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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会@Twitter

　　着迷和沉沦这两个元素的结合，对我们当前讨论的爱来说至关重要。它们的结合并不是简单的共存；它们不是被人为地摆在一起，一个挨着另一个，而是一个从另一个而来，然后又反过来哺育那一个的关系。那是因为着迷而沉沦的爱。

　　——何塞·加塞特（Jose Gasset），《关于爱》

　　2011年3月17日 星期四

　　永远不要无视可以开出大额支票的人。

　　我的AdGrok博客有一个相对较小但十分忠诚的读者群，其中一位是名叫杰西卡·韦里利（Jessica Verrilli，Twitter账号：@jess）的颇有影响力的Twitter早期员工。杰西卡是这家日趋强大的社交媒体巨擘的公众形象人物之一。她看起来似乎永远和Twitter创始人杰克·多尔西（Jack Dorsey）和埃文·威廉姆斯（Evan Williams）及他们的一帮副手一起，飘在备受瞩目的Twitter名流的天空里。

　　去年11月，在读了我们一篇尤为成功的博客之后，她在Twitter上和我私信聊了几句。这个三月，我们人工制造的围绕产品发布的热度引发了一些回响，这传到了她的耳朵里。她邀请我去Twitter的办公室吃午饭。

　　按我和任何人见面前的习惯，我对杰西卡做了一点背景调查。就算是办公室午餐会这样随意的拜访，我也不会忘了做调查。

　　再来一点关于创业的培训吧：

　　在走进任何会议之前，你都应该已经对对方的一切公开信息都了如指掌；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那就等着失败吧。用爱默生和《真人快打3》游戏启动画面上的话来讲：“没有任何知识不是力量。”这句话在人际交往方面尤为正确。也就是说，你至少要把对方的Facebook、Twitter和LinkedIn都翻个遍。顺便提醒一下，对于你所在行业的所有玩家，你也应该早就做好类似调查。研究一下他们经过美化和包装的履历表背后有什么潜台词：在一家公司待了还不到一年说明他们没有拿到第一年股权，这意味着要么他本人很糟糕，要么这家公司很糟糕，又或者两者都很糟糕。刚好4年之后离职意味着他们是硅谷勤恳工作的老黄牛，每天打卡上班，没有人来换班就绝不离岗。

　　你们有共同的朋友或联系人吗？他们认识的人是你为了职业发展才认识的狐朋狗友，还是你确实很尊敬的人？和马基雅维利时代一样，现在一个人在别人眼中的形象依然和他身边围绕什么样的人息息相关。

　　他们平时去哪儿活动？是去廉价的小餐馆还是高档餐厅？他们是不是长着一副和谋杀恺撒的卡西乌斯一样看起来“清瘦而饥饿的脸”，混迹在昏暗的墨西哥餐厅，或者靠方便面和代餐粉度日？下面这种人是真正危险的那一类：他们活得像是有组织的犯罪集团的枪手，像游击队员，像海上的水手——吃着难吃的食物，住着廉价而脏乱的临时住所，对生活品质毫无要求。这种人的危险之处在于，他们没有什么可以被敌人剥夺的东西。他们是否经常在Benu、Saison和Quince等高档餐厅签到？如果这种人在财务上不独立，那他们就只是无害的工具而已，为了吃到蘑菇酱安康鱼和果皮蒸鲍鱼，他们什么都肯干。

　　他们在不同时期的照片里看起来感觉如何？是否气色红润、健康有型？他们有没有穿着印有公司品牌标志的紧身骑行装在风景优美的35号公路上和同事的合影？他们是否稳定地保持了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比如每周固定两小时健身，星期四晚上总有约会？他们是不是看起来就像曾被一条蓝鲸吞掉，然后花了三天时间在它的消化系统里遨游？

　　完全的投入，和无条件的爱一样，才是值得你重视的类型。那种热爱骑行与约会的人，永远不会为公司或理想付出一切。他们不过是一帮安于现状的布尔乔亚而已，即使他们头顶着类似于“破坏性创新者”这样的头衔。他们要么以乏善可陈的博客文章闻名，要么靠写出一书架充满商学院废话的书闻名。那些看起来无家可归的人，反而才是真正愿意为创业付出一切的人，除非面对死亡和牢狱之灾，否则没有什么能让他们停下来。

　　他们看起来像是美国的精英统治阶层吗？他们是否来自以下美国特权阶级的“群岛”：马里兰州舍维沙斯、伊利诺伊州内特卡、加利福尼亚州蒂伯龙、纽约州斯卡斯代尔，又或者加利福尼亚州维塞利亚、华盛顿州奇曼康？他们上的高中是不是以某位总统或者宇航员命名？他们的学校名字里面是不是带有“日间”或者“预科”字样，又或者被冠以某个宗教相关的或者典型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名字？如果是，那么他们就是在玩一个漫长的为自己逐渐累积社会资本和个人品牌的游戏，就像蚂蚁为冬天储备食物。他们是如何进入备受呵护的科技界精英阶层的？是坐着上层人士的观光巴士，从常春藤名校一路挤进咨询或金融界，耗尽了气力，还是从偏远山区一路打拼，靠着无畏的努力和速战速决才在这里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后一种人令人敬畏，至于前一种人……没什么了不起的。

