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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声 人类一规划，上帝就发笑

　　最有把握的希望，往往终于失望。

　　——威廉·莎士比亚，《终成眷属》

　　2016年1月

　　所以最终的结局是怎样的呢？

　　2013年，关于Facebook广告的大辩论无疾而终，或者说，这场辩论只是为将来的长期战略打下了基础，而非对当下的短期战术产生影响。

　　疾风暴雨过后，真正拯救了Facebook季报的金矿，一扫上市后股价阴霾的，不是CA或FBX。另一个代号为“Neko”的产品才是真正的救世主。那是Facebook广告在手忙脚乱的上市准备期间发布的，除CA和FBX以外唯一一个真正创新的产品。和许多其他点子一样，这个产品本身，不过是将两个迥然不同的领域联系起来：Facebook越来越让人沉迷的动态消息和Facebook移动应用（而非桌面网站）上的广告位。是的，用户打开手机看到的信息流广告救了Facebook。

　　搞出这个名堂的PM有一个拗口的名字：菲济·西莫。她是我的两位办公室老婆之一（没错，在公司我信仰摩门教），加入Facebook广告时她只是一位地位低下的产品营销专员。 注释标题 西莫自己也在办公室搞一妻多夫制。众人皆知，她会主动跟Facebook所有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搞好关系，非常公开地花时间与他们社交互动（当然了，还要全都记录在Facebook上）。就像是煤厂用来检测瓦斯的金丝雀，她流动性极强的社交圈子能让你一眼就看出广告部最红的人是谁。 她很快就凭借出色的才干爬上了Facebook的职场阶梯，转岗为PM，开始与广告部以外的人打交道，引起了全公司更多人（包括扎克伯格）的注意。她是西西里意大利人和法国人的混血。后者意味着黑人血统、定制时装和高过酒吧高脚凳的高跟鞋；前者意味着令人生畏的政治手段。从几百年的西西里部族恩怨中训练出来的才干在Facebook的管理文化里找到了用武之地。

　　和许多成功的产品一样，信息流广告的成功来自一波谁也没有料到的海啸式的潮流。至少，谁也没有料到它会来得这么快、这么急。这波浪潮来自移动设备使用量的增长。在2013年的几个月的时间里，移动设备突然成为占据最多Facebook使用时间的平台。这一形势上的变化完全扭转了Facebook的赢利策略，令之前的所有决定都变得无关紧要，或者降为次要的考虑。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很容易看到Facebook为什么能在移动端获得成功。第一大原因：数据。

　　桌面上的浏览器和它的cookie池（那个连数据中介和Facebook这样的第三方也能读取和写入数据的地方）意味着很多人都在窥探着网页浏览器里的数据。全世界的数据中介和运作定向广告的人都知道你在二手车网站上挂了一辆二手车，或者在购票软件里搜索了一部电影。

　　在移动设备上的浏览器通常不接受第三方cookie，也就是说，除了《纽约时报》，没有人能读取或者记录你在NYTimes.com上都看了哪些文章。这和桌面浏览器里的混乱局面大不相同。而且，移动浏览器通常没有对唯一设备ID的访问权限，而我们接下来会看到，这个设备ID才是移动广告世界里真正可靠的用户身份。

　　第二大原因，原生应用作为核心移动体验的巨大胜利。

　　这样想：从数据角度（而不是技术角度）来看，移动应用就像是一家公司给自己开发的专用浏览器，好让你在移动设备上也体验他们的网站。你的手机上可能有好几百个这样的专用浏览器，你用它们来看书、买菜或者享受其他服务。然而，在桌面端，你用Chrome和Safari（或者其他几个有限的浏览器选择）浏览成千上万个网站。你在同一个浏览器cookie池里留下的数据将被千万人取得，并以数不清的方式被转卖掉。在移动应用里，这样的数据沼泽并不存在，所有数据都被隔离在产生数据的应用里。不管你是在《糖果传奇》升到47级，在Redfin房产软件上搜索了房子，还是在亚马逊的移动电商应用上买了什么东西，这些数据都只存在于相关的应用里，绝不会离开。也就是说在移动设备上，至少从数据角度来说，你只需要和一些固定的应用保持直接联系。这里没有数据中间商插足。

