的办公室。

　　在开车前一分钟我坐上了火车。在火车上，我开始在苹果手机上撰写离职信。一小时过后，我踩着我那嘎吱作响的自行车，飞奔在帕洛阿尔托的加利福尼亚大道上，回到了Facebook的“黑客”标志前。我在手机上已经写好辞职信，在见到Facebook企业发展部员工从玻璃门里探出脑袋的那一刻，我按下了“发送”键。

　　有那么5分钟，我是一位没有工作的流浪汉。阿明·佐方农的下属戴尔·德维和我小叙了一下，然而整个过程我心里都在默念：“快点啊，快让我填那些该死的表单！”合同签好后，他送我出门。

　　AdGrok，我们亲手创造的宝贝，这一刻已名存实亡。这漫长的一年以来，站在加利福尼亚下午的阳光底下，我第一次感到无事可做。

　　这笔交易最终成为一件令报道我们的硅谷科技记者们有点疑惑的事——直到今天我还被不时问到与之相关的问题。简单来说，当时的情况是：我是个彻头彻尾的傻瓜，这笔交易做得极为糟糕，是不明不白糊弄过去的，我完全不懂算计，只有虚张声势和沾沾自喜的无知。

　　大师级剧本则会这样写：

　　我持续与两边同时进行秘密的谈判，为了榨干最后一点可以利用的资源，尽可能地提前支取Twitter给出的报酬——可能是通过添加一条单一事件触发加速的条款，也可能是通过要求提前支付大量现金。然后接受Twitter的交易，并且在入职第一天就辞职，等提前支付的现金一到手就离开，直接走进Facebook的大门。我甚至还可以做倒卖套利的事，即我同时签下Facebook和Twitter的合同，先在Facebook办理停薪留职，然后等待从Twitter离职。这么做当然是对两份合同里的竞业禁止协议条款明目张胆的违背。但只有Twitter会觉得这是个问题，就像所有成功的骗局一样，受骗者已经耻辱到没有脸面再公开发起一场诉讼了，所以选择让员工们闭嘴。这个计划只有一个不合理的地方——要做到这一点，就得把合伙人也蒙在鼓里。因为他们是不会愿意帮我拿一个更好的待遇的，我分得的越多，他们拿到的就越少。玩弄你的投资人和收购者只是这个大都市里的日常人生，但欺骗你的合伙人，那些和你一起流血流汗经历创业艰辛的人，就是真正的小人所为了。

　　为什么我要在即将成为Twitter员工的前一刻还继续欺骗他们，掩盖我想要加入Facebook的意图？请记住这个简单的事实：我们在AdGrok工龄只有10个月，所有的创始人都还在等待行权日。是的，尽管顶着“创始人”这样有分量的头衔，我们三个其实一无所有。

　　为什么会这样？请仔细想一下。每位创业者可能拥有公司20%~40%的股份。这和融资阶段需要转让的股份大致相当或比那稍多一点。如果每位创业者都从第一天开始就持有这些股份，那他们对公司就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假如他们中的任何人因为和其他人有矛盾离开了公司（或者被大家逼走），那这个公司就完蛋了，因为这意味着现在一名心怀怨恨的外人持有了公司很大一部分股份。投资人是不会愿意投资这样的公司的，他们认为这个外人手上有和他们一样的股份。所以，即便是做得比较成功的公司，该公司的创业者们也要等待行权日到来，其股份才能生效。一年之后，他们通常能拿到其名义上拥有的股份的1/4，大公司对普通员工的安排就是如此。

　　事实是，就算我是一手打造了AdGrok的CEO，我也不拥有它的任何部分。没有，一股也没有。我的队友们也没有。每一位早期创业者都是这样的。所以，要从AdGrok的交易里获利，我至少还得再待两个月，等这笔交易收尾。

　　结果到最后，AdGrok对我来说不过是一场漫长的、压力巨大的Facebook工作面试（同样，对我的队友们来说它就是Twitter工作的面试）。我们都宣称我们“卖掉”了AdGrok，现实情况却是，AdGrok不过是一个帮我们获得工作机会的跳板，是最后在大公司的工作才给了我们财务上的回报。如果没有创办AdGrok，直接去面试的话，我们要么通不过，要么拿不到同等级的薪水。大公司的企业发展部门，至少就他们日常处理的小公司并购案来说，不过是一个支票簿更厚的被神化了的招聘部门罢了。这是被收购公司里的那些热衷于拔高自己的创业者常常忘了提及的一个小细节。

　　如果我执行了最优策略，那创办AdGrok获得的回报可能将比我最后实际拿到的要高好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美元。而且，Twitter可能为我提供的额外现金和股票，将有助于抵消我全盘押注Facebook所带来的风险。

　　道德，在科技的库房里存放道德，确实是一件极为昂贵的爱好。 经济增长新动力（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