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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

　　本书从两个方面探索了增长的动力。首先，强调了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发展主要机制的重要性。可以看出，技术的变革并无规律可循，而这对经济发展规划和政治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其次，本书关注了资本主义在不同国家的传播。那么主要问题是，这种传播过程是否会带来资本主义的多元化，因为不同国家都基于特定文化背景而具有不同的发展历史。

　　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可以追溯到1750年后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那么技术变革就不属于这项根本性变革的主要因素。毕竟，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技术性知识是呈阶梯式渐进增长的，比如利普西等学者（Lipsey et al.，2005）回溯到公元前9000年，发掘出了历史上主要的技术突破（通用目的技术）。对资本主义的出现起决定作用的是市场不再潜藏于社会关系当中。波兰尼将这一非凡特征称为“大转型”。诺斯等学者（North et al.，2009）将这一重大变革表述为从“自然状态”向“路径开放的秩序”，其特征就是经济与政治决策不再由享有军事权力的极权统治者基于特权做出，而是建立在各个组织和团体之间的自由竞争基础之上。这一自主决策的一项关键前提是经济主体的财产权得以保障。在英国，这些权力被确立为政治改革的结果，并且可以溯源到1688年主导议会的经济精英获得了实质性权力的光荣革命。

　　受到资本持续积累体制的主导，不断增加的商品供应都建立在获取利润的动机上，因而常常伴随着不受欢迎的负面效应，以及有价值社会活动的被挤出效应。这些负面的外部性效应还可能危害食品和交通安全、造成土地与大气污染，以及毁坏自然栖息地等。经济变革在社会排斥、贫穷以及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分配等方面可能会引起反抗。自由与冲突之间紧张关系所带来的结果，在波兰尼看来就是资本主义为“双重运动”表征。一方面，有必要通过自由放任主义，来拓展市场机制的范围并刺激创新；另一方面，存在反对市场的反向运动。经济精英会因循自由放任的路径，来保障他们的财产权利。贫穷和被剥夺机会的人们，以及受到竞争性推动的创造性破坏的受害者，会为了消除资本积累造成的危害效应，通过建构规则的方式来争取政治权力。

　　有些反讽意味的是，历史上随着民主越发进步，民主就会逐步从经济精英的朋友转变为敌人。只要资本主义政治权力不存异议，并且格雷夫所称的强制约束制度能够得以执行，议会制民主对于经济精英来说就非常适宜。然而，在代议制民主背景下，多数选举人的劳动收入都低于平均线，再次依据格雷夫的说法，协议履行机制就会面临很大压力。大多数人可能选择重新分配和规制措施，这就从不同角度危及财产权利。因而，资本主义和民主的联合显得非常脆弱，虽然施莱辛格认为至少在美国“这仍然归属于紧张关系而非致命的对抗”。（Schlesinger，1986，p.26）

　　我们可以预设，致力于双重运动的经济精英和选民都希望发现一种形成某种平衡发展路径的妥协方案。问题在于技术变革作为资本扩张的动力来源并不像新古典发展理论预设的那么顺利。技术发展伴随着基础与深远的现代化进程，利普西等学者将其标榜为通用目的技术。通用目的技术的导入可被表述为逻辑曲线的转喻方式，而通用目的技术的诞生可表征为一种“大爆炸”，在此之后新生产过程、新产品和新的结构性设施逐步扩散开来。不久之后，经济的增长就获得支撑，甚至可能会导致经济活跃部门的过度投资。如果事态有所好转，经济增长可能会在现有通用目的技术达到高点，并且引入一项新的通用目的技术的前提也足够成熟的时候达到平衡。

　　资本主义体系还面临另一种不稳定来源。就像明斯基所阐明的那样，该体系可能导致金融不稳定。财政部门自身也会产生有利可图的创新模式，引诱当事者甘冒不负职责的风险。这可能是导致资产市场或者不动产市场的泡沫，并在适宜的时机破裂。金融不稳定会带来管制与放松管制的动态性，而这也是资本主义体制的典型特征。

　　佩蕾丝通过将其放置在长波理论背景下的方式，整合了有关资本主义运作的不同观点。长波或者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存在从统计学视角来看，仍然存在很大争议，而由于对大约50年经济周期的一系列观察的制约性，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尽管如此，长波理论对于揭示历史可能会有所助益，如果研究过程保持足够的灵活性和严谨性。

　　技术革命是佩蕾丝理论中的关键概念。在她看来，技术革命概念不仅与通用目的技术的引入相关，而且伴随着引发实体经济中紧张关系的一系列不平等，其意义更加广泛。在技术革命的技术推广阶段，这些紧张关系必须得以消解，制度体系也必须适应许多不同需求从而为新的发展提供空间。作为规则其又相当于经济自由化与管制的撤销。许多人可能都记得的案例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里根总统和英国的撒切尔首相推行市场化进程的政策。按照波兰尼的理论，这显然构成了双重运动的最初阶段。

