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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论

　　从经典到当代的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当中，有一个问题为很多学者所思考，那就是如何将资本主义和民主结合起来。

　　——托本·艾弗森（Torben Iversen，2006）

　　主要问题

　　艾弗森的问题在本书居于核心地位。他对民主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摩擦做出了如下解释：资本主义在收入和财富分配上产生极为不平等的结果，而民主制度按照一人一票的原则，以平均主义划分政治权力。多数人可能会投票支持重新分配收入或财富，使其从富人流向穷人。然而富人会通过质疑多数人的政治权力，或者削弱多数人的经济力量等方式进行阻止。这个对抗过程的结果非常严重，甚至可能影响资本主义体系的生命力。

　　针对上述解释，我们还需要注意另一个问题。艾弗森诉诸政治经济学，而经济学（正如该学科通常称谓的）并不关注收入与财富的分配。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将重点放在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上，并将经济主体的偏好纳入考量范围。谁拥有这些生产要素并获取要素收益，在该理论中并不具备相关性。

　　为了解读为何资本主义产生不平等，另一种研究提供商品和服务过程的方法也有所助益。资本主义意味着资本的所有者能够自由组织生产过程，从而尽可能获取最大化的利润。而且，由于资本的竞争迫使资本家革新生产方法或者生产过程，从而暂居垄断地位。他们通过各种机会利用技术可能性以及企业组织的规模经济，使这个过程不断得以强化。并不是每一次创造利润的努力都可以获得成功，而且现存的经济模式可能被新的经济模式超越。上述情形被视为“创造性破坏”行为。在持续积累资本的过程中总会有赢家和输家。后者则通常会尝试改变命运，那么问题随之而来：他们会采取何种方式变革发展的进程。

　　正如上文所言，通过政治体系重新分配收入是可能的。然而，该问题应放在更加广泛的视野下来解读。资本毫无止境的积累会受到一系列规则的约束，这些博弈的规则由法律、惯例和信念组成。这些对经济活动的制约规则通常被视为经济制度。制度经济学分析这些博弈的规则制约资本积累、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方式。在长期的静默之后，制度经济学重获其曾经享有的主流地位。然而，这种方法并不足以解决问题。制度作为人为的产物，其形成的进程必须予以探讨。该任务使我们重回政治经济学的关注范围。

　　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经验之一，即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相互影响。经济制度和收入的再分配是依据政治权力的分配而决定的。政治权力依靠现有的政治制度，如宪法和议会投票规则，以及拥有大量财富的经济主体在政治权力中的投资。如果经济制度能够以有利于投资者的方式变革，那么这种投资或许就是有利可图的。投资政治权力可采取形态各异的方式，历史上就有地主从劳工手里购买选票的例子。在当代，资本家可能资金上支持不同政党，例如通过投资其青睐的项目或者资助对政治家和公务人员的游说活动。此外，资本家可能会投资有利可图的公共传媒渠道，同时他们对以自己喜好的方式来影响公众舆论也有着重要作用。而且，加入经济或者政治精英群体很可能回报颇丰。发展在商界与政界的高层职位人士聘用中的制度安排是实现这种合作的一种方式。

　　需要说明的是，并非所有的经济制度在短期之内都能得以调整。这里有特定程度的路径依赖，意指不同国家的经济制度差异在某种程度上是各国以往决策的结果。因而，历史性制约条件必须在政治经济学中纳入考量。在这种关联中，有必要明确资本主义体系仍然处于初期阶段，它伴随着1750年以后在英国发生的工业革命而产生。在此之前，经济活动都内嵌于社会关系当中。卡尔·波兰尼（Polanyi，1944）将把社会划分为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情形称为“大转型”，为自我调节的市场机制奠定了基础。相对于如今更为通行的“资本主义”这一术语，波兰尼更倾向于后者。

