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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两个大陆的故事

　　一、进取和追赶

　　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后半叶的英国。这个问题引发了一系列的思考：为什么工业革命偏偏在英国发生，为什么不是在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可是在20世纪的时候，英国经济落后于美国，仅居第二。为什么会有如此分化的发展？如今，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实力不相上下，到底是这样伯仲之间的趋势由来已久，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才缩小这种差距？欧洲怎么做才能实现赶超？如果欧洲实现赶超，又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这些问题都是关于“进取”和“追赶”的。

　　佩蕾丝的分类显示，第一次工业革命并没有任何宏观数据记录。自1820年起，部分国家才开始记录人均产量数据。表6.1是1820—1913年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这些数据是统计指数，从表中可以看到，将英国这个先进国家的统计指数设为100。19世纪20年代，其他欧洲国家和美国的经济极其落后。荷兰与这些国家的经济相比，表现更好。和英国一样，荷兰是个重视商贸发展的国家，在工业革命之前，荷兰的福利指数相对较高。

　　值得探究的是，相比欧洲大陆国家，为什么英国始终能独领风骚。诺斯和托马斯（North and Thomas，1973，p.156）将这种情况的初始条件的特征归类如下。“截至18世纪，英国经济持续增长。在普通法的体系下，国家已经制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产权体系，除了清除生产要素和生产市场资源分配的障碍，英国已经开始完善专利法来保护私有财产。这为工业革命做好了铺垫。”

　　表6.1 1820—1913年部分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统计指数）

　　资料来源：Maddison，1995。

　　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1990）补充，对比欧洲大陆，英国吸收了大量的技术工人。除此之外，英国完善的交通系统，部分归功于运河众多。我们很难定义上述各种因素的实际重要性，然而，大部分人深信，1688年的光荣革命是后来发展的一个契机。正如第一章所讨论的，光荣革命意味着议会能更加自主地发挥更大的影响，为新兴的富裕中产阶级获得更大的政治权力扫清了障碍，进而为技术革命建立深厚基础，因此尽管被技术进步所淘汰的人和创造性破坏的受害者竭力反对也无济于事。莫基尔概述了各种阻碍技术发展的尝试均是以彻底失败告终。暴动骚乱受到英国政府的严重打压。“在1811—1813年的勒德运动，英国政府调遣了超过12 000名士兵镇压暴动，这次事件派出的军队规模比1808年的惠灵顿在半岛战争中的军队规模还要大。”（Mokyr，1990，p.257）同时，由于工人阶级自身的政治影响大于阻碍新技术引进的势力，所以阻碍引进机械的立法尝试也失败了。

　　罗伯特·艾伦（Robert Allen，2011）对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提出了自己的解读。他假设，技术发展是由内因和定向指导的。定向指导的技术发展意味着特定生产因素的输入是有限的。这种背景下的技术发展更多的是人力投入和对煤炭使用的改变。对比欧洲国家，18世纪末的英国工人实际薪资是相对较高的。另外，因为煤炭资源充足，能源的价格很低。因此，引入节省劳动力和能源使用的技术有很大的优势。显然，这样的发展趋势促使发明家更加注重开发新技术，进而促进先进工业部门（纺织业）机械化、蒸汽机在矿业部门的应用、钢铁产量的大幅提高以及铁路建设发展。从实践中学习，再将所得的知识应用于实践中，这进一步推动了技术向前发展。

　　对于欧洲大陆的国家，工业化发展相对滞后。即使在各种行会解散之后，法国的传统工艺组织也仍然强大，随之而来的是“19世纪的法国工业发展仍然依赖于地方市场的小规模作坊”。（Mokyr，1990，p.260）另外，欧洲大陆正处于巨大政治动乱阶段。1789年法国大革命和之后的拿破仑战争对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不利影响。大卫·兰德斯把这些影响总结如下：“1789年至1815年长达25年的革命运动和战争摧毁了法国国内大部分建筑，严重破坏了企业和贸易发展，虽然陆续有一些新发明，但发展速度严重落后，在促进项目发展的同时也制定各种条条框框，实际效果远远比不上英国工业发展。”（David Landes，1998，p.257）

　　根据卡萝塔·佩蕾丝的分类，表6.1的数据清楚地显示出，第二次工业革命（1829—1873年）发展并没有带来大规模的追赶效应。除了比利时和美国外，虽然各个国家都有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但经济实力远远不及英国。比利时的工业化发展出现在相对早期阶段部分得益于其得天独厚的煤矿资源。

　　为更加了解欧洲和美国工业的发展，我们可以转向分析1870年的劳动生产力（每小时产量）。这些数据更好地解释了劳动生产力数据比人均产出数据更能说明技术发展的状态。而这两种指标的差异在于人均工作总量和参与率的不同。这个比率受到人口构成和已实现的休闲时间影响，而且不同国家的人口构成和实现的休闲时间数值也会有所不同。统计指数以美国为对照组，数值设置为100。前面已经提到，在20世纪后，英国的技术领导地位已经让位于美国。表6.1和表6.2的数据正好论证了这一点。