　　如果你了解移动数据是怎样存储的话，以下事实其实有点反直觉：每一个移动设备都有一个固定的唯一设备ID，它和你握在手上的物理硬件相关联。 注释标题 “技术洁癖”肯定会讨厌我这个简化的说法，那我就再做一点澄清：严格来讲，这个设备ID（在苹果的世界里叫作IDFA，或者ID for Advertising，即广告对象ID）其实是软件生成的一串数字和字母（例如，“236A005B-700F-4889-B9CE- 999EAB2B605D”）。它和你的手机相关联，同一部手机上的所有应用拿到的都是相同的ID。最开始，这个参数是不可变的。但在2012年，因为日益凸显的隐私问题，规则发生了变化。现在，它由软件生成，这样如果你想的话，就可以重新生成一个ID来终止广告追踪。但就大部分场景下的应用来说，这个ID和印在你手机主板上的序列号没有什么区别。 理论上，营销人员可以卖掉所有数据，并将这些数据和你的设备ID关联，然后在Facebook或者移动广告交易所上利用它们给你推定向广告。

　　因为两个原因，这种事没有发生。第一，苹果这样的公司对于自己的平台有独占的控制权。应用程序都需要经过审核才能进入苹果的应用商店，在审查时，苹果可以限制你对充满魔力的设备ID的使用。 注释标题 提交审核后，苹果会检查应用实际在做什么，调用了哪些方法，包括获取设备的IDFA数。如果你用一种看起来不可接受的方法利用了这个函数，那么你的应用将被驳回，而且通常原因不明（苹果的规定故意模棱两可，这样他们就拥有最大的裁量权）。这种由一位玩家通过任意裁断来统治所有人的做法，是在现代科技里很少见的阻塞点。 总的来说，苹果显示出非常坚定的保护用户的决心（史蒂夫·乔布斯出了名的对广告不感兴趣，甚至可以说带有敌意），随时准备阻挠二级市场买卖定向数据。

　　第二，应用开发者也总是护着自己的数据，不愿意把它们分享出去。他们宁愿自己从中找盈利点，也不愿通过卖掉它们来追求短期收益。毕竟，一旦放出去，竞争对手可能也买得到这些数据。

　　以上关于数据的详细讨论总结起来就是：虽然我对Facebook的数据价值的质疑在桌面端仍然成立，但在移动领域，情况毫无疑问大不一样。在桌面端，当Facebook举着点赞数出现时，一个成熟的大部分人都认可的数据市场已经存在了；而在移动端，定向数据非常稀缺，就算有，质量也不高。就连基本的年龄和性别信息也能让一直在摸着石头过河的移动营销人员高兴得跳起来。在Facebook发布其自IPO以来唯一真正创新的产品（Facebook受众网络）时，市场也确实是如此反应的。

　　受众网络（Audience Network），简称AN。这个产品很容易理解，它不过是由Facebook数据驱动的、跑在Facebook之外的其他应用程序上的Facebook广告。也就是说，它是检验Facebook数据价值的最直接的方式。

　　这些广告活动的表现，不管是从广告主看重的点击率来说，还是从内容平台看重的实际CPM价值来说，都很好。这说明在这个大家都是瞎子的移动数据领域，独眼龙Facebook可以称王。

　　Facebook能在移动端取得成功的第二个宏观原因，再一次反映出桌面世界和移动世界之间巨大的结构性鸿沟：在桌面端，即使是《纽约时报》这样领先的媒体，也很难找到好的盈利点，他们总是在不断尝试各种“付费墙”来挽救他们流失的纸质版订阅用户。因此，高质量的媒体常常需要依靠广告来补贴其在数字时代还未成型的商业模式。对广告主来说，这意味着即使是《名利场》和《纽约时报》这种顶级媒体的广告位，也可以很容易地买到。

