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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陷入困境的民主

　　一、政治三难困境

　　曾经有人向约瑟夫·熊彼特提出了一个很基本的问题：“资本主义还能继续吗？”他的回答是：“不会，我不觉得资本主义还能继续。”（Schumpeter，1942，p.61）就我们目前所知，我们还不能证明这个答案的准确性。当然，也有可能其他人提出完全不同的问题：“民主主义还能继续吗？”这个问题涉及完全不同的领域。全球化和民主主义的关系岌岌可危，正如熊彼特提到的，这不再仅仅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动力。市场全球化意味着各国政府更少干预经济。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对市场进程进行控制。全球经济控制要求根据具体情况建立政治制度。然而，此类制度也要满足这些国家的要求。

　　这些观察和丹尼·罗德里克的全球化进程评估观点不谋而合。但是，熊彼特和罗德里克的意见因为方法论的不同存在较大的分歧。熊彼特强调的“不会”的答案实际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历史发展的分析。观测模式趋势的主要问题显示，“截止到观察的时间间隔之前，没有其他因素介入，资本主义将会怎么样继续发展？”（Schumpeter，1942，p.61）罗德里克的意图和他最开始的对国际资本主义最吸引人的变化研究有很大的不同。他采用的是惯用的方法，所以并非是经济学的不寻常方法。然而，和他的很多同事不同，罗德里克不辞劳苦做出价值判断。至少，他的解释是明确的。在这之前，他对比了过去和现在的国际经济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维持国际货币信用关系超过20年。因此，有学者对固定汇率支付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否临时支持国家经济发展存在争议。如果特定国家根本性失衡，可以通过调整汇率的方式恢复平衡。这样安排很重要的前提是国家需要限制国际金融交易。为提供足够的国家货币和财政“政策空间”，这些资本控制非常重要。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规范国际商品贸易。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不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不是正式的组织，只是日内瓦的多边论坛秘书处。成员方签署此协议同意大大降低进口关税，制定最优惠政策，所有缔约方将从降低的进口关税中获益（“主要供应商”）。尽管贸易自由化获得巨大成功，也有一些例外情况。农业和服务业很大程度上被拒在“贸易自由化”的大门外。此外，制定反倾销规范防止参与方受到倾销影响。总体而言，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受到大部分成员的欢迎，被频繁使用。罗德里克认为，这并没有理由让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表现不佳，“尽管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体系是因为它和自由贸易有很大差距，我们不能从不合适的角度评判它”。（Rodrik，2011a，p.74）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可以确保成员方避开国际贸易的不利因素，包括不良外部效应（如国民医疗服务制度）或收入分配的不公。

　　罗德里克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金融交易特性如下：“就贸易制度而言，国际金融制度以国内经济需求为基础，同时满足全球经济发展的要求。”（Rodrik，2011a，p.98）不过这理所当然使国际交易成本升高。布雷顿森林体系传达的主要信息是国家利益不能总是次于全球资源有效分配的“伟大”目标。为了更加了解它，有必要回溯一些关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特点的经济学研究。比如说，约翰·鲁杰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是“深嵌自由主义的妥协”，在“国家干涉主义的基础上建立多边主义”。（John Ruggie，1982，p.393）罗伯特·斯德尔斯基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是“自由或社会民主主义政治经济的国际术语”。（Robert Skidelsky，2009，p.171）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和把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美元汇兑本位制）的机制并不适合美国在越南战争时期的通货膨胀融资。1971年，美元过剩，这迫使美元汇兑本位制转换为黄金汇兑本位制。美元货币贬值成为必然。1973年，可调整的浮动汇率制崩溃，取而代之的是弹性汇率制。受20世纪70年代滞胀刺激，自由化和资本流动性提上日程。通货膨胀和失业“迫使凯恩斯把重点从需求管理转向经济供应”。（Rodrik，2011a，p.101）受20世纪80年代自由化浪潮影响，市场力量自信增加，刺激自由商品贸易和劳动力流动。世界经济朝着罗德里克所谓的“深度集成”方向发展。斯德尔斯基（Skidelsky，2009）从历史角度分析这种发展。小阿瑟·施莱辛格的政治经济循环市场参见第二章的讨论，斯德尔斯基把这种从规范化市场向自由市场经济的过渡称为对炫耀实力（惯于攻击或指责别国政策）的反映，所有的事情自上而下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小阿瑟·施莱辛格和斯德尔斯基并没有将这种发展和技术革命或技术革命后力量平衡转变结合。