　　通过保障商人和企业家的财产权利而非依赖充分发展的民主机制，工业革命才得以发生，这是一个重要的见解，资本主义与西方民主政治体制是否必须共存，并不像最近的一些发展案例所表明的那样是必要性问题。经济在没有西方民主政治体制支持的前提下高速发展，也是有可能的。财产权利的保障在任何情形下都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达尔文式竞争的资本主义积累为西方世界带来了高水准的福利。与此同时，一种不受控制的资本主义形式则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这不仅事关金融不稳定性，而且还有更深刻的原因。资本持续积累背后的力量强大到足以侵蚀社会的道德基础。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产生的影响不仅仅是淘汰了夕阳产业。市场机制需要一些监管形式，这也是波兰尼（Polanyi，1944）所称的“双重运动”的一部分。一方面，为了市场机制的繁荣，资本家和企业家需要有试错与变革的自由；另一方面，由于持续资本积累的危害性，社会必须进行自我保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如何解决这种内在的紧张关系必须通过研究经济史来诠释。然而，我们在这一点上遇到了方法论的问题。正如约瑟夫·熊彼特（Schumpeter，1942）强调的那样，纯粹进行事实描述而不适用严格的经济理论的成果是不够的。按照熊彼特的观点，还要必须确定“经济理论如何转换为历史分析，以及历史分析如何转换为合理叙事”。由于没有可以遵循的规则，这项任务并不简单。

　　根据卡尔·冈纳·佩尔松（Karl Gunnar Persson，2010）的观点，经济史通过研究市场、财产权利和经济主体的激励机制，探究制度的效率问题。对效率考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诸多制度体系都是生产方式有效配置的推动力量。然而，正如佩尔松设想的，经济史的概念过于狭窄。拥有政治权力的特殊利益集团可能会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从经济领域的生产部门提取租金。而且，与收入分配相关的社会冲突是构成现实生活的重要部分。不仅如此，制度起源问题需要探讨，其中构成该问题的历史条件也必不可少。为了在此方向有所推进，艾弗森（Iversen，2006）强调了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根本性力量的观点。这项研究被称为“新结构主义”，此研究的成功“依赖于将明确的历史性制约与严谨的理论化建构谨慎结合起来”。（Iversen，2006，p.618）

　　基于上述观点，我们进一步导入了辩证法。本书第一部分将从历史视角探讨对理解资本主义发展的相关经济理论；在第二部分，我们的研究重点在于从理论视角分析历史发展。第一部分的结论被用来解释目标历史事件。每个部分包含四章。从两方面解读如何整合资本主义与民主制度这一重要问题：第一，我们将在资本主义主导国家的语境下分析波兰尼提出的双重运动。这里的主导是以技术术语来界定的，主导国家能够开拓技术前沿，在此意义上代表资本主义最为先进的范式。第二，我们将探索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引入资本主义的效果。工业革命始于英国，而其他欧洲国家也在适当的背景下紧随其后，世界其他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则经历了更长的等待。当然，这也意味着它们可以效仿和借鉴领先国家的技术与制度。赶超过程是会导致统一的全球化模式，还是会带来各种经济与政治体制下不同国家的多元化资本主义模式，这是值得深入考察的重要议题。

　　章节概述

　　为了阐明本书的结构，这里对本书的各个章节进行简要概述。第一部分着重考察了若干经济理论。第一章讨论了资本主义的起源。波兰尼概念体系中的术语“大转型”的提出，这代表了与政治统治者保持了距离，并自我调节的市场机制的开端。就像阿夫纳·格雷夫强调的，为消除财产被征收的可能性，就必须确立具有强制约束力的制度。此外，还需要合同履行制度来规范生产和贸易行为。合同履行制度或者由私人自行设定，或者在政府强制实施特定规则时，赋予该制度以公共属性。上述两种制度的恰当组合能够推进市场机制的繁荣。然而这并非事情的终结，自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都建立在技术变革与创造性破坏的基础之上。那么，事态可能会超出预期。投机、不平等和排外等现象可能会摧毁市场机制的稳定性，从而要求确立额外的调控措施。这暗示着双重运动存在波兰尼的观点当中，表明了经济学的理论建构特征。财产权利和企业自由对于培养创新和推进经济增长是必要的。但是，过度的自由会导致越轨行为，从而亟待合理规则的协调。