　　表6.2 1870—1992年劳动生产力（指数）

　　资料来源：Maddison，1995。

　　在第三波大浪潮期间（1875—1918年），英国在新工业部门，如电力、钢材和化学等的投资低于美国和德国在同类部门的投资。相反，海外盈利项目，对煤矿、种植园和基础设施建设（铁路）的投资相对较高，而这些投资资金源自国内经济的发展。财政部门分配投资资金。弗里曼和卢桑认为现有的权力关系位于这些发展的底端，“伦敦在金融服务的强大发展趋势意味着和制造业对比，金融资本和海外投资组合逐步占据经济政策制定的主导地位”。（Freeman and Louçã，2001，p.254）金融部门的强大并非是阻碍新技术协调发展的唯一障碍。其他机构部门也是技术停滞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美国和德国设立高等教育机构，培训高水平工程师，这是为了满足新工业发展的劳动力需求。就这方面而言，英国是相对滞后的。而中等和低水平技术工人的教育和训练也都是如此。此外，弗里曼和卢桑明确指出：“英国传统的在职培训和‘就业’教育适用于以机械创新为基础的技术，并通过在工业革命早期阶段的实践中学习，但是结果却越来越不适合新科学技术的发展。”（Freeman and Louçã，2001，p.254）除了上面提到的区别，卡尔·冈纳·佩尔松指出，典型的英国工会组织是以技巧为基础的，而不是以部门为基础成立的。因此，工人在谈判过程中常常会遇到“多工会”的尴尬局面。每一个工会都为自己的成员发声，使得一些公司引入新技术困难重重，“基于这样一个多工会背景，一个单独的工会很难在薪资和新技术引入的谈判中独掌大权”。（Persson，2010，p.120）

　　第四章已经简单提到过，经济落后的国家有可能依赖技术的发展，或是模仿，或是复制，追赶一些经济发达国家，也就是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对较低的国家发展速度也可以很快，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和增长率也有可能呈负相关。统计学研究显示，1870—1913年并没有出现一个国家赶超另一个国家的案例。如果某一个国家发展迅速，那么其他国家若想赶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能和该国齐头并进已经是很了不起了。19世纪70年代政治改革后，德国制造业就做到了这一点。但是由于这些数据包含了农业部门和服务部门的发展，所以表6.2的宏观经济数据显示这种趋势并不是很明显。这些部门在经济总量的份额不同会对宏观指数产生影响，如果说德国农业部门占据较大比例，劳动生产力会保持适度增长。更多试验性证据见斯蒂芬·布劳德伯利、乔瓦尼·费德里卡和亚历山大·克莱因的研究。（Stephen Broadberry，Giovanni Federico and Alexander Klein，2010）

　　在1913—1929年发生的重大事件均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格局决定的，除了荷兰（没有参与战争，保持中立），欧洲的技术增长相对落后，大萧条（1929—1938年）期间，因为受到影响，欧洲与其他国家的技术差距越拉越大。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这种差距变得更大了，对比1938年和1950年的经济产出，这些在表6.2的数据中都能得到清楚显示。根据范德克伦德特和范·斯海克的解释，从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欧洲的赶超趋势显著。1992年，所有西欧国家，不包括英国，在技术创新方面，或多或少拉近了和美国的距离。因此，一些学者把1950—1973年看作是欧洲的黄金时代。1973年后，就没有观察到明显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赶超的数据了。然而，表6.2的数据清楚地显示。1973年之后，劳动生产力始终持续增长。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差别，是因为欧洲的参与率（工作时数和总人口之比）相对美国来说有所降低。

　　正如第四章所讨论的，“追赶”指的是模仿领先者的技术发展，也就是说较少注重于创新方面。为实现经济增长，必须把重点放在投资上面。在关于企业家的选聘和创新经济增长的研究中，达龙·阿西莫格鲁、菲利普·阿吉翁和法布里奇奥·奇李博迪认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个国家只有制定适合的投资导向型经济战略才有可能获得一席之地。和格申克龙一样，一些学者认为，特定制度有利于加快追赶进程。关于这点，不同的人可能持有不同的观点，有些人认为，公司和银行长期合作关系、大型企业和政府支持，如补贴或制定竞争限制政策也有利于促进“追赶”发展。在第四章的“赶超和制度”一节中阿西莫格鲁的模型更加深入地讨论了这个问题。这同时表示了采取限制竞争的措施是可以促进投资的。对于企业家或经理（在模型中，他们的功能是可以互换的）更能收获技术创新投资的胜利果实。很多经济学文献都有提到“独占效应”，如果追赶进程相对滞后，那么以创新为基础的经济战略更适合这些国家的发展，更少的模仿，更多的创新。因为以创新为基础的经济战略更加注重的是企业家的创新能力，这样的一种战略需要体制性的改革。企业新聘的管理者理所应当顺应这种改革潮流，但如果现有管理者正享受普遍流行制度的特定保护，改革就会变得稍微复杂。现有管理者的留存收益确保他们不会被资本主义者淘汰。所谓的“租金保护”效应意味着限制竞争政策阻碍创新的发展。因此，如果某国制度构建允许充分竞争，那么该国应适时引入以创新为基础的经济战略。

