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乱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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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乱的损失
战场失利算什么?
我们并未失去所有:不可征服的意志,热切的复仇心,不灭的憎恨,以及不投降不屈服的勇气。
——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失乐园》
2013年9月9日
我和雷斯曼(曾经的FBX工程师和战友)一起度过的夜晚通常都会演变成被酒精和狂躁支配的放浪形骸:到最后,你不是进了急诊室或看守所,就是和一整个排的浪荡小妞挤进一辆豪华轿车。
前戏开始于他雅皮士风格的豪华公寓。他住的地方叫派拉蒙,位于市场街南区,和附近的NEMA(他后来搬到了这里)、林孔山一号等公寓大楼组成了一片豪华住宅区。这些大楼在周边的低矮仓库和一些维多利亚式建筑的衬托下分外显眼。创业者的生活就是工作,所以在离办公室只有几步路远的地方居住,或者在离家只需步行的地方办公,是每一位创业公司CEO的奢侈享受。通勤这件事只有小人物们才会做。
亚历克斯·加特瑞尔(Alex Gartrell)和我手挽着手,像小女孩一样在街上欢快地边走边唱一些我现在已经不记得是什么的歌。加特瑞尔是来自中西部的一名大汉,靠着奖学金进了卡耐基–梅隆大学,就读于全美最顶尖的计算机系之一。他是Facebook负责基础架构的工程师,也是这些都市酒会的常客。
你看到了蹦蹦跳跳、大声高歌的两个男人,突然,“噗!”
我的脚发出一声像绳子被突然拉直的声音。我走不了路了。同行的人继续走着,而我单脚跳到一只消防栓旁边,也不管它的尖顶让我的屁股多不舒服,我坐了上去,等着走在人群后面的以色列心理学家来拯救我。
第二天,急诊室医生给出了一个令人伤感的象征我年纪大了的诊断:我的足底筋膜断了。那是连接足弓的软组织,是人体运动的减震器和弹簧。判决结果:卧床休养8个星期。
在我被迫静养了2个星期之后,科技圈出了一条大新闻。Twitter收购了世界上最大和最先进的移动广告交易所MoPub。
我和MoPub是打过交道的。Facebook两年前曾经像对待每一家成功的初创公司一样,带着含糊不清的态度考察过他们。我面试过他们的CEO吉姆·佩恩(Jim Payne),职位是PM。Facebook最后没有收购MoPub,但我对他印象深刻。第一次接触的一年以后,当FBX正火力全开时,我不止一次地敲开MoPub的大门,和吉姆以及他的产品总监赫尔曼·杨(Herman Yang)讨论产品问题。当时我还傻傻地相信,我可以说服Facebook把移动设备的广告位库存也放到FBX来。MoPub懂得如何运作一个交易所,也比世界上任何一个组织都了解移动广告数据和定向广告方面的深奥细节。
Twitter收购MoPub的原因再明显不过了——他们在做我费尽心思努力想让Facebook做的事。把他们的社交网络和实时交易系统结合起来,这基本上就是Twitter版本的FBX。鉴于这次收购令人惊掉下巴的价格(以当时Twitter的股价估计,泄露出来的价格是3.5亿美元),这一决定绝对有大领导们参与。FBX团队和我设想的伟大愿景:安全地开放实时的广告定向数据,以一个方案解决所有的线上身份结合问题,带给广告主前所未有的控制权以及让广告分发和定向更具灵活性,同时还能保证Facebook的长期战略资产(比如用户数据和与广告主的关系)不受影响……有人真的要去做了。
除了抱怨脚伤和在沙发干坐着以外无所事事的我,花了两天时间写下了我对这次收购的思考。要不是因为和雷斯曼这个混乱的猴子之神及他的混混朋友出游让我成了病号,我可能还没有时间去想这件事。