　　在和这些能决定你未来财务状况和子女命运的人见面前，你最好变得比他们的母亲还要了解他们。他们要什么，是钱还是权力？是以不同形式获得社会认可，还是只要个人生活舒适就行了？了解这些，你将能准确预估他们90%的最终行动。

　　什么，这些偷偷摸摸的调研让你感觉怪怪的，甚至不道德？我要说明一下，这些可都是公开的记录。做这样的调查，你没有触犯任何法律。

　　说回AdGrok与Twitter的第一次约会。

　　杰西卡，当时Twitter企业发展部的唯一成员，曾代表斯坦福大学参加全国大学生运动员协会长曲棍球第一梯队的比赛。她在西雅图长大，父亲是西雅图的一位内科医生。她家住在华盛顿湖旁边一座拥有5个卧室、3个卫生间的房子里，一个有钱人的社区。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她上的高中名字里有“预科”二字。好吧，西海岸的士绅阶级。如果你想知道的话，社交网站记录还显示，她在和一位Twitter工程师约会。这位工程师（剧透预警！）正是接下来会面试我的人。

　　当时Twitter的办公室还在一座不起眼的不是很高的办公楼里，位于福尔瑟姆街上，在第三街和第四街之间，离AdGrok只有几个街区的距离。我选择步行前往。沿着一条风景如画的路线，我进入一条背阴小巷，穿过布兰南街，路过一家菲律宾共济会教堂（在旧金山，你时不时会见到这种神奇的前科技时代文明的遗迹），来到南方公园正中心线的位置。

　　作为都市沙漠中的一块绿洲，南方公园能让你想起伦敦某些社区里小而幽静的公园。这不是巧合。19世纪50年代修建的南方公园，正是模仿了伦敦那种舒适的联排公寓和公园的城市规划。

　　一条环形公路围住了这个草地茂密，带树木、长椅和一小块不怎么和谐的儿童游乐场的公园（之所以不和谐是因为这片社区方圆500米内没有一个小孩子）。2011年，这附近是旧金山创业浪潮的中心，创业公司的标志从四周建筑物二楼的窗户里不断探出头来，也出现在午餐时间成群结队外出觅食的程序员的T恤上。一些设计和建筑公司，在不断上涨的租金的压力下，依然顽强地活了下来。是它们在20世纪90年代科技潮爆发之前赶走了这里的流浪汉和瘾君子，士绅化了整个市场街南区。

　　我来到了第三街和福尔瑟姆街的交叉路口。下一个路口就是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那里没有什么令人激动的永久收藏品，但由瑞士建筑师马里奥·博塔（Mario Botta）设计的这座建筑本身非常漂亮。这座博物馆是旧金山为数不多的严肃艺术场所；除了它和旧金山交响乐团以外，这座城市就是个文化沙漠。但有了Google谁还需要画家高更呢？

　　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对面是以旧金山前市长乔治·莫斯克尼（George Moscone）命名的莫斯克尼中心。1978年，他在位于市政厅的办公室里被人刺杀，一同遇害的还有加州第一位公开同性恋身份的民选官员哈维·米尔克（Harvey Milk）。莫斯克尼中心是一座巨大的跨越两个街区的综合体，你能想到的几乎所有主要的科技会议都在这里举行。甲骨文、苹果、Salesforce、Google都在这里举办过产品发布会。一些小众的垂直行业会议，比如GDC（游戏开发者大会）、JavaOne（编程语言Java大会）和RSA（网络安全大会）也都在这里举行。如果你加入科技行业，总有一天你肯定也会挂着系带上印着公司名字的胸卡走进这些安排紧凑的资本主义大会演里，在演讲舞台上的新产品发布、亲民的“炉边夜话”和临时搭建的宣传棚之间应接不暇。

　　我左转进入福尔瑟姆街，在这条街上走了一半后进入了位于福尔瑟姆街795号一栋平庸的浇灌混凝土大楼的毫不起眼的大厅里。Twitter当时只有两层楼，但是将来它会入驻其他大楼，它正处于逐渐扩张之中。穿着制服的保安守在前台，这里一共设置了两层安检：第一层在底楼，你在这里会拿到一个写着你名字的胸牌，并被带到通往指定楼层的指定电梯；到达指定楼层后，楼上的前台会收走你在大厅领的胸牌，再给你一张Twitter的出入卡。这张卡片上印着一个会随时间褪色的戳记，几小时之后这个戳记就会消失不见，以免有人留存此卡重复使用。这样的安保措施对于声名在外的大型创业公司来说是标配，作用在于防止记者和狂热的信徒闯进办公室偷拍办公区域或者偷听秘密谈话。在一种人们会穿电子游戏中的衣服出现在正式会议的文化里，安保问题在尚有一点自知之明的科技公司里是少有的会被严肃对待的事情之一。

　　基于礼节，我被要求在一份保密协议上签字。这份协议要求我不得泄露任何在Twitter的内部见闻，不管是技术问题还是对某个人的观察，我甚至连茶水间壁纸的款式也不能说，否则就算违法。