　　在移动设备上，领先的移动应用（大多数是游戏公司或者几大移动电商）都很懂怎么从用户那儿赚钱。他们通过信息把关以及苹果应用商店提供的便捷的支付服务把用户变现（例如，“用3.99美元下载完整版游戏”，不喜欢的话就忽略它）。同时，做移动应用的人整体上也更懂如何让用户付费。当转向数字出版的报业人士还在使劲擦手上的油墨，想要搞懂互联网时，业界领先的游戏公司已经在计算他们用户的CAC和LTV， 注释标题 CAC，“customer acquisition cost”，即用户获取成本；LTV，“lifetime value”，即生命周期价值。前者是让用户下载并登录你的应用的营销成本，后者是你在用户使用你的应用期间能从他/她身上赚到的钱。如果LTV对CAC的比例大于1，那么你作为应用开发商就是成功的，因为你赚的钱比你花的钱多（如果忽略掉开发和服务器的成本，并且假设这个“生命周期”不是很长的话）。所有的移动营销人员就算把自己的小孩名字忘了，也不能忘了这两个词。 并且能够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了。结果就是，只有那些垃圾到没有用户肯付费的免费游戏或者二线社交媒体才会把变现任务外包给已有的网络和交易所，靠广告来赚点钱。例如，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世界上最大的移动广告交易所里，你可以购买到的广告资源最多的移动应用是Grindr，这是一个到处都是饥渴的半裸男人的社交软件。你想让你的牙齿美白剂广告出现在那里吗？我想你应该不想。

　　另外，你应该也留意到了，移动平台上的广告要么小而不和谐（比如，那些屏幕底部闪烁的横幅阻碍了你滚动页面），要么大而烦人（比如，占据整个屏幕的插播式广告）。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虽然在桌面上有采用通用格式的高质量媒体可以和Facebook一决高下，但在移动端，Facebook真的没什么竞争对手。非侵入式但有设计感的广告，出现在来自你朋友的有机内容中间，成为Facebook流畅的用户体验的一部分，享受着用户全神贯注的注意力，拥有高到吓人的参与率（在Facebook动态消息中的广告点击率可以轻松达到整数百分比以上），谁会不想要来一份？相比于其他玩家，Facebook在移动端可以说有着先天的优势。

　　以上两个要素，即数据、高质量的广告格式和位置，帮助Facebook牢牢占据了移动广告领头羊的位子。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们很难相信有谁能挑战Facebook的地位。

　　当然了，这些马后炮的分析都是现在说起来容易。在2013年的春天，“开放”和“封闭”大辩论的巅峰之际，自然是没有人能看到这个结果的，虽然当时所有可能的收入增长点都被拿出来激烈地争论过。直到移动浪潮席卷全球之际，也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

　　Facebook于2013年6月发布的第二季度报告里有两个亮点刺激了Facebook股价的飙升。第一，移动端的活跃用户量相比去年同期增长了50%；第二，更重要的是，移动端的收入相比去年几乎翻了一番。这意味着Facebook不仅成功跃进万众期待的移动时代（在这个时代，人类所有活动都将转移到各种设备上来），而且还学会了怎么在其中挣钱，这说明这次跃进不会伤及Facebook的赢利能力。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

　　Facebook正缓慢地将移动端的动态消息开放给广告，把这一块曾经不可染指的宝地拿来公开拍卖。从2013年开始，Facebook逐渐加大了变现的力度，开放了越来越多的广告位。随之而来的是收入的稳定增长，每次季报都超出华尔街的预期，股价也越来越高。

　　广告位就像房地产，Facebook现在就像是西进运动时期刚刚买下路易斯安那州的美国。身强体壮的拓荒者在名义上有组织的政府的控制下，竞相去往夕阳的方向淘金。

　　多位当时的内线告诉我，这个战略有一个令人担忧的地方：出卖动态消息的行为必须得有个限度，到时候Facebook又该怎么办呢？内部甚至专门有人预测这个时刻何时会来。当广告的拓荒者抵达太平洋海岸——这个广告新大陆最西边的尽头时，他们会意识到这次土地和财富暴涨的运动已经结束了。