　　自1945年以来在欧洲经济的广泛研究中，尽管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2007）使用的术语和研究方法与阿西莫格鲁等学者的不同（对比阿西莫格鲁等学者的分析性方法，巴里·艾肯格林使用的是描述性方法），但他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从这一意义上讲，艾肯格林的著作是对阿西莫格鲁等学者的补充。这两份研究都认为，赶超经济是以大量投资和大规模生产为基础的，互补部门是促进经济协调增长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艾肯格林指出，“随着工业生产越来越复杂和工业部门越来越独立，促进不同行业同步发展的任务越发迫切”。（Eichengreen，2007，p.4）为调动所需储蓄，资助大规模投资发展，银行需要和客户建立长期持久的合作关系，进而促进经济扩张。正如他概括的，通过大量资本累积和技术引进来加快的经济增长进程可以称为粗放型经济增长，这种增长方式和集约型经济增长相反，集约型经济增长以不同形式的创新及工人、经理选择为基础。

　　粗放型经济增长要求足够的制度来支撑。除阿西莫格鲁等学者强调的金融机构和工业企业长期合作往来外，艾肯格林提到，粗放型经济增长需要建立其他体制刺激经济发展。同步促进行业企业发展这个问题在欧洲政府借助政府计划公司和国有控股公司得以解决。政府通过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的规范来调控市场力量。艾肯格林提出的“协调性资本主义”是社会参与者经济活动协调发展的前提条件。所谓“协调性资本主义”指的是“团结的行业工会、有凝聚力的雇主协会和注重经济增长的政府一起齐心协力动员储蓄、促进金融投资、稳定薪资水平、调动充分就业，进而加快追赶进程”。（Eichengreen，2007，p.3）

　　随着追赶进程几近完成，情况就不得不改变，因为粗放型经济增长要求建立不同的机制。艾肯格林认为，20世纪70年代后，这种转变是必然的，但过渡的时期还有点为时过早。正如上文提到的，就生产力而言，追赶进程仍处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阶段。在更为近期的阶段，欧洲一体化导致产品市场更加激烈的竞争，有利于促进创新型经济增长。资本市场愈加一体化，但劳动力市场和再分配政策并没有因为集约型经济增长而改革。对此，国家能否在更多的物质福利和更多的社会福利之间取得平衡呢？国家还有没有其他选择呢？这一切仍然是个未知数。

　　欧洲和美国在体制方面存在很大的不同，这和两个地区的社会主义扮演的角色有很大的关联。伴随工业革命发展的是无产阶级的崛起，这促使了马克思和其他学者批判性地分析资本主义。为改善工人阶级的情况，工会和社会主义政党应运而生，这和字面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差不多。但是在美国，社会主义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暴力镇压。而在欧洲，统治阶级的权力也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动荡而被大大削弱。基于这样的大环境下，从1917年至1920年，欧洲大多数国家采取的选举制度是比例代表制。这就为社会民主党和工人阶级的重大影响奠定了基础，而这种发展对福利国家的重要性见下面的讨论。

　　二、福利国家

　　福利国家关注贫富之间的再分配。在1880年之前，对穷人的公众支持几乎没有。在大多数欧洲国家，贫穷救济支出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不到0.5%。在美国，1930年以前，贫穷救济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甚至低于0.2%。从总体层面上讲，私人慈善机构在贫穷救济中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但英国却是一个显著的例外，尤其在英国旧《济贫法》实施的全盛时期。在第五章，我们已经讨论过，斯宾汉姆兰体系是英国乡村工人阶级的济贫制度。在这种体系以及英国其他地方类似条款的指导下，从1795年至1834年，英国贫穷救济支出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上升至两个百分点。正如我们在第二章提到过的，再分配需要政治力量的干预，所以这样的发展是非常惊人的。也有其他解释认为，之所以有这样的发展是因为实行强权政治的地主担心工人阶级的人口起伏。然而，根据英国旧《济贫法》对贫穷阶级提供大力支持的这样一个家长式作风的解释似乎更加没有说服力。对贫穷阶级提供支持的真正原因是地主害怕工人迁移到其他城市。通过为工人提供有尊严的生活，淡季也不例外，可以预防工人迁徙到他处。第四章提到过，1834年后地主的权力不复存在，至少就这方面而言是这样。英国新《济贫法》的实施标志着济贫事业的大幅度减少。

　　自1880年起，享有政治话语权的人口比重逐渐加大。19世纪的精英民主国家要求确保更多的人参与选举，发展更加广泛充分的民主国家。彼得·林德特相信，这将对重新分配产生重要影响，“更加广泛、充分的民主国家将纳税人的钱更多投入到社会转型中，而不是维持精英民主国家”。（Peter Lindert，2004，Vol.I，p.179）然而，普选制并不能保障所谓政治舞台人口比例代表制的实施。其他政治体制，如区域代表制仅仅是少数部分。尽管国家之间的历史发展有很大的不同，比例代表制现在成为欧洲大陆国家的既得权利。阿尔伯托·艾莱辛那和爱德华·格莱泽总结欧洲变得更加民主的发展过程如下。（Alberto Alesina and Edward Glaeser，2004，pp.98-99）