　　“深度集成或高度全球化”可以通过在1995年正式运作的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资本流动自由化实现。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指导下，参与方必须严格遵守规则，“各国国内也开始受到贸易纠纷影响。税务制度、食品安全规范、环境条例和产业促进政策接受贸易伙伴的挑战”。（Rodrik，2011a，p.79）国家贸易相关的争议将提交日内瓦上诉机构解决。大多数情况下，上诉机构的判决受到世界贸易组织框架约束，这就意味着“深度集成”盛行，缓和贸易政策和国内规则之间的紧张关系。自由贸易保持在第一位，全球规范将取代国内规则。

　　自20世纪80年代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力支持资本市场的开放。美国和英国，连同它们强大的金融中心，从自由化的资本活动及银行部门放松管制中受益。大多数的经济学家认为，尽管资本流动可能导致更大的金融不稳定性，但其能促进经济有效性，应通过资本管制完善资本自由流动。资本自由流动的观点越来越受到欢迎，并制定成为国际组织与机构的法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OECD，这个由拥有在国际事实层面上的政治权力的世界最发达国家组成的俱乐部。

　　我们一直强调，权力在经济制度设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罗德里克基本上同意这一点。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针对过去发展提出批判性的结论。罗德里克总结他的观点为：“银行可能没有枪和军队，但它们有其他能达到相同效果的方式：政府赞助，华尔街和华盛顿之间的旋转门，以及促进利益发展的信念体系。”（Rodrik，2011a，p.130）就罗德里克而言，这些观点可能是对的，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普遍意见得到了最优秀经济学家的支持。因此，经济学家对自由化战略的制定产生很重要的影响。如果思想统治世界，罗德里克肯定坚持他的观点。但就人们看来，金钱和财富更重要。经济学家似乎高估了他们规章制度的影响。如果资本标记信念体系，我们就很难保留自己的独立立场。罗德里克本人等独立思想家的声音，在放松管制政策的旋涡中被忽视。

　　根据历史发展，罗德里克研究适用于缓解国家民主和全球市场之间紧张的方案。为了更加明智地做出选择，他提出世界经济的政治三难困境。图8.1以示意图的方式说明这些方案。如古老的箴言说的“选择两个，任意两个”。

　　高度自由化和国家层面的高度民主化并不兼容，这就意味着高度自由化要么以民主化为代价，要么形成新的全球化民主方式。如果是第一种情况，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2000）提出的“金紧身衣”适用。在这样的体系指引下，国家需要满足以下条件：自由贸易、自由资本市场、自由企业和小型政府。博弈的规则由全球经济要求决定。这样的结果表明，“你可以有自己全球化的国家状态，但你就陷入民主两难困境”。（Rodrik，2011a，p.202）如果是第二种情况，为确保全球管制，我们必须放弃民族国家。当然，这点或多或少被夸大了。民族国家将继续存在，但必须放弃国家主权的重要部分。问题是，我们能不能从国家层面创建问责制和合法性的体制，确保完整的民主主义。欧洲的统一化进程证明这条路并不好走，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部分讨论。

　　图8.1 世界经济的政治三难困境

　　资料来源：改编自Rodrik，2011a。

　　最终结论认为，我们应该拒绝高度全球化，保留国家层面的民主主义。然而，我们也要寻求新型的国际合作。如果坚持确保国家主权完整，秩序将会被打乱。“我们没有选择，只能放弃全球化‘薄弱’的一面——彻底改造布雷顿森林体系。”（Rodrik，2011a，p.205）