我的文章发表在Medium(一个个新鲜时尚的技术人“意见领导力”平台),并获得了巨大成功。显然,Twitter和MoPub的内部也在传阅。这笔交易的决定性人物,比如亚当·贝恩和吉姆·佩恩,转推了这篇文章。也就是说,他们手下低至初级销售员的所有人,也在四处分享。
看来被我说中了,Twitter想用MoPub的技术搭建进化版的FBX。鉴于收购本身的敏感性以及被联邦贸易委员会进行反垄断调查的可能性,公司高层不能公开就他们交易的原因或接下来的计划发表评论。但是,他们当然可以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一篇外部人士写的极富洞见的评论。他们也这样做了。我花了三天时间在沙发上手忙脚乱地处理社交媒体上的混乱——转推、评论、澄清、新关注——所有这些人类在自己的思想雷达上发现新坐标点时引起的喧闹,其亮斑总是转瞬即逝的。
这个出人意料的开头使我心生一计。我依然保存着进行AdGrok谈判时凯文·韦尔和亚当·贝恩的电子邮件地址。自从我退出AdGrok交易后我们就没有再联系过;我觉得Twitter的人应该都当我已经死了吧。我在Twitter的内线告诉我,迪克·科斯托洛(Dick Costolo,Twitter当时的CEO)在AdGrok交易期间,甚至给全公司发过一封邮件,将我的叛逃解释成我有胆小的性格缺陷。
带着一些惶恐不安,我给亚当和凯文写了一封求和信,恭喜他们的天才交易。最坏的情况是,我被无视。最好的情况是,我得到一次全新的机会。亚当回复了我,提议在Twitter见一面。
所以,在AdGrok闹剧的仅仅两年之后,我来到了Twitter位于第九街和市场街的新办公室。不断壮大的Twitter,其员工数已经超过了它位于福尔瑟姆街的办公室的容量。和旧金山市总是精神分裂和无能的市政府吵了一段时间以后,Twitter还是决定留在旧金山市界内,尽管市政府像万圣节“不给糖就捣蛋”一样地把员工的股票期权当作普通收入征税的威胁依然存在。新办公室在旧金山城市风光最不堪入目的地段(田德隆区)的正南方。有Twitter在这儿坐镇,随之而来的雅皮士/嬉皮士服务,比如高端咖啡、精酿啤酒和宽敞的复式公寓必然等不及要服务Twitter及其员工了。当地人已经开始把这个贫民窟戏称为“推德隆区”。有那么多等着IPO的创业公司,旧金山哪里还需要老城改造运动和将就可用的城市规划啊。
我在脖子上挂上名牌,和亚当·贝恩的助手在接待区打了个招呼,然后就被带进了一间会议室。透过会议室的窗户,我偷偷寻找这两个我两年前说过话的男人在哪儿。那一次,我费力讨好他们和他们的公司,他们回报以好感,最后却被我傲慢地拒绝。
这次会面将会很有意思。
我们礼貌地握手。脸上带着笑意,亚当和凯文坐在圆桌的另一边,我背后是会议室的标配白板,他们背后是直达屋顶的落地窗,窗外是工程师的工位。
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解释了Twitter因为收购MoPub可能遇到的所有技术、法律和商业问题。不敢说全都是我的功劳,但当时的我对于怎么把一个实时交易系统嵌入拥有亿级用户的社交网络平台,可以算是世界级的专家。对于这一任务,没有人懂得比我更多——因为我曾是世上唯一在做这件事的团队的领头人。
哦,我可以告诉Twitter该怎么做……只需背诵我最近记忆里的脚本即可。
我跳了起来,站到白板前,开始解释Twitter广告系统和MoPub之间的数据流程。这和Facebook广告系统和FBX之间的数据流动类似。如何跨设备清理重复的用户身份,如何在开放广告定向的同时防止数据泄露,我向他们介绍了我们在Facebook创建和规划的所有复杂事务。白板黑字,清楚记录了Twitter在未来该如何赚钱。代表数据流向的箭头和代表用户的唯一ID,铺满了整面墙大小的白板。在用政治手段操纵博兰和费希尔这种狡猾的马屁精方面,我可能不够优秀,但解释一下怎么搭建广告产品我还是可以的。等我讲完,凯文和亚当一声不吭地坐在桌子另一边,消化这些内容。
为了能有第二次约会,你得露一点肉。如果不知道露多少,就多一点。
