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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献给米歇尔，纪念那些某种方式、某时和某地

　　前言

　　本书可以说是我终生学习的成果。我从17岁决定并开始学习经济学到如今已有60年之久，但我仍然着迷于该学科领域中的新发展与新成果。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古典经济学派主宰了整个学术界。起源于此的经济增长理论，对真实世界做了相当乐观的描绘，从中看来只要有足够的储蓄就能够确保实现充分福利。后来，不得不对这一幅图景进行完善。通过深入观察发现，技术发展并不像新古典学派的增长理论所预设的那样不证自明。基于科技进步内在地决定经济条件的假设，将会出现一系列全新的研究成果。

　　在我职业生涯的初期，我主要的研究兴趣是经济增长理论。正如在诸多作品中呈现的那样，其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已被重印，即斯雅克·斯马尔德斯（Sjak Smulders）编著的《历史视野下的经济增长理论：西奥·范德克伦德特精选集》。虽然偏离主题，但我还是要提及我于1961年完成的第一部学术作品（不像我大多数研究那样）所关注的一种局部寡头垄断的分析。本书第七章将以该文阐明我们的观点经得起考验，而非激发读者的好奇心。

　　回到经济增长过程本身，我可以判定，以新古典主义认同的模式来介绍内生性技术变更，并不是故事的终结。经验研究揭示出技术发展毫无规律可寻。以通用目的技术（GPT）的形式导入复杂系统，可能会引起长波效应，后者会带来影响广泛的社会后果。新的财富得以创造，这是新技术引发的创造性破坏性力量也可能与其他领域的贫穷并存。

　　上述观点激发了人们对资本主义更加深入的探究。卡尔·马克思以及后期的约瑟夫·熊彼特都强调资本的积累会产生严重后果。尽管我知道这两位经济学家所做的分析存在的缺陷，但这些思想仍然能够激发我的研究兴趣。马克思与熊彼特都预言资本主义体系终将崩塌，但现实情形却与他们的设想有较大偏差。在经历了多次危机之后，资本主义总是基于情境要求，通过改变游戏规则以各种方式幸存了下来。与其同时代的人相比，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1944）对资本主义的实质认识最深刻。然而，新古典主义时代正好赶上了长波理论中所谓的经济上行周期，并不关注分析资本主义体系。甚至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2004）在其最新出版的著作中也提及，“资本主义”这一术语的使用频率现在越来越少了。

　　20世纪90年代见证了由诺贝尔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1990）等人发起的制度经济学的复苏。制度经济学阐明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缺憾，进而为重新评估资本主义建构了平台。在我以荷兰语出版的Vormen van Kapitalisme一书中，重点研究了不同历史情境下制度的相关性。然而，这一路径并不完善。制度作为人为的产物，往往取决于社会中政治力量的分配。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回到马克思的研究，但关于阶级斗争的观念必须被更为广泛的其他意见所替代。在西方民主社会，公民拥有平等的权利，但这并不代表每个人对于政治领域都能产生同等的影响。经济收入和经济实力可被用来获取政治权力。因此，历史上各种经济精英都面对公民群体，而公民群体必须解决集体行动的问题。由此形成的权力制衡状态非常依赖经济环境。在经济深度衰退或者大萧条时期，大多数人通常倾向于强化调控力度。相反，如果大范围调控阻碍了创新发展，人们对经济自由的呼声可能更为响亮。

　　当代政治经济学中，一些有趣的数学模型得以建构来阐明经济学对政治的影响力，然而尚未形成标准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该理论并未达到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分析的标准。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各种研究成果都建立在统一的基础之上。尽管如此，政治经济学以及制度经济学的根本理念都在本书写作中给我带来启发。同时我也相信这些理念对于理解近期的经济危机会有所助益。

　　对于资本主义的综合分析应当将焦点放在不同国家，这也会激发对诸多问题的思考。经济落后的原因是什么？不同国家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够处于赶超领先的经济体或者实现跳跃式发展的阶段？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再次诉诸制度经济学。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中国家的赶超也会对全球政治力量的分配产生重要的影响。这可能意味着世界应对经济危机的方式，以及稀缺资源（包括气候变化）的分配将不再被赋予典型的西方属性。因此探究不同的资本主义类型是否具备可行性问题也是有必要的。正如对用米歇尔·阿尔贝尔（Michel Albert，1991）提出的通行术语来讨论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莱茵模式之间的相关性那样，这并非是一个新议题。在这方面，我们的分析是以Vormen van Kapitalisme一书的讨论结果为基础的。这种多元化从长远看来是否可行还有待研究，但该问题仍然是具备开放性的。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受益于同在蒂尔堡大学工作的多位同事所提出的批判性和建设性的评价意见。亨克·范盖默特（Henk van Gemert）、艾德·范德格威尔（Ad van de Gevel）、托恩·范斯海克（Ton van Schaik）、斯雅克·斯马尔德斯和马丁·范图埃尔（Martin van Tuijl）阅读了本书初稿的所有或者多数章节。我对他们就如何改进书稿所提出的极具价值且深刻见解的问题与建议，表示深深的感谢。本书最初计划以荷兰语写成，因为这样我就能够确保借助一门语言充分呈现我所能阐述的内容。这最初的方案的确可以方便我利用母语创作的优势，但经过讨论，为了使本书能够面对更广的受众，显然变更语言更为可取。特别感谢马丁·范图埃尔和斯雅克·斯马尔德斯在将本书译为英文的同时使其保持了原书的原貌。通过对比文本回顾可以看出，英文版本是更好的，这是因为翻译的过程也使我有机会在经济学著述中更有效地表达观点和更好地措辞。当然，对本书仍未改正的错误和不足之处，都由我本人负责。

　　数字革命在我人生中出现得并不算早，因而在文字处理和图形建构上获得他人的帮助尤为必要。柯丽娜·马斯（Corina Maas）、艾拉·米诺兹（Ella Muñoz）、米利亚姆·施尔米（Mirjam Schermij）竭诚地帮助我进行文本处理，他们具备专业实力并做出很大贡献。如果没有他们的不懈努力，本书就不能得以出版。同时，我也非常感激蒂尔堡大学经济学系为我展开研究提供的必要设施。

　　后期出版事宜进展是否顺利非常关键。蒂尔堡大学的斯雅克·斯马尔德斯，以及马修·皮特曼（Matlhew Pitman）与伊丽莎白·克莱克（Elizabeth Clack），爱德华·埃尔加出版社的编辑帮助我度过了这个紧张忙碌的阶段。对此我深表谢意。

　　语言无法表达我对妻子的感恩，她在本可享受安逸的时光里全力支持我的写作。我也将本书献给我的大儿子，如今他比任何人都值得受到更多的呵护。 经济增长新动力（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