　　但是，又一次地，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Facebook的营收在移动广告完全渗入普通用户的移动体验之后依然没有停止增长。因为出色的表现，越来越多的广告主想要购买现在已变得相对稀缺的广告位。多亏了广告优化团队在工程上的不断突破，以及信息流广告等产品带来的新数据，Facebook越来越懂如何在移动设备上派送广告。单纯依靠数学上的优化，就能带来营收增长。感受到未来的大趋势之后，Facebook重组了整个广告团队，把更多的重心放到移动端，目标是榨取每一个广告主（不管大小）可以花在移动广告上的每一分钱。这样转眼之间发生的重新定位曾经不止一次救了Facebook的命。Facebook人应该为此感到骄傲。没有多少如此规模的上市公司能成功完成这样重大而突然的转变。

　　即使在Facebook已经迅速成长为一家以移动端为绝对重心的公司，以及这片新大陆上每一个像素的地产都卖给了出价最高的买家以后，Facebook的收入依然在继续增长。这不仅让投资人高兴，也让股价继续升高。但是，在2013年初，谢丽尔的会议室里那些男人之间的撒尿比赛正值高潮的时候，所有这一切都还很不明朗（别管Facebook现在怎么说）。

　　然而，这就是在硅谷收获成功的法则：你实验10个点子，大部分时候这些点子基于随机猜想、一点点关键产品研究以及你的文化所尊崇的某种特别的迷思。其中7个点子都惨烈地失败了，你停止继续在上面投入，迅速把它们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有两个点子表现还不错，原因或多或少和你想的一样，但它们并没有为你带来爆炸性的成功。只有一个点子，因为一些你事先没想到的原因，创造了足以改变一切的巨大成功。健忘的科技媒体只知道按照套路编织虚伪的成功故事，假装那种弹无虚发的完美故事真的存在：产品点子一开始就经过了深思熟虑，后来的技术执行更是完美无瑕且毫无犹疑。本来是瞎了一只眼睛的将死之人被馅饼砸中，在他们笔下，故事就变成了充满自信的预言家施行了一次无人可挡的计谋。世界赐予你一个天才的称号，你也开始表现得像一个天才一样。当下一次用户数或者收入的危机袭来，你重复那个实验，在硅谷的大赌桌上扔下代表你产品的那套骰子。然后有一天，你找不到可以解决危机的办法，庄家拿走了你剩下的筹码，于是你完蛋了。公司倒闭，公司的标志进入博物馆，提醒大家企业的生命也是有限的。然后所有人都开始好奇这样一个公认的天才怎么可能会失败呢，不禁感慨起才华的易逝。

　　Facebook的这样一天也总会到来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已经来了，只是Facebook用钱解决了它。

　　2012年，一个叫作Instagram的照片分享软件让扎克伯格看到了一个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一条指数式上升的用户增长曲线，它让人想起Facebook早期的增长曲线。在经历了一整个周末的谈判之后，Facebook斥资10亿美元，从Twitter CEO杰克·多尔西的手上抢下了这个应用。据报道，杰克已经花了好几个月时间试图打动Instagram的CEO凯文·希斯特罗姆（Kevin Systrom）。