在我准备走回前台的时候,我们握了握手。在门口,和以前一样烦人的门卫又收走了我的名牌。
过了几天,凯文发邮件邀请我作为顾问加入Twitter。这一切都要在秘密中进行,不能让外界知道。如果被媒体问起,Twitter将不得不承认我是顾问,不然的话,绝对不要我向外界透露一个字。我要做的就是每两周和他们的PM秘密地开一次会。这些PM会负责整合Twitter和MoPub。虽然我会领工资,但是并没有公司ID和邮箱地址,或者任何其他与Twitter有官方联系的东西。每次,我依然必须作为访客从前门进入,忍受Twitter办公楼低效的前台和门卫所带来的小麻烦。
听起来不错。但是,和以前一样,先给我一个报价再说。
Twitter很快就给了一个数目。这已经不再是两年前那家花一个月才能拿出条款清单的公司了。他们开出的酬劳是每季度1 000股,按当时Twitter上市前的股价40美元一股算,大约相当于年薪16万美元。这一切只需要我偶尔出现在Twitter办公室,谈一谈我对实时广告购买的看法。
突然有一天,你也成了你讨厌的那种人,然后还在想自己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我混进了顾问这个圈子,虽然钱不多,但也是只需出现就能赚到真金白银的人。硅谷有一整个阶层的人都是这样的,他们每天不需要工作,只靠当顾问就能活得很好。这也算是精英主义的一种好处啊。
不过,还有一些小问题要解决。
仅仅几个月前,我还在帮Twitter最大的竞争对手Facebook搭建完全一模一样的东西。我依然受Facebook的保密协议约束,不得向外界透露任何有关我在Facebook工作的信息。
而且,我也是Facebook最大的赢利伙伴Nanigans的顾问和即将上任的产品副总裁。Nanigans公司是向饥渴的Facebook机器运输金子的最大管道之一。他们和Facebook有紧密合作,帮助Facebook广告添加一些新功能,然后通过他们精细的购买工具把这些功能开放给拥有高额预算的金主们使用。就Facebook可能与外界达成的合作关系来说,它和Nanigans的关系可以说是最紧密的了。
如果你感到好奇,这难道不是我在报仇?那你就猜对了。这个复仇计划是把花在Facebook上的开销尽量多地转移到其他渠道上去。可以说这比穆尔蒂的报复心还要强烈。我在Nanigans的任务是领导产品团队搭建一个实时购买工具,用来买入Google和Twitter MoPub上的广告,从而令公司提供的服务更加多样,也不用那么依赖Facebook。理智地说,站到买卖天平的另一边的确是一件令人着迷的事——搭一套买方技术,让它和我自己搭建的卖方技术通信。但是,真正让我心动的是,这件事会把我曾经从Google搬到Facebook的那些钱(通过FBX),又搬回Google去,幸好Nanigans(以及它手上一大批财大气粗的广告主)现在有能力在其他地方买广告了。“我们只会破坏我们取代的东西。”
在如此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下,从Facebook家族跳到Twitter去(同时还通过Nanigans在名义上保持和Facebook的关系)并不是一个轻松的决定。相关利害方,不管是Facebook还是Nanigans,都不会感到高兴。Twitter让我做的事情只差一点就算是破坏保密协议,且不管怎么看都是叛变前雇主。“只差一点”,这就是硅谷运作的方式。
我没怎么谈判就签下了这份工作,并给凯文·韦尔发邮件表达了我对Twitter的期待。他以同样兴奋的态度回应,提议了一个和Twitter广告产品团队见面的时间。
就这样,在无情地拒绝Twitter并加入Facebook的两年以后,我开始违背Facebook的利益为Twitter工作。同时,我也在为Facebook的广告伙伴和最大的一条现金流工作。
这就是所谓的“无状态机”的乐土。 经济增长新动力(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