　　比例代表制是一种相对近期的现象。在1890年之前，除比利时、芬兰、葡萄牙和瑞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初建立比例代表制外，欧洲的其他国家并没有实行比例代表制。而之后这些国家的比例代表制转型主要发生在1917年至1920年，奥地利、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瑞士也相继采用比例代表制。

　　尽管存在时间差异，对发展深入探讨总结得出，工会和社会主义政党在获得政治力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886—1893年的比利时工人起义和罢工，以及德国1919年失败的斯巴达克革命表明，有时需要通过暴力方式解决问题。在荷兰，比例代表制的发展相对缓慢，经不同政党的妥协后，荷兰的男性终于在1917年获得选举权。在这场妥协中，宗教团体规定，将学校公共基金的部分划拨为支持建立比例代表制，这就是荷兰著名的1917年合约。

　　图6.1清楚显示，自1870年以来，在欧美多个政府在补贴和转移支付方面的支出加大。纵轴数值表明欧美多个政府对补贴和转移支付方面的支出占GDP的百分比，这个数值是欧洲大陆10个国家（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荷兰、西班牙和英国）上述支出的平均数。支出包括直接支持措施和社会保险支出，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再分配都是让富人补贴穷人。林德特认为，“从扶贫计划转向社会保障投资项目的得益者最终还是支付税收的收入阶层。所有社会支出需要更加明确的再分配政策，这就是再分配如此备受争议的原因”。（Lindert，2004，Vol.I，p.6）

　　图6.1 1870—1998年政府对补贴和转移支付的支出（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

　　资料来源：Alesina，Glaeser and Sacerdote，2001。

　　从图6.1中我们可以总结得出，自1870年后，西方世界不断加大社会支出，但欧洲大陆和美国在社会支出方面的结构性差距也值得关注。在美国，用于津贴和社会转移支付的支出远远低于欧洲，这也导致出现了美国例外论这一说法。有些人可能注意到，美国人对慈善的投入比欧洲人多，但这也不能弥补两个地区之间公共转移支付投入之间的巨大差距。因为美国在再分配之前的收入不均衡比欧洲地区严重，所以这两个地区在社会支出方面的差距还有待进一步探讨。除此之外，两个大陆的社会支出占其GDP百分比逐渐提高，它们的民主化进程也有待进一步分析。尤其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很多学者在其著作中发出这样的一个信号，福利国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回答上面提出的潜在的问题之前，在学习了第二章的政治经济学后，我们要做的就是重新审视回顾再分配理论。

　　简单来讲，每个人都会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要想实施“一人一票”，只有在中等收入阶层人数少于平均收入阶层人数的前提下才可以，这样，选民的绝大多数才会支持所得再分配，再分配理论才能真的落到实处。当然，我们也要考虑再分配的成本。因为经济行为者造成的边际抵换扭曲，再分配成本包括行政开支和效率损失（无谓损失），这些都涉及纳税人和转移收入受让人的决策。如果允许总成本，那么中等收入阶层则会选择支持再分配。然而，这个原理还不足以解释美国例外论这一说。从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推论出，美国的初次收入分配比欧洲更加不平等，但两个大陆之间的再分配成本相差并不大。基于中间选民理论，美国用于再分配的支出应该比欧洲的高。保留这种纯经济理论的其中一个可能性就是考虑中等阶层的期望。如果放在实际中，中等阶层应该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进入更高的收入阶层。所以，再分配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上策。到底这样的争论是不是有点经验主义，我们需要研究美国不同收入的阶层流动性是不是比欧洲高。研究表明，这两个地区的居民在阶层流动方面的差异并不是很明显。艾莱辛那和格莱泽指出：“美国中产阶级的流动比德国的中产阶级高不了多少。”（Alesina and Glaeser，2004，p.63）其他人研究的观点跟上述观点相比似乎也只是大同小异。

　　上面的观察表明，经济理论的简单逻辑起点应该放弃。经济行为主体不仅受到自我利益驱动，而且他们也关注其他经济行为主体的福利。因此，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利他主义的特定形式。此外，政治领域也面临很多复杂局面。尽管西方社会已实现民主化，议会比例代表制的重要性差异也在加大。根据美国的地区代表制，每一个地区都应该派代表在美国议会占得一席之位。从好的方面来讲，这可能成为其他不同国家比例代表制水平的参考。

　　艾莱辛那和格莱泽研究发现，对数比例和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内生产总值中政府转移性支出的占比之间存在正向的统计关系。再加上一些控制变量，如国民平均收入和年龄超过65岁的人群在总人口中的占比没有明显的相关性。而图6.2正是这些关系的说明。纵轴的变量是政府转移性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如图6.2所示，在美国和其他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比例代表制与政府转移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比相关性小，这些地区的收入再分配水平也与政府转移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比相关性小。根据艾莱辛那和格莱泽的观点，欧洲和美国不同的比例代表制水平恰好可以解释其社会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的巨大差异。其他政治体制，如美国的联邦主义、三权分立、宪法，也能在不同程度解释美国例外论。