　　第一章的讨论明确了经济活动和政治决策具有内在关联性。为了阐明这种共生关系的意义，我们必须转向政治经济学领域。正像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2005）洞悉的那样，“经济对政治的影响不亚于政治对经济的影响，这一见解居于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第二章致力于对该领域的概述。从总体上定位了社会生产方式的分配进程之后，我们开始讨论政治经济学的形式模型。在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2009）的研究中，生产要素的配置以及随后的收入分配取决于政治体制。主导经济运行的精英人士将通过对经济生产活动征税来收取租金。在弗朗索瓦·布吉尼翁（François Bourguignon）和蒂埃里·维迪尔（Thierry Verdier，2010）的解读中，相对于纯粹的政治精英来说，商界精英甚至会收取更多的租金。商界精英也可能会在国家能力建构和提升等方面投资，从而提升租金收取当中的收益。在可能的失去权力的情形下，精英会采取措施避免政治权力向工人转移。当精英与工人之间的政治权力以随机模式发生转换时，分析过程会变得更加复杂。在达龙·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Robinson，2008）的模型中，随机性政权更迭在有工人剥削现象的寡头政治体制，以及工人根据边际产量获取薪金的民主制度之间发生。这种更迭在特定程度上类似波兰尼总结出的双重运动。然而，以资本积累和技术变革形式呈现的资本主义的动态力量，并未纳入研究视域。为填补空缺，我们会讨论美国经济史。通过呈现资本积累不受制约的财阀威权时期与存在更多市场调控的民主时期之间的交替过程，双重运动的关联性得以阐明。总而言之，模型化与描述性这两种方法，可以说都以其各自的方式诠释了政治经济学中的关键议题。

　　技术变革是资本主义体制下资本积累和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在第三章中，我们将考察分析上述现象的不同方法。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技术变革被视为外生要素。在新近的文献中，技术变革则被诸如做中学和研发投入等要素所诠释。然而，在多数模式当中，技术变革呈现为平稳的过程，因而伴随关键变量保持恒定增长率的平衡增长路径能够被获取。骤然将通用目的技术纳入考量时，这种可靠的图景会发生剧烈变化。一项通用目的技术就是一项技术创新，其形式表现为生产创新、产品创新或者激发强大潜能的组织突破，引发诸多其他技术应用以及向其他部门技术外溢。像埃尔赫南·赫尔普曼和曼纽尔·特杰腾伯格（Elhanan Helpman and Manuel Trajtenberg,1998）的模型所呈现的，一项通用目的技术的引入可能会导致暂时的增长放缓，因为需要建构新的生产活动的集合。在该模型中引入新的通用目的技术要求生产相关的投入要素，而这也需要时间。然而，该项技术的出现会导致日常生活中许多方面的变化，例如资本积累、教育事业、基础设施和公司治理等。此外，引入通用目的技术要随着时间的推进遵循特定模式，而通过逻辑曲线的方式可以阐释这个过程。通用目的技术之间也可能重叠或者相互强化。简言之，为了理解通用目的技术的完整意义，一种描述性分析，或者在理查德·利普西、肯尼思·卡劳以及克利福德·贝克尔（Richard Lipsey，Kenneth Carlaw and Clifford Bekar，2005）的术语体系中值得赞赏的理论化分析，再次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对于落后经济来说，技术变革在很大程度上受赶超领先国家的进程所主宰。正如第四章将讨论的，赶超意味着人均GDP的增长率超过技术领先国家。随着该过程的推进，后发经济的增长率会逐步回落到领先国家所达到的水准。尽管如此，如果最初落后经济国家未能适时满足适应性要求，这种趋同性依据人均GDP水平可能仍然是不完备的。这种情况在达龙·阿西莫格鲁、菲利普·阿吉翁以及法布里奇奥·奇李博迪（Daron Acemoglu，Philippe Aghion and Fabrizio Zilibotti，2006）所建构的模型中得到了阐明。为了实现完善的经济趋同状态，依然后进国家必须及时从以投资为基础的策略转为以创新为基础的策略。前者建立在长期关系和大规模投资项目的基础之上；而对于后者来说，选择具备创新能力的经理人则构成经济活动的核心。转向以创新为基础的策略的决定由强调利润最大化的资本家做出，而制度也在背后发挥着制约作用。

　　政府可能通过补贴或者限制竞争的方式，使以投资为基础的策略更具吸引力。更少的竞争意味着更高的利润和缺乏主动调整策略的理由。后进经济体须应对的问题，要远比宏观经济手段所表现的更加庞杂。产业结构和生产要素的流动性的转型，都必须得以展开。政府可能再次因为促进上述转型的需要而扮演重要角色。然而，这里还要强调一旦制度在失效时，就需要不断调整。上述举措的落实依赖于政治团体以及相关组织拥有的政治权力。