　　罗德里克认为全球化“薄弱”的一面是所谓的“健全全球化”。我们上面已经提到了，他基于规范研究诚实做出价值判断，制定新全球化原则。这个原则的标题是“设计资本主义3.0”，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先前版本以最小化的政府干预（资本主义1.0）和最初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资本主义2.0）为基础。资本主义3.0包括以下7条原则。

　　（1）市场必须扎根于国家制度。

　　（2）组织民族国家的民主治理和政治共同体制度，并将适用于不久的将来。

　　（3）没有“单方面”繁荣的方式。

　　（4）国家有权保护社会安排、规范和制度。

　　（5）国家无权将本国机构强加于其他国家。

　　（6）国际经济约定必须制定国家机构管理层面的规范。

　　（7）非民主国家不得享有国际经济法令规定的同样的权利和特权。

　　以上面的原则为基础，罗德里克表达了自己对国际贸易、全球金融、劳动力迁移的看法。劳动力迁移的话题要求特定方法研究。就罗德里克对全球化的反思而言，他认为全球化是不好处理的。

　　就国际贸易而言，罗德里克请求全面修订世界贸易组织保障措施协定。在它们初期定型的时候，这些协定主要保护不公平竞争。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了，由独立委员会判定这些协定的合法性。罗德里克认为，制定保障协定的原因有很多，“分配不公平、国内规范和社会安排冲突、防止国内规则削弱或这些立法的优先发展顺序”。（Rodrik，2011a，p.253）世界贸易组织保障措施协定按照程序法问题评估这些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内容做出判断，但仅仅审计了民主决策条件实现的可能性。有没有考虑相关方呢？是不是已经应用了该领域的所有科学知识呢？国内政治是否足以支持这些保障措施的实施呢？此外，罗德里克可能希望放弃现行有效的最优惠国待遇（关税适用于所有参与国），以及保障协定对国家的补偿机制。

　　从广义上讲，“保障”确保发展中国家可以暂时保护它们的行业，从学习曲线中获益（新兴工业），限制低进口关税的发达国家从进一步降低关税的所得收益，但这些收益并不能平衡在环境保护、社会规范或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困境。国内民主不得不确定事实是不是如此。

　　罗德里克也提出进一步规划全球金融，方案选择有很多，“讨论中的措施包括资本充足率标准、杠杆限制、高管薪酬限制、促进银行关闭条例、更广泛的披露要求、更严格的管制监督程序、限制银行规模等”。（Rodrik，2011a，p.260）如果国家选择不同的方案，将有可能引起监管套利的风险，导致金融世界逐底竞争。为确保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采取的措施应限制所谓的金融安全避风港管辖。此外，罗德里克倡导在金融交易上实施较低的全球税，这个税的主要目的不是缓解金融不稳定性，而是向预防气候变化和治疗流行病提供资金援助。

　　总而言之，资本主义3.0提出的所有方案都太理想化，相当不切实际，这些方案应该考虑全球化进程。但不管怎样，这都将是艰苦的历程，也必定有一番政治权力斗争，资源投资并不局限于国家边界。罗德里克希望时光倒流，但世界有自己的发展节奏。因此，民主进程承受越来越大的全球压力，作为重要参考的国际经济合作，欧洲一体化越来越受到关注，这一点将在下一节讨论。

　　二、欧洲一体化

　　为了能在21世纪的全球经济有一番作为，欧洲国家需要一体化。成立欧盟只是欧洲一体化的第一步，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通要求制定新的规则。这并不意味着要把弗里德曼提出的金紧身衣当作全球化指令。查尔斯·萨贝尔和乔纳森·蔡特林（Charles Sabel and Jonathan Zeitlin，2007）认为欧洲一体化是“实验主义者治理的新架构”的创新。从这一点来看，全面就业、社会包容和统一电网等目标应通过欧盟成员国的集体行动来完成。