　　图6.2 OECD国家政府转移性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与对数比例关系对比图

　　资料来源：Alesina，Glaeser and Sacerdote，2001。

　　当然，为什么贫困阶层在政治舞台的影响较小。就这一点也引起了激烈讨论。林德特和盖瑞·贝克一样，提出假设：“政府转移性支出的规模取决于竞争压力团体施加的压力。”（Lindert，2004，Vol.Ⅱ，p.5）投入越多资源，越可能会提高特定群体的政治地位，但这种投入很大程度由牺牲的收入水平决定。根据定义，贫困阶层的收入是很低的，几乎没有更多的资源投入政治角力当中，因此，他们很难对最终宏观经济平衡产生任何影响。如果收入不平等持续恶化，如在美国，这也是其中一个要考虑的因素。就这个问题而言，林德特非常直言不讳，“收入水平差距越来越大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政府没有按比例征收富人更高的税收，而这样的不公平导致贫困阶层不能参与进一步的再分配”。（Lindert，2004，Vol.Ⅱ，p.8）

　　用行为学的理论解释美国例外论也非常有意义。利他主义也的确存在，但是这种同情心会随着与个人的差异的加大而减弱。美国的种族冲突是其再分配政策实施的很大的一个障碍。黑人大多数都是贫困阶层，而大部分的白人并不乐意从他们的腰包掏出一点点钱分给黑人穷人。另外，在美国，大多数人认为以福利为生的美国人普遍较懒，从这一观点出发，他们认为穷人之所以穷是穷人本身的错，与他人无关。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欧洲人更能理解穷人的处境，他们不责怪这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对53个国家的抽样实证研究表明，社会福利支出和种族细分之间存在负相关。变量种族细分是一个指数，表明不同种族的人群随机分布的可能性。

　　总的来说，艾莱辛那和格莱泽的实证研究是相对零散随机的，他们没有在全面样本的基础上回归分析所有相关变量的重要性和影响。尽管如此，还是得出一个相对明确的结论：“我们相信，欧洲种族同质性能解释为什么美国和欧洲的差距能拉开一半之大。只要美国种族异质性存在，再加上政治体制不同，美国就难以挤进福利国家的行列。”（Alesina and Glaeser，2004，p.146）

　　美国和欧洲的信仰差异并不能解释这两个地区的再分配制度。艾莱辛那和格莱泽认为，意识形态差异主要是因为思想教育。我们在本章“进取和追赶”一节提到过，因为美国从来没有接受过社会主义的洗礼，美国的资本主义和欧洲的资本主义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各种形式的政治发展，欧洲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政党在政治和经济体制上产生过影响。此外，欧洲地区有多种替代性的社会制度安排是与该地区有多种不同的人际关系观点相匹配的。统治精英阶级支配主流意识形态。在艾莱辛那和格莱泽看来，“通过使人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方法也运用在政治活动和媒体”。（Alesina and Glaeser，2004，p.198）此外，罗兰·贝纳波和让·梯若尔（Roland Bénabou and Jean Tirole，2006）提到过，如此明显的信仰不同也有可能是因为自我实现的差异。

　　我们必须深思欧洲与美国的资本主义形态如此大相径庭的原因。为什么社会主义从来就不能进入美国社会？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是个特例。美国的公民来自不同的地方，受到不同的文化的影响，他们崇尚个人主义而不是集体主义。美国的种族对立也影响了工人阶级意识形态的萌芽。而与此同时，因为欧洲受到更大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动荡。第一次世界大战削弱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这为社会主义赢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

　　对欧洲和美国在再分配方面的差异的详细解释并不能回答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美多数政府转移性支出占其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持续上升（见图6.1）。林德特（Lindert，2004，Vol.I，p.188）认为转移性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持续上升及其构成转移性支出的各个细分项目相对增长的原因包括：

　　（1）人口老龄化；

　　（2）全球化进程；

　　（3）人均收入增加；

　　（4）中等收入选民的社会亲和力。

　　人口老龄化导致现收现付制的养老金支出增多。全球化意味着更高的收入不稳定性。经济代理人可能希望抵抗外来风险的冲击。然而，大部分的实证研究表明，总的社会支出和开放性水平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相关性，国民平均收入正向影响社会支出似乎更能解释得通，但从统计的角度我们并没有看出这一点。林德特强调社会亲和力的重要性。如果人们意识到他们的人生无常，他们会更加乐意支持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尤其，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等收入选民相信，他们和他们的家庭可能陷入经济恐慌，可能需要更加有保障的安全网。”（Lindert，2004，Vol. I，p.189）另外，有一些学者注意到，罗马天主教的保守态度有所变化，转而支持福利国家增加福利项目。若翻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公开发行的教会通喻《新事物》和《四十年》，这样的观点和愿景似乎有点天真。