　　在第二部分，资本主义世界的历史发展构成首要议题。第五章考察了约50年长波效应的存在、意义和影响，其“存在”问题仍有很大争议。如果想要说明长波效应是构成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因素，这里有两种研究方法。最直接的方法是将统计技术应用于宏观经济数据的时间序列当中，从而鉴别出循环模式。而此方法最近的一个例子是由安德烈·科罗塔耶夫以及谢尔盖·泽瑞（Andrey Korotayev and Sergey Tsirel，2010）所做的研究，他们采用频谱分析技术，将世界产量增长率的时间序列分解为不同幅度和长度的周期。他们发现从1820年到2007年，可以辨别出五个长波或者他们所称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然而，直接方法对于导致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因素的探索并无助益，而且，通过使用世界产量的增长率来验证长波效应存在的假设，显得非常牵强。辨识长波的间接方法克服了上述不足，其根本理念是技术变革导致了长波效应。这就意味着为了发现长波效应的证据，就必须关注技术领先国家的发展；同时也意味着追溯塑造前沿经济史的技术特征非常重要。克里斯·弗里曼和弗朗西斯科·卢桑（Chris Freeman and Francisco Louçã，2001）运用技术创新集群、渠道分支、核心投入、基础设施和组织变更等概念来辨识长波效应。他们还区分出五种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卡萝塔·佩蕾丝（Carlota Perez，2002）得出了相似结论，而其观点的不同之处在于对周期起止的时间节点划分上与其他学者的观点不同，而且强调长波是引入具备第三章所探讨特点的通用目的技术所导致。

　　在另一种方法中，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1964）的金融不稳定假说诠释了长波效应的存在。依据该理论，企业和银行会在经济繁荣时期处于极度乐观的立场。由此招致的大量债务会产生资本泡沫，后者则会在现实经济呈现萧条征兆时爆发。理想的做法是技术革新与金融不稳定假说应当结合起来。然而，截至目前仍没有什么令人满意的有效举措，但佩蕾丝却基于通用目的技术的出现，尝试将金融发展纳入研究。就此而言，虽然长波效应的存在尚无定论，但不同的理论和经验观察揭示出资本主义体制以长期的不稳定形式为特征。这一点基于第二章所得出的结论，已经被资本主义的周期性规律所确认和证实。现实经济的周期循环模式也可以在政治领域有所反映，因而构成了波兰尼意义上的“双重运动”。

　　第六章对欧洲和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进行了比较。20世纪初前后，技术领先地位从英国移至美国。在佩蕾丝所提到的第三次经济飙升时期（1875—1928年），英国并未投资像电力、钢铁和化学等新的工业部门，而其他欧洲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开展得更晚。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欧洲国家在生产效率（每小时产量）上与美国拉开差距，而对技术领先国家的赶超从1950年以后才开始。同时，随着欧洲多国的工会和社会党派获得政治影响，欧洲的政治权力开始倾向于左派。根据阿尔伯特·艾莱辛那和爱德华·格莱泽（Alberto Alesina and Edward Glaeser，2004）的观点，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动荡局面所带来的后果。因此欧洲出现了以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险的形式，实施财富在不同收入人群之间再分配的福利国家。关于欧洲不同国家在再分配领域的差异说明资本主义的运作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然而，就“资本主义多元化”主题展开的讨论，主要还是处理经济活动合作化的差异问题。

　　彼得·霍尔和戴维·索斯凯斯（Peter Hall and David Soskice，2001）通过区分自由市场经济和协调型市场经济奠定了理论基调。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公司治理和劳动关系领域的合作建立在竞争性市场模式基础上；在协调型市场经济中，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不完全契约、网络监控与协作关系的基础上。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由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组成。与之相反，协调型市场经济的国家则由西欧大陆国家和日本组成。经济学著作中有大量关于这个基本问题的讨论，即欧洲大陆模式（也被称为莱茵模式）是否在宏观经济语境下比在不受制约的市场经济语境下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表现更差。经验研究并没有得出确定的结论，然而，上述讨论与第四章中关于从以投资策略为基础转向以创新策略为基础（而经济趋同也在同时发生）的问题同样重要。因而，其核心议题是，一旦创新成为经济扩张的主要力量，资本主义经济是否应当严格地按照自由市场经济的结构进行规划。