　　基于这样的大背景，辅助性原则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实施现行有效的规则时，较低水平的决策单元确保自治权的公平分配。相反，这些单元必须向较高的层级结构报告，并参与同行评审，和同级水平的其他单元对比。必要情况下，定期全面审核和修订这些框架、目标、标准和程序。审议和多层决策更能准确定义欧盟框架。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保留欧洲一体化的福利国家。问题在于，这种技术官僚治国论的治理体系的发展会不会把民主搁在一边，置之不理。为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决策应该确保足够的透明度和责任制，但萨贝尔和蔡特林认为，“新的架构并不会自动形成民主结果，也就是说，新的决策形式促进民主问责制新形式的形成，但不会以任何传统方式促进代议民主”。（Sabel andZeitlin，2007，p.10）

　　对比2010年欧元区边缘国家因为欧洲货币联盟面临的主权债务危机，这样的欧洲国家之间的决策微调显得相形见绌。债务危机同时也是一种“摧毁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收支不平衡”。（Hans-Werner Sinn and Timo Wollmershaeuser，2011，Abstract）2012年面临的严峻问题是如何挽救欧洲货币联盟及其货币——欧元。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有没有可能事情从某种程度上发生错误呢？答案是欧洲货币联盟把两个民众群体非常不一样的国家类型结合在一起。北欧国家，以德国为代表，制定限制劳动力成本和政府开支的宏观经济政策。南欧国家或多或少和这些加尔文主义教条相反，采取自由放任政策，怀有天主教的信仰相信市场能确保经济始终在正常轨道上发展。在第六章提到过作为混合市场经济的代表——南欧国家，如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些国家由于在劳动力市场的战略协调方面的重要性弱于协调型市场经济，如德国、荷兰、芬兰和丹麦。在欧洲货币联盟爆发债务危机的国家被称为欧洲五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之所以把这些国家归结为同一类，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在欧洲货币联盟的经济地位，也因为它们的文化传统。

　　经济专家警告欧洲货币联盟应仅限于欧洲核心国家［德国、法国、比荷卢经济联盟（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和丹麦］，但政治家允许处于边缘的欧洲五国也参与在内。此外，意大利和希腊因为伪造账目或创造性会计满足政府债务和公共预算赤字的条件。除此之外，因为欧盟决策须获得全体成员国的一致同意，影响决策的国家拒绝参与联盟。

　　自引入欧元以来，欧洲五国国际收支经常账户赤字明显，如图8.2所示。相反，像德国这样的核心国家的经常账户实现盈余。在欧洲五国加入欧洲货币联盟之前，超支、没有竞争力的薪资与价格水平可以通过成员国货币贬值解决，贬值可以通过提高利率和促进高水平通胀实现，但这也意味着无形的连续债务重组。在欧洲五国加入欧洲货币联盟之后，通过货币贬值平衡超支的方法不再适用，往来账户赤字导致的通货膨胀持续发生。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这些赤字由私人资本净流入填补，这是正常市场解决方案。

　　图8.2 年度经常账户余额

　　资料来源：Sinn and Wollmershaeuser，2011。

　　但随着流动资金干涸，赤字只能通过欧洲五国打印钞票填补，这意味着赤字在很大程度上由欧元系统的“泛欧实时全额自动清算系统”信贷资助。辛恩认为“泛欧实时全额自动清算系统”信贷是“欧洲央行再贷款信用的重新分配，核心是德国，然后向外围扩散，资助这些国家货币基础，确保内部循环”。（Sinn，2011，p.3）这个机制的更多细节见辛恩和沃玛斯豪伊赛（Sinn and Wollmershaeuser，2011）的研究。随着欧洲央行资金耗尽，隐藏的救援机制必须由开放救援机制支撑，开放救援机制指的是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外，欧洲央行购买政府债券，扩大救援工作范围。