　　在本章“进取和追赶”部分的结尾我们提到过，在赶超美国经济之后，欧洲需要采用新的经济体制，也就是艾肯格林提出的集约型经济增长。这种经济增长要求更高的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可能会影响这种灵活性。然而，现在讨论社会保障制度的是非曲直并不是新鲜事，林德特强调，“近代欧洲早期的所有社会史文献都是批判性的”。（Lindert，2004，Vol.I，p.3）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协调“三个社会目标：帮助特定国家或州的人群，为他们建立特定的奖励机制，降低规划预算”。（Lindert，2004，p.4）林德特的实证研究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福利国家增加更多的福利项目并不应该以经济增长为代价。但这也导致了另外一个问题：“福利国家是免费的午餐吗？”林德特认为从某一程度上讲，确实如此。因为自从欧洲国家选择建立综合税收机制，并采取奖励机制，最大程度避免青壮年不参加工作和培训。这一制度就运行良好。（Lindert，2004，p.227）另外，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些元素能提高生产力。当然，有些人可能意识到，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接受林德特的观点。

　　关于经济制度构成的研究远比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深入。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公司和其他经济行为主体活动的协调还有待讨论。下一部分将进一步剖析这些问题。

　　三、资本主义的多样性

　　关于资本主义多样性的文献研究大多受到米歇尔·阿尔贝尔（Michel Albert，1991）的影响，米歇尔·阿尔贝尔曾经介绍莱茵模式和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英美模式）之间的异同点。彼得·霍尔和大卫·索斯凯斯（Peter Hall and David Soskice，2001）的著作为讨论两种模式的差异提供了理论基础。他们的研究重点是现代企业。公司需要在薪资、雇用条件和培训方面和职员沟通，需要金融市场资助它们的经营活动，需要消费者以适当的价格和交付方式购买它们的产品，需要和其他公司合作获得相关投入等，所有的这些都需要利益相关方的协调。简单来说，莱茵模式和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英美模式）这两种模式的差异在于它们协调问题的方法：是自由市场经济（LMEs）还是协调型市场经济（CMEs）。通过区分这两种模式，西方国家分成两大类。为更加清楚说明彼此之间的差异，我们引用大量学者的文献。在自由市场经济下“公司的协调活动主要通过层级安排和竞争市场安排，市场关系以借助竞争和要式合同交易实现公平交易商品或服务为主要特性。根据这些价格信号，经济行为主体自发性调整商品或服务的供求”。（Hall and Soskice，2001，p.8）然而，在协调型市场经济下，“公司和其他行为主体的关系协调主要依赖非市场关系，非市场模式协调需要更加广泛的关系交易或不完全契约、以内部关系网络的非公开信息交换为基础的网络监控以及主要通过合作关系而并非竞争关系培育公司的竞争力”。（Hall and Soskice，2001，p.8）协调型市场经济强调战略互动，而自由市场经济更多地把重点放在市场上面。

　　为确定上述市场区分的意义，我们必须要知道西方国家公司活动协调的系统差异。也就是说，经济行为主体之间是否存在制度互补性。彼得·霍尔和丹尼尔·金格里奇（Peter Hall and Daniel Gingerich，2004）通过以下六个构造变量研究制度互补性是否真实存在。

　　（1）股东权利：普通股东的合法权利。

　　（2）控制力分散程度：众多股东控制的公司数量和少数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数量之比。

　　（3）股票市场规模：证券交易所市场估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

　　（4）薪资协调水平：引发劳资双方薪资谈判的工资起付线。

　　（5）薪资协调程度：雇主和雇员薪资协调自由度。

　　（6）人工周转率：短期工（少于1年）占所有类型工作百分比。

　　每一个变量形成一个指标，数值从0到1。指数数值越统一，战略互动在市场操作中发挥的作用越重要。前三个变量指的是公司治理的协调，而后三个变量指的是劳资关系的协调程度。这里引用的所有数据来自20世纪90年代之前。因子分析可以披露统计材料是否包含优势因子，而结果表明事实如此，某个因子可以作为协调指数。

　　同样，人们也可就企业管理和劳资关系提出其他指标。而公司治理指标主要源自前三个变量，劳资关系以后三个变量为基础，在图6.3中，这些指标是彼此对立的，数据显示，这两个领域的机制是强烈互补的。除此之外，图6.3清楚显示，什么样的国家可以归类为自由市场经济国家，而什么样的国家可以归类为协调型市场经济国家。公司治理和劳资关系中自由市场经济分值较低的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爱尔兰、英国和美国。有些人可能注意到，前四个国家在企业管理的市场力量还没有完全发展。较高分值的协调型市场经济国家包括：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德国、冰岛、日本、荷兰、挪威、瑞典和瑞士。这些国家以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高水平战略互动为特性，其中芬兰、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这种特性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些国家的劳动力市场战略互动没有协调型市场经济国家突出。所以，霍尔和金格里奇将这些国家归类为混合市场经济（MMEs）。从图6.3中可以看到，这些国家也被列入协调型市场经济国家行列。