　　然后我等待着。一些看起来穿着过分精致、神情紧张的人也和我一起等着，他们可能是等待面试的求职者。我们面前的茶几上放着几本厚厚的大开本咖啡桌读物，一本是关于数据科学新世界的充满艺术气息的巨著，一本是风光摄影集。整个前台区域由雅致的再生木材板装饰，Twitter小鸟的形象无处不在，甚至在前台旁边茶水间里的优雅的黑色咖啡杯上也能看到。

　　杰西卡出现了，她看起来和网上的资料照片一模一样，脸上始终挂着微笑，浑身充满能量和感染人的热情，一看就是长期运动的人，她体内的内啡肽值肯定已经达到人类极限。

　　“午饭前先转一圈怎么样？”她提议道。

　　我怎么好意思拒绝呢？穿过办公区，我们绕远路往餐厅方向走去。

　　就办公空间来说，Twitter符合一家旧金山成功创业公司的标准。长排的共享书桌上散布着每位员工在科技公司的基本装备：巨大的显示器、艾龙牌人体工程学座椅、零星的几本书和一些个人物品。Loft风格的天花板露出清水混凝土，一捆捆亮蓝色网线沿着铸铁材质的水管伸向远方，还有刻意做旧的钢木家具。合成材料制成的假雄鹿头以及那些噩梦场景般的鸟群——不是Twitter的标志小鸟，而是真正亨特·汤普森（Hunter S. Thompson）式的迷幻场景——通常由不同色阶的蓝色蜡笔画在光秃秃的墙上。公司的餐厅延续了这种扬扬自得的装饰风格，但此刻我已经找不到别的可爱的方式来描述你在高档家居店能见到的东西了，所以你可以自行想象。

　　后来我得知，Twitter创始人兼CEO埃文·威廉姆斯的老婆——萨拉·莫里什奇（Sara Morishige）就是一手打造了这家公司一致的设计风格的人。那些所有人只会称兄道弟的科技公司，可做不出这么连贯的设计。

　　Twitter此时约有400名员工，以大科技公司的标准来说，这算是相对较小的规模。他们的营收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尽管如此，餐厅里依然摆放着流行的健康食物，从自制烟熏牛肉三明治这种家常食物，到轻煎金枪鱼配绿色蔬菜这种更洋气的食物，一应俱全。我随便选了个离我最近的位子坐下。

　　我向杰西卡简单推销了一下AdGrok，并描述了一番我们成功的产品发布和未来的规划。我们愉快地交换了一点关于我的博客文章的意见，她是这个博客的忠实读者。我们之所以认识，就是因为她在看到一篇广为传播的博客文章后在Twitter上关注了我，我报之以相互关注，并和她私信聊了几句。

　　在这次有礼貌但没成果的午餐会快结束的时候，那个最终帮Twitter赚了很多钱的男人出现了，这次幸运的邂逅开启了接下来的一系列重要事件。高个子，发型和着装都很精致，即使在这家比普通公司更看重外表的公司里，亚当·贝恩（Adam Bain）也十分耀眼。他是Twitter刚刚从福克斯传媒集团挖来的高管，此刻正是大家八卦的对象。他领导了默多克的新闻帝国在数字时代追求赢利的所有努力。在这样一个满是死飞自行车和刻意做旧的木工的世界，他是负责看管收款机的成年人。

　　杰西卡向我们介绍了彼此。

　　“所以你们在做什么来着？”他问我，看来他打算从他一天的宝贵时间里匀出一分钟给我。

　　这让我突然一慌，我才想起我没有把装有AdGrok的笔记本电脑带过来，所以没办法现场演示我们的产品。

　　太失败了！

　　随时做好收盘的准备啊，蠢货。

　　但我也不是没有解决办法。

　　MRM，我们充满无限创造力的工程师，懂得如何用6种不同的方式挖掘同一段代码的价值。他为GrokBar编写了一个由AdGrok自己托管的演示网站，这样我们的产品就能在任何机器上演示，包括平板电脑和手机。

　　“我能用你的笔记本来演示一下吗？”我问道，指了指他半合拢的笔记本电脑。他像拖着一条儿童安全毯一样地随身带着它，就像你常见的经理级高管们会做的那样。

　　“当然。”

　　拿过来贝恩的电脑，我向他演示了GrokBar的主要功能，指给他看上面华丽的绩效图表和迷你折线图，所有这些都能在浏览我们的样板电商网站时优雅地自动更新。然后，我用了大量营销界的甜言蜜语来总结产品的现实状况，好让这一次推销更容易下咽。这次巧遇就这样结束了，他接着去开他的下一个会议。

　　杰西卡送我出门，一直送到前台。我走出门的时候，门口的保安像是夜总会门口收拾醉汉的门卫一样，毫不客气地收走了我印有自动褪色墨水的胸牌。

　　回到AdGrok办公室，阿吉里斯正在一个人辛勤地工作。MRM最近频繁选择在家工作，这已经让人感到有些不安了。他说这样可以省下从他的海边小镇到办公室的通勤时间。他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借口，但我和阿吉里斯都不怎么信他（阿吉里斯尤为不信）。绝望之谷中似乎已经出现了第一个受害者。

　　“和杰西卡的午餐进行得怎么样啊？”阿吉里斯心不在焉地问道，盯着屏幕连头也没有抬。

　　我站到阿吉里斯身边吸引他的注意力。“你觉得咱们把公司卖给Twitter怎么样？”