　　2013年，另一个应用也拥有类似的令人害怕的增长曲线。它的用户数甚至比Instagram的还要多。WhatsApp（瓦次艾普），这个在美国没什么知名度的应用在海外市场上却几乎是短信和即时通信的同义词。它靠一个相对来说很小的团队和一个功能非常基本的应用，建立起国际性的通信帝国。其独特的卖点是你的手机号就是你的用户身份。 注释标题 这个半刻意半意外的天才决定有着双重意义。第一，它将安全和用户运营的责任（例如，标记发送垃圾信息的假用户、验证忘记密码的用户的身份）完全外包给了通信公司（例如，AT&T）。建立和维护人到电话号码的映射关系本来就是通信公司的本职工作。第二，这意味着用户增长团队的核心业务——让用户和其他用户建立联系——变得无比简单：从用户的手机上获得所有联系人列表，然后让这个用户自动成为他/她所有联系人的朋友（不用再像Facebook一样，向你塞一些劝你添加失联的老同学为好友的假广告）。据说，之所以抛弃业界通用的自选用户名+密码的方案，是因为WhatsApp的创始人兼CEO简·库姆，总是忘记他的Skype密码，所以想要一个免密码登录的解决方案。 和对待Instagram的方法一样，扎克伯格以个人魅力说服了WhatsApp的创始人兼CEO简·库姆（Jan Koum），以惊人的190亿美元在2014年10月收购了这家公司。 注释标题 一篇感动硅谷的新闻写道，简·库姆在他的乌克兰移民家庭曾经常领取食品券的社会福利办公室门口，签下了这笔上百亿美元交易的文件。这种传奇故事温暖了科技自由主义者（technolibertarian）的内心，擦亮了他们艰苦奋斗的资本主义品牌（几乎是基于硅谷礼数的必要环节），显示出精英领导体制的公正性。 这两个应用——一个是嬉皮士风格，以彩色滤镜和照片分享为卖点；一个功能简单呆板，针对的是对价格敏感且短信价格高昂的市场，代表了经常被那些大公司忽视的全新市场方向。WhatsApp和Instagram都被卖给了Facebook，但总有一天，会有下一个新的应用席卷全球，带来人类通过电波沟通的全新范式。而它的创始人，可能拥有和扎克伯格本人一样的固执和骄傲。这次，Facebook将无法靠金钱摆平一切，它必须给自己找一条出路，一条要危险得多的路。

　　那FBX最后怎么样了呢，我们这出戏里最宝贝的宝贝？

　　在我的Facebook生涯快结束时，FBX的营收才刚刚显示出爆炸式增长的迹象。我离开之后，它继续大跨步前进，到2014年初已经实现约5亿美元的收入——所有这些都是实打实的新收入。 注释标题 这是我的内线泄露给我的数字。根据Facebook广告系统的增长客户预算的流向、动态消息中和FBX相关的帖子的抽样占比等数据建模，你就可以估计出FBX的体量，建模得出的结果与上述数字大致相同。 也就是说，FBX是Facebook历史上增长最快的新营收产品，仅次于价值10亿美元的动态消息大金矿。而且，FBX在开发最活跃的时期也只用了屈指可数的几位员工，而信息流广告组织了一个小部队来创建和维护。

　　除了用（现在）几乎为零的工程成本为Facebook带来堆积如山的收入，FBX这棵摇钱树还是Facebook面向持续壮大的程序化广告世界的一扇窗口。这个开在Facebook围墙上的小口，让广告团队拥有了解读竞争对手并据此开发产品替代它们的能力，就像高盛可以看到所有买卖订单一样。然而，通过有选择地开放跨设备身份匹配和移动设备上的广告位（Facebook广告世界里的珍宝），Facebook诱惑广告主使用其笨重的替代产品，而不是更受大家欢迎的FBX实时交易技术。尽管面临持续不断的敌意，FBX还是坚强地活了下来。至少现在，它的赢利能力和战略意义还很强，足以抵御广告部的博兰和博兹们的辱没。

　　我现在在此做出以下预测，只为将来打某些人的脸：总有一天，Facebook将不得不全心全意地支持这套程序化交易系统，让它处理所有的Facebook广告位。他们现在处于技术史上错误的一边，人类欲望和线上资本主义的实时互动还将继续。

　　连华尔街都看到了这一点。还记得金融危机后的高盛是怎样在斟酌后还是决定拒绝在交易所里进行CDS交易这一金融衍生品市场不可抗拒的变革的吗？2013年，高盛终于和美国洲际交易所合作，允许客户通过美国洲际交易所清算欧洲的CDS交易。美国洲际交易所是一家先锋性的期货交易平台，你可以在上面交易从飞机燃油到橙汁的任何东西。希望有一天，Facebook也能变成像高盛一样创新的领导者。