　　按照佩蕾丝的观点，紧跟时间大约是25年的技术推广阶段之后的，是时间大约一样长的技术运用阶段，技术革命在此之后结束了。技术运用阶段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平稳的经济扩张时期。真正值得关注的是技术推广阶段转向发展阶段的期间，在佩蕾丝的分类中，该阶段占据了特殊地位并被称为“转折点”。技术推广阶段的最终部分，被称为过度乐观期待所导致的经济过剩与不均衡的不同形式。随着技术革命的推进，激进的人们相信一个全新的时代到来了。莱因哈特与罗戈夫用来表述这种精神的谚语——“这个时代独具个性”反映了全球发展进程。在此背景下，企业过度投资以及金融投机现象非常严重。一场撼动经济发展并驱使政治家重新调整制度体系的危机，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双重运动的第二部分，现在已经纳入议事日程当中。

　　佩蕾丝理论中“转折点”的说法并不完善，其无法充分表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发展。从1929年到1942年的整个时期都可以划分到“转折点”这一范畴当中。后来，佩蕾丝对于大萧条为何在美国经济中持续如此之久感到疑惑。答案就是，由于资本主义者对社会主义持有恐惧心态的预设，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新经济政策（罗斯福新政）在美国政治体制内受到普遍反对。当然，真实的原因是美国经济精英不想放弃有利可图的位置。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迫使美国重新考虑其立场，整个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之后，这项政治冲突才偃旗息鼓。佩蕾丝明确了问题的关键。“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吸取了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合作经验，从而理解了资本家能够以互惠互利的关系，与承担了积极与平衡作用的强大政治体并存。”（Perez，2002，p.126）美国的经历与德国形成了鲜明对比。德国对基础设施与武器的大量投资，带来了1933年后的迅速复苏，而在这种情形下，民主则完全被置之于不顾。

　　始于2008年的当前危机，在很多方面类似于大萧条时期的应急预案。就像美国政府赤字问题以及欧洲国债问题所说明的，经济复苏在目前看来同样不是指日可待的。经济复苏无法实现的理由与20世纪30年代的理由类似。政治分歧阻碍了实体经济与财政部门必要的改革路径。然而，将战备作为可能出路的想法并没有什么价值。当然，有必要采取一些措施。或许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一场严重的经济萧条中期所提出的观点会提供一些启发，他指出：“我因此预想，具备一定综合性的社会化投资，将证明是确保充分就业的唯一手段，尽管我们不需排除任何形式的妥协和手段，这些将使政府部门与私人项目主动合作。”（John Maynard Keynes，1936，p.378）即使凯恩斯是对的，我们仍然要关注一个政治上的多数派以何种方式因循多种方式对投资进行社会化改革。

　　还有另一种记录资本主义发展史的方式。这种方式与仍在进行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密切相关。因而其核心问题就是，基于各异的文化和历史，各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引入过程是否会带来资本主义的多元化。此外，如果存在这种多元化，随着暂时后进国家达到了富裕经济体的福利水平之后，是否存在不断消解这些差异的可能性？

　　正如之前所发现的那样，在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基于诸多（主要是政治层面的）原因，欧洲大陆国家与美国通过多年努力试图仿效和赶超英国。众所周知，在1900年前后英国被美国超越。在19世纪后半叶，欧洲大陆国家发展势头都非常迅猛。但是，两次世界大战使欧洲大陆国家与美国在劳动生产率方面拉开很大距离。因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大陆国家展现出强大的赶超潜力。由于既有体制的运转处于相互合作与相互信任的环境，这项潜力能够有效地成为现实。工会、雇主机构和政府则在为实现充分发展和高效经济增长而通力协作。

　　在霍尔和索斯凯斯看来，在欧洲大陆确立下来的一种独特的资本主义多元化，可以被称为协调型市场经济。与之相对应的是盛行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自由市场经济。其他学者将协调型市场经济称为莱茵模式，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相对应。莱茵模式的一个特性就是对收入和财富再分配的重视。艾莱辛那和格莱泽从政治角度诠释了欧洲国家和美国对于再分配问题的差别。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国家的政治动乱使社会党与工会有机会获取政治权力，并在福利国家建设当中留下它们的印记。