　　2011年3月22日 星期二

　　午餐会后，杰西卡发来一封邮件，正式把我介绍给Twitter的两位重要人物：凯文·韦尔（Kevin Weil）和亚历克斯·罗特（Alex Roetter），两位都是新近成立的广告团队的工程师。第一次和杰西卡见面时我对这家公司产生的奇妙好感显然获得了回报。在介绍我时，她说我是值得他们二位马上聊一聊的“大牛”。

　　希望我在这本书里的多次澄清已经说得足够清楚，我的科技业职业生涯可一点也不牛。我那有限的成功不过是一系列的机缘巧合，外加必要的时候我可以义无反顾地当一个小人罢了。之所以要在这里再次强调，我是想说明，大公司对小公司如滚雪球般增长的兴趣，像极了人们在面对新感情、新爱好、新房子或者新车时失去理智的沉迷。的确，是勾引你的人在那里搔首弄姿，但最终做决定要不要发起并购交易的还是你自己呀。

　　和凯文友好的邮件往来带来了又一场午餐会，这次是和整个团队。AdGrok总部全员出动，离开我们的狗窝来到了Twitter，大家都有点紧张，不知道迎接我们的是什么。经过同样严密的安检，我们坐在了Twitter主餐厅里的一张圆桌旁边，身边是繁忙的午餐人群。

　　凯文·韦尔是哈佛学院的最优等毕业生。和我一样，在坐上科技行业这辆过山车之前，他放弃了读到一半的物理学博士学位（但他在斯坦福大学读博）。亚历克斯·罗特在Google工作多年，曾是AdSense的创始成员。两位都是广告团队的“直线经理”，即科技公司真正指挥地面部队作战的人。他们二位和AdGrok的小伙子们一接上头，话题就很快转向AdGrok目前面临的技术挑战：如何扩展我们的后端，以及最重要的，如何和Google有时候极为烦琐的广告API打交道。我的队友们分享了他们和Google广告系统文档里没有记录的各种怪异细节打交道的经历。

　　API的全称是“应用程序接口”，指一家公司对外开放的一系列函数和子程序，以方便外部机构在其服务的基础上搭建属于它们自己的第三方服务。

　　例如，Twitter的API允许开发者做一个工具来采集你所有的推文，然后优雅而实用地展示它们的影响力数据（例如，转发和收藏数）。就现实意义来说，API就是隶属于不同公司的计算机彼此通信的方式。就广告系统来说，它是第三方开发者为有经验的营销人员搭建广告管理工具的基础。Google和Facebook这些大型广告平台的原生界面因为主要面向小广告主，所以常常太简单，不够有用。于是广告API就成为非常重要的赢利策略，因为很大一批收入都不得不通过API流入。故事进行到这里，Twitter还没有广告API。它甚至都没什么广告，仅仅在一年前发布了“推广推文”而已。外界普遍猜测它早晚会开发一个广告API，凯文的工作重心似乎证实了这一点。

　　突然，坐在我右边的凯文打断了这些技术闲聊，看向我说：“也许你们应该为此加入我们。”

　　“加入你们？怎么加入？”我问道。

　　“比如我们把你们买下来啊。”凯文微笑着回答。

　　虽然和杰西卡的午餐会后我多少对此有点预感，但当一位Twitter工程师真正开口说出这个提议时，这感觉还是很不一样。

　　“那我们就得好好谈谈了，凯文。”我回应说，趁着我还能说出话来。

　　回到AdGrok的小窝，我们坐下来仔细回味了一下这件事。这可是我们第一次在半严肃的语境下听到“收购”这个词。作为彻头彻尾的新手，我们对这样的事情自然毫无经验，所以我决定把这个消息告诉一些我们信任的，或者至少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的人。

　　第一封邮件我写给了PG。和预想中一样，他不看好整件事情，认为这是一种干扰，建议我们直接无视它，然后学会说不。他是对的，任何只要还过得去的创业公司在成名的路上都会收到几个收购邀请。我用“邀请”这个词其实是不太准确的。一些公司会提出收购的可能性，但通常来说整个过程不过是一个占用创业者时间来调查其公司的借口罢了。大公司通过和创业公司互动来了解市场的最新动向，以防范被新兴玩家突袭的风险。PG私下里还建议我最好不要让队友们知道任何有关收购的接触。

　　然后，我给萨卡也发了条消息。

　　此刻AdGrok和萨卡的关系已经冷却了很多，我却不知道这是为什么。Adchemy之战开始的那段时间，我们和他还有一些邮件往来，之后他就没声音了。他无视了我们发去的所有邮件，包括我们希望他帮忙给我们和他的前雇主Google牵线的请求，以及一些其他的事情。萨卡对AdGrok来说就像是一个不存在的人。在这一点上，拉塞尔与纳拉辛和他很不一样。他们每周甚至每天都和我们有交流，甚至还出席了我们第一次在业界会议上的公开亮相，来给我们加油打气。