　　那Facebook最伟大的敌人Google及其无耻的抄袭之作Google Plus以及和“迦太基必须毁灭”相关的东西，又怎样了呢？

　　至2014年4月，Google和Facebook之间的布匿战争正式结束了。

　　扎克伯格没能像罗马对迦太基一样，把Google烧成灰，抢走Google员工的妻儿为奴，在Google前总部的土地里撒盐令其寸草不生……但Google的败北确实被科技圈看作一次声誉扫地的落败。

　　Google Plus的门面担当维克·冈多特拉突然宣布离开公司，这是Google发出的投降信号。在Facebook内部还有人发出了一条题为“叮咚！巫师死了”的欢庆帖文，大家都因为一大威胁的消除长舒了一口气。

　　维克的离开是一个明显的信号：Google已经放弃在社交方面做任何挣扎，接受了被一家他们曾经忽略甚至完全蔑视的公司打败的现实。这一消息后来得到了进一步确认：Google同时宣布，许多Google Plus的产品团队，例如聊天应用Google圈子和图片分享应用Google相册，会被并入Google的移动操作系统安卓的团队。Google给的说法是，Google Plus不是一个“产品”，而是要变成一个“平台”，即一种可以增强多个Google产品用户体验的通用性工具。

　　这就像是说他们的军队并没有撤退，而是以退为进。Facebook所有人都能看穿他们试图保全面子的文字游戏。Google Plus完蛋了，Facebook胜利了。一致对外的马车阵大获全胜。

　　好了，关于这些穿蓝色卫衣的家伙，我们说的已经够多了。Twitter那群人呢？

　　2016年1月，本书即将完成之际，Twitter又发生了一次高层震荡。Twitter的高层震荡就像是某些专制政权的宫廷政变一样频繁。凯文·韦尔和亚历克斯·罗特（我们AdGrok交易一开始的联系人）已经分别升到了负责公司两大引擎——工程部和产品部——的地位。这次，他们双双离开了Twitter，一起走的还有一些其他高级领导。稍微有点出人意料地，韦尔跑去了Instagram这家Facebook的子公司做产品总监。Twitter的用户数此刻已经危险地停滞不前，他却跳槽去了Twitter最明显的竞争对手那里。亚当·贝恩继续留任Twitter的首席运营官。杰西卡，那个点燃整个AdGrok大戏的女人，继续在Twitter负责商务拓展工作，像是囤积番茄罐头一样收购公司和人才。硅谷的无状态机继续自行运转着。

　　那我曾经的AdGrok战友呢？

　　截至2016年3月，他们仍然是Twitter的工程师，早就完全拿到了属于他们的4年期股权。从当时交易的数目来看，要知道他们拿到的可是有更多税收优惠的期权，而且在上市锁定期后，Twitter的股价已经达到了50美元一股，再加上作为绩效优良的员工，他们肯定拿到了更多股权奖励，他们现在应该已经非常富有了。

　　MRM再不用担心还房贷和孩子上学的问题，终于过上了他在科技圈前20年的打拼没能带给他的舒适生活。

　　至于阿吉里斯，只要他愿意，他可以回雅典实现他开黑胶唱片店兼咖啡馆的梦想，甚至更多。西姆拉和他很快有了小孩，他们在旧金山和雅典都买了公寓，过着旧金山科技人士常见的特权生活。