　　欧洲央行确定欧洲货币联盟的货币政策，但宏观经济均衡取决于储蓄和投资决策。就这一点来看，政府预算赤字对拉动经济支出尤为重要。为确保国家政府始终受欧洲货币联盟控制，欧盟成员国签订《稳定与增长协定》，确定将国内生产总值的3%作为预算赤字上限。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赤字足以启动萧条期间的经济恢复机制。不管怎样，《稳定与增长协定》在2003年面临严峻压力，核心国家法国和德国打破常规，限制成员国间受政治影响的交易。《稳定与增长协定》的失败是欧元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巴里·艾肯格林总结道，“从欧盟《稳定与增长协定》的失败的表面证据看来，欧元边缘国家最终陷入全面爆发的主权债务危机”。（Eichengreen，2011，p.17）

　　也有可能认为《稳定与增长协定》是边缘国家陷入主权债务危机的罪魁祸首。但综合分析，《稳定与增长协定》仅仅是个导火索。首先，这些国家之前存在明显差异，希腊和葡萄牙的债务主要是由于政府的宽松行为导致，爱尔兰和西班牙的债务很大程度上源于私营部门。后两个国家的额外支出尤其是用于其国内银行在住宅和商用房地产项目投资，它们需要从欧元区核心国家银行借贷。“但这种差异是不相干的。”辛恩争论，“不管怎样，政府或私营部门都终将导致通货膨胀恶化。”（Sinn，2011，p.3）其次，辛恩认为，通货膨胀过程是因为边缘国家缺乏国际竞争压力，消费高涨带动薪资水平和价格普遍高于核心国家，最终导致欧洲货币联盟的问题通过国际收支危机体现。尽管意大利在2008年、2009年和2010年出现收支往来账户赤字，国家还是能够通过私人资本进口填补赤字。为说明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的分化发展，表8.1显示了相关国家2000年至2010年，单位产量薪资成本百分比提高以及政府预算平衡（和200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对比）的变化。这两种变化均偏离德国发展。

　　表8.1 偏离德国的单位产量薪资成本和政府预算平衡

　　资料来源：改编自Peter de Ridder，2011。

　　欧洲货币联盟的救援计划陷入困境在所难免。问题在于救援操作过于慷慨，影响欧元区的稳定。在欧洲货币联盟的保护下，大规模印制钞票填补所有赤字严重影响欧元区的信贷可靠性，毕竟经常项目失衡始终存在。辛恩认为中间肯定有某些环节出错，“所谓的救援项目实际上是燃烧弹，使危机愈演愈烈，并将影响整个欧元区的公共预算”。（Sinn，2011，p.5）而政治家认为，实施政治债务限制和普遍欧盟控制，制定规范约束债务国，这样市场才能恢复其自由分配功能。为实现这一目标，援助还是很有必要的。辛恩提出，“恢复欧元区的‘十诫’，陷入危机的国家本身可以确定控制实际贬值过程的可能性，如果实在负担不过来，可以选择退出欧元区”。（Sinn，2011，p.7）下面是所谓的“十诫”。