　　不过这一情况马上就会得到改变。

　　在我给他发去消息的几分钟内，萨卡给我打来电话，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告诉了他这份凭空出现的收购邀约。他挂断电话，过了一会儿又打了过来，告诉我们他打探到了关于这次午餐会的实情：很明显凯文只是一高兴说漏了嘴，根本还没有人正式同意这场潜在的并购案。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萨卡随时会打来电话，常常是从出租车后座上打过来的，他甚至还会在凌晨两点发来短信。我们对他突然回心转意的行为感到迷惑不解，也不是很乐意就这样把我们的命运交到现在这样专横的他的手里。虽然我们融资期间他帮了不少忙，但现在他想要的信任已经超出了他之前对我们的付出，尤其是在我们最努力、最需要人信任的时候。萨卡是一位职业投资人，要帮别人管理投资，肯定有他自己的事要忙。这和拉塞尔·西格尔曼这样的投资人很不一样，更不要说和我们了。

　　还有一个细节我之前提到过，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克里斯·萨卡是Twitter最大的持股人之一。他投得很早，据传后来还有几次增投。华尔街传说他曾帮助摩根大通在2011年2月从Twitter的创始人和员工手里通过私下交易买走了10%的股份，以（相对来说）惊人的每股21美元的高价。萨卡可以说是Twitter的人，随时随地叫卖着这家公司的股份，掌握着每一条关于Twitter的最新八卦。

　　如果要找一个人来引导我们走下一步，萨卡再适合不过了。但问题是，我们可以相信他吗？

　　2011年3月23日 星期三

　　“听说你们的午餐会进行得还不错？要不要再过来见见亚当·贝恩？”我们与凯文和亚历克斯的会面结束不久，杰西卡就发消息来问我。

　　这自然是一个让我们无法拒绝的邀请。

　　第二天，再次通过了Twitter严格的安检，走过了咖啡桌读物、紧张的面试者和昂贵的室内装饰之后，我又一次见到杰西卡。

　　她带我走了约莫30来步，把我安顿在一间会议室里，让我稍事等待。

　　她的快速消失清楚地表明，这是我和亚当的一次“让我认识你”会议。

　　20分钟过去了。我开始有点不耐烦。我从来没有为一杯啤酒等这么久，更不要说为等人开会了。

　　“嘿！”亚当·贝恩开口叫我，他的头从门口探进来。

　　他来了，只探了半个身子进来，用手抵住身后的玻璃门不让它关闭。

　　“Lady Gaga（美国女歌手）来了！”他以一种青少年“粉丝”蠢萌的语气说着。他的手指向过道尽头的大型阶梯式演讲区，一大群Twitter员工正聚集在那里。

　　谁是他妈的Lady Gaga？

　　声明一下：在流行文化方面，我很有可能是你见过的最老土的人。我从来不看任何与“电视”二字沾边的东西。我从不听你们听的所谓的“音乐”（我管它叫噪声）。对我来说，周五晚上最让人兴奋的活动是一边喝比利时修道院啤酒一边惆怅地阅读米歇尔·维勒贝克（Michel Houellebecq）的小说。可以的话，来一次辛苦的床上运动也不是什么坏事，但我与其他人类的文化交流也就仅限于此了。

　　而且，由于和引擎与枪支打交道太多，我的听力不太好。我有严重的耳鸣，耳朵里总是有一个高音连续不断地在响，这已经成为我日常生活的背景音。最后，很早我就从我的姨姥姥兼钢琴老师那里痛苦地了解到，我完全无法区分音调。

　　总而言之，对于目前市场上有哪些跳舞的猴子在娱乐大众，我一无所知。

　　我对亚当回以那种没听懂笑话的人的礼貌微笑。

　　亚当在狭窄的会议桌旁正对着我的椅子上坐下。在之后的45分钟里，他向我阐述了他对Twitter应该怎样赢利的看法，以及整个公司当时在这方面的理解。

　　我不得不说他把想法讲得很透彻。就像那些最优秀的推销员一样，他说话圆滑但又不会让人觉得油腔滑调。

　　这次长达一小时的会议给我的印象是，如果有人可以从每周几十亿条推文这块大石头里挤出什么钱的话，那这个人就是亚当·贝恩——这当然也获得了历史的证实。

　　剧透预警！如果你喜欢悬念、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或者渐进式的角色发展，请不要继续阅读。

　　我的Facebook上的一半好友，之所以我还留着他们，仅仅是因为我想看看当年我对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和他们的人生将怎样发展的推测是不是正确的。这包括我很早之前认识的高中同学或前同事。我把他们从时间线里屏蔽了——我不需要每周看到他们的小狗或小孩的照片，但每隔一两年，当某个褪色的回忆突然又闪现在我脑海里的时候，我就会打开Facebook，翻看他们的最新动态。你曾经暗恋过的女孩最后嫁给了谁？那个喜欢装腔作势的同学有没有成为你预感中他会成为的谄媚的小白领？

　　以我这个事后诸葛亮的智慧，我可以为你提供你刚刚认识的这群Twitter人在这类问题上的答案。

　　凯文·韦尔成了Twitter的产品总监，为Twitter规划产品愿景和路线图。亚历克斯·罗特成了工程总监，掌管这家科技公司的引擎室以及其中一排排忙碌地敲着代码的工程师。