　　我们依然会偶尔聊聊天。我和阿吉里斯聊得比和MRM多，但你也读了前文，这应该不算奇怪。他们最终原谅了我给那笔交易带来的麻烦。毕竟，他们依然从中受益颇丰。

　　那我自己呢？

　　相比之下，我几乎一无所有。

　　别忘了，Facebook给我的是限制性股票，我需要按照普通收入来缴税。

　　还有，和Twitter不一样，Facebook上市之后，虽然估价一开始达到38美元一股的高价，但接下来一年都在30美元一股左右徘徊，偶尔甚至跌到18美元一股的低谷。这次上市对担心股票被稀释的员工和内部人士来说是好事，但对于等待套现走人、远离硅谷这个大赌场的人（比如我），就不那么友好了。因为有锁定期的限制，内部人士在上市后的好几个月内都不能卖掉他们的股票。当我终于可以卖的时候，Facebook的股价是20美元一股。但是，我需要以38美元一股的股价按最高边际税率（加州的个人所得税很高）来纳税。如果我以这个更低的价格出售股票，无异于要为一部分我根本没有赚到过的钱缴税。我的悲惨境地简直就是第一次科技泡沫的浓缩版：在股价高涨时缴了税，然后不得不在股价低迷时出售股票。

　　我从Facebook的股票里几乎看不到我用AdGrok换来的期望价值。所有那三年的挣扎和数不清的每天工作16小时的日子，不管是为了AdGrok还是为了Facebook（你根本无法想象我有多讨厌那段时光），换来的几乎是一场空。你瞧，我的队友们和我在财务上可真是有非常不一样的未来。

　　这里面有一些是因为我已详述的科技业薪酬体系的变幻莫测，以及上市公司股价正常的起伏波动。但其中主要原因，还是我在两年内被Facebook这台机器嚼了个一干二净，而我的队友们在风光旖旎的Twitter嬉皮士农场——这个我当初费尽心思千辛万苦才逃离的农场，欢跳着享受了4年。我这一切努力换来的却是一群不懂知恩图报的人在我给他们造了一台印钞机之后的无情拒绝。是谁说人世间没有报应这回事的？

　　说到不公平的报应，命运很快又跟我开了个玩笑，没有这次事件，你也不会看到这本书。2014年夏天，我的母亲突然被检查出肝癌。我眼看着她一开始很缓慢地，然后很突然地死去。来自坟墓的一阵微风吹醒了我一些年轻时的梦想。它们本已在我的脑海里被束之高阁，现在被拭去了灰尘，又重新焕发出原有的光彩。我终止了所有工作，卖掉所有东西，专心于两件费心费力的事：一是你手中捧着的这本书。书的底稿来自相应事件发生时的记录，但把它们整理成一本书，花费了我一整年的反复书写和编辑；二是驾驶一艘小船独自环游世界。这是一个我小时候的梦想。那时的我，白天在迈阿密的比斯开湾驾驶我的“乐观号”小帆船，晚上阅读罗宾·李·格雷厄姆（Robin Lee Graham）的冒险故事。格雷厄姆是一位美国海员，他在1970年用一艘狭小的24英尺的帆船“鸽子号”完成了一次单人环球航行，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完成这一壮举的人。

　　为了完成这个梦想，在我终于存够了最低限额的钱时，我曾经购买过两艘以这次远行为目的的船。而这两艘船都在这本书记录的事件发生期间，被我忽视，烂在了船坞里。第一次是在AdGrok时期，第二次是在Facebook期间。这两艘船都被我卖了，不仅是为了挽回损失，更是为了掩盖我因为疏于维护它们和放弃个人抱负而产生的羞愧感。

　　母亲去世后不久，我买下一艘结实的约40英尺长的独桅帆船。这艘船没有重蹈其前任们的覆辙。我把它当成亲生女儿一样，将其命名为阿亚拉——第一位进入旧金山湾的欧洲人的名字。在201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不是趴在电脑前进行马拉松式的写作，就是在阿亚拉的甲板上，安装或者修理一个又一个昂贵的航海装备。引用以色列国父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的话来说：“如果你想完成它，那它就不是梦想；如果你不想完成它，那它将一直是梦想。”把梦想变成现实是身为创业者或PM的使命。这一次，我终于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而不是纯粹为了完成工作或者获得财富而努力。

　　所以，我在这个命运的舞台上向诸君鞠躬致谢。就让我消失在太平洋翻腾的海浪里，永远不要再回来。很快，我们将只剩下这一个远离社交网络战争的避难所。

　　于华盛顿州，虎鲸岛 经济增长新动力（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