　　第七章分析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赶超。在以大样本分析研究20世纪后半叶不同国家的赶超进程时，充分考量了需要纳入各项的条件并未在宏观经济水平上看到无条件趋同。巴里·博斯沃思和苏珊·柯林斯（Barry Bosworth and Susan Collins，2003）提供了一项最新的信息，指出经济趋同最终依赖于单个国家最初的经济发展状况。与之相反，玛格利特·麦克米伦和丹尼·罗德里克（Margaret McMillan and Dani Rodrik，2011）则指出无条件趋同也会出现于生产部门。麦克米伦和罗德里克将分析限制在近期密集的全球化进程，即从1990年到2007年，并采用了仅含38个国家的样本范例。因为生产部门显示出相对较大规模的生产率提升，经济发展就主要由这些部门的扩展而带动。如果劳动力从高生产率的部门转向低生产率的部门，那么整体的经济增长就会受到打击。麦克米伦和罗德里克认为拉丁美洲与非洲的例子就印证了这个结论，而亚洲则基于结构转型提升了经济增长率。通过相应国家遵循的政策，就能够解释上述不同。比如，有些政府希望使其最具活力的部门在世界市场获得竞争力，而通过寻求有效方式以达到上述目的。与之相反，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实际汇率高估造成传统行业利润缩减，而在世界市场上，传统行业的利润空间本身就非常有限。

　　赶超过程伴随着自我约束，经济增长率也会逐步下跌。巴里·艾肯格林、朴东炫和申宽浩（Barry Eichengreen，Donghyun Park and Kwanho Shin，2011）基于大量不同国家的样本，预估大幅经济增长的概率下降。这种概率下降依赖于人均GDP以及若干其他变量，例如贸易开放、支出结构和下跌前的增长率。将此结论应用于中国，可以发现中国未来面临经济增长下降的可能性为73%。而这种判断并不符合其他经验研究结论，后者认定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经济会保持高增长率。发展中国家是否会开始或者继续赶超领先国家，这一问题非常重要，原因主要在于其对全球范围内权力平衡与国家合作所产生的影响力。

　　第八章探讨了国际合作的模式以及民主的意义。在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2011a）看来，各个相关国家要在三种可替代方案中做出抉择。全面自由市场意义上的全球化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得以实现。第一，相关国家可以就某些事务与相关组织展开合作。第二，全球化可以与民主发展受到制约的民族国家相结合。第三种可替代方案，就是杜绝罗德里克所称的超全球化来挽救民主。在第三种情形下，特定国家遵循“薄弱”或者“完整”的全球化路径，意味着各个国家强调维护其自主的社会安排、规则与制度的权利。那么国际经济布局的目的就是确立相应规则，来协调不同国家制度的冲突与重叠。最大的问题当然就是，相关国家是否拥有该选项或者它们是否接受国际竞争压力下的超全球化，其中的各类相关要素由围绕欧洲经济一体化问题而得到部分诠释。在这方面，欧洲货币联盟的执行力会激发我们的兴趣。没有政治统一的货币联盟或货币区域将不可避免地面临很多麻烦，尤其是当欧洲货币联盟核心国家以及周边国家面对多样化价格水平的时候。由于周边国家过高的价格水平，真正的问题就体现为竞争力的缺乏。这意味着债务危机在实质上就是GIIPS国家（希腊、意大利、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收支平衡危机。汉斯-维尔纳·辛恩（Hans-Werner Sinn，2011）提议在这些国家采取相应措施来恢复其市场自治并提供临时性帮助。然而，真正能够有效拯救欧元的举措，可能正是欧盟协助其成员履行部分角色，例如，对所有欧盟成员实施财政硬约束等。在特定程度上，在欧盟语境下已经出现了上述举措。实际上，就像查尔斯·萨贝尔与乔纳森·泽特林（Charles Sabel and Jonathan Zeitlin，2007）提出的，欧盟已经处于“试验式治理模式”的新阶段。就此来说，欧洲可以被视为探索国际合作新形式的先行者。 经济增长新动力（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