　　亚当·贝恩当上了COO，负责公司日常事务和销售部门。杰西卡·韦里利获得企业发展总监一职，手握行军令和一大本支票簿，到处寻找可以被收购的技术和人才。

　　一家公司该做什么样的产品（产品部高级副总裁），怎么做这些产品（工程部高级副总裁），产品做好后怎么运营（COO），以及收购哪些其他公司（企业发展）：这些都是一家大型科技公司最核心的职能部门。我们在2011年那短短48小时内见过的广告团队成员，在2015年，全部成为Twitter的领导核心。

　　这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但其实不难理解。

　　如果一家科技公司的商业模式是在面向用户的产品上别扭地强行插卖广告，那他们的广告团队往往会是整个公司里最弱的部门。广告被看作必要的恶，营销也不是一件可爱的事，所以那些才华横溢的应届毕业生不会想要加入。充满抱负的CEO不在乎赚钱，只在乎用户体验。他们靠盯着统计用户行为的控制面板，而不是营收报表来管理公司。能让随时命悬一线的产品使用量再度活跃起来的大胆设想总是被一路绿灯放行，甚至能得到CEO钦点的资源。与此同时，就像是保姆无奈地追着顽皮的小孩，广告团队被动地围绕着在产品开发过程中形成的设想，绞尽脑汁思考怎么才能用它们赚钱。

　　但Twitter不一样。他们的广告部门其实是这个组织内部最有活力、最自信，也最忙碌的团队。Twitter的核心产品这么多年一直没什么变化，但广告团队已经不紧不慢地上线了许多新产品。他们有时候慢竞争对手（如Facebook）一步，有时候快人一步，但总是在马不停蹄地做事。另外，广告部也推动公司管理层做出了几个野心十足（大到惊人）的广告技术领域的收购决定。

　　这样的广告团队能成为全公司的领导者，不管这在以消费者为核心的互联网公司多么独树一帜。这也不是什么特别令人意外的事。

　　2011年3月25日 星期五

　　当Twitter发给我们那份创业阴谋的必备文档——企业合作保密协议时，事情才算进入了正轨。这样的文件相当于商务往来领域的Snapchat（色拉布）消息：你可以瞅一眼，但看完之后这条消息就应该从你脑海里永远抹去（或者至少不要让别人看见）。

　　这件事越来越真实了，我们需要找个律师。不是殡仪员或者特德·王那种诉讼律师——我们也不想再度测试他们二位的慷慨度了，我们需要的是一位精于企业治理之礼仪的律师。

　　碰巧的是，几周前，我刚好有点担心我们公司的法律文件。公司注册的手续是我自己办理的，因为我没法指望队友们来处理现实生活中的任务——房租、工资或任何需要和官僚体制打交道的事情。但是，当然了，我自己也不完全清楚我做了什么。我用YC提供的默认模板表格，在金考快印店把所有文件传真了出去。从预注册公司名到收到特拉华州的确认，整件事大概只花了我两个小时。假如我们真的能坚持到A轮融资或者被收购，法律方面的事务还是得再理顺一些才行，不然如果我不小心漏掉什么，最终影响到交易就不好了。

　　很久以前，我们有幸结识了Twitter收购的第一家公司Mixer Labs（搅拌机实验室）的创始人。这是一家基于地理定位技术的创业公司，其有一位创始人埃拉德·吉尔（Elad Gil）是YC投资人之一，也是著名博客作者。他对早期创业游戏雄辩的论述和深入的见解，常令我击节赞叹。另一位创始人叫奥斯曼·拉腊基（Othman Laraki），曾经是Google的产品经理，当时是Twitter业务增长团队的一员。两位后来在Twitter都升到了副总裁的职位，也都在企业并购和创业领域有丰富的经验和精明的智慧。他们也是创业圈社会资本的热心交易者，曾多次抽时间免费为我们提供咨询和建议。

　　通过他们，我们又认识了米切尔·朱克利（Mitchell Zuklie），他是硅谷十分重要的奥睿律师事务所的一位大人物。一通热情无比的电话后，他安排他的初级合伙人哈罗德·余（Harold Yu）为我们做了一次法律体检。当然了，这次服务是免费的。和硅谷其他最优秀的律师事务所一样，他们喜欢放长线钓大鱼，是“首次免费”这种商业模式的坚定贯彻者。他们十分清楚我们接下来要用到很多价格高昂的法律服务，所以不需要任何别的说明，只要有熟人把我们介绍给他们，再加上YC的名号，仅仅在与我聊了半个小时之后，他们就决定礼貌地请求我把注册公司的文件发给他们。后面一个星期里，我和余打了无数个小时的免费电话，讨论我们的法律体检报告。

　　方便的是，米切尔·朱克利和奥睿也是Mixer Labs的公司法律顾问。因此，他们对充满机关算计的并购业务可谓驾轻就熟，对于Twitter的玩法尤为有经验。他们真是完美的律师人选。下面我再对创业新人提一点小建议：不要在律师费上省钱。签大合同或者进行并购谈判时的一点小失误，就可能给你造成好几百万美元的损失。那足以决定你是和超模女友在西班牙海岛度假，还是去拿一个在甲骨文当产品经理的安慰奖（在那里你的交通补贴也要交税！）。拿起你能买到的最好的法律武器，如果买不起，你可以试图说服他们接受金钱以外的东西作为报酬。律师们法律学得好并不代表他们在商业方面也很聪明，你尽管用花言巧语引诱他们吧，只要他们肯为你干活。