　　经济赶超的过程具有自我制约性，而且欧洲国家基本上已经缩小了与美国之间的差距。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在这个时间点上，应当依据时势调整制度从而避免经济走向僵化。按照阿西莫格鲁等学者的说法，欧洲国家已经完成了以投资策略为基础转向以创新策略为基础的制度转型。然而在代议制民主语境下，使多数人投票支持这种急剧变革并不那么简单。况且目前尚不清楚上述观点是意味着协调型市场经济应当严格完善地转变为自由市场经济，还是这种经过调试以培育创新为宗旨的制度，构成了调节过程的组成部分。通过考察1870年到1940年的发展尤其会产生这种疑虑。美国和德国这两大主导经济体，在这期间内的工业化进程异常迅猛，但却遵循各自不同的模式，就像钱德勒表述的那样：“这两个国家的根本区别，在于美国的工业领袖继续为了市场份额，从功能性与策略性层面展开竞争，而在德国，他们更倾向于为了维系本国以及与某些他国的市场份额开展经济合作。美国的管理性资本主义更具竞争性，在德国则变得更具有合作性。”（Chandler，1990，p.12）

　　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势头良莠不齐。20世纪的首要图景是除所谓“亚洲四小龙”以外的一种经济差异化。上述国家和地区基于多方面的政府支持而实现了经济的高增长率，比如，通过贴息贷款或者投资税收优惠等。在麦克米伦和罗德里克看来，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以来，发展中国家已经更加充分地融入世界经济发展潮流中。因而，许多国家在鲍莫尔和沃尔夫所谓的金砖国家带领下加入“俱乐部趋同”。伍尔德里奇认为它们是“近年来世界经济最大的变革之一”。（Wooldridge，2012，p.17）在这种多元化资本主义体制下，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容小觑，而且国家也拥有一些或者很多企业。因而，政治统治者掌控的权力远远大于传统的资本主义多元化语境下的相关权力。他们能够重构整个工业体制并处置相应的工业资本。

　　有些国家距离高精尖技术发展的前沿还有一段距离，但就像欧洲那样，对于很多观察家来说主要的问题是：当处于高端技术前沿的国家的创新要求试验自由的时候，如何保持充足的动力？在这一点上，国家主导的创新有时受到质疑。

　　当然，对于技术革新要求市场自由运作的观点，是有经验证据支持的。当制度有利于挑战者时，技术革命就会产生并消除当下市场中的主流竞争者。即使这是真的，也不难想象当政者会在管理资本过程中意识到这个问题。在导控性资本主义的情境下，国家决定经济发展的策略，并为企业的试验与创新留下充足的空间。或许凯恩斯在前文表现了类似的观点。而且，相对于纯粹的代议制民主，在定向资本主义下的民主决策会沿着多条路线推进。为了详尽阐明这种观点，萨贝尔与泽特林的研究或许能够带来启发。通过诉诸欧盟的经验，他们引入了一个“商议式民主”的概念，决策的做出建立在技术精英（公务员、科学家、利益团体代表）之间的商谈基础之上。在比例代表制被视为民主决策的关键前提时，上述商议进程就值得商榷了。然而在萨贝尔与泽特林的试验性规划中，信息的透明度、动态的问责制和同行评议应当通过社会化进程确保达成共识。萨贝尔与泽特林承认“对这种新的治理架构进行全方位和民主化的论证，将在政治理论中构成独立的项目”，但其会暂时“通过为最终民主建构扫清障碍的路径，动摇根深蒂固的传统”。（Sabel and Zeitlin，2007，p.46）关于“投资社会化”与“商议式民主”的理念，为在动态稳定与坚持创新体制方向上改革资本主义开拓了道路。

　　随着金砖国家在经济发展上的聚集，世界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分配格局将发生变化。与此同时，一系列重要的问题必须要在全球范围内予以解决。跨境贸易，可能会带来基于各异的不公平竞争理念的问题。资本的国际流动必须管制。对自然资源需求的日益提高，可能会导致地区冲突，而气候变化问题应当从国际层面予以应对。考虑到参与国之间的重大差异，罗德里克建议，有必要选择特定形式的“理智的全球化”。理智的全球化由一套简单、透明并得到普遍认同的规则所组成。这些规则协调不同类型国家之间的多样化经济活动。在这种环境下，各个国家拥有足够空间来实现其目标并维护其制度，同时也为世界经济下不同国家的和平合作提供了平台。

　　理智的全球化并不排斥区域经济一体化。假如，如果欧洲希望在未来成为全球参与者，欧洲一体化似乎是必需的前提条件。目前实现支持经济一体化的政治联盟的困难，是难以克服的。因此对于全球化治理存疑的罗德里克在总结关于欧洲境况时指出：“全球化治理，充其量也只是检验规则的例外。”（Rodrik，2011a，p.220） 经济增长新动力（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