　　（1）欧洲稳定基金和欧洲央行不得进一步购买政府债券。

　　（2）根据转移准则，偿还“泛欧实时全额自动清算系统”信贷。

　　（3）欧洲央行的新投票权按欧洲央行的资本股权加权计算。

　　（4）一致同意欧洲央行的信贷政策。

　　（5）通过欧洲稳定基金实现两年资金流动。

　　（6）通过到期债券自动估值折扣应对可能发生的无力偿还问题。

　　（7）如果全面破产，退出欧元区。

　　（8）巴赛尔协议Ⅳ：政府债券更高风险。

　　（9）银行更高的股本比率。

　　（10）银行资本重整，大部分的国有化银行并不能满足这些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戒条并没有限制政府预算赤字。市场力量计划通过政府规范开支。如果高额利率不能防止破产，唯一的出路只能退出欧洲货币联盟。然而，这样的一个退出选择会对其他欧洲货币联盟成员国造成很大的影响，人们还是倾向债务国能在其预算规范方面，放弃国家主权。很多经济研究都曾经提到，如果没有承诺约束，国际合作是有问题的，只是把非合作博弈变成合作博弈而已。马修·坎佐尼里和戴尔·亨德森（Matthew Canzoneri and Dale Henderson，1991）分析相互依赖经济体的货币政策的影响，认为“主权政策的政策制定者不能做出任何此类承诺，他们需要对这些承诺负责。一般来说，我们认为非合作博弈向合作博弈的转变在于主权问题的处理”。（Canzoneri and Henderson，1991，p.4）非合作博弈之所以弱于合作博弈的关键在于跨辖区外部效应。没有政治联盟的货币联盟外部效应影响是非常广泛的。辛恩的戒条可能内部化中央银行的外部效应，但不能担保政府措施就一定能确保欧洲商品贸易一体化。如果一体化提上日程，成员国主权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民主主义。萨贝尔和蔡特林提出的创新型的治理架构可能会形成商议性民主，而欧洲将成为这种体系的先驱。

　　三、新兴国家和世界经济

　　萨贝尔和蔡特林指出欧盟和世界贸易组织之间架构的相似性。这两种组织最主要的目的是统一国家立法，促进国家主权以平衡的方式转移。国家允许维护自身利益，但前提条件是这些利益获得国际监管测试和批准。欧盟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并不意味着国家规范将被超国家体系取代。然而，正如萨贝尔和蔡特林明确指出的，“加入这些体系，成员国同意重新制定适用于不同领域的规范，协调本国和其他国家就一般标准的特定指令冲突，留意其他国家的利益”。（Sabel and Zeitlin，2007，p.58）

　　世界经济的新发展要求国际合作。资本主义仍然是这些发展的驱动力，但国际治理的挑战不容忽视，这一点引起广泛的关注。罗杰斯·霍林斯沃斯（Rogers Hollingsworth，2011）评论理查德·纳尔逊（Richard Nelson，2011）的开创性的文章时指出资本主义的复杂结构。霍林斯沃斯总结纳尔逊的观点得出，资本主义的组织限制其本身参与协调企业和国家合作的问题。霍林斯沃斯认为，这个观点太狭义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遍布世界多个层面，我们面临如何治理全球体系一部分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复杂问题”。（Hollingsworth，2011，p.5）因此，当今最大的挑战是制定新理论，重新设计个人代理、国家、大陆板块和全球区域复杂相关的资本主义体系。和罗德里克的观点不同，霍林斯沃斯并没有详细说明这一点，但他清楚知道哪些问题亟待解决。未来最重要的挑战是，基于资源短缺和气候变化的背景，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如何实现经济发展。

　　最引人注目的新兴国家指的是BRIC（金砖四国），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当然，中国的发展表现尤为突出，尤其是区域面积和人口规模、悠久的历史。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预测，截至2020年，中国的产量将占全球产量的24%，印度明显落后，截至2020年，其产量仅占全球的8%。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到2020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可能是美国的40%。毋庸置疑，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在世界舞台发挥重要作用。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需要确定经济增长能否促进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根据有影响力的现代化理论，人均收入和代议制民主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不同的指标构成民主措施。达龙·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詹姆斯·罗宾逊和皮埃尔·亚雷德的研究指出，如果引入国家效应，民主措施和人均收入之间的关联将不复存在。这样的结论意味着民主措施和人均收入之间原来的关系是偏好性关系，国家特定历史条件影响该国的人均收入和政治路线。