　　我给奥睿发去那份保密协议，让他们看看虚实。也许这只是一份模板文件，但它是我们收到的第一份公司间保密协议。信任是好，但充分的验证也必不可少——别忘了在床底下藏一把上了膛的枪。

　　回顾一下16—19世纪的欧亚政治，想想看今天和历史已经是多么不同。

　　那时候，西欧文明尚未取得支配全世界的地位，阿拉伯世界也还没有急速衰落。不要忘了，直到1683年土耳其炮兵还能把维也纳当作演练的目标。是最后时刻组成的防御同盟才把阿拉伯人阻挡在巴伐利亚门外。欧洲国家曾经寻求潜在的亚洲盟友来对付别的欧洲国家——比如1807年拿破仑治下的法国联合伊朗对付英国，其他中东政权也多次参与欧洲事务。现在人们对这一切可是连想都不敢想。

　　在这个世界里，欧洲国家与伟大的中东大国，比如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帝国，是平起平坐的关系。其中不可避免地充斥着外交上的惺惺作态和两面三刀。在这场壮观的文明与文明的大对抗里，有一个重要角色，那就是被称为“卓戈官”的译员们。他们不仅仅是译员，也是文化的媒人。他们时常为了达到某个特别的外交目的有选择性地（甚至故意错误地）翻译来往之信函（而通信双方对此一无所知）。因为他们，奥斯曼朴特（奥斯曼帝国的最高会议）以宗主国的语气向维多利亚女王发出的颐指气使的问候，被转述成说给尊贵的伙伴听的语气缓和的外交辞令。当维多利亚女王以傲慢的语气回信时，“卓戈官”也会加上一层东方君主期待听到的屈从感。

　　当然，如果涉及签署合约，事情就变得复杂了。因为问题不再是改一改语气就能解决的，而是涉及对于地缘政治之实质影响。这时候，“卓戈官”和他们的手下会发现自己已深陷错综复杂的麻烦之中。虽然合约文件本身可以按照约定使用任何一种外交语言来签署，但当用合约订立者的母语翻译给双方时，合约就可能出现两个模棱两可的甚至不一致的版本。

　　所以你看，我们有两种类型的翻译错误：为了促成交易而故意制造的错误，那其实是一种外交的润滑剂；另一种是因为翻译工作的复杂性而产生的错误，这种错误更为严重，因为双方可能因此怀疑自己是不是同意了不同的事情。

　　硅谷和这个世界几乎完全一样，我们也有自己的“卓戈官”。

　　当一笔交易真正开始运作时，事情会多出来一些约翰·勒卡雷式的神秘感。每一笔交易都同时存在两个交流渠道：一个是正式的渠道，它常以邮件和附件的形式存在，连接的是创业公司的创始人和提出收购邀约的公司的企业发展团队，偶尔也会包括相关产品团队；另一个是非正式的秘密渠道。我一时想不到更好的词来描述它，我们姑且就叫它“密谋”。

　　这样的密谋要么通过电话，要么当面进行，从来不留下邮件或消息记录。补充一个法律小知识，在加州，通电话的时候录音是非法的，一般来说这样的录音既不能作为司法证据提供给法庭，也不能用于发起针对刑事犯罪的搜查令。所以一旦密谋开始，在这样一个99.9%的通信需求都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短信、社交媒体这些异步渠道满足的创业世界里，人们突然就回归了传统，每次沟通都要躲在紧闭门窗的会议室里轻声细语地打电话。这其实是一个你马上就要发财的征兆，因为与之相反，如果你们还在用邮件沟通的话，交易实际上还八字没一撇呢。

　　密谋渠道的部分情节类似于冷战背景的谍战剧，也部分类似于你在四年级时向全班宣布你要在第六节体育课后亲吻贝姬·沃克，人群交头接耳、传言四起的情形。随着事件的不断推进，这出戏越来越幼稚，最终让你相信（说得好像已经在创业路上走了这么远的你还需要更多证据一样），人类，即使是经济条件上已达到相当高度的精英人类，实际上都是没有安全感的小朋友，扮演着不符合自己本性的大人的角色。

　　如果这是在华尔街，一旦涉及上市公司，我们这些即将被收购的创业者、创业公司员工和投资人，卷入了这样一个盘根错节的给特定的人打电话的游戏，传播内部信息，且抱有明显的获取私利的企图（不管所谓私利是实际的现金还是个人影响力），那此刻的我们肯定已经锒铛入狱，或者至少被起诉了。然而从一开始我们就明白，在硅谷，没有人会管这些，在这里这一切都太普遍了。你在一笔交易里的角色，要么是参与其中，要么是没有参与。如果害怕因为违反保密协议而被开除，那就别参与这笔交易。但这里没有人站在道德高地鄙视你，也没有任何法律规定你不能这样做。