　　图6.3 劳资关系和公司治理协调的制度互补

　　资料来源：Hall and Gingerich，2004。

　　在本章“福利国家”部分，我们已经了解到欧洲国家和美国在福利国家组织上的重大差异。霍尔和金格里奇认为，这些差异是次级政治经济体制互补而进一步收紧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个观点在图6.3中得到很好的印证，图中西南方位的国家转移性支出相对较低，可以归类为自由市场经济。

　　霍尔和金格里奇通过7个变量对这种制度互补进行进一步说明。图6.4中，这些变量以方形矩阵方式呈现。劳资关系和公司治理是我们先前讨论分析的一部分。社会保障、产品市场监管和职业培训这些变量的意义不言而喻，而这些变量的测量需要更进一步的参数说明。企业关系指的是一个国家每年合并和收购公司的数量，用人口百分比表示。危急关头，对比单纯的市场力量，只有企业之间的合作才能开发新的技术，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变量企业战略是企业内所采纳的诸多重要方法的综合，涉及参与式工作团队、与其他企业的合作以及和投资者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等。图6.4中将这些变量连接在一起的线上的数值是计算得到的相关系数。这些系数表明资本主义体制下这些变量的相互依赖程度。霍尔和金格里奇认为，结果是令人满意的，这些系数表明“正如资本主义理论所预言的，因为政治经济协调制度不同，企业战略也有系统性的差异”。（Hall and Gingerich，2004，pp.21-22）

　　图6.4 欧美多国政治经济细分领域的制度互补

　　资料来源：Hall and Gingerich，2004。

　　如果资本主义体制存在如此明显的差异，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表现会不会也存在非常明显的差异呢？这个重要问题始终是众多文献讨论的核心。霍尔和索斯凯斯认为，这两种经济模式的表现不分伯仲，但是方式不同。“自由市场经济的制度框架给予公司更大的突破式创新发展空间，而协调型市场经济则更加注重渐进性创新。”（Hall and Soskice，2001，p.41）例如，突破式创新包括生产线的重大转变、新产品开发以及生产工序的创新式变革。霍尔和索斯凯斯尝试通过对比美国（自由市场经济）和德国（协调型市场经济）每一个部门的专利统计验证这种假设是否成立。在美国，大多数活跃部门都申请了专利保护，如生物科技、医疗工程和半导体。相反，德国的专利主要集中在传统部门，如农业机器、发动机和机械。然而，霍尔和索斯凯斯的分析还不足以令人信服，我们很容易对这些应用方法提出反对意见。首先，仅仅是两个国家间的对比。其次，专利统计并不能决定科技发展的本质和规模。

　　霍尔和索斯凯斯采取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方法对上面的问题进行探讨。通过引用1971年至1997年OECD国家的固定样本数据，他们从经济增长方面探讨以下两种假设。

　　假设1：如果劳资关系或公司治理存在更高水平的市场（战略）协调，经济增长比率会随着其他领域的市场（战略）协调水平提高而提高。

　　这个假设通过引入回归方程的相互作用项，解释人均年增长率进行测试。根据要求，我们首先要确定关系条件的控制变量值。劳资关系和企业治理协调指数的相互作用项是呈正相关的，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异，而且统计意义显著。这样的结果更加确定了劳资关系和企业治理协调的互补相关性。

　　假设2：如果市场或战略协调始终保持在较高或较低的水平，那么经济增长更高；如果政治经济协调类型存在较大的差异，那么经济增长更低。

　　假设通过引入一般协调指数和回归方程的方误差解释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和协调的U形关系表明，如果应用后效策略，那么经济增长较高。因此，这两种市场经济模式或多或少影响了经济总体效率。

　　这样的结论和艾肯格林以及其他学者的观点相反。正如本章“进取和追赶”一节提到的，如果要始终站在技术发展前沿，政府必须建立足够完善的制度。总的来说，协调型市场经济国家正处于追赶阶段，随着时间推移，事情总会改变。为进一步证明自己的论断，一些学者也进行了额外的研究检验下列假设。“从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过去20年的长期经济发展并没有改变劳资关系和公司治理制度互补的有效性。”（Hall and Gingerich，2004，p.31）上面所说的过去20年指的是1985年至1997年。值得注意的是，更加近期的统计研究结果不尽如人意。从通用的统计标准看来，制度互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所削弱，甚至变得不重要。这迫使霍尔和金格里奇不得不承认，“这些结果使得大家有理由相信，长期经济改变可能削弱现行制度的有效性，加大体制改变的压力”。（Hall and Gingerich，2004，p.32）

　　有证据表明，最近一段时间的经济压力导致协调型市场经济朝着自由市场经济线性趋同，这和现在大家熟悉的要增强经济创新力量，需要更高水平市场灵活性的观点不谋而合。由于未知的市场力量助长投机行为，相较于协调型市场经济，自由市场经济的金融不稳定性更加明显。显然，过度强调股东价值的行为容易造成只能获得短暂成功，之后甚至有可能导致价值毁灭。而且，自由市场经济的收入分配比协调型市场经济的更加不公平，这就影响了社会凝聚力的发展。简而言之，我们需要考虑不同的因素和发展。我们在第五章长波理论中讨论过类似的问题。因此，制度趋同肯定不会单向发展。本章“福利国家”部分提到过，欧洲国家与美国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意见分歧由来已久，因此，霍尔和金格里奇认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实质经济压力缺少，导致不同类型政治经济资本主义文献差异。”（Hall and Gingerich，2004，p.36）