　　阿西莫格鲁等学者通过对比美国和哥伦比亚的发展说明这个结论。在哥伦比亚，殖民者以收入和政治权力的压迫与不公平为基础引入种植园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空间不大，随后发展机遇不大。而在美国，财产所有权被广泛传播，一开始的权力分配就相对公平，这就为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正如上面所提到的，美国和哥伦比亚之间的差异就是明显的对比。特定重要关头，采用发散政治经济策略的国家开始的发展的确引人注目。然而，因为缺乏固定国家效应，民主制度和人均收入之间的统计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而仅是历史发展的表现。这样的结论是一些发达国家是民主制度国家的一种解释。然而，历史似乎不可能表现所有可能的路径。以高速的经济增长及代议制民主的发展最终是不可行的吗？或者我们对历史的看法是否就是对西方国家及对应安排的而已。

　　四、评价

　　因为交易成本升高，世界市场的参与者增多，国际经济关系越来越重要。这样的发展意味着国家之间应该要相互尊重，共同商讨。而这些商讨方案则通过国际组织机构，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欧盟等实现。问题是，这些超国家组织能否通过民主的方式控制。或者说，“单一民主国家能不能牺牲国家主权，实现国际民主？”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这就意味着全球化进程在侵蚀民主，将民主置于两难困境。为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民主主义本身也要全球化，但只有一些评论家真正相信国际层面的议会制政府体制可以实现这种平衡。实践中，这样的方案并不可行，这一点，罗德里克已经在本章“政治三难困境”部分讨论过了。

　　罗德里克认为，现在只有两种可行方案。要么民族国家接受非民主条款的约束，如“金紧身衣”；要么国家政府将国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必要时牺牲全球市场导致的经济利益。罗德里克偏向于后者，他甚至指出，这是综合“理智的全球化”三个变量（政治三难困境）做出的选择。因此，罗德里克选择叙事性的观点做出他的价值判断。

　　2008年金融危机的余波导致不同国家间金融失衡。美国和中国处于非常难的境地。美国面临薪资战争和债务危机，而中国估值偏低的货币导致外贸盈余。为实现平衡，中国填补美国的过度消费，但这种情况不能一直持续。欧盟，尤其是欧洲货币联盟，因为缺乏有效的预算规范，成员国过度投资房地产行业，导致严重的预算赤字。欧元区迫使欧洲货币联盟成员国寻找别的解决方案。这个过程债务危机相关的讨论在本章中“欧洲一体化”部分有过讨论。辛恩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南欧国家价格水平太高，主权债务危机实际上是收支平衡危机。辛恩提出“十诫”，连同临时措施一起恢复市场纪律、边缘国家的流动性和偿付能力。

　　然而，如果各成员国不能放弃它们的部分主权，欧洲货币联盟就难以实施。欧洲一体化将对未来世界经济产生重要影响，与此同时，这样的发展可能引入新型民主主义概念。欧盟已经制定了很多超国家规则，并获得成员国的一致同意。基于这样的背景，萨贝尔和蔡特林研究“商议性民主”的特性，在商议性民主指导下，欧盟各国家政府和欧盟委员会以共同协商和竞争阶级为基础，做出决策。它们认为这样的“实验主义者治理的新架构”可能会结合不同的政策领域，如电信、食品安全、卫生保健和竞争策略。

　　萨贝尔和蔡特林指出，欧盟可能在其他领域是其他情况的国际合作范本，这一点在本章中第三节讨论过。气候控制和资源短缺越来越受到关注，我们有必要遵守自然发展模式。此外，埃文斯研究表明，气候变化加剧食物短缺和水资源短缺等问题。事实上，全球层面经济增长加快也离不开新兴国家，也就是所谓金砖四国的发展。因为中国得天独厚的地理面积和人口规模，其将对全球经济未来发展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未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规模可能超过美国。此外，预计中国经济将在不久的将来仍保持快速增长。

　　一些经济学家称，人均收入和国家的民主水平呈因果关系。然而，阿西莫格鲁、约翰逊、罗宾逊和亚雷德指出这种因果关系并不具体。他们认为，人均收入和民主主义之间的因果关系由历史决定。选择特定发展路径的国家，政治体系和经济的相互关系决定国家发展进程。 经济增长新动力（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