　　鉴于我们进入了一个道德的灰色地带，在这里我有必要引入一个本回忆录中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复合角色”。我刚才已经点名了几位Twitter内部人士，其他没有点到名的一些人也曾参与这笔交易。如果人人都有罪，那么就没有人有罪。因此，从现在开始，任何曾向我们透露信息的Twitter内部人士或其他利益相关者，不论他们是出于人情还是单纯想完成这笔交易，抑或出于一些我们无法揣测的私人原因，我都将给他们一个共同的名字——“深推”（Deep Tweet）。

　　是的，深推。

　　深推给了我们现在内部公认的Twitter的实际估值，以及它最近以何种条件融到巨款，我们获得的股份占Twitter可以拿出来交易的总额的多少，董事会内部是如何工作的，为什么Twitter会给外面的人一种可怕的完全失控的印象（答案：因为他们内部确实完全失控了）。董事会和管理层的斗争，通常以无用的董事会会议的形式呈现，其间每一位叫得出名字的董事会成员都带着他们的随从和跟班。埃文·威廉姆斯和比兹·斯通（Biz Stone）都已不再过问具体事务（事实上，两人都在两个月以后离开了Twitter）。产品副总裁贾森·戈德曼（Jason Goldman）离职后产品部门群龙无首。Twitter有每一个突然经历意想不到的高速增长的科技公司都会遇到的内部管理的混乱，然后他们再悄悄把这些问题埋藏起来不让外部世界看到，对外继续保持完美无瑕的形象，随时准备诱导记者陷入叙事谬误的陷阱。

　　道德高尚的读者们可能要问了，这样做公平吗？

　　很遗憾，创业这场游戏并没有昆斯伯里侯爵制定的比赛规则。创业者们，你们就像歌利亚眼前的大卫，1948年阿以战争期间刚刚建国的以色列，阿拉莫战役时的克洛科特，温泉关战役时的斯巴达人。请尽管选一个你最喜欢的绝望的、寡不敌众的比喻：故事的主角就是你。若要按纯粹理性，创业公司都应该在诞生前就死掉才对。所以，如果打算收购你们的公司里有人受了委屈，在酒吧喝酒时被你搭上话，透露了一些小秘密，你应该为他再买一杯酒，把耳朵靠近一点仔细聆听。你不能放弃每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

　　为体现本地特色，这些与深推的会面，都在哪里举行呢？除了那些无法追踪的电话记录以外，我们偶尔也会见面聊。其中一个见面地点是哈里森街的地震中心咖啡馆，位于第三街和第四街之间。

　　有意思的是，它旁边就是一家公立精神病诊所，里面住着有严重精神问题或毒瘾的人。它的另一边是市场街南区的全食超市，里面有收入过高的信息技术从业者（也包括为你写作本书的谦卑的笔者）最爱的健康有机食品。当你沿着哈里森街来到地震中心咖啡馆，如果是从西边来，你会撞见创业公司的嬉皮士们豪掷6美元买一瓶有机芦笋汁；如果是从东边来，你会撞见神志不清的病人们以为法国斗牛犬在策划天大的阴谋杀死他们。一般情况下，由于这里流行颓靡的审美风格，你并不能马上分辨谁是科技界的嬉皮士，谁是无家可归的瘾君子。（不过没心没肺的市场街南区老手会开玩笑地告诉你，用安卓手机的是无家可归者，用苹果手机的是科技界人士。）

　　地震中心咖啡馆对深推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它其实是一个非官方的Twitter办公室以外专属Twitter员工的咖啡馆。当时的Twitter总部就在这家咖啡馆正后方的福尔瑟姆街上。咖啡馆的后门可以直达Twitter办公室，所以你的线人可以无所顾忌地在这里等待你的到来。你可以点一份和我的灵魂一样黑暗的西海岸烘焙咖啡，身边围绕着硅谷常见的阿斯伯格综合征人群——专注地敲着苹果电脑的程序员，和深推进行一场深入灵魂的亲密交流，讨论你如何在科技丛林里披荆斩棘。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描述过的地理信息，整个旧金山的创业圈，全部位于市场街南区第一至第八街，和国王街至市场街之间。这是一块被爆破拆毁的工业区，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零星点缀于此的廉价旅馆还被瘾君子们占据。现在，这里是全球科技行业的练兵场。

　　停下来想一想，这遍布人类排泄物的街道为全球扩张的科技业提供了多么肥沃的土壤。Twitter为政治上的不满情绪和极端主义提供了传播平台，国家领导人因丑闻而下台，一些中东国家的政府被暴力推翻，整个地区变得动荡不堪。

　　作为本地创业公司的Airbnb也在这里起飞，现在连巴塞罗那和柏林的房地产业也受到冲击。这些城市拥有200多年历史的布尔乔亚之财富，承受住了佛朗哥和美国空军轰炸机的蹂躏，却被一群住在高价翻修的旧工厂里的野心勃勃的极客和设计师玩弄于股掌之间。

　　如果Uber这样的本地应用做大，巴黎和墨西哥城的出租车司机会发生暴动，从车窗里扔出砖块来。若Uber最终获胜，马德里出租车司机的老婆们将坐在家里哭泣，不知道下一顿饭要从哪里来。

　　这就是顶级科技从业者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企业家精神最严肃认真的体现。如果你也想加入这场战斗，你最好做好从熊屁股上咬下一块肉的准备。 经济增长新动力（套装共12册）