　　四、评价

　　不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政治角度，欧洲历史和美国历史都有很大的不同。这一章节，我们对经济历史的讨论从1750年的英国工业革命开始。欧洲大陆国家未能立即跟上技术领导者英国的发展，即使它们后来实现工业化，欧洲大陆国家的生产力水平还是不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完全追上英国经济。

　　与此同时，在第三次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上行期间或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技术运用阶段，根据佩蕾丝的观点这个阶段也被称为“激增时期”，美国实现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赶超英国，这可能就是部分学者提出的“后发优势”定律的实例。英国的资本积累随着日益壮大的金融部门而不断增多。英国金融部门坚持投资于海外，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其境内的新兴部门。从一开始，德国的国内储蓄能紧跟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展。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经济就远远落后于美国。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使欧洲与美国的差距拉开了不止一个段位。

　　1950年后情况有所改变。西欧国家开始赶超美国，也就是说，成为技术发展的领导者。20世纪90年代前期，欧洲和美国的劳动生产力齐平，但因为欧洲对每小时产量的投入较少，美国人均产量始终保持在较高位置，而美国的休闲生活态度越来越受到大众的追捧。欧洲的赶超进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得到进一步发展，公司间的协作关系和企业内部雇主和雇员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巩固。

　　正如本章“福利国家”部分所提到的，欧洲大陆和美国的收入再分配和福利国家制度设计仍然有很大的差异。美国的补贴和转移性支出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远远低于西欧国家，这也形成了“美国例外论”这一说。而美国和欧洲的这些差异并不能简单通过中间选民理论解释。相反，以这个定理为基础，美国的再分配应该比欧洲的高。据艾莱辛那和格莱泽的研究，这两个大陆的再分配差异主要由两个因素造成。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政治动荡之后，欧洲工会和社会主义政党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其次，文化多样性、异质性对人们形成共识会产生影响。艾莱辛那和格莱泽认为，美国文化多样性和政治体制是影响美国-欧洲再分配差异的两个主要因素。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两个地区社会支出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是不断提高的。

　　政治气候也对经济制度设计有着更加深远的影响。左翼国家的经济活动协调并不是完全由市场力量主导。战略互动，特别是声誉和承诺，都是市场协调的补充。霍尔和索斯凯斯通过区分不同的资本主义模式对这个观点进一步阐述。

　　自由市场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市场力量的发展，和强调非市场关系的协调型市场经济截然不同。自由市场经济包括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不仅仅包括美国、英国，还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爱尔兰），而协调型市场经济国家包括欧洲大陆国家和冰岛、日本。“两个大陆的故事”在某一程度上有了更广泛的解释，但这只是使得整个故事更加丰富。鉴于关于不同资本主义模式的文献的文本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艾莱辛那和格莱泽讨论过的美国例外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们通过观察量化制度统计学意义的指标，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爱尔兰的制度相关性数值比较接近，图6.2和图6.3也印证了上述结论。难道是因为彰显了盎格鲁-撒克逊特色的英国人，在从英国向其他大陆移民的过程中，把这种特色带到了他们新的目的地吗？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差异。米歇尔·阿尔贝尔为此将这些国家划分为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莱茵模式。这样的分类或多或少和自由市场经济、协调型市场经济的划分类似，但阿尔贝尔的创造性术语已经引起了更多学者的共鸣。

　　值得深究的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会不会趋同。艾肯格林支持欧洲完成赶超进程之后制度需要调整这一假设，据阿西莫格鲁解释，欧洲必须制定创新导向型战略才能确保始终处在技术前沿，在这一过程中，自由市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和创造性破坏都必不可少。创造性破坏强调抛弃不合时宜的经济活动。但这些发展也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欧洲能否在不久的将来缩小与美国的差距？

　　然而，2007—2008年的经济大衰退及其余波，使得欧洲缩小与美国差距的进程举步维艰。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公司在金融危机之前为满足股东的短期意愿过度相机调整企业政策，银行和保险公司最终承担绝大部分的风险，这些政府必须介入才能拯救众多经济行为主体于危难之中。经济衰退后，呼吁采取措施防止金融灾难进一步演变的声音越来越大。然而，各相关经济体在预防金融危机而改善监管的努力是否足够还有待观察。

　　我们之前很多次讨论过制度改变和政治力量的关系，问题在于，经济大衰退能否导致制度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特明（Temin，2010）强调，2007—2008年的经济大衰退和先前的大萧条有很大不同。尽管这样，欧洲的福利国家承受着巨大压力，人口老龄化和多元文化对形成共识的影响，将对再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产生重大影响。金融危机过后，关于福利国家的消极影响讨论愈演愈烈。因此，对于上面提出的问题，答案是肯定的。霍尔和金格里奇认为，欧洲的未来发展模式跟美国的模式越来越类似，但完全趋同并不大可能。 经济增长新动力（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